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于敏

㈠ 这不科学，中国第一颗氢弹不是邓稼先还是钱学森研制的吗，我忘了反正不是于敏，怎么回事

其实只要梳理好钱学森、邓稼先、于敏三人的科研主导的方向就能判断谁是“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弹道导弹之父”。

先说关系简单的钱学森先生。

看下面这张很著名的图

从左至右分别是，师祖爷：普朗特，徒弟：钱学森，师傅：冯卡门。（不知道普朗特、冯卡门是干嘛的请自行网络）

这张图之所以著名原因，这是当时世界空气动力学掌门师徒三代合影，他们代表当时世界空气力学的最高顶点。

所以既然钱先生是他们的徒弟，自然就跟原子弹、氢弹啊这些放射性物理学没啥关系了，也就不可能是主持后来新中国的原子弹或氢弹开发的总师。

事实上钱先生一直都是新中国火箭、弹道导弹的奠基人。（核弹、氢弹的火箭运载研究才与之有关系，但是核弹导弹化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简单一句话：钱先生是研究火箭的。原子弹氢弹就没他啥事。

中国的“两弹”指的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所以钱先生就是搞其中之一的弹道导弹研究的。

然后说关系复杂点的邓稼先 先生。

邓稼先 先生是地地道道的核物理研究专业的，而且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方向也是其在1959年定下的，所以说他是原子弹之父（之一，还有钱三强先生）毫不为过。（理论方向正确为以后原子弹的研究节约了很多时间）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先生又带队参与氢弹的研究。为啥？因为氢弹是要靠原子弹点燃的，如果原子弹做不好、做不小，氢弹就做不小，做不小的氢弹就不能做武器。（这里就要感谢邓先生之前做原子弹前定下的理论方向，由于方向正确，中国原子弹小型化很顺利，能为氢弹做出很好起爆内芯原子弹）。

但是光内芯做得好，没设计好外壳，也是不能做出武器级氢弹的，所以氢弹队伍里还有一个人，提出了革命性的外壳结构设计方向，这个人就是 于敏 先生。

于敏 先生提出的“于敏构型”氢弹结构，创造性的改变了氢弹结构，让中国氢弹独立于当时世界的T-U构型之外，并且大幅度缩小了氢弹的体积重量，让中国试爆第一颗氢弹就具有武器级性质。

所以即便是在氢弹的开发团队中，邓先生作为总师领导整个团队，但是在氢弹的结构理论上却是用的 于敏 先生方案。（其实在内部大家都叫“邓—于构型”，及体现了邓先生的微型化原子弹又体现了于敏 先生的氢弹结构）

虽然对于氢弹而言，微型化原子弹的内芯很重要，但是外壳构型同样重要，不过要分个主次的话还是外壳构型更多一些。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的“氢弹之父”的称谓自然就该是于敏 先生头上。（毕竟内芯做不小型大不了氢弹外壳做大点，只是不能使武器级氢弹。内芯做小了，外壳构型错了，爆炸的话就不是氢弹了）

所以基于以上原因，怎么于敏是“氢弹之父”就不科学了？

不讲究真理事实，来不来就是个“反正不”的满地打滚耍赖，你认为不是就否认事实，你这是诡辩！

㈡ 写十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

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科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两弹”元勋。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
华罗庚是我国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少年命运多坎坷，但刻苦自学，18岁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周培源是我国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钱三强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和奠基者，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
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擎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
苏步青，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浙大数学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
王淦昌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国际自动推理界的先驱。
赵忠尧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与教育家，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闻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的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是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㈢ 拿了六个荣誉的科学家是于敏还是钱学森

摘要 亲，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拿了六个荣誉的科学家是程开甲哦！他叫程开甲，浙江大学毕业生，共获得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八一勋章获得者”、“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人民科学家”这6个荣誉，任何中国人获得其中1个荣誉，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程老却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得这6个最高荣誉的人，2019年2月18日，他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 

㈣ 泰山医学院的知名校友

姓名职务及成就司秋生美国纽约西奈山医疗中心医师王同伟福建健康力医疗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马璟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赵玉军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处长于敏复旦大学医学院升华教研室、分子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牛延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放射科技师长魏佑震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教授韩宝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钦传上海市东方医院副院长彭志海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振洞菏泽黄河骨科医院董事长、院长朱汉泉山东利尔康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丁桂荣第四军医大学放射医学教研室副主任韩文玲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家军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魏光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宿燕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米庆胜美国亨利福特医疗集团免疫学研究中心主任、皮肤病学研究中心主任吕志民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 D. Anderson癌症中心副教授

㈤ 于敏：一生都没有出过国门，土生土长的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脊梁，认识吗

现如今的我们，社会稳定，生活幸福美满。而这平和温暖的阳光下，是阳光照不到地方的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于敏教授这样的先驱伟人，更要珍惜现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㈥ 于敏为什么被称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爱国、爱历史、爱诗词的“于老爷子”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
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单位的晚辈们都很喜欢他，特别喜欢向他请教，因为他从来没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苛责，有的只是悉心的指导，有时候，为了给后辈演示得更清楚，在病床上的他，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
曾经幽默地自嘲为“硬件老化了，软件也过期了”的于敏，在学生蓝可看来，“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
“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学生蓝可对老师的治学风格几近崇拜，这从她描述老师时候的用词就可以看出：“锲而不舍”、“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学识广博”、“勇于创新”……

蓝可说，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这一点从他的话里话外到处都能感受到”。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他喜欢读的书有《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从小就爱看的京剧。
儿子于辛说，父亲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座右铭，也从小就教育子女“只有淡泊名利、潜心做事，才能有所成”。而父亲教会他心爱的孙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岳飞的《满江红》。
目前，88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每遇到难题或重大决策时，就会想到要请“于老爷子”出山，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㈦ 93岁“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去世，你知道于老的哪些成就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于敏，于2019年1月16日在京去世，享年93岁。于敏被誉为“氢弹之父”。

氢弹的Teller-Ulam构型和爆炸原理

据称，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eller-Ulam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Teller-Ulam构型解密的资料相对较多，是利用初级小型原子弹爆炸产生的X射线对次级核聚变材料进行加热和压缩，触发更猛烈的核聚变反应。据传于敏构型比Teller-Ulam构型更加轻巧，但这方面的公开资料不多。

于敏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1961年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氢弹理论探索任务，并取得了我国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㈧ 看了才知道于敏有多"可怕

11月1 日晚，先计算第一个模型。在J501计算机机房里柔和的灯光下，计算组组长汤敏君在拔动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蔡少辉和孟昭利趴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与输出的数据有无差错。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计算着什么和写着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最后的结果就如于敏事前所料。在场的人都很兴奋。接着，于敏同大家一起商量，临时又加算了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结果也不坏。11月3 日，计算了另一个模型，也取得了完美的结果。至此，两类共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能量，我们就可以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来!
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主楼五层东侧的大教室里，13研究室的全体出差人员安静地坐在大黑板前，准备听于敏的学术报告。蔡少辉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上述两类三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和特点。写在黑板上的数据，立即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议论。
在大家殷切的期待下，于敏走上讲台给大家做“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他先向大家介绍了新模型的设计思想。他说：“过去大家都很重视对原子弹的压缩，现在看来，热核材料的压缩更重要。”接着，于敏列举了物理小组陈辅之等人最近算的一个理想模型的结果，当人为地把热核材料压缩度提高一倍后，加强弹的烧氘量和威力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于敏强调说：“要实现这么大的压缩度，靠炸药不行，要靠原子能!”
于敏在指出了以前理论部在北京的学术报告会、讨论会和鸣放会上有人提出过用原子弹能量的这样或那样的朴素猜测之所以不能实现的原因以后，又详细论证了原子弹能量的利用和两级氢弹构形等一系列问题。
来听学术报告的不少人是抱着对于敏的设想感到新奇，对计算结果感到意外而来听讲的。随着于敏报告的深入，大家随着他那深入浅出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思维，无懈可击的推理和充分的论据进入了氢弹王国。于敏的大胆设想和他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大家由衷地信服、钦佩。
这时，大家极为兴奋，群情激昂，认为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今天终于抓住了使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因素和创造这些因素的技术途径了。
报告会以后，孙和生主任把蔡少辉、彭清泉两位副主任及各位小组长找到一起，同于敏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必须继续抓紧完成;同时，抽调物理组的几位同志和蔡少辉一起，配合于敏另外开辟一条突破氢弹新原理和技术的途径;立即启动大型计算机程序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突破氢弹新原理工作的需要。
此后，蔡少辉和彭清泉一起研究了计算机程序的编制问题，并抽调相关科研人员开始编制程序工作。在北京的九院理论部12研究室也派出人员前来支援。经过大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以惊人的高速度，使程序于11月14日投入使用。
另外，氢弹新原理小组也在于敏的领导下向纵深发展，战果也扩大了。于敏为了证明氢弹新原理中采用的特殊构形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就找理论部当时也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的“蒙特卡罗”
小组的组长吴翔，请他计算一个问题。于敏把想要计算的问题和设想仔细地说了一遍后，问吴翔：能不能用蒙特卡罗方法把它计算出来。吴翔回答：可以。于是，吴翔和同小组的同志们放下原来的工作，着手进行这一问题的计算机程序编制。经过他们一个多星期的奋战，完成了平常需要1 一2 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设计工作。
随后，吴翔等人上计算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计算。由于小组里从事物理分析的人只有吴翔一人，他在机房里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累得连站着的时候都会睡着。
于敏也常抽时间到机房同吴翔一起分析计算出的纸带。但是，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有问题。于是，吴翔等人忍着极度疲劳又开始了几天新的战斗，彻底检查了编制的程序，找到了原因，修正了程序。经过新的计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得到了最后结果，证明于敏用原子弹引爆氢弹主体的具体方案是切实可行的。为了使结论万无一失，于敏又根据对氢弹新原理的物理过程的定性分析，鼓励昊翔等人考虑把复杂的物理问题作近似处理，编制出抓住物理实质又简化计算的程序。吴翔等人按于敏的要求做了。这些工作为后来编制氢弹工程设计所需的定量计算软件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并成为理论部重要的设计工具。
在此期间，孟昭利参加的小组也经过大量计算不断改进氢弹主体压缩的近似条件，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析函数描述的氢弹主体接收辐射能的边界条件。
此后，氢弹新原理小组在于敏的领导下继续做了许多工作。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这些规律对随后的氢弹物理设计和核试验诊断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于敏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纳整理成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材料和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物理方案以后，又一次向大家做了学术报告。于敏逐一分析了氢弹反应各个过程的现象、规律和物理因素，描绘出一幅氢弹反应过程的比较完整的物理图像。做完报告后，会场上一片欢欣，大家兴奋的心情再也无法按捺。立即有人嚷着提议：“老于请客!”有人也跟着喊：“老于请客!老于请客!”于敏高兴地马上答应：“我请客!我请客!”
11月下旬，突破氢弹原理的电话用暗语打到北京后，邓稼先主任第二天就飞至上海。一到嘉定，邓稼先立即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结果，详细讨论技术问题。他对新原理表示首肯，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兴奋，可说是欢欣鼓舞。
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除于敏以外，几乎每人的月工资不是46元，就是56元，个别人是62元。于敏是副研究员，月工资180 元左右，但他的家庭负担较重，经济上不很宽裕。邓稼先若不在场，通常是于敏请客;如邓稼先在场，则必定是老邓请客。那时，九院理论部上下关系融洽，部、室主任都很平易近人，普通科研人员从不叫他们的官衔，一律以“老邓”、“老于”、“老周”、“老黄”等等相称。邓稼先是三级教授，工资略高一些，月工资230 元上下，无家庭负担，乐意请客，大家都亲切地把他当成“财神爷”。
这次大家一见到老邓来了，都欢呼雀跃，要他请客。于敏也跟着凑热闹说“财神爷”到了，要老邓搞劳大家。晚上，邓稼先在一家餐馆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螃蟹。
邓稼先原打算只在上海停留三天，以便赴青海221 厂参加12月10日前后召开的九院科研、生产两年规划会议，研究确定1966年至1967年的工作任务，现在他决定在嘉定多留几天。他不仅详细地与大家讨论了氢弹新原理，还十分满意地听取了两个月来大家在加强型三相氢航弹优化设计工作上所取得的进展。当他听说优化设计中有的模型威力可以达到83万吨TNT 当量时，他要求再加大。科研人员上设计了一个威力更大的模型，并上计算机计算：邓稼先同科研人员一起上机计算结果，结果很好。他要求孙和生组织大家把在上海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赶决整理好。
12月初，邓稼先与孙和生一起把于敏他们在上海发现的有关物理现象、规律和突破氢弹原理的设想方案等重要成果带回北京。于敏留在上海，带领大家继续深入研究。
几天后，于敏也奉调回北京汇报，吴翔等人一同回到北京。留在上海的研究人员，在蔡少辉副主任的组织下，继续深入研究氢弹原理，并在物态方程小组的研究人员帮助下，用较为严格的状态方程进行计算。随后，他们对加强型三相氢航弹的优化设计工作进行总结，开始编写科研报告。1966年1 月4 日，他们终于带着在上海奋战了近100 个日日夜夜的丰硕成果回到北京。
于敏等回到北京后，向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和上级领导作了多次学术报告，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和氢弹新原理设想方案。吴翔也作了氢弹引爆方案的论证报告。邓稼先组织理论部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这个设想方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推敲，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大家补充了一些非常好的重要改进意见，不但提高了原子能的利用率，而且克服了爆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使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更臻于完善。当时大家估计这就是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
这个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的基本思想是：氢弹是把热核装料(通常用氘化锂-6)
加热到高温发生聚变反应，在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发生聚变反应的先决条件是高温、高密度。要使热核装料燃烧充分，必须使燃烧区的高温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这就需要创造一种自持聚变反应的条件，这个条件要由原子弹爆炸来创造。
因而，氢弹包含有初级和次级两个部分。
用来为自持聚变反应创造条件起引爆作用的原子弹爆炸装置，称为“初级”或“扳机”(后来我们又把它称为引爆弹)。使热核装料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能量和中子并诱发铀一238 外壳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更多能量的氢弹主体部分，称为“次级”或“被扳机”(后来我们又把它称为氢弹主体)。高威力氢弹爆炸时释放的巨大能量，主要来源于氢弹主体部分。
从以上较详细的文字叙述里可以看出，氢弹原理理论设想方案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和九院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前后历时近5 年时间弹精竭虑地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是集体辛劳和智慧的结晶。集体是由若干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人的努力和奉献，集体成果便空无一物。从氢弹理论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在氢弹的基础理论探索研究方面，还是在氢弹原理的突破方面，于敏同志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氢弹理论研究集体的突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周毓麟、何桂莲等等，也都在氢弹理论和氢弹原理的突破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杰部长12月初在北京获悉九院理论部已突破氢弹原理后，喜出望外。正在青海221 厂主持“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刘西尧副部长得知氢弹原理已经被突破的消息后，也很高兴。他在征得刘杰的同意后，立即指示九院副院长吴际霖，要在即将召开的该院科研、生产两年规划会议上优先讨论研究新突破的氢弹原理。

㈨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为什么被称“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