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陆地
Ⅰ 李四光的故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参考资料：http://ke..com/view/2128.htm
Ⅱ 那些名人学土木工程
刘克，湖南攸县人。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野政治部、总政治部干事，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政治处副主任，热辽军区宣传部部长、骑兵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工程部部长、支队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师长、中朝联合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抢修指挥所代司令员、铁道兵团技术副司令员。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兼科学研究部部长。1961年晋为少将。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孙伟（女）(1935.11.16 -)土木工程材料专家。出生于山东省胶州市。1958年7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曾任教授、博导，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硅酸盐学报》副主编。现任东南大学纤维与纤维混凝土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硅酸盐学报》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孙伟长期从事土木工程材料领域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主要从事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与超高性能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高效能防护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应用技术、结构形成与损伤劣化机理、工业废渣资源化、复合因素作用下结构混凝土耐久性评价和寿命预测新理论与新方法等方面开展了科学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和国际或境外合作项目40多项。获国家发明三等奖“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性能设计与施工技术”一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高耐久混凝土的评价与失效机理及寿命预测”一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钢纤维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一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SCI、EI收录126篇次，SCI引用100多篇次。主编国际会议英文论文集《》一部，主要参编《钢纤维混凝土结构》专著一部。培养博士生30人，硕士生36人。
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尹衍梁，1950年出生于台北，祖籍山东省日照市。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大学土木研究所兼任教授，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并兼任建筑事业体总工程师和工程师和研发长。自1995年从日本、芬兰引进预制技术到台湾建筑业，长期从事预制建筑结构工法技术研发和改进，以工业化、机械化方式，陆续开发各项自动化生产技术，大量生产各式预制混凝土构件。近年来，发展快速厂房建造技术，通过预制建筑工法提升高科技厂房建造效率，最快可于100天内完工，大幅提升建筑施工水准，以符合高科技产业快速周期循环的特性。尹衍梁先生多年致力于制工法的研究和工程实践，已发表论文12篇，专著3部，并拥有中国、日本、美国等地专利68项。2004年荣获中国台湾地区土木水利工程学会“会土”荣誉，润泰建筑企业承包项目获得台湾工程界“金质奖”最高荣誉。
1950年8月16日出生，原籍山东省日照市。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美国国际棉业学校毕业，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硕士。 曾任润泰集团董事长，于1993年辞职。后任润泰集团总裁，并任润泰工业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润泰租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润泰建设公司董事长，润泰染织厂公司、润泰广告公司、润泰营造公司常务监事。是台湾知名的青年企业家、润泰工业企业集团核心人物。主要事业为润泰集团，1995年财富净值分别是175亿新台币，在台湾100家大富豪排名榜上名列第20位。 1989年曾出资成立“光华教育基金”，并任总干事。与北京大学合办光华管理学院，任董事。
郑国忠于1935年1月21日出生在潮阳县成田镇上盐汀村一个农民家庭。1954年考上北京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郑国忠教授从教40多年来，为土木、水利、环境、建筑等系学生及进修班学员讲授《测量学》、《GPS卫星测量》、《电磁波测距仪》、《误差理论与应用》、《摄影测量在古建筑中应用》、《遥感技术与城乡规划》、《地籍测量》、《测量仪器学》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精密工程测量》、《城市导线测量》等课程。在教学的同时，郑国忠教授曾结合科研工作需要进修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无线电专业的主干课程。上世纪50年代他研制成功的环路和节点平差电学仪器由我国代表团携带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展览。60年代，他作为光速测距仪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第一代和第二代光速测距仪，通过部级鉴定并上报国家科委，其中第二代光速测距仪移交工厂生产，前后共生产数十台投入作业，成为我国首批生产的光速测距仪，对当时此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0年代他在精密工程测量方面的工作分别有：率先将蒙特卡洛法在测绘上的应用介绍进我国，并取得若干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在精密工程测量仪器和方法上的介绍、分析和归纳，以及有关问题的总结；对我国北京电子对撞机建设中的精密工程测量提供咨询和建议，由此为基础在清华大学工程测量研究生培养上增设《精密工程测量》方向。80年代在卫星大地测量方面的工作获得进展，在人员少、无设备、缺少经费条件下他积极开拓新路，通过办培训班、承接或参加GPS工程、技术咨询、硬软件应用与开发等等途径开展工作；倡议的“’92中国GPS会战”获得有关部委局的支持，实测成功，建立了我国民用的GPS骨干控制网。
郑国忠教授曾先后主持和领导测量队实施了10多个测量工程项目，其中包括GPS测量工程，城市及工程控制测量，地形测量，道路、输电线、水源、渠道测量等等。
在著述方面，郑国忠教授也颇有成就。他亲自参加六个版次的《测量学》（该书曾获校性优秀教材一等奖）教材及四本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他还先后在《清华大学学报》、《工程建设》、《测绘通报》、《自然杂志》、《建筑史论文集》、《测绘科技通讯》等15种期刊及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著（译）作100篇（册），约120万字。另外，他还初、复审教材三部，约170万字。目前，他兼任全国陆地、海洋卫星定位网协调委员会顾问，特种精密工程测量研究中心理事，以及被委任为国家标准《精密工程测量规范》审查委员会主任等。
丁大钧 男，1923年4月出生，安徽无为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安徽大学。曾是纽约科学院会员。现仍担任美高层建筑与都市居住小区理事会第26专业委员会主席等职。兼职于国内外近20个学术组织。1993年在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退休。1981年被国务院首批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培养博士31名，硕士70多名。完成一系列砼和砌体试验及10批共连续23年长期荷载试验，时间最长6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提出的受弯构件刚度裂缝计算被1974年国家设计规范（TJ10-74）采纳；合作研究用钢筋砼井管代替铸铁井管，打井深度达830m，建厂生产几遍全国，节约特多；改进砌体局部受压围箍理论，提出与扩散相结合理论，批判国外横配筋砌体三向受压理论，创横筋拉结为竖向裂缝分开的小砖柱免过早失稳而提高强度新理论并提出新盘旋钢筋，节约钢材一半以上；研究结构机理创“有限基本构件法”（FFMM）计算板壳等结构；提出多种简化计算和近似统一地基模式；1967年在国内首次提出考虑压拉和预应力影响受剪新计算；1967年和1983年在国际上分别首次提出偏心受压构件侧移连续公式和沿保护层裂缝宽度计算；指导研究生完成高层建筑抗震自控体系和其它减震研究，3项经限实用；主持4次国际会议，访问26国和2个地区，被邀担任10余国国际会议顾问和学委会委员30次以上；在国外31所大学、4所国家研究院等讲课40次，国内30多所大学及多个学会和设计院讲课，共计100次近2000小时。出版教材、参考书和专著38本，及一本诗集。在40多种刊物上发表中文论文280多篇；在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发表英文论文总报告和邀请报告60篇，发表10语种外文论文94篇刊在20国36种国际刊物上，其中近70篇刊在24种国际权威刊物上。
木工程工学博士－冯 鹏 分类:冯姓名人2007.5.17 14:48 作者：worldfengshiweb | 评论：0 | 阅读：750
讲师，土木工程工学博士
出生地：陕西省耀县
地 址：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00084
Email：[email protected] or [email protected]
主要经历
1983.9－1993.1 陕西省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
1993.1－1995.7 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
1995.9－2000.7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结51班 建筑结构工程专业 获学士学位
2000.7－2005.1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工程结构研究所 土木工程专业 获博士学位
2005.2－2005.8 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复合材料实验室 博士后
2005.3－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 讲师
Ⅲ 李四光的资料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北京西郊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东边，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人称“李四光路”，因为李四光生前每天都要在这条小路上散步而得名。
今天，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但是，李四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一生所走过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仍给人们许多启示……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风县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原名李仲揆。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Ⅳ 自然杂志 中国十大科学家
1、李四光（1889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 1949年李四光被邀请任政协委员。12月和夫人秘密回国。先后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联主席、政协副主席。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大贡献是创立地质力学，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在很短时间里，发现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滚滚石油冒了出来。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最有力的证明。
2、邓稼先(1924.6.25—1986.7.29)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基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 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0月到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3、钱学森 1911.12.11出生，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人，杭州，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中将军衔。 1935年作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0年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美国海军高级将领金布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
4、钱三强（1913.10.16——1992.6.28）。1940年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向钱三强颁发物理学奖。他与夫人何泽慧被誉为“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夏，回国。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5、周光召(1929.5----)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人大副委员长 他主要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多面重要成果，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和战略核武器的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参加并领导了爆炸理论、内爆动力学、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机学和中子物理等领域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工作，取得多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成果。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他首先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了重大推进作用，对其后流代数和涉及π介子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他是首先提出利用丢失能量来寻找新共振粒子的学者之一。他首先建议利用原子核吸收探测弱相互作用中的致磁效应。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他在闭路格林函数、量子场论的整体拓扑性质等研究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辐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1996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观测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6、钱伟长（1912.10.9－），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 1940年1月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跟随导师辛吉研究，用50天时间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并受到爱因斯坦的称赞，奠定了其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1942年获博士学位。 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与钱学森等一起，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钱伟长的成名之作是薄板薄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在1941年钱伟长和他的导师辛格合作发表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一文中，作者成功地用张量符号建立了薄板薄壳内力素张量所应满足的6个静力宏观平衡方程，并把微元体的平衡及变形协调方程写成适当的形式，避免了对板壳变形的先验假设。从这一精确理论出发，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做不同的近似处理，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7、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美国著名数学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盛赞为“人民科学家华罗庚”。
8、茅以升(1896.1.9---1989.11.12)，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桥梁之父 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次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陇大学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1933以茅以升为首的我国现代桥梁工程先驱在钱塘江上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铁路公路两用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浮远法”等，解决了建桥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他参加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5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茅以升成为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此，茅以升一辈子爱桥、建桥，他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
9、朱光亚(1924.12----)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院长；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 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回国。曾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地下核试验可以贴近核装置进行精确的物理诊断，这对于研究核爆炸过程，用试验数据验证理论设计、校正数值模拟的方法和参数都是十分有利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他还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主张在一次试验中尽可能多安排一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正是这些做法，使我国能依靠较少次核试验，取得更多的核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加快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史中，他始终处于高层科技决策的中心，为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他还兼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0、袁隆平（1930.9.1－）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 “杂交水稻之父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2007年4月29日，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出席了有世界数百名顶级科学家参加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年会。袁隆平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惟一当选者。 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在新当选院士就职典礼上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在基层潜心研究，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Ⅳ 李四光是谁
李四光，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
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
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生平
■他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送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
国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
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
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
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
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
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
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
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
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
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
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
中国的政协委员职务，否则予以扣留……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
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
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
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
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
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
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
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
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
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
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
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
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背景
■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
部长、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抗战期间他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
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
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
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没有
一个管老百姓的死活。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
南京政府时期，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
仍然受到追捕迫害。1933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
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
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抗议。鉴于李
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部长、大学校
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抗战期
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说：“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
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这也是他在国外那么
热切地怀念祖国、那么坚定地返回新中国的一个根由。
故事
■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
是冰川遗迹了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
大的精力。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
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他回国后在太行山的沙河县、
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
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
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
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
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
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
冰川的考察，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
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问：“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对地质力学的研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
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
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
油。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
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
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
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
“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
发生7级地震，周总理紧急找到李四光……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周总理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
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国务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
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
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
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
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
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
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
果的。”
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Ⅵ 李四光简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Ⅶ 谁有李四光的简介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
Ⅷ 李四光的简介
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