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7个教授辞职

⑴ 章廷谦的个人经历

父为教员、记者、幕僚。廷谦15岁随父去太原，入第一中学就读，后入山西大学哲学系。民国8年（1919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1年，北大毕业，留校任校长办公室外交秘书，并兼哲学系助教，曾参与发起和编辑《语丝》，并长期为之撰稿，与鲁迅过从甚密。后任北京中俄大学教授。 “三·一八”惨案后辞职。12月，至厦门，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次年，离闽赴杭，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工作，并任杭州《民国日报》编辑。8月，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杭州高级中学任教。1919年，11月，在南京任教育部编审。1920年，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兼任讲师。抗战时期，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直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79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六届常务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⑵ 以郑强为首的107位浙大教授联名状告杭州电信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在杭州市纪委“纠风办”主持下，以杭州电信局副局长孙志华率几位中层干部为一方，以郑强等12位浙大教授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对话，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并没有就核心问题取得共识。

事件经过：

由浙江大学107位教授联名撰写的《关于杭州电话收费中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情况反映》，揭露杭州市电信局有收取长话“振铃费”的“腐败行为”。所谓“超短时长话”，就是通话时间在10秒钟以下，相当于对方仅“喂喂”几声就挂断了。比如，同一个被叫号码，在去年12月14日15时8分28秒至15时8分40秒内出现5次计费，每次通话时间2—3秒钟，计费1．2元。这是给西安打电话，连拨5次，都只是振铃，而未通话，实际上杭州电信局收了她7．5元“振铃费”。

面对教授们提供的长话费明细单，电信局方面承认存在超短时收费现象，但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被叫电话的终端有副件，如传真机、录音等设备，可以在主叫用户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构成通讯回路，虽然主叫方并未通话，其实电话已接通，收费系统开始计费。电信局否认收了“振铃费”，并否认由电脑完成的计费系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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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响：

浙大教授与杭州电信局对话的内容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振铃费”成为杭州市民近日来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一些市民向媒体反映，他们也发现超短时话费现象，呼应教授们的质疑。

据杭州《都市快报》报道：一个在电厂工作的郑女士说：“我家情况跟教授们一模一样，去查查账单，有1分钟打了4个长话的记录，弄都弄不懂咋回事？”一位汪姓店主反映：他的店有一部公用电话，顾客打长途电话，明明没有接通，可计价器已经开始跳了，为此他每月差不多要损失300多元。

据《浙江青年报》报道：一个名叫张扬的市民向该报反映：去年7月份，他去杭州市电信局要了一份长途话费清单，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其中有两次电话计费，被叫号码是同一个，第一次计时1分49秒，但仅隔1秒钟，又有一次计时12秒。他肯定自己只打了一次电话，却被收了两次电话的费用。再说，只间隔1秒就打两次同样的电话，也令人难以理解。他为此要求杭州电信局作解释。回答是被叫机终端连有传真机或留言电话之类的东西。

而张扬说，被叫电话是打到朋友家的，根本没有装这些玩艺。经过两个多月交涉，电信局终于承认可能是计费交换机有点问题，补了张扬100元钱。张扬认为：“浙大教授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说话，这件事如果最后有了圆满的结果，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

⑶ 浙大回应教授骚扰女博士致其跳楼，此事具体原委是什么

就是该教授的一名学生在2018年7月跳楼自杀了，其家人说是因为遭到了该教授的性骚扰。

⑷ 请问谁都当过复旦的校长啊

复旦大学历任校长（解放前）

校 长 任职时间
校长 马相伯 1905～1906
校长 严 复 1906～1907
监督 夏敬观 1907～1909
监督 高凤谦 1909～1910
校长 马相伯 1910～1912
校长 李登辉 1913～1936.7
代理校长 唐路园 1918
代理校长 郭任远 1924. 7～1925. 3
代理校长 钱新之 1936. 8～1940. 5
校长 吴南轩 1940. 5～1943. 2
校长 章 益 1943. 2～1949. 7

复旦大学历任校长（解放后）

张志让（1893-1978） 号季隆，又号季龙，江苏常州人。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大理院推事、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审判员。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他拒绝去南京政府供职，回上海执律师业，积极营救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1936年救国会" 七君子"被捕后，担任"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上海解放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望道（1891-1977） 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1921年7 月出席中共一大并当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7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谢希德（1921-2000 ） 福建泉州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 学数理学系。后留学美s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 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任教，历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副 校长、校长等职，1988年起任复旦大学顾问。1979、1980年 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十三 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 1980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1年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88 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专长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 的理论研究。撰有《半导体物理学》、《固体物理学》、《 群论及其在物理中的应用》等专著4部。

华中一（1931- ） 江苏无锡人。195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系。 1952年底随交通大学X光管研究室来复旦大学。历任物理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技术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 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专长电真空物理研究， 1952至1956年参加我国第一只国产医用X光管和高压镇流管的研制， 获得成功。撰有《高真空技术与设备》、《真空技术基础》、《真空技术三十年集》等专著10多部。

杨福家（1936～ ） 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历任原子核科学系主任、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4年获国家级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组织并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了一批国际上重视的研究成果。撰有《原子物理学》、《应用核物理》等专著。

复旦大学历届党委书记

李正文（1908- ） 山东潍县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肄业。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以教授身份先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夏大学等学校任教。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派李正文为军代表接管复旦大学，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 1952年1月任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0月兼任副校长。1954 年奉调北京，历任高教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北京教授讲学团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职。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撰有《党史课是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等论文，译有（苏）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和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等著作。

杨西光（1915～1989） 安徽芜湖人。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1939年调离东北军，先后在华中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敌军工作部任俘虏管理处主任、教导总团教育长、副政委等职。1949年8月到福建省工作， 历任中共福建省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等职。1954年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兼副校长。在这期间他是中共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959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1978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主持修改并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 从而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

王 零（1918～ ） 安徽潜山人。1937年参加革命,19 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江北游击十八中队指导员、中共盐阜地委、射阳县委委员、常委、五区书记，无锡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中共渤海区地委委员，沾化县委书记等职。1952年起至复旦大学工作，历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副书记等职，同时兼任政治辅导处主任、原子能科学系主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副校长。1965年10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代理书记，"文革"结束后，主持复旦大学运动办公室，负责开展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1年调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

夏征农（1904～ ） 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 江西新建人。金陵大学、复旦大学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新建县党部负责人，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任《读书生活》、《太白》杂志编辑,《新认识》杂志主编。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民运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还历任上海社联主席，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学代表。著有《征农文艺散论》、《征农文艺创作论》、《征农政论选》等。

盛 华（1913～1997） 江苏仪征人。曾在开封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求学，1935年留学日本仙台帝国大学。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社会调查组副组长，苏中三分区敌工科长，三地委敌工部长、城工部长，一地委党校党委书记，华中野战军俘虏军官管理处处长，苏中区党委联络部副部长，华中工委党校教育处长等职。建国后历任苏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东人事部教育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党委书记兼校长，浙江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浙江省科委党组书记、主任，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等。于1957年、1979年两度来复旦工作，历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书记兼副校长等职。

林 克（1923～ ） 原名袁溥，江苏如皋人。1940年从南通中学去新四军抗日军政学校入伍，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执法队政治指导员，南通地下党特派员，通如工委副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长、南通市委副书记、南通市长，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1984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离任后担任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著有《高校改革与思想工作》，主编《通向理想之路》（中国社会百思集）等。

钱冬生（1932～ ） 江苏无锡人。 1950年入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化工系学习，1952年被学校调出任中国革命史助教，1955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国革命史分班。此后长期在大连工学院担任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学工作，1982年起又从事西方组织行为学的介绍和教学工作，同时兼任党务工作，历任大连工学院系总支书记、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等职。1990 年8月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著有《成功之路》等译著。

程天权（1946- ） 上海人。1970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80至1983年求学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后在法律系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著有《中国民法史》、《六部成语注释》、《大清律》等专著和译著，主编《大学生德育丛书》第一辑《大学生生活导论》、《邓小平理论研究》等。

复旦大学简介
复旦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享誉海内外的全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由马相伯创建于1905年，原名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风暴雨，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学校本土又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12月中旬，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在无锡士绅支持下，借李汉章大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1905～1911年，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 ，毕业生共57人。

1912年五5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孙中山先生在听了于右任（时任临时政府交通部长）汇报后，当即决定拨补助金一万元，然后教育部立案。但是有了钱还没有用，关键是教学场所，于是迁址李鸿章祠堂。

1913年3月1日，复旦重新开学。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5月3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在会上慷慨陈辞。不久，爆发“二月革命”，但这次革命迅速失败。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又告断绝。李登辉校长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师生共同努力，终于使学校收支趋于平衡。在这样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养成了复旦师生团结奋斗，精打细算，讲究效率的传统。

1912年～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十五人，中学毕业生一百五十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等人。

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演剧三天。

1917年，复旦开始办理大学生本科业务，改名为复旦大学。李登辉先生1917～1937年担任校长。复旦升格为大学后学生也逐步增加。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

1918年，李登辉先生去南洋集资了15万，在江湾买了块地，即是今天复旦之基础。

1919年，五四爆发，复旦教师邵力子当时任《民国时报》总编,所以首先接到北京方面的传真，立即告知李登辉及复旦同学，成立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坚持罢课、罢市，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并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使师生们大受鼓舞。

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落成。计有教室楼一座，名简公堂（今复旦博物馆）；办公楼一座，名奕柱堂（1929年增添两翼，改作图书馆，今经济学院）；第一学生宿舍（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今相辉堂址）一座；教师宿舍一栋（已毁）。学校初具规模，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

1921年，复旦学生为482人，教职员34人。

1923年，金通尹教授倡议在理科设立土木工程系，内部分为道路、桥梁、建筑等。该年秋，郭任远教授建议设立了心理学院，立志建成中国最好的心理学院。

1924年，复旦学生为841人，教职员58人。

1928年，日寇在济南弄出五三惨案，打死我军民众五千余人，残杀我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7人.复旦同学在默哀完后，无不义愤填膺，自动组织义勇军，积极训练,准备投笔从戎。

1929年，复旦大学进行系科改组，增设新闻系、市政系、法律系、教育系，其时全校共有17个系，分属文、理、法、商四个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复旦在李登辉校长主持下，召集全校师生开声讨大会，并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复旦同学在李校长的支持下，三次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抗日。

11月20日，复旦一百多同学组织“义勇军”，参加十九路军抗日，被分配担任后勤、宣传、教育等工作.战争期间，复旦迁至徐家汇附中(今复旦中学)，继续上课。

1935年，日寇又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吞华北。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复旦同学立即响应，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反对华北自治。后又云集火车站准备赴南京请愿。蒋介石打电报给李登辉，李校长被迫去火车站劝阻学生，被同学们谢绝。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扰，复旦学生自己开火车准备去南京请愿，但是铁轨又被破坏。“我们修。”同学们修复铁路后在无锡被阻拦。国民党用武力将同学押解回沪。但京沪铁路中断四天，引起了国际的重视，反响很大。

1936年，3月25日凌晨，上海市军警当局包围复旦大学，并从校外宿舍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七人。下午，军警又冲入校内，殴打师生，学生大怒，有力反抗，将军警逐出校外。军警在校外开枪，误杀警察一人，反诬学生所为。26日上午，军警进校搜捕，结果一无所获。李登辉校长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29日召开临时校董会，会后前往责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吴承认发布复旦学生枪杀警察的新闻是错误的，保证以后决不派警入校搜查。上海各界救国会也发表宣言，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在各方面的反对和抗议下，国民党不得不将全体被捕学生释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下半年，李登辉校长在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下被迫离职，吴南轩继任。吴南轩到任后，复旦爱国学生遭迫害，救亡运动被扼杀。

1937年1月8日，为了贯彻国民党最高当局把复旦大学迁出上海的意图，学校董事会召开第九次会议“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民族资本家 荣德生出资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以促成复旦迁校。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1937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学院，十六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一所，义务小学二所。复旦大学已成为我国东南的重要学府。

1937年，“八一三”日寇侵沪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复旦学生开学到校极少。不久，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落而退出。复旦、大夏组织临时联大，分二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

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一部联大决定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重庆各界欢迎复旦留在四川。

1938年2月，复旦在重庆复课，师生精神振奋，教学认真，生活俭朴，颇有一番新兴气象。同时，复旦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该年复旦大学重庆部有六十多名毕业生。

1938年2月，留沪复旦复课。这年暑假，复旦上海部有55名毕业生。

1938年秋，复旦渝校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

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重庆复旦大学，罹难师生共七人。全校师生，同声哀悼。由于校舍被炸毁，学校宣告本学期暂告一段落。

1940年秋，复旦渝校建立农学院。

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渝校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上海租界。李登辉校长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

1946年8月,复旦大学渝校的师生回到上海。

12月24日夜，北大先修班的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行奸污。30日晚，复旦举行“全校学生大会”，控诉揭露驻华美军暴行，决定从12月31日起罢课三天。31日，复旦与其他各校代表开会，组成“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决定在1947年元旦举行全市性抗暴游行大示威。

1947年元旦，复旦同学七八百人由虹口公园经四川北路进行游行示威。下午，游行队伍在外滩与十所大专院校、十六所中学同学一起共一万余人，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南京路进行游行示威。同日，复旦大学的33位教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的意见书》。这场抗议驻华美军的运动持续到三月上旬，成为蒋统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的标志。

3月，复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同学组成“五院联合竞选团”，反动学生组成“不谈政治竞选团”，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五院联合竞选团”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学生自治会竞选一结束，复旦同学立即投入到三反运动中去。

5月26日，在特务学生的指挥下，反动军警在国权路埋伏，袭击进步学生，这就是“国权路血案”。 “国权路血案”发生后，同学罢课，教授罢教，章益校长也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全市性大搜捕，全市共逮捕学生50余人。复旦同学被捕去11人，由于争议力量的努力，从7月8日开始，被捕学生陆续释放。

7月5日，李登辉老校长提出了“复旦精神”的定义，他对毕业生说：“…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也是你们的责任！”

194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暗中策划复旦迁校台湾，一千多名师生联合签名反对，这件事揭开了护校和迎接解放斗争的序幕。

1949年，为了做好护校工作，以学生为主建立了防护大队。

4月2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复旦大学在两天内迁入市区育才中学。国民党军队随即进入学校。5月27日，上海大部解放，复旦同学立即集合，配合人民解放军，乘汽车进入复旦校园。6月20日，学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复旦大学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成为中国重点大学之一。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应陈望道校长之请，为复旦亲笔题写了校名。建国52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复旦经历了三次重大发展机遇。

第一次是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原有的一批应用系科调出，华东地区10余所高校的文、理相关系科并入，是年复旦不仅大大加强了基础学科的实力，也集中了江、浙、皖、沪地区一批优秀人才，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卢鹤绂等教授，均是在院系调整中进复旦的。

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国家在“七五”、“八五”、“九五”计划中，连年把复旦大学纳入重点建设之列，使复旦迅速由文、理两科发展成为包括人文、社会、自然、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多科性综合大学，成为新中国一所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学府。

第三次是2000年4月27日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复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医科，学科门类比过去更齐全，综合实力比过去更增强，更具备向世界第一流大学迈进的必要条件。

材料来自复旦大学网站相关介绍

⑸ 当初浙江大学聘请一名快递员当教授，破解世界难题后，他现状怎么样了

有许多人都认为数学是一门很难的学科，初中的数学还没有那么深奥，到了高中、大学的数学，那更是有些难度了，特别是试卷最后一题大题，假如说有人能够解答，那他的数学肯定是极好的。

在我们的印象里，是不是能够解答出深奥的数学题的都是那些很有学问的学者或者是数学老师呢？其实不然，高手往往都是出现在民间的，很多人没有往数学的领域发展，但是不代表他们不会数学。

有一位河南的快递小哥，他送快递已有十年的时间了，破解了很多的数学难题，最后被浙江大学聘请为临时教授。

结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坚持下来呢？余建春成功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坚持下去，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⑹ 浙江大学的教授们在上司公司兼职名单

话说浙江大学在职教师项坚出任上市公司汉鼎宇佑董事长，开创了A股市场的先河。

其实，浙大老师在外兼职一直十分普遍，其中尤以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为最。

赵骏，光华法学院教授，贝达药业、数源科技

陈信勇，光华法学院教授，巴士在线、永高股份

陈林林，光华法学院教师，浙江永强

钟瑞庆，经济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钱江摩托、思美传媒

吴飞，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汉鼎宇佑

黄爱华，哲学系副教授，巨星科技

吴次芳，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横店东磁

徐金发，企业成长研究中心主任，伟星股份、大立科技、金马股份、浙江龙盛

李有星，公司上市与并购法研究室主任，海翔药业、杭萧钢构、万家文化

王匡，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天威视讯

韩雁，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洁美科技

朱大中，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士兰微

董树荣，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洁美科技

蔡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双环传动、围海股份、道明光学

姚先国，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能电力、卧龙电气、同花顺

杨立荣，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教授，九洲药业

鲍世宁，物理系教授，星帅尔

金小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教授，士兰微

俞小莉，动力机械及车辆研究所所长，银轮股份、亚太股份、新坐标

陈光明，制冷与低温研究所教授，中泰股份

谭建荣，机械工程学系主任，杭氧股份、兴源过滤

童水光，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今飞凯达

朱亚尔，分析测试中心副教授，巨星科技

史惠祥，环境研究院副院长，贝因美

李永泉，生化研究所所长，南洋科技、栋梁新材

孙优贤，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聚光科技

詹金彪，医学院生化系教授，亚太药业

何超，医学院教授，大华股份

陈忠，医学部副主任，美诺华

陈枢青，药学院教授，海正药业

潘远江，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副主任，奥翔药业

徐萍平，城市学院商学院管理系教授，莎普爱思

吴伟明，城市学院教授，金固股份、双林股份

周虹，城市学院教授，华统股份

…………

（以上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公开资料。随着岗位调整，部分教授的职务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不在上市公司兼职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浙江大学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浙大毕业的富豪老板多如牛毛，身家千万的教授也大有人在。一些跟上市公司走的近的老师，左手课堂，右手市场，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

不过，并不是哪个教授都可以随便做上市公司独董——不然，浙大的校长、副校长、院长们，岂不成了上市公司争抢的香饽饽？

2015年11月，教育部曾专门下文，要求高校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继官员独董之后，A股大批高校独董辞职。

或许受此影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软件学院院长陈纯、浙大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凌、药学院副院长杨波等人已经不在上市公司兼任独董。

公司需要贴金，教授需要钱，互补。

⑺ 多名大学教授连夜辞任独董，辞任的原因是什么

近几天来，不少大学教授辞去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例如，1辞职的辽宁成达独立董事谢德仁现在是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他于今年8月刚刚成为辽宁成达的独立董事，并于几天前匆忙辞职。孙坚，桦甸能源独立董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他于前几天宣布辞去独立董事职务。2020年，他从该公司获得的税前薪酬总额为6.32万元。石希敏，凯山股份的独立董事，是浙江财经学院的会计教授。他于今年5月成为凯山股份的独立董事，也于近日辞职。

⑻ 人口论者马寅初的人生故事

马寅初（1882—1982） ，汉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编辑本段]年谱
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更名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同年与妻子张团妹结婚
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1915年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
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务长。
1917 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小学毕业的王仲贞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马寅初与两位妻子恩爱和谐，共生育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美满家庭。
1920年，继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首任商科主任杨杏佛之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曾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
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曾任中山大学、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重庆陆军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等校教授。
1932年——1936年 任交通大学教授
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居家赋闲。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编辑本段]特别经历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曾因抨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而父亲马棣生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一定要马寅初学管帐记账，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马寅初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
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他被送往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为“强国富民”，马寅初在美国决定攻读经济，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马寅初的爱国行动、正义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马寅初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成了旧中国时代一个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 解放前马寅初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康生、陈伯达一伙竟把《新人口论》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马寅初理直气壮，出来应战，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编辑本段]历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务印书馆1939
3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1947
4新人口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1958
7新人口论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8马寅初抨官僚资本 重庆出版社1983
9马寅初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0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1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2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2001
14财政学与中国财：理论与实践 商务印书馆1948
15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1930
16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1929
17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33
18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1946
19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5
20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1935
21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32
22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5
23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7
24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马寅初讲演 胶济铁路同人学术研究会
25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28
[编辑本段]马寅初故居
——东总布胡同32号
东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建国门北大街，长6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顶银胡同、贡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大羊宜宾胡同、宝珠子胡同、北总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明代，与西总布胡同统称“总铺胡同”，因胡同内设有总捕衙署而得名；清乾隆时改称“总部胡同”，宣统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西段称“西总布胡同”，东段称“东总布胡同”。
东总布胡同32号，旧时的门牌是东总布胡同62号，在胡同中段南侧，整座建筑为西洋风格。围墙相对较高，西式街门面北，有五步台阶；院内主要建筑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楼房南面与围墙之间构成一个树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宁静。
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间，其中楼房30间，建筑面积共计444．1平方米。此房购于1950年5月，经修葺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自东城区沙滩迁至海淀区燕园，为避免远道奔波，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园63号居住。
陈芳在《燕东园和燕南园话旧》一文中写道:“坐落在燕南园东南部的63号院，是一座别致的中西结合、中国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筑。63号院正门面南，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气派较大。整体建筑坐落在虎皮石台阶上，周边环绕都是一米左右长的花岗岩条石，建筑四角是仿中国木结构做法的钢筋混凝土半圆形柱子。正南门外有一个凹进去的门栏（中国南方风格，北方少见），两扇大门，两侧各有四扇中式窗户，相当对称；窗下墙（坎墙）是中国式的凹形，建筑层顶是西式钢筋屋架，呈直线三角形，上铺机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国传统最尊贵屋顶庑殿的一点风格。建筑高度从台阶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顶石是圆形，屋檐下突出石块是仿中国传统梁头，但上面没有彩画和雕刻，檩条用水泥制成。”“当年院内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居住期间，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搬回东总布胡同32号。此时的马寅初已是78岁高龄，且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如今叫做“话语权”，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对于智者而言，赋闲至多只能标志宦海失意，决不意味事业无成。马寅初在赋闲期间，完成了百万字之巨的《农书》初稿，可惜《农书》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现在，东总布胡同32号为马寅初的后人居住。另外，在竹竿巷与青春路交界处，也有马寅初故居，现在已成为博物馆。（第二课堂活动处）前面还有一尊马寅初的雕塑。
马寅初(1882—1982)，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有《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文集》、《中国经济改造》、《通货新论》、《新人口论》等著作存世。
马寅初生于清光绪八年，在旧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
有一个说法，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马寅初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着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马寅初的请求。
有一个佐证，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有一个制度，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孰料，马寅初的真知灼见却遭到了愈演愈烈的批判，直至被迫辞职。使人联想到唐代韩愈的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
“拒绝检讨”，谈何容易。然而，马寅初做到了。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此时的马寅初已经九十八岁了，历史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向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道歉。
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建议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受到错误批判。事实证明，马寅初的观点是正确的，批判他的后果是造成此后全国多生了几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