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

Ⅰ 为什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当然，RCT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涉及贫困的面上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为直接的倾听与调查。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为了根治贫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Ⅱ 胡祖六简历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胡祖六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博士
河南科技大学学士，清华大学工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他被媒体评为中国最英俊、最富有绅士风度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中国内地，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顶着洋学位，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搏击多年，拥有令人艳羡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国企业中国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
[编辑本段]哈佛里的苦读
胡祖六出生在湖南的汨罗县新塘乡（原属老湘阴县，60年代从湘阴县独立出来成为汨罗县），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的省份，清末明初的郭松焘也是湘阴人，他给小时候的胡祖六留下了神秘感。县志载，郭松焘早年海外留学，是中国人在英法公司里工作的第一人。他非常有远见，从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就断言日本将成为中国的大敌。郭松焘可能为胡播下了今天生命轨迹的种子。
17岁时，胡祖六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他从汨罗县一中考上清华大学。他说,当时不知道有经济学，那时科学救国很流行，于是他就报考了力学，天资聪颖的他一下考中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学硕士。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胡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那时候，中国向美国公派了几位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就学美国哈佛大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王一江等人。
在胡祖六看来，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尽管如此，胡祖六还是感到巨大的压力。首先是语言关非常难过，因为他以前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其次是文化传统的障碍，当时从中国出来的他们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而同班的犹太学生有着语言的天然优势，加上感性的直觉非常好，给他们几个中国同学很大的压力。
“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几个都非常玩命，互相激励。”胡祖六回忆起当时的学习情况时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甚至四点睡觉。
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祖六已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
[编辑本段]入主高盛
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1991年至1996年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
但胡祖六觉得非常寂寞。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深受导师萨莫斯入世风格影响的胡祖六，怎可能拒绝如此诱惑。恰在此时，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学向公司推荐了他。正欲开拓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高盛投资银行对他非常感兴趣。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这些投行是世界经济生态链中接近顶端者。在这个生态系中，为跨国公司OEM加工产品者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传统的跨国公司，再上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垄断巨头（比如INTEL和IBM），而高盛等投行又是在他们之前，每年都要对这些公司进行财务资本等级，对经济预期进行评定。金字塔顶的是标准普尔，它则来评价高盛们。
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只有你有足够的话语权，才能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让别人坐下倾听你的声音，然后被你说服，让你替他在资本市场服务，然后收取佣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显然已经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而且年轻、精力充沛——投行是一个超级高负荷的工作，还是中国人，这显然非常理想。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
1997年，刚赴任的胡祖六几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十年。正值世人震惊困惑之时，各种经济学纷纷抛出假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这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时期，胡祖六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遇。
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之后，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对中国的很多不利分析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预期给中国高层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祖六的正确，胡祖六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开始具有话语权。
[编辑本段]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爱国和为跨国公司服务是一对矛盾。胡祖六说，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也许是胡祖六最坦诚的内心独白。
“经济学不同于数学，需要一种直觉，靠经验的累积，你越是参与现实中的各种思考和讨论，你的悟性会越好。”胡祖六喜欢拉里·萨默斯这样的行动型的经济学家，他既可以成为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可以和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一起被《时代》称为“他们拯救了世界”。
于是除了每日繁忙的工作，胡祖六喜欢写作，虽然并未如愿成为作家，却保持了写作的热情与才华，“我在《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上写的东西使人很少相信我是个中国人”，在《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报告中他还流露出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份报告以此引语开始：“真相总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漫无目的、乏味的……真相永远不会有趣，因此我们需要艺术。”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目的。
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1996年，33岁的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却觉得风景如画的瑞士让人寂寞。
10年后，这个不甘落寞的人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种论坛与重要经济会议上，人们关注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所倡导的经济变革方向，正与变化中的中国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对外表示：不应把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人民币汇率放开，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积极宣称，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这些声音随着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时，胡祖六亦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其判断力，胡被评价为“轻声说重话”，也因此，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发生频仍，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及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国际金融炒家
[编辑本段]离开高盛
3月10日晚间消息，今日有媒体报道称，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今日辞职。高盛高华媒体负责人随后向新浪财经证实此事。 据悉，从4月开始，胡祖六将辞去高盛职务，但仍将是高盛的顾问董事。有报道称胡祖六之后将投身私募行业。胡本人手机已关机。
胡祖六1997年进入高盛，已供职13年。

Ⅲ 许成钢：为什么不能以政府主导，强推技术创新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否则，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会有大量欺骗性的项目蜂拥而至。这些项目或明目张胆或遮遮掩掩，有主动干坏事的，有被动干坏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等等。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压倒真正的创新者、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运动式推动创新令人担忧。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词，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来应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选什么人、选什么项目，朝什么方向发展，出多少钱，怎么出，谁做这些决定等，都是制度决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机制。在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市场制度下，以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其中，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数投资决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相当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场机制，政府也无法有效解决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
下面举几个实例，讨论在不同制度下推动技术创新的不同结果。科尔奈教授20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近百年全世界87个革命性的发明，然后统计是哪个国家什么公司什么时间发明的。在这87项重大发明中，只有一项在苏联产生，而这一百年正好是苏联从生到死的过程，这唯一的一项非市场经济产生的革命性创新，与军事有关，就是人造橡胶。其余的革命性创新全部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产生的革命性创新中，85%以上都产生在美国。如果再看美国最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性创新，绝大多数产生于风险资本资助的中小企业，而不是产生于大企业的实验室或研发部门。
今天看到的巨无霸型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小企业演变而来。它们是在革命性创新产生之后，从无到有，再变成大企业的。与此同时，不断有很多巨无霸型高科技企业，因落伍而在市场上衰落甚至破产。这是一百多年来，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下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机制。
第二个例子是欧盟国家在研发方面的努力。几十年来，欧盟国家看到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它们也设立了政府主导的风险资本，试图用此方式模仿美国的风险资本。但是，这种政府模拟市场的努力非常不成功。
第三类例子是1989年之前的苏联东欧集团。苏联东欧集团从来就极其重视创新，他们的研发费用占GDP比例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于市场经济中占比最高的国家。苏东集团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数及占工人的比例等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研发核心领域缩小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在许多最前沿的领域，差距甚至在持续加大。这是逼迫他们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改革一直无效，直到整个体系崩溃。
在基本事实和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为近百年所有制度下的创新效率，从高到低排一个“技术创新的制度排序”。排在第一（即最高）的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它们是历次产业革命的先驱。排在第二的是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等。虽然这些经济在革命性创新方面通常不在最前沿，但在历次产业革命中，这些经济体都能紧跟前沿，产生大量重要的互补性创新。排在第三的是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如以上讨论的，这种制度的创新效率大幅度低于任何市场经济，以致在投入巨量资源的情况下，都难以缩小甚至保持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第四是群众运动，例如“大跃进”时期全民从事高亩产、炼钢，以及研究和应用超声波的运动等。其结果是混乱、浪费和灾难。以下概要解释一下这几种制度的机制。
英美法系国家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为什么对创新重要？因为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基础，是促成大量中小创新企业诞生发展的基础。更完整地看，英美法系国家靠的是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这四个市场交互作用，相互竞争，造成优胜劣汰机制的基本环境，从整体上解决创新各个环节的激励机制。这个体系高度依赖法治，法治是整个体系的基础。而形成法治最基本的核心制度是司法独立。在不具备这种制度的环境里模仿风险资本，得到的是不同的机制和结果。

排在第二的制度是，欧陆法系支持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制度。在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情况下，比如在德国、日本、韩国，金融市场对大型企业没有压力。在这一体系下，技术创新以大企业研发部门为主力，由大企业内部解决投资研发项目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该体系是由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之间的竞争来解决整体激励机制问题，形成优胜劣汰。但大企业内部无法模拟多方面市场的竞争，因此，大量与创新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这决定了革命性创新技术难以从这种体制中产生。
面对与美国日益扩大的技术经济差距，欧盟非常努力地推动创新，推动以政府为基础的风险投资。的确，在创新相关的许多环节，市场可能失灵。因此，政府在协调创新方面有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介入的机制、技术的性质、经济发展的阶段等。
在追赶阶段，在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科技研发方面，政府的直接介入可能有优势。但是，面对最前沿的革命性创新，面对新兴产业革命的时候，任何官僚体制，无论是政府还是成熟的大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包括金融、知识产权、产品、人力四个市场）面前，都没有优势。政府的作用必须只限于对基本制度的支持，是间接的、辅助性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生产半导体存储器已经世界领先，美国人担心日本会不会有一天在整个计算机方面超过美国，甚至整体超过美国（当时哈佛的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流行全球）。
日本政府的通产省，从1982年开始协调全国所有大企业和大学，依照通产省的规划，试图在他们认定的第五代计算机方面全面超过美国。但是所谓第五代计算机并未成为主流。市场中优胜劣汰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包括个人电脑、互联网、分布式计算技术等。这些启动了新一轮产业革命。
问题是，这些创新不是某个人的成就使然。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府和大企业可以预见的。同最前沿的美国相比，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蹶不振。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与这里讨论的日本基本面的问题密切相关。当经济的基本面有重大问题时，虽然是市场经济，虽然是法治社会，有能力举全国之力朝着某个方向努力，也很难超越。日本政府输给了市场。同样，欧盟的政府们也输给了市场。
排在第三的是国有制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民间没有资源。因此创新只能以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或行政管理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式创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追赶阶段，或者是对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科技研发，可能有某种优势。
例如，中国和苏联在宇航、核领域等可以很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巨大的资源，而且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是相对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在这些战略军事领域都是举国体制，包括美国。
但是，当涉及技术创新的整体，涉及产业革命性质的创新时，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法有效解决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反复验证、几乎没有例外的基本事实。任何由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由政府主导的规划式、政策式创新，以及大量政府资金推动的所谓创新基金等，其基本机制都与此相似。至少可以归到计划或半计划模式。而这类制度归根结底无法解决创新中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最后一种机制是搞运动。前面讨论过的“大跃进”是历史上的一个极端情况。中国改革以来，一个曾经行之有效，曾经起了正面作用的重要机制，是省、市、县之间的竞争。地区之间竞争吸引外资、出口、经济增长等。从机制的角度看，这与“大跃进”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
改革早期的地区竞争之所以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区别于“大跃进”的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逐渐向民企开放；而“大跃进”时期是关闭市场、消灭民企。

第二，改革时期朝着建立党政部门的集体领导制，以及司法等制度，建立了一定的权力制衡，使下情上达不至过于失真；而“大跃进”之前和期间的时期，是破坏权力制衡的时期，甚至达到上层难以了解经济实情的程度。在党政机构里，吹牛欺骗者上，报告实情者下。
第三，改革早期地区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以GDP增长速度为度量的经济增长。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指标，单纯从经济上看，整体上比较平衡，而且存在多种不同方法进行独立的数据收集与核算，使域外的机构可以在信息上起到某些制衡作用。
而“大跃进”竞争的是粮食亩产和钢铁产量等单项数量目标。作为竞争目标，不但不平衡，而且域外机构难以独立核算。在这些条件下，改革早期的地区竞争，或者运动，在激励地方各级领导、推动改革和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的职责远远超过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而在行政体制内以竞争方式提供有效激励机制，需要局限于单个竞争指标。因此，靠地区竞争激励地方政府有极限。人所共知，在唯GDP的地区竞争下，环境问题、不平等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普遍被忽略。
如果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试图用这种运动的方式推动创新，非常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单项指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严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在对地方政府施以片面强激励的同时，如果没有健全的司法和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健康的市场竞争，会使社会上产生大量有意或无意的以创新为名的欺骗作假。
真正的创新整体上高成本、高风险，多数需要长期的投资，而虚假“创新”可以表现为低成本、低风险，短期收益，使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虚假“创新”的大发展，会在市场上排挤真正的创新。在这种条件下，给地方政府的激励越大，虚假“创新”就越盛行，灾难就越大。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后，今天的制度大体是国有计划制和欧陆法系市场制的混合，如果不继续改革制度，倒退回到第三种机制，甚至第四种机制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其危险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上升。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全面创新包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不顾制度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政府主导方式，强推技术创新，不但面临巨大风险，而且会制造更大的风险，在推动的力量超巨大时，甚至可能制造出大灾难。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市场制度、法治制度以及权力制衡的政府制度。

Ⅳ 许成钢的现任职务

1. 香港大学 《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自从2011年
2.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自从2008年
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特聘教授，自从2002年
4. 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研究员，自从1999年
5. 香港大学中国与世界发展研究所联席董事；
6.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

Ⅳ 1919年，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分别的GDP是多少

问题补充：分别查找2000年~2009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美国 97648 101280 104695 109608 116859 123761 131329 137765 14414.25 英国

Ⅵ 许成钢的工作经历

1950年生于杭州。
1964-1967年 清华附中 。
1967-1976年黑龙江绥滨农场（一度改编为建设兵团）。
1976-1979年待业青年，自学物理、哲学、工程、经济学等。
1979-1982年清华机械工程系研究生（该系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研究生、全校唯一没有本科学位的研究生）。
1982-1984年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参与改革辩论。
1984-哈佛经济系访问学者后转为博士生。
他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见诸顶级经济学学术期刊，包括《经济学文献期刊JEL》、《政治经济学期刊JPE》、《美国经济学评论AER》、《经济研究评论REStu》、《美国法与经济学评论ALER》、《欧洲经济学评论EER》等。
被主要国际、国内机构及学术、政策会议邀请做主旨演讲或特邀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经济计量学会大会(Econometric Society World Congress)，世界经济学会大会(International Econometric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美国经济学(AEA)会年度大会、欧洲经济学(EEA)会年度大会、第五届诺贝尔经济论坛(The 5 Nobel Symposium in Economics)；中欧倡议国组织峰会经济论坛(the 7 CEI Summit Economic Forum)，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大学与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欧洲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英国财政部、以色列中央银行、芬兰中央银行等。

Ⅶ 什么是许成钢

许成钢——著名经济学家 *出生时间：1950年 *祖籍：临海市括苍镇张家渡村 许成钢，1950年出生。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1982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84年赴美留学， 1991年获 哈佛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教授 ，兼任 美国哈佛大学 国际 发展中心 高级研究员、全欧 经济政策 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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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动物精神

作者：乔治·阿克洛夫

译者：黄志强

豆瓣评分：7.3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7

页数：234

内容简介：

如果你看不懂当前的经济形势，如果你要跳槽却又担心失业，如果你想买房但总搞不清楚房价走势，如果你想投资股票但又怕股市暴涨暴跌，如果你想为未来储蓄但又想现在多消费，如果你在做这些决策时想明白其中的究竟，那就了解一下什么是“动物精神”吧。它会告诉你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有人会失业？为什么房地产会有周期？为什么股票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多变？为什么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为什么我们给将来准备储蓄缺乏计划性？为危机当下，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奏效？

本书既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颠覆之作，也是期待找到这些问题答案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的解惑之作。

作者简介：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Akedof)，196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在分析不对称信息市场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于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克洛夫的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以确定经济学的影响和结果，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犯罪、歧视、货币政策等。

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197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希勒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等方面，著作颇丰。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Karl E.Case开发的Case-Shiller房价指数是衡量美国住房市场走势的主要指标。他的《终结次贷危机》、《非理性繁荣》和《金融新秩序》等著作是全球畅销书。

Ⅸ 许成钢的介绍

许成钢，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1、清华大学特聘教授2、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世界级大学》讲座教授、《亚洲法与经济学学会》主席、世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获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3。

Ⅹ 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中国到底有没有合格的经济学家？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哪些经济学家已经跻身世界主流经济学家行列？由华尔街电讯（wswire.com）编制的2006年（第二届）《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排行榜于2月24日正式揭晓，张五常教授继续名列榜首，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名列第二，而倍受争议的郎咸平教授位居第三。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关注的是，除吴敬琏外，其余9位经济学家均毕业于欧美名校，受过正规而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Economist）的约有6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全球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华尔街电讯对全球著名学府279位经济学教授(含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面调查，有39位中国教授被点名说有学术水准，除了上榜的10位经济学家外，刘大中（1914—1975）、蒋硕杰（1918—1996）、杨小凯（1948—2004）等3人已故，邹至庄、黄有光、石寿永、李其、李龙飞、王江、白聚山等23位经济学家工作或旅居在海外。华尔街电讯董事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教授指出，“评判一名经济学家是否合格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经济到底了解多少？第二，是否有创造力？有很多人有一流经济学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没有创新思维，这也是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蒙代尔表示，中国有很多名牌大学经济系，但没有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经济系前列，无法与麻省理工、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相提并论，这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学家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专业、非常严肃的学科，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才可能出成果。”华尔街电讯评选经济学家的指标包括3个方面：学术影响力（70%）、经济影响力（25%）和社会影响力（5%）。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华尔街电讯总编辑丁海森说，“和第一届评选相比，学术影响力的权重已经从60%提高到70%，以后这个权重还会持续增加。在美国拥有终身教职的中国经济学教授有数百人，他们中有的已经跻身主流经济学家行列，比如白聚山、洪永淼在计量经济学；钱颖一、许成钢在转轨经济学；石寿永在货币经济学；张春、陈志武、王江、周国富在金融学方面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2005年底，著名学者丁学良质疑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准，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华尔街电讯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确有三多：一是经济学正教授很多，二是经济学教授带研究生太多，三是经济学博士多如牛毛。有过在美攻读研究生院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当正教授的很少，副教授往往是系里的研究骨干。如钱颖一，90年开始在斯坦福任教，90年代中期就是公认的目前世界上转轨经济学中最好的学者之一，但他直到99年离开斯坦福时还只是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华尔街电讯对经济学家的评测，目的是斧正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形象，肯定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的贡献，倡议社会(包括经济学界)停止对经济学家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回归理性科学的争论和探讨。华尔街电讯（wswire.com）是全球领先的数据分析、财经新闻和商业媒体机构，将读者定位为金融专才、商界领袖、经济学人和媒体精英，为他们提供独有的综合财经信息平台，集财经解读、金融工具、商业资讯、信用评级等产品于一身。据悉，华尔街电讯近期还将推出2006年《中国500经济学人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