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教授南京大学

Ⅰ 贵州省副秘书长吴强任哪个省长的秘书

吴强，男，籍贯湖南新晃，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天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工程硕士。现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正厅长级）。

Ⅱ 吴强的学术成果

1．专著《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
2．编著《公共支出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
3．专著《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系统优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3 1．农业产业化论纲，《西北师大学报》2002，3（《新华文摘》“篇目辑揽）
2．美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及其特点，《财会研究》2004，1
3．适度的区域发展差距及政策建议，《财会研究》2004，10
4．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9月17日
5．政府行为的历史演变，《中国改革》2005，11
6．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与行为局限，《财会研究》2006，3
7．和谐社会的政府行为构建，《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6，11
8．构建和谐区际经济关系的财政政策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8，4
9．新能源电力价格规制探讨，《中国能源报》（人民日报主办）2009，7，6 1．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及政策研究》的分报告“西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李宗植教授主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03年结项）。
2．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财政或有负债与财政风险研究》的分报告“中国财政或有负债实证研究”（李朝鲜主持，2008年12月结项）
3.主持教育部规划课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立体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研究》
4.主持地方规划项目《吉林市昌邑区2011-2020现代服务业规划》
5.主持国家发改委招标课题《加快特殊贫困地区发展的思路与对策》（2011,获奖）、《我国区域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12） 1．《西部大开发》系列研究，2003年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和谐社会与政府行为构建研究，获甘肃省财政协会科研论文一等奖，2007，3获甘肃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Ⅲ 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兽祱栮浴?????????
、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兽祱栮浴?????????
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兽祱栮浴?????????
，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 张桂珍《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见刘继南主编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C]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③ 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④ 蒋晓丽《全球化语境下的华文传媒言述方式的嬗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J]2000（10）第104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0页

⑥ 徐宝璜《新闻学》自序[M]，见《新闻文存》第28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Ⅳ 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高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为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提供了遵循。

近年来，各地各高校也在不断进行实践探索，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以点带面，目前已初步形成高校普遍重视、院系广泛动员、教师积极参与的局面。

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跃升？经广泛调研、深入研究，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作出国家层面上的整体设计和全面部署。

“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政工作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管用一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专业全面推进，让每一位教师承担好育人责任，让每一门课程发挥好育人作用，将专业课程与弘扬真善美结合，让“干巴巴的说教”向“热乎乎的教学”转变。

这一转变，如何实现？

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

《纲要》立足于教学工作，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对地方、高校、院系、教师各个层面，对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各类课程，对文理工农医教艺各个学科专业，提出了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要求。

“把大水漫灌变精准滴灌，为高校和教师拨开了认识上的‘迷雾’，让每位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干出自己的‘特色’，提高思政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吴岩表示，在建设目标上，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进一步提高高校立德树人成效。

在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看来，“课程思政建设是‘三全育人’整体格局下的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只建几门课的样板房工程，要按照所有课程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负有育人职责的‘两个所有’要求全面建设。”

上海市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课程思政已实现3个“全覆盖”，所有高校全覆盖开设“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程，所有高校全覆盖开展综合素养课程改革，所有高校全覆盖开展专业课程育人改革。复旦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已覆盖所有院系，示范专业已覆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院系，并向理工科院系持续延伸。

为充分发挥课程育人主阵地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将课程教学大纲变更为“育人大纲”，修订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强化思政教育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的方式方法，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的关系，推动课程育人改革走向深处、落到实处。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教育部明确了主要工作思路，要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实现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一体化推进；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既形成“惊涛拍岸”的声势，也产生“润物无声”的效果；坚持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相统一，既加强顶层设计协调推进，也针对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特点强化分类指导；坚持总结传承和创新探索相统一，及时总结经验、选树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在佳木斯大学校长孟上九看来，“贯彻‘四个相统一’，要处理好‘食材’与‘食盐’的关系。‘食材’与‘食盐’如同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关系。食材视之有形、食盐品之有味。课程思政追求的境界是‘吃盐不见盐’。专业课教师如同‘大厨’，要拿捏好‘火候、口味’，烹制出课程+思政的育人‘大餐’，以专业课程之体载思政育人之魂。”

抓好主力军、主战场和主渠道

高校教师的80%是专业教师，课程的80%是专业课程，学生学习时间的80%是专业学习。多年的调查表明，8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吴岩表示，4个80%是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这一重大命题的现实依据。其中前3个80%也构成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要紧紧抓住专业课教师“主力军”、专业课教学“主战场”、专业课课堂“主渠道”，深入推动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融合。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其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决定着课程思政建设能否取得实效。《纲要》提出，要注重能力提升、注重合作交流、注重示范引领、注重资源共享、注重理论研究，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

近年来，各地各高校也在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开展积极探索。如天津市2019年组织了全市首场课程思政网上集体备课，集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方法途径；江西省试点双师同堂，部分高校试点推进思政课教师与其他学科专业教师同堂授课、指导实践教学；武汉大学“六院士同上一门课”，面向本科新生开设“测绘学概论”专业基础课；北京理工大学推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能力提升系列午餐工作坊，将“课程思政”作为每一位专家分享的必选内容；山东省成立高校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统筹负责省内高校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工作，建设专门网站，定期推送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依托。明确教学内容重点、科学设计教学体系、分类推进课程思政，《纲要》要求，各地各高校在实践中要抓住这些课程建设“主战场”的重要抓手。

东北师范大学《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性意见》将“师德规范”“家国情怀”等育人指标置于毕业要求之首，并严格各门课程对其支撑关系及权重，确保课程育人落实落细；华北电力大学2019年启动了“一院系一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计划；大庆师范学院以大庆铁人精神为课程育人特色，将“培养具有铁人精神特质的师范教育和石油石化行业人才”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南京大学李向东教授在“宇宙简史”课程教学中，将哲学和天文学紧密融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济大学“科学、文化与海洋”课程由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领衔打造，凝练“海洋强国”文化，塑造学生科学文化精神；南京农业大学在以“尚茶”“农业栽培学”等为代表的课程中，将“家国情怀、法治精神、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素养”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中；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程，升华对中医药的认识，提振了中医文化自信。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课堂教学“主渠道”，一方面要把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正如湖南大学副校长李树涛所言：“每一门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但这些思政资源不是直接显露在课程内容之中，而是蕴含在各个知识点的背后，隐含在科学理论的深处，需要教师主动去发掘、加工和利用。”

近年来，各地各高校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近千万大学生参加了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170万名大学生参加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探索并实践了“滴灌式”“浸润式”“体验式”课程思政模式，开出了一堂最大最有温度的思政大课，积累了实践类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成功经验。

强化“三重保障”，让学生“尝甜头”

“从前期各地各高校的实践探索来看，课程思政的功能是综合性也是突破性的。”上海科技大学纪委书记吴强表示，大家深刻体会到，高质量的教学不仅要回答“教什么”和“怎么教”问题，还要进一步回答“为谁而教”“为什么而教”的深层次价值追问。

然而，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真正落地落实、见功见效，必须长效化、常态化，务实有效、久久为功。吴岩表示，这需要建立一系列机制，比如教师培养培训机制、优质资源共享机制、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组织保障机制，等等。其中，尤其需要强化“三重保障”，即强化组织领导保障，让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有势头”；强化激励机制保障，让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有劲头”；强化考核评价保障，让学生通过课程思政“尝甜头”。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此次新政明确要从3个层面健全组织领导，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在宏观层面，教育部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协调小组，组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在中观层面，各地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领导，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协调配套；在微观层面，各高校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教务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联动、院系落实推进、自身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格局。

课程思政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广大学生，人才培养效果是评价的首要标准。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此次新政要求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建立健全多维度的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考核评价体系和监督检查机制，研究制定科学多元的课程思政评价标准，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作为教师考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励、选拔培训的重要内容。

“课程思政是专业课程与弘扬真善美的结合，这个结合要有一个勘探、发掘、冶炼、加工的过程。广大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转换表达方式，寓教于课、寓教于乐，不断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体验、学习效果。”吴岩表示，这个过程是一个化学反应，是把教师的“我要告诉你”向学生的“我想学什么”转变的过程，是让课程思政有情有义、有温度、有爱的过程。（本报记者 万玉凤）

Ⅳ 吴强的1、学术研究

吴强教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原煤炭部、国家安监总局、省科技厅、省经委等科研项目18项。
作为从事矿井瓦斯灾害防治与利用的专家，他组织哈尔滨工程大学等省内外专家组成项目组，承担了黑龙江省重大攻关项目“煤矿瓦斯爆炸综合防治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吴强教授开创了利用水合原理进行煤矿瓦斯灾害预防和煤层气固化储运等研究领域，自主研发了瓦斯水合化实验装置，建成了国内外唯一开展水合物技术预防瓦斯灾害和瓦斯固化储运利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在减少温室气体甲烷排放，促进煤矿瓦斯综合治理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受到国内外专家高度评价，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近五年以来，吴强获省部级科技奖5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EI检索、ISTP检索18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申报发明专利3项。

Ⅵ 吴强的介绍

吴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合奏教研室主任。师从夏飞云教授，录制出版了《剑器》、《春到沂河》、《中国柳琴名家名曲》、《毕兹卡欢庆会》、《花》、《Soft Music —阮音乐》等柳琴、中阮个人独奏专辑。

Ⅶ 吴强的介绍

吴强，吴强，北京工业大学电控学院信息与通信工程副院长，副教授，在职博士学历。

Ⅷ 吴强的介绍

吴强，男，甘肃会宁人，博士，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北京工商大学财政系主管专业建设主任，北京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市财政金融创新团队成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

Ⅸ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机构简介

国际政治学系
国际政治学系由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国政治三个教研室组成，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7人，讲师1人。现有3个硕士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中共党史）和2个博士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为全国一级重点学科。
主要教学内容与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国际关系史，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台湾问题，港澳及华侨华人问题，东北亚、东南亚问题。
系主任：李义虎， 副主任：张海滨、连玉如。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简称外交学系）成立于1996年。外交学专业下设中国外交与外交学两个专业方向。现有教师7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
主要教学内容与研究方向：外交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方法，外交制度、外交手段和外交实务；中国外交史，中国外交思想，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外交战略；各主要国家的外交史、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
系主任：叶自成，副主任：牛军。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成立于 2003 年。现有教师4人，其中教授1 人，副教授 3 人。
主要教学内容与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国际经济合作，区域化比较研究，比较政治经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亚洲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和转型、国家竞争力的政治经济研究。
系主任：王正毅，副主任：朱文莉。
比较政治学系
比较政治学系成立于2012年3月，是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比较政治学系。 现有教师9人。
系主任：许振洲。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是在原国际政治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的基础上于1994年成立的。1997年本所国际共运博士点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科社博士点合并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士点。研究所现有教师5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
主要研究方向：西欧社会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长：张光明。
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建于1985年，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与教学。现有教师6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招收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美国与东亚关系、大国关系、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国际关系中的人权、媒体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
所长：袁明（兼），副所长：张小明。
亚非研究所
亚非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是国内研究亚非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1998年与国际关系学院合并。
亚非研究所以亚非地区的区域综合研究为目标，涵盖亚非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兼及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研究所下设亚太和西亚非洲2个研究室。现有教师13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1人。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
所长：李安山，副所长：吴强。
《国际政治研究》（季刊）
《国际政治研究》系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国际政治类学术刊物。自1980年创刊（内部发行）以来，《国际政治研究》刊发了学院内外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其思想和学术影响日渐扩大，成为国内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2002年起，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2004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确认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国际政治研究》为季刊，设有世界政治、地区政治、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政治理论、短评、书评、学术动态等栏目。邮发代号：82—236。
主编：王缉思，编辑部主任：陈志瑞。
资料室
1996年国关学院成立后，原国际政治系资料室逐步同亚非所（含原南亚所）、国关所、日本研究中心资料室合并成为国际关系学院资料室。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积累，资料室业已成为以收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为主，其他学科为辅的专业图书馆。
资料室馆舍充裕，拥有一个10万卷册文献容量的密集书架库，配备电脑等资讯设施的电子阅览室。现馆藏中外文图书41800余册，中外文期刊资料19500余册，以较为系统、完整的专业书刊、资料（如《参考资料》专题剪报）收藏为特色。

Ⅹ 吴强的介绍

吴强，男，博士，南开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