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旅游专业老教授

㈠ 西北大学的历史

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简称"西大"，始建于1902年，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 ，坐落于古都西安，是国家教育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大学，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西迁来陕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复称国立西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部直属综合大学。1950年复名西北大学。1958年改隶陕西省主管。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西北大学形成了"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汇聚了众多名师大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才任天下的杰出人才，享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望，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
截至2015年5月，学校有太白校区、长安校区、桃园校区三个校区，总占地面积2360余亩。有全日制在校生25000余人，其中全日制研究生6000余人，外国留学生700余人 。

㈡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礼堂草坪
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
西北大学历史沿革图(1902——2002)
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前清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2]
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2]
1915—1923年
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
国立西北大学
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
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2]
1924—1936年
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

长安校区风光(21张)
、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鲁迅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

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邓小平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2]
1937—1948年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2]
公诚勤朴
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7-1950.12）（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2]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
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2]
1949—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2]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

太白校区风光(15张)
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2]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
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2]

㈢ 西北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西北大学快两年了，我对它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学风踏实，学校的师资还是很强的，虽然数量比不上那些巨无霸大学，但难得可贵的就是老师整体的素质都比较好。

我的兴趣比较多，虽然我是个文科生，但很喜欢跨专业去蹭课，特别是理科专业，总感觉很新鲜很有趣。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老师，他们是我认为比较值得去蹭课的。他们的课绝对会让人耳目一新。

1.王鹏程教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是文学院的老师。他的课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类，王老师讲课非常有特色，虽然他不笑，但却非常认真，思想很宽泛很客观，他的课能让学生学到一种批判精神。经常讲一些现代文学史课本上了解不到的东西，特别是能够颠覆我们平常的认知，这非常的引人入胜。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㈣ 哪个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最好

曾，几何时，“旅游”二字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此，关于旅游的一切便一发不可收拾，电视、网络铺天盖地的旅游类信息；街边旅行社中悠闲询问的人群；旅游景区内的人头攒动。。。 有人说，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于是，在学校里出现了专门培养旅游类人才的学科，比如“旅游管理”。
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这个专业很轻松，能游山玩水，也能学到一些管理知识，将来做个多方人才。
殊不知，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很大。
先说学的课本。有些有用处的，比如《旅游英语》，《商务礼仪》，《旅游地理》等等，不过这些东西从小学到大，在大学里，只不过是换个老师，给你讲早就熟悉了的地理知识；还有些没什么用处的，像《旅游会计学》，我只记住了“借，贷”，其他都没印象，《旅游统计学》，《旅游概论》等等，我始终认为，写这书的人，肯定也写了《工商统计学》，《市场营销统计学》，《电子商务统计学》，除了主语不一样，里面内容大同小异—骗钱的。
大三的时候，旅游专业英语的老师问过我们，你们主要学的是什么课程？我们回答什么都学，很杂；那你们毕业后做什么工作？我们回答什么都能做，但就是不专业。
的确，关于旅游的工作，有旅行社，酒店，或者做旅游规划的公司。可是，挨个分析，先说酒店，有服务员，领班，经理等等这些工作。有人说，大学毕业了，去做领班，主管，多好啊，可惜，酒店不要！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验，没有管理的能力，学过的管理课程，也只是知识。做服务员？大多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小孩，17，8岁，咱本科毕业，23，4岁，去跟他们混，总觉得有点别扭，即使能放下心态，去端盘子，拖地，提拔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再说旅行社。很多人首先想到导游，想到很赚钱，想到每天游山玩水，也想到吃回扣。没错，以前导游很赚钱，每天都给客人讲解同样的景区，爬同样的山，也吃一些回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导游没有工资，没有三险一金，要靠“忽悠”，才能吃到不多的回扣，在团队旅游过程中，吃不好，睡不踏实，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等待着你去解决。做导游时间长了，人就“猾”了。而且，做导游的大多是高中毕业的小孩，吃的“青春饭”，所以很多人转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嗯，其实旅行社中还有一种工作，“计调”，北京叫“op”，“operator”，操作的意思。在外地，计调全程负责旅游团队，在北京，分为“op”和“销售”，销售是一种工作，意思是去拉团过来，然后给销售提成。遗憾的是，北京的旅游类销售，大多是电话销售，就是只要你能说话，就能做的工作，不是说销售不好，而是，干不了。
还有一种，是做旅游策划的公司。可是这类公司大多是一些老教授成立的，工作内容是给某地，某个景点做规划，比如说给海淀区做旅游规划，给颐和园做旅游策划等等，对工作人员大都要求的很专业，换句话说，要求的都是建筑人才，环境人才，美工人才等等，就是很少要旅游人才，因为人家不需要。
那好，别找工作了，去考研吧，可是，学旅游管理的理科大多基础差，数学总是最难的一个，很难考上。
那考公务员吧，翻翻公务员招生简章，很少有要“旅游管理”这个专业的，有，也是要求硕士学历，而且屈指可数。只能去考“专业不限”的职位，可是“专业不限”，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研，几乎没戏。
那做什么呢？
以我班为例，全班48人，很多人都做其他行业，有电视台，法律，贸易等等，真正做旅游的只有4个人，其中有2个在酒店，2个做导游.
写到这，我无语。
最后希望没有错别字。

㈤ 张伯声的个人履历

张伯声（1903.06.23-1994.04.04），男，曾用名张谲骏。张伯声父亲张铭宸是河南省议员、南阳中学监督。
张伯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副校长。
国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
世界地质学界“盛开在地质科学园地里的奇葩”。
1903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南荥阳。
1909年，读私塾。
1913年，入荥阳县高等小学堂，聪颖好学，并喜爱自然地理，深得教师喜爱。
1917年，14岁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现河南大学）二次英文科，他在这里学习两年，一贯刻苦用功，英语教师吴忆鲁赞扬他的求学精神“堪为楷模”。
1919年，他被学校破格选送清华学校深造。
192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公费赴美留学。张伯声留学美国4年，先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不到两年就完成了该校规定的全部学分而提前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后考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化学。
1928年3月，他受到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谭锡畴的影响，把兴趣转向了能为贫穷落后、地大物博的祖国寻找矿产的地质学上。于是，他报考芝加哥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并被录取，开始跟随著名的岩石学家约翰逊教授、构造地质学家坎伯仑教授攻读地质系专业。
1929年，张伯声转入斯坦佛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受到地质学家维里斯教授、布莱克卫尔德教授的精心指导和亲切教诲，学业大有长进。
1930年5月，张伯声因家事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1930年，被聘为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地质、岩矿学教授。
1931年，被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1932年，被母校河南大学聘为理学院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和岩石学等课程。他在母校任教时间仅1年，但他教学认真、重视实践的科学态度却给师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张伯声被聘为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他跟随北洋工学院内迁西安，到由平、津各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被聘为西北大学教授，次年兼任西北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9年，任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07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合并组成 】教授。
1942年，他参加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他被政务院任命为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
1956年，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并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
20世纪60年代初，光荣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61年，张伯声教授因过度劳累，身患高血压病，西北大学为照顾他的身体健康，决定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在指导研究生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年过花甲的张伯声教授竟亦不能幸免，他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多次遭到无情的批判斗争，有一段，每月只能领到24元的生活费。面对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关心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教学工作和自己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不顾年老体弱和种种议论经常跟随师生到野外进行教学实践。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垮台后，年逾古稀的张伯声教授精神焕发，更加积极地投身地质科研事业。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实践、理论升华，他终于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的一个新学派——“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
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次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并调任西安地质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84年，他改任西安地质学院名誉院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培养地质学博士研究生工作。
1992年元月，欣然为母校河南大学题辞。
张伯声院士是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
1994年4月4日下午5时，在西安逝世，享年91岁。

㈥ 西北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西大学生来答一波~

#第三个应该是“为钱正名”的钱维迎，直言不讳的说出“金钱“的本质，纠正人们对它的态度.

在当时那个时代敢于说出如此惊天动地的言论，西大自由又富于创新的学风可见一斑。后来西北大学经济学院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在经济学界有影响力的名人，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压轴的应该就是王岐山了，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学生，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历史学系人深以此为荣，学历史不是如众多家长们所说的百无一用。

㈦ 斯科特简介

人物生平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英文名：Robert Falcon Scott)（1868--1912）是一位英国海军上校。他未能实现自己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的壮志。他的竞争对手罗阿尔德·阿蒙森抢先一个月到达那里...... 1910年6月，斯科特乘坐“特拉·诺瓦号”启程。途中，他听说阿蒙森也正在前往南极。 右图：这幅斯科特的照片是由英国南极探险队队员赫伯特·庞廷拍摄的。不久，庞廷和一部分队员奉命回到基地，留下斯科特和他的10名同伴向南极挺进。 1911年11月1日，斯科特的一队人马离开自己的宿营基地，前往南极。暴风雪使旅行十分艰难。因此，1912年1月3日，斯科特决定只带4位同伴前行，他们是爱德华·威尔逊、享利·鲍尔斯和埃德加·埃文斯、劳伦斯·奥茨。 1月18日，斯科特一行到达南极点。但是，阿蒙森的挪威国旗已经在那里飘扬。他们深感失望，踏上了归途。埃文斯因精神失常死去；奥茨因患严重的冻伤，不愿连累别人，主动要求出去走一圈，在这种环境下，出去只会在零下的寒风中死去，但没人阻止他。剩下的3个人不得不扎营，以躲避恶劣的天气。但恶劣天气没有结束的迹象，终于在3月29日这天，斯科特等3人都死在离开他们的宿营基地几千米处。 人们知晓斯科特最后一次旅行的详情，因为他的日记记到了最后一天。1912年10月，一支搜寻队发现了这本日记，以及斯科特等3人的尸体。3人的尸体被就地掩埋，如今于南极冰下的深处。奥茨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
探险英雄
斯科特被英国人称为20世纪初探险时代的伟大英雄。1910年6月1日，他带领探险队离开英国，向南极点发起 冲刺。
当时，挪威人罗阿尔德·阿蒙森也率领着另外一支探险队向南极点进发。两支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都想争取“国家荣誉”。结果阿蒙森队于1911年12月14日捷足先登，而斯科特队则于1912年1月16日才抵达，比阿蒙森队晚了一个多月。不幸的是，在返程途中，南极寒冷天气提前到来，斯科特队供给不足，饥寒交迫。他们在严寒中苦苦拼搏了两个多月，终因体力不支而长眠于皑皑冰雪中。 早在最后一次南极远征之前，斯科特就已经是英国的民族英雄。他在1902－1904年间首次进行南极探险，相关游记《发现之旅》曾是英国最畅销的书。而他最后一次南极探险的悲壮故事更是激励了一代代英国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他们一行人写了一篇传记《伟大的悲剧》，收录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21课
编辑本段最后的跋涉──日记片断
1月27日，星期六
上午我们是在暴风雪肆虐的雪沟里穿行。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威尔逊和我穿着滑雪板在前边开路，其余的人步行。寻找路径是一件艰巨异常的工作……我们的睡袋湿了，尽管湿得不算太快，但的的确确是在越来越湿。我们渐渐感到越来越饿，如果再吃些东西，尤其是午饭再多吃一点，那将会很有好处。要想尽快赶到下一个补给站，我们就得再稍微走快一些。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就别指望真正地饱餐一顿。要走很长的路，然而，这段路程又无比艰辛……
2月1日，星期四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艰苦跋涉。用4小时45分走完了8英里。晚上8点我们还在走。我们只在12月29日才草草吃过一次午饭，当时离开补给站才一星期。按一天三顿计算，我们手里还有8天的粮食，到达下一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埃文斯的手指头现在情况很糟，掉了两个指甲。是冻伤……
2月17日，星期六
今天情形很坏。埃文斯睡足一觉以后显得好些了。他像往常一样说自己一切正常。他还是走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半小时后他弄劣。后来我们停了大约1小时，埃文斯跟了上来，但走得很慢。半个小时后他的鞋又丢了，我们站在纪念碑岩半腰眺望埃文斯手套没了，手上结满了冰凌。他眼里射出疯狂的目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慢慢地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昏过去了。我们扶他站了起来，走了两三步他又倒了下去。他完全被冻僵了。威尔逊、鲍尔斯和我回去拖雪橇。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抬进帐篷后，他依旧不省人事。午夜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2月22日，星期三
我们命定要经历归途中最严峻的时刻了。今天出发以后不久，东南风变得异常猛烈，风狂扫着地面。我们马上失去了本来就模糊难辨的路标。午饭时根本没见到期望中的圆锥形石头路标。……但这些倒霉事并没让我们心灰意冷，这的确应该记录下来。晚上，我们喝了一顿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真叫人气力倍增、精神振奋……
2月26日，星期日
冷极了。我们双脚冰凉地出发了，因为白天穿的鞋袜根本没有晾干。我们谨慎地消耗着食粮，但我们的食物还应当再多一点才够用。我巴望着下一个补给站，现在离我们只有50英里。到了那里，我们就能够带足补给，继续前边的路程了。
编辑本段斯科特临死前的书信
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亡在即，信中却没有丝毫悲哀绝望的情意，仿佛信中也渗透着那没有生命的天空下清澈的空气。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也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
给妻子
斯科特给妻子凯瑟琳的最后一封信分几天写成，记录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这位探险家在信的开头写道，他和队友“身体很好，充满活力”。随后，他告诉妻子，“亲爱的，这里只有零下70多华氏度，极其寒冷。我几乎无法写字。除了避寒的帐篷，我们一无所有……你知道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我无法再看见你——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对”。 随着处境恶化，斯科特更加绝望，他在信中劝妻子改嫁：“如果有合适的男人和你共同面对困难，你应该走出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他也告诉妻子，面对死亡，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后悔，“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斯科特非常挂念当时仅3岁的儿子彼得，他写道：“可能我无法成为一个好丈夫，但我将是你们美好的回忆。当然，不要为我的死亡感到羞耻，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好的出身，他会感到自豪。”他还嘱咐妻子要培养彼得，让他热爱自然，喜欢户外活动。
给伙伴的遗属
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伙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超人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这样死去是值得纪念的，这样的时刻是伟大的──去安慰那几个伙伴的遗属。
给朋友
他给他的朋友写信。他谈到自己时非常谦逊，但谈到整个民族时却充满无比的自豪，他说，在这样的时刻，他为自己是这个民族的儿子──一个称得上儿子的人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者。但是我们的结局将证明，我们民族还没有丧失那种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他在临死时还对朋友作了友好的表白，这是他在一生中由于男性的倔强而没有说出口的话。他在给他的最好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您这样令我钦佩和爱戴的人，可是我却从未向您表示过，您的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您有许多可以给我，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您。”
给祖国
他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封信是写给他的祖国的。他认为有必要说明，在这场争取英国荣誉的搏斗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却无个人的过错。他一一列举了使他遭到失败的种种意外事件，同时用那种死者特有的无比悲怆的声音，恳切地呼吁所有的英国人不要抛弃他的遗属。他最后想到的仍然不是他的命运。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不是关于自己的死，而是关于活着的他人：“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以下便是几页空白的信纸。 （摘自《夺取南极的斗争》，舒昌善译）
慷慨捐赠
写给妻子遗书写于1912年3月，收信人是“我的遗孀”。1913年，人们在斯科特遗体旁发现了它。 斯科特的祖母达斯拉·斯科特说，遗书表明斯科特身处绝境时仍充满勇气和斗志，“看着这些字迹，你无法相信它们是在遥远的南极，在严寒中写下的。我热泪盈眶”。 这封遗书连同斯科特在探险途中所写的其余300多封信件，已经由斯科特的儿子，已故爵士彼得·斯科特的夫人捐赠给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 研究所所长朱莉安·多德斯韦尔说：“我们非常感激斯科特家族；要不是他们慷慨捐赠，斯科特临终前最心酸的家书很容易就会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据英国《泰晤士报》11日报道，这些书信将从17日开始首次完整展出，公众可以亲身解读探险家悲壮的心路历程。
编辑本段美科学家为英南极探险家正名
新华网2001年9月14日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署的一位科学家日前推出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提出的观点是，近90年前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进行的南极探险活动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并不是斯科特决策的失误，而是变幻无常的寒冷天气。 以前的评论总是说，是斯科特的决策失误导致他和他的4位队友用雪橇拉着设备，在南极探险的路上跋涉了1 450公里之后，最终走上黄泉路。但是在本月新书《最寒冷的三月》中，作者苏珊·所罗门说，1911～1912年的冬天，长达几周最低温度为-37°C的天气要比往常的天气寒冷得多，正是这严寒的天气打乱了斯科特经过周密研究的探险计划。 身为大气研究化学家的所罗门分析了寒冷天气对斯科特一行人的设备所产生的影响，并检查了她从世界各地找到的书籍和日记对当时的天气状况的记载。所罗门本人1999年因发现南极洲上空臭氧层减少的原因而获得美国“全国科学奖章”。她在首次前往南极洲进行臭氧层研究之前，就开始阅读斯科特和他的队友写下的日记。 所罗门把这些信息与南极洲自动气象站过去17年内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数据收集的地点距斯科特的探险路线仅几公里。自动气象站显示的数据表明，这些年里，只有1988年的气温下降到了和斯科特前往南极探险时一样低的温度，而且持续的时间一样长。所罗门对斯科特一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失误之处进行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并不是在为他（斯科特）贴金”。 所罗门说，斯科特一行在研究了规模较小的探险活动和历史记录的基础上，估计到了南极洲的天气会十分糟糕。 他们因此计划在雪橇上使用帆来增速，以便能够“一路飞奔回家”。所罗门称，这个计划很不错。在斯科特南极之行的几周前，由罗阿尔·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已登上南极大陆，他们用的是狗拉雪橇；而斯科特一行使用的是马拉和人拉的雪橇，结果马在严寒中陷入了泥沼。斯科特一行人在抵达南极后，才意识到他们为此行要付出的代价。 在返程中，斯科特和他的两名队友在距大本营只有275公里的地方倒下了，而另外两名队友也在此前“先行一步”了。 然而，《纽约时报》登载的有关所罗门研究结果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来信，该报后来发表了其中几封。信中指出，阿蒙森和他的队友面临的是同样寒冷的天气，他们成功的原因只不过是准备更加充分，因而成为登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 他们此次 去南极极点被称为"伟大的悲剧"他们的精神很伟大他们充分表现出一名敢于为人类献身的英雄的精神与对事业的执著和伟大的集体主义.
编辑本段2美国女排老将斯科特
斯科特，美国女排老队员。 英文名：Danielle Scott 位置： 二传 生日： 01.10.1972 身高： 188cm 体重： 84kg 扣球高度： 325cm 拦网高度： 302cm
编辑本段3NBA球员球员斯科特-波拉德
所在球队：凯尔特人 出生城市：Murray 出生日期：1975-2-12 位置：中锋 身高：211 体重：120 球衣号码：66
编辑本段4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
作为人事管理的创始人之一，工商业活动的一位重要影响者，沃尔特·迪尔·斯科特(Walter·Dill·Scott，1869～1955)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先驱性人物。他是第一位将心理学应用于广告的学者，还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专家，曾担任美国的西北大学校长达19年之久。他的职业横跨学术、企业和军队服务各个领域。在美国人事管理和销售业发展史上，斯科特提出的观点和方法一度成为时尚。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特别是由于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期的成就，掩盖和淡化了他在心理学研究上的贡献。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生平
早期经历
斯科特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一位农场主的家庭，14岁时，由于他的哥哥去西北大学教书，他被安排独自管理整个农场。但是，斯科特的梦想，
不是做一名驰骋在马背上的牛仔
，而是做一名探究人类内心奥秘的教师。为此，他进入伊利诺斯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以全奖进入西北大学，在乔治·A·科尔教授的领导下研究哲学。这段经历，使斯科特对研究人的心灵形成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又前往声名远扬的莱比锡，在那儿师从冯特，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继芒斯特伯格之后从莱比锡走出的又一位心理学大师。 斯科特回到西北大学后，开创了这里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并获得教授席位，接着又担任了西北大学校长。离开西北大学后，他进入卡内基技术研究所，接着出版了他的几本商业心理学讲义，组建咨询性质的斯科特公司，并为45家公司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广告心理学
斯科特最初从事的是广告心理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分析和设计广告文本。1901年的芝加哥年会上，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研究广告的工作实践，使广告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心理学对此可以大有作为。这一见解，得到了当时与会者的热烈支持。在随后的两年间，斯科特连续发表了12篇有关广告心理学的文章，并汇集成一本书，书名叫《广告原理》，于1903年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广告心理学的诞生。1908年，斯科特进一步将广告心理学的知识系统化，写成《广告心理学》出版。 在《广告心理学》这部著作中，斯科特首次提出了广告内容应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要提高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接触次数，以感情诉求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等观点。斯科特研究广告的思路，同后来行为科学的立足点极为相似。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通常建立在感性或情绪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性或逻辑的基础上。 所以，广告应该激发消费者的情绪，诱导消费者的感知，而不是给消费者算明细账，更不是给消费者讲逻辑。在广告产生作用的途径上，暗示比论证更有效。例如，展示出男士系着箭牌领结的广告图片，使人感受到他的帅气和风采，要比一条条列举选择箭牌领结的理由更能使人接受。广告不求令人信服，只求影响人的潜在欲望。广告让人难以忘怀的三大要素是：重复、强度和联系。 按照这三大要素，公司需要经常重复它们的广告，采用生动的形象和词句，并把广告内容与购买者的生活联系起来。广告的出发点是了解顾客的需求，而不是把企业的需求强加于顾客。斯科特的研究成果，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广告街——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座上客，也使广告心理学开始为世人所认可。他的《广告心理学》成为广告人的“圣经”；他的座右铭“不要推销商品，先要‘收买’顾客”，也随之成为广告人的“信条”。
职业人员挑选
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斯科特的兴趣转向了挑选合适的销售人员，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到一般职业人员的挑选。他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发明了用可控的实验方法来进行心理测验，并将其应用于职业选拔和培训。在《量化考评方法选择雇员》一文中，他对不仔细挑选员工，并用强制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商业组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过去曾经有很多工商业组织，在雇用员工时不经过仔细挑选，许多缺乏基本能力和素质的未成年人来从事较低级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系统的培训，使他们欠缺与职位相关的知识，作为代价，只付给他们很低的工资。随着工作需要，企业不得不提升这些员工，但又没有提升职位所必须的培训。这种对选拔和培训的忽视，在实践中导致了大量提升上来的员工不胜任，在更高职位上充满了这种缺乏基本知识和能力的人，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有害。从这一点看，早于劳伦斯·彼得半个世纪，斯科特就已经提出了同后来风靡世界的“彼得原理”(即“只要时间和组织空间许可，所有人都或迟或早会被提拔到不胜任的岗位上”)类似的观点。 在人员选择上，斯科特创立了量化测评方法。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差别，心理学要承认这种差别。为了给不同的公司找到合适的人，可以采取实验性的测评方法。量化测评方法的前提，就是事先确定要招募的职位数量和类型，然后基于应聘者受教育期间的成绩和知情人的推荐陈述，对相应职位的申请者进行一个不太充分的能力估计(即初选)。基于这一估计选出面试人员，让他参与一个为期一天或几天的封闭实验，然后通过对封闭实验中采集到的申请者行为样本，进行相应的分析判断，最终做出选择。斯科特在当时首次提出了基于量化实验的科学方法测评和选拔员工，从而解决了过去在员工甄选方面一直存在的难题。基于这一方法创建的人才测评系统，在一战期间被美国军方用来进行人员的挑选和分配，大约有两三百万人被测试，斯科特也因此而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优异服务奖章。战后，斯科特的方法又被工商业界广泛采用。在霍桑实验前，位于芝加哥的西部电气公司就利用斯科特发明的心理测试，对15名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进行过测试，以评估他们的“创造潜力”。在这一意义上，斯科特的研究同后来的霍桑实验是紧密衔接的。 由于斯科特发明的实验室人员测评方法要受到较多的条件限制，提取信息也不够完整，而且成本较高，促使人们转而寻找更为便捷的方法，如问卷法。但是，随着人事管理的发展，问卷法虽然便捷，却表现出更明显的偏差。于是，工商界又回到斯科特那里，在斯科特的基础上发掘出了新的改进方法，如模拟情景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等。这些方法追根溯源，都是从斯科特那里衍生出来的，由于其准确性较高，至今仍为很多大公司选拔中高级人才时所使用。
效率问题
从人事管理出发，斯科特的研究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行为动机方向扩展，1911年，他发表了又一代表作《增进人们在企业中的效率》。他也因此成为用心理学理论和知识来研究工作场所中动机的第一人。在这部著作中，他指出人的效率是一个变量, 一个根据一定规则可以增加或减少的变量，它取决于许多因素，除了人们都能看到的精神和身体条件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人对生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以及对于每一件具体事情持怎样的观点，与他天生的能力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可以通过外部刺激和意识的作用得以实现。当一位员工做到自认为最好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当他处于完全疲劳的时候, 在正确的激励下, 他还可以继续工作。对于如何增进人们的效率，他提出了12种有效途径，具体是：模仿，提高效率的直接手段；竞争，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忠诚，提高效率的基本前提；专注，提高效率的可靠保证；工资，提高效率的催化剂；快乐，提高效率的润滑剂；敬业，提高效率的能量之转化；放松，提高效率的艺术方法；兴趣，保持高效的动力之源；经验，提高效率的实践保障；判断，提高效率的智慧积累；习惯，提高效率的经验资本。 在对效率问题的研究中，他还发明过治疗夏季萎靡的方法，并在一个星期之内建立了一个引来了大量追随者高度赞扬的系统。这一系统使接受实验的公司生产运行得到显著改善，那些因为高温影响，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冲突边缘的工作团体，那些在闷热中烦躁不安、粗心大意的工人个体，采用这一系统后开始变得稳定而有效率，产出也较之前的夏天提高了20%，甚至达到相当于情况最好的冬季平均水平，员工对工作的厌烦程度也明显下降了。
积累性进步
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斯科特曾经说过：很多时候，某一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是由于没有解决它的“万灵药”。对难题的解决办法取决于内部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基于理论的实践的不断推进，即连锁反应式的积累性进步。他举了解决美国农产品(14.11,-0.12,-0.84%)供应困难问题的例子：首先人们意识到要开垦贫瘠的土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产品供应量。等到农产品被生产出来，人们又意识到了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又开始大力兴建铁路。而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产量而发明的科学种植方法也做出了较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实践探索中，粮食供应问题被充分地解决了。 今天的人事管理问题亦是如此，由于人的复杂性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解决人事管理问题的“万灵药”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因此，人事管理问题的重要性仍在增加，有意义的探索还将继续，更好的办法也会不断被提出，这正符合斯科特的理论，而这种契合又反过来证明了他作为先驱者的伟大之处。
编辑本段沃尔特·迪尔·斯科特著作
斯科特的主要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1921年出版的《广告心理学的理论与实际》，1923年出版的《影响工商业的人：论证和暗示的心理学》，同克洛西尔合著的《人事管理：理论、实务和观点》。斯科特于1910年至1911年在《系统》(即当代《商业周刊》的前身)杂志上发表的工商业心理学系列文章，到1969年，被德克萨斯大学工商研究所以《人事和管理研究专辑第21号》的名称重新印行。

㈧ 西北大学的办学历史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奏本内容表明，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已拨库银二万两兴建陕西大学堂，首批录取的40名学生于1902年3月25日开学上课 。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前清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发现西北大学于1913年创办的《学丛月刊》，该刊早于《清华学报》、《复旦》、《北京大学月刊》等学报，仅晚于东吴大学的《学桴》月刊而成为全国最早的综合大学学报之一。
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 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
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 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鲁迅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
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邓小平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
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7-1950.12）（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
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
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

㈨ 西北大学段清波教授怎么样，今年想报他的研究生，求西大学姐学长帮助

很棒的老师，他今年还带研究生？？？已经是一位老教授了

㈩ 评价下西北大学经济考研情况西方经济

西北大学经济学每一年都挺火的，每一年复试线都不一样，比国家线高一些，复试一般回会刷掉一答两个人的，好好准备吧~~~~~~
最近就业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都能找到工作，只是看工作找的好不好而已。
西大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要高一些，经济类一年好像是9000，一次性交清，公费的名额也比较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