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女教授计划生育
① 她原本是清华美女教授，却因院士身份赴美攻克难题，如今怎样了
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在国外留学，尽量吸收更多的知识，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的，这样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但是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她们，为了更高的学术追求和更多的金钱利益方面的诱惑，她们弃国归美，祖国辛辛苦苦培养她们，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而她们在，吸收了更多的知识，不返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而是去到美国，这位女博士名字叫做颜宁。
因为她毕竟学成归国，代表着她喜欢中国，爱中国，想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我们都说科学无国界，所以做科学问题，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国界可言，只是只要在为世界做贡献，那她就是最棒的，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评论去留言评论，谢谢。
② 郝诒纯的人物生平
1920年9月1日，郝诒纯出生于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老同盟会员的家庭，郝诒纯从5岁起，就经常看见父亲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家里召开秘密会议，母亲在门口望风放哨。她的父亲是清末秀才，随她祖父学习中医，后加入同盟会，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曾出任武汉政府湖北省司法厅厅长兼高等法院院长。
1930年，郝诒纯随父母于迁到北平。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上初中期间，成绩优秀，后因参加“一二·九”爱国运动，被学校除名，后考入北平市立女一中高中部。
1938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她先学历史，后改学地质学。1943年大学毕业，在云南地质调查所任技士，同时在云南大学矿冶系兼课。
1943年考取清华大学地学系研究生。
1945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中国地质学会设的马以思女士奖学金，1946—195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
北平的大、中学生于1936年初组织南下宣传团，郝诒纯作为初中代表参加了。但是，出发那天，宣传团决定，为了安全，郝诒纯和其他初中的同学被留下了。宣传团返回北平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称“民先队”)，郝诒纯立即加入了民先队，不久被选为西城区区队长。这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很快发展到了中国各重要城市，当年的9－10月间，“民先”成立了中国总部，北平的组织成了地方队部，郝诒纯被调到第六区队任区队长。
郝诒纯16岁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郝诒纯撤到了天津，组织关系转到了天津学委，直接受天津市委领导。组织上让郝诒纯和另一位考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特别班(即补习夜校)，以高中学生的公开身份在天津开展敌战区青年的地下工作。一年以后党组织指示郝诒纯和黄元镇离开天津。走海路经青岛、上海、香港、广州到武汉辗转去延安。经历近一个月的跋涉来到香港，当时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于过境的“流亡学生”限期离境，不许滞留。这时，马约翰教授的夫人是与他们同船到达香港的。马约翰教授送完最后一批经香港转移到昆明去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正留下来接家眷前往昆明。马教授劝他们一同去云南：“去考个学校吧，那样生活就有着落了。”就这样，郝诒纯为了生计和几位北平、天津的流亡学生一道在马约翰教授带领下过海南，经安南(现称越南)的海防、河内，由滇越铁路到了云南。
1938年，经党组织同意，郝诒纯考取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来改学地质。
1943年，郝诒纯考取了研究生。
1945年，因她在当研究生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颂发的“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抗战胜利后她回到北平，要求进北京大学当助教，谁知理学院领导坚决反对地质系聘任女助教。北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原是郝诒纯的导师，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才被录用为助教兼系主任秘书，不久被推选为北大教师中最年轻的校务委员会委员。
郝诒纯回国后不久，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高元贵把一项援外任务交给了她。60年代初，根据中国与古巴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要派人帮助古方开展白垩－第三纪海相地层和微体古生物研究，指导地下水勘探和石油普查。当时的古巴，社会很不安定，在援古的第二年，郝诒纯把古巴5个省全跑了一遍，原来停办的学习班也重新办了起来，她培训的地质制图和野外地层调查人才，充实了古巴各地的地质机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郝诒纯和杨遵仪教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她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微体古生物学》讲义，并亲自讲授该课。她引进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及工作方法，结合中国实际，从生产需要出发，系统介绍了微体古生物学的许多门类，通过讲课及办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微体古生物学的教学、科研和生产人员，使微体古生物学在中国形成了系统的独立学科。
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她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地史学、微体古生物学和微体古生态学等课程，曾任普通地质学教研室副主任和古生物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1954年她带领生产实习队给山西某生产单位填制了两幅半1∶5万地质图，提交了4个煤田的详查报告，全部一次通过验收，受到地质部的表扬。1956年，她与杨遵仪、陈国达两教授合编了中国第一本高等学校《古生物学》教材。
1957年，郝诒纯被派往前苏联进修，专业是微体古生物学。
1959年秋，回国。她用俄文写出题为《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诺沃罗西斯克一带白垩－第三纪有孔虫及其地层意义》的科学论文，在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上宣读，与会的莫斯科大学和前苏联科学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郝诒纯的论文是对工作地区白垩－第三纪地层和有孔虫动物群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地层划分和对比的正确方案。
1973年，她应聘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主持对中国白垩系进行系统总结，主编了《中国地层概论》中的白垩系部分，于1985年获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一等奖，郝诒纯为主要作者之一。
1974年，为了不荒废业务，尽可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她与几位年轻同生产部门合作，先后到塔里木盆地和大港油田开展科学研究，被人诬蔑为用科研压迁校。当时我校正奉命准备由北京迁往湖北。从野外回来后，不允许她继续做室内研究。经过一再努力，终于得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高元贵院长的支持，给她三个月的时间，从事室内研究。她和助手曾学鲁，借用一间小陈列室作为工作室，冒着夏天的炎热与冬天的寒冷，完成了大批微体古生物化石的处理、鉴定和研究任务，写出了科学论文的初稿，为有关部门在他们工作的地区进行油田普查与勘探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1980年，她与曾学鲁、林甲兴等编著的《有孔虫》专着，全面总结了当时国内外的有孔虫化石资料及其生物地层学与石油勘查的意义。对教学、科研和生产，既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又是一本进行有孔虫属一级鉴定和确定动物群面貌的重要工具书。她主持领导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生物地层研究，对晚白垩世英吉莎群及第三纪海相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对比，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地层层序，系统研究了所含的有孔虫化石及其古生态和古地理意义。她在和曾学鲁等撰写的论文《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专着中重新划分的该区第三系地层单位，被生产单位广泛采用，该成果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他们发现和鉴定的一些新属种，得到各国同行专家的认同和采用，美国两位研究有孔虫的世界教授Jr.A.R.Loeblich和H.Tappan在其有孔虫属级分类专着中全部收入了他们发现的有孔虫新属。
1982年，她和阮培华等研究发表的《西宁民和盆地中侏罗世－第三纪地层及介形虫、轮藻化石》论文，获石油部门科技成果奖。70年代末她开始认识到，从地质科学角度去认识海洋和进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她领导科研集体与校内外有关合作，主持开展了中国海域的半深海、深海及边缘海盆地微体生物群及其地层学、古气候、古海洋学意义的研究。
1988年，与曾学鲁等发表了《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着，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9年，又与阮培华等发表了《西沙北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着。获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7年，她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微体古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筹建了几个门类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的自动化鉴定软件，已被中国部分石油生产单位采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创造了经济效益。
郝诒纯院士对国际上研究微体古生物的新理论和新动向十分敏感与关注。她是在中国开创钙质超微化石研究的专家之一，并在中国东部油田第一个鉴别出第三纪的钙质超微化石，为地质系统培养了第一个这类化石的研究者，培养了国内第一个主攻超微化石研究和海洋地质研究的研究生，填补了微体古生物学方面的又一项空白。她指导研究生经过六年的探索，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微体古生物学研究，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微型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1987年底通过部级鉴定，被评为“达到国际上80年代水平”，被有关生产部门采用，提高了鉴定效率数十倍。她还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利用该系统成功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某些类别的个体发育与系统演化的研究。后来又支持她培养的博士研究生雷新华和几个年轻人，进一步开发计算机技术，并应用于含油气沉积盆地的构造分析和演化研究。
1993年2月，郝诒纯组织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亚洲人口与发展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妇女运动与人口的关系”的发言。国际反华势力经常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郝诒纯教授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宣传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控制人口对全人类的贡献，得到了多数国家代表的理解与赞同。前两年，为配合联合国召开的“粮食与人口发展”国际首脑会议、“水资源与人口发展”国际会议，她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有关国际会议上作了相应的发言，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及面临的问题，宣传了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相应对策。她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国际首脑会议和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她还率代表团或参加代表团访问或顺访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日本、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开展人民外交，促进了各国妇女和议员间的友谊与交流。
2001年6月13日逝世。
③ 培养7个学霸，包括4位科学家，这位父亲的成功育儿经是什么
排行第九的王守融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并且成为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的教授是中国精密机械以及仪器仪表学科的创建人之一。排行第十的王守武在国内抗战胜利之后前往美国留学，获得了普渡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后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排行12的王守觉先后就任于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七个孩子能在各个领域中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这离不开王季同的教育理念。除了教育理念之外，遗传基因也十分重要。世界上真正的天才极少，但成为天才并非不可能，凭借着自身的条件以及后天的努力，在大多数人中拼命做一个少数人。
④ 当初被美国顶尖大学“挖走”的清华大学女神教授，如今过得怎样
当初被美国顶尖大学“挖走”的清华大学女神教授，如今过得怎样？
知识已经被公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最大力量了，很多没有背景的学生都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上进来获得了高学位和出色的能力，在我们国家比较高的学府像是清华或者是北大，每一年也都出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在学术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在生物领域就有这样一位女教授，一直在清华学习和搞研究，但是因为其出色的学识被美国的一个大学看中了，于是就把她给挖走了，那么这位女教授如今变得怎样了呢？
颜宁也是不辜负赏识，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在实验中做研究，攻克了很多遗留数十年都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并且整个实验中她带领的学生都非常年轻，几乎不超过30岁，同时在很有知名度的期刊上发表了很多十多篇论文，科研成就非常可观。不但拿奖多到放不下，她的名字也吸引了很多外国名校的注意。
本来我们常人想着能在清华当老师那绝对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是颜宁相信自己的能力绝对还有提升，于是美国的普林斯顿学校向她提出邀请之后，颜宁就立马答应了。如今的这位教授已经成为了该名校的生物讲师，享受着极高的待遇和荣誉，当然了，出国发展对于颜宁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要说她的生活怎样，那肯定是非常充实的，在清华当过老师之后，又去了普林做老师，闲暇之余，她也会继续在科研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整天待在实验中搞创作，边做老师边继续着博士后的工作，颜宁的学识和能力都值得很多学生为榜样。
⑤ 严仁英的生平事迹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
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
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
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
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
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
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
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
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
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
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
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
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
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
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
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⑥ 我国首个女医学博士杨步伟，出身名门，嫁奇才老公是怎么回事
杨步伟的一生是幸福美满的，她和丈夫相守相伴将近六十年，恩爱到老，她也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当时的选择、当时的坚持没有错。就她所处的年代来说，杨步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奇女性，她敢于打破封建的牢笼，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是勇敢的，亦是伟大的。婚前，她用自己的所学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婚后，她虽然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一些，但是她还是活出了自我，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这样的女性是可爱的，亦是可敬的。
⑦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妻子身份曝光了吗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的妻子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在了解施一公教授的妻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施一公，他是一位很牛的人！
其实，给大家介绍施一公和他的妻子赵仁滨，并不是要给大家展示他们是多么的有才华，而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够懂得舍小家，为大家， 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发展，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也希望漂泊在外的海外学子有一天能够回归祖国，毕竟自己的根在祖国，那么就不能够远去。
⑧ 中国最不该放走的三位女天才：一位可惜、一位可敬、最后一位可恨，是谁呢
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起来，必须拥有足够多的人才储备，让国家的科学技术尽快发展起来，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撑，一个国家很难彻底崛起，即使是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也只能成为其他国家剥削和欺负的对象。
第3个人名叫高杏欣，她出生于哈尔滨，曾经在新华大学读书，后来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她在卫星领域有着很高的成就，曾经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设备，破解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而且还将研究成果交给了美国，引起了不小的社会恐慌。
⑨ 清华大学女神教授颜宁，“负气”去美国大学3年，如今怎样了
对于颜宁这个名字，估计很多小伙伴都没听过。有人说， 她是科学界的梅丽尔斯特里普。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对于网上说颜宁负气去美国的说法完全是杜撰的。
⑩ 清华女神教授42岁未婚，坦然的做了自己，面对年迈的父母该怎么办
在现在这个社会出现大龄未婚或者未嫁的现象已经不足为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那些大龄的男女之所以在适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一般的都是非常优质的人士，这些人要么就是拥有好多家庭，要么是自己拥有不错的事业。在长辈们看来，年龄高了不结婚不合乎情理，一来是自己老了以后没有个老来伴，少了互相的依靠，二来是对不起父母，觉得那是不孝。
天下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子女的，大多数的父母的思想现在已经开放了，没有了固执己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豁达我觉得是对子女最好的安慰，也是对自己晚年生活的一种释放，不要过多的参与，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需要包容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