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历史教授谦厚

Ⅰ 1902年李叔同

李叔同
李叔同，近代著名音乐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号漱筒，又号息霜，字叔同，以字行，法号弘一。清光绪六年(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市经营盐业钱庄的富家，父世珍为同治四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原籍浙江平湖，祖籍山西。5岁丧父，由母亲兄长教读经史诗文，少年即擅长吟诗作画、书法印刻，多才多艺，钦佩康梁变法。1899年迁居上海，开始其辉煌的艺术生涯，出版了《李庐诗钟》、《李庐印谱》，并与任伯年等设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一张画报。1901年入上海南洋公学读经济特科班。1902年参加平湖县乡试不第。1903年翻译出版《法学门经书》《国际私法》二书。1904-1905年与黄炎培共事二年。1904年在上海参加演出京剧《□�腊庙》、《白水滩》等。1905年出版《国学唱歌集》，他还填词作曲了《祖国歌》，秋去日本。1906年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习西洋绘画及音乐，并编辑从封面到绘画、文章全由他一人包办的《音乐小杂志》，组织"春柳社"研究新剧演技。他所作曲的几首歌被选入《中华民国五十曲》一书中。同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曾演《茶花女》，饰女主角，再演《黑奴吁天录》，饰女角爱密柳和男角跛醉客，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先驱。 1910年毕业回国带回一位日本女子叶子为妻，他任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和直隶模范工业学堂。1912年到上海城东女校授国文和音乐课，并加入"南社"，任《太平洋报》主笔，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秋季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美教师。1914年加入西冷印社，与金石书画家吴昌硕交往密切。 1915年36岁时，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国画音乐教授，往来于宁杭之间，并组织宁社。东南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是李叔同谱的曲。他在南高师因其非凡的才调学识高尚德行而被称颂为最有权威的老师，实行人格感化的大教育家，他曾借佛寺展出书画金石，江谦赠诗曰"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息，宁社恣尝蔬简味，当年已接佛陀光。"果然，于1916年李叔同在有寺庙上百的佛地杭州，却步入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返校后开始素食，改名李婴。到1918年秋入定慧寺拜师出家，改名渲音，号弦一，9月到灵隐寺受戒，从此专心研究佛学律学。到浙江新登、徽州、兰州、宁波各大寺院闭关或客居，1921年撰《谢客启》，1923年撰《印造经像之功德》，石刻《弥陀经》，著《四分律》。1926年在杭州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校点，在上海住弟子丰子恺江湾之家，同游故旧，次年主持丰子恺皈依三宝仪式，丰子恺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出版，内收李叔同歌曲13首。1928年与丰子恺、李国净商编《护生画集》。丰子恺、刘质平、夏丐尊、经亨颐集资为他在白马湖筑"晚晴山房"供其久居。 1929年至厦门，整顿闽南佛学院的教育，《护生画集》第一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50幅画皆由他配诗题写。此时开始广游浙、闽之开元寺、承天寺、妙释寺、法兴寺、伏龙寺、金仙寺、庆福寺、普陀寺、涌泉寺、南山寺讲经讲律，他规定一不迎，二不送，三不请斋。时人称他为孤云野鹤、弘法四方。1936年《清凉歌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9年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为祝60寿，徐悲鸿为弘一法师作油画肖像，到1947年徐悲鸿在画上还题词表述敬仰之情。1941年编著《律纱宗要随讲别录》。 1942年10月13日晚8时圆寂于泉州不二祠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2岁。

Ⅱ 尚氏家谱排辈

尚姓字辈排行如下：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尚寨村字辈：正大光明富丰先思善书。

湖北襄阳市南漳县东巩、肖堰一带尚姓字辈：正世开德盛，万仕广明经，有志仁贤义，才柏之秀云。

湖北十堰郧县五峰乡尚家河尚氏字辈：应化克广，文志从选；继立学政，大启荣显；勋建天朝，恩垂邦典；世德振兴，全修万善；永发承祥，尊祖业传；远影康乐，道宏瑞满；维敬群雄，英明佑贤；谦益俭良，代忠存延。

湖北襄阳歇马河尚家壪尚氏字辈：川（廷春），乾（遇友）应（金锡），建其士瑞，玉麟发祥，宗功永秀，世代荣昌，承奉圣贤，书礼弘扬，文武全才，治国安邦，顺之道正，仁义昭彰，祖德遗辉，明久兴旺。

湖北襄阳谷城县城关镇尚家埠口尚氏排行：正大光明，安邦治世。

山东郓城尚氏字辈：盛德伯作昭诗书可景习理成大宗兴志先文怀继余传恩树良善秀万春效仰方俊耀乃延庆嘉隆昌。

山东德州尚氏字辈：文其明玉祥。

山东淄博尚氏字辈：曰大维宏家声振宗善敬启广丕作保方良承佩贻肇锡庆长。

山东淄博王村尚氏字辈：仁义力志慎修克贞（zheng)可。

山东龙口尚氏字辈：大德玉福振(宗)作书香世守乃祖。

山东泰安尚氏字辈：其思永继元希荣绪廷先大德传宗广延庆佰世芳。

山东莱芜故事村尚氏字辈：宪绪念传永，蕙兰胜馨香，祖佑师叔第，富庶诏华堂。

山东滨州大尚村尚氏字辈：仁义礼智信，俊哲文明贵，忠厚传家远。

山东利津尚氏字辈：育蕃应攸叙宪祖自熙淳世传忠孝德尊训久茂祥。

辽宁大连尚氏字辈：文云思德肇志忠厚传家远诗。

辽宁沈阳尚氏字辈：世德尔祖。

辽宁海城尚氏字辈：继学可之崇玉维政宗昌其久世德尔祖承效克适伟佩绍宪本大乃永纪惠汝述。

辽宁铁岭花耳山尚氏字辈：云起邦国永成明君发洪贵殿志文俊兴。

辽宁铁岭李千户尚氏字辈：宏玉新成庆尊崇国运昌德荣思守法宝善致发祥。

辽宁新宾尚氏字辈：传绪振恒衍庆修阳培源思茂承宗宜凝。

辽宁新宾这一支应来自江苏赣榆或山东日照，字辈：传绪永德，衍庆修明，积善之家，济世运昌，培源思茂，承宗贻荣。

吉林市郊尚氏字辈：崇登士永国廷有中希文起瑞云殿昌荣名芳德峻才大声鸿百祥连汉万载丰恒。

河南孟津尚氏字辈：汝师恒弘景全修德乃成廷怀连去际芳远照永清从玉金作宝如宗广来明道长世法有守存本建兴。

河南淅川尚氏字辈：德光宗士宏兴良善花荣胜店家占坤明。

河南南召尚氏字辈：从春兴广泰久士相恒昌吉照迎增水仁义和友邦。

河南新乡东曲里村尚氏字辈： 文、彦、春、家、祥、福、德、广。

河南叶县常村乡尚氏字辈：应进宗明，克清凤永。学书耀祖，振德家生。文行忠信，延年增荣。正新诚意，太和春景。尧邦舜国，浩志可兴。平安久远，同望盛隆。智丰惠沛，均建奇功。润珍贵宝，泽善顺祯。

湖南桑植县一支：大启正龙世、文华遗泽长。

二支：光大开文运、昌明启后良、英贤先自立、家道永垂芳。

三支：本立道生、源远流长、昭穆顺序、孝友滋彰、名高三楚、声振一堂。

河北磁县尚氏字辈：西古祖而显勤春林有清福禄禛祥庆大中正常生阳照苗盛旺万物广多兴。

河北保定、辽宁辽阳尚氏字辈：增(昌)明(其)永(久)德(世)利(德)富(尔)贵(祖)。

河北省宁津县，现居辽宁黑山：云顺文鸿志，百世永吉昌。

河北廊坊尚氏字辈：国、存、近、在、德、景、文、俊、振、海、宏。

现居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半壁街村：如、德、志、红。

黑龙江肇源尚氏字辈：之国登永崇守泄廷万书广大教育群英圣为人瑞德乃家声。

山东泰安夏家庄、肥城安家庄、大尚庄、小尚庄是一支。其中字辈有：绪、乾、节、立、太、玉、随、林、富、生。

山东泰安肥城老城镇辛屯村（胡庄组）亦尚存一支。其中字辈有：成、永（金）、仁、义、礼。

安徽太和赵集乡尚寨，马营村一带。其中字辈有：孔，学，凤，守（照），成。

安徽怀远后尚，前尚，西尚，尚庙，尚庄是一支。其中字辈有：成，登，守（佩），林（殿），元，国登。

安徽当涂县黄池镇，其中字辈有：师、玉、文、世、定、启、贤、坤。

安徽霍邱县花园镇迎龙村尚大台子，其中字辈有：习、显、伟、德、发、传、应、由、申、嘉。

山西运城永济平壕村尚家字辈：修善积德广前玉后。

四川成都尚氏字辈：作开宏俊。

尚氏一支字辈：正金大光明富丰先永祥。

(2)山西大学历史教授谦厚扩展阅读：

尚氏家谱文献现状

辽宁海城尚氏续修宗谱六卷，(清)尚玉德、尚维慎修，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尚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尚渊涛等纂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飞熊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辽宁海城尚氏宗谱十一卷，末一卷，(民国)尚其宪纂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海城市档案馆。

尚茂公三房草稿，著者待考，民国年间世德堂稿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辽宁海城尚氏六修宗谱不分卷，(现代)尚久蕴、尚世海编修，1994年计算机排印本。

辽宁、吉林尚氏六修宗谱补遗一卷，(现代)，尚久蕴等修，1997年铅印本。

河南许昌尚集尚氏族谱三卷，(现代)，尚德河等编，1999年计算机排印本。

Ⅲ 想了解下老子的生平和那个时代的背景文化...

1、老子大约于公元前571年（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于楚（原为陈）国苦县。老子即李耳，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2、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兰芳在《论老子哲学思想》中写道：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国苦县的厉乡曲仁里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图书馆长、管图书，是孔子的前辈，曾向他问礼。

3、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书的官员）。在被推荐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习知识。

4、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丘17岁，问礼于老聃。

5、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史。

6、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26岁的孔子适周观光，拜访老子。

7、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居住。后去往秦国，确切年代不详。

8、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51岁的孔子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问学。

9、大约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败，就离开故土，准备出函谷关去四处云游。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很敬佩老子，听说他来到函谷关，非常高兴。

10、可是当他知道老子要出关去云游，又觉得很可惜，就想设法留住老子。于是，尹喜就对老子说：“先生想出关也可以，但是得留下一部著作。”老子听后，就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几天后，他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然后就骑着大青牛走了。

11、相传老子长寿，大约于公元前471年死于秦国，享年一百零一岁。《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胡适认为，老子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

12、公元666年，老子（唐高宗乾封元年）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1013年（宋真宗祥符六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13、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

14、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

15、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3)山西大学历史教授谦厚扩展阅读：

1、老子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里。《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和《易经》《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2、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3、此书共计五千字左右，最初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后来称《道德经》，并分成八十一章，编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三十七章，下篇德经四十四章。

4、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春秋

网络-老子

Ⅳ 元太宗怎样废行科举制的

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角鲁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人仕，续听朝命。”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

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索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人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

Ⅳ 杨良瑶的生平

杨良瑶是唐朝宦官。歴事唐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朝皇帝，剔歴中外50余年，特别是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在唐王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来判断，杨良瑶出使的政治目的可能是与起源于小亚细亚两河流域的黑衣大食帝国一道，共同遏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试图彻底摆脱其对唐王朝西域的军事威胁。据笔者考证，杨良瑶很可能是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官阶不高，但作用匪小。从碑文看，《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无疑是唐代后期的典型制作之一，足以反映所历王朝的兴衰脉络，尤其是在“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杨良瑶不遑宁居的奔走身影，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细节之一。
从形制看，该碑体形高大，额篆“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个篆字，周正圆浑，苍遒大气。碑文以楷体书写，间以行书，结体活泼，字迹劲秀，线条华畅，文气通透，具有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不失其为中晚唐书法中的佳品制作。据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载：“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大抵有唐自太宗以还，世相祖袭，至代宗家学未坠。”唐德宗时，“观其行书笔意，亦不愧前人云”（宋佚名《宣和书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第1版）。至宪宗初年，宫廷崇尚“集王圣教序”之风，仍不稍潜。足见中晚唐右军行楷书体之兴盛，当披靡于朝野上下。
从作者看，该碑由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诏陆邳撰文；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赵良裔书丹；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汤陟篆额。唐朝官阶明确，“朝请郎”为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承务郎”为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给事郎”为文官第22阶、正八品上。均职阶不高，正史未载，但就撰文、书法而论，仍属非常可贵。
据当代学者考证，赵良裔，约当唐德宗、顺宗和宪宗时人。其书迹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元和142《乘着志》（元和玄枵之岁）。该志署衔“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翰林待诏赵良裔”篆题，楷书。又，陆邳，约当唐宪宗、穆宗时人。书迹初见于《金石录》（宋赵明诚着）卷九，《金石录》第1738《唐平淮西碑》，署名段文昌撰，陆邳八分书，元和十四年十二月（820年）。别的书迹还有《唐邠国公梁守谦功德碑》，杨承和撰并书，陆邳篆额，篆书。长庆二年（822年）。清王昶《金石萃编》卷107。陈思《宝刻丛编》（中华书局，1995年）卷七有著录。另外，《唐左武卫将军刘德惠碑》，唐严绶撰，刘继元书，陆邳篆额，长庆二年；《唐兵部郎中郭晤碑》，唐陆邳隶书，长庆四年（824年）；以上俱见《宝刻丛编》卷八。
从《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可知，陆邳、赵良裔两人在翰林院内均有升迁。陆邳从朝请郎、行南康县丞、云骑尉升职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亦即由文官第18阶、正七品上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赵良裔从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晋升为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亦即由文官第25阶、从八品下晋升为文官第14阶、正六品上。两人初期官职悬殊，后来则臻于一致。尽管如此，却都不改其“翰林待诏”的御用角色。两人于元和元年为《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撰文、书丹，足以证明其由来已久的同事关系。陆邳擅长篆隶，却奉命撰文；赵良裔擅长楷书，故一仍旧贯。
至于翰林待诏汤陟，尚不见于著录，然其擅长篆隶，当时影响也不会低。刻字匠朱士良，吴郡（即苏州）人，刻工洒脱，颇见功力，亦不见著录。但刻家留其名，大约也是一种荣耀。
依据王海滨《唐代翰林书待诏制度综考》（2008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一文研究，“（唐代翰林书待诏）为皇家的御用书家，其书法技艺水平是非常高的，都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好手，他们在朝野内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并认为，翰林书待诏的书法属“院体”书法，“直接代表了皇帝的书法，翰林书待诏奉敕所书的碑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观点，洵非无识。
按：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志铭”两种。所谓“神道碑”，就是树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诗中写道：“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谓“神道碑”，正是这种“路旁碑”的一种。就内容看，该碑蹈常袭故，不乏溢美之词，但就其深受信重、频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声教旁畅”、“聘大食兮声教普”，也都成为出使获效的直接标志。
据碑文载：杨良瑶终于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断，杨良瑶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杨良瑶之死，从明幡发丧到归里入葬，历时共83天。依照关中民间葬俗：树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际完成，时当脱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时间，则在丧葬期内。另外，神道碑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内有墓志铭，也是唐代定制。
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正文用过许多简笔字，与今日官方确定的《汉字简化字总表》有相似之处。譬如“请”写作“请”，“继”写作“继”，“万”写作“万”，“迩”写作“迩”，“尔”写作“尔”，“貌”写作“皃”，“辅”写作“辅”，“弥”写作“弥”，等等。这些汉字简化字的普遍使用，对于研究唐代文字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迪和帮助。
早在1984年4月，泾阳县文物工作者从事田野文物调查时，在当时扫宋乡（2002年后并入云阳镇）大、小户杨村附近发现了一通晚唐石碑，此即《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偶然见及，震撼于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精湛的艺术价值，遂决意加以整理、研究。1998年，笔者最先在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所主编的《唐史论丛》（第7辑）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当即受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的深切关注。2001年，新编《泾阳县志》（何平、李新荣、杨西安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中第一次公布了该碑碑文，但差错太多，难以卒读。2005年，笔者又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再次公布了神道碑碑文并做了初步考释。因拓本欠精，辨识困难，仍有错讹。2012年冬，笔者赴北京出差，从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总编辑处获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据此有了新的深入研究，在《文史》2012年第3期上发表了《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研究员联系，得以获读，由此对碑文句读做了个别修正。对于诸位学人的支持和帮助，笔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查知，该碑身首相连，碑首高85.5厘米，碑头篆额“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9字，3行，每行3字。碑身高189.5厘米；上部宽93.5厘米，下部宽102.5厘米。正面镌刻行书碑文，记叙了“唐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良瑶的家族渊源和生平事迹。该碑文弥足珍贵之处，正在于揭橥了这位不见于正史文献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的出使生涯。
经整理，对碑文标点、划段如下（按：行文中的空格依照原碑格式处理，以示敬重）：
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
唐故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公神道碑铭并序
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 诏陆邳撰
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赵良裔书
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 诏汤陟篆额
公讳良瑶，字良瑶，其先周宣王子尚父，受封诸阳，寔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至若王孙以薄葬称，楼船以大功命，敞因谦畏为相，雄由辞赋荣名。洎乎伯起之慎“四知”，叔节之去“三惑”，大鸟集于葬墓，飞鳣降于讲堂。或朱轮十人，或太尉四代，光照两汉，裕垂后昆，氏族源流，远矣盛矣。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
及公曾祖， 为唐元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至今家焉。遂为京兆人矣。
祖怀贞，皇许州别驾。
考彦昱，处士，高标世利，处士园林，公即处士之第四子也。
公质状殊观，心灵独立，气概感激，慑于时流。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故得入为内养，侍玉墀以承恩；出使外方，将天命而布泽。累经试效，益着功劳；诚素既彰，委任方重。
当永泰中，慈、隰等州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继章掠众，聚兵逼胁州县，不顾王命，恣行剽煞，虔刘晋郊之士庶，震骇虢略之封疆。于时两河初平，四远犹耸，朝廷难于动众，皇上姑务安人。遂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以公为判官。崇进畏懦而莫前，公乃愤发而独往，口宣恩德，气激凶顽，遂使天威挫其铓，皇泽流其骨髓，莫不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既而复命，阙下大惬，圣衷有诏赐禄，仍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监作。由是恩顾稠迭，委任频繁，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是用东西南北，匪遑止宁；险阻艰危，备尝之矣。
大历六年，加朝议郎、宫闱局丞，守职不渝，在公无替；昼日三接，风雨一心；天颜不违，圣眷斯至。当信重之际，罔敢告劳；安梯航之心，何远不届。遂奉使安南宣慰，降雨露于荒外，委忠信于洪波。往返无疑，匪僭程度；复命至于广府，会叛军煞将，凶徒阻兵，哥舒晃因纵狼心，将邀王命，承公以剑求表，上闻公山立嶷然，不可夺志，事解归阙，时望翕然。至十二年，迁宫闱令。内官式叙，中禁肃清，由公是拜也。洎建中末，遇鸾舆顺动，随驾奉天，勤劳匪躬，始终一致。
兴元初，天未悔祸，蛇豕横途。皇上轸念于苍生，臣下未遑于定策。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覆武功之群盗，清盩厔之前途，风云奔从而遂多，山川指程而无拥。兴元既得以軴跸，渭桥因得以立功，再造寰区，不改旧物，繄我公乞师之力也。其年二月，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此例骤迁，盖赏劳矣。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駈。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功绩既着，恩宠亦崇；若惊之心，日慎一日。
十二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
十四年春，德宗虔虔孝思，陵寝是恤，将复修葺，再难其人。必求恪恭，祗奉于事。唯公惬旨，受命而行，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焕乎咸新，无乖睿约。及乎卒事，议功莫俦，以其年八月，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其后贵主亲王，监护丧葬，圣情念切者，必委于公。至于以劳受赐，金帛纷纶，亦不可备纪矣。
十五年，陈、许节使云正，淮西承衅而动，剽掠阳翟，攻逼许昌，汝洛惊惶，关东大恐，天下激发二十万师，韩全义统之，且挠戎律。国家难于易帅，议者知必无功。时，德宗皇帝负扆兴叹，凝旒轸虑，思安东都宗庙，念济河洛苍生，是用命公监东都畿、汝州军事。闻命而三军增气，戾止而百姓咸宁。公知韩全义无才，乌合众难用，淮西城小而固，遐迩易动难安，遂思远图，独出奇策，使押衙东惟悟孙白身志和深觇寇情，观衅而返，乃具所谋画，遽献表章，请缓天诛，许其悔过。当皇威未霁，事寝莫行。及全义大崩，诏用前计。遂申恩舍罪，罢讨息人。公乃居安虑危，处否思泰，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于是远近获安，道路斯泰，皆公之尽力竭忠经略所致也。
至永贞元年，以事既宁辑，恋阙诚深，恳请归朝，供侍近密。夏五月，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公素积威望，久着勋庸，警跸诫严，中外悦服。千官以之加敬，九重以之益深。日出彤庭而臣下朝萧，月闲清禁而天子夜安。国朝之环拱得人，于斯为盛。
公以躬勤之故，衰朽易侵，心神秏消，体皃癯瘠，疾生而医药不救，善积而命运奈何，寒热内攻，风露外迫，遂至不起，呜呼痛哉！以元和元年秋七月廿二日，终于辅兴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
皇上轸悼，士庶同悲。以其年十月十四日，归葬于云阳县龙云乡之原，顺其先志。盖以公之仲弟忠武将军良彩、季弟游击将军光晖、夫人彭城郡君刘氏，皆先公而终，坟墓所在，则临终之日，思及平生，友爱念深，遗命不忘之故也。
公自至德年中，入为内养；永泰之岁，出使有功。恩渥日深，委信渐重。至若震忠义以清慈、隰，明勇决以伏哥舒，乞师护于南巡，宣化安于北户，使大食而声教旁畅，监东畿而汝洛小康，供奉四朝，五十余载，议勤劳而前后无比，论渥泽而流辈莫先。故得祚土分茅，纡金拖紫，名高史荣，庆传子孙。况公壮年以忠勇自负，长岁以尽瘁勤王。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
长子升，嗣子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希旻，次子操，移孝为忠，光昭令德，祗奉前训，罔极是思。谓福善无征，风树不止，诚感未达，隙驹莫留，想象既难于攀追，德业实惧于堙没，愿琢贞石，纪勒芳猷，见托为文，敢不书实。
铭曰：
云从龙兮风从武，圣功出兮忠臣辅。天降公兮竭心府，歴四纪兮奉四主。
鸡常鸣兮忘风雨，躬尽瘁兮心神苦。伏哥舒兮刚不吐，抚慈隰兮慑戎虏。
西乞师兮清中宇，南奉使兮慰北户。聘大食兮声教普，监汝洛兮勋超古。
校切业兮无俦伍，赐赉繁兮莫得数。一命偻兮三命俯，恩弥崇兮孰敢侮。
垂金章兮结绶组，既分茅兮亦祚土。琢贞石兮表忠臣，昭令德兮示后人。
元和元年岁次景戌、十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建
吴郡朱士良刻字
传统学术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上述唐代碑文的发现证明，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应是唐代中后叶的杨良瑶。
按：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着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辈出，家业兴旺，“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其实，由于唐人讲究郡望，攀比门第，故此所列举的杨氏名人，譬如杨王孙因首倡薄葬被称道，杨仆（楼船将军）因大功而有名，杨敞因谦虚敬畏作宰相，杨雄因撰写辞赋获殊荣（按：作为辞赋家的当是扬雄而非杨雄。历史上确有杨雄其人，但不以辞赋见长），杨震（伯起）所谓要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杨秉（叔节）所谓“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实都是历史附会，殊不足信。其曾祖为唐初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唐代云阳县隶属京兆府，治所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城北。祖父怀贞，为许州别驾；父亲彦昱等，皆是处士。可见杨氏号称世代荣耀，但杨良瑶这一支其实并无显赫背景。
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看来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曾娶妻刘氏（封赠彭城郡君，盖刘氏均以“彭城”为族源发祥地），生有长子升，次子操。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后收宦者希旻（曾任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为嗣子。他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唐代宗永泰年间（756年），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发生武装叛乱，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率众劫掠，威胁州县。这时，“西河初平，四野犹耸”，唐王朝无力兴师东征，遂派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让杨良瑶充任判官。碑文称刘崇进畏懦不前，杨良瑶毅然孤身前往，当场宣布皇帝口谕，迫使狼山部众“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此举得到了唐代宗的高度赏识，除褒奖赐禄外，还授予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监作。此后他“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深蒙皇帝的信任。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杨良瑶官升朝议郎、宫闱局丞。他守职不渝，风雨一心，先后奉诏宣慰安南（越南古称，包含广西一带），震慑广府（今广东广州）叛军首领哥舒晃，因大义凛然，不辱使命，归朝后备受赞誉。十二年（777年），迁官宫闱令，负责宫廷事务。顿时中禁肃清，秩序井然。
建中末年（783年），因京城颠危，唐德宗被迫西出奉天（今陕西乾县），杨良瑶随驾有功，被皇帝看重。兴元初年（784年），国内各地割据势力武装叛乱，唐王朝无力弹压，杨良瑶遂受命出使回纥，乞求援兵。因回纥援兵及时赶到，唐王朝才得以遏止叛乱，“再造寰区”。当年，杨良瑶因乞师有功，迁内侍省内给事。六月，加朝散大夫。
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 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 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 诏书。奉 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 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 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
原来，唐德宗登基时（779年），以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分封割据势力，表面上算是暂时平息了，但在事实上，分封割据行为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因其迫害理财家刘晏遭到朝野抱怨。建中二年（781年），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节度使李正己、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田悦联合反唐，假藉“清君侧”的名义，要求在本镇确立世袭传子制度。德宗连忙调兵遣将，大发各路兵马讨伐叛军，但因既无用兵策略，又未确定统帅，加之指挥失误，遂使战事扩大，屡战不获。后来唐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赖有浑瑊、李晟等中唐名将尽力反击叛军，唐王朝才得以绝处逢生，摆脱了当下覆亡的悲催命运。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城长安；贞元元年（785年），三藩平叛算是大体上结束了。但此时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自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开始，乘机夺取了河西诸镇，虎视眈眈地垂涎唐都长安。德宗初期，吐蕃再攻陷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不久，吐蕃又悍然进攻泾（今甘肃平凉）、陇（今陕西陇县）、豳（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陷落盐（今陕西定边）、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银（今陕西榆林东南）、麟（今陕西神木北）等州。嗣后，唐蕃双方战和不定，相互关系时松时紧。
为了抵制强大的吐蕃政权给唐王朝西域边疆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唐德宗启用一代名相李泌，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后立即实施。同时，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基本确定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谢多诃蜜首次派遣使节来唐，唐王朝授其使节“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勋位，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乌鸡（一作焉鸡）、莎比（一作莎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亦有16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于贞元九年，曾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
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青睐。贞元十二年（796年），加太中大夫，余如故。十四年（798年）春，特受命主持修葺先帝陵寝。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受赐紫金鱼袋、判、傔等，并加绿绶。“非例也，特恩及之。”嗣后，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剽掠阳翟（今河南禹县），功逼许州（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洛（今河南洛阳）惊惶，关东大恐”，唐德宗被迫派遣20万大军，由夏绥节度使韩全义率领平叛，但朝野上下，并不看好韩全义其人，而杨良瑶作为监军也就显得更加重要。果然，由于韩全义指挥失当，一败再败，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年正月，杨良瑶以本官领右三军僻仗。至此，他因素积威望，久著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Ⅵ 钱泳的人物简介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
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选自《履园丛话·水学》。 钱牧斋本是明朝大臣，官至礼部尚书，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榜文，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故大节有亏，人所不齿。就在乾隆皇帝亦大骂钱牧斋“丧心无耻”，查禁他的著作，江南文人愈加鄙夷他是“江浙五不肖”之首时，钱泳却毅然为荒废已久的钱牧斋墓“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此若逆水行舟，要有多大的勇气才敢这样呵！
钱牧斋所著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及《列朝诗集》，至今仍是明清史学者所研究的重要著作。钱泳为钱牧斋墓刻字，是尊重身为文人的钱牧斋，而不是屈膝投降的钱牧斋。一是一，二是二，钱泳没错。钱泳在《履园丛话》“血袍”一节中，对抗清殉节的杨廷枢更为尊重，敬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通常认为，女子裹足从宋代起，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前后经历700余年。所谓裹足，是把女子的脚从小用布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人称“三寸金莲”。钱泳自幼精通经史，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史学考辨。他在《履园丛话》“裹足”一节中，不厌其烦地追溯裹足的来由。他发觉古人推崇女子裹足，是因为喜欢看女人穿一种小巧玲珑的舞鞋跳舞，认为舞鞋越小越好看，自然也希望女人的脚一个比一个小。钱泳考证，裹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至宋时有裹有不裹”。于是他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钱泳于每个女人都得裹足的清代，发出革除这一陋习的呼吁，使他与同样反对裹足的袁枚、李汝珍、俞正燮和龚自珍等齐名。
梅溪居士、小汉碑、小唐碑、精镌碑版、山水小景 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丫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拨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宋四家)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位》一派。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唯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正《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唯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察真迹临摹遂入轻挑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视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唯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过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唯君谟一人而已。……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请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唯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朝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唯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着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蝉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茬第二乘。唯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又一。又见一书卷临锺、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年亦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
钱泳之书法与金石之学颇为专门巨擘翁方纲所推许,只读翁为其「徵刻金石图序」,即可知矣.今录于此,以供参考:
为钱梅溪徵刻金石图序
集金石者欧阳、赵、娄皆有录，而无图。金石之缩图於册也自洪氏隶续始也。然图其式而已，非图其文也。近日滋阳牛氏、郃阳褚氏始缩其文而图之。于是嗜古之士皆乐其便於检核矣。然而丰碑巨制胥准丈尺而寸分之，又况泐蚀之形、古画之秘，非可望而测识者，虽世南之画肚、王粲之覆碁，无以俪其巧也。故凡执牛氏之图而沾沾议其後者，皆不谅人之甚者也。然今日欲效牛氏之为图，知作者之勤且艰矣。而先冀观者之必吾谅焉，则又不可。窃尝论之，考订之与临池，盖二事也。工书法者必皆求其博极经史以讨析之，犹之朴学之士必责以三真六草之擅能也，可乎哉？然而事有处於不得不两能者，二者阙一，必致失之千里，则缩图之作是已。郑氏之说经也，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班氏之志艺文也，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简编之式不惮剖析若此，然未闻其著夫科斗、古隶之形皃者，道传而艺不存焉耳。今也欲沿流以溯源，因末以知本，而汉唐已後真赝杂陈，後先纷纠，则虽下垂上曲之执笔迹小异之间，亦皆可以测景於圭而县金於市也。非殚数十年之力，心营而目运者，乌足以为之哉？金匮钱子立羣视精而气专，凡吉金贞石之迹，巾箱所辑，以灯取影，不爽铢黍，其於二者合一之途，应矩而不劳矣。盖举诸家之所难兼者，一旦从容擘理而皆有之，予故为系述其所以然，以俟夫博雅嗜古之君子相与赞其力而观其成焉，事宁有快於斯者乎？士生典籍大备之日，固有後出而弥精弥信者，正不必以跨越牛氏之图为矜诩也。
按：欧阳修也。赵氏明诚。娄者，娄机。洪氏，洪适。牛氏震运。褚氏峻。
《履园丛话》一则
年轻人每每遇到事情，总是说： 我不会做。”这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了总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不去做怎么能学会呢？还有，每做一事，总是说：“等到明日再说。”这也是很错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做就（应当抓紧去）做，如一拖再拖，就会耽误终身。家族中鹤滩先生写的《明日歌》非常好，附录在这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空虚）！世人苦被明日累（束缚），春去秋来老将至。朝（早晨
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落下）。百年（人的一生）明日能几何（有多少）？请君听我《明日歌》。“ 发现历程
2005年，彭令在南京朝天宫发现。
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确认为钱泳手迹。
2008年6月，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彭令《浮生六记》佚文发现及初步研究。
2009年10月下旬，台湾保钓协会的专家、学者提醒彭令关注文献中琉球资料部分，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证据。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报道，《（清著佚文手迹面世 比日本文献早76年）铁证钓鱼岛属中国》。
2010年9月，太平洋学会专家审阅评估，明确为钱泳手迹。
2010年12月20日，文献在北京以1325万元被拍卖。
散失抄本成钓鱼岛归属证据
2005年，山西书贩彭令在南京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记事珠》的文稿，后经多位学者鉴定，属于清代中期书法家钱泳的杂稿本手记，因其中有部分条目来自《浮生六记》，被认定为为《浮生六记》散失的第五本《海国记》。而这部分文字中，部分有关钓鱼岛的描述成为我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又一新证。
据彭令此前介绍，《海国记》“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确认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据媒体报道，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

Ⅶ 郭巷镇的历史人物

顾雍（168—243） 三国时吴国丞相。顾氏为越王勾践之后，封于苏州城东澄湖边之摇城（今属车坊镇），后世子孙散居苏州城乡，为苏州望族。据《吴门表隐》记载，顾雍宅在葑门外曹巷村（今郭巷街道塘南村柴家浜、巷门里一带，柴家浜实为曹家浜），该书编者顾震涛系顾氏后裔，谙熟乡邦文献，记述可信度高。
顾雍字元叹，少时曾跟从蔡邕学习琴、书。二十岁经州郡表荐，任合肥长，后转任曲阿、上虞等地，均有政绩。建安五年（200年）孙权任会稽太守时，以顾雍为郡丞，负责处理太守事务。任内讨伐寇贼，使境内恢复安宁，升左司马。孙权建立吴国后，顾雍迁任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顾雍不喜声张，拜侯后回到家乡，家人竟然不知这件事。黄武四年（225年）改任太常，进封醴陵侯，又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性不饮酒，平时寡言少语。为相十九年，所选文武将吏，能量才而用，使之各尽其职；奖惩功过，能明察秋毫，以国为重。因此孙权对顾雍的政见言听计从，连两朝元老、辅国将军张昭上疏“法令太稠，刑罚微重，宜有所蠲免”，孙权也要询问顾雍，得到证实后才实施。孙权还经常派中书郎到顾雍处咨访国事。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顾荣（？—312） 西晋官吏。字彦先，顾雍孙。丰神明悟，与薛谦、陆机兄弟等称为五俊。任吴国黄门侍郎、太子辅义都尉。西晋灭吴后，与陆机兄弟一起赴洛阳，时号“三俊”，拜郎中，历尚书郎廷尉正。相继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等人的僚属。晋惠帝司马衷西迁长安，征为散吉期常侍。后以八王之乱南归，担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咨祭酒。司马睿南渡后，在王导的引荐下，顾荣担任了军司和散骑常侍，联络南方人士，协助创建东晋政权。后卒于官，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元”。墓在黄天荡东巷门里（实在今塘南村盛头浜）祖居附近，墓西有祠，题为顾将军庙。该地因而俗称顾墓。曾孙顾恺之（著名画家，一说顾荣曾孙顾恺之与画家顾恺之系两个人）墓相传在尹山巅。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袁易（1262—1306） 元代诗人、藏书家，赭墩村（今郭巷街道东部）人，字通甫，号静春居士。出生官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任徽州路石洞山长（一种在书院中负责讲学、总领院务的职务），大德五年（1301）回赭墩，此后便不再出门任职，建江南园林式建筑静春堂。堂中有书万卷，并且都亲手校对。善于写诗，著有《静春堂诗集》（四卷）及《静春词》（一卷）。《四库全书》评论袁易之诗说：“有元作者绮缛居多，袁易诗虽所传无几，而风骨遒上，故足以高步一时……”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永隆（1360—1392） 明初高僧。俗姓施，苏州人。在襁褓中即不食荤腥，少年一心求学佛法。二十岁后入尹山（今属郭巷街道）崇福寺，投奔礼天泉泽法师之孙永定，祝发为僧。重建崇福寺大雄宝殿。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决定对僧人进行考核，然后确认其身份。永隆带领徒弟们赴京试经，并请求给予度牒。当时各地到京沙弥三千余人，许多人并不谙熟经文，只是想冒请度牒。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令将这些人都送到锦衣卫充当军人，永隆奏请通过焚身免除对其他僧人的惩罚，得到朱元璋允许。焚身前取香一瓣，书“风调雨顺”四字，让内臣上奏朱元璋，遇到旱灾用此香祈雨，必定灵验。后逢大旱，朱元璋召来僧录司官，迎送永隆所遗之香到天禧寺率众祷雨，以三日为限，当天夜里就天降大雨，朱元璋大喜，对群臣说：“这真是永隆雨啊！”于是御制《落魄僧》诗表彰永隆。同年八月，永隆弟子时习把永隆的灵骨带回苏州，安葬在尹山寺内，并建造了一只石塔。永乐二年（1404），著名僧人道衍（姚广孝）为撰塔铭，由苏州北禅讲寺前住持德完书写，南阳滕用亨篆额。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练埙，明初官吏。字声伯，后更名则成。祖籍福建浦城，父练士章（字文达）曾任苏州某海道万户府的总管，因之迁居郭巷镇尹山，宅址在今尹山街8号一带。练埙幼时即以气节自负，与众少合，洪武十一年（1378）在尹山澹台书院中设义塾，延儒士高平人范焕为师，供里中子弟就学，还割田三十亩作为办学经费。明初学者宋濂为作《长洲练氏义塾记》。后练埙以文学拜左春坊司直郎，充东宫经筵讲官，负责教授太子。担任言官，尽心尽责，遭到同僚的嫉恨。曾纠改尚书不法事，得到明太祖的赞许，特赐锦衣一袭，升河南道监御史（正七品）。后遭嫉恨者中伤，调任云南广西府推官。最后被人下毒而死，年仅三十七岁，时人都为之惋惜。归葬光福凤凰山。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练纲（1402—1477），明代官吏。字从道，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郭巷镇尹山街8号一带）人。明宣德十年（1435）乡试第二名举人，入太学，以谙熟《春秋》著名。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大举进攻明朝，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俘，弟朱祁钰监国，后登位为代宗。因当时蒙古军威胁犹在，朝廷内部斗争也很激烈，大臣们都惶遽不安，不敢昌言得失。练纲不顾自身安危，上《中兴要事八条》（也称《中兴八策》）。十月，蒙古军围攻北京，练纲又上《勤王急务》一疏，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施礼（明初），明代官吏。字尚仪，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父施宗义曾任福建建宁知府。施礼性情高迈，明朝洪武年间被地方上推荐给朝廷，永乐年间先后担任过地官大夫（对财政官员的俗称）、陕西清吏司员外、福建监察御史等职，后结庐于尹山湖滨、今郭巷集镇所在地。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施悌（1451—？)，明代官吏，字天禄，号介庵，郭巷集镇人，施礼后裔，明代成化辛卯（1471）科举人，弘治年间（1488—1505年）被选为湖广永州府的同知，曾代理永州府知府事务，清惠相济。掌管官吏升迁命运的考绩中官刘瑾召见施悌，施悌避而不见。后任宗人府经历，正德年间（1506—1521）出任姚安（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知府，用礼法恩信教育百姓，还修缮学校，督促种桑植麻，除恶奖善，修建城内外街道。两年后疾病发作，死在姚安。棺木后来运回苏州，葬于尹山西麓祖坟，墓前有石猪、石羊。1751年，清乾隆皇帝下令将施悌的牌位放进墓旁的澹台子祠，一起受祭祀，由施氏后裔主祭。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袁学澜（1804—1879）， 清末诗人。渡桥村（今郭巷街道马巷社区大桥头村，又名袁村）人。原名景澜，字文绮，别字春巢，自称“巢史”，家境优越，勤于学业，以能诗著声吴下。目前国内可见到他创作的诗词近3000首，其中1200多首是吟咏吴地风俗民情、节令时序、名胜掌故之作，故被人们誉为“风俗诗人”。其《南宋宫词》、《姑苏竹枝词》、《苏台揽胜百咏》尤为时人所传诵。另外如《田家四时绝句》、《游吴郡西山诗》、《编年诗》、《零锦词》等影响也颇深远。据《书舶佣谭》记载，他还有《适园诗》抄本24册，共52卷，已流传到日本人田中手中，目前国内尚未发现该诗集。人们以学澜之诗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而称其为“诗史”、“诗虎”。
1852年，袁学澜购下苏州城内官太尉桥西堍卢氏旧宅一所，营为宅园。因该宅邻近名胜双塔，于是自题为“双塔影园”。该故居坐西向东，现有建筑面积3275平方米，主要分南北两路。南路第三进为大厅（系纱帽厅），旧额“仁德堂”；北路五进，三厅二楼，有花篮厅，额“怡轩”。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陈霆锐(1891-1976），民国著名律师。郭巷集镇人，原名政，乳名翰臣，号霆锐，后以号行。父陈希濂（1867—1945年，字聆诗），1891年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名（亚元）。陈霆锐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法科博士。在他和同仁们的奔走呼号、多方交涉下，不允许华人进入、并将华人与狗相提并论的上海黄浦公园，从1928年6月1日起对中国人开放。此外，他还为“五卅惨案”受害纱厂工人维权；为“七君子”辩护；参与收回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维护了我国的法权。后任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施魁和（1886—1934），民国时期苏州商业领袖。字筠清。父施仲荣（1851--1942），字松亭，郭巷集镇人，后迁居苏州城内西北街天后宫桥，开设“施和记缎庄。筠清6岁读书，14岁辍学习商，1924年被选为苏州商团团副，1928年担任苏州第一区行政委员，1930年改充第一区区长。职务最多时，曾兼任苏州救火会联合会会长、吴县商会主席委员、国货陈列馆馆长等十六职。1931年金鸡湖重修李公堤，他率先襄助；又发起组织梅兰芳、马连良1933年1月到苏州义演，并将义演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鉴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他与人发起建造国货商场（今苏州人民商场），并担任第一任董事长，以抵制东洋货，保护民族工业，振奋国民精神。1934年秋苏州大旱，10月18日筠清赴娄门外勘灾，回家后即感不适，多方求医不见好转，第二天病故。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袁水拍（1916—1982）, 著名诗人。原名光楣，字进修，小名寿官，渡桥村（今郭巷街道马巷社区大桥头村，又名袁村）人，袁学澜哥哥袁学潮玄孙、清末诗人袁兰升曾孙。1934年毕业于省立苏州高中，次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三个月后报考上海中国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抗战爆发后，他随中国银行总帐室撤退到武汉，1938年再次撤退到香港，同时开展诗歌创作活动和参加文化界进步活动。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人民文学》、《诗刊》编委，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曾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粉碎“四人帮”后，水拍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82年10月29日，一代诗人因肺间质纤维化病逝世。著作有《沸腾的岁月》、《人民》、《冬天，冬天》、《向日葵》、《马凡陀山歌》等，他还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伐木者醒来吧》、《我的心呀在草原》、《土耳其诗选》、《马克思主义与诗歌》、《论诗歌源流》、《聂鲁达诗文集》等书，并辑译了《现代美国诗歌》。长子袁怀雨，北京地质大学教授。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陈章（1900—1992年），郭巷集镇人，字俊时，陈霆锐胞弟，美国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硕士，曾任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系主任20多年，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专家，被誉为“电坛宗师”，去世后一半骨灰撒在了郭巷市河和尹山湖的交汇处。 （资料来源：《郭巷镇志》）
茭白又名菰、茭瓜、茭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烂田里，开花所结籽粒被称为“菰米”或“雕胡”，是古代的“六谷”之一，煮出的饭香气扑鼻，是招待贵宾的佳品。菰感染黑粉菌后不抽穗，但茎部却不断膨大，逐渐形成纺锤形的肉质茎，这就是茭白。
郭巷茭白栽培历史悠久，农户种植经验丰富，质量上乘，是苏州一带的名产。这里的茭白分秋茭白和四月茭两大类，主要种植在北部和中部。2000年，郭巷地区种植茭白达2000亩，总产420吨。
郭巷是我国三大灯草产地之一。2000年，全镇种植灯草1549亩，年产约112.3万公斤，主要种在境内的中部和北部。农闲时节，妇女们把晒干的灯草一小扎一小扎蘸湿，然后戴上指头箍，用“草刀”一根一根地划，划出的“草玉”卖给做中药的或做烛芯的，剩下的壳就用来做蓑衣、绞绳索。郭巷的蓑衣做工考究，厚实耐穿，不漏水，是远近闻名的特产。编织的时候，人们先搓好领头绳，然后把草壳一小股一小股编上去，做成“躯体”，再编上“翅膀”和“裙子”。草壳每隔三四寸就用细绳横向固定，以防日后松散。背部受雨最多，编的时候会多编些草壳。“躯体”的两侧还做上搭钮、背带，披上后可以扎紧，防止身前受潮。这样的蓑衣精巧耐用，难怪有人称之为“别致的工艺之作”。

Ⅷ 《三国演义》关羽败走麦城的原因

1、他先前是一位义薄云天的豪杰，英勇善战的英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发展，关羽由一个普通的马弓手已经成长为勇冠三军，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将”之首。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迅速地膨胀，变得刚愎自用。
他违背诸葛亮制定的立国之本——“北拒曹操，南和孙权”的外交路线，擅自专行，拒绝东吴使者的友好，破坏了联合战线。尤其是他蔑视陆逊，认为孙权见识短浅，用孺子为将，终于上了陆逊的当，失荆州走麦城；关羽性格的发展，正是他个人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给蜀汉事业带来了莫大的损失。
2、《三国演义》简介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0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3、作者简介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元末明初小说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汉族，山西并州太原府人。罗贯中早年曾参与反元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罗贯中编著的小说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其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力作，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罗贯中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除小说创作外，尚存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Ⅸ 章廷谦的个人经历

父为教员、记者、幕僚。廷谦15岁随父去太原，入第一中学就读，后入山西大学哲学系。民国8年（1919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1年，北大毕业，留校任校长办公室外交秘书，并兼哲学系助教，曾参与发起和编辑《语丝》，并长期为之撰稿，与鲁迅过从甚密。后任北京中俄大学教授。 “三·一八”惨案后辞职。12月，至厦门，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次年，离闽赴杭，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工作，并任杭州《民国日报》编辑。8月，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杭州高级中学任教。1919年，11月，在南京任教育部编审。1920年，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兼任讲师。抗战时期，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79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六届常务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Ⅹ 关于蔺相如的资料

蔺相如，生卒不详，今保定市曲阳县相如村人。战国时赵国上卿，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生平最重要的事迹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这三个事件。

蔺相如原为宦者令舍人。赵惠文王时，秦昭王写信给赵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换取“和氏璧”。蔺相如奉命带“和氏璧”来到秦国，据理力争，机智周旋，终于完璧归赵。

公元前279年，秦王与赵王相会于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他随侍赵惠文王，当面斥责强大的秦国，不辱国体，使赵王没有受到屈辱，因其功，任为上卿，居官于廉颇之上。

廉颇居功自恃，不服相如，耻居其下，并扬言要羞辱相如。蔺相如为保持将相和睦，不使外敌有隙可乘，始终回避忍让。

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感动了廉颇，于是亲自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

(10)山西大学历史教授谦厚扩展阅读：

廉颇的结局：

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廉颇带兵攻取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年，赵孝成王去世，其子赵悼襄王继位。廉颇赵悼襄王一继位就解除了廉颇的军职。

派乐乘代替在外领兵的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于是离赵投奔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廉颇去大梁住了很久，魏王虽然收留了他，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

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廉颇也想再被赵国任用。于是，赵王派遣使者去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还是否可用。

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贿赂使者，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有用。

但使者回来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廉颇也就没再得到为国报效的机会。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什么功劳。他说：“我思用赵人。”

但赵国终究未能重新启用他，致使廉颇抑郁不乐，最终死在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廉颇死后不久，赵国便被秦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