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

❶ 西南联大毕业的杰出人才有哪些

1、杨振宁

吴征镒（1916.6.13-2013.6.20），江苏省扬州市人，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40年-1942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生物系张景钺教授。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1月8日获得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❷ 李卓敏的介绍

李卓敏博士，KBE（Hon.）[?]（英语：Dr Li Choh-ming，1912年2月17日－1991年4月21日），美籍华裔教育家、工商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964年9月至1978年9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生于广州，早岁受教于金陵大学（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经济系，后负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获该校文学士、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中日战争期间，他曾于天津南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任教经济学，并历任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和考察联络专员，战事末期和战后担任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驻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常任代表和行政院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1年，他返回母校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任该校工商管理学教授，并兼国际商业系主任和中国研究所所长。1962年，李卓敏应香港政府邀请担任富尔敦委员会委员，就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提供深入意见。翌年，他获挑选为中文大学创校校长，并获得加州大学校方给予10年特假，以便专心于创校工作。在任内，他很快就为中文大学立下清晰目标，锐意使之成为一所属于华人社会的国际大学。由接受任命到卸任的15年间，他获得三度续任，期间他积极把中文大学发展成为一家“研究型”大学，大学各学系和学生人数也有长足发展。在他的经营下，位于沙田马料水的中文大学校址，得以由原来的荒山转化成为一座规划井然的“山城”，对中文大学的日后发展奠下重要基础。

❸ 刘思扬的人物原型

刘国志（1921——1949），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生活原型，出身于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父母双亡，家庭经济渐趋颓败，在兄长的扶助下接受教育。1939年毕业于成都建国中学，同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1年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因上级的疏散而失去了组织关系。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放弃了家人为他谋得的待遇优厚的工作,响应中共南方局“到农村去”的号召，到云南陆良从事教育工作，任陆良县中教务主任，并代行校长职务。在他的努力之下，县中的校风大为改进，该县的民主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底因被当地反动武装注意，撤离陆良，回到重庆。在重庆的公开职业为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的研究人员，并在《商务日报》做过记者。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参与领导了“陪都青年联谊会”和“中国青年民主社”，在重庆的大、中学校和民盟中开展地下工作。按照上级指示，他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他的中共组织关系得到恢复。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先后遇害，他在重庆参与组织了“李、闻血案后援会”，并在《新华日报》以刘钢为笔名发表了《略论闻一多先生》的悼念文章。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重庆后，他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工作，曾担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参与建立和领导了进步学生组织“六一社”。当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之后，他参与建立重庆地下民盟，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为《挺进报》的编创人员与中共重庆市委接上关系，其后又为《挺进报》的编印提供经费，并且是报纸重要的发行者之一。1948年4月10日因《挺进报》事件于寄居的亲戚家中被捕，他机智脱逃；由于上级的出卖，4月19日与未婚妻曾紫霞一起在四川荣昌再次被捕。先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后被转囚白公馆。他的亲友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营救，但他表示“决不背叛革命”，宁愿放弃去美国留学，拒不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果背叛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1949年11月27日慷慨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刑场，时年28岁。
“有人以为由于高涨的物价，压碎了书房，把闻先生逼上了梁山。有人以为由于当局空前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引起了他的憎恨，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生活的困难，激起他改革现状的热情。有人以为国内外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指明了解放的途径，并把闻先生卷进了阵营。一句话，现实环境的改变，转变了闻先生。当然，环境决定着人们的意识，然而环境绝不是一切呵！战时教授们的遭遇差不多都和闻先生相似，可是有几个变成了像闻先生这样坚强的民主战士？” ——刘国志《略论闻一多先生》 《红岩》的故事情节如下：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形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停止饮水，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乘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解放军战士龙光华英勇牺牲，敌人竟然不许开追悼会，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用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一大桶回锅肉来诱惑这些“共党”，可没有一个人去动。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叫老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但这个人神色慌张，说话行事都不像地下党。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新闻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也是华为的父亲，双枪老太婆的儿子）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❹ 刘国光的介绍

刘国光，男，1923年11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1年至1946年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考入北平（现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旋即转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转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所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副总编和主编、副所长、所长等职务。1981年－1982年期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1993年－1998年3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1988年被波兰科学院选为该院外国院士。多年来，刘国光参加和领导过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课题的研究、论证和咨询，是当前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

❺ 西南联大里的谁说过风声雨声读书

西南联大里经济系教授陈岱孙说过。
产生原因：
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叮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嗓门儿。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成就。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❻ 刘国光的人物简历

1923年11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6年－1948年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48年9月－1951年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1年－1955年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研究生。1955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所长等职务。1975年－1980年借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2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年－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1992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1993年－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88年5月27日被波兰科学院选为外国院士。2001年9月20日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荣誉博士。2005年3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6年7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名誉理事长及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理事等职。参加和领导过中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课题的研究、论证和咨询，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❼ 赵乃抟的人物生平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携妻、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
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赵乃抟担任角色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
·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
·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
·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
·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
·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
·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
·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岁。
·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
·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
·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
·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
·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
·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
·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
·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
·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
·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
·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
·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
·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
·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
·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
·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
·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
·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
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
“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
双安。
胡适敬上
廿五、六、廿一”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
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
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
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网络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
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
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
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
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
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
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
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
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
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
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
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❽ 周炳琳的周炳琳教授的一生

1931年秋，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时，亲自签发公文任命他自己为北京大学校长。蒋对周发出“回母校系忙”的邀请。他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法学院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系。这时，刘树杞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尚缺文学院院长人选。蒋梦麟和周炳琳一起去苦苦劝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终于得到胡适的应允。（《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 152页）
1937年春，经蔡元培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他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作为上级的教育部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解聘教授，顶住了党部的这一无理要求。在任期间，他曾给曹禺的剧作发奖，鼓励青年作家。解放后，曹禺和巴金结伴来到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对周执弟子之礼，十分尊敬。
抗战爆发后，他建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是长沙人，他们比较熟悉长沙的情况。他和王世杰部长商定，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令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绣为筹备委员。”他经手办理了有关的各种公函和派令等文件。
1938年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学常委会聘请周炳琳为总务长。这时周虽已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职务，却又奉命整顿中央政治学校，因而推辞了联大总务长的职务。
1949年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次日他致函汤用彤校务委员会主任，要求辞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1963年他因病住入北京医院，医治无效，于 10月 24日逝世，享年71岁。他的治丧员会由何香凝任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骨友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节选自张友仁先生所著《周炳琳教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