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黄土教授

A. 西安一高校第三次成功预警黄土滑坡，因为预警及时挽救了多大的损失

在我们那场生活中，总会有这样或那的灾难，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命健康，甚至是破坏一个稳定的社会，让社会陷入茫然之中，也让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害怕。

而近几年全球各类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地震、洪灾、山火、冰冻灾害等都挑战和考验者着人类的应急预警和处理能力。如何及时有效发出预警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西安一高校第三次成功预警黄土滑坡，因为预警及时挽救了损失这件事情，我有如下的看法。

由于预警的及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也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对对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也有一个良好的作用。

B. 刘东生以什么成就获得最高科技奖的

他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刘东生是我国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当前，人类生存环境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自然环境是怎么变化的？变化原因是什么？趋势又是什么？刘东生从中国的黄土记录中为世界科学界寻找答案。
黄土高原分布面积约４．４×１０５ｋｍ２，厚度最大的超过３００ｍ，这么厚的黄土是怎么形成的？长期以来，在科学界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黄土是“风成”的，由风从沙漠里搬运过来的，这派观点最早由德国科学家提出来的。第二派观点是由前苏联科学家提出来的，认为中国的黄土是“水成”的，即主要是水搬运沉积而成，而且主要是由洪水搬运沉积的。但不论是德国科学家还是前苏联专家都只是在野外考察了中国的黄土高原后得出各自观点，而没有从科学上深入地进行论证。“风成”、“水成”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环境，阐明黄土的成因是黄土环境研究的首要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刘东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就组织几十个人的研究队伍对黄土高原十多条大断面徒步进行了野外考察，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系统地采集和分析了大量的实验室样品，编制了大量的图件，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分布图、中国黄土分布图和三部专著，提出了黄土的“新风成说”，从而平息了世界科学界一百多年来的“风成”和“水成”之争。
黄土的“新风成说”是在吸收了前人的“风成学说”的合理内涵的基础上发展的。刘东生通过研究证明，整个黄土高原的沉积都是风成的。过去的“风成学说”认为，黄土高原的顶部黄土沉积是风成的。刘东生从时间上，把风成作用从黄土高原顶部黄土（大约是７万年）拓展到整个黄土序列（约２５０万年）。同时，刘东生把“风成学说”的概念进行了扩展。过去的“风成学说”只强调黄土的搬运这一个过程作用，“新风成说”则对物源、搬运、搬运时候的风力情况，沉积时候的环境面貌，以及沉积以后的变化这个全过程进行了阐述。刘东生认为，黄土的沉积过程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沙尘暴一样，是逐渐地从沙漠里面搬运出来，在黄土高原慢慢沉积起来，也就是说，黄土是几百万年来一次次沙尘暴的叠加，它的沉积过程同时记录了环境变化的信息。黄土的“新风成说”为从黄土沉积中提取环境变化信息奠定了基础。
“新风成说”后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接受，刘东生被公认为“风成学派”代表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至少有一百位以上的科学家到中国来从事黄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黄土的“风成说”为出发点的。
正因为这一奠基性的工作，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古全球变化（ＩＧＢＰ－ＰＡＧＥＳ）主席Ｏｌｄｆｉｅｌｄ教授撰文评价说，刘东生是中国黄土古环境研究之父，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所受到的尊重，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他用行动证明中国科学家走在了前面
上个世纪初期，欧洲科学家通过Ａｌｐｓ山地区的冰川沉积物研究发现，这个地区有四次冰期间冰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四次冰期理论，即在第四纪时期（２５０万年以来），也就是地质历史上最新的一个时期，有四次冷暖的交替，冷的时期叫做冰期，两个冰期之间为温暖的间冰期，地质学上称之为旋回。这个理论后来得到北美、欧洲大陆冰川沉积物研究的证明，此后，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２０世纪前半叶环境变化研究领域。刘东生等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开始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
黄土剖面中有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黄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四次。１９５８年刘东生把这项成果以英文发表在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科学记录》）上，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德国的一位专家马上把它翻译成德文，１９５９年在德国发表，介绍给欧洲的科学家。
１９６１年，刘东生参加华沙会议（国际第四纪大会）的时候，同张宗祜教授一起在大会上报告了黄土－古土壤所揭示的冰期－间冰期多旋回的这一特点。之后，这个气候变化多旋回特点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研究的证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国际上开始执行深海钻探计划取得了大量深海沉积岩芯，进行了大量分析，这些结果都表明，第四纪时期环境气候变化确实具有多旋回性。多旋回理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第四纪环境变化为频繁的、周期性的冷暖交替。多旋回理论取代四次冰期经典理论，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对刘东生多旋回理论的奠基，国际上也有很多评论。Ｏｌｄｆｉｅｌｄ教授的文章曾经这么说过：“１９６１年，在他出席国际第四纪大会时，就通过典型黄土剖面的研究，提出了第四纪时期古气候变化远比原先视为经典的（四次）冰期要多得多的旋回。”国际黄土研究联合会主席英国Ｓｍａｌｌｅｙ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到：“１９６１年的华沙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会议上，中国科学家报告了黄土的成果……中国科学家显然走在了前面。”

他开启了中国黄土这本天书
全球变化研究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提出、规划，并在８０年代中后期陆续开始实施的，成为全世界科学家们，特别是环境科学家们的一个共同努力的目标。刘东生通过系统研究，重建了２５０万年以来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方面的成果，１９８５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发表以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对它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非常地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的Ｂｕｓａｃｃａ教授在一篇书评中就这么写到：“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可以与深海岩芯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苦苦奋斗去识别、去对比、去定年，可那总共才占第四纪时期一小部分的四五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对中国的（约）２００米厚、含３０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竟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同时，这些成果已写入欧美的一些教科书，如美国的“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古气候学》）和澳大利亚出版的“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第四纪环境》）。
黄土、深海沉积、极地冰芯的记录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国际对比标准。２００２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评奖委员会评价说，“自然界把它的环境变化写入了３本天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沉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物。……刘东生在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这３本天书中的一本——中国的风成黄土沉积。”

他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
１９６４年至今，刘东生一直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刘东生研究青藏高原，最早是从了解“长尺度环境演化的控制因素”这个问题开始的。自１９６４年以来的近４０年的时间里，刘东生作为一个地学工作者和高山考察组织者，对青藏高原的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地区、南迦巴瓦峰以及天山的托木尔峰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对高山栎的发现与青藏高原的隆起，雅鲁藏布江缝合线的发现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及三趾马化石的发现与古环境演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１９６６年提出的“青藏高原的隆起对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成为以后青藏研究走向国际研究前沿的重要指导思想。

他说这是全体地学工作者的荣誉
刘东生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扎实学风，团结友爱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学子投身门下。几十年过去了，他带出的研究生多已成为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组成蔚为可观的学术梯队。他领导建立的多学科交叉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已成为我国及国际第四纪环境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他的工作推动了地球环境科学的发展，使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立于国际地球科学的前沿。
面对荣誉，刘东生说：“我是老科考队员，国家给我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我国全体地学工作者的荣誉。国家授予我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应该奉献给此时此刻身处高山雪地、崇山峻岭从事地学勘探、科考工作的全体地学工作者。”

C. 西北大学的地质工程怎么样住宿真的很差吗我要详细信息

兄弟，我去过复试现场。给你说说现实情况，很多人去了那个学校，连复试都不想参加就想走了，住宿条件那个不是一般的差，导师也不给力。
首先说下住宿条件，研究生还4个人住，寝室没有厕所，没有洗漱台，只有一层楼有个公用的洗漱和厕所，木头门。师兄还给我说是最好的寝室，我当时那个无语。
这个不说了，说说导师吧。
地质工程师资状况来说，一共4个导师，还有一个是挂名。也就是一共3个人，王老板做工程的，谢老板研究黄土，还有一个研究水文，感觉不行。你到他们学校才知道，西大地质出名是因为地质理学出名，而不是工学，因为唯一的院士就是带构造地质学的，而作为工学的地质工程来说，呵呵，我就不说了啊。
再说说考试，复试。考试难度不大，但是对数学要求很高，复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数学考了对少分，还有一个是秦皇岛地质地层描述（本科专门学地质的，都会去秦皇岛实习的）。从以前考试的题来看，全是机械记忆，你记忆力好就行。但是今年领导换了，再加上以前招的过分注重死记硬背，招生的质量不行。校领导今年要对考试内容进行改革，11年复试已经改革了，12年会改考试科目，不会考《地球科学概论》了，据说会换成 《工程力学分析》和《土壤学》。

跨专业的就不要考了，因为地质工程一共三个导师，有两个（王家鼎，谢碗丽）会排外的，特别是王家鼎，根本不收跨专业的，原因和简单，王老板和谢老板有很多项目，他们愿意找本专业的，一上来专业对口，就可以为他做项目，而不是你啥也不会，辛辛苦苦辅导你三年，你就又毕业了。而且西大本科生学地质的知识学的非常扎实，在复试的时候，认岩石，即使几百种，分的清清楚楚。跨专业的完全没有可比性。（11年王家鼎可能会收这3个人，两个是本校保研的，另外一个是山东科技大学的，都是本科学地质的）
上面说的只针对地质工程和工学，但是平心而论，西大的地质理学真不错，导师牛，有个院士，学生也牛，11年就有3个考400分以上考西大地质理学。
如果真想考地质工程，长安大学和成都理工都比西大的好（师兄的原话）。

D. 刘文西的速写

刘文西1933年出生，浙江省嵊州人。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西安美院研究院院长、教授。1953年入浙江美术学院，受大师潘天寿先生等教授的直接教导，1958年毕业后自愿到西安美院工作至今。他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有突出贡献专家。六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第一届中国画艺委会委员。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协副主席、延安市副市长等职。40年来，他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和领导工作，从1984年起任西安美院副院长、院长，12年来对学院改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首届百位名师称号。他一向坚持党的文艺方向，不断地深入生活，艰辛创作，在生活中画了2万余张速写。他以陕北为生活基地，先后去了70多次，与陕北人民交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风土人情的作品，在画坛上已形成了以刘文西为代表的“黄土画派”。

E. 西北大学怎么样

我是西北大学2018级的学生，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生活了一年了，我爱上了它。
西北大学吃亏就在于它不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了，所有经费没有陕西省其他几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多，所以网上有“中国最穷211”这一说法，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西大人也是非常给力的呢，走出去的名人数不胜数，在科研界、政界、文学界、体育界等各种方面都有希大人活跃的身影。

想要真正了解西北大学，亲自来这里体会才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F. 张伯声的个人事迹

张伯声在中华地质教育的苗圃里已做了整整60年辛勤的园丁。他为了给祖国培育地质英才，几乎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亲手教育出了3000多名地质人才。在他亲自教出的学生中，许多人早已是中国煤炭、冶金、工程、石油、地质以及教育战线土的高级科技人才，有的还担任着（或曾任）总局局长、副部长、省（自治区）副主席、院长、所长、总地质师、系主任等重要职务。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已年逾古稀，是社会上倍受尊敬的人，但每当他们提到张伯声老师时，无不肃然起敬。原新疆工学院院长李耀曾经常向人们述说他在求学时因家庭困难而得到张伯声老师经济资助的动人情景。原煤田地质研究院西北分院院长袁耀庭说，他在焦作工学院冶金系求学时，就已对张伯声老师治学态度之严谨有所传闻，但因张伯声在地质系授课而无缘受教，抗战期间在西北工学院有幸给张老师当助教，才亲身体会到张老师学问的博大精深；袁耀庭还认为，他在地质学方面的系统知识是从给张老师当助教的过程中学得的。原陕西省地质局总工程师阎廉泉认为，他从张伯声老师那里学到了系统的野外观察分析方法和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50年代初，石油部门极缺地质人才，希望找一所院校代培几届专修科。由于任务紧、招生量大，又缺少教材和专业课教师，各大学都不敢贸然接受这项任务；当张伯声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把这一任务领回了西北大学地质系。为了集中力量培养每年六七百名（连招3年）的专科生，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把辛勤培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院校调整时拱手让给了北京地质学院。为了编写石油地质学讲义，他除翻译了大量英、德、法文石油地质文稿外，在年过半百、两鬓成霜的景况下又孜孜不倦地突击学习俄文，并在4个月后终能阅读俄文文献资料，大大丰富了讲课内容。西北大学地质系被中国石油界人士尊称为“中华石油地质之母”，这一殊荣同张伯声的贡献是连在一起的。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引起了张伯声的无比愤慨。他亲自送大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及老伴的金银首饰全部拿了出来捐献飞机大炮。他的实际行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学习热情，学生们更乐于听从他的教诲。
他在1956年担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后，尽管事务繁多，且患有高血压病，但仍坚持不脱离教学第一线。由于他知识面宽广，对地质学的多数分支学科都教过，总是没人能上的课他上，哪个教师请了假他就来补缺。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60年代初，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78年，他作为教育界的优秀代表而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他又分别被国家教委和陕西省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和陕西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为了在中原地区给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大建设奠定矿产资源基础，成立了豫西地质矿产考察团，并向冯景兰和张伯声两位有名的河南籍地质学教授发出聘书，请他们来该团担任地质顾问。张伯声欣然接受了故乡人民的聘请，立即带了1名助手（即现今江汉石油学院教授赵铭渠）兼程赶回河南。该团成员都十分惊讶他来得这样快。张伯声说：“为故乡人民找矿，是我20多年的心愿，但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人民政府好像摸透了我的心事。”他和冯景兰同该团团长韩影山及团员们一起，冒着盛夏酷暑，在豫西山区辗转十余县，行程逾千里，检查和评价了100多个矿点，其中有开采价值的就有30多个，为国家和地方开发矿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巩县小关铝土矿（后来扩大为巩县铝土矿）和宝丰大营梁洼煤矿（后来扩大为平顶山煤矿）。这些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是集体完成的，但对它们的正确评价则主要是张伯声的意见。他青年时代在教授约翰逊陈列室里练就的岩矿基本功，在发现小关铝矿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炼铝业起于西方，中国学者对铝矿石接触机会甚少，一般只了解最典型的铝矿，而张伯声则能以敏锐的目光一眼判定这种貌似铁矾土的矿石主要成分是铝而不是铁。为此，他同专搞岩矿研究的同志在小关铝矿上还有过一番争论。等考察团回开封拿到矿石分析结果，证明这是品位很高的铝矿时，大家对他的野外鉴定能力无不叹服。巩县铝矿的发现，奠定了中国炼铝工业发展的基础；巩县现已成为郑州铝业公司的主要矿石基地。考察团通过对豫西多个小煤窑的地质调查，张伯声从地层和构造上进行了分析，预测到被三叠系红层大面积覆盖的平顶山区有丰富的二叠系煤层。由于他的建议，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对平顶山进行了地质测量。后经勘探部门钻探证实了这一预测。平顶山煤矿不但储量大、煤质优，而且是华北最南部的一个大型煤矿，对减少“北煤南运”的花费有重要经济意义；平顶山现已发展成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矿务局，成为武汉钢铁公司的最主要焦煤资源供给地。
中原人民不忘对家乡曾作出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张伯声连续被河南人民选举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后来当第三届人大代表是由陕西选举的）。他对家乡中原的感情一直很深。60年代初，他作为人大代表视察了荥阳（既是他的家乡，又是郑州铝业公司所在地）、郑州和平顶山；70年代赴洛阳、郑州作学术报告，他顺便给家乡乔楼送去化肥；直至80年代，平顶山市和郑州的报刊记者们还常来采访、报道他的近况；1982年他受约给郑州晚报写了一篇回忆录，叫作《难忘家乡山水情》，时刻不忘哺育他成长的勤劳朴实的中原人民和中原的山川土石。 50年代中期，对中条山地层构造的争论，在中国部分学者中曾达到难解难分的地步。张伯声利用暑期带领学生实习之际，仅用1个多月时间，基本查明了中条山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征，有说服力地辨别了前人争论中的是是非非，基本上较圆满地结束了这场争论，使人们对中条山前寒武纪构造发展的认识深化了一步。他还提出了中条山铜矿的沉积变质成因，在当时未引起重视；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地学界层控矿床研究的兴起，他的观点突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被一系列的研究所证实。
由于张伯声对中国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多处贡献，他一直担任着中国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专业组的成员。 张伯声在30年代到50年代所进行的多次黄河水利资源调查中，发现黄土的分布不是漫山遍野地散布于任何高度上，而是在每个第四系的盆地中黄土分布都存在一个最高线，其上绝无黄土，其下则不拘高低和地形状况都可发现黄土。他把这样一个黄土分布高度的上限界线叫做“黄土线”，它代表这一盆地过去水体悬浮物质沉淀淤积的最高面。“黄土线”的发现，为黄土的“水成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由于“黄土线”的发现，使张伯声进而对黄河河道的发育产生了“步步前进”的看法。他认为，在上新世蓬蒂期红土层沉积之后，婴年黄河通过中宁盆地在环县流入陕北盆地；到三门期之末，婴年黄河改道，流入银川盆地，继之流入河套盆地；此时陕北盆地由于西北抬起，向东南俯倾的地壳运动，发展了许多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它们切穿陕北盆地东南边缘山地，注入汾渭盆地；而婴年黄河在淤满河套盆地之后，再次流入陕北盆地，并夺得古无定河河道而流入汾渭盆地；当汾渭盆地被淤满后，从三门峡一带切开出口，流入华北。张伯声重建的黄河河道发育史一反认为“远在新第三纪上新世以前晋陕间黄河河道即已存在”的传统看法；他的新见解在50年代末迅速被多数第四纪地质学者接受。 张伯声在60年代初期对陕西水系、尤其对秦岭两侧水系进行了仔细分析研究，从水系发育形态入手，推论这一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史，具体指出了鄂尔多斯地块在新生代期间的几次反向翘倾给予陕北河道的发育特征以及由于秦岭的北翘南倾而导致的秦岭两侧河流发育形态的显著差异，还指出了渭河地堑——秦岭——巴山间当代的波浪状构造地貌特征。张伯声的主要论断皆被其后的地学调查和地质勘探所证实。他的洞察力和逻辑推断能力令国内构造地貌学界为之叹服。
由于他在第四纪地质构造方面的一系列成绩，曾长期担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6年唐山大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以及紧接着的松潘地震在西安3次有感，引起西安地区人心惶惶，乃至生产停滞和社会秩序混乱。张伯声为此而焦急万分。为了尽快摸清陕西地震活动规律，尽管他以前从未涉足过地震研究，却仍冒着酷暑同一名助手在其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查阅历史地震资料，绘制图表。通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得出了研究结论：关中乃至整个陕西地区，当今尚不具备发生强震的条件，并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为陕西地震研究工作指出了方向。
他的结论在古都不胫而走，约请张伯声作地震报告的请柬和电话纷至沓来。为了弘扬科学和安定人心，他不顾年高和突击研究的劳累，带着助手在西安地区先后作了14场报告，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研究过程与结果，以丰富的实际资料和独创性的理论使无论是内行或是外行的听众无不信服。1976年12月，张伯声与其助手合作正式完成了论述陕西地震形势的论文，尽管他们声明文责自负，但因陕西省已发布了短期地震预报，论文无处发表，于是只好印成小册子散发。到三年多以后的1980年，“地震荒”早已过去，人们念念不忘这位科学的预言家，论文终于得以发表。大凡读过这篇论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研究结论并不是“震与不震”的问题，而在文中闪烁着他毕生的创造性理论成果，并启迪着后学者的思维。 新观点的建立起始于张伯声对过去地质实践的认真总结，而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又是由于他极为关注全球地学的最新进展。1959年，他通过对秦岭南北两侧地壳在不同地史时期互相作用此起彼伏的运动的论述，提出了相邻地块的“天平式运动”的概念。这实为新学说的萌芽。因为，后来他在空间上扩大范围来研究“天平式运动”，自然而然地导出了“地壳波浪”的观念。他经过对二次大战后地质科学在大洋领域研究新成果的分析，结合已知的大陆地质知识，将全球地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壳是由若干大大小小的块体镶嵌而成的。它们从几个方向看去都排列成行，就像团体操队员那样秩序井然。1962年他发表了《镶嵌的地壳》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且无插图，但该文的问世却使国内地质同行们立即承认：一个新学说诞生了，并被称之为“镶嵌说”。为了寻求地壳镶嵌构造的成因机制，张伯声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通宵不寐地思索，偶有所得便立即记录下来。他终于在1964年从前人早已废弃不用、束之高阁的依附于“收缩说”的“地球四面体理论”那里受到启示，在兼收并蓄了“收缩说”与“脉动说”的合理部分之后，赋于“四面体理论”以崭新的内涵，提出了地球在以收缩为主要趋势的脉动式演化过程中，不断激发全球四大地壳波浪系统，它们的传播和交织导致了全球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
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张伯声的学术研究中断，但他所创建的“镶嵌说”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国外辗转传回到祖国的宝岛台湾，并立即被台湾地质学者们所接受。1972年台湾省出版的网络全书式巨著《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地球科学卷）中，把“镶嵌说”列为对中国地质构造认识的首席观点。到70年代中期，“镶嵌说”发展成为“波浪镶嵌说”，并被国内地质界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均有一批学者从事该学说的研究70年代以来，该学说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地壳波浪镶嵌构造的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各级各类波浪都有其固有的波长与周期的特性，可以较迅速地查明地质构造特征及矿产赋存规律。70年代以来国内外矿床学家普遍重视的“等间距找矿”，实际上恰恰是利用了地壳波浪构造的原理。张伯声在前述“地震荒”中之所以敢于“反潮流”，正是他把地壳波浪运动的周期性原理和对地壳波浪相互叠加、干涉后出现的特征的已有认识，用于地震地质实践的成功例证。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巨大指导意义从张伯声身上得到了体现。“波浪镶嵌”学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地学领域物质运动的波浪性，确立了地壳运动的周期性和地质构造等间距性的“时—空等间距原理”以及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等间距皆是可以级级次分、再次分的地质系统论，从而使学说具有了雄厚的哲学基础。

G. 西北大学地理系好吗

西北大学的地理相关专业不在地理系，叫做城市与资源学系下设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三个专业另有环境科学系，下设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两个专业。该系与城市与资源学系是两块牌子，统一管理。地质与地理都属地学，但具体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下为一些资料供你参考：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环境科学系的前身为地理系，是西北大学历史悠久的院系之一，创建于建校之初的 1902 年。始设时为史地科， 1937 年设置地理系， 1992 年顺应学科发展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将原地理系更名为城市与资源学系， 1996 年，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人才需求，在原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生态环境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吸收化学、化工、管理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创立了新的交叉和应用型学科 —— 环境科学系，和城市与资源学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环境科学系几代人艰苦创业，薪火传承，为国家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国璋、傅角今、王成组、王成敬、李学曾、殷祖荫、张保升、雷明德、张奠坤、李治武、陈宗兴等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在本系执教，并陆续培养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牛文元等一批著名学者和 4000 余名活跃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
我系目前具有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博士 2 个学位授予权，具有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城市规划与设计、区域经济学 7 个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 年获得地理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和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并拥有环境工程专业硕士授予权。同时，我系设有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五个本科专业，其中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和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专业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4 年荣获陕西省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目前，我系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和环境工程逐步形成为具有综合性大学特点的特色专业，受到同行和用人单位的好评。《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分析与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先后被评为陕西省精品课程。近年来，在教学方面，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改革课程体系。根据国家与区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及规划管理的现实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加强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与与相关学科（管理学、经济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等）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在教学中，增加案例教学，要求教师把科研工作成果应用于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形成了教学与科研工作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教学特色。同时，各专业贯彻毕业实习报告会、学年论文交流汇报会、专业师生座谈会等形式，建立了规范的师生互动机制。
城市与资源学系、环境科学系现有教职工 70 人，其中专职教师 52 人，专职教师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21 人，博士生导师 11 人，已获博士学位者 20 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 5 人，高级职称教师所占比例为 52% 。除此之外，系上聘请了刘昌明院士为双聘教授，选聘了陈宗兴、赵荣、李锐等学者为博（硕）士生导师。
经过多年学术积累，城市与资源学系围绕“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和城市科学的交叉领域，形成了具有鲜明学科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三个研究方向，即以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与设计为载体的“西北不同尺度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与持续发展”；以自然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为载体的“黄土高原现代地表过程环境响应及其生态安全调控”；以地理信息技术为载体的“ 3S ”平台建设及其在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西北不同尺度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与持续发展方向，主要在对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方法、类型、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土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和灰色弹性区等 5 大类，在此基础上分别开展西北地区、陕西省、渭河流域、大西安地区、秦巴山区、陕北黄土高原以及典型区县等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功能区划研究。选择渭河流域、大西安地区、汉中地区、黄陵县、榆林（锦园）生态产业园，基于 SD 模型进行区域 PRED 系统仿真模拟，建立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耦合模型，提出不同区域 PRED 时空协同及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
黄土高原现代地表过程环境响应及其生态安全调控，则重点针对黄土高原人类强度活动区、资源开发区、生态保育区等典型区域，基于遥感技术提取土地利用、覆被动态信息，利用 GIS 空间分析模拟技术和情景分析方法等，结合区域环境演变，揭示自然与人为活动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认识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阐明人类行为变化机制，揭示人类需求的驱动力下环境如何变化及人类如何适应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变化。从区域生态安全出发，在对各种脆弱性的辨识、评估和归类方面，建立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风险和脆弱性的指标体系，提出科学的适应预案，以便决策者正确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并将结果传递给公众。同时，应用生态学的方法与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典型区域开展生态规划，构建区域持续发展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并对区域适宜生态建设模式与技术进行集成与示范，加强技术和模式推广。
在“ 3S ”平台建设及其在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中，将地理信息技术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区域水土流失模拟模型及相关算法研究；基于数字遥感影像和时序分类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自动提取研究；基于 DigMap 的区域现代地表过程模拟及数字遥感影像分析中间件开发； DigMap GIS 软件系统及其组件化开发平台的升级开发。
城市与资源学系、环境科学系在教学与科研中，有机融合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与土建科学，在学科交叉领域积极开拓，不断创新，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应用型成果，受到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展望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拓宽口径、夯实基础、提倡交叉、注重应用”的教学科研宗旨，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综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H. 西安高校成功预警甘肃黄土滑坡，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一、故事梗概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各地处理各类突发的自然灾害都有着较为不错的应急预警跟急紧处理能力。近日，长安大学研究团队第三次利用北斗技术成功预警一起突发性黄土滑坡事件当地群众及时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成功的预警了一次可怕的自然灾害，挽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失，不得不说真是好样的，为这个陕西高校点赞。

I. 西北大学怎么样

J. 2014考研考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区域经济学怎么样

还不错。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原城市与资源学系、环境科学系）的前身为西北大学地理系，是西北大学历史悠久的院系之一，创建于建校之初的
1902 年。我院设有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五个本科专业，其中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和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本科专业分别于
2002 年和 2004
年荣获陕西省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目前，我院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和环境工程逐步形成为具有综合性大学特点的特色专业，受到同行和用人单位的好评。经过多年学术积累，学院围绕“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和城市科学的交叉领域，形成了具有鲜明学科特点和地域特色的三个研究方向，即以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与设计为载体的“西北不同尺度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与持续发展”；以自然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为载体的“黄土高原现代地表过程环境响应及其生态安全调控”；以地理信息技术为载体的“
3S ”平台建设及其在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西北不同尺度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与持续发展方向，主要在对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方法、类型、指标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土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和灰色弹性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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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在此基础上分别开展西北地区、陕西省、渭河流域、大西安地区、秦巴山区、陕北黄土高原以及典型区县等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功能区划研究。选择渭河流域、大西安地区、汉中地区、黄陵县、榆林（锦园）生态产业园，基于
SD 模型进行区域 PRED 系统仿真模拟，建立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耦合模型，提出不同区域 PRED
时空协同及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黄土高原现代地表过程环境响应及其生态安全调控，则重点针对黄土高原人类强度活动区、资源开发区、生态保育区等典型区域，基于遥感技术提取土地利用、覆被动态信息，利用
GIS
空间分析模拟技术和情景分析方法等，结合区域环境演变，揭示自然与人为活动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认识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阐明人类行为变化机制，揭示人类需求的驱动力下环境如何变化及人类如何适应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变化。从区域生态安全出发，在对各种脆弱性的辨识、评估和归类方面，建立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风险和脆弱性的指标体系，提出科学的适应预案，以便决策者正确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并将结果传递给公众。同时，应用生态学的方法与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典型区域开展生态规划，构建区域持续发展空间生态安全格局。并对区域适宜生态建设模式与技术进行集成与示范，加强技术和模式推广。在“ 3S
”平台建设及其在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中，将地理信息技术与区域发展有机结合，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区域水土流失模拟模型及相关算法研究；基于数字遥感影像和时序分类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自动提取研究；基于
DigMap 的区域现代地表过程模拟及数字遥感影像分析中间件开发； DigMap GIS 软件系统及其组件化开发平台的升级开发。城市与环境学院在教学与科研中，有机融合地理科学、环境科学与土建科学，在学科交叉领域积极开拓，不断创新，取得了很多有影响的应用型成果，受到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展望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拓宽口径、夯实基础、提倡交叉、注重应用”的教学科研宗旨，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综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城市规划系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前身为城市与资源学系和环境科学系，创建于建校之初的1902年。始设时为史地科，1937年设置地理系，1992年将原地理系更名为城市与资源学系，并设立城市规划教研室。1996创立环境科学系。2009年合并成立城市与环境学院，并将城市规划教研室调整为城市规划系。
● 系科建设 城市与环境学院具有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2个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城市规划与设计、区域经济学等7个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五年制）、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等5个本科专业。
● 师资配置 城市规划系现有专职教师16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2人；博士5人，在职博士6人；博导2人，硕导7人；注册城市规划师6人），形成了一支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老中青相结合的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
● 科学研究 城市规划系是全国最早开展区域开发规划、生产力布局、城市发展与规划研究的系科之一。纵向课题依托城市与环境学院，合作完成科研项目百余个，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规划业务则依托西北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中心，涵盖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总体规划、城镇体系与区域规划、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风景园林及旅游规划等领域，涉及陕西、山西、内蒙、宁夏、河南、青海、新疆、广东等省份，完成的各项规划设计研究任务得到各个委托方的一致好评。
环境科学系1996年，为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人才需要，在原西北大学地理系生态环境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吸收化学、化工、管理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创立了西北大学环境科学系，与城市资源学系合署办公，下设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两个教研室。2009年10月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成立，并在原环境科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环境科学系。
● 办学条件 环境科学系目前设有环境科学一个本科专业，拥有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授予权、自然地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和自然保护研究所两个研究机构，获国家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乙级）资质证书。
● 人员结构 现有教师15人，其中双聘院士1人，教授4人，副教授6人，讲师3人；教师队伍中获得博士学位者7人，学科带头人为双聘教授刘昌明院士。
● 教学情况 主要承担环境科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环境工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城市规划本科专业的相关课程；主持陕西省精品课程、陕西省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和省级教改项目各
1 项，校级教改项目 4
项。现有教学与科研实验室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拥有环境监测与分析实验室、环境生物实验室、环境生态及环境模拟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具备一流的教学实验条件。
● 科学研究 长期从事区域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监测与评价、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评价与规划、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近三年来主持国家“
973 ”子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7 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学是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新兴综合性、边缘性学科，涉及的业务领域十分广泛。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技术原理和工程措施。当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未来数十年内必定是我国环境事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西北大学环境工程系由1996年环境科学系下设的环境工程教研室发展而来。为适应国家需要，西北大学环境工程系已逐步发展成为包括：水污染控制工程(含排水工程)、水源保护(含给水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环境工程化学与监测、环境规划管理等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目前该系设有环境工程研究中心和1个环境工程实验中心共2个机构，并拥有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乙级）资质证书，拥有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环境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环境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点。主要研究方向有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污水微生物处理、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本系设立环境工程1个本科专业，目前已形成了由本科到硕士的梯级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具有直接保送研究生资格，历年保研率达10%以上，历年学生的考研与就业率高达95%。另外，本系还具有直接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环境工程系拥有环境分析实验室、环境生物实验室、环境化学实验室、流体力学实验室、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室、固体废物处置实验室、环境工程模拟与设计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室，具备了一流的教学实验与科研条件。
环境工程系现已形成了以双聘教授刘昌明院士为学科带头人的教学科研队伍，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12人，讲师10人，博士学位获得者11人。该系在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区域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保护、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