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孙教授的一句话

A. 谈谈复旦大学 、钱文忠讲授

噢 《百家讲坛》诶呀

是多好的，但那只是口才好，如果他没有口才，

或者没有打动人版言论权，那滔滔不绝的话都是废话，

那你还会喜欢？只是有才，如果可以

你也行的，你个哈儿````

看多了，崇拜归崇拜，

我们还要懂得里面的道理

和做人的方法，懂？

就不跟你废话了`诶

无聊~````````````

B. 郝同学孙教授800作文

张慧敏是我四年级的同学，同时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是一个活泼开朗、诚实善良的人，很受同学们的喜爱，所以她很有人缘。

张慧敏是个善良的人。有一次，我到她家去玩，正巧看到电视上正在报道南方发生洪水的消息。张慧敏看到后心急如焚，于是她急忙从柜子里找出自己心爱的存钱罐。她把里面的钱全部拿了出来，数了数，全部捐给了灾区。其实我也曾劝她把钱留下来自己用，可她却坚定地说：“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区的人比咱们更需要钱，我们怎能不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呢?”

说实话，张慧家并不是十分富裕。她的妈妈因病在她五岁的时候去世了，爸爸也只能靠做小生意来养活她。

张慧敏是个诚实的人。那年暑假的一天，我去找张慧敏玩。天气真热啊！小鸟在树荫下乘凉，大叔爷爷则在用他的扇子扇风，小草在不时地叫着：“热死了！热死了！”连柏油路都被太阳公公晒得发软了。我们走到一书摊前时，我发现一位阿姨在掏钱时掉了一元钱。心想：现在天气那么热，要是用那一元钱买两个雪糕吃，该多好哇！

于是我昧着良心忐忑不安地捡起了那一元钱。拉着张慧敏快步向对面走去。边走边说：“慧敏同学，我要“慷慨解囊”，请你吃雪糕，怎么样？”“你哪来儿来的钱？”张慧敏忙问。我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她神情严肃地说：“你怎么能把钱留下来自己花呢？你怎么能不还给失主呢？”“就一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说完，我倔强地向对面走去。

张慧敏见此情景，一把拉着我，更加严厉地说：“钱虽然少，但必须还给失主，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这是做人的品德！”这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随后我找到了失主，把钱还给了那位阿姨。

张慧敏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特别是那句“这是做人的品德”时时警戒着我。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要诚实，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要多威他人着想。
我最好的同学就是张慧敏，我一定能够会向她学习。

C. 大学生应该做什么

1、看400本左右的书籍，各个方面的都要有所了解。自己干兴趣的更可深入了解。
2、关于自己内的专业，你应该比容一般人都更加了解你的专业，这个也可以通过阅读来获得。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那就不要说了，你以后吃饭的活了。这个很重要，未来对你（们）来说不可限量，但需要我们做好准备。
3、英语。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英语，也不喜欢去做功利的学。试着去欣赏，英语文字的美妙，英文歌曲的独特魅力，欧美电影的不可比拟（这个我最喜欢）。这样下来，你的英语不会到让自己难过的程度。
4、考研。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值得自己去认真思考。想好了就去行动（包括不考研努力去找工作）。决定了就要去干一场。关于考验，还有一系列的事，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去看看。
5、人际关系。大学已经接近于社会了，很多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是难以解决的。所以要培养自己的人际关系。但要记住，一定不可以乱。不能让混乱的社会交往影响了你的个人意志。
6、声明：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很浅显、不很完善（比如像该如何学习、生活、领导才能、独立意识等等），可能我说了的也不见得都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我的这些绝对不是在网上某个位置复制粘贴过来的。就这样了，可以接着交流。

D.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 如何评价复旦大学钟扬教授的贡献

钟扬同志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杰出代表，是继李保国、黄大年同志之后教育系统涌现出的又一位优秀教师典型。对党无比忠诚，对事业无限热爱，胸怀科研报国理想，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足迹踏遍青藏高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弥补世界种质资源库缺乏西藏种子的严重不足，为人类储存下绵延后世的“基因”宝藏。他全心全意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从教30多年来始终将学生放在第一位，立德树人，爱生如子，甘为人梯，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培养出的一大批学生已成长为国家急需的科技骨干。
他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投身援藏，不辱使命，深入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科技精准扶贫，帮助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带出了西藏第一批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历史性空白。他矢志不渝为人民服务，积极投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生态保护和科普教育方面贡献卓著，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和他最钟爱的教育科研事业。
在钟扬同志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攻坚克难的可贵品质、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的良好形象，集中展示了高校教师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的时代风采。

F. 手机价格越贵打车价格越高，这是真的吗

“手机越贵打车越贵”的话题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日常使用的电子设备要求也在提高，像苹果手机和高质量国产机都十分受欢迎，而这一类机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点：价格比较昂贵。但即使这样，大家也依旧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质量更高的产品。

不过当听到手机越贵打车价格越高的时候，许多人就开始不满了，难道这些网络消费平台也看人下菜碟吗？复旦大学的孙教授就带领团队做了这个实验，打车800余次、消费超过50000元后，得出最终结论！

首先，相比于国产手机，苹果手机打车所需要的费用更高。在打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同时选择多种车型，一般情况下都是离得近的优先接单，但是选择苹果手机打车，更容易叫来价格较高的舒适型车辆，比例大概是安卓手机的三倍以上。

如今我们使用手机打车的情况已经很常见，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但是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宰”，大数据杀熟早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由此，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通过手机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货比三家，避免被坑骗，必要时可以拨打消费者保护电话！

G. 描述复旦大学环境，怎么说得文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从个人来看，复旦人特别具有独立意识，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复旦大学，简称复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复兴中华”，寄托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愿望。
复旦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7所211工程、9所985工程大学，首批“珠峰计划”、“111计划”和中国顶尖学府“九校联盟”（C9联盟）成员。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复旦大学涵盖了文学、理学、医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工学等十大学科门类，拥有邯郸、枫林、张江、江湾四大校区。

H. 发酵床养牛技术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孙教授

CCTV科技苑发酵床养牛那个教授？

I. 复旦大学运筹学教授孙小玲

孙老师去年去世了貌似。听说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在运筹界挺出名的。

J. 复旦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计科狗答一波，首先推荐阚海斌老师的线性代数！（如果是文科生就算了吧。。。）

线性代数一般学校都有的课。如果想从事理工科方面的这门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由于这个课和高中脱节太大，矩阵的内容太抽象而复杂，很少有老师能够讲的深入浅出，大部分都是上的云里雾里的。但是！阚老师这个课讲得几乎没有半句废话，每当一个新定义出现的时候都会先做好充足铺垫，并且会给你讲一下你学的这个在计算机科学里以后有什么用，比如特征值在人脸识别数据降维里都有什么用，总之强烈推荐。

最后要说一句，学习知识的过程都是枯燥的，所谓的课程有趣也是需要你对老师讲的内容有一些自己的理解看法之后才能产生思想的碰撞，而如果是专业课的话老师一学期16节课基本上课本内容都是刚好讲完，所以还是需要私下对书本有了一定掌握之后再去蹭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