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义教授东南大学

⑴ 图画中的三个人物是谁

中土为古文明之国，一切文化，均独自萌芽，独自滋长，与域外无相关系。稍后，以文化、武力、商业、交通、进展等诸原因，渐渐发生域外与中土交互之事实。换言之，文化、武力、商业、交通等愈进展，交互之事实，亦愈综错，而文化学术之互相影响变化，亦愈甚；此为人类进化上之自然现象。绘画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其进展，亦自不能离开自然现象之例。兹为域外绘画与中土绘画交互上便于研究起见，将域外绘画流入中土之时期及影响变化等，作一慨略。

夏禹治洪水，分九州，铸九鼎，《左传》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备，使民知神奸。”有人颇以此为域外绘画最先流入中土之证。然考夏代版图，仅为九州之地，所谓远方者，顾无名称地域之可考，以意度之，总不外九州不远之边陲，则仍属中土范围，未可以较扩大之域外相看待也。

又《拾遗记》云：“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身长一丈，垂发至膝，以丹沙画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势，可照耀百余步。”按《拾遗记》为符秦方士王嘉所撰，其言多荒诞，为《齐谐》志怪一例；证之史传皆不合。而韩房之各，既未见于中土谈画之书；记载之事实，亦全近神话。所云日月盈缺之势，亦不过一种极简单之形象，不能谓为较完成之绘画。如据此以为域外绘画之流入中土，殆始于周季，自是不妥。

域外绘画之流入中土，比较近于事实者，厥为秦始皇时骞霄国画人烈裔来朝一事。故予以秦代烈裔来朝，为域外绘画流入中土之第一期。次为后汉佛教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二期。再次为明代天主教士欧西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三期。末为近时之欧西绘画之流入中土为第四期。在事实上较显著者，自然须从第二期起，即依次简述于下：

(第一、第二时期略)

(丙)第三时期

中土与欧洲之交通，虽开始于元代，然自元人武力衰微以后，并因欧、亚大陆交通之不便，以致中断。至西历十四五世纪间，欧、亚两洲，各亟谋彼此之交通；在中土，则有明永乐至宣德时，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在西方则有地亚士(Bartholomew Diaz)发现好望角等。至西历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发耳(Jorge Alvares)至广东之三洲岛后，荷兰、西班牙、英、法诸国，俱相继而至澳门广州等处。并渐渐沿漳、泉、宁波而达北京。西方天主教徒，亦随之而来中土，亦即为西方绘画之随来中土。

明季天主教徒，时由海道来中土之广东，福建诸沿海地传教，然多不为中土官民所信仰，无甚成绩。至1579年，耶稣会教士罗明坚(Michael Ruggseri)至广州。1580年，利玛窦继来金陵，建天主教堂，天主教始植其基础于中土。后并至北京，于是中土人士之信天主教者，亦渐增多。当时中土学者，如徐光启等，即为笃信天主教义而受洗礼者。利氏，住中土甚久，通华文华语，东来时，挟有欧西之图画，及雕版图像书籍器物等甚夥，西洋之历算格致哲理等诸科学，亦由利氏之传教而传入中土，明万历二十八年，西历1600年。宗表文有云：

“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圣母像。《天主经》一本，真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西极贡来，差足异耳。”

利氏所献之《天主像》、《天主母像》，当然为其东来时，挟带图像中之一部。姜绍书《无声诗史》云：“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家，无由措手。”张氏所谓《天主像》，即《圣母像》也。当时顾起元既曾见利氏其人，并见利氏所携之圣母像。顾起元《客座赘语》云：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皙白，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教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日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日：‘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面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
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无异也。”

顾氏所记，较《无声诗史》为详。且记述利氏谈西洋画用光学以显明暗之理，是则西洋画理，亦由利氏而开始萌芽于中土。继利氏而来中土者，有利氏之徒罗儒望(Joao da Rocha)，德国耶稣会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均挟来相当之画像器物，并有由邮寄而来中土者。崇祯二十二年间，汤若望曾进呈《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像》。黄伯禄《正教奉褒》记其事云：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国(Bavaria)君玛西理(Maximlianus)饬工用细致羊蒋，装成册页一帙，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又用蜡质装成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邮寄中华，托汤若望转赠明帝。若望将图中圣迹，释以华文，工楷誉缮。至是，若望恭赍趋朝进呈。

盖当时西洋教士，深知中土人士之爱好绘画，故以此为宣传之具。与汉、魏、南北朝时之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佛画，以为佛教宣传之工具者，全为一辙。1615年，利玛窦所著拉丁文《中土布教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apud Sinas)，1629年毕方济(P．Franciscus Samdiaso)所著之《画答》，皆言及西洋画，西洋雕版图画，为中土传教之辅助而收大效之事，盖可想见。中土人士，亦因西洋教士携来之绘画，应用阴阳明暗之法，俨然若生，为中土所未见，而生爱好。并因喜新之心，中土画家，亦渐渐受其影响。然明季传入中土之西画，大率为《天主像》、《圣母像》，及《天主一生事迹》等，纯系写像人物画。故中土最先受西画影响，而采用西法者，厥为写真派。此派之开始者，为明末闽莆田人曾鲸。鲸，字波臣，流寓金陵，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若轩冕之英，岩壑之俊，闺房之秀，方外之踪，一经传写，妍媸唯肖。然每图一像，烘染至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陈师曾谓“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其法重墨骨而后傅彩，加以晕染，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盖波臣流寓金陵，正在利氏传教金陵之时，定与徐光启、顾起元等同目睹利氏悬在金陵教堂中之《天主》、《圣母》诸像，所谓烘染至十数层者，即为参用西洋画法之明证，非曾氏以前之写真家所知也。日人大村西崖云：万历十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来明，工欧西绘画，能写耶稣、圣母像，曾波臣乃折中其法，而作肖像，所谓江南派之写照也。传波臣之学者殊众，有谢彬、郭巩、徐易、刘祥生、张琦、沈韵、沈纪诸人，均有声誉。徐瑶圃写真，不独神肖，至笔墨烘染之迹，亦与之俱化，为沈韵入室高弟。

清初，主事钦天监者，多西洋教士，彼辈通欧西之科学艺术，每于无形中，与以西画入中土有力之帮助。中土人士，亦于潜移默化中，濡染其影响。例如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以西画远近诸法，而成中西折中之新派，是以中画而参与西法者。张浦山《画徵录》云：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丝毫，盖西洋法也。清圣祖并谓“秉贞素按七政之躔度，五形之远近，所以危峰叠嶂，中分咫尺于万里”。按焦氏，在康熙二十一年间入直内廷，工山水界画，深明测算之学，悟会有得，取欧西绘画之方法，变通而成之耳。焦氏之后，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曼等，均以折中新派见称于世。

又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及远，由大及小，皆准法则。崔鲜，工人物仕女，学焦秉贞法，傅染净丽，风情婉约，均属焦氏一派。

明季西画之传入中土，为数殊夥。然东来之诸敦士中，兼通绘事，供奉画院，从事内庭绘事者，尚属无人。至清初康熙末年，始有意大利教士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供奉画院。按郎氏，康熙五十四年至北京，工欧西绘画，后兼习中土绘画，因参酌中西画法，别立中西折中之新体。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擅长，住中土甚久。人谓郎氏所绘之花卉等，具生动之姿，非若彼中庸手，詹詹于绳尺者比。画马尤工，掩仰俯侧，姿态各异，阴阳明暗，尽形体之能事。艾氏亦工欧西绘画，参与中法，工翎毛。《石渠宝笈》载其画迹者凡九。其他如潘廷璋(Giusephepanyi)、安德义(Tean Damascene)均长中西新体，与郎、艾诸氏，奉清高宗之命，画《平准噶尔部凯旋图》，纯为以西法为本，而参以中法者。

西画法自明末已渐兴盛，至郎氏时代，实为最高潮。一因当时西洋教士之来中土者日多。二为因喜新，而造成时新之潮流。三为郎氏诸人之技艺，非通常画史所能希及。实与中土绘画之一大波动。

此外，尚有纯以西法写真者，莽鹊立为此派之代表。《画徵录》云：“莽鹊立，字卓然，满洲人，工写真。其法本于西洋，不先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神形酷肖，见者，无不指是所识某也。”传其法者，有诸暨人金介，又丁允泰及其女瑜，《画敞录》渭其一遵西洋烘染之法，亦属此派。

总之，西洋画，自明万历初年，至高宗乾隆末，凡二百年，其势力殊盛强；宫廷之间，尤为活动。渐渐由写真而至山水花卉，以及于《西清研谱》等器物图谱，均受其风化。惟民间画家，受其影响者较少。自乾隆末年，开始严厉之禁教后，西洋绘画，在中土之势力与影响，均骤然中绝。其原由固甚复杂，然西洋绘画，终不甚合中土皇帝人士之目光，实为一总因。虽当时王致诚、郎世宁等之供奉内廷，颇思以西画之风趣，及明暗远近诸端，输之中土；于是写真花卉等，一遵西法。然色彩之渲染，浓淡之配合，阴影之投射，终不为皇帝所欣赏，因强师西土画家，而习中土画法。王致诚曾驰函巴黎而言其事云：“是余抛弃平生所学，而另为新体，以曲阿皇上之意旨矣。然吾等所绘之画，皆出自皇帝之命。当其初，吾辈亦尝依吾国画体，本正确之理法而绘之矣；乃呈阅时，不如意，辄命退还修改，至其修改之当否，非吾等所敢言，惟有屈从其意旨而已。”(见戴岳所译之中国美术)

福开森《中国画史》又云：“王致诚初入北京，以画受知于高宗，于郎世宁为后进。高宗不喜其油画。因命工部转谕曰：‘王致诚作画虽佳，而毫无神韵，应令其改学水彩，必可远胜于今。若写真时，可令其仍用油画。’”

由此，可见西洋画家供奉内廷而受束缚拘执之苦矣。当时中土画家，亦每讥评贝乏斥，殊少赞许之评论。吴渔山云：“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即款识，我之题上，彼之识下。用笔亦不相同，往往如是。未能殚述。”邹一桂亦云：“西洋画菩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对于西敦士及焦秉贞之折中新派，亦多致不满。张浦山云：“焦氏，得利玛窦西洋画法之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为好古家所不取。”此盖为东西民族性格之不同，与文化基础之各异，有以致之耳。唯至清代末年之康有为氏，对于郎氏之折中新派，备致推崇。谓“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见《万木草堂藏画目》)康氏不谙中西绘画，主以院体为绘画正宗，是全以个人意志而加以论断者。恐与其平见之由维新而至于复辟者相似，不足以为准绳。

(丁)第四时期

中土自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后，致成五口通商。随后即继以八国联军，使中土沿海各门户，洞然开启。因之西洋之文化学术等，亦渐由五口等地为根据，侵入中土内地。中土人士之有识者，亦以国势衰弱，非维新中土之学术思想等，不足以自强。致酿成戊戌政变，废科举，兴学校，派遣中土青年，留学东西洋诸举。西洋耶稣天主诸教士，亦以通商故，重来中土，布教于中士内地．《天主像》及雕版图像等之欧西绘画，亦随西教士重来中土。然当时中土人士，对于此等绘画，．一因已属惯见，大不似明末清初新来时之惊奇骇异。二因《天主像》等古典派之作品，离纯粹之艺术基点尚远，不足以餍足中土画家之追求。三因明末清初时，中西折中之新派，终不为中土人士所欣赏，致被公认为品格不高之匠品。故西画，虽自道光末年，重来中土，直至光绪末年止，其影响于中土之绘画者，实属有限。在江南仅有吴石仙等几人而已。吴氏，金陵人，光绪末年间，侨寓上海。喜参用西法，作烟雨秋山诸景。黄宾虹氏曾评之云：“金陵吴石仙，以字行。初画山水，略仿蓝田叔，喜作秋山白云红叶。继参西法，用水渍纸，不令其干，以施笔墨，独夸秘去，凄迷似云间派而笔力遒劲之气泯焉。”自光、宣后，至民间初年，西画在中土之势力，始渐渐高涨。其原因，一为欧西绘画，近三五十年，极力挥发线条与色彩之单纯美等，大倾向于东方唯心之趣味。二为维新潮流之激动，非外来之新学术，似无研究之价值。三为中土绘画，经三四千年历代天才者与学者之研究，其挥发已至最高点，不易开辟远大之新前程，殊有迎受外来新要素之必要。四为欧绘画，其用具与表现方法等，有特殊点，另为一道，而有试验之意义。缘此中土青年，有直接彻底追求欧西绘画之倾向。当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竭力迎受欧西学术，已为迎受欧西学术之先进国。故在光绪三十年间，即有李叔同先生息，叔同先生。为予幼年业师，初名岸，长文学书法，攻欧西音乐绘画，与曼殊和尚等，同为南社诸子。民国六年间，剃度于杭州，法名演音，号弘一，现云游闽省。东渡日本入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研习西画。至宣统初年，即返中土，为中土赴域外专习西画之第一人。亦为赴域外研习西画最先返中土之一人。次为陈抱一，约在宣统末赴曰本，至民国四年春，回中土，亦算较早。至民国初年，始有李超士、王静远、吴法鼎等直接赴法之巴黎，专习西回。超士，民国七年返中土，静远较迟。此后，直接赴欧，学习西画者，曰渐增多，以致英、美、意、法诸国，无不有人，可谓盛矣!至中土研究西画之学术机关，以三十年前之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民国成立后，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又改为东南大学。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改为中央大学。为最早。该校开办在清光绪二十八年，简派李梅庵名瑞清，号清道人，为监督。即今校长．道人固笃学君子，尤长于书法绘画，壹志提倡艺术教育；且以既废科举而兴学校，则直接需要之艺术师资，为数甚夥．与其输耗巨大经费，派遣多数学生出洋留学，不如添办艺术专科，延聘少数外国学者，来华教授之为经济与简便。但当时该校学制，仅规定开设文学、数理、史地、衣博、理化等科，而艺术不与焉．道人乃咨询校中之诸外国教授，汇集东西各国师范教育设科之成例，拟订艺术专科之方法，条陈学部，奏准添设。乃于光绪三十二年，实行创办此科，连开两班，约造就师资五六十人。所聘西画及中画教授，为日人盐见竞、亘理宽之助及萧屋泉名俊贤，别号天和逸人，等．如凌直支、文渊、吕凤子浚以及姜敬庐先生辈，皆该校毕业生也。查该科办法，约略与东京高等师范之艺术科相仿。当是时，公家财力，尚称宽裕，物价又低，故设备颇善。关于艺术之中外图书，及石膏模型，油画材料，用器画标本仪器等，皆从东西洋直接采办。此等艺教用品，当时国内，尚乏买卖之处。上海，仅有别发洋行一家，备有少数油画颜料，供给少数西人购用。虽惜于辛亥革命时，大好文物，皆毁于兵燹；然此辈艺术人才，多分布服务于苏、皖、赣、浙、湘、粤、川、晋，及北京等各中学师范等校，此为欧西画法，直接由国人率先推行于新艺术教育上之嚆矢也。同时北方之保定优级师范，亦援例开办艺术科一班，造就若干人，又同时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内，亦有若干人练习油画，且自制油画颜料。惟所画，均为宗教性质之题材；指导者，为法国教士；学习者，则为中土信徒；此点，当亦有多少影响于当时之社会。然在此等人材未造成之前，各省师范学校之规模较大者，即普通科之西画教师，亦多聘日人任之，例如光、宣间之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图画教师，初为日人吉加江宗二。至宣统三年，以中土既有相当师资，自可收回教育职权。遂辞退客乡，而改聘姜敬庐先生继任。至民国元年秋，该校长经颐渊先生亨颐，以浙江省各中学艺教师资缺乏，特设艺术专科一班，聘李叔同先生王其事。其组织及教学，亦仿行东京高师艺术科之大略；设备及教室等，亦极完善；高年级，均以半身真人体，为西画之基本练习。即所谓人体模特儿者，已见用于中土矣。民国七年间，在上海创办艺术专科师范之吴梦非等，即在该科毕业者。斯时上海方面，尚无研究西画之较好团体与学校，兹录汪亚尘四十自述中云：

“高小毕业后，十四岁那年的春天，民国前三年。同我的父亲，到上海来游玩，遇着甬人乌始光和陈汉甫。汉甫深知书画，一见我，便很鼓吹我学习绘画。那时，小花园文明雅集茶馆内，有一个书画研究会，由汉甫介绍做会员，每晚同汉甫到文明雅集看许多上海画家，当场挥毫。一位矮胖的蒲作英，常到书画会作画。那时吴昌硕一幅四尺整张，不过买十几块钱。倪墨耕、黄山寿诸画家，常常合作。我自入文明雅集以后，每夜必到，差不多就是我研究中国画的场所；同时就是自己练习。……武昌革命起义，杭州也光复了，我再随父亲来上海，复访乌始光。那时候，乌始光在一个布景画传习所里学画，主办人是周湘。画的是照相背景，学的是水彩画，专画些中西合璧的题材。那时候，上海的洋画，简直没有，幼稚得可怜。一般学洋画者，专在北京路旧书摊上觅杂志上的颜色画；不管是图案画、广告画，只要看见，就买回来，照了模仿。因为没有真正的洋画，也找不着学习的场所，我们几个朋友，就杜造范本，还去骗人。我由国画而改习洋画的动机，便在于此。当时在上海有伊文思与普鲁华两家洋书店，有西洋画印刷品经售，将那种印刷品买回来，临摹临摹，便充作至上的西洋画。现在想起，着实可笑!

民国二年春季起，我每天到乌始光家里补习英文，晚间在四川路青年会夜馆念书。这一年冬月，有一天早晨，在始光家里，遇见了刘季芳，就是现在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季芳和始光，都是周湘背景传习画友。从那天起，还合了丁悚、夏剑康、杨柳桥等五六人，想筹备一个图画学校。那时候，季芳比我小二岁，始光比我大九岁，始光在上海住得久，普通的英语，很能对付，所以比我们的经验都丰富些。我会见季芳那一天中午，始光请客，邀季芳与我三个人，便到乍浦路日本人开的西洋料理店——宝亭——午餐，正在进餐，从窗门中望出去，看见对过墙上，有一张召租字条；那幢半中半西式的房子，又紧闭着，知道是出租。餐后，打听房价不贵，就由始光去赁定那间房子，试办学校的起点，也就在那个场所。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最初的定名，兼办临摹稿本的图画函授学校。最初，人数寥寥，继续二年间，也不过二十余人。那时候，要在上海社会，树立美术学校的招牌，确难号召。而且有许多连自己都还弄不清，练习造型艺术，从何处入手?可说茫然不知。不过那时图画美术院里几个年轻小伙子，确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义，耐心干去，这一点，我个人便觉得勇气直冲。

民国四年春，陈抱一由日本归来，讲给日本人学洋画的方法，须用石膏模型，为练习初步。另外又组织一个研究所，定名叫做东方画会，地点在西门宁康里。起初征集会员，有二十余员，因为每月收纳研究费，石膏模型既少，研宄的兴趣，便提不起，学员渐渐减少，办了半年，便收旗鼓。”

据上所述，则中土上海方面之西画，至民国元年，或宣统末年。始有周湘所办之布景画传习所。至民国二年冬，始有上海图画美术院之刨立。至民国四年舂，陈抱一由日本回中土后，才产生东方画会，始用石膏模型，为西画基本之练习。其幼稚简略，实非意想所及。大约至民国七八年间，始有上海图画美术院所改名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与吴梦非等所办之艺术专科师范等，较臻完善。稍后，北京亦有中等程度之艺术专修学校之创设；至民国十三年，改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此后，在上海又有上海艺大、新华艺大等之产生；在内地，则有成都、武昌、苏州、广州等各艺专，相继设立；在南京中大师范院，又有艺术组之添设；真是为数不少。然为五年制之正式大学制者，尚属无有。有之，自民国十七年，部派林风眠在杭州所开办之国立杭州艺术院始。又民国十四五年间，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并聘俄国画人普特尔斯基，法国画人克罗多，任西画课程，教授中土青年。至此纯粹之欧西绘画，在中土各地之发生滋长，直是风起云涌，不可一世矣。然自东西各国学习欧西绘画而回中士者；或在中土学习西绘画者，大多数只能周旋于欧西某派某系一部之间者，已属不弱。若仅此即谓为有所建树，则予尚抱奢望。凡吾同道及有志青年，希共同努力之耳。

至中土画家，受欧西画风之影响，而成折中新派者。民国初年间，在上海则有洪野等。全以西画为本，而略参中法者。在北平则有郑锦等，略带欧西风味，全为抄自日本者，力量均不强，无特别注意之必要。较有力量而可注意者，则为广东高剑父一派。高氏，于中土绘画，略有根底，留学日本殊久，专努力日人参酌欧西画风所成之新派，稍加中土故有之笔趣；其天才工力，颇有独到处。其作风，与清代郎氏一派，又绝不相同。近时陈树人、何香凝、及高剑父之弟高奇峰等均属之。惜此派每以熟纸熟绢作画，熟绢作画，始于唐，盛于五代及宋，至元已渐见衰减；明清之世，仅有少数院派及工整作家，尚沿用之。近时东瀛诸画人，则仍袭吾国唐宋人旧法，以熟绢为中心画材。盖熟绢熟纸，光滑不沁水，易于落笔落墨，尤宜于工描细写，第不能尽量发挥笔情墨趣耳。并喜渲染背景，使全幅无空白，于笔墨格趣诸端，似未能发挥中土绘画之特长耳。

原来无论何种艺术，有其特殊价值者，均可并存于人间。只须依各民族之性格，各个人之情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选择而取之可耳。英人秉雍氏Laurence Binyon谓：

“东方绘画，最初形为宗教美术，与古意大利之壁画同宗。其后渐形发达，致入于自然主义一途；然宗教唯心主义之气味，固时弥漫于其间也。西洋近代之画学，使无文艺复兴以后之科学观念参入其中，而仍循中古时代美术之古辙，以蝉嫣递展，其终极，将与东方画同其致耳。”

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秉雍氏之言，固为叙述东西绘画异点之所在，实为赞喜双方各有终极之好果，供献于吾人之眼前，而不同其致耳。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未识现时研宄此问题者以为然否?

此后之世界交通日见便利，东西学术之互相混合融化，诚不可以意想推测；只可待诸异日之自然变化耳。

⑵ 中国近代历史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谈谈为什么必须要实行对外开

近代中国：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
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建半封建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
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周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就把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写下来。
1.精神文明建设
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上，我还记得有这样的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我看不出精神文明建设到底建设在哪里？难道就建设在政治课本上，建设在口头上？我爸爸时常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事，尤其是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在那个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年代，中国基本没有贪污，没有抢劫，更别提有小偷，绝大部分中国人可以在路上捡到钱归还给失主，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路不拾遗。而当今社会物质方面可以说比我父辈那个年代不知道发达多少，难道因此就可以有更多的劫匪和小偷，可以有更多的贪官？在广州或者深圳生活的人你们有几个在一个月之内都没有遭遇抢劫的？
毛主席那个时代会把有限的致敬用来拍“雷锋”“焦裕禄”这样的榜样的电影，每日宣扬好人好事，有“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样的歌曲，在思想上武装所有的中国人，这些影视歌曲，在我小时还能经常接触到，然而现在的只知道嘴皮子上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行动上比以前的中共不知道要落后多少了。
2.物质文明建设
中国建设到现在，物质文明不能说是不丰富。走在北京.上海的大道上，满眼都是高楼大厦。然而，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厂房有几个是属于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从这些物资资料中又享受到了什么？倒是时常听说某某大楼是新加坡人投资的，某某是老美投资建的厂房。如果这些厂房仅仅用来赚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机器，那会让我觉得今天的这些外资的厂房和解放前西方列强在中国建设的工厂无异。
下面是引用郎咸平《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中的一段“各位都知道青岛啤酒是我国的著名品牌，你们还认为青岛啤酒还是中国企业吗？告诉你一个数字，青岛国资局控股30%，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二大股东是谁？来自美国的安海斯－布希公司控股27%，只要他再多买4%的H股，我们中国的青岛啤酒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外资企业。各位还记得徐工的故事吗？美国的凯利基金要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学者专家在媒体上对这件事情大家大法，由于大家的努力，成功制止了资产流失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什么理由卖给外国人呢？是以负的净资产卖给外国人。负的净资产就可以卖了吗？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常识啊。一个公司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是取决于有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对于徐工的价值取决于未来持续盈收的能力，还好没卖，假如以100块钱卖掉，按照我所理解的凯利基金或者类似的基金，一定会把徐工分拆上市或者卖掉，赚到一万块钱。所以从100块价格到一万块他可以赚100倍以上。那么各位了不了解，收购青岛啤酒的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徐工的就是金融资本，这两个资本的危害性我们还没有看出来，还在乐观的招商引资，你知不知道招商引资使得这两只秃鹰来席卷中国奄奄一息的制造业。那么你们可能要问我了， 郎教授这样是不是太悲观了，中国制造业我们自己都做不下去了，给外国人能赚钱吗？如果你们有类似的想法呢，你们就太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什么我说的话那么像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更像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错了，我是真正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以我对他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我所以讲的这么社会主义是因为我理解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从在外资在华工厂中学到先进的技术，难道大家忘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了：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致使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
因此这些外资企业，他们会希望中国富强吗？他们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吗？我想这些答案每个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盲目引进外资使资本输入国本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引起宏观货币供给失控而导致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导致非安全因素增加，中国政府无休止地引进投资，增加出口，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巨大，恐怕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已经被洗劫了一层了。
3. 弱势群体
同寝室的聊天，大家谈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谁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列举出一大串来，有农民，下岗工人等等。而他们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又有哪些困难存在？
先说农民，中国的农民，我想人数不会少于6个亿吧，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就说我们的家乡吧，虽然这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但执行的力度始终不是很大，有的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仅仅只是少数人得到了实惠，大多数村民依旧徘徊在贫困线上，在一些地区开展的“圈地”运动中，很多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而得到的仅仅只有几千元的一次性全额补偿。另外，每年有大量的农民流向城市，形成了另一类弱势群体即“农民工”。然而在城市人眼里，他们仍然是文化素质低、缺乏教养的农民。虽然他们从事城市的很多工作，但大多是诸如建筑、搬运等苦、脏、险、重，城里人不愿从事的累活。虽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地入上层社会工作，但在少数世俗城里人眼里，他们依然是农民。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一个社团组织的义工接力计划，当时那个活动是到咱们东大北面的和平区鲁园工会，在那里我们了解到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超出体力劳动的极限，却常被拖欠工资，有的一拖就是一年半载，有的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为续，甚至经常出现暴力事件，为追要工资跳楼的事件，那都是被逼的呀！太多这样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国务院，甚至出现了总理为农民工追要工资的新闻报道。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实依然存在，而且还时有发生。
那么我们要问，政府劳动监察部门都干了些什么？难道都要等这些农民工被迫以死相抵时才肯出手，平时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事？为什么在日常的工作中不能深入工矿企业等用工部门了解情况，防患未然。再者，国务院总理帮农民工追要工资，一方面体现了总理亲民，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中国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难道国家总理的工作日程上竟要排上一条为民工追要工资的日程？还有，拖欠民工工资的普遍性是不争的事实，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既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为什么执行起来总是滞后，得不到彻底的落实。
当然，我的见识面有限，经历不足，无法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我说的这些现象实实在在的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们要正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真实客观，不要一味只是唱赞歌，粉饰太平而忽略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阶级，让中国的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总的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为什么要实行对外开放?
1. 实行对外开放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2. 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3.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决定了中国只能在向世界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外开放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对外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1)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开放的经济。只有参与国际交换，才能分享国际专业化协作带来的好处。(2)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是多方面的。我国很难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3)我国由于占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某些特有的生产要素，现在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又难以将这些要素全部吸收。只有通过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才能使自己的资源要素获得最佳配置与最佳利用。(4)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有利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技术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和推迸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尤其是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完成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现代化，更应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当代科学技术门类繁多，发展速度加快，国际间技术交流已成为普遍现象。从历史上看，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无一不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时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结果。

第三，对外开放可以吸引大量外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资金严重短缺。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对现有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和调整结构；要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她位，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要大力发展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大力发展教育，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要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起飞，仅靠国内的积累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用外资弥补资本要素的缺口。

第四，对外开放可以更好地借鉴和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申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不仅表现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而且表现在管理方面。我国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

⑶ 孔子的介召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简介
孔子
孔子：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是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古文献整理家——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论语》。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为“亚圣”。孔子又称“文圣” 孔子全身画像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颜徵在生下了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很大关系，其母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诞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编辑本段荣誉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改《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而且古代，小孩进学堂第一个拜的就是孔子。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像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21.76厘米。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6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亡。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孔子名言
孔子像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说同悦，通假字）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3、子曰：“由，诲女（女同汝，通假字）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知同智，通假字）也。” 4、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6、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7、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8、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 9、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0、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11、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2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13、子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比慎其所与处者焉。”
编辑本段孔子的思想体系
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教育思想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他认为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态度要端正。孔子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启发和教育的重要意义。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编辑本段近世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子临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编辑本段家世家谱

⑷ 高中历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楼主居然不给分 。。。。。 建议自己阅读历史教材 必修二第14到15课
如果买了辅导资料 那上面应该有 很长很长的介绍 引入的文字 再自己拼凑一些 就ok了
其实历史论文对文笔要求不是很高 思维清晰 史实别弄错就行了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⑸ 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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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孔子是【 】时期的【 】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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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化

一、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消费、服饰、饮食、居住、出行、节日、婚丧等八个方面进行概括，大致可以窥见近代民俗变迁的基本脉络。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然而，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跑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注：《丁祭除去拜跪》，〔上海〕《申报》1912年3月5日。）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注：《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9月。）。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此外，在城市中交际舞的流行、生日聚会以及同事宴请等，都反映出近代交际习俗的新变化。

2.消费习俗的变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中国新式商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对传统消费习俗产生巨大冲击，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习俗的变迁。在鸦片战争后的道光年间，享用洋货在上层社会已渐成时尚，不过开始仅限于通商口岸等少数地区和官僚富裕之家，到19世纪末，随着通商口岸增加到70余个，于是洋货消费遍及各阶层，即使在云南交通偏僻之地的商店里，也可见到不少洋货，包括各种哈剌呢、哔叽、羽纱、法兰绒、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而且其售价“并非贵得惊人”（注：姚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1107页。）许多“农民亦争服洋布”，中产之家更是“出门则官纱纺绸不以为侈”，“一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注：宋延斋：《蒲圻乡士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此外，赛马、赛船、网球、足球、西餐、啤酒、西式点心、西式饮料、业余剧社、公园、室内音乐会、电影、电灯、电话、自来水、邮政、电车等西式生活方式无不影响到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使中国人消费结构、消费内容均发生重大改变。此外，以上海为例，色情消费、游乐消费也成为商人、富人等消费方式中的重要内容。

3.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4.饮食习俗的变化：中国是世界上饮食文化发达的国家，至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川、粤、鲁等各种菜系以及其它各地方风味菜肴及小吃。至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至19世纪中叶以后西式饮食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876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注：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到八、九十年代，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茶馆”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房精调西菜”（注：《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5月25日、8月23日。）。北京的西餐饭店档次很高，象“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注：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以至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辛亥之后，在一些大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髦。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又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注：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总之，在以“洋”为时尚中，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渐受中国人的欢迎，如啤酒、香槟酒、奶茶、汽水、冰棒、冰淇淋、面包、西点、蛋糕等皆被国人接受。说明西式饮食已引起了中国饮食习俗的较大变化，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5.居住习俗的变化：中西居住习俗差异较大，这里既有都市化程度问题，也有不同的风俗问题。皇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杰出代表，不过它与民居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土楼、北方草原的毡包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通常中国传统民居以平房为主，这主要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技术落后有关。在近代，由于受西式建筑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现“huán①huì②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在《中国风俗史》中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津，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注：《奉天通志》卷97，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注：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72页。）；在汉口，“尺地寸天，huán①huì②日密，中西厂肆，角胜争奇”（注：民国《夏口县志·序》。）；在上海除了兴建了大量西式建筑外，还出现了西洋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民居——里弄房屋。受上海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此外，与西式建筑的引进，钢铁、水泥、机制砖瓦、建筑五金、自来水、电灯等也大量应用。使近代中国居民尤其城市居民的居住习俗发生重大变化。

6.出行习俗的变化：出行习俗是与交通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社会，代步工具主要是马车、牛车、肩舆（轿子）、木船以及骑马、骑驴、骑骆驼等。其共同特点是多用畜力、人力或自然力，速度慢、活动范围小。交通落后，必然造成社会的落后。在近代，随着西方的火车、轮船、电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的引入，逐渐导致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变革。人们出行一下子就由“乡人”而变成“国人”。汽车兴起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被打破了“男女杂坐不以为嫌”（注：民国《夏口县志》卷二，风土志。）。使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7.节日习俗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节日习俗独具特色，近代的岁时令节从总体上仍然沿袭自古以来的民间形成的节庆习俗，如元旦（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但这些节日是依据传统历法而来，属于封建农业文明的产物，且多有传统民间信仰色彩，因此，它有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落后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2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民国政府成立后，断然于1912年1月2日宣布全国改用阳历，以求与国际上通行历法相一致。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惯的变化。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民国初年的新纪念日除了民国成立日（元月1日）和国庆（10月10日）纪念以外，还有革命先烈纪念日（3月29日）、国耻日（5月9日）、植树节（清明节）等，二三十年代又有了国际妇女节（3月8日）、儿童节（4月4日）、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节（5月4日）、教师节（8月27日）等等。特别是受西俗影响，圣诞节、情人节等也在城市中普及。这些都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

8.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注：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87-1988页。）。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⑻ 中国名人

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虽说他“述而不作”，但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并尊称他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21.76厘米。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6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编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 据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叔梁纥的正妻）所容，孔母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徵在卒，他服了三年丧。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人丌官氏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夫人丌官氏去世。 据《孔子家语》和《史记》记载，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今济宁市汶上县一带），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时，立即将扰乱政事的奸佞大臣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由此可看出孔子不是后世某些人认为的迂腐不堪的学究，而是敢作敢为但不暴虎冯河的伟丈夫。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孔子家谱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端木赐，前520～前456，字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今1.9米以上，具体是196.8cm），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编辑本段传世名言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不学礼，无以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编辑本段孔子饮食
孔子对饮食问题非常重视。他的饮食观完整而自成系统，涉及到饮食原则、饮食礼仪、烹饪技术等方面，并为我国的古代饮食理论拓展了思维空间。下面是孔子对于饮食的经典论述：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
编辑本段孔子学院
英国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概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截至2009年12月份,全球已有87个国家建立了583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目标2012年达到1000所。
编辑本段个人影响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编辑本段同名图书
书 名：孔子 作 者：姬仲鸣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 ISBN：9787810561167 开本：16 全册定价： 498.00 元 内容简介 《孔子》是集孔子的生平、思想学说，学说传续，文集及其学说影响和具体运用为一体，全面、立体、系统地反映孔子的一套大型图书。《孔子》共分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东方的太阳——孔子全传”，系统介绍了孔子生平。把孔子生平从诞生到辞世按时间顺序分成若干小故事的形式串连而成。 第二部分：“思想的长城——孔子学说”，系统地归纳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教育和经济思想。 第三部分：“与伟人散步——孔学启示录”，从古语精华中获取社会人生的启示：为政治斗争提供制胜谋略，为生产经营提供取胜秘诀，为社会交往提供最佳方法……。 第四部分：“智慧的薪传——儒学继承”，详细地叙述了从春秋末年至今儒家学说二千五百年来的继承、发展与演变。 第五部分：“东方的经典——孔学全集”，收集了“五经”和“四书”。 第六部分：“理想的管理——现代儒家管理思想与应用”，具体地把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管理。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儒家崇“礼”，提倡“忠”与“信”。
编辑本段同名动画片
出品人 梁国典 刘长允 赵先德 总导演 赵先德 总编剧 曹小卉 编剧 李冯 叶兆吉 执行总编剧 李冯 执行总导演 李航 配音导演 刘纯燕 剪辑 傅国航 音乐总监 王廉运 李亚威 学术顾问 傅佩荣 王钧林 刘慧 文学顾问 张炜 艺术总监 戴敦邦 总编审 梁国典 总监制 刘长允 总策划 李群 总顾问 季羡林 韩喜凯 范曾 出品机构 中国孔子基金会 山东广播电视总台 崇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凤凰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制作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首播时间 2009年9月央视一套《动画城》 基本信息 动画片《孔子》讲述的是孔子从一个贫民少年成长为万世师表的励志故事，分别刻画了孔子的少年、青年、中老年三个人生阶段。 百集动画片《孔子》投资近5000万元，起用了强大的幕后创作团队。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曾担任动画片的总顾问并亲自题写片名。剧本前半部分主要由张艺谋御用“金牌编剧”李冯负责，后半部分由著名作家叶兆言执笔，最后再由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统筹全稿，并填写了动画片的主题曲《我是你的芬芳》和《永远的怀念》。央视主持人刘纯燕担任了动画片的配音导演，还在片中为孔子的“红颜知己”兰花配音。孔子后人、著名音乐家孔祥东为动画片谱曲，国画家范曾在动画片的人物设计方面也给予了许多指导。动画片《孔子》的美术制作团队也相当强大，赵先德说剧组特意请人物绘画大师戴敦邦先生担任设计顾问，同时集合了一批资深动漫设计师。 归根结底，这种强大的号召力来自于国学文化传承千年不衰的魅力，热播动画片与如火如荼的爱心活动的配合，让小观众们切身地体会到了“仁”的精神并不只是被奉为经典的古训，更是可以在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准则。针对少年儿童进行的国学教育也可以从动画片《孔子》的巨大效应中汲取营养，使国学知识更有效地向少年传达。 周润发——孔子

编辑本段同名电影
·片名：孔子 ·类型：剧情 ·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普通话 ·导演：胡玫 ·主演： 周润发——孔子 陈建斌——季恒子 周迅——南子 姚橹——鲁定公 马精武——齐景公 毕彦君——卫灵公 王绘春——齐大夫黎鉏 许还山——老子 陆毅——季孙肥 任泉——颜回 《孔子》海报
王斑——孟孙何忌 张凯丽——亓官氏 乔振宇——孔鲤 李桓——卫国太子蒯溃 李欣汝——霓裳 谭浩林——小孩 ·上映时间：2010年1月22日 ·时长：2小时 ·出品人：韩三平 刘荣 岑建勋 ·监制：崔宝珠 ·编剧：陈汗 江奇涛 何燕江 ·摄影指导：鲍德熹 ·造型设计：奚仲文 ·作曲：苏聪 主题曲：幽兰操（王菲演唱） 片尾曲：幽兰操 演唱者：王菲 ·出品方：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大地时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大地娱乐有限公司 剧情简介： 公元前六世纪，屹立数百年的周室王朝已朝不保夕，各诸侯国割据一方，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而相互征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有战争、有英雄，有思想、有著作，中国史称为“春秋”时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出身于当时一个小诸侯国——鲁国的没落贵族家庭，为社会的混乱情形而忧心忡忡，希望以他超越时代的思想和智慧来影响春秋诸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圣贤早年的经历一样，彼时孔子的时代还未到来。虽曾仕官于鲁国，并以其勇敢和智慧带给鲁国以尊严和强大的希望，但最终政治理念破灭于现实之前。随后孔子为了理想率领众弟子奔走在列国之间长达十四年之久，传播其思想，想与整个时代抗争，只可惜霸道如此世间，不容其主张。他曾数度被乱军围困而身陷绝境，也曾被卷入政治阴谋的旋涡，甚至曾被世人误解……于晚年返乡祖国——鲁国，他归而不隐，不懈于教育弟子众人及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孔子在失意中逝世，一腔报国热血空付东流。但是，礼崩乐坏终促成万世师表！殁后，其言行及思想终为后世所认同推崇，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尊谥“大成至圣先师”。 影片花絮 ·预告片中，孔圣人以手杖轻松化解蛮夷刺来的剑，被形容为孔圣人也会功夫了。但在正式片中，这一段孔子的"武戏"却被剪掉了。 ·《孔子》国际终极版30秒预告片由影片的摄影指导鲍德熹亲自剪辑。 ·由林潮祥、毛怀清领衔的造型设计团队，前后共打造了3500种古朴华丽的道具，创造了中国影史道具制作的纪录。小到兵器上的纹饰、盔甲上的字符，大到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全套编钟进行完整的 《孔子》海报
复制。 ·导演胡玫透露，周润发跟她谈到孔子时曾落泪，"说他也很孤独，他是在演自己。"
编辑本段文化遗产孔庙介绍

⑼ 古往今来，三明出现了许多名人，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现将从该书中抄摘下来的资料，按姓氏笔划实录如下：
丁从戈：宋·泰宁人。绍定中以击贼功授保义郎。复领兵克复淮安。转忠翊郎，后于广西怀集县与贼战死。
文官仪：明·福建沙县人。字必达，工书画、永乐进士。授咸宁知县，擢知州。民扶携泣留，遂以知州复署县事，后改任仓州。致仕归。
文宝：宋·宁化人。字仲贤。太平兴国进士，累官陕西转运副使，加工部员外郎。真宗时寇准荐其熟西事，复任陕西转运使。后除忠武军行军司马卒。实好谈方略，以功名为已任，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写《谈苑》及《江表志》。
王人佐：明·将乐人。字良材，号梅泉。善画竹石兰草，画梅师王冕，名盛海内。生平气度萧爽，喜吟咏。有《倦游草》。
王尊：清·尤溪人。字符端，号蟾崖。康熙中，由太学生充篡修。工画山水石松。笔力尤奇古。博识美文辞。有《拣字搜典》。
丘翔：宋·建宁人。字元凤。博学强记，以声律魁乡举。绍兴中登第，历官梧州教授。有《食芹集》。
丘敬：宋·建宁人。幼孤。母为寇所虏，敬求之不能得。刻木肖母像，晨皆侍奉。一夕妻馈奠，误侵母像仆地。敬哭泣擗踊几绝。因卜筑交溪之上，服丧三年，春秋祭享。后人称其所居里日：“孝乡”。
丘铜宝：明·清流人。正统间沙寇作乱，挈家寓汀。贼数万攻城，铜宝择里人善战者数百，列阵挑战，屡胜敌。以深入中伏死亡。
田一隽：明·大田人。字德万。隆庆中会试第一，授编修。进侍讲。张居正欲廷杖吴中行，一隽疏救，格不入，乃从王锡爵诣居正，陈大义，词独峻，居正必赚之。一隽告归，居正败。起故官。迁礼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卒。家无余赀。
四顼：明·尤溪人。字希古。正德进士，有文名。历兵礼二部郎中，出督湖广学政。辟濂溪书院。教饬诸生，与讲性命经济之学。迁贵州提学副使，以母老乞养归。母没。项攀号擗踊，水浆不入口，人称其孝。有《柜山稿》。
伊秉绶：清·朝栋子。字组似，号墨卿。乾隆进士。守惠州，再知杨州，力持风雅。父忧归。辟秋水园以养母。工诗，尤善隶法书，好蓄古字画，颇究性命之学。有《留春草堂集》。
伍正己：唐·宁化人。初名愿，字公谨。大中进士。累迁御史丞。莅官略纲故，存大礼。因朋党渐炽，遂告归。
伍仲休：宋·正巳五世孙。字通远。博学善属文。第大观进士。知河源县。丁母忧哀毁致疾，终承直郎。
伍宗尧：元。清流人。至正间邓克明犯境，宗尧率邑人之。弗克，寇使人说其降，不可。与其子希稷、希明、希周、希孔率兵决战。父子五人，俱死于难。
朱熹：宋·松子。字元晦。一字仲晦。松为政和尉。喜因侨寓建州。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凡所奏闻，皆正心诚意齐治平均之道。累官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阁修撰，终宝文阁待侍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嘉秦初溢文，宝庆中增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喜原籍婺源。婺源于梁陈时为新安郡，故其署款多称新安。居崇安时，榜厅事日紫阳书堂，故称紫阳。又瓶草堂于建阳之云谷，榜日晦庵。自称云谷老人，亦日晦翁。晚卜筑于建旭之考亭，作沧州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又号遁翁。考亭为讲学之所，故人称考亭学派。其学出于李侗、罗从彦，尽得程氏之传。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著有《易本义启蒙》、《著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晦庵集》、《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淳佑时从祀孔庙，清康熙中升位于十哲之次。朱霞：清·建宁人。字天锦，号曲庐。康熙贡生。性孝友，博学工诗文。所辑有《樵川二家诗》、《绥安存雅》、《闽海杂记》《闽海风雅》、《庙学全书》、著有《勉致摘述》、《勉致问答》、《勉贻集》、《曲庐诗集》等书。
江大宾：清·泰宁人。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及长，艰苦跋涉寻父于汉中，竟得父以归。
江也殷：明·泰宁人。字而九，号豹隐。幼以孝闻。善画山水花草翎毛。
江日彩：明·泰宁人。号完素，万历进士。由金溪令征入密谏。辽事急，日彩力荐袁崇焕。时以为知人。
江复：明·泰宁人。字来初。崇祯末，挈家隐邑之石辋山。两京陷，与兄豫俱慷慨就义。
河道文：明·泰宁人。字伯清。洪武末为大理评事。谳狱多平反。宣宗即位，陛知永州府，历官四十年，所至皆著能绩。
令重谟：明·将乐人。工墨竹，飞白宗朱熹，苏轼，楷草似祝允明。海内宝之。喜吟咏，善奕棋。
余泰：明·将乐人。成化举人，知兴宁县。邑俗健讼，尚攻计，泰修明礼教，立祠祀宋县令颜哀等，率文老拜谒，民始知义。有《春庵集》。
吴翌：宋·建宁人。字晦叔，游学衡山。师事胡宏，闻其论学一以明理终为要，遂捐科举之学。宏没，又与张栻游，筑室衡山下，取程子澄浊求清之语，榜之日澄斋。淳熙中卒。
吴贤湘：清·宁化人。号清夫。嘉庆进士，官邵武教授。有《清夫文集》。
李元白：宋·宁化人。名齐，字以行。博览强记。不能俯就举子业，乃大肆力于诗。出入少陵集中，几逼真。纂社诗为押韵，又集其句为一编，皆行于世。尝集大观升平词若干首以进。得初官，即归隐以终。
李世熊：清·宁化人。字元仲，号愧庵，自号寒友道人。明季廪生，国变后，累征不出，生平与六经诸子百家之言，靡不贵究。为文沉深峭刻，雄伟栖丽。居檀河，世称檀河先生。有《寒支集》、《钱神志》、《史感》、《物感》等。
李春熙：明·建宁人。字皞如，号泰阶。万历进士，宦至南京户部郎中。有《元居集》。
汪亨龙：明·泰宁人。傅冠弟子。诸兵下江西，冠走匿亨龙家，亨龙执而献之。
周谞：宋 尤溪人。字希圣。熙宁进士，知新会县，时行新法，郡县谞独持不可，上书力陈其弊，乞归。著《孟子解义》、《礼记说》，学者宗之。
官友基：明·宁化人。事母王孝，母疾，割股食之，成化中母没，哀毁异常。庐墓三载。
官胜娘：元·建宁人。方宁妻，宁耕田。胜娘馌之。是一虎方攫其夫，即弃盍奋挺连击之。虎舍去。媵娘负夫归。至中途而死。诏旌复其家。
官贤：明·将乐人。字号巽。博学多才，工草书，善画，诗有风致，由恩贡选授温州司理，有政声。
林积：宋·尤溪人。字公济。庆历进士，少入京师，至蔡州，息坻寓。得锦囊。有明珠数百颗。俟其人至还之。其人欲分珠为谢。积固辞不受。历官至河南转运使。性廉谨方严。所至有殊绩。王安石称其才行。然终以硬挺不得用卒。
施心传：清·宁化人。字结如。好学，工古文词。画山水得云林笔法。性狷洁。不轻与人作。每当日午，市豆饼充饥而已。
范嵩：明·建宁人。字帮秀。弘治中任监察御史。因论刘瑾媒孽。谪襄阳府推官。行法严明。立心平恕。政暇则进诸生讲说德义。士民称颂之。
孙正通：明·归化人。初隶陈有定为步卒。以勇闻。归明，数从李文忠征伐。旧勇先登。无战不克。擢汝宁卫指挥使。洪武间平漳泉界寇。敕就地建督府以镇守之。要职十余年卒。
徐时作：清·建宁人，字邺侯。雍正进士。知邢台县。疆直有异政，擢知沧州。以母老告归，倡建俱濉川书院。又仿范氏义田法，捐田为瞻族费。有《崇本山堂诗文集》、《闻居偶录》。
张良裔：宋·宁化人，字景先，笃好程氏之学。建炎中登第。调临川簿。不就，辟为武平丞。会盗起。良高单骑造贼垒。谕以祸福，贼皆感泣而散。
张致运：宋·沙县人，字子猷，宣和进士。累迁给事中。鲠亮有学识。历合省侍从。言论宗旨。皆卓然可观。
张若谷：宋·沙县人，字德繇。第进士。为巴州推官。以御贼受知于真宗。累官尚书左丞。所至有循良迹。
张训：五代吴·清流人，勇悍多胆略，时人谓之大口张。杨行密据合肥，训往见甚欢。授黄头都虞候。以击舒州盗吴迥等知名。杨州之役，训潜入城。灭余火。得谷数十万斗。以赈饥民。累官黄州刺史。
张训妻：五代吴·剑侠。训为畅行密将，行密在宣州。赐诸将盔甲，训所得政敞者。明日行密问而易之。又赐马。训得复驽弱。行密又问而易之。行密曰，吾梦一妇人衣真球衣告我。尔家其事神耶。训曰无之，会妻出，训窃启其衣麓。得珠衣一袭。异焉，后其妻蒸人首一具。训恶而杀之。
张敦义：宋·建宁人，字行可。绍兴进士。授丰陵尉。以清廉称。调衡州司理。亦有声。
张际亮：清·建宁人。字亨甫。道光举人。榜名亨辅。少负气节。有狂名。历游天下山川。穷探奇胜。为诗歌沉雄悲壮。有《松寥山入集》、《娄光堂稿》、《南来录》、《金台残泪记》、《南浦秋波录》诸书。
张腾蛟：清·宁化人。字孟词。乾隆进士，少负异才，喜博览，曾撰《山海精良》一书。未就而卒。
曹辅：宋·沙县人。字载德。元符进士。历秘书省正字，徽宗多微行，辅上疏切谏。编管郴州，处郴六年，怡然不介意。靖康中累宫签书。高宗即位，仍旧职。未见卒。
张显宗：明·宁化人。字明代。洪武进士，授编修。屡迁国子祭酒。善于其职，建文末摆工部右传郎，奉诏起义兵于江西。燕王入京，被执。谪兴州，交趾平，起为布政使。
郭居敬：元·大田人。字义祖，性至孝。亲没，哀毁过礼，曾集虞舜以下二下十人孝行之概，序而诗之。用童音蒙，虞集。欧阳玄诸人欲荐之。因辞不起，有《百香诗》。
陈友定：元·清流人，一名有定，字安国。世业农，为人沈勇善游侠，至正中应募讨贼。授汀洲路总管。御陈友谅将邓克明兵，悉复所失郡县。时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友定盅有福建八郡之地。招致名士，颇任威福，然事元未尝失臣节，明太祖既平方国珍，遣汤和等进攻，城破，友定仰乐死，已而复苏，械送京师杀之。
陈仕深：明·建宁人，习道家术，法名道深，驱雷遣虎治鬼祷雨皆有验。
陈严：唐·建宁人，字梦臣，有智略，乾将问黄巢转掠福建诸州，严聚众数千，号九龙军，保乡里，巢不能为害，境内赖之，中和中代郑镒为福建观察使，为治有威惠，吏民怀服，王潮遣使降，严表潮为泉州刺吏，大顺中严病剧，遣使以书召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严卒及潮入福州，乃素服葬严。厚抚其家。
游如棣：明·沙县人，事亲温挚，父柩在家，忽大水骤谥，如棣号哭不去，已而水平。人以为孝感。
游艺：清·建宁人，字子六，有《天经》《问前后集》。
汤莘叟：宋·宁化人，字起宰。绍兴进士，少好吟咏，官终饶州推官司。
冯梦得：宋·将乐人。字初心。笃志嗜学，登嘉熙进士，历给事中，累擢礼部尚书，所荐拔后皆为名臣，当奏立龟山书院，请复其后以主把事，时谓扶植道南一派。梦得之力居多。
黄元：明·将乐人，字符之，与周元齐名，时称二元，为闽中十才子之一。官泉州训导。
黄元宝：元·泰宁人。字廷美，家贫好学，天历中为郡文学，多所造就，当道荐于朝，不就归，至正中妖民作乱，令延元宝议讨贼计。贼奄至。遂遇害。工诗。有《廷美集》。
黄玄：明·将乐人，字玄之，工诗，林鸿为将乐学官，玄为弟子，鸿雅重之。及鸿弃官归。玄挚妻子入闽。师事终身，以岁贡入成均。授泉州训导。
黄伯固：宋·将乐人，字德常。绍熙进士，为人严义利。重然诺。知上高县。好豪屏迹。累官兵部侍郎，卒谥忠简。
杨玉英：明·建宁女子。涉猎书史。善吟咏。年十八。许字官时中，时中有非意之狱。父母改受他聘。女闻之。自经死。遗诗曰：昆山一片玉，既售与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坚不可磨。
杨英：明·宁化人。善画楼阁山水。尤长古松。嘉请问屡征直画院。不就自伤其目。
杨时：宋·将乐人，字中立。熙宁进士，调官不赴。学于程颢。颢死。复学于程颐。高宗时官玉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以著书讲学为事。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朱熹，张栻之学其源皆出于时，卒溢文靖。学者称龟山先生。有《二程粹言》，《龟山集》。
杨达仙：明·泰宁人，自号紫髯山人，又称慢亭仙侣。亦署十六洞天埜人。善画山水花鸟竹石。以已意点染。穷神尽妙。能诗。有作。辄自题句。
温仪：明·将乐人，字仲威。正统举人。除温州推官。廉慎善治狱。平阳叶八。泰顺徐怀恩反。仪先后剿平之。以功进五品阶。
叶荆才：元·尤溪人。幼时风采特异。丞相伯颜遇于道。命载后车归。既而进士。官至总管。
董润：清·建宁人。字经之。号藕船。光绪贡生。少贫笃学。工词赋，尤酷嗜为诗有《藕船诗文集》，《藕船赋钞》，《女宗金监》。
邹大观：元·清流人。字光伯。至正进士。官廷尉。刚正不阿。谳决多所平反。至正末徐达兵入城。被执不屈。羁京入载。洪武中释归。
邹长孺：宋·泰宁人。字齐贤。笃志学问。仁宗时与太学试。居上第。闻父丧。哀毁论礼，自京师归。跳足走三千余里。有司以八行举。不应。
邹棐：宋·泰宁人，字尧叟。有文名。熙宁进士。始学于刘彝，又从杨时游。仕终宣城分。有惠政。
邹维勋：明·清流人。崇祯间任肇庆府守备。流寇攻围韶州。维勋破走之。寻中伏阵亡。
邹应龙：宋·泰宁人。字景初。庆元进士第一。累官起居舍人。与韩侂胃不令。出知赣州。有惠政。侂胃败。历礼部尚书。以刚直闻。嘉熙初拜瑞明殿学士。权参知正事，致仕归。理宗书南谷二字赐之。卒谥文靖。
雷三盖：宋·清流人，魁岸有勇略。景炎初文天祥入汀。开府集兵。三益同丙、戊、庚三子应召。父子英烈。皆没于军。
雷协：宋·宁化人。字彦一。以易学知名登政和进士，调上饶尉，终宣教郎。兴化军教授。
雷宏：清·宁化人。字贯一。一字翠庭。雍正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文章简要冲夷。有古作者风。其学以躬行为主。以仁为归。以敬义为堂户，力宗程朱。于象山、阳明，辨之甚力。有《经笥堂集》，《自耻录》、《读书偶记》、《校士偶存》、《闻见偶录》。
雷观：宋·宁化人，靖康问在太学上书言张邦昌不宜重相。又云汉陈龟有言。三辰不轨。擢士为相。四夷不恭。拔萃为将。此何时递迁贵臣耶。其言激切。士论题之。
廖正古：宋·将乐人，字明远。治平进士。知西安县。有惠政，屡言青苗法不便，遂乞归。有《归田集》。
廖正一：宋·正古弟。字明略。元丰进士。元佑中召试馆职。除正字，尝居言路。著直声。出知常州。后入元佑党籍。自号竹林居士。有《白云》、《云溪》二集。
廖文昌：明·福建沙县人，字克盛。永乐举人。历官御史。巡接雨广。风裁甚著。致仕归。值邓茂士作乱破县。被执，骂贼死。
廖居素：南唐·将乐人，以刚直见忌。因校书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后主时。稍迁环林光庆使，检校太保，判三司。以谏后主不听。朝衣冠投进死。大书於箧日。吾之死。不忍见国破也。徐锴为文吊之。以此伍员。屈原。
廖复之：宋·建宁人，字仁敬。由太学生登嘉宝进士第。初投沅陵簿。再调陵水。适有寇警。受命往南丹结约罗蛮。即日就道。谕以大义。诸蛮翕然听命，旋卒。
廖棠：晋·将乐人，字宝卿。性质直不汛交。隐於泰宁之云盖山。读书终岁不出。王羲之闻其贤，遣使徵之，固辞不赴。
廖腾奎：清·将乐人，字占五。号莲山。康熙举人。官至户部侍郎。服官颇著清节。
裴应章：明·清流人。字元暗。隆庆进士，历兵科都给事中，数有论奏。号称职。郧阳兵变。以右副部御史往抚、戮其渠魁，宥协从。乱遂定，仕至南京吏部尚书，有《懒云居士集》。
刘并：宋·宁化人，字清叔。事继母以孝称。端平进士，为大庚令。会谭如海啸聚。宪司檄并督捕。遂擒之。后知瑞金。能名益著。以干洞寇功。改京秩。终奉议郎。
刘刚中：宋·建宁人。字德言。少慷慨力学。好为文。喜老庄荀杨之书。及登朱熹之门始笃志於道。熹为易其字日近仁。兴黄干友善。居多。既归，筑室讲学。号曰琴轩。从游甚众，登嘉定进士弟，调兰溪丞卒。有《师有问答》、《西溪寄语》等集。
刘凤起：清·建宁人，字兰村。雍正拨贡。有《石溪史话》、《四书辨义》、《春秋辨义》《诗草》、《诗余》。
刘税：明·宁洋人，字伯刚。永乐进士。授行人，开户部员外郎。乞归省，适即茂七作乱，锐率众力战，被执死之。
潘高：明·宁化人。嘉靖进士。博学雄才，多所著述。累官大理寺正，狱无遁情。转陕西参议罢归。
邓光布：唐·固始人。字明远。乾符初为崇安镇将。智略绝人，与沙县令曹朋协谋，徙县治。后死于黄巢之难。沙民立词祀焉。
邓成珠：清·泰宁人。家贫，佣工以事母。母目盲，便溺必亲者五年。母卒，日夜长号，葬毕，不知所之。
邓驿：宋·沙县人。字千里。淳熙进士。累官左司谏。亮直敢言。不避权享。庆元间拜中书舍人。朱熹以忏韩侂胄罢讲筵。驿面奏乞留，不许。吕祖俭疏留赵汝愚，并谕朱熹等不当逐。语侵侂胄，安置诏州，太学生杨宏中以救汝愚坐编管。驿皆封还录黄。不草制，未几以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进文华阁待制。奉祠归。
郑时敏：明·将乐人，宣德间官锦衣镇抚。善画山水。有显宦久官京师。母未迎养。思亲入梦。时敏为绘萱花图。题诗其上。显宦为之感泣。即日乞养。
郑瑶：明·清流人。为县刑曹椽。景泰中寇攻掠乡村。瑶挺身兴战。贼乱枪伤其胸，瑶不愿，贼畏其勇而退。瑶力亦疲。倚石僵立而死。
郑赐：明·建宁人，字彦嘉。洪武进士。曾官北平参议。事成祖甚谨。后为工部尚书。督河南兵扼燕。成祖入京。或许赐罪。释不问。调刑部。寻改礼那赐为人颇和厚。然不识大体。帝颇轻之。以优悸卒。谥文安。
郑铿：元·将乐人，字子声。长於画，嗜学工诗。
赖世隆：明·清流人。字德受。宣德进士。官编修。有才略。郑茂七乱。世隆疏请择智勇大臣征讨，并陈山川险易，进兵方略，朝命同宁阳候陈懋往闽。道擒贼首陈美九，蔡田等。招集散亡十余万人。民赖以安。
赖用贤：清·清流人。字鸿逵。母病痼。用贤躬调汤药。衣不解带者十年。母没。哀毁骨立。五世同居。为时所称。
赖珍：清·永安人。字成九。贡生，诗文书画，俱臻其胜。兰竹龙擅长。兼精岐黄术。
赖禄孙：元·宁化人。延佑间赣寇作。禄孙负母挚妻子入南山。寇至禄孙守母不去。寇将刃其母。禄孙以身蔽母曰。宁杀我。毋伤我母。时母病渴乏水。禄孙含唾煦之。盗不忍害。有掠其妻去者。众盗责之曰。奈何辱孝子妇。使归之。
萧昆：明·将乐人。字叔罔。曾从蔡清受业。正德中举於乡。教谕绩溪。聘入粤闱途次为宸濠所执。欲降之。昆慷慨言曰。殿下违祖训。干天命。复欲辱义士平。卒不屈死。
谢兆中：明·建宁人，字保元。号耳伯。又号太戈山樵。万历贡生。为文骞棘幽晦。喜交异人。购异书。所藏几五六万卷。客死麻城。有《耳伯诗文集》。
罗从彦：宋·南剑人。字仲素。从学杨时於萧山。建炎间授博罗主簿。宜满。入罗浮山静坐。绝意仕进。朱熹谓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惟仲素一人而已。学者称豫章先生。卒谥文质。有《遵尧录》、《春秋毛时语解》、《中庸说》、《春秋指归》、《豫章集》。
罗博文：宋·沙县人，字宗礼。嘉泰进士。从学李侗。得道学之傅。历知瑞金县。汪应辰制置全蜀。辟为参议官。成都之政。遂最天下。累迁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卒。
罗畸：宋·沙县人，字畴老。熙宁进士。坐忤使者投檄归。绍圣间历兵部郎中。秘书少监。崇宁中辟雍成。命词臣赋诗颂。畸颂居第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庐州卒。有《文海》、《道山集》、《秘阁秘录》。
罗荐可：宋·沙县人。字养豪。政和进士。为高邮军司理。汴京陷。张邦昌以为赦至。高邮守欲拜之。荐可持不可。高宗即位。历监登闻鼓院。忤秦桧。出知丰州。州称治。移知筠州。民输纳。令自 量。除知常州卒。
边文进：明·福建沙县人。字累昭。工画花鸟。永乐间召至京师。授武英殿待诏。宣德间仍供事内殿。与吕纪齐名。为人夷旷丽落。博学能诗。
边楚芳：明·文进子。一作楚祥。占籍锦衣。画得其父法。弟楚善。亦工画。
边孟屯：明·福建沙县人。善画山水人物。
以上这些，只是从“一本辞典”中粗略地翻阅后，摘抄下来的，当然还会有一些遗漏。然而，就是这些人物，已经有110人，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对的，好麻烦哦！楼主自己参照下，注意哦！

⑽ 孔子的事迹

一、智慧圆融

故事来源：《列子：仲尼篇》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夏。有一天，他问孔子，有关他的一些同学们的修养情况。

他问道：“老师，颜回同学为人怎么样?”

孔子沉吟了一下答道：“颜回的仁爱之心比我要好。”

“那子贡呢?”子夏接着问。

“他呀!他的辩才比我好。”孔子笑着说。

“那子路，子路同学呢?”子夏又接着问。

孔子开心地笑着说：“要说勇武精神，我们都不如他。”

“那子张呢?子张难道也有过老师之处?”子夏满脸狐疑。

孔子顿了顿，说：“子张同学，为人处世，庄重严谨的作风，比我这个做老师的要强。”

子夏听到这里，禁不住站了起来。他曲躬作揖地问道：“老师，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那四位同学，都有超过老师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师从老师您，学习呢?”

孔子见子夏这样，忙举手向下按了按，并和蔼地对子夏说：“子夏!你别着急，先坐下，听我慢慢说。颜回同学虽然他很仁慈，但有时他过分的仁慈，导致的不忍之心，使他变得一味地迁就他人，影响了自己对事态作出正确的决断，从而反而害了别人。

所以说，他虽能仁，却不能忍。(注：佛家有时说慈悲生祸害，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接着对子夏说：“至于子贡，他的口才的确很好，可谓辩才无碍。他精通语言的妙用，却不识语言的局限，不懂得沉默的力量。所以，他能辩不能讷。”

“关于子路，”孔子继续说：“他英勇过人，敢作敢为，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但有时不懂得谦冲退让，持弱守雌，蓄势而动。这样难免会意气误事。所以说，他能勇，不能怯。”

“而子张呢，”孔子说到这里沉了沉，然后说：“他过于庄重严谨，以致清不容物。不能和煦接众 ，不能容纳有污行的人，让人见之生畏，敬而远之。所以，他能庄，不能谐。”

“因此，”孔子最后总结道：“如果将这四位同学的长处都加起来，来对换我的修养，我也是不愿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一心跟从我，学习的原因。”

二、神武不杀

谈到儒家的君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温文尔雅、谦恭礼让、文弱书生形象。对作为儒家祖师的孔子，我们也容易印象成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然而，查看古籍对孔子天资与外貌的描述，却令人，大跌眼镜。

据《孔子家语》和《淮南子》的有关记载说，孔子长得宽额、狮鼻、阔口，大颅顶部微陷。身长(周制)九尺六寸。周制一尺，约现代二十到二十三厘米。也就是说，孔子当时的身高，至少在一米九二以上，可谓一标准的山东大汉。

记载还说，孔子的智慧，超过周朝的苌弘，一位通晓天文、地理、人事的仕大夫。孔子的胆气，压倒当时著名的勇士孟贲。孔子挪步轻追，可足踩亡命窜逃中的野兔。孔子力擎双臂，能托起城关落下的城门。

然而，尽管孔子勇力过人，伎艺超群，却深藏不露，很少有人知道。他只是一心内修本来仁德，外宣先王仁道，终成一代素王，万世圣师。所谓素王，古称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的人，为素王。

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只有几百万人。但跟从孔子学习的弟子，却有三千之多。他们都是各国来的精英人物，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以孔子本身的智慧与人格魅力，加上众弟子的辅佐，在当时，如想谋取一国权位，是不难做到的。

然而，孔子深知，社会的安定，大众的幸福，如果没有纯正的道德思想作基础，文化教育没有跟上，仅靠权谋势力的支撑，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在这种状况下的安定与幸福，也是不究竟的。

所以，孔子宁可自己一生穷苦受累，寂寞凄凉，被人误解不识时务，也要担当起继承发扬，传统的优秀文化、优秀政治智慧的大任，为万世开太平，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孔子这种在任何环境下，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注重世人的德性培养，注重社会纯正思想的引导，从根本上，拯救世道人心的行径，这在当时，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

甚至，一些个人道德修养较好的道家隐士，对此也颇有微词。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孔子，也是后来真正儒者们，过人之处。

禅宗祖师达摩，来中土前，定中观察到中土有大乘气象，这与中土有儒家精神的存在，不无关系。所以，有禅师说，孔子如按佛家的标准衡量，当属八地以上的大菩萨转世。

三、穷通皆乐

故事来源：《庄子：让王篇》

一次，孔子受楚昭王邀请，到楚国去访问，途经陈、蔡两国之间。而陈、蔡两国的大夫，害怕孔子被楚国重用，会对本国不利，所以，他们派兵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陈、蔡之间。孔子一行，因此连着七天没生火做饭。

熬的野菜汤里，也没有一粒米，弄得不少弟子无精打采，面有菜色。而此刻，孔子却依然在室内，弦歌不止。

这时，弟子颜回在屋外择野菜，见子路与子贡两人在一起嘀咕道：“先生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卫国也未能待下去，在宋国讲学，连背靠的大树都被人砍倒。到周地拜访，又受老子的数落。现在，又被人围困在陈、蔡之间。追杀先生的无罪，欺凌先生的无有禁止。

先生倒好，依然在这里弦歌鼓琴，自得其乐。难道做君子的，就这样的没有羞耻心吗?”

颜回听到这里，无言以对。只好进到屋里，告诉孔子。孔子听后，推琴长叹道：“子路、子贡呀!难道你们真的是小人?召他们进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子路、子贡进屋。子路抱怨地对孔子说：“老师，我们行到这种步田地，可以说是末路穷途了吧!”

孔子听到这里，厉声喝道：“子路!这是什么话?君子明于道谓之通，昧于道谓之穷。我们抱仁义之道，处在这少仁少义的乱世，遭受磨难，这是很正常的事，何穷之有?内省无愧于道，临难不失己德，大寒至，霜雪降，因此才会知道松柏之真强茂。

过去，齐桓公因在莒国受辱，反而树立起王霸之志。晋文公在曹国受欺，因此产生称霸之心。越王在会稽遭受奇耻大辱，却使他更加坚定复国的志愿。这次，我们遭遇这般磨难，难道不也会是件很幸运的事吗?”

说完，孔子截然返身回到琴案，操琴而作。子路闻后，也随之持兵器，昂然合拍而舞。子贡见此，愧然自叹道：“我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呀!”

所以，古代有道德的人，得意也乐，失意也乐，所乐非关得失。有道德怡养于内，外境的得失，不过如寒暑风雨之替换，无足扰乱自心。

四、艺通他心

故事来源：《韩诗外传》

一日，孔子闲居无事，在室内演琴自娱。弟子曾参、子贡，坐在外厅，侧耳细听。

一曲终了，只见曾参喃喃自语道：“咦!怎么会是这样呢?老师的琴声里，怎么会流露出，贪狠邪僻的情调呢?琴音中，趋利不仁的味道，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对曾参所说的话，子贡在心里，也以为然。不过，他没接曾参的话，而是站起身子，朝室内走去。孔子见子贡进来，面有犯难进谏之色，便放下琴瑟，等他说话。子贡便将刚才曾参所说的话，如实禀告。

孔子听完子贡的话，对曾参赞叹不已。他说道：“曾参真是天下一位大贤人呀!他已经通晓音律的奥秘。”

接着，孔子继续对子贡解释事情的原由。他说：“刚才，我正在几案边弹琴，有一只老鼠在室内游动，被一只猫发现了。那只猫，便循着房梁，悄悄地向老鼠接近。然后，选好地点，眯缝着眼睛、躬曲着身子，等待时机，扑住老鼠。

后来，猫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得逞。因当时那只猫的心态，反映在我的心里，我便很自然地通过琴瑟，将它表露出来。所以，曾参说我的琴音里，有贪狠邪僻的情调，是很恰当的。”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说：大凡音乐，都是产生于人的内心。人的情感动于衷，体现在外就是声音。声音的变化有文理，就成了音乐。所以，在太平治世，流行的音乐，通常都洋溢着安适与喜乐。它也反映此时的国家政治，处于清明祥和的状态。

在动荡的乱世，流行的音乐，往往会充满着怨恨与愤怒。它也反映此时的国家政治，处于政令不畅，上下乖离的境地。而一个接近亡国的世道，它的流行音乐，会弥漫着哀伤与忧思。它说明此时的人民，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苦，只能靠回忆往事，来慰籍自己。所以，声音之道，与政治之道，是相通的。

五、为善知度

故事来源：《淮南子》、《说苑》

曾经，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将在其他诸侯国做女奴的鲁国女子，赎回本国，那么，这个人，可以到官府去领取赏金。

有一次，子贡在一诸侯国，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却辞谢了官府的赏金。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子贡说：

“子贡呀!你这件事就做错了。圣人做事可以移风易俗，可以让人效法，可以影响后代，而不会只是为了适合自己的兴致。现在鲁国富裕的人少，贫穷的人多。如果赎人回去领赏金被认为是不廉洁，那得不到赏金的刺激，愿去赎人的人就会减少。

所以，你这种仅仅只考虑自己德行修养的行为，将会造成今后鲁国人，不再愿到其他诸侯国去赎人。” 子路在一旁听了孔子的这番教导，深受启示。后来，当他救了一位落水者时，别人要送他一头牛来答谢，子路就很恭敬地接受了。孔子知道了此事，欣喜地说：“今后愿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鲁国人，会很多了。”

不久，子路被任命为蒲城的官长。为了防备水灾，官府调集民工，春修各处沟渠。子路见大家工作劳苦，带的饭菜也不充足，就用自己的部分薪水，接济每人，一份饭菜，一份汤水。孔子闻说此事，连忙派子贡去掀了那些饭菜，毁了那些做饮食的器具。子路发现了，非常气愤。他气哼哼地跑到孔子那里叫道：

“老师难道会嫉妒我行仁义之事吗?子路在老师这里所学的，不过仁义二字而已。仁义之人，与天下共取所有，共取所利。如今，子路将自己多余的粮食，与大家分享，行仁义之道，老师为何禁止不许呢?我想不通!”

孔子听完子路的诉说，摇着头道：“子路呀!你还是那么粗野，那么处事单纯。你如果觉得民工们饮食不足，为什么不去告诉鲁君呢?让鲁君开粮仓去接济他们呀?你用私人的俸禄做公义，这种行为，是在障蔽鲁君的恩泽，显示你自己的德义。

现在速速停止，或许还不算晚，否则，降罪你的日子，马上就会到。”子路闻此，无语而退。果然，不久相府派人来找孔子说：“先生派弟子救济民工，是不是要跟鲁君争夺百姓呀?”

孔子见此情形，知道解释已没什么用了。于是，便带着弟子，离开了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