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老师巫永平
㈠ 我是二本生想考研跨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请问清华对二本生有歧视吗而且我还是跨专业的 谢谢
不歧视，主要看考试成绩说话，还要看面试成绩；当然，如果两者差不多的情况，可能名校的会占点优势。
下面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师资情况，及其研究领域，特供你参考：
姓名 职称 毕业学校及学位 研究领域
=============================================================================
程文浩 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公共管理，政府创新
楚树龙 教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国际战略问题，美国政治与外交，中国外交及安全战略研究
崔之元 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化，宏观经济政策，政府体制改革
邓国胜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公共组织问责，绩效与能力建设，非营利组织管理
韩廷春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计量经济学
胡鞍钢 教授 中国科学院博士 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
刘庆龙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政府公共关系，电子政务，社区管理
孟庆国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政府管理与创新，电子政务，政府能力与绩效管理
彭宗超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政府运作，危机管理，比较政治
齐 晔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施祖麟 教授 清华大学硕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能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苏 竣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公共科技政策、公共政策与管理
王丰 教授 密西根大学博士 人口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不平等
王 名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NGO，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环境治理
王庆新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儒家政治思想
王有强 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 公共经济学、政府治理、领导力
巫永平 教授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 政府与市场，产业政策，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
薛 澜 教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与创新政策，危机管理
杨燕绥 教授 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 政府组织与治理，社会保障，薪酬理论
殷存毅 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区域发展与政策
于 安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行政法（社会行政法，行政应急法）
于永达 教授 吉林大学硕士 国际经济理论与公共事务，集聚优势，领导学
俞 樵 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金融体制 ，公共金融，社会发展
陈玲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研究
过勇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廉政建设、公共治理、行政体制改革
贾西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民社会与治理，战略管理
李保明 副教授 山东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产业链与区域发展，博弈论
李应博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产业政策，区域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
梁 正 副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国家创新系统，研发全球化
刘求实 副教授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 非政府组织管理，事业单位改革
刘志林 副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城市规划与管理，住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孟延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治理
沈群红 副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 人力资源，知识管理，组织变革与领导力
王亚华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水政策与管理，中国国情研究
熊义志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领导力，国情研究，知识经济与公共政策
杨永恒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政府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殷成志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 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管理
戴亦欣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研究方法
曹峰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与组织、财政与发展政策
梅赐琪 讲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政府职能转换、干部管理体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
汝鹏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科技管理，公共政策过程，新能源政策
魏星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财政、区域经济
张楠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创新
张严冰 讲师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博士 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郑振清 讲师 北京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台湾政治发展、两岸政治经济关系
周绍杰 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区域经济
周源 讲师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技术创新与管理
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齐晔教授厉害吗
不歧视，主要看考试成绩说话，还要看面试成绩；当然，如果两者差不多的情况，可能名校的会占点优势。
下面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师资情况，及其研究领域，特供你参考：
姓名 职称 毕业学校及学位 研究领域
=============================================================================
程文浩 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公共管理，创新
楚树龙 教授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 国际战略问题，美国政治与外交，中国外交及安全战略研究
崔之元 教授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国有改革与民营化，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改革
邓国胜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公共组织问责，绩效与能力建设，非营利组织管理
韩廷春 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计量经济学
胡鞍钢 教授 中国科学院博士 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
刘庆龙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关系，电子政务，社区管理
孟庆国 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管理与创新，电子政务，能力与绩效管理
彭宗超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运作，危机管理，比较政治
齐 晔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
施祖麟 教授 清华大学硕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能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苏 竣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公共科技政策、公共政策与管理
王丰 教授 密西根大学博士 人口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不平等
王 名 教授 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NGO，公民社会与治理，CDM与环境治理
王庆新 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 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儒家政治思想
王有强 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 公共经济学、治理、领导力
巫永平 教授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 与市场，产业政策，地方与经济发展
薛 澜 教授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 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与创新政策，危机管理
杨燕绥 教授 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 组织与治理，社会保障，薪酬理论
殷存毅 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区域发展与政策
于 安 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行政法（社会行政法，行政应急法）
于永达 教授 吉林大学硕士 国际经济理论与公共事务，集聚优势，领导学
俞 樵 教授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 金融体制 ，公共金融，社会发展
陈玲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研究
过勇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廉政建设、公共治理、行政体制改革
贾西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公民社会与治理，战略管理
李保明 副教授 山东大学博士 两岸经济关系，产业链与区域发展，博弈论
李应博 副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 产业政策，区域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
梁 正 副教授 南开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国家创新系统，研发全球化
刘求实 副教授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 非组织管理，事业单位改革
刘志林 副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城市规划与管理，住房政策，区域经济发展
孟延春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 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城市治理
沈群红 副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 人力资源，知识管理，组织变革与领导力
王亚华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水政策与管理，中国国情研究
熊义志 副教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领导力，国情研究，知识经济与公共政策
杨永恒 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 绩效管理，公共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殷成志 副教授 "北京大学博士，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 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管理
戴亦欣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新能源政策，研究方法
曹峰 讲师 美国锡拉丘斯大学博士 公共治理与组织、财政与发展政策
梅赐琪 讲师 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职能转换、干部管理体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
汝鹏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科技与创新政策，科技管理，公共政策过程，新能源政策
魏星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公共财政、区域经济
张楠 讲师 清华大学博士 电子政务与管理创新
张严冰 讲师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博士 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郑振清 讲师 北京大学博士 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台湾政治发展、两岸政治经济关系
周绍杰 讲师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区域经济
周源 讲师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科技政策、技术创新与管理
㈢ 巫永平的介绍
巫永平，清华大学教授。1987-1993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同时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01至2002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4月回国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同时担任主编，创办《公共管理评论》。2007年5月开始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㈣ 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要求是什么
你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要求是博士起步，然后，国外要是真要瘦还得是杰青。
㈤ 国家为什么失败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试图解释国家如何才能兴盛的书籍汗牛充栋。年前年后一本名为《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的书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口口相传，不胫而走，虽尚未有正式的译本，却也已引发如潮热议。本刊也曾刊登相关书评（详见《财经》2012年第31期“威尼斯、页岩气革命和改革前景”）。 在这本书中，两名美国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了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根源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根据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这本书和中国当下的相关性在哪里？我们如何实现更包容性的增长？如何避免陷入“攫取性制度”怪圈？日前博源基金会青年委员会围绕上述话题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本刊择要刊之，以飨读者。 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 巫永平：要更深入研究制度转换的经验 这本书我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觉得欣喜。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方法论方面。本书在方法论上尤其让人高兴。200多年来，人们提出的对研究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可能不下十种。为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不增长，这本书提到了三种，其实还有其他的解释。作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至少到我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我觉得从方法论来说，它是有解释力的，只不过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简单化到只是几句口号，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没有去研究真实过程，告诉我们这对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演变的历史过程，解释真实的历史过程是怎么发生和如何演变的。 一 西方经济学在早期的古典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其实是把政治和经济合在一起讲，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分开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经过200多年演变到今天，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变成一门非常精致的学问，越来越科学了。从方法上、手段上还有整体上都越来越精致，内在的体系也越来越系统。但对于我这个不是学经济学的人来说，对经济学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吗？或者说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吗？我觉得至少现在新古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只要把那几个方面解决好了经济就能增长了。这些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既然是技术性的问题就可以用技术的手段解决问题，甚至用模型就能解决问题。 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进步，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告诉我们新古典关心的那些技术问题是受另外的东西决定的，不解决这些东西，技术性的东西就不可能解决。这些东西就是制度。 但制度经济学不太关心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你看诺斯就假设，人们从事制度创新跟从事经济创新是一样的，只要我投入的成本低于产出，也就是我的回报高于我的投入我就会去创新制度。他把制度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就这样简单交待了。但是我觉得制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学在它的范畴中可以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作为假设就过去了，但恰恰被经济学假设掉的东西，我认为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时，就把经济增长的问题看成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会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真空里。我们不能把经济从整个社会中抽离出来。其中，对经济活动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把经济和政治连起来的研究确实不多见，尤其在新古典中更难得一见。其实新古典在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现象时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我很欣喜看到今天在西方还是有经济学家能够有这么大的视野，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看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把经济与政治连起来，探讨政治可能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什么。 国内吴敬琏老师一直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看的。而且他们说得很清楚，经济发展是由经济制度、包容性的制度决定的，而这个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这种视角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从方法论来说，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本书，终于把我们拉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 二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一个很长的链条，但已经精致化的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这个链条的末端。经济要增长，要发展，显然要投资，有人愿意把资金投进去，有人愿意去付出劳动，经济学关心如何让人投资，如何让人劳动。但这些东西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链条其实拉得很长，一环决定一环。不只是经济学现在关心的这些东西。这本书试图把这个链条接起来了，从源头来看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生产活动，是否愿意把劳动力出卖去挣钱，后面的很多因素是什么。也就是把经济问题放回到整个社会的大框架里，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看，而不是把它从中抽离出来。 第二，书里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回答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现象。讨论国家兴衰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书。本书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或者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不是很新的东西，两个类似的概念之前已经都有人用过。但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国家为什么发展为什么不发展，却是新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看它们如何决定经济发展。马克思对经济发展原因的解释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解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资源分配，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当一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就应该去改变它，建立新制度。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是在经济学范畴里的制度。 这本书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且在世界范围里选取各种类型、各种发展程度国家的经验，论证自己的观点。至少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其中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换很重要。书中举了韩国的例子，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本书没有提，就是中国台湾。参考文献列了罗伯特·韦德的《管制市场》，这是发展型国家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但主要讨论中国台湾。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没有直接去讨论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例子同样重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义更大。 三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韩国曾经在政治上是一个榨取性或者攫取性的制度，具备了政权垄断和政治上缺乏多元性的两个特征。它还符合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权力的集中。其实在这些特征上，中国台湾和韩国都符合。它们都是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取得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指出这一点其实并非什么新观点，发展型国家理论肯定的也是这一点，只是表述不同。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对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在于如何从榨取性政治制度变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顺利实现转型。而这本书对韩国的解释是不够的。作者只看到是政治的转型，对于导致政治转型的其他因素分析不够。如果结合我们自己对于东亚经验的理解，可能这一点就更突出了。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政治上是榨取型的或者攫取型的，但经济制度却不是这样。 恰恰在这一点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特征被忽视了。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即使在发展的初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上都是私有制，都保护产权。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看到东亚欣欣向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化，是出口，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就学这个，我们以为一个威权政治体制和一个出口型的、外向型的经济再加上一个公有制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这是我们的理解，我们这么多年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政治上是压制的，经济是外向型的，但它们还有一个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这个是很核心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这点到今天可能越来越重要。这正是这两个地方在后来可以顺利实现转型的基础。 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解释得不够。作者把转型前的韩国和1978年后的中国都看成榨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都是有一定包容性。但二者在保护私有产权这一点上具有本质不同。这个差别其实是韩国后来能够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作者只看到政治的变化，没有看到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支撑韩国和中国台湾最主要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上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解释得不够。应该有更加复杂的解释。 可能这一点，和这本书的比较研究有关，比较研究要照顾那么多的面，你很难对一些例子能够具体深入下去，比较研究方法本身就限制了这一点。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尤其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更深地挖掘，弄清楚这个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四 我们今天可能就面临这个转换的阶段，我们这个模式支持了第一阶段的发展。未来还能继续支持我们发展下去吗？ 实现这个转换需要哪些条件，我们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还缺哪些条件，我觉得恰恰现在我们对缺的那些东西不太注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已经具备的这些条件，而且把具备的条件可能放大了，觉得有这些条件就可以了，可能危险就在这里。我觉得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应该更大。 这本书避免一些概念化的说法，它不用民主，也不用市场，而是用更具体的说法。用民主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是否发展太空泛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研究，在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对我们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丝毫没有帮助。这本书认为，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保证经济发展。这就比民主的概念更具体。 其实，民主制度并不一定就是包容性制度，尽管包容性制度一定是民主制度。作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什么，要有一定的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权力，保证能够提供秩序和法律。很多非洲国家为什么很难发展起来，它缺乏这一点。 我们过去30多年能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了秩序，20世纪上半叶，国家处于各种战争中。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又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家动荡不安。直到1978年，我们才实现了政治稳定，有了秩序，尽管获得秩序的代价很大，但我们毕竟有了秩序，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确保发展有一个领导力量。下一步要继续保持秩序，可能应该通过法治来实现。 另外，我自己于2005年在哈佛出了一本书，叫《经济增长的政治解释》，我是要解释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那一阶段怎么过来的，那本书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今年中文版就会出版，我觉得现在出中文版比几年前出意义可能更大。 台湾地区走过来的历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台湾地区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遇到，台湾地区做的选择我们现在也在面临。对于民营经济怎么看，公有经济怎么看，台湾地区在50年代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50年代的时候台湾地区从政界到学术界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强调公有制。 在1960年前后，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治领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蒋介石说我们要支持民营经济，我们要对民间开放，向国际开放。于是台湾地区才有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才有后来的经济奇迹。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巫永平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㈥ 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申请条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官员培训班纪实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取得了中组部的全力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后，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高调签约。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楼外温度高达37摄氏度，楼内清凉可人，门口的保安警惕地盘问每一位企图进入的行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组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方方共同举办的第五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清华内部简称“哈佛班”)是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中展开的。
有关该培训班惟一的消息是挂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网页上的快讯。该快讯称，培训班于6月27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中组部干教局局长李培元、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主任托尼·赛奇等人出席。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本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有61人，均为司局级(地市级)以上的干部。”一句话，点明了培训班的分量。
“哈佛班”的来历
采访中记者获知，“哈佛班”已经举办了四期，第五期刚刚开学，正处于清华受训阶段。而且这项规模宏大的官员海外培训计划也与20世纪末兴起的政界培训热有关。曾给“哈佛班”授过课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说，当时，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卢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提出动议后，和熟识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赛奇教授聊起这个事情，得到他们一致赞同。
巧合的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本人就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委书记和副主任，两家机构关系良好，而且，KSG的院长约瑟夫·S·奈，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于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政府学院，以及成立不久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都被没有培训资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为首要合作伙伴。
对此，哈佛大学KSG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培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哈佛大学，为期六周，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按照培训班的目的——“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这当然是阳光之下的事情。但微妙的是，相对于刚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声势浩大的高调签约，后来的“哈佛班”则愈显低调。
此项目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告诉本社，关于此次培训，中组部干教局是最清楚、最权威的部门。他们之所以低调，是不想引人注意，而且一些媒体的报道。卢迈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些媒体给这个培训带来了麻烦，但是本刊记者查阅几年来关于“哈佛班”的报道时，发现报道的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从一味的赞扬向有选择的质疑转变。
卢迈的担心有他的理由，但是如此一项号称“最大规模官员海外受训”计划不敢面对公众，则公众心意难平是顺理成章之事。一些观察家的担心是，这些中国建设与政治发展的生力军，从美国受训归来，是否会因此而染上什么颜色？美国人帮助中国官员成长，是简单的“国际互助”吗？美国人有没有“醉翁之意”？
“我们的官员到美国的政府学院学习城市规划、公共投资、人力资源等专业课程，肯定会触及价值观，其中就涉及到认同与演变的问题。但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到美国培训，就不能学习美国的优点。就像打开窗子，可能会有苍蝇、蚊子的侵入，但新鲜空气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说。
收获了什么？
“哈佛班”集中培训的时间不长，国内、国外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3个月，那么，短短3个月时间，这些高官们究竟收获些什么呢？
五期学员中最年轻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部长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之友杂志社社长）郑祖军坦率地告诉记者：“在哈佛学习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收获确实很大。上到观念，下到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短暂的培训使我们的思维观念有了突变。如果有可能，我们的干部要多到外面去接受一些有意义、有成效的培训。”郑祖军还说到“培训班达到了当初设定的目标：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
“哈佛班”第一期结业仪式上，该培训班班长、教育部部长助理李连宁代表学员第一个发言。李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外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使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措施，将产生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逐步取消对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会影响中国今后对外资的吸引力。”李连宁说。
爱给美国教授“挑刺儿”的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邓小钢的发言形象而生动。他将培训当中的60个案例比作是60道菜，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身，而且醒脑。
他说：“在基层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水、电、煤、气、路等样样都要，但基层财力往往不足，到底该先干哪样，缺乏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项目评价、组织决策与风险承担体系，经过案例分析及实地考察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得到了新的启发。”
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刚开始参加培训班时满脸疑惑：“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3个月后他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史美兰告诉本刊记者，在前几期“哈佛班”受训，让她感觉收获良多，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
“哈佛大学的案例闻名遐迩，我也很早就在书本上研读过哈佛大学的案例。但是，只有当我真正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之后，才知道书本上的哈佛案例和亲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史美兰说，“应该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分阶段和分班次地推广案例教学。”
哈佛班的学员们自我感觉良好，作为培训方的老师对他们也赞许有加。哈佛KSG的赛奇教授透露，一开始，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围绕一个问题，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
“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个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赛奇说。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告诉本刊，和普通的MPA学生相比，“哈佛班”的学生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这与他们的经验和所处的位置有关系，他们是中国政坛务实、开放的一代。”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通过了中组部干教局的考核参加“哈佛班”培训的许多学员，在结业之后，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宁调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等。
㈦ 我国水资源及对城市发展的制约
赵仑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水与城市”是当前我国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非常复杂的课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水资源问题使全社会感到困惑、忧虑、争论不休，同时又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难题。围绕该主题，本文认为我国水资源状况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最具基础性和关键意义。同时也是地球科学最有依据切入进行研究分析的问题。本文仅就这一点以北京为例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我国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的一个方案。
地球是目前已知宇宙间唯一存在液态水的星球，水在地球上孕育了生命，也滋养了人类文明。水是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发展极端重要的基础物质条件。大自然赋予了人类最宝贵的水资源，但是由于地球上的水遵循自己固有的规律循环运转，使可利用的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很不均匀，一些内陆和干旱国家水量匮乏，沿海地带雨水过多，有时造成灾害。我国地域辽阔、海岸线长，由于受气候、区域地质和地形条件特殊性的制约，水资源的配置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东南沿海地带水资源丰沛地区面积不够大，而内陆缺水地区超过国土面积一半以上，因此总体上属水资源不足的国家。但我国不是绝对缺水的国家，主要矛盾是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对水资源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又有全球气候干旱化背景，以及水务管理方面的不足等因素，以致长期陷入“水多、水少、水浑、水脏和水不均”的尴尬局面。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全面建设小康事业的发展。当前，能不能充分挖掘水资源潜力和科学调配管理水利，以达到最大可能保障水源供给的目标，是对我国当代人特别是科技队伍智慧的考验。我们的祖先曾经给出了优异的答卷，我国历史上在防洪、抗旱、水利灌溉及漕运上做出了值得我们骄傲的业绩。当代许多发达国家也根据自己国土条件创造了先进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患防治的高效益工程。我国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科学管理只有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找出路。
一、城市发展强烈受制于水资源条件：以北京为例
（一）北京水资源开发历史
北京城位于西山和军都山交汇构成的山前高地，以及由4条水系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上，西北部高，东南低平开阔向海。古时北京地区河流泉水纵横，湖泊湿地密集，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类型齐全，储量丰富，具备人口聚居建城的优越条件。北京建城历史达3000年，自元代定为元大都已有近800年历史。都城随着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每一阶段都伴随着不同性质和产状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保障城市的需求，北京水资源开发简史见表1。
表1 北京城市和人口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历史
续表
由表1可见，北京随着城市规模扩展和人口增多，必须不断开发各种类型的水资源：从地表水到地下水，直到开发超深地下水，从城近郊区到远郊区到邻省供水，以致引蓄远源河水，如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水源于吕梁山区；以及远调长江水。2007～2009年北京人口剧增，除超采深层地下水外，开发中水、加大人工降雨等几乎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目前北京水资源开发已达极限，同时北京人均占有水资源量持续在下降。
（二）目前北京水资源状况和底线
据2007年报道，北京市年用水量为34亿～36亿立方米，目前年供水量为26亿立方米，缺口为10亿立方米。目前用5种办法保证北京用水：①过度开采地下水，2000～2007年全市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造成本区地下水位下降，如图1。②扩大循环用水，开发中水，提高利用率。③节约用水。④等外援供水，曾预计2010年调长江水进京，部分缓解北京用水困难（北京电视台，2007年2月15日）。⑤从河北、山西调水保北京。2010年南水北调到京落空，需再等5年。因此，目前北京市水资源状况极不乐观，2006年统计北京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85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98.28亿立方米，形成地表径流17.72亿立方米，蓄入地下水源量为25.59亿立方米；本地自产水资源总量37.39亿立方米。但近10年来北京年降雨量减少10%～20%，增加降雨的可能性不大。按北京2005年人口计算，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248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8，全球人均水资源量的1/20；在全世界120个首都中排在100位以后。按2009年人口数计算，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立方米。
图1 北京市城近郊区多年同期地下水位下降示意图
（三）规划、现实、争议和出路
2011年1月报刊报导：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1972万人；按“十一五”规划，2008年北京人口1625万人，超约300万人，规划2020年北京人口到1800万，提前10年超过规划。“十一五”人口规划已经是冒进的；事实结果是“十一五”期间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20万人，当前必须面对突破2000万人口大关的考验。目前北京正面临人口暴增和水资源枯竭的危机局面。北京市水资源的底线在哪里呢？据北京市地勘局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北京市150米深度范围内地下水总储量为600亿立方米；北京2001～2008年平均年供水缺口为12.7亿立方米，累计缺102亿立方米。20世纪60年代打水井深度小于100米，而目前平原地区100米取水深井都已成废井，新打井直深到150米。如按2500万人口供水，大约20年内北京地下水将全部耗竭殆尽。这便是北京水资源的底线。
考查北京之所以发生近年来的人口暴增，与一段时期出现的似是而非的认识有关。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人对“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提法持否定态度。实践证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严格受自然基础条件的制约，在我国北方首先是水资源的限制。2011年3月17日北京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巫永平建议“将首都部分功能分散到周边地区”，并指出这一问题应由中央政府下决心解决。笔者同意巫委员的建议。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人口规模应严格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进行规划。
然而，即便是严格按北京市原订规划压缩人口，从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要求，也还需要给北京开辟一条具有大流量、稳定供水的廉价新水源，本文建议从解决华北区域水资源匮乏问题出发，从全国范围寻找水源，提出从长江自流引水到京的解决方案。
二、我国水资源状况和深入开发潜力
（一）我国水资源总体状况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和地形复杂，受季风影响全国降水分布极不均匀；在地质构造背景上，由于自二叠纪以来青藏高原持续隆升，形成西南部地势陡高，向东急降到低阔平原，构成阶梯式偏陡地形，由此造成河流流速急，携带泥沙量大，同时土壤层较薄，不利于蓄存地下水和缓冲河水流速等不利因素，是造成洪、旱频发的地质背景。据水利部年报2004年全国平均降水量600.6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56876.4亿立方米，当年全国占有水资源总量为24129.6亿立方米，比近40年来平均值28124.4亿立方米少12.9%，居世界第6位。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3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1/4，在全世界排名第21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177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值的3/4；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可再生淡水占世界总量的8%。总体上我国水资源量不够丰富，人均和亩均水量少，水资源在地区间、年际和年内分布不均匀，属自然条件不利的因素。我国历史上洪、旱灾害频繁，加之近年来全球总体升温，缺水区面积加大，目前全国655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我国水资源匮乏状况近年来明显加剧，表现为：华北地区降雨量减少，2010～2011年冬春连旱，山东、河南遭遇60年来特大旱灾，干旱加剧；广大的西北地区干旱缺水依旧；2010年春夏云贵高原大旱，重庆连年大旱；近年来两广及福建因台风减弱而降雨不足，中国南方的旱情引人关注。近年洪、旱灾害频发和扩大，除自然不可抗拒因素外，还与全国水资源管理中的某些缺位有关。
（二）我国的水资源潜力亟待重新评估
关于目前我国水资源是否还存在开发潜力的问题，多年来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水资源已无开发潜力，解决水问题只有靠节约用水和防治污染。大力推行节约用水，如提高农业灌溉效益、调整水价，以及治理水污染等都是必要的、有效的治水措施。但从深入开发水资源方面，一些基层水利部门的经验值得重视和推广。如山东省水利厅根据多年本省管理水利的实践总结出“洪水资源化”的治水思路和一整套解决蓄洪防旱的水利管理和工程措施，保障了本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水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总体降水量来看我国不是绝对缺水的国家：全国年平均降雨量600.6毫米，人均水资源量2300立方米，问题是大量的水资源空流入海，或被蒸发。通过调查研究和一定的工程措施把无效损失的水资源找回来，即采取“开源节流”并重的方针管理水利，是我国克服水危机有效可行的出路。山东省提出的治洪与资源化相结合，化害为利的对策符合200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提出的“水资源和流域综合管理”及“可持续水管理”的当代水资源开发和保障理念。
（三）我国水资源深入开发的5个方面建议
（1）对全国大江河、大湖泊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估。表2为引自《水利规划与设计》2010年第1期《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初步研究》一文部分数据并补充。
表2 我国部分大河流域和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由表2可见，除海河和太湖水系开发利用率很高外，我国还有相当数量河湖开发利用率不高，特别是南方河湖，为解决南方频繁出现的干旱问题应充分规划，并进行工程试验，深入开发利用。我国北方因严重干旱，一些水域过度开发，如黄河断流、北京与河北超采地下水等，应及早进行研究，采取对策解决。但针对我国国情，国际上一般认为的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应不超过40%的认识需重新考虑。总之，全国大江河湖泊水域亟须进行一次水资源和污染现状，以及深入开发潜力的调查研究与评估。
（2）把江河入海的淡水采用“御咸蓄淡”工程措施蓄洪。据水利部《中国水资源公报》，2004年长江流域降水总量为18546.8亿立方米，但区内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仅8754.6亿立方米，在全国范围内这组数字分别为：56876.4亿立方米和24129.6亿立方米。即大约有42.4%～47.2%的降水损失掉，主要是被蒸发或流入大海。2004年由长江口入海的水量为7974亿立方米，全国为12921亿立方米。通过一定工程调控可以分流储蓄一部分入海淡水，输导到北方干旱地区，经过多年的补水将会大大增加北方水资源，缓解干旱。这种治水思路在我国古代已有，称为“御咸蓄淡”。为洪水资源化和以丰补歉的一种有效形式。
（3）青藏高原融雪水合理开发。青藏高原面积230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4500米，号称“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自二叠纪2.4亿年前开始隆升，形成面积达59406平方千米，总体积5590立方千米的高原冰盖，平均水资源径流量3590亿立方米，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一个国家享有主权的“固体水库”，其融雪水是7条亚洲大河的发源。由于全球升温，高原冰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溶化，长江源每年退缩50米。青藏高原是我国独有的宝地，世界第三极冰层是我国享有主权的固体水库。但多年来我们对青藏高原的融雪水研究开发不够，总计冰川数达46298条，观测过有资料的只有数百条。冰川融化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冰雪在溶融，有的地方在继续生长，高原还在隆升，存在某种收支平衡。最近报道高原湖泊面积正在扩张，水源来自溶融的冰雪；作为水资源的大量融雪水应当开发利用，不研究、不开发利用，丝毫不能阻止冰雪的融化，而这样融出的水绝大部分被蒸发散失掉。高原融雪的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是深入的调查研究。
（4）暴雨资源化。我国是暴雨多发的国家，暴雨的发生主要与强气流活动和一定的地形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如长江中下游江西、湖南等省春夏雨季频发暴雨天气，河北省太行山东麓如邢台等地也常出现局部强降雨。暴雨有破坏性，可能造成灾害，但暴雨也是一种水资源，在暴雨多发地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可以防止暴雨成灾，并进行蓄存变害为利。我国基层水利部门已经总结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应深入研究推广。在这方面荷兰用修建“水广场”的工程措施存蓄强降雨，达到变害为利科学利用的目标，可供参考。
（5）界河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有多条大江大河跨越国境，水资源属两国共有，其中在我国境内发源流出国境的水资源应引起特别关注，并研究开发，如2004年由我国流出国境或流入国际界河的水资源总量为7064亿立方米，其中从西南诸河流出5855亿立方米。按照国际法，我们有权根据与邻国建立一定的协议，利用开发这些水资源。在国际关系上界河水资源所有权属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问题，应严肃认真地对待。
我国各地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变化多端，通过全国系统的水资源状况普查，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可开发水源。上列提出的几个方面也应首先开展专题水况调查，在一定的工程试验基础上提出论证和工程规划。
三、解决北方水资源危机的一个方案：扩建京杭大运河，实现“南洪北导”
（一）贯通我国东部繁华经济区南北的一条黄金水道
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1293年元朝时期全线开通达北京，全长1794千米，是世界最长和人类历史上开凿最早的古老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古运河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而持久的促进作用，可谓是贯通我国东部繁华经济区的一条黄金水道，也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创造智慧和我国历史上水利开发利用的先进水平。
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时期，京杭大运河能起什么作用，如何发挥运河的地理优势，扩大开发它的航运、水利和调水等多种功能，是近年来许多专家和领导部门思考的问题。如南水北调项目的东线调水工程，以及沿河各省的航运、开发、引蓄水灌溉和运河古迹修缮等。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提出修缮运河文物古迹和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进行了考察。2007年山东省政府提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兼顾河道开发，达到调水航运综合功能目标的方针，并投资10年内扩建东平湖到济宁101.19千米高标准通航河道。全国人民的“运河热”在持续。
今天面对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的困境，京杭运河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现成的输水通道。它的东南起点正是水资源丰沛的沿海地区，终点是华北方最缺水的北京、天津及冀、鲁、豫、晋；运河所经各省属近海平原，地形起伏不大，便于施工，原有河道可用于扩展河漕，不必扩大征地，因此扩建开发京杭运河，使之变成疏导南方汛期洪水和部分入海淡水，自流到北方干旱区的最佳水道。扩建运河的重点是跨流域自流输水，在大规模增加径流的基础上，使运河保有充足的水量，进而发挥蓄洪、抗旱等大区域水资源调配管理功能。
（二）京杭大运河扩建和开发利用目标及工程可行性依据
（1）水源。扩大运河水量的依据条件是我国东南部长江和钱塘江流域1600～2000毫米的年降雨量，和长江巨大径流量形成的春汛期洪水。2004年通过长江流入东海的水量达7974亿立方米，占全国入海流量的61.71%，因此，长江流域是我国第一大水资源区。通过修建一定的工程分流、蓄洪，并加以疏导引入运河，使自流引到华北地区。设把长江入海水量的1/20～1/10，即约1000亿～2000亿立方米水引入运河，就可以使运河增加近2～4条黄河的径流量，通过合理的工程措施运河水量还可以加大。扩建的最基础工程是拓宽和加深运河河道，及开拓多条出口由长江引水。
（2）实现自流。设以大运河扬州到天津段为第一期工程，全程长约1150千米。两端地面都处于低海拔，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1985）长江镇江扬州段江底基岩面低于黄海基面10～40米，泥沙沉积层江底面低于黄海基面3～10米。南京站长江多年平均水位为5.48～4.97米，洪汛期峰值水位为10.22米，枯水期最低水位1.54米。如设天津海河入海口海拔为0米。据此计算，当运河全线河底深挖到黄海基面以下－2米（扬州）到－15米（天津），平均水位落差为15～20米，达到平水期水面比降为万分之0.13以上，枯水期水面比降为万分之0.10，可实现长江到天津自流引水，包括洪汛期长江高水位灌注和平水期缓慢引流。此外，运河还可以容纳和消化淮河、黄河等的洪汛期洪水，蓄入运河水系，运河同时起到平原水库的作用。
（3）运河扩建工程的相关项目。开发修建以运河为中心的包括沿河湖泊、支流、水库、湿地，以及渠塘的大运河水系，并进行整治疏浚、清淤、深挖。并且在运河与5条大江河交汇口处修建堤、坝、闸、库等调控运河水流向和流量的工程，还要进行运河生态环境建设和运河古迹修缮工程等，使古运河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绽放出21世纪华夏子孙智慧的风采。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的发展需严格按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规划，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总量及人口规模，应依据本地加外援可持续稳定供应的水资源量标准加以控制。解决京津水资源困境应从华北地区总体干旱问题着手，可以从全国水源引水，但以自流输水为上策。我国总体水资源还有潜力可挖，建议实行开源与节流相结合的水利方针治水。扩建京杭大运河工程，高效利用现有的运河河道、湖泊、渠塘等已占有的地面，不需扩大征地、不移民，建成后高效益零风险，子孙后代长远受益。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建成一套适应我国国情、功能齐全、运行高效、技术上属21世纪世界领先的宏伟工程。新建运河引水功能的长期运行和对我国东部大水系水资源的科学调配与管理，将会大大改变华北地区水资源匮乏状况，有力地保障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守荣，朱川海，程磊等编著.全球水循环与水资源.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81～19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编.中国水资源公报2004.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7～16
[3]周英主编.2006中国水利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3～91
[4]北京市水利局.北京水旱灾害.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3～197
[5]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航道局规划设计研究所著.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60～106
[6]刘勇毅主编.防汛与洪水资源化.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4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