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学副教授李又云

1. 端午节的来历与习俗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影响最深的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一，源于纪念屈原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五月初五日屈原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楚国百姓哀痛异常，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的拿饭和雄黄酒洒入江中，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二，源于纪念伍子胥

关于端午的由来，如果从时间和史籍上考证，则首推纪念伍子胥说。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期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吴王死后伍子胥建议其子夫差灭越国，可夫差不听后又听信谗言将伍子胥赐死，将于五月五日投入江中。

端午的主要习俗：赛龙舟、食粽、佩香囊、悬艾叶菖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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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

从字面上来讲，端午还有“端五”、“重五”、“重午”等名称。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说：“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

古人纪年通用天干地支，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而午时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叫“端阳”。午，古人与“五”通用，故端午、端五同义。

还有一种说法，因唐太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为了避讳，改五为午，从此，端午之称更加普遍。又因其月日数相同，人们又称端午节为“重五节”或“重午节”。

2. 冯承素的后记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关于冯承素生平
1、家世与出身

古人志墓时常有攀附前代同姓名人的做法，“子明”、“敬通”究竟是否确为冯承素的远祖，无法断定，但是从籍里同在长安来看，可能性是存在的。作为数百年前冯家的祖上，冯奉世、冯衍一武一文，载诸青史，构成了家族的荣耀。但是不管冯承素祖上究竟是否煊赫，迨至隋唐，家族声势则渐渐衰落了。冯承素的曾祖父冯兴，任北周的膳部下大夫；祖父冯伏，任隋朝的益州通义县令；父亲冯英，任唐朝的左监门长史。在这三代人中，冯家人的官职都不甚高，但是除了冯伏所任之地远在巴蜀，其他人都属于京官，这样，此时的冯家虽然远不如冯奉世时显赫，但是总体上家族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
北周历时仅24年，继起的统一王朝隋也不过维持37年后即被唐王朝取代，在改朝换代的乱局中，冯家的式微却稳定的生存境况未尝不是幸事。这种稳定对冯承素的幼年生活会有帮助，使他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与启蒙教育。《墓志》记：“公重仁载德，积善摛灵，器彩韶深，风仪辩慧。年方刻鼠，先摽应务之姿，岁甫埋蛇，即着推恩之迹，抠衣鼓箧，已见赜而言几，缀想储精，亦菲华而掞藻。”冯承素自幼年时就表现出善良的德性、娴熟的礼仪与良好的文化修养，虽然文辞铺张，却并非纯然虚构。
2、首官“门下省典仪”的途径
《墓志》记冯承素“解褐门下省典仪”。“解褐”，脱去布衣，指开始为官，说明“门下省典仪”是冯承素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唐代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科举考试，二是门荫，三是流外人流，四是行伍与入幕。文人入仕主要经由前三种途径。冯承素不可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因为唐初武德、贞观之际，科举制度尚欠完备，科举选拔人数极少，每次科考录取进士仅十余人，如果能够中选，那是文人莫大的尊荣，《墓志》中不可能不提及。冯承素也不可能通过恩荫入仕，因为此时的冯家地位低微，并无获得照顾的资格。冯承素的入仕估计属于流外入流。
“流外”是隋唐时期九品以下吏员的通称。“流外”只要具备“工书、工计、晓时务”三者中的一项特长，可以在经过吏部锉选后进入流内。由于唐代规定流外出身者不能担任清要官职，因此流外入流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代初年，因为国内战事尚未全面平息，天下尚未归为一统，海内士人心存畏惧，出仕的热情不高，官员多有缺额的情况。冯承素世居京城，拥有地利之便，其父任左监门长史，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信息资源，这使冯承素获得入仕的机遇与便利。
3、冯承素与魏征的可能关联
唐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隋朝，朝廷以三省六部为其中枢。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立，各司其责。冯承素所在的门下省是非常重要的机关，负责审议中书省拟订的文件，拥有封驳的权力，审议通过后则交由尚书省执行。门下省的最高长官是侍中，高祖武德年间，杨恭仁、高士廉先后任侍中。唐太宗即位后，一代名相杜如晦于贞观二年任检校侍中，后由王珪接任，贞观七年王珪左迁同州刺史以后，魏征开始接掌门下省。魏征先后以检校侍中、侍中、知门下省事的职务主持门下省近十年之久（贞观十三年至十七年杨师道曾一度担任侍中，但居于魏征之下）。贞观七年，冯承素才17岁，按照常理来推断，即使如《墓志》所说，冯承素早慧，也可以基本断定他一定是在魏征主持门下省之后而不是之前“解褐”为“门下省典仪”的。
魏征书法现已无存，但是从有关史籍的记述可以推知，他的书法鉴赏力极高，书法修养深厚。《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一》：“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旧唐书》卷七七薛稷传提到：“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在魏征担任门下省侍中的贞观十二年（638年），81岁高龄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魏征向太宗举荐了褚遂良来接替虞世南的侍书工作。褚遂良是与魏征同为弘文馆学士的褚亮之子，当时担任门下省的起居郎，虽然只属于中级官员，但是是可以接近皇帝的重要职务。
在魏征推荐褚遂良的这一年，冯承素22岁，此时，他很可能已经进入门下省。冯承素担任的典仪是门下省最低级的胥吏，九品，刚刚入流，其主要职责是在朝廷大型礼仪活动中担任导引类的事务，《墓志》中“琐闼早班，璇阶辩等”正是对其职责的描述。但是一个出身普通官员家庭的后生，跻身朝廷机要部门，虽然职位卑微，仍然受到社会上的人们尊重，“士流钦其雅望，朋执仰其清规”，也不夸张。
一般的想象，像冯承素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吏是无法与魏征、褚遂良等交往的。但是唐代初年自有它的特殊性：朝廷机构出奇的精简。按照唐代的官制，门下省设侍中二人，唐初此职位列正三品。在最高长官侍中之下，还有侍郎、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等高中级官员，以及录事、主事、左补阙、左拾遗、典仪等小吏。但是从整个编制看，门下省仅有员额38人。就是这样的编制，唐初也未必满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设置，常有空缺。这样的机构，与现代社会相比，堪称极端精简、难以想象了。冯承素进入门下省之后，虽然职位卑微，但完全可能接触中高级官员，向魏征、褚遂良等人请教书法，获得他们的了解与赏识。
《墓志》说冯承素“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睠，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因为书法的传统功夫优异，并积极表现自己的书法才干，冯承素获得了唐太宗的赏识。这对冯承素来说，堪称特殊的人生机遇。这样的机遇或许事出偶然，或许正是魏征等人推荐的结果。
4、次任弘文馆直学士的时间与职任
弘文馆原为“修文馆”，建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宗即位的当年就改“修文馆”为弘文馆，选拔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欧阳询等学士任职。弘文馆设有学士、直学士、直馆。学士由朝廷重臣兼任，直学士由从六品以下的官员充任，冯承素担任的是将仕郎、直馆，将仕郎是当时文散官中最低的一阶，从九品。但是由于他是皇帝钦点的人员，他自然感觉荣耀，也发挥了特长。弘文馆招收宗室与朝廷大臣子弟数十人，对其实施教育，同时还承担整理图书、修缮书画等事务。
冯承素与赵模、韩道政、诸葛贞等人所进行的临摹、修补、复制古书画的工作应该就集中在这个期间。可以说，这是冯承素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在这里，他能够获得常人罕逢的观摩机会——连王羲之《狸骨帖》那样的作品都可以随时看到，并与几位唐初的大书家接触。他的书法水准在这个阶段获得了巨大提高，《墓志》尤其强调了他在草书方面的巨大进步，说他的草书甚至超越了前代的张芝，而他对草书的理解已经比卫恒还要高明了。“由是鸾回妙迹，并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殚其美。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这样的评价很可能属于过度夸张，但是对于逝者行溢美之词是古来惯例，况且将它们写入《墓志》已经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唐初的几位大书家早已过世，连晚于欧阳询、虞世南一辈人的褚遂良也已经去世十三年，所以这种夸张也就失去了顾忌。
冯承素在弘文馆的任职时间可以大体上确定了，至少不晚于贞观十三年，此时的冯承素23岁。褚遂良《拓本〈乐毅〉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这里明确提到了冯承素的在任时间与职衔。江锦世、王江的文章中说：“另外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冯承素词条曰其为将仕郎，志文中并无此职记录，可以此志文正其误也。”这样的推断是应予商榷的，墓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依据。将仕郎在唐代只是从九品下的文散官，墓志忽略不提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冯承素大约何时离开弘文馆的？可以根据他到太子府任典书坊录事的时间来推断，如后文将要推断的，应该不早于贞观十七年，即后来成为唐高宗的李治被唐太宗立为太子之后。贞观十七年，冯承素27岁。
5、任典书坊录事时的太子为谁
《墓志》：“龙扉清切，鹤禁凝严。综核之司，贤明是属，改授典书坊录事。纠察之智，誉满于苍闱。隐括之能，声融于碧题。纶庭务广，层掖事殷，永言管镕，寔归精裁。”关于典书坊，江锦世、王江的文章已做清晰介绍。鹤禁，指太子所居之处。在直弘文馆之后，冯承素到太子府担任典书坊录事，这是他的第三个任职，从八品下阶。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太子具体指哪一位太子？
围绕太子之位，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几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等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残酷的斗争。贞观十七年，斗争有了结果，原任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曾经赢得太宗赏识的魏王李泰被贬谪，懦弱无能的晋王李治在鹬蚌相争中侥幸得利，被立为太子。七年后，李治继位登基，即唐高宗。冯承素去世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所立的墓志不可能再指废太子李承乾。从逻辑上来讲，只能是指李治，或者指李治登基后所立的太子。李治登基后于永徽三年（652年）所立的太子李忠四年后即遭贬黜，后又被赐死。显庆元年（656年），李治更立太子李弘，李忠、李弘两位太子的废立均是在冯承素去世前的事件，所以，作为前太子的李忠应被排除。这样，《墓志》中所涉及的太子只能在李治与李弘父子中选择。个人鄙见，以李治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墓志》上说到冯承素在典书坊录事任上很忙碌也很成功，并且不久就得到了升迁转任，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治顺利继位的原因所致。
6、末任中书主书
冯承素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职务，为中书主书，从七品上阶。中书省是朝廷中最高的执行机关。唐高宗永徽年间的中书省主要长官是褚遂良、高季辅等。后来，由于高宗、武后二圣并立，武后干政越来越深入，太宗临终时候指定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也面临如履薄冰的境地。此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们谗事武则天，并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争斗。最后长孙无忌遇害，褚遂良被贬。斗争的一方褚遂良是冯承素在门下省、弘文馆时期的长官，斗争的另一方李义府则是冯承素任典书坊录事时期的上级，现在随着太子李治登基而进一步荣显。冯承素身处下曹，一个小小七品的主书，自然是无力介入其中，但是身处权力的漩涡，他或许只能做到小心翼翼地艰难应对。冯承素去世的咸亨三年（672年），李义府已经因为贪赃枉法遭流放而败亡。关于这一段生活，《墓志》作者含混地以“在公以慎，奉上以贞，由其益浚，荣途显，级行昭，宠于当年”草草地概括了一下。
江锦世、王江文章说：“冯承素历有唐三朝，武德时其尚年幼且不论，其主要活动应在太宗和高宗两朝。按年龄推算，其受宠主要在太宗一朝。……但到了高宗朝，显然受到了冷落，因为高宗根本没有像太宗那样酷爱书法，连褚遂良都被贬出了京城，一个人轻言微的冯承素就更没有办法了。因此，冯承素的仕途也就再无大的发展了。”本文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恰当的，所以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冯承素在唐太宗朝只是获得欣赏并发挥所长，谈不上“受宠”，从其获得的职衔就可以看出唐太宗仅仅是用其所长而已。在唐高宗时期，冯承素的地位略有提升，而不是“受到冷落”。第二，褚遂良被贬出京城乃是因为朝廷政治斗争尤其是与武则天的矛盾所致，与书法无关，由褚遂良被贬推测冯承素的仕途再无发展乃由于唐高宗不爱书法所致是不妥的。
关于《兰亭序》“神龙本”的作者问题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序》“神龙本”的作者，现在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冯承素。这一结论源起于元代鉴定家郭天赐。郭天赐在给“神龙本”《兰亭序》做跋语时写道：“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与米元章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搨赐本、张氏石刻对之，更无少异。”郭天赐使用的是比较谨慎的“冯承素等”而不是“冯承素”，即是说他仍然不能断定“神龙本”《兰亭序》的作者具体为何人，只是大致判断为唐代弘文馆中的拓书人群体。对郭天赐的推断，现代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唐兰对“神龙本”《兰亭序》给予全面否定，认为宋、元间被人视作珍玩的“神龙兰亭”尽系南宋杨镇的作伪，今人所见的“神龙兰亭”则纯属明代的赝鼎；穆棣则从传本用印、郭天赐等人的学术声誉、摹搨技艺等几个方面极力维护郭天赐说。本人认为，唐兰的论述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穆棣的推论也不够充分。不管郭天赐是否学力深厚、识断过人，由于他无法拿出铁证并且所作论证并不充分，所以，“神龙本”的作者依然是值得讨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进入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在“神龙本”后作跋：“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序禊帖”。项元汴此跋有两点可议：第一，他将郭天赐所推测的“冯承素等”简化为“冯承素”，将“神龙本”作者断定为明确具体的冯承素其人，实属主观臆断，完全没有出示任何可靠的学术证据，不足采信。第二，他称冯承素为唐中宗时人。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墓志》，可以肯定他的判断错了。唐中宗（656－710年）两次在位，一次是684年1月—2月，一次是705—710年，冯承素都早已去世。当然，对于此点，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失误，因为他当时并不拥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出土《墓志》资料之便，无从知晓冯承素的确切生卒时间。
由于《墓志》的出土，“神龙本”的作者问题就又有了讨论的必要。江锦世、王江文章对《冯承素墓志》的文章内容作出归纳，认为：“唐代大多数墓志常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墓主人的家族渊源，祖、父辈所任官职及墓主人一生的任职情况，最后是赞誉墓主人的铭文。《冯承素墓志》虽然也没有脱出这种形式，但比较其它墓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阅读全文会发现一条有关冯承素擅长书法的主线一直贯穿其中。他仅有的几次官职的升迁也都与擅长书法有很多的关系。”笔者赞成这样的归纳，在《墓志》中确实隐然而存一条主线：书法。但是，《墓志》碑文中虽然提到了冯承素所承担的书法临摹、复制、鉴别等工作，关于《兰亭序》，则只字未提。可能有的读者会认为，冯承素承担的临摹复制工作量大面广，《兰亭序》只是其中之一，无需专门提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冯承素去世前，《兰亭序》已经在唐太宗广泛搜求的众多王羲之书法名迹中脱颖而出，成为君臣与朝野瞩目的焦点。如果冯承素确实参与过《兰亭序》的复制，《墓志》即使不作浓墨重彩地渲染，至少也应该一语道及。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墓志》却完全没有涉及，这就意味深长了。我们由此推测，冯承素在弘文馆期间或许参加过很多书法名作的复制工作，但是在《兰亭序》的复制工程中，他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参与者，或许压根没有参与。
何延之所作的《兰亭记》是《兰亭序》公案中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献，该文记述唐太宗在获得《兰亭序》真迹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但是，影响巨大并不等于合理可靠，仍然需要经受学术界的耐心检核。
围绕何延之的《兰亭记》，前人早有质疑，北宋末年的王铚就已经指出其文章细节中的多处荒谬，郭沫若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大体重申了王铚的意见。针对王铚以及郭沫若的质疑，当代学者也有为何延之辩驳的论述，如王汝涛的《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从论辩双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存在部分合理见解，但又无法彻底驳倒对方。在阅读与分析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何延之的《兰亭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唐代传奇，它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敷演巧饰，虽大体可信，但细节可疑。唐代传奇多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唐代传奇发轫于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时期，传奇兴盛，名作叠现，蔚成大观，构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故实为蓝本敷演而成，如被誉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的蒋防 《霍小玉传》即是以著名诗人李益为主角而撰成的一篇情爱悲剧杰作。鲁迅先生评《霍小玉传》说：“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正是揭示了传奇“假实证幻”的构成方式。有时，传奇甚至以贵为天尊的皇帝为主角，比如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传奇中，就有《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等三篇描述唐玄宗其人其事。
何延之的《兰亭记》之所以被收入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是因为《法书要录》在考证汰选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它企图通过资料的广泛采集、包罗众有，以达到“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的效果，因此，它收入《兰亭记》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兰亭记》又被收入宋初编辑的大型小说汇集《太平广记》，这是得其所宜的。《兰亭记》在谈奇说异中纵横自如，既情节曲折，又人物生动，且善于渲染气氛，堪称唐传奇中的精品。即使放在今天，它也足以吸引大众、激发想象，算得上一篇不错的小说。
传奇触发后人的历史想象，帮助后人勾勒还原历史情境，但是其中也必然裹挟撰著者的虚构成分。虚构是传奇刻画人物、丰富情节必须征用的艺术手段。借助于必要的虚构，唐代传奇达得了诱人的艺术效果，为后来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的写作积累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在古代一般文人的观念中，文史一体，水乳难分。但在今人的学科意识中，文学与历史学截然两途，必须恪守各自的学科规则。虚构属于文学学科的常规策略，一旦进入历史学科的领地，虚构立即成为丑闻。所以，在今天的古代书法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兰亭记》这样的文献，努力剔除其中的虚构因素。
后人关于《兰亭序》的认知多受到《兰亭记》的左右。包括郭天赐在内的后人，在相当程度上采信了何延之《兰亭记》的说法，这是导致“神龙本”被轻易发落到冯承素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人的其他记述对何延之《兰亭记》构成挑战。褚遂良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及太宗晏驾，本入玄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褚遂良是唐太宗、高宗两朝的重臣，参与了王羲之书迹的整理工作，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他明确记述了冯承素模写的是《乐毅论》，并未提及《兰亭序》。按武平一的记录，复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太宗朝，汤普彻等复制了《兰亭序》；高宗朝，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武平一能够出入宫禁，对宫廷法书的收藏、传播等情况均比较了解，其所述可信度也比较高。可以看出，褚遂良、武平一的记录均不构成对何延之《兰亭记》中关于冯承素与《兰亭序》的记述的支持。较早涉及《兰亭序》的资料还有唐玄宗时刘餗的《隋唐嘉话》，但该书的记述并未提及《兰亭序》复制人员的情况。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在没有其他更新颖、更可靠的资料出现的情况下，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件杰出的《兰亭序》复制品，合适的名称就是《兰亭序》“神龙本”，而不宜再继续称之为“冯承素摹本”。
【注释】
江锦世、王江：《新出土唐<冯承素墓志>考释》，北京：《中国书法》月刊，2010年第九期，第131—135页。本文引用文字除注明者外，均见该文。
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具载（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7页。
《唐褚河南搨本乐毅论记》，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唐兰：《“神龙兰亭”辩伪》，上海：《书法》杂志，1983年第1、2、3期连载。该文后又收入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6—106页。
穆棣：《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辩》，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第345—375页。
同5。
王铚的质疑载于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亦看参看水赉佑：《宋代<兰亭序>之研究》，载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第175—184页。
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北京：《文物》杂志，1965年第六期。该文后又收入《兰亭论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
王汝涛：《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87页。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序》，《法书要录》，第131页。
同4。
（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法书要录》，第114—115页。

3.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恨”你如何理解

恨就是遗憾、遗恨。作者描写李、杨爱情，竟在讽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唐玄宗为戒，不要因“垂色”而荒淫误国，给自己造成“长恨”。

这首诗就是通过唐玄宗因贪色而宠幸杨贵妃，从而使国家招致祸乱，也使自己陷于凄凉境地的故事叙写，说明贪色误国误身，要统治者引为鉴戒。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4. 高考议论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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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诗歌的“意境说”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三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困。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意与境的交融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要求心与物相“感会”，景与意“相兼”、“相惬”，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诗思有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日取思。大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日感恩。
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干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按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措”；宋代苏城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
至于意境这个词，在《诗格》中也已经出现了。《诗格》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诗有三境：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手心，营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模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诺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同乙稿序》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携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惰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境界乃是由美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待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攀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失婿觅封侯。
那闺中的少妇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婚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少好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瞑听猿愁，沧江急夜流。凤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蛰描述得很细致：
且天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前意平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任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及时时有许多歌谣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烧自己之垒块Z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惰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民意与境交融的第二种方式是移情入境。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接触外界的物境，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又借着对物境的描写将它抒发出来，客观物境逐亦带上了诗人主观的情意。葛立方《韵语阳秋》说：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李杜诗中的香竹、香雪，显然已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往其中，使它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浓郁的诗意。
诗里移情入境的例子很多，如李白：“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白居易：“休水流，泅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其一）这些诗句所写的物境都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是以主观感染了客观，统一了客观，达到意与境的交融。《论语•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诗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它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皙的回答与众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导，咏而归。”他借着对物境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情志，移情入境，意与境融，他的话虽不是诗，但已带有浓郁的诗意。
移情入境，这境不过是达情的媒介。谢傣《四溟诗话》论情景关系说：
景乃诗之娱，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情仅仅是诗的胚胎，要将它培育成诗，必须找到适合于它的媒介物，这就是景。诗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媒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至于哪一类情胚借哪一类景媒表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中国诗歌常借兰以示高洁，借柳以示惜别，外国就不一定如此。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习惯。《诗经。里用石表示动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今天则用石表示坚定，发生了变化。
意与境交融的第三种方式是体贴物情，物我情融。上面所说的情随境生和移情入境，那情都是诗人之情。物有没有情呢？应当说也是有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它们在形态色调上的差异，使人产生某种共同的印象，仿佛它们本身便具有性格和感情一样。这固然出自人的想象，但又是长期以来公认的，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诗人！临时注入的感情不同。我们不妨把它们当成物境本身固有的性格和感情来看待。正如宋郭熙《林泉高致》所说：
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清而如题。
明沈颖《画函》也说：
山于春加庆，于夏如竞，千秋如病，于冬加定。
他们指出四时之山各自不同的性情，要求作画时既画出它们不同的形态，又画出它们不同神情，以达到形神兼备。作诗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有的诗人长于体贴物情，将物情与我情融合起来，构成诗的意境。陶渊明和杜甫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杜甫伪“岸花飞送客，符燕请留人。”（《发潭州)都达到了物我情融的地步。陶渊明《饮酒》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校。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青松即渊明，渊明即青松，“语语自负，语语自怜”（温汝能：《陶诗汇评》），诗人和青松融而为一了。又如杜甫的《三绝句》之二：
门外鸽鹅去不来，钟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诗人体贴鸬鹚那种欲近人又畏人的心情，向它表示亲近，欢迎它常来作客。诗人和鸬鹚达成了谅解，建立了友谊，他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二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是诗歌构思过程中重要的步骤。《文赋》曾把构思分成两个阶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既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切。其效也，情瞳眈而弥鲜，物阳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
构思的第一阶段，精骛心游，追求意与境的交融。第二阶段，意境逐渐鲜明清晰，进而寻找适当的语言加以表现。陆机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的构思过程，在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形成并不这样简单。诗人的写作有时十分迅捷，信手拈来即成妙趣，意境一下子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这种意境天真自然，是艺术中的神品。神来之笔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是达不到的。但意境的初始阶段多半不够鲜明清晰，需要再加提爆或虽鲜明清晰而失之于浅，失之于狭，需要继续深化与开拓，以求在始境的基础上另辟新境。《人间词话》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网络，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所说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正可借以说明诗歌构思的过程。构思的初始阶段，诗人运用艺术的联想与想象，上下求索，追求意与境的交融，好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意境初步形成立后，继续挖掘开辟，熔铸锻炼，这是构思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况。当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达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严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此所谓“众里寻他千网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二字恰切地说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飞跃。
古人有炼字、炼句、炼意之说。所谓炼意，就是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而炼字，炼句又何尝不是在炼意，前人有“炼字不如炼意”的话，其实，哪有离开炼意单独炼字的呢，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韦庄“卧着南山改旧诗”（《宴起》）。他们在锤炼字句的过程中，不是同时也在改变构思、另辟新境吗？《漫叟诗话》说：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岛时兼白马飞。”李商老天：“偿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这两句诗见于《曲江对酒》，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中兴”以后，杜甫对肃宗满怀希望，但仍不能有所作为。他既不屑于从俗，又不甘于出世，心情十分矛盾。他久坐江头，细观花落鸟飞，感到难堪的寂寞与无聊。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写的。原先的“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诗人此时此地的心情不合。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干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虽然只改了三个字，意境却大不相同了。又如来陈世崇《随隐漫录》卷四载：
“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古词云：“春归也，只消戴一朵茶蘑。”字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堂中”、“宫里”，意浅境近；改为“堂深”、“宫冷”，意境深远。“‘戴一朵茶费力，意境也嫌浅露，“更一朵茶蘑”，从戴花的更替中体现了时序的变迁，意境就深入多了。清顾嗣立《寒厅诗话”：
张橘轩诗：“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平梅何处春？”元遗山日：“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日‘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便觉飞动。”
“一树早梅”固定指一处，显得呆板；“几点早梅”，着眼于广阔的空间，而且未限定数量，所以意境飞动。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必须适度，加工不足失之浅露，加工太过失之雕琢，过犹不及都是毛病。最高的境界是虽经深化开拓而不露痕迹，深入浅出，返朴归真、譬如李白的《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大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这首诗的语言是再浅显真率不过了，意境却极其深沉阔大。开头两句境界就不凡，在一片月色的背景上，长安城宏家户户传出捣衣之声，那急促而凄凉的声音散布出多么浓郁的秋意啊何况这寒衣是预备送给戍守边关的亲人的，声声寒站都传递着对于边关的思念。“秋风”二句，通过秋风将长安、玉关两地遥遥联接在一起，意境更加开阔。北朝温子升有一首《捣农》诗，构思与此诗相似：“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作纹砧知近远，传声送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摆略塞达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这首诗的意境也经过深化与开拓，但用力太过，雕琢太甚，结丽而不动人。不象李白那首之自然纯朴，能够一下子打入读者心坎。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也就是意境典型化的过程。初始之境可能是印象最强烈的，但不一定是最本质的。初始之意可能是最有兴味的，但不一定是最深刻的。在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过程中，略去那些偶然的、表面的东西，强调本质的、深刻的东西，最后才能熔铸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意境。典型化的程度，即决定着意境的深浅与高下。清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论王孟韦柳四家诗说：“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凡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哑者易之以镁铝，露者易之以浑融，此熔炼之功也。”可见意境的深化与开拓，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是轻易可以成功的。
三 意境的个性化
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致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街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举杯邀明月”（《月下独酌》），“且就洞庭赊月色气《陪族叔游洞庭》其二），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拆晓风，雪堆通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海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又如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事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秦少游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意境都是多么富有个性；正象中国古代绘画注重写意传神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也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略加辨析，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说：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浩浩起，白马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放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个说法很精巧，但违反了创作与欣赏的一般经验。朱光潜先生认为他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诗论》）名词问题姑且不论，朱先生指出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这是很精辟的。其实，在真正的艺术品里，“无我之境”并不存在。“有我之境一固然寓有诗人的个性；“无我之境一也并非没有诗人主观的情趣在内，不过诗人已融入物境之中，成为物境的一部分，暂时忘却了自我而已。关于这种境界，借用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说的一句话，叫作“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普云巢论画的一段话，也恰好可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形成：
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可有传之法哉！
《词筌》曰：
稗史称纬干画马，人入其斋，见于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给工。如史邦卿咏燕，见于形神俱似完．
可见真正的艺术家是在物我交融的陶醉中进行创造的，这样创造的意境怎么可能无我呢，王国维所举的“无我之境”的例子，一见于陶渊明的《饮酒》诗：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田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当采菊之始心情原是很平静的，偶一举首，望见南山的日夕气象，悟出其中的真意。此时，南山归乌仿佛就是陶渊明，陶渊明仿佛也进入了南山，和南山融成一片了。你说这是无我吗？其实是有我，只是我已与物融成一体了。王国维所举的另一个无我的例子，见于元好问的。叙事留别》：“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志本闲暇。”诗人以寒波白鸟的悠闲反衬人事之仓卒。“寒波二句寄托了诗人的向往之情，他希望自己也化作寒波、白马，融入那画面中去。这意境中也有诗人自我的个性。
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
失诗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举体便逸。
他所谓体是指风格而言，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文心雕龙•体性》将各种风格总括为八作：
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终，六日壮丽，七日新奇，八日轻廊。
其中精约、显附、繁缛三种偏重于语言的运用方面。其它五种都是结合文思讲的，既是五种不同的风格，也可视为五种不同的境界。司空图《诗品》列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从他本人的解释看来，这二十四品既是风格的差异，也是意境的不同。
意境中既包涵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骂。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王国维又说：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四 意境的创新
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断变化，所以诗的意境永远不会被前人写尽。然而诗人往往围于旧的传统，蹈袭前人的老路，不敢从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出发，大胆创造新的意境。而诗歌没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兴趣了。诗歌史上的拟古派之所以失败，症结即在于此。明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纲领。这个口号虽有反对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象李梦阳那样“刻意古范，铸形宿镇（模），而独守尺寸”，亦步亦趋地摹仿古人，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毁坏了艺术。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批评拟古主义说：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个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写诗要从各自的性情遭遇出发，从自我的真实感受出发，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意境，而不要让古人束缚了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与洪稚存论诗书》中说得更加痛快：
昔人笑王朝好学华子鱼，惟其即立过近，是以离之愈远。董文敏跋张即之帖，称其佳处不在能与古人会，而在能与古人离。诗文之道，何独不然，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世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社之诗。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诗的意境也应变文创新。杜甫就是一位创新的能手，他处于安史之乱前后动荡变乱的环境之中，以真情与至城创造出他自己特有的新意境。他最善于描绘大江，渲染秋色，在其中倾注忧国忧民的深意。象《秋兴》八首那种沉郁苍凉的意境，的确是他的独创。杜甫既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学杜首先就要学他的创新，而不是摹拟他的意境。杜甫倘生于后世，也一定会另辟新境，而不肯重弹往日的老调了。
创造新意境，需要艺术的勇气。谢榛《四仅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改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叶燮花《原诗•内篇》中针对拟古主义，提倡诗胆，最能振聋发聩：
昔人有言：“不很我不见古人，很古人不见我。”又云：“不假臣无二王法，但恨二三无巨法。”斯言特论书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故吾曰：无脸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鼓动人心的力量。新时代需要新意境，也能产生新意境。今天同旧社会相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巨变，大自然也得到改造。可惜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创造更多的足以和新时代相媲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新意境。叶党论诗讲才、胆、识、力四字。我们的诗人生于科学昌明的今日，论识，远出于古人千百倍之上之论才、论力，也未必逊于古人。所缺的恐怕就是一个胆字。惟有摆脱羁绊，大胆探索，大胆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意境，出现新时代的屈原、李白和杜甫，使我们这古老的诗国的诗坛重放异彩！

6.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有哪些研究生导师

长安大抄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袭介绍：张岗、王晓峰、尤占平、张莎莎、邵海鹏、李岩、王龙飞、白桦、姜华、王晓明、孙昊、赵国、薛晓锋、武隽、刘玉、沈照庆、游庆龙、蒋玮、纪小平、王永岗。
李宇、罗彦斌、高小育、宋飞、翁效林、张岗、马超群、杨雅勋、武芳文、邓亚娟、来弘鹏、任伟、韩万水、雷达、梅葵花、杜秦文、赖金星、周志军、李哲、晏长根、叶飞、杨晓华、王亚琼、王永东、李又云、陈建勋、张宏光、梁燕、赵伟封、冯忠居、绿康成。

7. 婉约派的所有代表人物及资料

代表人物
综述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闺语”：李清照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别恨”：晏殊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情长”：柳永 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四旗中号“愁宗”：李煜
温庭筠
（约812年—866年） 中国晚唐词人。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中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温庭筠虽为并州人，但他同白居易、柳宗元等名诗人一样，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据考，温庭筠幼时已随家客游江淮，后定居于雩县（今陕西户县）郊野，靠近杜陵，所以他尝自称为杜陵游客。 关于温庭筠的生年，史籍无载。温集旧注断为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夏承焘《温飞卿系年》以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年）。近年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云生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O1年）。梁超然《唐才子传校笺》同意陈尚君所考。以温庭筠生干贞元十七年算，卒于咸通七年（866年），则他享年66岁。 温庭筠少敏悟，同其他有成就的诗人一样，自幼好学，苦心砚席，除了善鼓琴吹笛外，尤长于诗词。《旧唐书》本传中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北梦琐言》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所以时人称为“温八叉”。在中国古代，文思敏捷者，有数步成诗之说，而象温庭筠这样八叉手而成八韵者，再无第二人。 这样有才华的人，却数举进士不中第。今可考见者，开成四年（839年），温庭筠年将40时开始应举，未中，只在京兆府试以榜副得贡，连省试也未能参加。究其原因，大约是受宫中政治斗争之害。因为杨贤妃的谗害，庄恪太子左右数十人或被杀，或被逐，沙汰殆尽，随后庄恪太子不明不白地突然死去。温庭筠被卷进这起政治斗争中，没被祸已算不错了，哪还指望中进士。在他步入科场前，便注定了不能及第的命运。开成四年应举不第后，温庭筠在雩郊住了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当时是真病，还是畏祸呆在家里，不得而知。温庭筠41岁时，到淮南与李绅相见。早在温庭筠8岁时，便与李绅相识，可谓自幼为友。到55岁那年，温庭筠又去应试。在这之前曾几次应试，每次都名落孙山。这次应试，是大中九年（855年），沈询主春闱，温庭筠搅扰场屋，弄得满城风雨。搅扰场屋的原因，是温庭筠有“救数人”的绰号，即在考场帮助左右的考生，因此这次沈询将温庭筠特别对待，特召温庭筠于帘前试之。温庭筠因此大闹起来，搅扰场屋。据说这次虽有沈询严防，但温庭筠还是暗中帮了八个人的忙。当然，这次考试又没能中。从此之后，也就是说从56岁起，温庭筠便绝了这门心事，不再涉足名场。 考场救人，虽属不该，但从这里可看出温庭筠的才能。同考场救人一样，温庭筠还帮过相国令狐陶的忙。温庭筠出入令狐馆中，待遇甚厚。当时唐宣宗喜欢歌《菩萨蛮》，令狐暗自请温庭筠代己新填《菩萨蛮》词以进，嘱咐温庭筠千万不要泄漏出去，而温庭筠却将此事传了开来，令狐陶大为不满。温庭筠看不起令狐陶的才学。宣宗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让未第进士对之，温庭筠“玉条脱”对立，宣宗很高兴，予以赏赐。令狐陶不知玉条脱之说，问温庭筠。温庭筠告他出自《南华经》，并且说，《南华经》并非僻书，相国公务之暇，也应看点书，言外之意说令狐陶不读书，又尝对人说“中书省内坐将军”，讥讽令狐陶无学。令狐陶因此更加恨他，奏他有才无行，不宜与第。由此可知温庭筠一直未中第，非其才学不高，皆因当权者所嫉也。不仅才高不第，反倒落下了品行不好的坏名声。又相传温庭筠在传舍遇到微行至此的宣宗，因不识为皇帝，曾傲语诘之。 温庭筠搅扰场屋后，贬随州随县尉，当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后徐商镇襄阳，辟为巡官，此时温庭筠已56岁。在襄阳，温庭筠与皮成式、周繇等交游酬唱。在襄阳呆了几年时间，徐商诏征赴阙，温庭筠随后也离开襄阳，去了江东，此时已经61岁了，62岁那年冬回又到了淮南。此时的温庭筠，虽诗名颇著，但已自潦倒，不检行迹，与贵胄裴减、令狐高等蒲饮狎昵。当时令狐陶出镇淮南，温庭筠因其在位时曾压制过自己，虽是老相识，也不去看他。后来，温庭筠因穷迫乞于扬子院，醉而犯夜，竟被巡逻的兵丁打耳光，连牙齿也打折了。他将此诉于令狐陶，令狐陶并未处置无礼之兵丁。兵丁极言温庭筠狭邪丑迹，说他品行怎么坏。因此有关温庭筠品行极坏的话传了到京师。63岁老翁，被打折了牙齿，并且落了更坏的名声，温庭筠只好亲自到长安，致书公卿间，申说原委，为己雪冤，随后即居于京师。 咸通六年（865 年），温庭筠出任国子助教，次年，以国子助教主国子监试。曾在科场屡遭压制的温庭筠，主试与众不同，严格以文判等后，“乃榜三十篇以振公道”，并书榜文曰：“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进，堪神教化，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断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将所试诗文公布于众，大有请群众监督的意思，杜绝了因人取士的不正之风，在当时传为美谈。而此举又给温庭筠带来了不幸。他完全以文判等，且榜之于众，已遭权贵不满，又所榜诗文中有指斥时政，揭露腐败者，温庭筠称赞“声调激切，曲备风谣”，更为权贵所忌很。所以，宰相杨收非常恼怒，将温庭筠贬为方城尉。因主持公道而招忌被贬，所以纪唐夫送其赴方城时，诗云：“且饮绿（酉录）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遭受此次打击，再次被贬，年事已高的温庭筠在这年冬抑郁而死。《唐才子传》云“竟流落而死”。未知到方城后不久而死，还是未到方城便死了。一代才子，困顿失意而死，千载而下，人共憾之。他恃才傲物，蔑视权贵。所以纪唐夫送他赴方城诗又云：“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 当时权贵，可以排挤、压制温庭筠，使他仕途多舛，生活坎坷，却压制不了温庭筠的才华四溢。温庭筠终于成为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诗人。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诗词，在思想意义上虽大多无较高的价值，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云，词体乃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又载张惠言语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蕴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温庭筠在词史上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 《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66首，可以说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温庭筠的诗，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不朽名句，千古流传。相传宋代名诗人欧阳修非常赞赏这一联，曾自作“鸟声茅店雨，野色板桥春”，但终未能超出温诗原意。 温庭筠诗词集，据《新唐书·艺文志》，当时曾有《握兰集》三卷，《金荃集》10卷，《诗集》5 卷，《汉南真稿》10卷，又有与段成式、余知古等人诗文合集《汉上题襟集》10卷，知其创作颇丰。可惜其集不传，今所见温庭筠之诗词，唯《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所保存者。 除诗词外，温庭筠还是一位小说作家、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撰有小说《乾巽子》3卷、《采茶录》1卷，编纂类书《学海》10卷。可惜全部亡佚，现在无从探知其详。尤其是《学海》10卷的亡佚，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如果《学海》能保存下来，必然会对学术研究和辑佚等工作大有贡献。 作为晚唐著名诗人、中国词史上的重要人物，温庭筠诗文集的亡佚，是十分令人痛惜的，实在是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大损失。不但诗文集亡佚，连有关温庭筠的重要史料也亡佚了，以至现在难以考知温庭筠的详细情况，《唐才子传》所载温庭筠传，也时序颠倒，舛错支离。虽经有关专家的研究，也只能知其大概。虽则如此，温庭筠还是在文学史上大放光辉，名垂千古。
李煜
(937年－978年) 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汉族，在位时间(961年-975年)，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为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内容主要可分作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的，主要为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因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皆成于此时。此时期的词作大都哀婉凄绝，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对“往事”的无限留恋。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亦甚大。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李煜文、词及书、画创作均丰。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有其父李璟之作）中。 李煜才华横溢，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是被后人千古传诵的一代词人；本无心争权夺利，一心向往归隐生活的李煜能登上王位完全是个意外，无奈命运弄人，也是刻于历史卷宗上的亡国之君，他痛恨自己生在帝王家。功过是非，已成历史之轨迹…… 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多次入宋朝进贡，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据宋人王至《默记》，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荒废的生活，风格柔靡，但是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多为空虚无奈；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人将他与李璟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李煜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最有名的词是虞美人和浪淘沙令. 书画他能书善画，对其书法：陶谷《清异录》曾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对其的画，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曰：“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惜无书画传世于后。词李煜的词的风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如《菩萨蛮》，《相见欢》 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如《虞美人》，《浪淘沙令》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加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圣”。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柳永
（987年？～1053年？） 中国北宋词人。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李清照
（公元1084年～1151年？） 中国宋代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两宋之交杰出的女词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人称婉约派的一代词宗。 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精通经史，长于散文，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李清照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其中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夫赵明诚，为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金石考据家。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工书能文，通晓音律。婚后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编写了《金石录》。金兵入据中原，清照举家南逃。后明诚病故，战乱中书籍文物大部分散失，孤独一身，各地漂泊，境遇极其悲苦。据传清照曾改嫁，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其晚年生活情况缺乏资料记载，仅知她曾作《打马图经》及自序，还曾携米芾墨迹访米友仁求题跋。 李清照的词委婉、清新，感情真挚。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她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 她曾作《如梦令》，描述她少女时代在济南的欢乐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宋时，济南城西确有"溪亭”。 另外一首《如梦令》，讲述了主人公因怜惜花儿而痛饮后作了另外一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 李清照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词人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在南渡之初，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清照工诗，能文，更擅长词。其创作以北宋、南宋生活的变化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 李清照前期的词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了自然风光和别思离愁。如[如梦令]二首，活泼清新，语意隽秀。 南渡后的词也与前期风格迥异，变清丽明快为凄凉沉痛，抒发了伤时念旧、怀乡悼亡的情感。如[菩萨蛮]、[蝶恋花]以及慢词[永遇乐]等，寄托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声声慢]、[清平乐]等，将亡国之痛与个人孤苦凄惨的生活晚景融为一体，悲伤愁绪渲染极致，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苦难与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秦观
（1049年-1100年） 中国北宋词人。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来号称为“苏门四学士”，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8. 孔孟老庄、李杜、苏轼、司马迁的生平经历，代表事件

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阴历八月廿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 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鄹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为鄹邑大夫。叔梁纥的元配施氏为孔纥一连添了九个女儿，孔纥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虽然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孟皮，却脚有残疾。所以孔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梦见山神驾著祥云，口中喃喃自语：“祷尼丘得贵子，继衰周而素王，择空桑为产地。”孔纥与颜氏遵循山神的吩咐，果然得一壮丁，即为孔子。（参见《中国文学史演义》第一册，钱念孙教授著，正中书局，1999初版）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35岁时，鲁昭公被三桓大夫击败，逃到齐国后，孔子便到齐国。齐景公数次问政于孔子，想封孔子为尼溪田，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后来孔子得知不被受用后，便重回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5年后，孔子逝世，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仉氏。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发挥详尽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中国古代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有人说又称老聃。在传说中，老子一生下来时，就具有白色的眉毛及胡子，所以被后来称为老子。相传生活在春秋时期。老子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始祖，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并认为孔子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很主要的神仙，被称为太上老君。老子的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例如名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虽然他的作品中存在许多时代的局限。但是这部流传两千多年的《道德经》，的确是跨时代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会被解释出不同的含义。有人曾统计，道德经是仅次于基督教《圣经》被翻译语言最多的一部作品。圣经是传教士主动翻译的，这部作品则是被许多民族欣赏而自行翻译的。

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 在权术上，老子讲究物极必反之理。 主要著作《道德经》，也直接叫做《老子》。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1]，名周，生卒年尚不能断定，约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1]，另说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30]，庄子也认为道不可言。但道不可言，又不得不言，所以庄子采用的是“卮言”的方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31]这种方式让庄子的思想像水一般，不会惧怕后人的肢解。同时让他的观点不会被历史湮没。不同的时期拜读，会得更新的意义。庄周梦蝶、混沌开窍、庖丁解牛等都是其出色的寓言。庄子的文字，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宛奇葩，将先秦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相对老子而言，庄子的思想倾向于对艺术及自由的追求。从庄周梦蝶、濠梁之辩（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等事情可见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朝著名诗人，有“诗仙”之称。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祖籍是陇西成纪（在现在甘肃秦安东）。他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出生，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是在西域的碎叶（位于今日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据《新唐书》记载其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皓）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实际上同宗。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之父为任城尉。705年，李白五岁时，和他的父亲李客迁居到蜀郡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景云元年（710年）开始，李白开始读诸子史籍，开元三年（715年）——喜好作赋、剑术、奇书、神仙。在青年时期开始在中国各地游历。开元五年左右，李白曾拜撰写《长短经》的赵蕤为师，学习一年有余，这段时期的学习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六年，在戴天山大明寺读书。

据《旧唐书》记载，青年时期的李白显示了超凡的才能，并且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李白曾经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供奉翰林。有一次皇帝因酒酣问李白说：“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用，皆得其精粹者。”玄宗听后大笑不止。但是由于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据说是因为他作的《清平调》得罪了当时宠冠后宫的杨贵妃（杨贵妃认为“可怜飞燕倚新妆”几句是讽刺她）而不容于宫中。

[编辑] 中年
后来他在洛阳和中国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相识，并且成为了好友。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在756年12月，李白为了平复叛乱，曾经应邀作为永王李璘的幕僚。永王触怒唐肃宗被杀后，李白也获罪入狱。不久以后，他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在流放途中遇赦，此时他已经59岁。

[编辑] 晚年
李白晚年在江南一带漂泊。在他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于是他北上准备追随李光弼从军杀敌，但是中途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投奔他的族叔、当时在当涂（今属安徽马鞍山）当县令的李阳冰。同年11月，李白病逝于寓所，终年62岁,葬当涂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当涂青山。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不同的传说，一说便是他在舟中赏月，为了摘月失足堕水而死。《旧唐书》记载，李白流放虽然遇赦，却由于途中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唐朝现实主义诗人。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又因为他居住在长安城外的少陵，也称他杜少陵。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杜甫外公为河南巩义大官,杜甫自小好学，七岁便能作诗，二十岁后漫游吴越，齐鲁各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于洛阳认识李白。杜甫35岁到长安应试，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安史之乱后，杜甫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任左拾遗，后因直谏被贬华州，759年弃官西行，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四年期间，写诗240余首。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下任节度参谋，并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旧唐书》〈文苑传下·杜甫〉）。不久又再过著流离颠沛的生活，漂泊于今天的四川省、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以舟为家。唐大历五年（770年）在从长沙到岳阳的湘江中的小船上，发病而死[1]。一说杜甫人在耒阳，遇见洪水，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醉大饱而死，终年五十九岁[2][3][4]。灵柩停厝在岳阳，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其孙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现存1400多首，写诗可分四个时期：

[编辑] 求学早期
三十五岁以前。与李白、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有诗赠李白，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又云，“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堪称快意。

[编辑] 困居长安时期
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尝困于衣食”，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奔走献赋，取得少许资助。这时期有《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

[编辑] 安史之乱时期
肃宗至德元载（756年）至乾元二年（759年）。这个时期有《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北征》、“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

[编辑] 飘泊时期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梓州、阆州。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名作。这时期写诗千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

杜甫诗集有60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

杜甫有诗史之称，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补史证史，故号诗史。此说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诗的情感特性。有人以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隐恶，不扬善”，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子美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此说亦可取。

亦有人以“杜甫之诗，备于众体”的角度言诗史。

[编辑] 主要成就
杜甫一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情怀。

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们这个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爱、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有这样一种品格的杜甫，所孕育他的这样一种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1]”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 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神宗时苏轼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四十三岁时，发生了著名的李定“乌台诗案”，他因此事入狱，几死，其弟苏辙自请贬职以轻其罪才得以保全，翌年被贬至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被章敦贬谪至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终年六十六岁。南宋时追谥文忠。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

司马迁（前135年－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后世尊称他称为史迁、太史公。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罪大，全家当诛，司马迁则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投入牢狱并施以腐刑，对此他曾表示“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编辑] 著书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记》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9. 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呢

一、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祖国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地处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在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枢纽。 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可通往中原地区；西出阳关，沿丝绸之路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鄯善）相连；西北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地区；敦煌向南行经过阿克塞，翻越阿尔金山，可达格尔木。

敦煌地处河西走廓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文化的宝库。河西走廊天然的地理位置（北面内蒙古高原南端的一系列山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南面是祁连山，这之间是天然的长条形地理通道。）北面为沙漠，南面为青藏高原。

藏经洞内的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的流散

1907年英国斯坦因取走第一批写卷；

1908年法国伯希和又取走一批写卷；

1909年秋，伯希和竟将他取走的敦煌写卷在北京展览，罗振玉、王仁俊、蒋伯斧等学者看到大为吃惊；

1910年清政府开始押运经卷，但遭到极大破坏；

1912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窃走1000卷左右；

1914年斯坦因再次窃走一批写卷；

1914—1915年间俄国的奥登堡多次到敦煌窃走18000卷左右；

三、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从小到大，从零到系统，从无序到有组织、有规划， 研究保护相得益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如今，研究的重镇与高地都在中国。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几代学者的推动。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使敦煌学更加深入人心。也印证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0. 急。。著名诗人的事迹和诗句及诗句的赏析。。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1896～1931年）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字：南湖、云中鹤。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毁人亡，遇难。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春痕》散文集《轮盘》；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徐志摩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遇难。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赏析1：
其一：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其二：

《再别康桥》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盘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

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赏析2：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1897年出生，至1931年飞机出事，生活了35年，英年早逝。原名徐章垿，为什么改名叫徐志摩呢？因为他小时侯特别可爱，清末时长着一个大脑袋，留着一个"猪尾巴"，所以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说是将来必成大器。所以1928年，他出国时改名"徐志摩"——志慧和尚摸过的。

一：彩虹似的梦的追寻与幻灭

徐志摩家中富裕。其父徐深如办有酱厂，钱庄，绸庄，灯泡厂，在上海，杭州有投资，是沪杭铁路的股东之一，硖石镇商会会长，且徐志摩是家中独子，深受长辈喜爱。家庭对他有影响，他活泼好动，喜欢交友。

再者，他的婚姻对他也有影响。1915年，他在北大读预科（当时先读3年预科，再读5年本科）时，认识了张幼仪，她端庄，善自理，会理财。有人把她比作《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当然，王熙凤的品质大大不如张幼仪。不仅如此，张家更有钱，所以徐家很高兴找到这个媳妇。

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的婚姻，一为政治，二为经济。而徐父是商人，自然很喜欢，更重要的是，张幼仪的大哥张家敖是中国银行总裁，徐志摩知道而且认识张家敖。以前读书时，张家敖曾视察过徐志摩就读的中学，知道徐志摩的语文好，作文写得好，所以同意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事。二哥张学励，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民社党主席。

张学励介绍徐志摩认识了梁启超，梁启超深爱徐志摩这个弟子劝他出国深造。于是1918年8月，徐志摩赴美留学，同行有汪精卫。他先到克拉克大学学历史，一年后取得学士学位。1919年9月份，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20年7月份，徐志摩不想读了，到英国剑桥大学找罗素（一位自然哲学家，被徐志摩称为英国的"梁启超"），但两人失之交臂了。因为罗素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解聘"，而来中国教书，徐志摩却赴英国找他，未果。当然，后来两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徐志摩的爱情观深受罗素影响。

进不了剑桥，只有在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博士，认识了陈西滢，张世昭，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北洋军阀司总长）。经林长民介绍认识剑桥大学教授迪根生，由此进入剑桥大学，当时叫康桥大学，这样就与康桥发生了联系。

一>确立志向： 彩虹似的梦。因为徐志摩想在中国建立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德国人太蠢，干事机械；法国人太阴，干事过分；南欧人太乱，头脑混乱；美国人浅薄，文化历史不长。所以比较像样的是英国。他曾说过"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机械；时保守的，但不顽固"。所以他认为在英国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远在大喊大叫的美国人之上。所以在他心目中就要树立一个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因此在他的一篇散文《吸烟与文化之辩》中，他说过："我眼是康桥叫我睁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振动的。"可见康桥对他的影响之大。客观上看，英国的民主是自由的，他非常羡慕，主管上看，他有个追求：爱、美、自由。同时他最好的朋友胡适也说过"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自由"，英国正好符合主客观要求。

二>步入诗坛。徐志摩当时留学是想当类似美国国务卿的政治家，后来弃政从文是受到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影响，也包括当时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喜欢结交上流人物，其中曼殊斐尔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天晚上11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虽然只有20分钟，但连任谈得十分投机。曼殊斐尔的美给他极大的吸引力，对她的话言听计从，徐志摩说过"这20分钟是不逝的20分钟"，可见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曾说过她的美是完全的美，是纯粹的美，是可感不可知的美，是不可分析的美，是自然界的杰作。所以曼殊斐尔说："徐志摩，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这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离婚与失恋的影响。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张幼仪离婚。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他说："我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之后两人关系更好，一礼拜一封信。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可能林徽因的父亲认为徐志摩当女婿不适合。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两脚踏空，心悲凉，用诗抒怀，《春》中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开始步入诗坛。

三>迷恋自然。剑桥大学很美，古典建筑群，蓝天碧海，鸟语花香，田野里点缀着农舍，一条康河贯穿其中。若分析《再别康桥》，必须读《我所知道的康桥》，介绍了他每天的生活——划船，看闲书。这便是他的留学生活，但他不后悔，他说，他读了三本书:自然书,人生书,社会书.康桥也在其生命中之深1922年回国后,他写了第一首与康桥有关的诗《康桥再会吧！》，康桥是其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赖之乡。自然风光陶冶之下，造成了他清高,超脱的英国绅士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