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蒙古族

Ⅰ 阜蒙县蒙古族高级中学的办学成绩

学校狠抓教育教学管理，不断发现培养高素质人才。多年来，教育教学硕果累累。许多教师担当国家、省、市教研、教改课题，并积极撰写学术论文。
其中：
石淑兰《对待贫困生要循循善诱平等关爱》获国家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并于2004年到北京参加首届中国教育家大会；
韩桂英《探究式日语课堂教学》获国家级优秀论文；
田金红所承担的“日语教学大纲和教材实验”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
包瑞海《网络时代德育教育的几点思考》获省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齐爱民、刘建华、牟向菊、吴英梅、包华等参加了辽宁省“十五”首批教育科研课题并获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宝成、齐秀云等获辽宁省“十五”首批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十多年来，学校20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在市级以上学术会议上和刊物上发表、交流，60余人次获县级以上荣誉称号。 1987年程琪同学被选到日本网走市高等高等学校留学一年；
1998年赵海英同学在辽宁省中学日语作文竞赛中获一等奖；
1999年房凌超同学被选到日本石川县高等学校短期留学；
2002年海力夫同学被省、市外事部门选送到日本神奈县立保健福祉大学留学；
2003年杨芳同学代表阜新全体团员青年赴京参加共青团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同年海佳奇同学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荣获二等奖；
2004年郭莹同学在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中获三等奖。
同年9月，白岩等4名同学被派往日本群马县伊势崎高等学校进行短期留学。
另外，艺术人才不断绽放光彩，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各类艺术院校学生上百名。还有50余名同学获市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改革开放二十年间，学生思想品德合格率、体育达标率均为95%以上，受到政府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好评和全社会广泛赞誉。 在2004年高考中，蒙古高中共有526人参加高考。其中进入一批本科线80人，进入二批本科线198人，进入三批本科线129人，进入专科线77人，体育、艺术类进线22人。共有23人超过600分，过600分学生数居全县各高中之首。全县前5名中有蒙古高中学生4人，前10名中有蒙古高中学生7人。何健同学以667分的成绩居全县第一名，全市第三名，现就读于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陶乌日娜同学以663分的成绩居全县第二名，全市第五名，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汉生班学生张宝磊以606分的成绩被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录取。
2005年高考县蒙古高中又创佳绩，海佳奇同学以665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全市高考状元，吴向彪同学以660分的成绩夺得全市第3名，另外郭莹同学以642分的优异成绩报考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今年县蒙古高中有582名学生参加高考，有119人进入一批本科线，有263人进入二批本科线，有115人进入三批本科线，进入本科线总人数为497人，另外还有58人进入专科线。今年蒙古高中汉生班有73名学生报考，进入一本线9人，二本线42人，三本线7人，其余15名同学都进入了专科线。
2006年高考阜蒙县蒙古高中又取得了可喜成绩，在参考的606名考生中，有92人进入一批本科分数线，285人进入二批本科分数线，162人进入三批本科分数线，本科以上进线率达到89.94%，总进线率达到98.02%。总分超过600分的学生有4人。无论从本科进线率还是600分以上考生人数都位居自治县各高中的前列。
在经历数年沉寂后，2011、2012、2013年连续三届高考中，来自阜蒙县蒙古族高级中学的冯夷宁、王慧媛、白浩然分别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再度创造了阜蒙县教育史上的神话。2014年高考中我校齐子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魏佳夫同学考入清华大学。 勤园丁育人才。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以来，毕业生的升学率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1年升学率达85%，蒙古高中向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国内各级各类院校输送了4500余名学生，有的还在国外著名大学留学深造。这些毕业生走向社会，大部分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也有许多人成为很有名气的企业家。
其中：
金显贺，1973年考入清华大学，1984年考取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此后留校任教，1991年荣获清华大学优秀优秀教师奖，199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政道课题组成员；
吴海航，1983年考入阜新师专历史系，1992年考取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1995年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1996年被推荐到日本新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12演播室栏目曾为他作过专题报道“中华奇人——吴海航”；
齐岩鹏，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攻读中国科技大学硕士学位，现在加拿大做研究工作；
张国林，1994年辽宁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考取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吴宪，1990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94年考取硕士研究生，1997年考取哈工大博士研究生，现为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
徐朝全，1991年考入清华大学，现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杨涛，1996年考入清华大学，2000年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齐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赴日公派留学资格(在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四国中仅选2名学生），
刘冰：考取了海军飞行学院。
另外，还有许多毕业生长期奋战在自治县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Ⅱ 罗新的北京大学教授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
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
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
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
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
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
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
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
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
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
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
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
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
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
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
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
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
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
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
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
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
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
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
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
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
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
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
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
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
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
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
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
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
《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
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FM97.4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
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
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
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
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
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
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
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
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
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
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
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Ⅲ 萨本栋的个人履历

萨本栋，字亚栋，蒙古族，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诗人之一萨都拉，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铁木儿钦赐其姓萨。此为萨氏家族立姓之始。其孙萨仲礼是癸酉年（1333）进士，官至福建行中书省检校，举家由雁门迁福州，子孙繁衍渐成望族。萨本栋是萨仲礼的第十七代孙。
萨本栋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萨本栋赴美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24年获工学士学位。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Worcester）工学院，翌年获电机工程学士。旋即转习物理，于192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留美学生中之佼佼者。1927—1928年，萨本栋应聘为伍斯特工学院研究助理及西屋电机制造公司工程师。在这期间，萨本栋先后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Trans．AIEE）上发表了《关于空气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统的非平衡因素》两篇论文，二十五六岁就已经蜚声学术界了。
1928年，萨本栋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电磁学、无线电物理，及研究院课程向量与电路论，并从事电路和无线电方面的科研工作。他认真教学、自编教材，数年间编写了《普通物理学》及《普通物理学实验》，先后于1933年和1936年出版。这两部书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学物理教材。此书一问世便被各大学选用，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赞赏。1940年该书被教育部正式颁定为大学教材，在国内流行使用10多年。我国当代科学技术专家中不少人在年轻时都学习过此套教科书，至今谈起来犹感受益匪浅，可见其对我国大学物理教学影响之深。
萨本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电路、电机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创造性地将并矢方法和数学中的复矢量应用于解决三相电路问题，先后撰写了10多篇论文，深得物理学界前辈的推崇，并由此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
1935年9月，萨本栋应邀为美国俄亥俄（Ohio）大学电机工程系客座教授。在当时我国科技教育落后倍受西方歧视的情况下，萨本栋被聘为美国大学理工科客座教授，实为难得。1936年8月，他将讲授的应用并矢方法解决电路的计算和分析加以总结，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应用于三相电路的并矢代数》，引起国际电工理论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开拓了电机工程的一个新研究领域。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AIEE）随即将这篇论文列为当年冬季会议（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讨论课题。会后，经评选，该文获得美国的“1937年度理论和研究最佳文章荣誉奖”。在此基础上，他又汇进了同类问题的其他研究心得，并加以系统整理，用英文写成一本专著《并矢电路分析》。这是一本新理论杰作，是“数学、物理、电机三角地带”的新著，其理论在电机工程研究中属于新开拓的前沿。因此，该书一出版，立即被选入国际电工丛书，并获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第一次荣誉奖章。由于萨本栋在电机工程学上的突出成就，他被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接纳为外籍会员。
呕心沥血在闽西山区建设厦门大学
1937年3月，萨本栋从美国讲学载誉归来，回清华大学任教。其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因经营橡胶失败，资财亏蚀殆尽，遂将其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献给国家。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1937年7月6日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电机工程上造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国内外电机工程界中颇负盛名的萨本栋，于接到赴厦门大学当校长的任命时，曾考虑再三。他从事教学科研多年，原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了发扬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伟大精神，为了把厦门大学办成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学府，为了家乡福建培育精英人才，他不惜做出牺牲，毅然就任。
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他在全面抗战的炮火声中抵达厦门，于7月26日正式上任。不久，战火就燃烧到了祖国东南沿海。8月24日，旅厦日侨开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和炸弹就落到了厦门市。地处厦门前沿的厦门大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师生的安全起见，翌日学校暂迁到当时的公共租界鼓浪屿，借用英华中学及闽南职业学校的部分校舍上课。重要的图书、仪器、标本等也尽量先移到鼓浪屿。10月间，萨本栋经与有关方面研究后，认为祖国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维持，便决定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2月初开始搬迁。是时，福建交通极为不便，从厦门到长汀又关山阻隔。萨本栋周密筹划，妥善安排，抓紧时机，指挥若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师生员工全部安全送达，于1938年1月17日在长汀复课。所有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1938年厦门沦陷之前移出。大部运抵长汀，其余暂存鼓浪屿、漳州、龙岩等处，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从楼舍设备一应俱全的厦门校址迁到一无所有的偏僻山城长汀，教学与生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萨本栋迎难而上。他先租用长汀饭店和附近民房为教职员宿舍；借用专员公署，修整文庙祠堂为图书馆、实验室；然后在北山之麓等处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办事极端认真负责，常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边远山区，没有电力。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线还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只有青油灯闪着如豆的黄光。这给师生的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了很多不便。萨本栋是电机工程专家，立即想办法动手解决。他带领几位理工科助教和仪器管理员，把学校分配给他乘坐的专用小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改装成照明发电机，并亲自指挥安装电路、电灯，奋战几昼夜，终于使全校大放光明。同学们莫不欢欣雀跃。
当时萨本栋兼任数理系主任。1938年，数理系只有教授、副教授、专任讲师各1人，助教3人。为增强教师队伍，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于1939年应聘来校。后来谢玉铭担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协助萨本栋办好厦门大学。
由于厦门大学内迁成功，物理实验仪器十有八九运到长汀，物理实验自始至终正常开设。开始时实验室比较拥挤，仅有普通物理和无线电实验室一、光学实验用暗室一。1940年初，扩展成普通物理实验室、光学实验室、暗室、仪器室、高等物理实验室及工房（仪器修理室）各一。
图书在内迁中也无甚损失，以后又订购大量中外图书供师生阅览。当时校内学术空气浓厚，数理学会常举办学术报告会，萨本栋曾作过“方（矩）阵在电路上之应用”的报告。校内出版的刊物有10种之多，包括谢玉铭主编的《科学》和《厦大学报》。以后又出版西文版《理工论丛》。
当时国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筑、机械、电机、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省却没有一个工学院，即使厦门大学也缺乏开办工科各系的必要设备和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萨本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他四面奔波、各方筹措，于1937年，创办了土木工程系（归属于理学院）并暂兼系主任。到1938年，土木工程系学生数达45人，是理学院中学生数最多的系（数理15人，化学28人，生物19人）。1940年，萨本栋又增办了机电工程系，且把理学院扩充成理工学院。1944年，他又筹备航空工程系，为厦门大学于1948年创设工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自1941年至1949年，厦门大学工科各系毕业生数达452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不少毕业生应聘到台湾省工作，为刚从日本占领下回归祖国的台湾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闽西山区时，师资奇缺。特别是1940年机电系成立时，许多重要课程如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工程等，均由萨本栋亲自讲授。他治学严谨，备课认真，在讲授复杂而枯燥的交流电路时，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把它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以种种物理及电磁现象为例剖析，务求大家融会贯通，让学生们思想跟他打成一片，步步深入向前探索，渐渐进入问题核心，使学生们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实而有收获。在内迁长汀期间，萨本栋患了严重的胃病，有时卧床不起。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功课，他就让机电系学生到他的床前听讲。胃病发作时，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讲下去。他还患有风湿症，发作时非常严重，曾经撑着拐杖上课堂讲课，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这种自我牺牲、忠于事业的精神，使许多学生感动得流下热泪。
萨本栋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育，特别是语文科。他认为要搞学术研究，除掌握专业知识及本领外，还必须有广泛的基础知识。他要求学生除能熟练地掌握本国语言外，还要较熟练地掌握一国以上的外语。在萨本栋的倡议下，对学生举行了语文特殊试验（即今考试），分国文及英语两科，不及格者不能毕业。他要求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科学生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础理论课，并身体力行亲自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为教好理工科基础课而编写的《实用微积分》，受到本校师生的普遍欢迎和各校的采用。在萨本栋的带头示范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级基础课讲台，对提高厦门大学的教学质量起到很好的作用。
萨本栋博学多才而且苦干实干。抗战期间，某些课程师资不足时，他都不辞辛苦地亲临第一线“救急”。他代教过的课程有普通物理学、普通制图学、机械制图等等。在那艰苦岁月里，他由此又被誉为一个“O型”代课者，每周上课时数曾经达20课时左右，超过专任教授的任课时数。一位校务极其繁忙的大学校长兼任如此之多的课时，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萨本栋不但在工作、教学上“身先士卒”，在廉洁奉公方面更堪称楷模。1937年厦门大学刚改为国立时，“国、省库经费迄未领到”，教职员工资无法照发。为克服困难，萨本栋发出布告，规定预支标准：“（一）校长薪俸按三成五支领；（二）教授及高级职员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领；（三）副教授、专任讲师、助教及其他职员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领；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领；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数支领。”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体教职员工。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昔称体育健将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女生的体育指导员，但由于校部规定领导人员或教授不能搞裙带关系，不能安插自己的亲属到学校里工作，黄淑慎只能当义务指导而不能当正式教师，没有领取薪俸及任何津贴。尽管如此，她上体育课依然非常认真，且十分关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几年如一日。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曾写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萨本栋日常生活则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身穿布质中山装，脚着双钱牌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他是校内工友。由于萨本栋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当时驻长汀的国民党某军军长亲自登门找他，要求让其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表示欢迎他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门大学学习。国民党海军某部司令也曾写信给他，以其儿子能录取入学为条件，愿将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萨本栋指着这位“慷慨”将军的信对学校其他领导和教师们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
经萨本栋言传身教，惨淡经营，厦门大学在长汀时期形成了勤奋、朴实、严谨、和睦的好风气，校务蒸蒸日上，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提高。厦门大学不仅成为祖国东南区唯一最高学府，且为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外宾来校参观者日益增多。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J．李约瑟也曾莅临长汀厦门大学校舍；美国一位地质地理专家参观之后，称赞不止。这些成绩，与校长萨本栋的呕心沥血、竭诚奉献是分不开的。他刚到厦门大学时，还是一个青年学者、网球健将，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仅过了7年，到1944年，才满42岁的萨本栋却因操劳过度而弯腰驼背，显得异常衰老。为纪念萨本栋担任校长8年的巨大功绩，厦门大学于他刚调离后的1946年就设立了“本栋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学习前校长的献身精神，努力钻研、掌握过硬本领以报效祖国。1944年5月，由于萨本栋办学治校成绩显赫，同国内3名著名学者罗家伦、竺可桢、严济慈一起，被国民政府授予三等景星勋章。
科技成就享誉海外
1944年6月，萨本栋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再度赴美讲学，同时应邀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金陵大学教授陈裕光、岭南大学教授容启东、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在这一年期间，萨本栋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密西根（Michigan）大学、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处做了多场报告，其中关于交流电机学问题的讲授最具特色。他首先提出了用标么值系统来分析交流电机，引起工程学界的强烈反响；然后他根据在厦门大学讲授电机学所积累的资料，再加上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的新材料，用英文撰写成专著《交流电机基础》（Fundamentals of Alternatinr Cur－rent Machines），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论据，“言前人之所未言”。该书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受到英、美各国科学界的极高评价，被誉为物理学、电机学巨著。用萨本栋自己谦虚的说法是“本书书名虽与多数大学教本相似，但写的方法与同名的教科书则颇有不同。其中不少的章节如单独分出，也可自成多篇短论文，因为这些章节所用方法多启发前人所未道的地方。这一点也许就是本书出版后能受到英、美同行人赞许的原因吧！”“采用的学校也不少，如加州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等十几所院校都采用它做教本。”这种情况，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
萨本栋在电机工程学上的成就及他在美国讲学的特色，不仅获得了美国科技界的赞赏，也吸引了英国的科技界。当他在美国的讲学还在进行时，英国的学术界就曾三次电邀他前往英国。1945年5月，萨本栋完成在美国讲学任务后，转道赶赴英国，进行短期讲学，受到英国科技界的高度赞誉。
但是，萨本栋在美、英讲学时的心情并不愉快。他身患重病，仍然勉力工作。当时国内战局危急，湘、桂相继失守，国际舆论轻视中国。萨本栋处处感到“在那样环境里，精神的不愉快，远超身体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此，他放弃在美国疗养治病的好机会，抓紧时间，咬紧牙关，克服重重困难，在做好讲学工作的同时，写成了那本为国争光的好教材，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萨本栋在美国讲学期间，曾三次电函请辞厦门大学校长之职。虽经厦门大学及教育部多方挽留，最后仍以坚辞而获准。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他由伦敦回到重庆，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领导了中央研究院迁回南京的各项工作；接着，又为在南京建立一个数理中心而四方奔波，到处筹款。他还为物理研究所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在南京九华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从1940年到1948年，他还兼任着多重职务。例如，中央研究院当然评议员（1940—1948）、评议会人事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1948）、物理研究所所长（1945—1948）。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及成就，1943年12月，他被选为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董事。1948年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萨本栋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电机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他不仅以他的非凡学识、才智为世人所景仰，他的优秀品质、高尚修养、“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更使人难忘。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率先把并矢方法应用到电机工程中去；在教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抗战的艰苦时期发展壮大了厦门大学，发扬光大了陈嘉庚的爱国办学精神。
对于中国物理学会，萨本栋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学会一成立就担任学会的会计和秘书（1932—1937）。1932年出版了他编的《物理学名词汇》，为1932年以后的物理学名词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后，他又担任学报委员会委员，学会副理事长（1945—1947）。1947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14次年会，就由萨本栋主持会议。
萨本栋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为了厦门大学“超负荷运转”，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并延误了他的疾病的诊治时机。1948年底，由于病情恶化，赶赴美国治疗，就医于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癌症病房。他在弥留之际还对医生述说他对祖国科技发展的设想，其报效祖国的心情感人至深。他还立下遗嘱：“死后将尸体检验，为研究胃癌、关节炎及其他所有症状，可将身体上的器官及组织，尽照所需分量取出。”其献身精神确实可敬可佩。1949年1月31日，萨本栋逝世于美国加州医院。是时，他还不满47岁。遗下的两个儿子萨支汗、萨支唐后来分别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对于他的骨灰的处理，在萨本栋的遗嘱中指出，希望献给北京清华大学、国立厦门大学，或送给南京中央研究院。后来，厦门大学表达了强烈愿望，请求全部接受萨本栋骨灰。经夫人黄淑慎同意，将萨本栋骨灰全部安葬在厦门大学校园内。郑朝宗撰写了墓碑文，将萨本栋抗战时期治校8年的成绩归纳为5项：1．“率全校师生急迁闽西山区长汀，途遥路险，而开学必需之图书、仪器、文件、标本，均得安全转移，迅速复课”。2．“亲自擘划、监督营造新校，旧房、衙署、文庙、废园广加改造，学校范围赖以扩充，学生人数较前倍增”。3．“不辞辛苦力肩教学重担，所授课程门数之多、分量之重甚于一般教授，又为适应国家需要，因陋就简增设土木、机电、航空三系，延聘国内知名学者以造就人才，苦心经营，促其成长”。4．“注意学生品德教育，确保校内安定秩序。……校园内绝不许设立同乡会，对各地来者一视同仁”。5．“既悉心治校，而又严于律己，勤政之余，继以力学……，抗战时期，人民生活艰苦异常，公亦自奉如常人，食少事繁，积劳成疾”。刻在墓碑上，以垂永久纪念。

Ⅳ 李四光是蒙古人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Ⅳ 北大蒙文系为什么不收蒙古族学生

教授教学是这样的：
教授：同学们，有懂蒙语的吗？
学生：没有
教授：那就好办了……
教授：有知道蒙古史的吗？
学生：没有
教授：那就好办了…..

你说他们能招收蒙古族学生吗？

Ⅵ 李四光的资料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春地质学院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
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8年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与家人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就明确提出了陆相生油学说，说明中国广布的陆相地层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反驳了西方所持的中国贫油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李四光部长的领导下，通过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谢家荣等地质学家的不断理论探索和实践，肯定中国东部特别是东北松辽盆地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地质部的观点，并根据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中国人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和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编辑本段科学救国
李四光的蜡像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Ⅶ 蒙古族报考北京大学给家分吗

蒙古族报考北京大学给交费吗？肯定是加分奶，少数民族在报考之前就已经加了少数民族的20分嘞 所以加了20分之后，你报什么样的大学，都是按那个分数来录取的 所以不管你报哪个大学，都是加分的

Ⅷ 钟秀勇提到的中国大陆民法学的最好的王毅是谁

一、钟秀勇提到的中国大陆民法学的最好的是王轶教授，是梁慧星最为出色的学生。王轶，河南镇平人，民法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主要著作有：

1、《物权变动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王轶，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3、《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王轶（副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合同法新论·分则》，郭明瑞、王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王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8)北京大学教授蒙古族扩展阅读

一、钟秀勇，国家司法考试业内名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主编《民法》系列教材，2016成立北京瑞达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瑞达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独家签约主讲教师。著有《三校名师讲义》等法考培训教材。

二、我国迄今为止的民法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并且在进行制度性研究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法律的逻辑分析方法，由此导致了以下两个典型的缺陷：第一个典型缺陷是“自说自话”；第二个典型缺陷是“自我封闭”。

三、民法学界必须要致力于建构以下两个学术平台：其一，民法学界应当致力于建构中国民法学内部的学术平台，民法学者对相关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进行有效的批评和检证。其二，民法学界应该建构起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进行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

Ⅸ 中国锂电池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其鲁博士，为什么有人质疑其学术造假

有人认为遮掩的学术不合理，存在危险的发生。其鲁他在短短8年的自主创新过程中，荣获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及1项教育部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数十项国内和国际专利授权，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完成了“钴酸锂”国家标准和“锰酸锂”行业标准的制定任务，成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第一人。

其鲁一边从事化学与新材料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边主持一个由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上亿元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研究开发项目。其鲁博士在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北京大学建起了一个高水平的基础材料研究室，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生产与应用研究开发基地，由他主持研制开发的锂离子二次电池材料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创新合成了“钴酸锂”材料。

Ⅹ 其鲁的介绍

其鲁，1957年10月出生，蒙古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材料科学家，我国钴酸锂、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新能源材料与技术实验室主任，2008年奥运会清洁能源电动车用动力电池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十一五”863电动汽车动力锂电池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