贵州大学黄侃教授

Ⅰ 觉醒年代里出现的鞠躬回礼，在现代有被淡化吗

《觉醒年代》中的鞠躬回礼在现代确实有被淡化但还不至于完全消失，只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处不是那么过度关注这些繁文缛节，而是将复杂的礼仪文化演变成了握手、拥抱等等简单的动作。在《觉醒年代》中北大的学生和教授们将礼仪之邦的美名成功演绎了出来，这种礼仪是在学术上存在不合发生争吵之际，也不忘以礼相待的一个态度。

之所以说鞠躬回礼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是被淡化而不是消失，是因为一些职业还保持着这样的礼仪。比如酒店门口的礼仪小姐，每当客人进来的时候都会说欢迎光临并附上鞠躬礼，还有空姐空少等服务行业就特别注重于鞠躬这样的礼仪。

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被其他国家称为礼仪之邦，这种礼仪文化是从古至今繁衍了几千年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说丢就丢，只是选用了较为简单的方式让它更加贴合我们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Ⅱ 黄侃是喷子祖师爷，人称“三疯子”，为何鲁迅自叹不如

古往今来，但凡身负大才者，性情常常自负，行为往往乖张，无论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嗜酒佯狂的竹林七贤，还是“裸身骂曹”（曹操）的祢衡，无论是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的李白，还是“好洁成癖，爱石成痴”的“米癫”米芾，他们天真率直，我行我素，他们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他们肆行无忌、藐视权贵，他们畅言无忌、口无遮拦。

有人将他们称为才子，也有人将他们称为“疯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这样三个学人，他们在学术上属于顶级大师，在言行上也是顶尖异类，被人讥为“学界三疯子”。

年轻的鲁迅

鲁迅与黄侃一样，一生骂人无数，但二人却没有在学术上直接交锋过。

对于这位与老师章太炎一样疯的“黄三疯”，鲁迅的评价有褒有贬，褒中有贬，贬中有褒。

鲁迅也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这位大师兄有些事情做得是大跌眼镜，尤其是在对于女人的问题上，说他道义上有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不过，大多数时候，鲁迅还是非常佩服他这大师兄的，曾多次由衷感叹，黄侃是国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不仅对他佩服有加，而且常常自叹不如。

黄侃曾有一句传世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他也确实在五十岁之前没出版过任何一部著作，他的恩师章太炎曾经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他往往当成耳边风，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过度饮酒不治身亡，年仅49岁。

黄侃虽然有生之年从未著书，但他在学界，比很多所谓著作等身的人都名声大，有成就，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著作而被海内外公认为“国学大师”的人！

Ⅲ 民国北京大学怪才教授黄侃，讲课不按章法，为何称黄疯子

教育是每一个国家都极为看重的点，尤其是学校的教育，而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方式都不一样，就比如被人们称为“黄疯子”的民国北京大学怪才教授黄侃，上课从来不按照当时其他老师的章法而被称为“黄疯子”，但是却有他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是给当时的学生一个新的想法。

但是我们要注意他可是这门多大学的知名教授，事情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这门简单；他的想法其实是让当时的中国学生有自主学习思考的能力，到了大学不能什么都依靠老师，要自己有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念，这点可以在黄侃死亡之前，手指还指着答案之处，就是告诉当时学生们问题的答案看出。

Ⅳ 黄侃的生平简介

黄侃，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 和《广韵》 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黄侃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有一所黄侃图书馆。
治学之余，藏书丰富，藏书3万册，因南京沦陷而精华散尽。目录学家汪国垣记其“唐以前类书和丛书较多，至集部则选择颇严”。1947年其夫人黄菊英将藏书5 000册捐给湖北省图书馆，其中黄侃批校本有60余册，珍本百余册。有《黄季刚先生遗书目录》。

Ⅳ 你认为黄侃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吗

众所周知，民国是一个军阀割据、政局混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文豪崛起、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众多民国学者当中，有三个公认的“疯子”，巧的是，这三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他们二位不用多说，都是鼎鼎大名的著名学者，可这第三个人，不仅外界对他充满了争议，就连他本身也是个矛盾的载体，他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

黄侃虽然桀骜不驯、不拘小节，但对于读书却不敢有半点不恭。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意在教导学生作为学者要日日精进，切不可有所小成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因此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他认为，做学问不能欺人，要为后世负责，所以在自身没有相应的学术积淀时，是万万不能著书以惑世人。

遗憾的是，黄侃后来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不到50岁就谢世了，虽未出版任何著作，但他仍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他用近乎癫狂的行为，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Ⅵ 黄侃的学生有哪些

黄侃，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精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二十世纪有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如杨伯峻、程千帆、潘重规（潘氏为其婿）、陆宗达、殷孟伦、刘赜、黄焯等。

Ⅶ 谁能解释下这段文章，谢谢

平山五修族谱序 古今伟大人物对于毕生事业、日常生活，学问之造成，品行之修养，多有忠实之日记记载以传后世，即历代国家兴衰、君臣贤愚、政治良窳、人民忧乐，一一编诸史册，使后人有所稽考，知所法戒。推及一族之众，子孙蕃衍、土地增广、尊卑亲疏、生殁葬向若不志之于谱，若干年后，其能秩序井然不乱者乎？是家乘之不可无可想知矣。考贵房先世自威公居太原发祥，而后始祖光大公官居江南，继迁茶陵，终籍安仁。嗣后楚南公、奇英公、文习公分为平山新市祠、天堂岭祠、宜阳小背祠，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互相峥嵘。迨及繁衍日众，散居平山铺、龙海塘、南雷庙等二十余处，由一而十而百千而万，行见将来以皇如茧丝蛰蛰、瓜瓞绵绵亦可预计也。兹值贵房谱牒五修之期，适当倭寇内犯之际，澎湃惊骇，人心骚然。然而贵房执事诸公犹不因之稍懈，此种奋发努力暨团结精神足见贵房隆宗重典、和亲睦族气概，令人钦佩，堪称壮举。今谱事将竣，又值长沙大捷之后，凯歌遍传，万民鼓舞，而贵房谱牒又得以安然美满竣事，善始善终象征。 贵房先灵不昧，实开后世子孙，发皇之先兆。是则异日人才茁起，纬武经文，显英豪于东亚，播洪威与西欧，族宗藩衍，由安邑而三湘而全国，裕后光前，云实有厚望焉。 贵房席珍同志供职本师，此次由黔领兵回鄂，以贵房族谱将竣乞序于余。云以戎马倥匆，鲜治往史，寡学无文，难副殷望；但云同在槐荫庇护之下，籍虽豫省，本源相符。今得以录词谱首，洵亦幸事，因不揣拙陋，握管构思，乐而为之序。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军第76师师长王凌云 民国29年识 2、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王凌云（1913~1970）历史学家。字子游，湖北公安人。1931年江陵湖北省立第八中学初中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湖北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高中毕业，考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时黄侃（季刚）先生正在该校执教，得以聆听教诲，深得黄的赞赏，遂为黄门弟子。当时著名学者章太炎在苏州讲学，黄侃先生荐其前往听讲，他遂以太老师尊太炎先生。因金陵大学收费昂贵，一年后他即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受业于吴梅先生，同时加入“潜社”。1939年毕业后赴重庆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同时研究魏晋名理之学，后因故而终止。不久，又入四川乐山复性书院深造，师从马一浮先生。1941年任贵阳医学院国文讲师、副教授。之后，在贵阳大夏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复旦大学执教。 1942年所著《左传言礼制本于周官经考》发表，该文对《左传》中的礼制部分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受到史学界的重视。1943年发表《左传周礼相通考》一文。1944年，他经友人推荐，入重庆国立礼乐馆礼制组任编审，系统地钻研了中国历代典礼制度，撰写了《丧服释例》。1948年9月，礼乐馆撤销后，即转入南京国史馆任协修，撰写国史《礼乐志》和《辛亥武昌首义先烈传》。他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广泛搜集资料，撰写了《刘静庵传》、《朱元成传》、《中国礼制史》等。1948年11月，国史馆由南京迁往广州，他随之先后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兼任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 1952年10月起任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与钱基博等同事。1957年任中文系教授，结合教学，选注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发表了《墨子荀子简介》、《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就孔子孟子举例加以说明》、《目录学丛书之部》、《谢灵运山水诗》等文章。60年代初，应中华书局之约，撰写《史通注》约30万字，因故未能出版。有100多万字的手稿和油印稿存世，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讲稿》、《古文选读》、《先秦文学讲话》、《论王粲及其诗歌》、《武昌起义纪事》、《读史札记》等。“文革”爆发后，被迫害致死。

Ⅷ 黄侃的学林掌故

黄侃的性格分析
蕲春黄季刚，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 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黄侃拜师章太炎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北大教授黄侃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与黄门侍郎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Ⅸ 黄侃的以往趣事

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 （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