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蔡教授

㈠ 蔡元培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最成功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为什么能成为最成功的大学校长？

世界上和北大水平相当甚至超过北大的学校为数不少，但是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像北大一样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此息息相关。以一所学校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之影响，连耶鲁、哈佛、剑桥等大学都不能相比。能够成功地塑造这样一所学校，不是教育家，是什么？

但是，众人在谈论蔡元培的教育成就之时，很少有人提及蔡元培作为教育家的基础。追忆蔡先生，纪念蔡先生，首先要还原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士——这是晚清危局中蔡元培的身份，也是蔡元培的底色，之后虽经德国游学而未改变。同情维新——则是蔡元培的政治起点。

蔡元培之成为教育家早有夙缘：光绪二十年晋阶翰林，在世俗看来是通往锦绣前程的天梯，而对于蔡元培来讲则是他告别仕途的月台。在北京愈久，蔡元培就愈感觉到大清王朝没有希望，随着往昔热心维新的朋友风流云散，蔡元培对于维新的同情转为失望。1898年9月，蔡元培结束了四年半无味的翰林生涯回到家乡绍兴，绝意于官场。回乡后，蔡元培投身的第一个领域便是教育。

当时，蔡元培的故交徐树兰刚刚创办中西学校不久，蔡一回乡，便被故交延请为校长。中西学堂在当时是一所颇为新潮的学校，与北大渊源也甚为深厚：后来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季烈就是当时中西学堂的学生。不过，徐之所以延请蔡元培，除了故交这一因素之外，蔡元培的翰林身份也相当重要。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西学堂虽然是一所新潮学校，其中的新旧之争却很强烈。

蔡元培就是因为在新旧之争中支持新派而和徐树新发生矛盾愤而辞职。旧翰林却是新风潮的代表人物，徐树新选择蔡元培算是看走了眼，但是对于蔡元培来说，却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教育之路。之后的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特班总教习；1902年，又和同仁一道筹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并担任会长和校长之职。

之后的日子里，蔡元培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教育领域，当时革命风潮四起，蔡元培也脱下儒衣，摇身一变而成为老牌革命党。我以为，老牌革命党的资历，是蔡元培之后能够对北大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原因。

㈡ 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讲对现今社会的学生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讲对现会社会的学生很有启发，在名校北大，这个高等学府中，人才辈出，潜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㈢ 蔡洪滨的人物介绍

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 。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
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
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
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
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调任院长助理，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
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蔡洪滨老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已在国际顶尖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蔡老师还为三十多 家学术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顶尖 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他对经济学研究持续的投入，正体现出一名学者对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执着。
让我们来看看蔡老师的研究中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吧。他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学术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点研究政府集权和分权对各级政府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挑战了该领域的流行观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分权能够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则用理论模型说明，只有当各个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否则分权反而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加剧各地区间原有的不平衡。这一结论的含义是，竞争对地方政府会有激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的。
通俗地讲，当两个竞争者在赛跑时，如果起跑线是一样的，并且两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竞争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来争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制度设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竞争者之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例如，让西部城市与上海一起竞争，那么就起不到激励作用；因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发达，不用努力也要比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么努力，短期内也很难追得上。这样的竞争态势就达不到预期的激励竞争的效果。尤其在中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政府过分分权，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发达的省市利用原有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竞争动力就会越来越落后，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会更大。
此外，蔡老师及其合作者还研究了分权与投资环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分权的关系等。国际理论界对于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的出现”。 蔡洪滨老师之所以回国，主要是希望把经济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蔡老师认为，这是个非常高的目标，需要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越来越复杂，对经济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师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现有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有其意义。由于这种共性，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应能极大丰富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关于做学问的心得，蔡老师给我们区分了国内外做研究的区别。在他看来，与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是细致的分工下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具体原因包括：
第一，国外的数据很多，并且分工很详细，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与总结数据和事实。这些基本的素材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便。国内则由于各种原因，缺少对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归纳与系统总结。
第二，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一项政策或者一个数据的意义比较直观，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许多。一项政策出台后，执行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中国的数据背后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填数据的人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如果对这些政策或者数据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机械地得出结论，那么对事实的掌握就会出现偏差。
因此，蔡老师认为，在中国做研究，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深层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断。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需要向老一辈和回国比较久的学者学习的地方。例如，像厉以宁老师、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等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就得益于他们平时大量地接触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通过到各地考察，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能感觉到和把握住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和新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后再借助恰当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出现有创新性的成果。
那么在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问呢？蔡老师认为，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现代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方法，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要具有国际水准，研究成果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分析和公众的讨论有所帮助。
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蔡洪滨老师领导建立了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学者、国际经济学界最出色的华人学者，以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顶级学者。蔡老师希望研究所能够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得到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者产生积极影响。 光华的应用经济学系规模并不大，建系历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时，就由厉以宁老师出任系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正是在当初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多年以来，在厉以宁、邹恒甫、秦宛顺、朱善利、张维迎等老师的建设下，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氛围，积累起雄厚的研究实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广为重视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包括许多从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也在加入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后很快成长，逐渐崭露头角。
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应用经济学系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瞩目的进步。首先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学年，应用经济学系共有四位老师在国际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屡屡见诸国内核心期刊。更为可喜的是，系里的年轻教员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也正是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蓬勃发展的佐证。蔡老师说，这样的进步与应用经济学系对学术研究的强调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次是每周二的学术研讨会。蔡老师认为，以国外的研究经验而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座不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围，也能促进师生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因此，应用经济学系在过去的一年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讨会制度，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内较为活跃的学者来光华展示研究成果。参加研讨会的师生与演讲者充分交流，双方都能从自由讨论中受益。同时系里还会安排年轻教员及学生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蔡老师希望这方面的举措能为年轻教员和 学生提供参与国际顶级研究的机会，最终增强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力量。
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的调整，课程设置在广度和难度上更加贴合国际标准，研究生不仅相互之间更为积极地讨论，与老师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好几个讨论班时，蔡老师说，研究生在现阶段体现出的这种对于研究的热情和自主性，正是他们将来进一步出国深造、或是在国内高校和相关机构任教研究的基础。
作为新任院长助理的蔡洪滨老师，主要负责教员引进、学科建设和本、硕、博项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励研究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提升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蔡老师还介绍说，由于经济学在培养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学院将加强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并争取在下一年落实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本科项目。而同时还作为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蔡洪滨老师，将继续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刚刚卸下系主任担子的他相信，应用经济学系将在新一任系主任龚六堂老师的带领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

㈣ 蔡元培对北大的感情是怎样的

许多人都觉得“北大精神”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底什么是“北大精神”，
实在难以界定。可是，说蔡元培的胸襟与领导作风是“北大精神”众多因素中的核
心，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我都承认北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独
特的重要角色，那么，蔡元培使北大成为一所伟大的学府，他的成就显然是无出
其右的。其实，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
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自然，并不是所有历史要人都受到像
我们今天这样的纪念的；这种盛事为传说而设，也是传说赖以流传不灭的原因。
要写像蔡元培这样一个超凡入圣的人物殊非易事，因为难于在真实的历史人物本
身和传说对历史事实的渲染之间持平。两者都属于历史，都不可偏废。
我想从一个简单但又常被忽视的观点说起：时势造英雄。蔡元培的伟大不光
是他自身的条件造成的，而是环境的因素造就了他的角色。蔡元培本人也承认这
一点。在一九二九年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中，他纠正了北大同人以为
他们的大学乃天之骄子的自满，并提醒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是中国惟一的
国立大学，故而影响必大。换言之，蔡元培明白，北大在五四时期之所以举足轻
重，泰半是由于该校显要的地位使校内的一举一动都必然备受注意。它是当时惟
一的国立大学，而且位居首都——虽然这并不能保证北大一定优良，但那里发生的
事总是惹人注目的。
当一九一六年孙中山鼓励蔡元培接受北大的聘请时，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
这个讲坛去影响国事。蔡元培似乎也意识到，这所最高学府就像个扬声器，谁通过
它说话，它就能把谁的声音放大。乎从一开始，蔡元培晋身北大就多少怀有政治目
的。这并不是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为了从政——这种想法是他所不屑的——而
是说，他清楚了解教育和文化领域是权力之所在。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关
于文化的，但很明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文化权威是建筑政治权威
的众多基础之一，因此政治文化比表面上的政界更值得注意。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
这一点，于是寻求以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来影响国计。
蔡元培了解到教育和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但他仍然相信，知识分子需要开辟自
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他寻求把知识分子从长期对国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好
让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而不单是为了顺应当权
者的政治需要。因此，他在北大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创造高瞻远瞩的眼光，切断学
生心目中大学文凭和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就任北京大
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寻求消弭遗留在学生和教授意识中的科举心态，给与
他们新的大学观：

诸君来此求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
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
，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
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
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
又何必来此大学？

蔡元培的这番话是要表明，他对北大众人寄予厚望。他认为，如果他们有领导
社会的道义，他们就必须出类拔萃。
一年之后，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以提倡正直的德行。他又一次表示，他
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须戒酒、戒赌、戒嫖。蔡元培
甚至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大学同人若要做社会领袖和模范，就不能向狭
隘的政治利益妥协；他们要做勇敢的人，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
义。蔡元培说：

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
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
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
蔡元培试图藉着前人的榜样在北大创造一种使命感，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
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面对挑战永不退缩。蔡校长刻意把北大与敢于反抗的精
英传统联系起来，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信念灌输到北大师生的头脑中。蔡元培对
知识分子作为领袖和道德模范的强调，是与儒家的观点一致的。不难看出，蔡元培
在努力塑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他一些最重要的想法是从中国历史的仓库中
借来的。
尽管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多种多样，而且涉及校园生活的各方面，然而，没
有一条政策的影响力比得上他那奉为金科玉律的基本哲学精神，那就是开明的头脑
，求知的诚意，以及批判的思维。这精神可以用“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来概
括。蔡元培的哲学取向基本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特质，反映出他相信各家思想都有
其可取之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不会去遏止其他声音，而会去鼓励各种方向的
学术探究，从而丰富自己的资源。蔡元培对这种取向的强烈信念与他对理学正宗的
憎恶是一致的。他是在清朝最后的数十年间，在理学的薰陶下长大的，因此认为
僵化的理学正宗是造成中国百年来陷于列强围困的主要原因。
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
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毫无疑问，他在德
、法大学校园内所度过的岁月，特别是德国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
育哲学，对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过很大的影响。当然，也不可抹煞蔡元培本
身深厚的中国古史知识，以及他从百家争鸣时代之中获得的学术活力。在其思想核
心处，蔡元培深以为国家干预国民的学习生活是错误的，把对理念的思考和讨论定
为政治罪也是错误的。蔡元培在一九一二年任教育总长时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
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
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认为，学术生活的政治化，尤其是在北大这种与官方文化紧密联系的机
构，已导致精神生活完全呆滞，妨碍国民进步。为确保政府不干涉校务，蔡元培
在北大掌舵之后即制定一套学术自治政策。他仿效在欧洲时考察过的一些大学，
建立大学评议会，成员由同事互选，并在各系开设教授会。这些体制负责起北大最
重要的决策，维护知识分子自理的权利，使其免受政客外行的干扰和截然不同的利
益所左右。
这些基本信念——相信大学是特区，相信知识分子领导社会责无旁贷，相信
所有思想都应受到尊重并得到表达的机会——指引着蔡元培动手改革北大。蔡元培
促进学术多元化的显例见于他的招聘政策。一个教授只要才能出众，蔡元培就愿
意雇用，并不取决于政治或经验的测试。一个人不必信奉任何政治思想、赞成某
家学说或年届几许，只要学有所长便在招聘之列。因此，北大既有陈独秀，又有辜
鸿铭，既有钱玄同，也有黄侃。用人而容许这样不同的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存，可
见蔡元培胸襟广阔。这意味着他不把真理定于一尊，而且明白，两个持相反的观点
的人，在教学上都能使学生有所得益。
蔡元培相信，通过对同一问题不同观点的比较、对照，学生既会在学术上增
强信心，也可获得知识。在这种信念支持下，蔡校长很尊重学生的辨识能力，同
时他也懂得，学生要在学术上成熟，首先得接受学术的挑战。蔡元培就像父亲一
样，既悉心引导自己的孩子，但又不剥夺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犯错的自由。他鼓励
北大学生好好把握自己的学习机会，依靠自己去求得思想解放。在实际行动中，蔡
校长大力支持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五四运动前后年间，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
学生社团，例如新潮社、国民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画法研究会
、书法研究会、静坐会、哲学研究会等等。
当然，蔡元培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所有师生的陋习。即使在他到
任之后，许多师生依旧寻欢作乐，赌博、嫖妓、旷课——这些使北大的声誉在辛亥
革命后最初几年严重受损的行为仍在持续。这只要翻翻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
便可一目了然。然而重要的是，蔡元培致力在北大营造一种开明、活跃的学术氛围
，成功地使一小部分人投身于北大有史以来最严谨的生活之中。五四运动前后，北
大是全国最生气勃勃的机构，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能源。源自北大的新思想和参
与感，以及相信中国青年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信念，对一个从来都是厚古
薄今、重传统轻革新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革命。从一九一七年到二十年代初，
蔡元培把北大惊人的能量释放出来，宛如在一潭死水中发现了生命的奥秘。
不难想象，蔡元培在这所最高学府中培育的新气象引起了政治、文化保守分子
的反对。这些人当然不愿意支持新的思维方法或新的文化权威。一九一九年冬，面
对林纾等守旧分子以及与安福系结盟的政治反动派的攻击，蔡元培义正辞严地维护
了北大的各种革新实验。他的带头作用也激励了其他人站出来拥护学术开放。蔡
元培来北大前已认识到，教育和文化具有其独立的权力根源，因此他敢于直面对
他本人及其学校的恫吓。由此也可看出，教育家的角色是可以多么的政治化。这并
不是说蔡元培想挑起类似一九一九年那种与军阀政府的对抗。事实上，学生在五
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
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
信中这样写道：

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
万分之几。……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
绝对牺牲之乎？

虽然蔡元培过去从未对政治积极性与学习的关系阐述得如此明确，但他显然相
信二者之间应泾渭分明，而学生的爱国热忱已越雷池。然而，我却认为，蔡元培
就任校长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向北大全体学生传递着复杂的信息。通过鼓励
学生独立思考并在社会上担当领导角色，蔡元培实际上为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
运动铺了路。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的后期，确实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如何既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行使权力，而又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这一棘手的问题。他认为，政治斗争只会干
扰学校贯彻其学术研究的宗旨。蔡元培于一九一七年接受北大校长一职，是因为
他知道，这所最高学府会为他提供一个独特的讲坛去影响国事。然而，他没有预
见到其他人也同样会看中北大这一位置所能产生的威力，而利用它来别有所图。蔡
元培相信权力可以通过文化来行使，而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可以尽量避免，这想法
在当时的情况下未免过于谨小慎微。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形势都很危急，
难怪北大的学生不满足于闭门造车，空谈救国，也难怪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变得越来
越政治化。教育与文化直接导致学生参与政治，而蔡元培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自然使蔡元培感到沮丧；二十年代各路军阀在首都的倒行逆施也使
他不满。实际上，整个二十年代，他与北京显然聚少离多。一九二一年的一大段
时间他都不在北京，一九二二年末又再度离京，一去不返。虽然直到一九二七年，
他都是名义上的校长，但其实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蒋梦麟在北大主持
日常校务。正如蔡元培后来所写的：“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
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蔡元培这样写无疑是过
谦了，但我仍然相信，他本人认为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的。
他本想把北大办成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使之与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
学看齐。他当然知道，比起从前，他的改良措施已使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变成生机
勃发、充满理想的地方，但他也认识到，他要把北大改造成世界级研究中心的计划
，在二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下遭到了挫败。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使北大偏离了
学术的轨道，这是蔡元培深感遗憾的。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九年北大成立三十一
周年之际，蔡元培正是这样提醒学生的：北大之所以卓越，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北大
。他写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备受注目，是因为它地处首都，而且是中国的惟
一国立大学；北大不能永远安于吃老本，而应努力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这才是
造福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篇文章中，蔡元培虽然没有说得十分直露，但他无疑
是在暗示，北大在政治中陷得太深了，没能达到他的期望。
假如蔡元培认为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是失败的，那么，为何他与北大的关系
变得如此传奇？这会不会只是蔡元培的自谦之词，而他实际上非常成功呢？我认为
并非如此——起码以蔡元培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并非如此。正如我前文所指出的，蔡
元培以学生为社会领袖的哲学，创造了引起五四运动的学术气氛，这很大程度上
解释了蔡元培传奇式的声望。由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五四运动都是作为伟大的爱
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捩点来纪念的，蔡元培的声誉也自然水涨船
高。这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二十年代由此引发的
学生政治浪潮，蔡元培都并非百分之百地支持。
然而，我认为，蔡元培传奇式的地位并非全然因为他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事
实上，我觉得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
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他有开明而宽容的胸襟，加上他试图创造一种多
元的气氛，建立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地带，在在都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典
范。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每当知识分子为这些理想而奋斗时，蔡元培总是被奉为
圭臬，正如蔡元培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
一样。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他的风范与北大历史同在。北大精神乃蔡
元培所孕育，只有不断弘扬蔡元培的风范，北大精神才可望历久不衰。

㈤ 蔡元培有什么人格魅力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 “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20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1949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有关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后半个世纪里。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可以吸取，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㈥ 蔡洪滨的个人简介

蔡洪滨教授作为一名从美国名校毕业的经济学者，将自己的大量精力贡献到自己所喜爱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研究领域有产业组织，博弈论，公司金融，企业理论，制度分析，政治经济学，试验经济学等。不懈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蔡洪滨曾发起组织留美中国金融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是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B.E. Journals i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ies 和 B.E. Journals in Theoretical Economics 杂志编委，为三十多家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被美国三十多所大学邀请做学术报告。
他于2006年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2010年12月，当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蔡洪滨自2009年11月起任光大银行独立董事。并于今年上半年接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担任中国联通独立董事。

㈦ 为何当了11年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在北京买房定居

1919年，鲁迅先生花了3500个大洋，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有三十几间房子的四合院。房子装修好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经多次上门拜访鲁迅、周作人兄弟。

1922年，北京大学聘请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为教授，教习世界语。爱罗先珂在北京没有住处，蔡元培便请鲁迅、周作人将他暂时安顿在后院的客房里。

有读者问了：蔡元培先生贵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自己没有房子吗？

后来，蔡元培离开了北京后，反而差点有了一套房子。

1927年，蔡元培离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28年，蔡元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此后直到1937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蔡元培在上海居住了9年。9年内，蔡元培在上海先后租房5次，租房的地方分别是：慕尔呜路升平街二百四十三号、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五十四号、愚园路八百八十四号、海格路一百七十五号，平均两年搬一次家。

那时候，蔡元培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如此高密度的搬家，让蔡元培身心俱来，却又无可奈何。上海的房价高于北京，连稿费很高的鲁迅都买不起房，更别说已经卸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了。

㈧ 蔡元培的一生是怎样的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㈨ 蔡云培的两次拒绝。哪两次拒绝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人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元培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外国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当时，蔡元培刚刚入主北大，还是“新人”，拒绝要求沿袭用英语开会的“ 资深”外国教授的请求的确是需要勇气的。

蔡先生为人虽然很平和，但有时却很固执。当时北大有两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蔡先生很不高兴，到聘约期满的时候，不再续聘他们。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到蔡元培为那两名教授说情，遭到了拒绝。朱

㈩ 蔡金星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男，1966年出生于江苏海门，199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从事代数几何的研究工作。在代数曲面和高维簇的几何与分类，尤其是高维簇的代数结构与拓扑结构的关系问题和代数曲面的自同构群等方面做了系统的研究，单独或与人合作在国际重要SCI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9篇。1998年被美国数学评论杂志聘为数学评论员。
科研项目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资助来源 1999/1--2001/12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2002/1-2003/12 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 2003/1--2005/12 自然科学基金 主要论著 作品名称 下载链接 A note on Abelian automorphism groups of surfaces of general type. Comm. in Alg. 26 (1998) 无 Irregularity of certain algebraic fiber spaces. Manuscript Math. 95(1998) 无 Bounds of automorphism groups of surfaces of general type in positive characteristic. J. pure and Applied Alg. 149(2000) 无 On Abelian automorphism groups of fibered surfaces of small genus. Math. Proc. Camb. Phil.Soc. 130(2001) 无 The Albanese map of a 3-fold of general type whose canonical map is compoesed with a pencil. Math. Z. (2002) 无 Numerical criteria for certain fiber spaces to be birationally trivial. Nagoya Math. J.168(2002) 无 所获奖励 获奖时间 所获奖励 2001年度 周培源教学奖 社会工作 时间 所在机构 担任职务 1998-- Mathematical Reviews 评论员 教学活动 开课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2003/9-2004/1 代数几何 II 研究生 2003/9--2004/1 线性代数 物理学院本科 2002/2--2002/6 代数曲线 研究生 2001/9--2002/1 代数几何初步 研究生 2001/2--2001/6 Abel 簇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