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1. 中国各省GDP何时出炉

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中国经济年报：GDP首破80万亿元，增速6.9%，实现2010年来首次回升。十几天里，全国31个省份也陆续公布了其一年来的经济数据。观察各省份的数据，“状元”广东、“榜眼”江苏两省携手迈上8万亿GDP台阶，而从增速角度看，我国西部地区延续了2016年的势头持续领跑。客观上，这些“细分”的经济数据让中国的经济年报更为“立体”。另外，随着天津、内蒙古主动“挤水分”，各省份的GDP数据变得更加“有看头”。

速
中西部省份GDP增速名列前茅
众所周知，如果根据GDP总量画一张中国地图，一定是一张“南高北低”的情景。而2017年的增速，同样显示出这样的趋势。
根据统计，全国31个省份中，只有8个省份去年GDP增速低于全国GDP增速，其中就包括了京津冀以及东北三省。其中，天津的GDP下跌趋势最为明显，仅为3.6%，和甘肃省一并排名最末位。
提起天津的GDP，其在1月还未过半的时候就曾占据舆论热点。不过，其来由并不让人欣喜：天津滨海新区将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调整为6654亿元，调整后，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减少约三分之一，同比则出现负增长。
虽然天津当地统计局称更改统计口径对经济数据没有影响，但是客观上主动“挤水分”后，其经济增速从2016年的9%折损过半跌至2017年的3.6%。
同样是北方省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类似，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自曝家丑”：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应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基数也相应核减。虽然当地统计部门同样在官网贴出声明称该举动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太大影响，但数据显示，其2017年增速比上一年下跌3.2个百分点，仅为4%。
反观前两年就曝出经济数据造假主动“挤水分”的辽宁，去年迎来了“翻身之战”。数据显示，2017年辽宁省GDP增速4.2%，实现了由负转正，并且这个逆转的幅度十分可观达到6.7个百分点，是自2015年“挤水分”以来的最好成绩。辽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单向回落的状况发生了趋势性改变。”
将增速视角放在全国范围，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省份仍然地处中西部。按照增速排名，贵州、西藏、云南夺得前三名，其中贵州和西藏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率，分别为10.2%、10%。
西部地区速度抢眼和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脱不开关系。有专家曾指出，相较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数据基数相对小，近些年承接了多项产业转移，并且得到国家政策倾斜，这些因素都会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量
江苏、上海实现“整数突破”
2017年全国GDP总量首次站上80万亿台阶，具体到省份，江苏同样在这一年实现了突破：首次超过8万亿大关，排名GDP总量第二。它的前方，是稳坐头把交椅的广东，逼近9万亿大关。
提到绝对值，西部地区由于存量较少便占不上太多“便宜”。GDP总量前十位的排名实际上和2016年并没有发生改变，除了广东、江苏，随后依次为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福建。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长江经济带上东西两端的三个节点省市：四川、重庆和上海。
首先，虽然重庆去年的经济增速没能保持两位数，但其还是以9.3%的成绩位居增速第四，势头依然强劲。另外其经济总量也不容小觑，今年的数据已经超越天津，攀升至近两万亿。
再来看四川，天府之国2017年的成绩喜人，实现了总量、速度双高。经济总量位列第六的情况下，其增速较上一年回升0.4个百分点，以8.1%的成绩进入增速前十名。
而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是白叫的。其经济总量紧随福建省，进入3万亿元大关，同江苏一样在去年实现了整数突破，成为中国第一个跨过3万亿门槛的城市。
提到经济数据的绝对值，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虽然屡见省份主动“挤水分”，但却未见中国经济数据因之调整。那么各地数据不实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数据？开头所提“进入80万亿”大关还是否可信？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回答是，地方数据作假不影响中国数据真实。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告诉记者，简单而言可以理解为这两组数据目前是由两班人马统计而出的。目前国家对于GDP 的核算遵循“分级核算、下管一级”的原则，使用的是国家、省、市、县的四级核算。“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国家的，地方统计地方的。因此地方数据核减，不会影响中国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18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宁吉喆曾坦言中国各省份的GDP总量加总后总会超过该局公布的中国GDP总量。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现状，同样与核算体制有关。“由于核算体系不一样，省与省之间会经常出现没有去除投入产出因素的重复核算问题。此外，一些由于生产主体的注册地和生产活动发生地不一致等问题，同样也会造成经济数据的重复统计。”范子英坦言，除此之外也无法排除地方主官运用行政手段人为干预数据的可能。

2. 税收负担下降最明显的是哪一类人

答:
毫无疑问，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下降最明显。
从具体内容看，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编者注：即起征点、免征额）提高至5000元，加上税率级距（编者注：指累进税率表中，每一等级的最低所得额与最高所得额之间的距离）调整，并新增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一揽子政策带来的减税力度超过以往。
“此次个税法修改，个税纳税人普遍减负，但是具体减多少还得看综合因素，比如专项扣除多少、附加扣除多少，另外还有税率级距调整多少。”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原所长刘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3. 多地涉房政策松绑，"房住不炒"基调未变

新冠疫情阴霾尚未褪去，房地产企业终于感受到了一丝春天的暖意。

2月12日，包括无锡、西安、南昌、上海、浙江在内的多个省市，相继推出了各类涉房支持政策，从暂缓土地出让金、暂缓贷款偿付等多个维度，给予了房地产企业极大的关怀和支持。至此，全国超过10省市出台各类涉房地产行业政策。

受此类消息提振，地产股在13日迎来逆势普涨潮，300地产（399952）收盘上涨2.15%，走出与三大股指相悖的行情。

在楼市交易近乎半个月没开张的背景之下，利好政策的频频出台，对于房地产从业人员而言可谓大为鼓舞。一位地产10强企业的高管在朋友圈评论称：西安、无锡等地政策针对房企痛点和难点，对症下药，保护企业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是行政部门的担当所在。

不过，各个地方政府一连串利好政策的推出，让市场联想到了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国内楼市走向。

2003年8月份，国家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简称18号文件，明确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让房地产踏入15年的黄金发展周期。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存在诸多相似性，经济受到同样的重创，叠加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相继出台，市场上关于“地产拉动经济”的幻想和担忧再度浮现。

不过，截至目前，房地产行业主流观点并不那么乐观。一家TOP20地产公司高管告诉记者：“实际上地方政策对于房企而言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都是针对土地出让金方面的，这就是相当于给房企让利，希望稳住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在行业人士看来，当下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与2003年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已不可能单纯复制当年走势。

总体来看，本轮出台的涉房松绑政策特点鲜明，其中，一线城市楼市政策多涉公积金缓缴等，整体较审慎，以释放正面预期为主；二线城市多以土地出让金或住房公积金缓缴、开竣工时间顺延等，帮扶为主；以无锡为代表的三线城市则救市色彩明显。

楼市政策放松预期升温

2月12日，无锡连夜发布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意见》（下称“无锡楼市17条”）几乎涉及房地产开发、融资、预售、销售等前端各环节。

具体来看，其中有涉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业企业、房屋中介企业、房屋租赁企业，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最长可延期3个月；引导房地产和建筑施工企业信贷合理适度增长；保障住房贷款有序投放、预售资金监管放松至累计申请使用额度不超过重点入账监管资金的95%；商品房预售条件放宽至完成投资额25%以上即可；组织网上房交会等，几乎涉及房地产开发、融资、预售、销售等前端各环节。

同日晚间出台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若干措施》（下称“西安楼市10条”）则涉及缓缴或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保证金比例降至20%、土地款缴纳50%可预办理不动产登记等。南昌市自然资源厅同日发布的政策与西安发力点类似，涉及土地出让竞买保证金比例调整为20%、商品住宅或商住混合用地出让金缓缴为6个月等。

此前，已有承德、嘉兴、天津等近十个省市出台疫情期的“涉房”财政支持政策，或调整土地价款缴付方式和期限，或优化审批服务、调整履约监管等，力度不一。

以“卖地大户”杭州为例，于2月11日出台的政策主要涉及缓缴土地出让金21天、开竣工时间可顺延、减免临时改变土地用途从事商业活动、利用划拨用地进行经营性活动的企业2个月的土地年收益等。

整体而言，房地产行业开始逐步走进各级政府惠企、暖企政策关怀的范畴内。

此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政策主要围绕降低企业经营性融资成本，国有物业让利以实现企业租金减免，企业税费缓缴少缴，重点关怀餐饮、商贸、交通企业，实施援企稳岗等一揽子政策。

肺炎疫情持续至今，令原本已经低迷的土地市场进一步走弱。百城住宅类土地成交溢价率自2019年4月的25%高点持续降至12月的8%；土地流拍率自2019年1月低点9%，持续上行，并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加速上行，至2019年12月百城住宅类土地流拍率为44%，创2009年以来新高。

与之对应的是疫情期间土地供应意愿高涨。华创证券梳理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春节后初十至十八，包含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等在内的17个重点城市合计挂牌土地建面548万方，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107%。南京等不少城市新近的土拍，地块多以底价成交，资金实力较强的国有房企成为竞拍中的活跃力量。

华创证券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袁豪指出，在当前土地市场趋冷下，政府却一反常态，更显示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之大。但在政府供地节奏加快、供地力度加大下，土地市场大多以底价成交。而这或是近期多地密集发文的原因，也将预示后续地方政策放松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因城施政主基调未变

具体来看，相较于西安、无锡为代表的二线、三线城市而言，一线城市楼市政策整体较审慎，以释放正面预期为主。

以上海为例，其政策主要涉及缓缴或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同样为一线楼市的深圳，它的“涉房”政策主要着力点在支持困难企业和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公积金，力度并不大。

疫情重创地武汉，也是常年位居卖地榜前列，住房刚需和改善需求旺盛。2月7日，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住房公积金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其中，一方面将防疫一线人员的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70万元提至84万元；另一方将放开外地支援汉医护人员在武汉购房异地公积金贷款的户籍限制。相较于武汉近年大力度的降低落户门槛及购房要求，通知称得上是疫情尚未迎来拐点之前，地方政府有限范围内的提振楼市腾挪之举，但力度并不大。

业内认为，这与一二三线城市的楼市处不同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这或成为楼市接下来因城施政落实的政策主轴。

作为50强房企青睐的三线城市无锡，无锡楼市17条贯穿楼市前端政策各环节，是名副其实的“救”市措施。这背后是因为疫情对返乡置业潮影响较大。三四线房企和楼市普遍面临较大压力，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亦是压力。

以西安、武汉、杭州等为代表的明星二线城市目前政策整体力度不敌无锡，多涉及土地出让金或住房公积金缓缴、开竣工时间顺延等，以帮扶为主，稳定楼市预期。这与二线楼市受返乡置业潮停摆影响不大有直接关系。

“类似于武汉这样的明星二线城市楼市起色大不大，主要看三四月的‘小阳春’。”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表示，武汉、杭州、西安等大多数的二线楼市在近两年整体处于横盘调整状态，房价早已夯实、供需面活跃，城市基本面扎实，如果疫情能在2月底控制，则疫情对当地楼市的影响基本在可控区间内。因此，二线城市“救市”态度，并不急迫。若疫情持续至三月仍未有“拐点”，不排除地方政府加大楼市救助政策的力度。

目前，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则主要以市场预期为主。

“一线城市是政策风向标，在上层没有明确的楼市刺激政策信号之前，顶多出台类似缓缴公积金、激发改善性需求等细化政策，大动作暂时不会有。”华南一家房企的市场人士表示，这类利好政策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对楼市影响并不大。

截至当前，央行、财政部、国务院等在内的中央出台的顶层政策主要涉及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给予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等，稳经济和保财政诉求显著。这也意味着后续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但另一面，“涉房”顶层政策仅涉及“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等，并未触及核心的土地出让金、土地款缴纳等“救市”基调，回归住房“居住”色彩开始逐步显现。

数位受访人士认为，无锡、西安等多地政府密集发布房地产前端支持政策，在中央稳经济+保财政诉求下，预计“一城一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至于地产行业是否会像2003年SARS时期，站在经济舞台中央，成为驱动宏观经济的核心力量，业内持谨慎态度。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范子英表示，基于住房短缺时代早已告结束、国内住房已偏离了居住属性、房地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国民经济支柱性地位、中国的城镇化率距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差距等因素，房地产的经济地位短期内仍不会发生改变。

“‘房住不炒’政策基调不会改变，但会从前期着力的重点‘不炒’逐步回归至涵盖改善型需求等在内的“居住”功能，继续驱动经济增长。”范子英续称，政府也会通过加大基建、民生、医疗、互联网等领域投资为经济稳健增长培育中长期核心引擎。

中指控股CEO、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因城施策”仍将是行业调控主基调，本轮疫情过后行业调控尤其是重点疫区政策或将出现灵活调整，但不会与中央层面“房住不炒”定位出现冲突。

4. 税制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个税、房地产税有何新动向

在完成脱贫攻坚后，中国瞄准共同富裕，并给出一个有挑战的长远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外，规范和调节高收入也是一大重点。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下称“文章”)。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文章在谈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六大要点工作中，其中之一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而具体举措中不少跟税收制度改革相关，涉及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消费税等。
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文章在加强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上，指出了税制改革新方向：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所得征管将明显加强；房地产税在立法推进同时，近期有望选取部分城市率先开展试点；消费税在征收环节后移的同时，一些奢侈品、高消费行为有望纳入征税范围；公益慈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会加大，以鼓励捐赠。
高收入个税征管强化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不过这一数值仍处于较高水平。
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等。
文章指出，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目前真正的高收入人群中，不少收入来自于利息、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等资本性收入，部分人通过隐瞒这部分收入或恶意税收筹划等手段偷逃税。因此需要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即通过强化征管，使得高收入人群资本性个税收入应收尽收，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也认为，未来个税改革，将会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管。
事实上，高收入人群征管已经在不断强化。9月底国家税务总局罕见首次披露三起高收入偷逃税案例，一起是安徽某药业公司老板利用“阴阳合同”隐瞒股权转让收入逃税案，另两起是网红主播偷逃税案。
税务总局表示，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税收秩序，各地税务稽查部门与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持续加强对高风险行业和个人的税收监管，严厉打击增值税发票虚开骗税和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等各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净化税收营商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要依法加强对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的税费服务与监管。随后包括北京等省市出台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中，要求提高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的税费服务和监管水平。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李旭红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资本利得的征税关系到高收入的调节，但是，高收入规范的税收调节不一定从税率上调节，也可以从有效征收率上着手，当有效征税率提高之后，税收的调节效应更为显现，不但促进了税收公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税收的调节效率，使其发挥实际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并不会抑制高收入人群及企业对于社会贡献的积极性。
2019年个税改革一大要点，是首次将工薪、劳务报酬四项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施行3%~45%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迈出综合税制第一步。财政部也曾公开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综合所得范围。学界热议资本所得是否纳入综合所得范围。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劳动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资本所得税率为20%，未来可能推动实现所有收入一视同仁，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
房地产税试点
除了个税外，房地产税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中国对个人住房免征房产税，而当前税制改革一大方向，正是对个人住房开征房地产税，取代当前的房产税等税种。房地产税法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组织起草。
文章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房地产税涉及方方面面，较为敏感，因此推进非常慎重。中国不少成功改革采取先试点，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房地产税改革也是如此，在立法推进的同时也开展试点，而试点经验可以更好地推进立法工作。”施正文说。
5月11日，财政部官网发布消息称，当天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李旭红表示，房地产税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由于其是重要的财产税，可以发挥对于所得税补充的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因为财富分配的调节，不仅仅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的调节，还包括资本利得、财产性收入的调节，所以房产税与所得税相互配合才能够发挥协同效应。
“但是毕竟房产税征收与房产的所在地密切相关，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特点及规模不一样，运用试点的方式可以更为结合中国地方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且发挥更好的调节效应。”李旭红说。
罗志恒认为，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且试点箭在弦上，先试点再总结经验并全国推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在全面贯彻“房住不炒”以及推动中国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和制造强国的大背景下，房地产税不能缺位。
他表示，房地产税开征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其回归住房属性。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房地产税能够削峰填谷，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在当前房地产调控继续强力进行，土地出让市场快速降温，此时必须要有新的税种弥补土地出让收入不足，并且要尽快实施。
消费税扩围
中国消费税是针对特殊消费品征税，其中包括高档手表、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等奢侈品，也能起到一定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2014年起实施的消费税改革，对征收范围、部分税目税率进行调整，比如2016年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10%消费税等。
文章指出，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施正文表示，目前消费税征收环节主要在生产端，而目前国务院明确的改革重点之一，正是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零售端，因此即便税率不变，由于征收环节后移就能起到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文章明确要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未来更多的奢侈品、高档会所等服务消费、高污染产品有望被纳入。
罗志恒认为，可以考虑对新增奢侈品(如私人飞机)和高消费行为(如高级会所消费等)、高碳产品征收消费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的研究表明，消费税扩围可以将高标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比如私人飞机、高档皮草产品、高档箱包、红木家具、不可降解包装物等。一些高档生活性服务、高耗能、高污染服务类产品也可以考虑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比如高尔夫、高档演出等文化娱乐产品、高档医疗保健服务类产品、高档桑拿洗浴、赛车等高档体育等。
文章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为了推动共同富裕，中国正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在公益慈善，而这基于自愿并非强制，为了鼓励高收入人群慈善捐赠，国家通常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施正文表示，目前在慈善捐赠激励力度上还不够，比如实物捐赠视同销售需要缴纳增值税等，捐赠扣税有比例限制等等。上述文章明确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未来这方面激励力度会加大。
李旭红认为，可以扩大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同时适当降低对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的门槛限制，包括适当扩大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等。此外，还应当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的程序，让企业和个人真正享受到捐赠相关税收优惠的好处，提高其开展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助力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罗志恒建议，可以考虑不设置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金额限制，据实扣除。减少认证程序，降低抵扣的认证成本。

5. 个税修订引热议：边际税率 45% 还会调整吗

还未确定公布，修改就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