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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浙江大学赵毅教授

发布时间: 2022-03-22 19:27:10

1. 冯培恩的介绍

冯培恩,男,汉族,1943年10月生,浙江鄞县人,1965年9月参加工作,联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我国著名设计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领域:1、设计理论和方法学(概念创新设计、智能设计、组合化系列化设计等); 2、广义优化设计;3、工程机械智能化、绿色化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2. 2012年中国教育投入金额达到GDP的占百分之四了吗

自1995年以来,我国税收连续12年平均增长20%,而GDP平均每年增长却不到10%。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更低于GDP的增长率。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许多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有的甚至陷入困境而亏损倒闭。不少城乡居民下岗,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截止到2008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依然比2007年增长了26%。我们为什么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为何要收税?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对如此快速增长的税收的使用,中国公民能不能监督,如何监督?去年底以来,北京的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写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一书,从税收的本质和来源入手,向公民进行“税”的普及,并探讨目前中国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人物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主编岑科。受访人 岑科(研究员) 采访人 实习记者 陈小瑾1 我们习惯说“中国政府养活了13亿人口”,而你这本书则希望所有人有一个意识: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为什么?岑科:税的本质,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体现的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交易关系。当然,在历史上——包括今天的世界,某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确实不是交易关系,而是某种程度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但那不是正常的税收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政府的角色是向民众征收税款,同时负责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公路、街道、路灯、治安、消防、环保等等。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2 一般中国人理解个人所得税是交税,其实这笔税收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我们还交了哪些税?岑科:在中国,所有商品标价实行的是含税价,价格中包括了国家征收的税金——可能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也可能是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所以无论是谁,每买一件商品就在向政府交一次税。例如如果花100元买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此外,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场合也可能交税。例如,当你的工资收入超出一定标准,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你买车,要交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如果你买房、卖房,要交相关的契税、印花税,也可能交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如果你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税就更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3 “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这句话如何理解?岑科: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消费、公费出国消费、政府会议消费、“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消费、能源和资源消费等六种政府消费行为,例如公务用车方面,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每年各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4 和这些高税率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岑科: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缺乏生活保障,所以,名义税负低,但是实际税负很高。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4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3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保障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中国的9亿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医院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收费也越来越高,许多农民因此看不起病。教育方面,年年有考上大学却因缴不起学费而无缘读书的报道。中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得到失业救济的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众享受的公共福利较少。5 书中阐释了一些概念比如“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例如各种罚款、收费)等,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哪些其他收入?岑科:主要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除了行政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我们估计其数额在2000亿元以上。各种暗税加起来,足以让中国的名义税负增加10个百分点。6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供需比年年提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公务员报考的火热现象?岑科:公务员成为社会就业的热点不是好事。道理很简单:政府不直接创造财富,而企业却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官员致力于讨好上级,企业家却要讨好消费者。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时,表明这个社会的创业环境正在恶化,生产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7 你的书中写到,“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如何理解?我知道其实现实生活里人们的交税意识很弱,常有偷税漏税发生。岑科:不能监管的税收,严格地说不是“税收”,而是掠夺。被掠夺当然谈不上光荣。这是由现行税收体制的弊端决定的。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具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既然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行贿为耻。8中国公民对税收的审核和监督如何体现?岑科:从名义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意实体,帮助纳税人监督政府的收支活动,促使政府高效廉洁地为纳税人服务,是它的职责。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审议,但从具体议程看,离“监督政府如何花钱”这一目标相差很远。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代表们审议政府预算的时间最多一天,甚至不到一天;会议公布的预算报告只有几页纸,内容大而化之;具体的预算文本不发给代表,由代表团长掌握;有些地方虽把详细文本发给代表,但会后都要收回;等等。这样的审议,不可能达到了解政府支出状况、提出改进意见的效果。人民代表大会尚且如此,其他方式能起到多大监督作用呢?9和国外相比,中国的财政支出情况如何?岑科:有研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与美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发达国家用于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80%到90%)相比,中国财政的公共福利支出非常欠缺(约占总支出的50%)。2003年,美国公共医疗投入占GDP的比重是13.9%,而中国只有4.5%;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在行政开支方面,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8.7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有学者估计,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10中国现行税制体系的弊端有哪些?岑科:不经纳税人同意,政府单方面制定税收种类和税收标准,并强制征收,而且不向公众提供对于税收的申诉和抗辩渠道,是目前中国税制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其他税收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税收立法上,存在着行政法规多、国家立法少,以行政立法取代国家立法的状况,结果是,征税的行政本位突出,没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作为依据,使得税收的合法性不足。在实际运作中,有大量“暗税”,其运作过程非常混乱和随意。这些弊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一,政府的征收成本特别高,达到了西方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第二,税收的额外负担很高,对企业、纳税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在税收征管大军的征稽下,大多数企业穷于应付,不得不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第三,一些暴力执法式征管和变相征管等政府不良行为,恶化了官民关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2009年做了相应的调整 太多了 我给你网址 你去看

3. 冯培恩的人物简介

196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程机械专业本科 。
1965-1980年,任机械工业部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教师。
1981-1986年,联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访问学者。
1985年获联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1986-1989年,任浙江大学副教授。
1989年至今, 任浙江大学教授、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博士生导师。
期间: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机械系设计研究室主任,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副院长、远程教育学院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副校长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等职。
现任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

4.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初步了解一下关于税的知识!

税收的本质是养活政府,使其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消防、治安、环保等。现代社会中,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掠夺、欺骗与合法暴力。税收给大家提供了必需公共物品的同时,也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造成工资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和经济困难的倾向。

关于税的常识
2010-12-07 11:11:32
一、人人都是纳税人,税收的用途是购买政府服务

【常识一】

“中国政府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经过大量错误观念的洗礼才能带着用愚蠢武装好的头脑进入大学和社会。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是我们交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税收的本质是养活政府,使其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公路、消防、治安、环保等。现代社会中,税收体现的是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交易关系,而不是掠夺、欺骗与合法暴力。税收给大家提供了必需公共物品的同时,也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造成工资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和经济困难的倾向。

【常识二】

“你一个不纳税的学生,有什么权力对政策说三道四?”

很多人在税收问题上非常无知,他们缴纳很多税收,却一无所觉。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经常被当成税收的全部,但实际上,它只占中国税收总额的10%不到。

在个人所得税之外,中国有20多个大税种及其分支。这些税收,有一些不一定收在每个人头上,但是通过市场,都会通过价格将传递给每一个人。比如向某个行业的全体生产者,如家电制造商收税,这些税收会传递到制造的商品价格上,最终由每个消费者买单。根据微观经济学,如果不考虑其它干扰因素,向生产者收税的效果和向消费者收税的税负效果是一样的。向公司征税就是向消费者征税。每个人购买商品时,所交的税不仅仅是增值税——这同样是一个典型误解,其实公司交的所有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关税……最终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总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在其它国家,这些包含在商品里的税收都会打在账单上,而中国没有。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认识不到商品含税,即便知道,也不清楚含了多少税。


二、税负的痛苦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不是税率。

在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为什么它们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它们的生活水平却差异不大?中国的税收只占GDP的20%,为什么人们却怨声载道?

【常识三】

税收的根本目的是用于购买公共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需要拨出其中的一部分来给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发工资。后者是使用税收的社会成本,它的数额越高,税的无效消耗越重。

在发达国家中,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这些功能一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而政府成本相对较少。中国正好相反,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很难领到失业救济。在中国,这些支出的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的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和浪费。

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冯培恩委员列举了部分政府浪费行为:

·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大约有400万辆公车,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
对比:德国首都柏林,公务用车一共92辆,其中专车不到30辆,很多车仅用于运送文件。在芬兰中央政府,只有总理和外交、内务、国防部长有固定公车。

·公款吃喝消费——粗略统计,公款吃喝每年不少于2000个亿,至少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公费出国消费——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目前我国官员公费出国一年耗资已经超过3000亿元。这些培训实为旅游。
在法国巴黎,奢侈品店里几乎都设有中文导购,专门接待每年从中国前来购物的官员和官太太。在南非,当地华人协会抱怨说,每年有200到300个中国公务团体前来游山玩水。令他们疲于接待,估算一年起码消费5000万。

·政府会议浪费——例如西部某县2003年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达375次,其中县委县政府召开会议95次,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召开的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自行召开会议117次。

·“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一些政府举债建设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大机场、高尔夫球场等。还有,一个省级贫困县政府的办公楼耗资 7000多万元,相当于全县年财政收入的1/3;西部一个镇建起了形似天安门城楼的办公楼;南部一个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对比:在美国,找政府部门,外地人得带上地图按地址寻找。因为政府部门常为小型平房或直接租用民宅。与中国地市政府的高楼大厦,深院围墙,警察站岗的一目了然,迥然不同。

【常识四】

在中国,除了税收以外,政府还有其它收入,包括行政收费,预算外收入,垄断行业收入以及**收入。这四项金额加起来几乎与合法税收总额相当。从而使得中国实际迈入了高税国家的行列。而与其它高税高福利国家相反的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却少得可怜。

·行政收费
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五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 12500亿。相当于提高了约30%的税收。除税务部门以外,全国各种部门通过行政法规、文件通知等“合法”收费就有上千种。(收费条目详情请翻阅手册)而违法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民间有“一税轻、二税重、三费四费无底洞”的说法来描述这种现象。

【故事一】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06年的一项调查中,问过一个小饭馆的老板,除税收外,还需向政府缴纳多少费用。老板拿出了缴费单,单子上显示,一共有19个部门,收取了69项费用。

【故事二】

政协委员王超斌举例说,他公司旗下的任何一个正常房地产开发项目,从开始获取土地,到竣工结算备案,跑部门、交费用、盖章,贯穿始终。从征地开始,到把楼房建成,让购房者入住,王超斌的公司管理人员乃至王超斌本人,要跑遍25个局、委的80多个科室,共缴纳50多项费用。A大厦项目从规划局到建委部门这个审批阶段就已经发生14项费用,总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其它房地产公司,老板未必有王超斌这样的高级身份,所需要的费用和受到的刁难更多,往往超过百项。

在目前中国的房价中,实际上大约有55%是交给政府的税费。税收占10%,土地费用30%,奥秘无穷的“其它”费用则占去15%-20%。天价房和豆腐渣工程也由此而生。这还没有算上贿赂等**费用。

·预算外收入
除了收费以外,中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大的预算外收入,就是土地,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与土地出让价格相比,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相当于提高了近20%的税收。在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成为了政府的摇钱树和财政支柱。

·垄断收入和**收入
在正常税收之外,政府还掌握了一些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这些垄断企业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所获得的巨额利润,除掉交税和自用以外,还剩余很大一部分,是用于给政府官员摊销费用。几乎每个垄断企业背后都供养了一大批官员,互为背景,相互支援。

**收入则是更难预测的一部分收入,学者们的估计一般在每年3000亿到10000亿之间。即便这个可以说是恐怖的估算数额,怕是也和民间的感受相去甚远。

【故事三】

2009年全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多达百万,而残联一个职位,竞争者达4500人。供需比年年提高,且报考人员很多是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高薪工作的高学历者。公务员的火热折射出其畸形的待遇。如果一个社会,高水平,高知识,高能力的人才都去做公务员,去消耗纳税人财富,而不是成为生产财富的企业家和工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高质量的财富增长。

三、如果纳税人对税收使用无法监管,那么纳税并不光荣。

如果黑社会收保护费时高喊“交保护费光荣”,你一定会觉得很可笑。政府税收之所以与黑社会的保护费有区别,并不是因为政府行使的是合法暴力,而是因为交给政府的税收可以监督。

【故事四】

阜阳市政府兴建了豪华办公楼,被称为“白宫”。纳税人李国福将办公大楼的照片放在了网上,并多次到北京举报建造办公楼的区委书记张治安。对此,网民议论纷纷。随后,李国福被逮捕,并在见律师之前的几小时内死在了监狱里。经检察院鉴定,系“正常死亡”。

【故事五】

在北京生活的69岁老汉付达信,由于无钱养老,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后,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被抓获后,法官判他2年有期徒刑,他非常不满,要求加到五年。在监狱里,他吃到了两年来的第一顿肉。三个多月后,他足足胖了十斤。并考虑出狱后继续靠抢劫入狱养老。

【常识五】

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也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单方面制定的税收不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任何权威性和正当性。如果纳税人被强制征税,他们也就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为此而行贿为耻。

税收是一项纳税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契约,既然是契约,就需要公民的授权才能征税。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一整套的公民授权、监督、运作税收的方案。而中国的税收往往是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征税成为行政部门不可控制的权力,各种税收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混乱不堪。而人大只有理论上的预算审批权,没有修改和调整权。并且由于人大在中国的实际运作中普遍处于弱势,收税就成了政府单方面决定的事。

5. 浙大毕业的名人有哪些

1、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 [1] 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1927年7月离开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5月逝世。他是杰出的政论家,其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思想论稿》、《陈独秀著作选编》等。

2、林俊德

林俊德(1938年3月13日—2012年5月31日),男,福建永春人,中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总装备部某试验训练基地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1993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增加“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为全军挂像英模。

3、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1918年8月3日出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祖籍徽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8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国防科工委核实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及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委、顾问。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了超导电双带理论和凝聚态TFDC电子理论。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7年7月28日,被授予“八一勋章”。2018年3月27日,获得“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2019年2月1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 2018年11月17日上午,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4、邵飘萍

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1926年4月26日),男,汉族,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笔名萍、阿平、素昧平生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

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张作霖统治的种种黑暗,而被张作霖杀害。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5、谷超豪

谷超豪(1926.5.15—2012.6.24),汉族,浙江温州人,数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48年,谷超豪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9年6月,获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1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8年2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99年8月,担任温州大学校长。

谷超豪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6. 谈谈中国近代史两大历史任务的认识”该怎么着手写从哪几个方面举些什么例子整篇论文要1500字左右…

中国近代史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这个是很笼统的书本上的概论,其他的回答都论述得很详细了。
认识可以从对这两个任务分别的认识写,以及对它们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入手。其实这就是谈一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从现代化进程入手分析,宏观分析这两个任务对中国近代史所造成的影响。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近代化。一个方面可以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从中国近代的被侵略史和反侵略史切入。这个任务是已经完成了的。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现代化。可以通过对中国近代史长期以来在各政权下采取的不同经济政策以及阶段经济状况进行数据分析。

是历史专业的吗?如果是的话注意不要把那些,要注意回归历史客观现实去谈,切勿单纯泛泛而谈,歌功颂德。避免完全使用阶级分析法讨论。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7. 涂长望的往事略集

涂长望出生于以宗教为职业又崇尚新学的贫寒之家。父亲涂含章,为生活所迫曾在教堂当厨师,后成为职业传教士。母亲汪美珍,受过新学教育,常以伟人故事教育11个孩子。涂长望排行第三,童年生活的艰辛,使他萌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为中国人争气的志向。读书期间他受“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响,参加过人民群众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及“沙基惨案”后的罢课斗争。1926年秋因政局动荡,华中大学无法开学,他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系。1929年毕业后,他回博文中学任教。
1930年5月,涂长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英生,同年10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地理学,次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期间写成“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并经推荐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国外会员。1933年他进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他留学期间交游甚广,并热心于民主进步事业。参加了留英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痛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返英后他参加了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活动,结识了杨秀峰、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且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科学迅速发展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涂长望应竺可桢之邀于
1934年秋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1935年9月借聘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
1939年5月他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
在浙江大学期间,他想方设法对师生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宣传,1943年1月赴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他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等所坚持的抗日救国立场,看出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1945年7月他与梁希等人积极组成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他任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涂长望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他为中国科协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团结了许多进步科学工作者为科学和民主而斗争。他是成立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首届理事,为反动派所仇视。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1948年秋由共产党地下组织安排,涂长望离宁赴沪,转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1953年8月军委气象局转为国务院建制,改称中央气象局,他继续任局长,直至逝世。
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起称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秦元勋的职业生涯

秦元勋于1948年回到贵阳,与毕业于贵州大学外文系的冯敏女士结婚,从此俩人相亲相爱,相依为命.冯是秦的好帮手,秦所取得的成就与她默默无闻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987年1月20日,冯敏突然患脑溢血去世。 婚后不久,秦去香港参加解放斗争。与曹日昌一道筹建香港九龙科学工作者协会,任业务部副部长(部长是
曾昭伦)。主要任务是:团结过港的和在港九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负责输送去解放区的同志和家属的后勤工作。在香港时,他写了《几何学通论》一书,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献礼(该书后曾再版两次)。1949年,香港新华社邀请秦作为港九的三名代表之一(另两位是曹日昌、严希纯)去解放区参加第一届科协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面临去解放区,或去美国为中国共产党做生意的两种选择。秦选择了前者,从香港乘船到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于同年7月到达北平。除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协大会筹备工作并出席了会议外,还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当海内外知名人士汇集北京时,陈毅代表党中央动员在北京的人到边疆去工作。秦元勋又一次面临两种选择:留在北京当教授教书,或去边远地区工作。秦选择了后者,他脱下海外时装,与妻子冯敏穿上第二野战军的灰棉军装,背上简单行装,随楚图南进入重庆,过着每月只有两元零用钱的全供给制生活。他回忆说:“看到新中国各项建设像雨后春笋,个人生活又何必计较。”1950—1953年,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部长是楚图南)调研室副主任、科学普及处处长,参加接管、整顿西南大行政区的文教事业;制订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建立西南科学普及机构和协会;建立西南文化馆系统等,工作十分繁忙。1953年秋,西南大区撤消,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处长。1954—1959年,因国家发展新学科的需要,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吴新谋),从事常微分方程的研究。同时兼任北京市数学会主席(1955—1964)、全国科普协会常委(1950—1958)、全国青联常委(1955—1959)等职。
秦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回国投身革命。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全国科技委员会委员。开国时,共同纲领强调“普及第一”,秦元勋以一颗火热的心致力于刚诞生的新中国的科学普及工作,以国家需要为己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建议:数学理论要联系实际,必须发展两个“触角”——微分
方程(确定性规律)和概率论(随机性规律)。秦受数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之邀,担负起在中国组织和发展常微分方程的任务。他与其他学者一道,通过种种培干形式,在中国建立了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及运动稳定性理论的队伍。30多年来的工作,包括引进和开发了“实定性理论”和“运动稳定性理论”两个分支,并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定性理论”和“近似解析解”两个新分支。为了表彰他所取得的成就,1978年科学大会上,他的100多万字的《常微分方程系统研究》被授予重大成果奖。 50年代,秦元勋是当时最年青有为的专家之一。他继承和发扬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于1881、1882、1885、1886年发表的四篇论文所开创的研究工作,即由微分方程直接作出它所定义的积分曲线,编著《微分方程所定义的积分曲线》一书(1959年)。开展了关于极限环的研究,共发表论文和著作16篇(本)(1954—1960年)。其中区域分析理论可大致确定极限环的位置;1955年第一次给出(E2)有一个极限环的具体类型,是二次系统已知的唯一有表达式的情况。他和他的研究生蒲富全(后为清华大学教授)对二次系统提供了在奇点附近构造出具有三个极限环的具体例子的办法;指导研究生董金柱(后为科大研究生院教授)解决了二次系统极限环的相对位置分布。这些重要成果均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和引用。
秦元勋带领王联、王慕秋(现均为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刘永清(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蔡燧林(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等开展运动稳定性方面关于具有时滞的系统以及大系统分解为子系统的研究,是大系统稳定性分解理论的开创者。解决了钱学森提出的燃烧的不稳定性的时滞控制参数的界限。这结果曾作为中国向1960年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自动化会议所提交的四篇论文之一,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这些成果总结在国内出版的《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讲义》(1958年)和《带有时滞的动力系统的运动稳定性》(1963年)两书中。
由于工作需要,秦元勋于1960年调离中国科学院,他在微分方程方面的纯理论研究暂停了下来。 (3)1979年,开始了常微分方程的计算机公式推导的研究工作,此项工作实属“人工智能”的范畴。秦与刘尊全、秦朝斌合作,对二次微分系统中十分复杂的中心焦点判别公式,通过计算机的符号运算加以实现了。发现苏联科学院院士巴乌金的著名结果有一个关键性的符号错误,纠正其错误后得到了全部参数的二次微分方程系统的判据。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曾以《计算机的新应用》为题,荣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同时秦还在1981年发起组织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出任第一届理事长(1981—1987),推动了这一新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对变系数系统、非线性系统、李卡提方程的研究(4)对变系数系统、非线性系统、李卡提方程等方面进行研究。出版了《运动稳定性的理论及其应用》一书(1981年)。
秦一贯的学术指导思想是从攻难题出发,建立新分支,以找出“微分方程的基本规律”为目的,顺便解决难题。他认为,不攻难题,没有深度;只攻难题,提不出系统的新理论,对数学学科也不能算是大的贡献。 1980年起,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有关经济工作的数学研究。比如,建立农业数据库,综合运输的规划,研究积累与消费最佳比例等等。
总之,秦元勋既从事纯理论的数学研究,又从事解决实际任务的应用研究;既引入国际的先进学科,又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分支学科,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秦热心培养科技人才,关心年青人的成长。他有一套将大批干部快速地带入科研第一线的培干方法。1954—1960年,培养了一批微分方程人才;1960—1972年,带出了第一批核威力计算的队伍;1973一1976年,业余培养了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优异成绩进入了大学学习,有的出国深造;1977—1984年,培养了中国的计算物理队伍。自从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考以来,一共培养了23名硕士生,6名博士生,9名进修教师。秦元勋的这些学生们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得到优秀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被聘为教授、副教授,其中有不少人在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秦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建国初期亲手抓普及,还亲自动手写了不少科普的书。比如《几何学通论》、《空间与时间》、《从算术到常微分方程》、《无限的数学》、《中等数学自学丛书》等。并经常深入浅出地作科普工作报告,深受听众欢迎。他的观点是:“如果读者看不懂,问题在于作者;作者如果真正懂了,应当用自己的语言使读者懂,这才表明作者真正懂了。” 秦积极开展国际间的科学交流和合作活动。他每年都要邀请和接待不少国外的来访者。1980年以来也经常出国访问和考察,比如1980年9—10月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了美国有名的大学、公司和高级研究所等 20多个单位;参加 1980年8月和1983年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和第四届国际“双微”会议;1984年5月,访问英国的8所著名大学;7月出席了丹地的第八届国际微分方程会议,访问了法国巴黎高级研究所;1985年,到英国实地考察运输信息系统两周,并到西德去讲学;还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签订三年(1986一1988)人员互访交流协定;1986年5—6月,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进行学术访问;1987年8月至1990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数学系作访问教授。

9. 九三学社出过哪些名人啊

1、王淦昌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了超导电双带理论和凝聚态TFDC电子理论。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参考链接:网络-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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