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格教授

A. 谁知道“亚”这个姓氏的来源，尽量详细些，或者告诉我网页，谢谢咯！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张淑一 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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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姓氏制度应当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课题，因为姓氏制度并不单纯是一种名号制度，而是与
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家庭形态、社会心理、礼俗特
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姓氏制度的沿革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社会性质的变革。科学研究先秦姓氏制度，对于确
切理解先秦文献和正确研究先秦时代的历史与文化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对于姓氏学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代的一些重要
典籍，例如《诗经》、《春秋》、《左传》、《国语》、《
礼记》等等，都包含有丰富的先秦姓氏学资料，尤其是《左
传》、《国语》两书中的宝贵材料，更是我们研究先秦姓氏
制度时所必须掌握的。

就目前所知，中国最早一部记录自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
帝王、诸侯、卿大夫名号、世系、姓氏源流的书是成书于战
国晚期的《世本》，该书总的编排特点是“言姓即在上，言
氏即在下”（《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世本》）
，以姓统氏，脉络清楚，且最早反映出先秦时代姓、氏有别
的特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该书有十五篇，可惜很多
已经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是清代学者秦嘉
谟、雷学淇诸人从各部经、史的注、疏中以及《元和姓纂》
、《通志氏族略》等姓氏书中整理出来的辑佚本。

秦代有一部名为《公子血脉谱》的姓氏书，据传为荀子
所作，该书性质与《世本》相近，但其所述材料的可信程度
却远不及《世本》，后世称引者不多。

西汉时代，汉高祖起于布衣，其祖上并无声名煊赫的人
物可供夸耀，因而不重视姓氏谱牒，加上西汉政府一直在打
击豪强大族，所以这一时期对于姓氏制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
。东汉以后才开始有对姓氏制度进行研究的着作，班固的《
白虎通姓名》篇以“人所以有姓者何？”“人所以有氏者
何？”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对姓氏的起源、作用进行了解答
。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也记载了大量姓氏的源流情况
，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则首次明确地对姓氏的来源进
行分类，为后世的姓氏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此外，
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充的《论衡》和经学家郑玄为三礼
所作的注释中也都包含有他们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见解。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门第阀
阅制度的日益隆盛，各朝各代都编修了许多姓氏书，比较着
名的有东晋贾弼的《姓氏簿状》，南朝王僧孺的《百家谱》
，北朝何承天的《姓苑》等。但这些书多是谱牒性质，对于
姓氏制度的研究很少，而且由于土族地主竞相标榜出身高贵
，往往在自己祖先身上作伪，所以这些姓氏书的可信程度也
比较低。当时对姓氏制度研究比较有贡献者当属西晋的杜预
，他在为《春秋》经传所作的集解当中，对许多国、族的姓
氏都作了追究，并对“赐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
预的注经过唐代孔颍达的疏证，已经成为后代研究姓氏者必
用的材料。唐宪宗元和年间由太常博士林宝编纂的《元和姓
纂》也因征引前代文献丰富而多为后世祖述。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姓氏制度研究的高峰时代，郑樵在
《通志氏族略》中总结出了先秦姓氏制度的许多特点，对
于姓氏来源、姓氏应用规则、姓氏合一等重要问题都有涉及
，历来为学者所称引，但其将得氏方式分为三十二类则过于
繁琐，而且各类之间重叠交叉的部分很多。其他如王应麟的
《姓氏急就篇》、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吕祖谦的
《东莱博议姓氏》篇等都对后世比较有影响，罗泌、罗苹
父子所作的《路史》对于上古帝王的姓氏也颇有记录。

元、明两代的姓氏学研究不盛，唯有王圻在其所着的《
续文献通考氏族源流》中将得氏方式分作三十六类，比郑
樵所分的二十二类还要繁复，后世多有批评者。

清代考据学兴盛，乾嘉学者们在考证经史的同时，对古
代姓氏也做了一些辨订工作，在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
的读书札记当中，都有对先秦姓氏问题的解说，尤其是顾炎
武的《日知录》，对先秦古姓的数量、姓氏合流的时间、以
国为氏、姓氏书等问题都有涉及，收入其文集的《原姓》篇
则基本上是对上述问题的汇总。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
》中专门列有《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和《春秋列国姓氏
表》，对春秋列国的姓氏作了一番系统整理，条理鲜明，考
证典核，为后世研究先秦姓氏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中偶
有缺失之处，亦为当代台湾学者陈盘先生撰的《春秋大事表
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26、27、28、29本）和《撰异续编》以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31、32、33本）所补足。此外，
清代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也列有《氏族典》和《氏族
博考》的条目，以汇考的形式对清代以前的姓氏学研究做了
一番总结。

从战国到清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在先秦姓氏制
度研究方面下的功夫可谓不浅，着述也不少，但他们的研究
成果却比较有限，受当时的思维方式、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
的限制，古人对于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多数停留在史料梳理
、源流考证和对姓氏特征的说明上，而很少能对他们所观察
到的姓氏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即使偶有谈到，也是东鳞西
爪、片断零碎的，形不成系统。而且由于姓氏特征的有限性
，后人往往只能祖述前人之说，而不能超越前人做更深一步
的探讨，这就使封建时代的姓氏学研究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
状态。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传
入，姓氏制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新气象。学者们往往借
助新的理论，以社会学眼光对古代的姓氏制度进行考察。梁
启超、刘师培、章炳麟诸先生都曾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中
国古代姓氏的起源，20世纪30年代学者袁业裕根据日人田崎
仁义的着作《王道天下之研究》编述的《中国古代氏姓制度
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向读
者展示了古代姓氏起源、发展的过程，袁氏认为，氏为血族
或地域团体的名称，姓为母系族制之遗意，姓氏是社会的产
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这一阶段学者的研究中
也有不足，即往往引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有余而对中国姓氏制
度自身发展的历史注意得不够，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往往流于
空疏或者牵强，这尤其反映在以图腾理论解释古姓起源的问
题上。钟道铭的《中国古代氏族社会之研究》（《东方杂志
》1934年第31卷1号），黄文山的《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图
腾文化〉之我见》（《新社会科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1
期），董家遵的《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
1946年第3卷第1期）和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
明书店1949年版）等着作中都有以图腾理论强解中国古姓起
源的内容。上述学者为许多古姓都找出了它们在图腾中的对
应物，如姬姓的图腾是鳄鱼，彭姓的图腾为鼓，姚姓的图腾
为桃等等，这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想像之说。

在这一时期，古文字学的研究方兴未艾，颇有学者致力
于从古文字学方面发掘中国古代姓氏学材料，30年代有吴其
昌的两部金文姓氏学专着《金文世族疏证》和《金文世族谱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出版，40年代初罗福颐先生又在
《艺文志》杂志上发表《三代吉金文存中所见女姓》一文。
借助文字学材料研究古代姓氏，这应当是姓氏学研究方法上
的长足进步。

建国之初，百业俱兴，但是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步伐却
慢了下来。这个时期专论姓氏的文章只有丁山的《姓与氏》
（《新建设》1951年第6期）一篇，此外就只能在罗常培的
《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丁山的《中
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徐
中舒的《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成都工商导报》学林
副刊1951年1月7日）、《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
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孙作云
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4月第1版），
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8月第1版）等着作中
发现些许与先秦娃氏制度有关的内容。而在此同时，杨希枚
先生却表现出了他对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巨大兴趣，他的一
系列文章：《姓字古义析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第23本，1951年）、《〈左传〉“因生以赐姓”解
与“无骇卒”故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
1954年）、《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和《联名与姓氏制度
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
1957车），都是选取姓氏制度中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提出
见解。在《析证》一文中，杨先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
字并没有我们今日所言的“姓氏”的含义，其含义有三，其
一指子或子嗣；其二指族或族属；其三指民或属民。基于对
姓字古义的上述认识，杨先生在其后关于“赐姓”的两篇文
章中提出，先秦赐姓制度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应指赐民、分
民或授民，与先秦所谓“胙土、命氏”并属封建制度的三要
素，即分民裂土建国的制度。虽然杨先生的某些结论还值得
商榷，但他的研究方法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大陆地区姓氏制度研究的沉闷状况，到70年代末期终于
被打破。1979年曹涛发表的《中国姓氏的演变》（《江西师
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是这个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从宏观上对中国姓氏制度发展演变的总体过程进行了论述
。此后马雍的《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研究丛
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骆光华的《先秦
姓氏制度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中华书局1985年版
）都有在姓氏制度研究重新起步以后帮助研究者理清思路的
作用。尤其是马雍先生的文章，对中国姓氏制度自身发展的
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姓氏的起源、图腾与姓的关系、
命氏方式、姓氏合流、复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是一篇甚具参考价值的上乘之作。

总论性的研究之外，专题研究也发展起来。伴随“楚文
化”研究热潮的掀起，祝融八姓的问题开始成为学者们注目
的焦点，1980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题为《谈祝融八姓》（《
江汉论坛》1980年第2期）的文章，以古文字和传世文献两
方面的材料来证明祝融八姓传说的可信性，对这八姓的迁徙
和繁衍情况也有所探讨。次年，唐嘉弘先生也发表《释祝融
八姓》（《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的文章，就某些问题
与李先生进行了商榷。此后何幼琦的《论祝融及其后“八
姓”》（《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徐少华的《祝融八
姓之嫄、曹姓诸族历史地理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2期）和《论已姓、彭姓诸族的流变和分布》（《江汉
考古》1996年第2期），都对祝融之族的踪迹和存灭情况进
行了考察。楚的族姓问题也是楚文化研究的热点，张正明、
张胜琳二同志在《楚君姓氏辨》《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楚君是以芈为姓，芈表示他们的氏族：以酓为氏
，酓表示他们的职分，文献中常见的楚君称“熊某”的“熊
”字是酓字的音近假借。龚维英却认为楚的族姓应当有两个
，一为芈，一为熊，《世本》及后世谓楚“以熊为氏”是囿
于族姓只有一个的观念曲为之解（《楚的族姓有二说》，《
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葛志毅先生则仍然坚持《世本》
的观点，认为熊为楚君之氏，并考证楚君的熊氏是源自楚人
对于熊图腾的崇拜（《先秦图腾信仰与楚君熊氏之关联》，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楚族姓研究之外，对于齐和鲜于中山国族姓进行研究的
文章也有两篇，它们是韩玉德的《齐陈公子完世家姓氏流变
考述》（《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张岗、谢志诚的
《鲜于中山族姓问题探索》（《河北学刊》1981年第1期）。

“赐姓”也是学者们探讨较多的问题。1988年辛立先生
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左传》隐公八年所谓的“因生以
赐姓”就是“姻生以赐姓”，即在同姓不婚的情况下，为了
保证受赐者的种族繁衍而为其赐以异姓的宗族（《周代的“
赐姓”制度》，《文博》1988年第5期）。而张淑一则认为对
于先秦时代的赐姓应当分两个阶段来研究，其一为氏族时代
的“赐姓”，其二为周代的“赐姓”，氏族时代的“赐姓”
实质是部落首领为新生氏族命以氏族名称；周代的“因生以
赐姓”是周王根据被赐贵族的所出之族，即因其原有的血缘
归属而赐姓（《先秦“赐姓”问题探索》，《东北师大学报
》1999年第4期）。葛志毅先生则回避了究竟何为赐姓的问题
，只就赐姓习俗的来源进行了考索，他认为先秦时代封土建
国过程中的赐姓合氏制度，是由氏族时代人们在分土别居时
各立姓氏的习惯转化来的（《先秦赐姓氏制度考原》，《社
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 3期）。

“以王父字为氏”和“以父字为氏”是先秦时代两种常
见的命氏方式，许多学者都指出过它们与民族学中常见的父
子连名制相类似，却从不曾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李衡眉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从婚姻进化的视角来考察
这两种连名模式的异同和内在联系，揭示其实质。李先生认
为，“孙以王父字为氏”是父系社会初期实行的昭穆制度在
姓氏制度上的反映，而“子以父字为氏”则是父权牢固树立
以后父子间的血源关系成为高于一切的社会关系的表现（《
东岳论丛》1992年第6期）。

先秦文献中常见一些贵族称“公某”或“某孙”的情形
，方玄琛先生的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他在《春秋战国
时代国君子孙以“公某”为称为氏探论》（《大陆杂志》第
83卷5期）一文中认为，周代国君子孙常于名、字、行次上
冠“公”字为称，其后人即以公配字、公配行次等名称为氏
，称“公某”氏，例如《左传》中就有公孟氏、公南氏、公
叔氏等等。他在《论春秋鲁钟孙、孟孙、季孙、臧孙等称非
氏名及春秋时代人物系“孙”为称之意义》（《大陆杂志》
第75卷6期）一文中认为，春秋时代部分贵族系“孙”字为
称，“孙”字系指某位先君的后代子孙，“某孙”为该族宗
子的专称，后世学者以“某孙”为氏名，其说不确。

关于姓氏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李向平认为，姓氏实际上
是宗法制度中大小宗之间宗法统属关系的体现，一个代表始
祖的姓，亦是代表着一个宗族或家族的大宗：氏作为姓的下
属支系，表示一个宗族或家族中已分立出来的小宗或庶族。
春秋战国之际，当宗法制度陷入绝境时，旧的姓氏制度也走
到了尽头（《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广西师大学报
》1984年第3期）。

关于姓氏合一，阎晓君先生注意到，在春秋时代“礼崩
乐坏”的局面出现以后，周人同姓之间相互提供帮助、保护
、支援的观念已不牢固，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已被打破，开始
由同姓不婚向“同姓共宗”不婚过渡。原来只属于贵族阶级
的氏，这时也由于宗族的不断繁衍扩大而成为各个阶层都可
以使用的一种名号。新的姓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到
秦汉以后得到普遍推行（《论姓氏合一》，《寻根》1998年
第3期）。

男女有别是周代姓氏制度的重要方面，张淑一在《周代
女子的姓氏制度》（《史学集刊》1999年第2期）和《周代男
子的姓氏制度》（《华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两文中对
周代女子和男子不同的姓氏应用规则进行了考证。

这一时期，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研究先秦姓氏制度
的论文也有一些。1982年王育成发表《从两周金文探讨妇名
称国规律》（《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一文，指出金文中
在夫国称妇时，往往称其生身国名，而当生身国为出嫁女作
媵器或妇人自称时，则一般称夫国名。1983年朱凤瀚先生发
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年
第3期）一文，就商周金文中复合氏名的含义、复合氏名的
构成规律及其存在的社会根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复合
氏名的角度释读了部分器铭。同年五月，张亚初先生就两周
金文中常见的“某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指出“某生”就
是某氏之甥，“某”为该甥舅家的氏名（《两周铭文所见某
生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1987年李学勤先生
的《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
一文发表，根据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对姓氏制度中的几
个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还有一些以民族学材料研究
姓氏制度的文章，它们是何星亮的《图腾名称与姓氏的起源
》（《民族研究》1990年第5期）和宇晓的《亚姓现象跨文
化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一些谈人
名的论文或专着也都对先秦的姓氏制度有所涉及，它们有周
国荣的《姓名说》（《文史哲》1985年第1期），盛冬铃的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
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吴镇烽的《金文人名汇编》（
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1版），金良年的《姓名与社会生活》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版），李学勤的《先秦人名的
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张联芳主编的
《中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和纳日碧力戈的《姓名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2
月第1版）等。

这一时期，还有专门就某部先秦文献中的姓氏学材料进
行研究的文章，俞樟华的《〈史记〉与古代姓氏》（《人文
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对《史记》一书中记载的有关先秦
和秦汉时代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有意义的考察。严军的《〈
左传〉姓氏相关问题的探索》（《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
则对《左传》一书中包含的姓氏学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并
对姓、氏之别，姓、氏起源先后，先秦古姓的数量以及姓、
氏合流的年代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雁侠同志的《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
社1996年8月第1版）一书，是近些年来仅见的一部关于先秦
姓氏制度的专着，该书较多地运用了古文字学材料对姓、氏
的本义和起源，黄帝二十五子得姓的传说和商、周两代姓氏
制度的演变作了探讨，并提出了某些合理的解释，但其中也
存在一些不足，即对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的重点——周代
的姓氏制度研究力度不够。

值得一提的是，于70年代末期率先打破先秦姓氏制度研
究沉寂状态的曹涛先生，在时隔近20年之后重新操笔，对当
今姓氏制度研究中的盲点和误区进行了批评：其一，指出某
些研究者在对姓氏起源的史前查证中不经信史、出土文物或
其它可资凭信的古文字、古方言中的材料，而是凭借距离史
实一、二千年之久，又大多出自两汉魏晋时期某些古人穿凿
臆造的作品大加论证；其二，指出某些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落
古人臼窠，把姓氏学研究与为某姓找寻光荣体面的祖先混为
一谈（《中国姓氏研究中的盲点和误区》，《江西教育学院
学报》1996年第1期）。

总结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学者们的研究
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揭示了先秦
姓氏制度的主要特征；第二，基本明确了先秦姓氏制度与家
族形态和社会演进的关系；第三，对某些具体姓氏问题提出
了合理的解释；第四，结合新的材料和研究方法，使研究的
切入点更为细致，研究的范围也得到扩展。

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于庶人及其以下阶
层的姓氏制度关注不多，从而影响了对先秦姓氏制度的总体
考察。这当然有资料缺乏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囿于古人
成说，简单地认为庶人无姓氏，故而将这一阶层的姓氏情况
弃置不顾。其实如果能详尽地挖掘史料，这方面的突破应当
会有一些。在研究力量的分配上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姓氏
作为家族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其与宗法制度有着十分密切
的关系，但目前仅见李向平一篇从宗法角度谈姓氏的文章。
同样，姓氏合一是先秦姓氏制度在战国之际发生的最大变化
，关于姓氏合一的具体分析，目前也只有阎晓君一篇文章，
研究的力度远远不够，而在某些选题方面则人员相对集中。
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让
我们更为细致地了解古人的生活实景，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已
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

B. 民俗学相关问题

民俗学专业的选手飘过~
这个专业属于法学，研究生出来拿法学硕士的证。如果你学民间文学，证就是文学硕士的了。社会学系、中文系、历史系下设的都有，华东师范大学貌似放在对外汉语学院。有一个学校就是两个系都有民俗专业，以后有兴趣可以八卦一下这段学界公案。
该专业好一点的大学除了前面有人列举的，中国社科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刘魁立先生就是社科院的。很心水纳日碧力戈先生。还有户晓辉、高丙中、巴莫曲布嫫等等等等，牛人一大坨。而且怎么说呢……这排名不知根据啥？没说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先生还是很牛的。《文艺民俗学》。华中师范大学也被华丽丽的无视了，你让陈建宪、刘守华二位先生情何以堪！神话研究故事类型研究绕不开的好吧。
就自己对这些楼下列举的大学的了解和其他一些学校这方面的情况8一下吧。8卦无罪，谢绝跨省~
关键看你的兴趣是偏向哪一方面？
民俗学下还是有不少专业方向的
信仰民俗学
民俗理论
民俗学史（学术史）
民俗史
文艺民俗学
都市民俗学
民间文学下面的
神话学
传说学
……很多哦
而且上面说到的这些大学
有的偏人类学
有的偏民族学
有的专长是民间文学
这三个学科可不是方向的问题
完全不同于民俗学
只是民俗学本来就是混血儿
各大学的学术传统又各不相同
北京师范大学
知道搞排名在中国一定是这所学校龙头老大
地位仿佛神奈川大学之于日本民俗学
钟敬文先生解放后长期任教于此
中国民俗学之父啊
现在该校的民俗学老师及主要研究方向
http://www.chinese.bnu.e.cn/szdw/szdw.aspx
基本是钟老的徒子徒孙
杨利慧先生狠狠狠不错哦
董晓萍先生低调勤奋，田野做得相当有水平
山东大学
http://www.chinese.bnu.e.cn/szdw/szdw.aspx
在文史哲研究院下设民俗学研究所
老师介绍上面都有叶涛先生张士闪先生刘宗迪先生的东西比较熟悉
其他几位不清楚
这群人超活跃
杂志办得相当有水平
什么《民俗研究》、《节日研究》……
《民俗研究》权威滴很
山东民俗本来就资源丰富
听说现在叶涛先生貌似跳槽到北京了
有同学最近在联系他发文章打听到的
小道消息不知真假
辽宁大学
上榜理由大概是乌丙安爷爷吧
打开师资介绍木发现，莫非退休了？
萨满研究、生命树、民俗学原理，只看过他写的这一类东西还有生态民俗学的论文
江帆老师是他的女弟子
看过她的生态民俗学、民间口承叙事论
二位的东西弱弱的说一句，觉得生硬
http://www.lnu.e.cn/lndx/szdw/jsjj_zy.jsp?id=2359
接着八卦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
http://chinese.fudan.e.cn/fudan/res/htmlres/0/39.shtml
网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
消息滞后
这个你查两位郑先生就OK了
还有位女老师
学术能力非常强的
只是现在不带研究生
信仰民俗学
神话
艺术人类学（这个不是民俗学了）
都不错
华东师范大学的话
查下这个吧
应该还有几位女老师
非民俗专业出身的老师也有几位做民俗相关的东西
http://hanyu.ecnu.e.cn/teachers/teachers.aspx
主要是陈勤建先生
不老神话呀
心态超年轻的那种
文艺民俗学很有特色
上海大学
只是对黄景春先生听说的多一些
http://wxy.shu.e.cn/deptMess/Chinese/index.asp
http://wxy.shu.e.cn/sociology/details.aspx?eid=275#
民间文学
民俗信仰
都市民俗学
说到都市民俗学的话
貌似东南大学的陶思炎先生也是做这方面
上面三个学校都受到以前上海老一代民俗学者罗永麟先生的影响
民间文学方面比较关注
其他的不多扯了
建议你打开中国民俗学会的网站一个老师一个老师的看简介就当选导师好了

关于工作的问题
很杂很杂滴
1、公务员。有些专门招民俗学专业的毕业生，文联民协道教协会啥的，清水衙门较多。
据说非遗一搞，火了。
2、大学教师。家里有人，差不多的话三线地级市的本科学校不难。进去之后就难了，得有科研能力。牛一点的话就可以进好大学了。当然是不一般的牛。
3、中学教师。在北京上海，这很正常。
4、杂志社编辑。我就认识两个。这个专业招生少的一两年一个。
5、报社记者。认识这方面毕业的同学。
6、广告公司。那位学长大概搞文案去了吧。
7、学校或大企业的行政人员。经典文科典型命运。不解释。
8、银行。也是行政。
其他的就是不入上九流的工作了。

没啥专业优势的。文科能好到那里去？历史研究所博物馆啥的，叫人家文博专业的同学郁闷了。
总之。到处抢人饭碗呗。

学这个也要看你家是否有米，
田野调查很花钱滴。

纯兴趣的话旁听好了。
在中国找工作，不是大款权贵，特别穷人家的孩子
建议你还是学工科吧。

学了文科，就学经管类的专业。
不行就去考对外汉语吧。
两年，早就业。

外语学得好比啥都强。

兴趣很理想，现实很残酷。
后悔没学工科的飘过~

而且田野调查下就会发现
我们的民俗
我们的遗产
多少已经只剩下尸体？
我们醉心的文化
复兴后
真的是件好事情么？
中国民俗生于封建
剩下的自己想吧

考研的专业课不是一般的多
很挑战的说

C. 桑德尔：什么是正义（What is Justice）

）”。桑德尔教授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的学术论著包括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Justice: A Reader，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等等。本次讲座由高研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顾肃、林曦、纳日碧力戈、吴冠军、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此次讲坛。在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欢迎各位同学和老师的到来，并简要地介绍了桑德尔教授。接着，现场播放了桑德尔教授的一段精彩的讲座视频，过后，桑德尔教授正式登上演讲台为复旦的同学们作了一场期盼已久的演讲。桑德尔教授首先感谢同学们的到来，期待今晚能够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与同学们相互学习。由于同学们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相信大家对正义问题会有非常丰富的见解。桑德尔教授描述了理解正义的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认为，正义意味着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多的快乐，也就是哲学家杰里米00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式的功利主义所持的观点。第二种进路认为，正义不单单指人民福祉的最大化，它毋宁是一个关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安全的问题。这即是约翰00罗尔斯（John Rawls，1920-2002）式的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正义不是最大化人们的福祉或GDP，也不是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正义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追寻美德”的社会中，这样将促使人们追求更有价值的目标。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1929－）便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接着，桑德尔教授对三种正义观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考虑到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过于抽象，桑德尔教授引入了现实中的一个救生船的故事作为例证。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危险，船上的四名船员由于缺乏食物和水，急切地盼望着救援的到来。然而许多天过去了，救援一直没有来。其中的一名船员，他是一名孤儿，在船上做侍者，因为喝了海水已经病倒了。为了能够维持生命，另外的三名船员最后把这位生病的侍者杀死并吃掉，最后成功地获救，回到了英国。因为杀害了那位男侍者，他们回国后被逮捕，面临法庭的宣判。讲完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给同学们提了一个问题，即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给这三个人判刑，他们是否有罪？现场听众踊跃地举手发表观点，围绕着集体的快乐是否高于个人的快乐，以及是否能把人作为工具来利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之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功利主义的观点，桑德尔教授又讲述了另外一个关于“幸福之城”的故事。这是一座超乎想象的美好的城市，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个人例外。在一座最漂亮的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位孤儿孤零零地住在那里，遭受着痛苦。但是没有人来拯救他，因为大家知道，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为这位孤儿遭受着痛苦。他们不愿意牺牲幸福而去拯救他。针对这则故事，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幸福之城以一位孩子生活在痛苦中换取了城市的幸福，你认为这样可行吗？现场同学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同学们的讨论做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同学们提到的两个观点，即正义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以及正义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观点，是对边沁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否定。他还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独白和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为例，讨论了高层次享受和低层次享受哪个更值得追求的问题，认为要对享受做高级或低级的定性判断，我们不能单纯地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衡量，而正义与“哪些享受是值得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关性。桑德尔教授指出：把道德转换为功利主义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以一个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真实故事诠释了他的这种说法，并结束了他的演讲。桑德尔教授讲述的故事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现场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和欢乐的笑声。评论嘉宾童世骏教授对桑德尔教授的演讲发表了五点评论。首先，桑德尔教授讲的三类正义观的解释大致对应于哲学上关于“有什么”、“做什么”、“是谁”等问题的回答，分别对应于功利主义、义务论和德性论。第二，道德两难可以用不同角度加以解决。从桑德尔的讲演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功利主义也可以提出很有力的反对杀人、酷刑的论据。另外，桑德尔讲稿中提到的道德分工可以用来证明特殊义务，而特殊义务可以证明社群主义道德理论，但承认特殊义务的那种道德分工体制本身可以用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进行辩护。第三，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判断的主体，这使得老师在课堂上运用道德例子与学生进行讨论，有一定局限。他认为，桑德尔让学生选择的火车例子与救生船例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前者，火车司机的选择是在他之外的5个人死还是1个人死之间，而在后者，船员的选择是在他们自己3个人死还是那个可怜的小孩死之间的选择。第四，道德判断的正当性取决于一些理所当然的经验前提，特别是特定时空的条件。有些经验条件是永恒的，比方说人会死亡等等，但有些并不是。桑德尔例子中那艘船的四个人，如果是全球剩下的最后4个人，我们怎么看？人类这个物种生存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安全成为紧迫问题的条件下，道德考量应该观照这一维度。第五，道德两难可能并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的解决。关键的问题在于：道德两难的解答可能并不在道德理论当中，而在道德直觉当中——甚至不在道德领域之内，而在于道德领域之外。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特定的道德主体的苦思冥想，而是对这种两难经常发生的那个环境的革命性改造。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社会改造和人格教育来说，功利主义倒有特殊的作用。评论嘉宾万俊人教授首先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演讲，然后从学理上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他说在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人们对道德哲学主要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方式，也就是价值目的论的方式，强调要均衡和计算利弊得失。第二种是康德的道义论方式，强调道德行为的正当理由。这两种方式的终极根源都是自由主义，桑德尔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两种方式。桑德尔教授意图以他的理论作为第三种方式来说明什么是正义，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正义。他建议桑德尔或许可以重新考虑柏拉图的说法，即正义关注更多的不是人的德性，而是人的身份、角色、品格以及人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其次，万俊人教授对把案例分析运用在正义问题探讨中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当案例本身具有极端性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例外情形，而不是正常情形。而正义恰恰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形，它关乎我们的生活、社会秩序、利益关系，是每时每地每个时代都遇到的永恒的主题。用这种例外情形的极端推理，恐怕不能解决问题。随后，桑德尔教授对嘉宾的点评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他认为第三种方式不光是个人道德问题，还是评价美好生活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和界定，我们便无法理解正义。然而道德如果只是代表个人道德，就太狭隘了。他同意万教授的说法，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这两种方式是不足以分析正义问题的。用第三种方式论证正义，我们就无法避免去论证人类的好处即，是什么使得人类的生命有意义。他也同意童教授的道德两难不一定都能得到理性解决的说法，但是他认为是否存在正确的做法，或者哪种做法更好或更坏是无法推测的。现场的听众向桑德尔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 “正义与合理相冲突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哪种处理方式对社会更有利？” “如果我们是那个船上被杀的男孩，我们该怎么办？”“您认为政府现在的正义状况如何？您在担任小布什总统顾问时对伊拉克行动是否有建言，您提了什么建议？”等等。桑德尔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感谢了桑德尔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讲座中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消费。本次讲坛中，桑德尔将其哈佛校史上听众最多的课堂搬到了复旦大学，吸引了复旦大学各院系师生以及外地、外校的众多听众前来参加。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参与，还特在经济学院大堂进行了现场视频直播。整个会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异常火爆，被很多人认为是复旦校史上听众最多、最火爆的一次讲座。大部分听众站着或是坐在地上聆听了整场讲座，并积极思考和回答桑德尔教授提出的问题。整场讲座气氛热烈，听众们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