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教授抄袭

Ⅰ 北大女博士涉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状告母校结果怎样

北京大学女博士于艳茹因涉嫌论文抄袭被母校撤销博士学位一事尚未尘埃落定。

资料图

专家：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处罚过重

“两审判决都回避了实体问题，没有就撤销学位是否具备条件及撤销学位本身是否违法作出确认，而是以程序违法撤销决定。实际上，在北京大学补正程序后，还可以继续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此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法研究中心曾经两次召开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

刘莘指出，从实体分析，北京大学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是不合理的。她说，虽然学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这给了学校以撤销学位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但是在运用这项权力的时候，绝不是毫无限制的，应当对舞弊作伪行为进行区分。

“于艳茹申请学位的时候报了4篇发表4篇未发表的论文，被指抄袭的属于未发表的文章。北大申请博士论文答辩的条件是要有不少于两篇发表的论文，她不罗列4篇未发表的就已够申请博士学位。”刘莘说，被指抄袭的论文和于艳茹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关联，至于涉嫌抄袭，杂志社已公告说明，已给其在学术界带来不利影响。行政处罚法有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可以放之用于四海，过于严苛不符合人性，也缺乏合理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熊文钊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和撤销的条件应该是对应的，排除于艳茹被指抄袭的文章，她仍旧符合获得博士学位的标准，撤销学位是不合理的。

两次研讨中，《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中的第五条规定均被学者提及。该条规定：已结束学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从该条规定来看，于艳茹的行为属于惩罚对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李洪雷指出，尽管学位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学位条例制定本单位的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但至少应当与学位条例保持一致。

此外，李洪雷还指出，《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第五条还规定要结合情节、后果和本人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对于艳茹的处理没有考虑这些情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则特别重视本案判决书中提及的正当程序原则，他认为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意义重大。他对判决书里说“于艳茹没有申辩陈述的机会”这个说法表示支持。“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正当程序原则，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北京大学剥夺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过于草率，处罚过重。但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能否恢复，目前尚无官方消息。

继续等着，看看最后是什么结果。

Ⅱ 怎么看待中国知网道歉

日前，维权8年后，年近九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终于等来了中国知网的道歉和70余万元赔款。从2013年起，赵德馨以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起诉中国知网，并全部胜诉。

知网低价甚至免费收录科研人员学术论文，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师生有偿使用并不断提高价格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

“赔偿给赵德馨教授的70万元，是知网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属于赔偿损失的性质。”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表示，从法院的判决结果看，未经作者许可或者存在许可瑕疵时，知网大量收录学术论文并以此牟利属于侵权行为。一般情况下，这些版权保护期内的论文的版权依然属于作者本人。

目前，该事件引起连锁反应，赵德馨教授的学生苏少之也和知网打起了官司并胜诉。但记者联系多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知网这类行为强烈不满，“需要论文的人要付费下载，结果作者拿不到一分钱”，但均拒绝接受进一步采访。一位青年学者告诉记者：“对于我们来说，论文如果因为维权登不上知网，在学术上，面临很大的损失。”

查重机会在网上被“明码标价”，学生负担陡增

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论文查重要求，论文查重功能的需求在毕业生群体中暴涨。

与维普咨询和万方数据等平台相比，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拥有显著的数量、种类优势，其收录的独家期刊在覆盖学科、论文质量上都远超同领域其他平台。

2019年第5期《现代法学》上刊发了《学术数据库经营者不公平高价行为的规制困局及其破解》一文，据该文作者统计，知网全文期刊数据库收录了独家与唯一授权期刊3964种，占我国期刊总量的43%；其中，核心期刊778种，约占全部核心期刊的42%；包含各学科排行前3名的期刊194种，占前3名期刊总数的64%。因此，许多高校要求以知网的查重结果为准。

目前，高校普遍为学生免费提供两次知网查重检测，一次是初检，第二次是专业检查，即终检。而用完学校提供的免费论文查重机会，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花钱购买更多论文查重服务。

一次168元，一次760元，在花了近千元购买论文查重服务后，湖南省某高校毕业生张宜玲“才安心”向学校提交了毕业论文最终版，查重结果接近学校查重的最后结果，为5.1%，“这笔钱如果用在伙食上，能在食堂吃一个多月”。

对于学生反映的收费高的质疑，知网多次发出通告称，从未对个人用户开放查重功能，只有高校和科研单位等机构用户拥有该权利。

2020年4月，知网发布《通告》表示，“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盗用或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检测账号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知网学术不端检测服务牟利的行为愈演愈烈”，将采取“对管理不善泄露或倒卖的，包年用户取消包年服务模式，重新核定年度服务数量”等惩罚措施。

今年毕业季前夕，网络平台查重费用再次提高，让毕业生们“难以接受”。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发现，商家宣称依托知网的论文查重价格呈上涨趋势，且售价越高，其背后数据库内容更加齐全，甚至出现1800元、2000元一次的报价。

此外，为了保证论文不在重复率上遭遇难题，一些电商平台上还衍生出了“降重”服务，即帮助作者降低论文重复率。

南昌某高校本科毕业生景怡，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查重和人工智能“降重”服务，花费1500元，五天时间内拿到了“低于学校规定的重复率限制的论文”。

针对一篇全文约23000字，重复比率接近30%的本科论文，提供查重和“降重”服务的商家回复记者，“降低到15%以下，收费530元，降低到10%以下，售价660元。2天内反馈，采用中国知网系统”。

该商家介绍，降低重复率确保文章大意、学术观点、内容框架、结构不变，语句逻辑通顺，不会增加、删减内容，“我们会找对应专业的修改老师通过改变表述方式，达到降低重复率目的，确保文章专业性”。

“查重机会被当作商品买卖，还衍生出‘降重’服务，严重破坏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一所中部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李玉说。

一方面知网明确规定不向个人开放查重服务，另一方面，学生又有查重需求，为什么学校不能给学生提供多次查重机会呢？

“学校提供免费查重机会是告诫学生不要抄袭，而不是帮助学生逃避抄袭的监测。”李玉道出了学校的考量。至此，知网和学校各有理由，却把一部分毕业生的论文查重需求推进了市场。

知网连续涨价，高校难以承受

此前，多所高校对知网服务价格过高及不断涨价问题，提出疑问。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表示，学校将暂停知网的使用，原因是续订价格太过高昂，且每年报价都在上涨，2010—2016年之间，知网的使用费共上涨高达约132%，年均涨幅约19%，“学校已无力承担”。

因为续订知网的价格大幅上涨，“学校无法就续订价格与知网达成一致”，北京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也发布即将停用知网的通知。这一风波还曾波及河北、山东、云南等地多所高校。据记者了解，这些当事高校不久后便又重新订用了知网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相关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Ⅲ 从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大学生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现象

1、处罚机制的缺失
对于曝光的国内学术剽窃事件，在反思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监督和处罚机制的缺失。要根绝类似的现象，社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厉的处罚体系，让所有的人不敢“以身试法”。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代表表示，中国学术界和政府要及时行动起来，共同捍卫学术尊严，让剽窃、造假行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指出：“我建议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在打击学术腐败方面一定不能手软。今天容忍一个偷窃，明天就有十个偷窃。”目前，我国对论文剽窃的处罚手段还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基本标准。国内对待大学生抄袭和剽窃的处罚案例经常见之报刊。2005年12月，北京大学出台了《本科考试工作与学术规范条例》，对论文作弊的学生不再手下留情。北大决定本科生有下列情况之一，学校可以开除学籍：提交的论文、实验报告、科研论文存在抄袭事实，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50%的；提交的毕业论文、设计中存在抄袭事实，抄袭篇幅超过总篇幅30%的；由他人替自己撰写论文和替他人撰写论文的[10]。北京大学希望通过严厉的处罚杜绝剽窃行为。无独有偶，2006年6月，暨南大学一名研究生因为两次递交的课程论文被认定为抄袭，被学校开除学籍。暨南大学认为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行使管理和奖惩权。条款明确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后来，当地法院支持学校决定，驳回原告的上诉。除高校学生之外，高校和科技界对学者抄袭行为建立处罚制度设想也很多：例如，为了杜绝高校学术和科研腐败，教育部2002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5月，为了在我国科技工作者中形成良好的学风和职业道德，中国科协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科协主席周光召呼吁制订科学道德公约和规范，建立科技人员诚信档案。同月，教育部宣布将要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负责制订处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给有关单位参考。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有类似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6条明确规定：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的。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客观的第三方监控机制，对抄袭、剽窃的认定有基本的定性，当然我们要求量化指标，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认定。在这里，我国可以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对论文的剽窃区分得很详细，列出剽窃的5个层次，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美国还在1989年初成立“科学求实办公室”负责处理科学家的越轨行为。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部也专门成立“研究诚实办公室”，负责处置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情节、处罚决定。一旦某个人“榜上有名”，其学术生涯基本宣告结束。
2、学术道德的缺失
学术没有道德便失去了灵魂。作为学者和科学家，诚实是最起码的基本素质。中国古人认为，诚是真实、表里如一的品格，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说人文本质是“求善”，艺术的本质是“求美”，科学的本质便是“求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科研人员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问，努力钻研一个方向，潜心塑造精品论著，成为该方向的专家。学术造假之所以让人痛心疾首，是因为学者和教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的最后底线。学术和学者腐败了，就会动摇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学术腐败的发生并不单纯是制度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价值导向出了问题在教育界的反映”。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也强调“学术道德是一项基础工程”，并以此呼吁学术者要保持“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北京大学校长许志宏院士也呼吁高校教师在科研中要以德修身，率先垂范，“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教授指出“学术的本质是发扬真理，学术一旦腐败了，真理就失去存在的空间。大学一旦出现了学术腐败，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就会丧失。”学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而上”，是不能工具化、实用化的。然而，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把学术和学术研究当成一种工具，用以获取学术之外的实际利益。由于一些人道德操守的沦丧，弄虚作假成为谋取个人利益最便利的“捷径”，于是学术成了某些人的升降机和敲门砖。对于学术和学术研究，正确的观点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
3、对策和思考
（1）建立客观、科学的监督机制
仅仅靠道德的力量去维持学术的纯洁性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客观的、科学的学术规范机构，专职调查和处理学术领域的违规行为。美国的类似机构我们可以借鉴：1989年，美国建立“科学求实办公室”，从科学研究的不同环节加以防范，例如，从选题、研究、论文发表、成果公布等阶段监管。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部设立有“研究诚实办公室”，调查和处理由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造假行为，最近几年接连曝光了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的不诚实行为、南卡罗纳医科大学博士的论文捏造数据行为、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师的研究报告造假行为、密苏里大学教授研究成果的变造行为，令这些越轨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的人从此失去了学术生命。可以设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调查、处置，由这样一个机构做出客观、中肯的报告，依照规定处置。在处置过程中接受人们的申诉，公布越轨情节，展示具体证据，让人们口服心服。同时公布违规者姓名和情节，通过处理给更多的人以警示。让所有的学术界人士明白一个道理：不具备诚实品格的人不配搞科研和学术研究。
（2）加大相关立法和处罚力度
要杜绝科技造假行为，必须通过立法去制止。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呼吁采取有效的立法手段预防和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我国目前还没有惩治剽窃他人成果的法律，有关部门应该着手考虑如何制订一部有效的行政法规或著作权法规的具体细则，在学术和科技领域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局面。此外，加大目前规则的处罚力度，让人知道应该“有所不为”。美国现有的处罚措施是相当严厉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的“诚实办公室”一旦发现学者涉嫌造假，随时公布其姓名，并与越轨者签署“自愿排除协议”。在未来3―5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由政府资助的所有项目，同时向被侵权者公开道歉和赔偿。美国的一些杂志处罚的力度也相当厉害，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规定：未注明出处地全文复制一篇论文，将导致在该文章记录中注明违规，并吊销违规者在（IEEE）刊物上发表权利达五年；未注明出处的大量复制（达一半篇幅的），处罚同上；未注明出处地照搬句子、段落或插图的，可能在该文章记录中列入违规，必须向原作者道歉以避免吊销发表权利3年。

Ⅳ 文艺作品版权之争频现抄袭与借鉴的界限在哪

原标题：文艺作品版权之争频现 抄袭与借鉴的界限在哪
原标题：抄袭与借鉴的界限在哪
近年来，文艺界频现版权之争。普遍的观点认为，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是可耻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管是文学、影视还是书画创作，可能都有一个向前人、优秀作品学习、借鉴的过程或行为。如何区分抄袭与借鉴的界限，迫在眉睫。昨天，上海市文联以此为议题举办座谈会，这个话题引发了专家们的广泛讨论。
本次座谈会的举办，缘起于成为全民讨论焦点的“琼瑶诉于正侵权案”。2014年5月28日，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向北京市三中院提起诉讼，称青年编剧于正未经她的许可，擅自采用其作品《梅花烙》的核心独创情节，改编创作电视剧本、联合其他四方被告共同摄制了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并播出，严重侵犯了她的改编权、摄制权。当年12月25日，北京三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剧本《宫锁连城》构成对剧本、小说《梅花烙》的侵权改编，判决被告4家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电视剧《宫锁连城》的复制、发行和传播行为，于正公开向琼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与4家公司连带赔偿琼瑶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开支共计500万元。于正以及4家投资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之中。2015年3月3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将该案评为“2014年度中国版权十大事件”。
针对该案的一审判决，曾出现一些质疑的声音，例如仅9处情节实质性相似加上相对比例很小的若干情节排布及推演之雷同是否构成侵权？赔偿金额是否过高？更多的人则认为，虽然该案尚未尘埃落定，但其对遏制影视行业“扒剧”之风、促进文艺原创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著作权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编剧界甚至调侃：打官司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够再写一个剧本了。美国的一项统计显示，在著作权官司中，原告胜诉的概率只有20%。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袁博透露，不同于以往字面上的传统抄袭法，如今的文艺作品抄袭更加“高级”和隐蔽。“比如同义词替代法，你写一句‘太阳从水面冉冉升起’，我写‘日光缓缓照上水面’，你书中所有的话我都进行变换表达，字面上很难认定它是抄袭。”当然，对于这类抄袭也不是没有办法，如果情节构成实质性相似，这个行为就是侵权的。“这就相当于房子，用的建筑材料是近似的，但每一幢的设计是不一样的，《著作权法》要保护的就是房子的造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说，任何人都可以用相同的思想创作出不同的作品，比如在古装影视剧剧本创作中，偷龙转凤、比武招亲等桥段很常见，但只要编剧是用独创的方法把这些桥段串联起来，并形成了被充分描述的故事结构，就是原创，不容被侵犯。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贺子壮认为，他律之外，文艺创作者的自律也很重要。眼下的电视行业追求短平快，七八十集的剧本，正常情况下要两三年时间创作完成，但有些公司集中一帮人开策划会，一人提供一个桥段，几天一个剧本就出来了，内容基本是复制粘贴，这样的风气应该杀一杀。

Ⅳ 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刘晓霞教授涉嫌论文抄袭剽窃http://t.sohu.com/preExpr/m/7548464974

！！政法新生飘过
为嘛不去贴吧发？

Ⅵ 马化腾要告CS抄袭CF

CF指定没戏，请听我细细到来。CSOL是半条命（既CS单机版系列）的延伸，也可以说是强化。CSOL是由半条命的原发团队提出开发的，但是由于技术上的不足，他们联系了韩国的一家游戏开发公司来共同开发这款CS的“强化版”在线网络射击游戏--《反恐精英OL》，之后由世纪天成担任中国的代理商，其公司旗下的卡丁车也同属韩国，说白了世纪天成是韩国人的公司。既然CSOL是半条的强化版，那么CS的历史可以追寻到十几年前了，他堪称射击游戏的鼻祖，从1.0-1.6 （6个版本） 到后来的CS起源 和反恐精英之零点行动，我所知道的几个版本就这8个，而CF出道也不过3 4年罢了。要说谁抄袭谁这个不好说，那就说说谁抄袭的多吧。首先CSOL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宣传片说了，仿真人CS，第二次推出的是生化模式，低三次推出的是大灾变，第四次推出的则是生化战盟模式。其游戏的各种模式 人物 枪支等要比CF推出的早的多，比如：1 生化模式（母体感染型模式）和大灾变模式（CF中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是集体闯关的那个），2 生化模式的芭比（即CF中可隐身的女人），3 枪支中的M134（俗称：火神炮 加特林重机枪等），4 其中CS独特的刀战和重狙模式（包括专属地图） 及人物 画质 仿真 等各个方面是CF不能比拟的（例子：CF中没有战术手灯，我朋友告诉我CF中都是白天。。无语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是CSOL和CF的对比，真要说谁抄袭谁CF指定输，CSOL没出一个模式 一种枪 ,CF紧接着也推出，这足够说明问题了。。。

Ⅶ 你怎么看待中国政法大学“抄袭门”事件

教育的失败，社会的堕落！

Ⅷ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Ⅸ 倪乐雄教授8000字文章剽窃作家赵勤轩著作20处5000字吗

赵勤轩《梦断长河》系抄袭剽窃倪乐雄教授未出版原稿！（铁证如山！！！）

《世界大通史》中编写当代世界部分遵循原则的设想
[日期：2004-02-05] 来源：学术交流网 作者：黄安年 [字体：大 中 小]

《世界大通史》中编写当代世界部分遵循原则的设想

黄安年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世界历史研究/2004年2月5日首发

《世界大通史》中的当代世界部分共三卷,拟分总论和经济卷、政治卷、社会思想文化卷，编写中，根据总主编们对于整个大通史的编写指导思想，结合当代世界实际，提出遵循以下原则：
1.体现全球化趋势加速和多样化发展加强相统一的特色
2.体现广义意义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检验标准
3.体现社会实践是检验当代历史发展客观性和科学性唯一标准
4.体现当代世界和当代历史学的整体和综合发展趋势
突出跨世纪的时代主潮流, 从全球角度高度涉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政治格局变迁和国家兴衰、各类社会制度变化、社会集团和生活、各类思潮和宗教流派,多样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
5.体现宏观综合研究和微观深入考察的统一;学术性和通俗性的统一;综合论述和历史发展的统一
6.体现与大世界通史总体思想、构思和体例的协调及当代部分的特色相统一
7.体现国内最新水平, 反映国外的研究成果, 总结和开创相衔接

1995年11月20日

2004年2月4日说明：有100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集体编著20卷本的《世界大通史》由刘宗绪、徐天新、于沛三位教授总主编,我受聘为当代世界部分的三卷主编，笔者拟定的上述编写原则,经参与编辑人员的同意和总主编们的认可。该三卷的编撰早已于1998年完成。据了解《世界大通史》20卷已经在2000年送交广东人民出版社，目前大通史尚未出版。关于当代世界史上述编写原则，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已经作了进一步说明。 黄安年）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世界历史研究/2004年2月5日首发）

军科院无耻“文抄公”赵勤轩研究员抄袭倪乐雄教授1999年交付广东人民出版社《世界大通史》原稿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11万字，于2001年出版剽窃小册子《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赵某前抄后忘，竟反咬倪教授抄袭他的，脑子被驴子踢了几脚。

剽窃抄袭举证：

1、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德国参谋总部早就制定对法、俄作战的战争计划。1871至1879年这一时期，德国军事力量称霸欧洲，德军第一任参谋总长的毛奇元帅（现任参谋总长毛奇之叔，也称老毛奇）曾认为，德国“将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争”，战争将是艰难和持久的。后来由于铁路运输发展，可以在内线迅速调动大部分兵力，先对付“随时准备进攻的敌人”，然后再去对付“动员迟缓的敌人”，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取决于定下决心是否及时”。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德国的参谋本部在普法战争不久，就在考虑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了。老毛奇已预见德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认为由于铁路的发达，德国可以一方面对付进攻之敌，另一方面对付动员迟缓之敌，“我们能否调动大部分兵力先去对付一个敌人，然后再去对付另一个敌人，仅仅取决于定下决心是否及时”。

2、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1891年上任的第三任参谋总长史里芬将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创立了新的理论。他在1905年《对法战争》备忘录中提出，必须避免同时在对俄国和法国两条战线上作战，因为两个敌人合在一起力量超过了德国，要逐个打败敌人，“德国必须全力扑向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首先要趁俄国尚在进行动员时，迅速解决法国，然后将全部兵力调到东线以粉碎俄国。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1891年，施里芬接任德军参谋总长后提出第一号备忘录，由于法国迅速地恢复了元气，他对德军在未来战争中，能否迅速突破日益加强的法军在法德边界上的筑垒地区开始怀疑。从而提出了绕道比利时迂回法德边界的设想。由于法国再次变得强大，施里芬判断战争一开始法军就会迅速进攻德国，而俄国的动员速度较慢，所以德国要掌握战争主动权就必须先迅速打败法国，然后再同俄国交战。

3、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史里芬提出对法俄作战纲要：重点在西线，部署78个师，进攻法国。西线又按左轻右重的原则，左翼部署8个师，首先发起进攻牵制法军主力；右翼是重点中的重点，地形利于进攻，集中70个师的兵力，借道卢森堡、比利时等中立国领土进攻法国，在巴黎以西绕向巴黎西南实行大规模的包围运动，迫使法军向东，然后东西两线德军合围，全歼法军。西线的整个战争预定在6至8周内结束。在东线仅部署9个师的兵力牵制俄军，因为俄军较弱，德军又可得到奥匈军队配合，足以坚持到西线取得胜利，在合围俄军。这就是战争史上著名的史里芬计划。史里芬不重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说《战争论》是给教授写的书。他对古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以4万人战胜罗马8万大军的坎尼战役有深入研究。他的计划贯彻宽大正面侧翼迂回包围和闪击战的思想。史里芬的宝全押在右翼上，甚至说为保持右翼强大，可牺牲东普鲁士一省之地。他临终时遗言只有一句话：“战争在即，务必注意保持右翼强大。”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在西线集结大部兵力进攻法国。用于西线的全部兵力又分成左、右两翼，分配的比例为1：7。在西线全部兵力的72个师中，53个师都分配在旋转的右翼上，10个师作为旋转的枢轴布置在面对凡尔登的中央地段，仅以9个师部署在240公里长的法德边境上，构成德军左翼。很明显，施里芬要把左翼消弱到最低限度以使右翼达到最大的攻击强度，即使法军攻入洛林，将德军左翼压迫到莱茵河一线，也不能妨碍德军右翼穿越比利时的迂回进攻。

4、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史里芬计划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利用战略主动权和突然性，力求采取积极、坚决的行动，速战速决。但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的错误判断上，过高的估计了德军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了对手的力量，有很大的冒险性。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施里芬期望整个西线战事在6～8里结束，这也是他估计中的俄国动员所需时“施里芬计划”虽然是一项军事计划的杰作，但其中却充满了冒险性。

5、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继史里芬之后任参谋总长的毛奇，是战功显赫的德国第一任参谋总长老毛奇的侄子，也称小毛奇，1914年已66岁。他是威廉二世亲自选定的，威廉二世以为凭“毛奇”这个姓氏，就足以吓倒邻国。但毛奇除了从他叔叔那里继承了姓氏外，没有继承什么真才实学。他的军事生涯大部分时间是担任他叔叔老毛奇和皇帝的副官，没有经过参谋大学，一切模仿老毛奇的过了时的制度。他经常面带愁苦，被威廉二世称作可悲的凯撒。德国统帅部门用人原则是封建的皇族和裙带关系，大量任用皇亲贵族担任高级军职，不能容忍真正有价值的军事人才。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1906年，施里芬退休，小毛奇接任参谋总长。------德皇选中小毛奇，是因为他和威震欧洲的伯父老毛奇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认为“毛奇”这个大名就足可使其它国家心惊胆寒。小毛奇不是参谋本部军官出身，他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才,这多少有些过分。

6、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德国皇帝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就是总司令。毛奇命令将参谋总部迁往莱茵河畔距边境100公里的科不伦茨，召集各野战军团司令官参加军事会议，发布军令，部署如下：

西线：以7个军团共34个野战步兵军和4个骑兵军，约150万人，大炮5000门，沿德国和比利时边界北自克雷费尔德南到牟罗兹380公里正面展开，准备进攻法国。其中：

第1军团由克鲁克任司令官，辖第2、第3、第4军，预备队第3、第4军，3个后备旅，计21万人，火炮796门，位于克雷费尔德至贝尔海姆地域。

第2军团由皮洛夫任司令官，辖第7、第9、第10军和1个近卫军、1个预备队近卫军，预备队第7、第10军，2个后备旅，另加强骑兵第2军，计27万人，火炮884门，位于亚琛至布兰肯海因地域。

第3军团由豪森任司令官，辖第11、第12、第19军和预备队第12军及1个后备旅，另加强骑兵第1军，约17万人，火炮626门，位于圣维特至维特利赫地域。

以上3个军团由皮洛夫统一节制，三军齐头并进，强行借道比利时王国，夺取比利时境内之列日、那慕尔要塞；然后一沿阿登山北麓，一沿马斯河谷，一沿布鲁塞尔大道，前出比法边境，攻入法国东北部，再向西挺进，沿蒙斯、莫伯日、勒卡托、阿腊斯轴线进攻，渡蒙斯运河、松姆河，再由鲁昂渡过下塞纳河，尔后折转西南，包抄巴黎侧后。

第4军团由阿尔弗雷希特任司令官，辖第6、第8、第18军，预备队第8、第18军和1个后备旅，计18万人，火炮646门，位于迪基尔赫至瓦登地域。

第5军团由威廉皇储任司令官，辖第5、第13、第16军，预备队第5、第6军和2个预备队师、5个后备旅，另加强骑兵第4军，约24万人，火炮722门，位于贝滕堡至萨尔布吕肯地域。

以上2个二军团由西线中枢梅斯进攻法国要塞凡尔登，歼灭当面法军，切断法军南北联系，保障右翼安全进军。

第6军团由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任司令官，辖巴伐利亚第1、第2、第3、第21军和预备队第1军及1个后备旅，另加强骑兵第3军，计21万多人，火炮782门，位于库尔塞耳至萨尔布克地域。

第7军团由黑林根任司令官，辖第14、第15军、预备队第14军和1个预备队师、1个后备旅，计14万人，火炮468门，位于察本、弗赖堡地域。

以上2个军团在梅斯与德法瑞三国边境线之间佯动，引诱法军进攻阿尔萨斯、洛林两省，退过莱茵河据险而守，尽力拖住法军1个月。要坚决阻止法军渡过莱茵河。为此在莱茵河畔配有骑兵一个军和步兵数旅，往来驰援。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德军在整个西线正面的部署上投入7个集团军，由北向南依次为：

一、克鲁格的第1集团军，共7个军，3个骑兵师，3个后备旅，总数32万人。构成旋转部队的最右端，一面向法军后方攻击前进，一面在最外侧掩护整个迂回行动。它应到达艾克斯——拉——卡培里之线，然后攻占布鲁塞尔继续南下，从西南方向包围巴黎并卷击法军后方。

二、比罗的第2集团军，共6个军，2个骑兵师，2个后备旅。总数为26万人。其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内攻占列日要塞，为整个迂回行动打开前进通道，然后进到华费里和那穆尔之线，协同右边的第1集团军一起向内旋转，将法军压进包围圈。

三、豪森的第3集团军，共4个军，1个后备旅，总数为18万人，与右边的第2集团军齐头并进，到达那穆尔和吉弗特一线，以压迫法军。

四、阿尔勃莱希特的第4集团军、共5个军，1个后备旅，总数为18万人，担任右翼枢纽，当1、2、3集团军展开巨大包围时，通过阿登山区北部，缓慢前进到弗拉梅和艾尔仑北面的艾提尔特之线。

五、德国皇太子普林斯的第5集团军，共5个军又1个师，2个骑兵师，5个后备旅，总数为20万人。其任务性质和第4集团军相同，右翼通过阿登南部山区进攻维尔通和隆维、蒙梅迪两个法军要塞。左翼留在提翁维尔的旋转轴心上。

六、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里斯特的第6集团军，共5个军，3个骑兵师，4个补充师总数为22万人。前进到莫斯里河将正面法军紧紧钉祝

七、黑林根的第7集团军共3个军又1个师，2个补充师，4个后备旅。总数为12.5万人。应进至莫尔斯河上。

7、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东线：由普里特维茨指挥第8军团计3个基干军、1个预备队军、步骑16个师，大炮100O门，在东普鲁士战线抵挡俄军。若俄军进攻，可利用地利，就地组织防御。若俄军不进攻东普鲁士而转向南进攻加里西亚与奥匈军队交战，则可出精兵向纳累夫方向寻敌作战，支援奥国军队。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在东普鲁士面对俄国的方向的上，布署了德军第8集团军，共4个军、1个预备师、1个骑兵师、和一些地方警备队，约20万人。基本按照施里芬当初的设想。但也还是增添些兵力。

8、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毛奇的计划与史利芬计划虽然形式上大体相同，但已失去了史利芬计划的灵魂。史利芬计划西线右翼59个师，左翼9个师，右翼与左翼兵力比为100:15,右翼占绝对优势。毛奇计划西线右翼为55个师，左翼为23个师，右翼与左翼兵力比为100:42，相比之下右翼被大大削弱。史利芬计划是西线右翼进攻，左翼后撤，军阵旋转，进攻法军侧背，迫使法军向东，合围法军。毛奇计划成了左右两翼出击，向西推进，迫使法军向西，与史利芬计划完全相反。如果说史利芬计划虽有冒险性，但不失为一个有战略头脑的出奇制胜的计划；那么毛奇计划就是表面严密、完整、无懈可击，实际不顶用的战役作业。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在西线左、右两翼的兵力分配上，小毛奇不顾其前任的临终嘱咐作了重大调整，将施里芬1：7的比例改为1：3。西线的78师如果按施里芬的比例，左翼兵力应为9.75个师，右翼兵力应为68.25个师，现在小毛奇把左翼加强到23个师，而将右翼削减为55个师。原定在右翼开始进军时从左翼抽调2军共6个师增援的计划也被取消了。这样，小毛奇在决定性进攻方向上，把施里芬意图中的74.25个师减去了近20个师。

9、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法军总司令霞飞全盘负责战事。霞飞是一个皮匠的儿子，已62岁，上唇留一丛海象式的胡子，大腹便便，军中称他为“老爹”。他性格坚强，固执刻苦，讲求实际，临危不乱，思路略嫌迟缓但不缺乏智慧。他参加过普法战争，多数时间在工程部门工作，没有指挥过军团，连在图上作业也没指挥过，不熟悉参谋本部工作，不擅长写东西和宣读，奉行简单的工作原则。他的指挥特点是坚定沉着，有自信心。他任总司令后，对副官说：“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能取得成功。”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霞飞将军是一位工兵专家，身躯魁梧，大腹便便，面目慈祥象个圣诞老人，他具有无比坚定的自信心。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曾经问他战争是否指日可待，“我认为这不成问题”，霞飞回答说。“我一向是这么看的。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会成功的，就象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如此。”

10、赵勤轩《梦断长河-马恩河战役》：

霞飞信奉进攻主义，于1913年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对可能的敌对列强集团的估计，令参谋总部依据进攻原则，重订作战计划。前后动用数十参谋人员，经数十次军事演练，无数遍核实、计算，费时一年多，先后制定17个作战计划。第17号计划从1914年4月15日起开始执行，计划规定：一旦发生俄法德三国战争，法国在从贝耳福到伊尔松正面展开5个军团计79个野战师和预备队师，10个骑兵师，用于对德国作战。在南翼图尔与贝耳福之间，展开第1、第2两个军团计10个军和4个骑兵师；第1军团在厄比纳尔地域，第2军团在图尔地域，两个军团向东，从图尔以南孚日山脉的多林地带和摩泽尔河之间，进攻德军。北翼由第5军团和1个骑兵军计5个军、和4个骑兵师组成，在蒙梅迪、梅济埃尔一线展开，其任务是：如果德国经比利时进攻，第5军团则进攻比利时的卢森堡市；如果德国不破坏比利时的中立，第5军团则进攻迪丁霍芬（提翁维尔）和卢森堡。在凡尔登地域展开第3军团3个军和1个骑兵师，联系北部集团和南部集团。一个第4军团3个军、1个骑兵师，作一定程度的纵深配置，部署在圣迪齐埃和巴勒杜克地域，处于第二线，作为预备队。归总司令指挥的还有两个预备队师集群，每一集群3个师。法国计划规定战争一开始就采取进攻行动。法国的战争计划表面上具有进攻精神，但实际上有迟疑不决，消极被动的成分。法军对德军心有余悸，统帅部只能在与德军发生战斗之后，判明敌人行动性质，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主要突击。这样，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但也使军事计划有较大的弹性。

倪乐雄《从“施里芬计划”到马恩河战役》：

霞飞抛弃了原来对德作战的第16号计划，在1913年4月制订出一个新的第17号计划。5月份，未经任何讨论即由最高战争会议通过。以后八个月中，法军就按照第17号计划进行部署，到了1914年2月，法国对战争大致准备就绪。法军计划和部署要点是从阿尔萨斯的贝尔福到伊尔松略呈弧形的一线上展开五个集团军，这条战线包括整个法德边境和法比边界线的三分之一，而法比边界另三分之二的距离，也就是伊尔松到海岸之间几乎处于完全无防御状态。这一地区正是米切尔计划的重点防御线，也是施里芬计划中战略迂回的重点进攻地段。法国总参谋部的意图是：取道梅茵兹直取柏林，即准备在南锡东北130英里的梅茵兹渡过莱茵河，其中2个集团军从麦茨以南攻入洛林；另2个集团军从麦茨以北迎击通过卢森堡前进的德军，第5集团军为总预备队。法军的作战计划严格地说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一个集中计划，它给予每个集团军几条可能的进攻路线，但无任何全局性或阶段性目标，也没有详细的行动进程表。霞飞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从来不曾有一个书面拟定的作战计划，我除了决定集中所有一切兵力以来发动攻势以外，就更无其它的预定观念。所以我决定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集中方面，使其可以适应于任何作战计划。”事实上，法军是用进攻来对德军的攻势作出反映，所以事先也无法确定具体目标和制订行时间表。它的特点是无论在战略方面还是在战术方面都采取进攻的作战样式。所以霞飞说：“意图是不变的，攻击！但其一切安排是可以有充分的弹性。”

Ⅹ 杨帆博客

杨帆博客披露“杨帆门”真相：政法大学已内部处理(图)
2008-10-14 03:36:00 来源: (北京)
晨报讯(记者罗德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因卷入同事金仁淑抄袭事件的纠纷而被学校停职一事又有最新进展。昨天，杨帆在博客上撰文(见图)，不仅披露了“抄袭门”事件的前后经过，同时还首次对外披露了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杨帆门”事件的处理结果。针对之前社会关于政法大学包庇杨帆的传闻，杨帆表示，“杨帆门”事件学校早已经以内部批评教育方式解决，之所以公布“真相”，并非害怕有人攻击，而是希望不要因此事再次引起争议。
昨天，因被学校停职身处舆论漩涡当中的杨帆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杨帆门’真相”的文章。之所以在“杨帆门”事件发生9个月后抛出此文，杨帆解释其用意是，这一事件已获妥善处理，警惕有人扩大事态，破坏和谐。这几天因为卷入“抄袭门”被要求停职反省的杨帆在博客中表示，学校要求他和金仁淑从四个方面检查自己，包括对学校声誉产生损害，这是50年以来没有的；违反师德；违反学术规范；违反公共道德。由于自己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要求校方明示，才有人提到“杨帆门”事件。
在这篇长达6000余字的“真相”长文中，杨帆详细介绍了“杨帆门”事件详细的处理过程，其中特别是2月27日学校的表态和他的回复。最后的结果是，学校以“冷处理”的方式解决了“杨帆门”事件，各方面都不处分，只限于内部批评教育。“我接受学校的处理，还多次主动向学校道歉。”杨帆接受采访时说。
杨帆表示，在这次抄袭事件中，有人想重新利用“杨帆门”向学校和他本人施压。“我不怕有人攻击，但‘杨帆门’事件已经圆满解决，不应再因此事引发争议。”杨帆说，否则只能公开审理，已经解决的矛盾又起，对学校声誉没有好处。
杨帆通过博客透露，自己同意认真检查自己的行为，经过努力，恢复和学生的良好关系，认真把课程讲好。但希望学校不要停止他的工作。“既然是为了学生好，希望能够让我上课。但是，我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新闻内存
“杨帆门”
今年1月份，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杨帆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各执一词，随后在社会上引发关于“师道”的广泛争议。此事后来被媒体冠以“杨帆门”而备受关注。
(本文来源： )
更多相关新闻
新闻搜索网页搜索
网易新闻24小时点击排行
网易新闻24小时评论排行
- - - - - - -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