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

⑴ 厦门大学有没有一位姓沈的佛教专家兼教授

厦门大学的宗教研究具有悠久历史，早在上一世纪20年代的建校之初，著名宗教哲学研究专家汤用彤教授、著名道家道教研究专家朱谦之教授已经在这里开辟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后来的宗教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以前，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本校的宗教学研究依然保存了“火种”。著名学者朱天顺教授先后撰写了《原始宗教》等书。“文革”之后，他又撰写了《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以及关于“妈祖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在“道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

1999年底，经过校务会议批准，厦门大学成立了宗教学研究所。多年来，本所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海内外热心朋友的支持帮助下，逐步发展。目前，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以卿希泰教授、陈支平教授为名誉所长，詹石窗教授为所长。经过多年的建设，本所的研究队伍逐步加强，现有教授和兼职教授8人，副教授6人，讲师及助研4人。

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中国道教文化；（2）中国佛教文化；（3）中国民间宗教；（4）宗教学基本理论与当代宗教研究。此外，本所在基督教、天主教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研究生教育。本所现有宗教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另外，本所还依托中国哲学专业招收有关“道家道教哲学研究”、“佛教哲学研究”的研究生。5年来共招硕士研究生20多名；其中，台湾生4名（已毕业1名）。2000年开始，厦门大学获得科技哲学专业博士授予权。本所在中国宗教与科技方向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第一批博士生2名（其中1名为越南籍），于2002年9月入学。第二批博士生共4名，于2003年9月入学。此外，哲学系于2003年获得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授予权，目前宗教学研究所也招收中国哲学专业道教文化、佛教哲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共3名，宗教学专业硕士生4名。

学术研究工作。本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开展宗教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与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承担了教育部“十五规划”统编重点教材《中国宗教通论》的编写任务。先后出版了《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道教文化新典》、《道教医学》、《黄檗禅哲学思想研究》等20余部论著，发表了《道教艺术的符号象征》等200多篇论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有20多篇。

奖学奖教金。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培养高水平人才。本所在台湾“中华道教总会”、“文化三清宫”“凯胜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雄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先后设立了“道文奖学、奖教金”、“骆汶淇道学专业奖助金”、“骆汶淇道学广普奖助金”，这几项奖学金、奖助金，以奖励热心于道家、道教文化的学习、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本科生；同时也支持那些品学兼优家境相对困难的哲学系学生。

（引自厦门大学哲学系网）

⑵ 陈支平的科研成果

陈支平教授科研成果显著，承担省部级以上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专著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获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明史新编》（获1995年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科学二等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福建宗教史》、《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以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等，主编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闽台民间族谱汇编》、《福建民间文书》等。目前正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陈支平教授在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加强学科建设，努力培养合理的学术梯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使历史系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增至三个，并成为国家教委首批批准建立的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继续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的领先地位。
一、著作
《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明史新编》（合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福建宗教史》，1996年
《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客家源流新论》，1997年
《福建六大民系》，2000年
《透视中国东南——文化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
《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
《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
《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
二、主编
《台湾文献汇刊》100册
《台海研究丛书》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闽南文化丛书》
三、论文
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福建华安仙都的蓄奴制调查——明清福建社会制度调查报告之一，陈支平、林仁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二），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三），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四），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清代福建的蓄奴和佃仆制残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八），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陈支平、郑振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十），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价值——兼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一部嘉惠学林的新书——读王戎笙教授《台港清史研究文摘》，《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3期
明清福建家族与人口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原》，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
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清人社会生活》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由客家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清代闽西商纲零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福建汉人民系的相互交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年6月
福州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闽南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兴化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明清时期外省人口向福建的迁移，《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5月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陈支平、卢增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8月
闽南文化三论，《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2003年9月
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
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林枫陈支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8月
论傅衣凌先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陈支平徐晓望，《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2004年8月
客家地区教育的时空差异——以科举及第人数为例，周雪香陈支平，《客家文化研究》（下），2004年12月
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陈支平张先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
客观与现实的背离——郑和下西洋的从旧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
清末闽南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
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S1期
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理论探索、宏观研究与旧事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从新发现的《郑氏族谱》看明末郑芝龙家族的海上活动及其与广东澳门的关系，《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8月1日
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集下册（1995～2007）》，2007年10月1日
略论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跨越时空论“封建”，《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
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
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宗教与风俗史的细部考察与多角度审视——评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福建民间族谱中所见南明史料辑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中国商人历史研究中的制度与文化：一个新的路径，《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追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陈支平教授访谈，陈支平佳宏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⑶ 建祠堂有哪些好处

好处

1、可以用来祭祀祖宗。

2、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

3、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

4、可以凝聚宗族力量。

(3)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扩展阅读

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里中，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

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

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⑷ 陈支平的简介

陈支平，男，1952年11月出生，福建省惠安县南浦乡东张村人（今泉港区界山镇东张村）。1977年进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全国52位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民间信仰”方向博士生导师 等职务。

⑸ “洪”这一个姓氏的由来

洪 姓 溯 源�

一、溯源�

洪姓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姓氏。传说源自共工氏。共工是尧帝时的水官。《书·尧典》载： "共工方鸠亻孱功。"东汉郑玄《注》曰："共工，水 官名。其人名氏未闻，先祖居此官， 故以官氏也"。认为洪氏源自共工的最早文献是唐元和年间林宝著的《元和姓纂》："共工 氏之后，本姓共氏，因避仇改为洪氏。"共工之后所建的共国，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后为周文王所灭。但宋代学者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说："姓 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又说："《元和姓纂》，诞妄最多"。极力否定《元和姓纂》中关 于"共工之后避仇改洪姓"之说。他认为，洪氏源出于共工，"本曰'共'，《左传》所书 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另，今河南辉县西周时曾是功臣的封国，也称"共国"，后来为卫国兼并。共姓后代在姓氏旁加水，改为洪姓后，不断西迁，秦汉以后，定居于汉中一带，尔后又迁徙蕃衍于甘肃敦煌 ，故以敦煌为堂号。至唐代，洪氏后裔分二派南迁。一派居安徽歙县(后南迁江西乐平)， 一派居河南光州固始。宋以后，又不断向东南一带迁徙，足迹遍及江南各省。�另有一派是避讳改姓洪的。历史上曾有弘氏、宏氏，因避北魏文帝拓拔弘，孝文帝元宏，唐明皇李隆基字宏犹的名讳而改姓洪的。�

洪姓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敦煌（今属甘肃）、豫章（今属江西南昌）、宣城 （今属安微）、武荣翁山（简称"翁山"，今属福建泉州）等郡望。�此外，另有一支据说是由翁氏改姓的洪氏，堂号为"六桂堂"。称翁氏世代官宦，有翁乾度 者，生有六子，均中进士，分迁各处，分姓翁、方、江、洪、龚、汪六姓，称"六桂联芳" 。然从目前有关"六桂堂"渊源的资料看，诸说纷芸，分歧甚多，自相矛盾。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在其所著《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版)一书列举了六桂渊源三种说法的资 料：一、晚唐说。 云霄《云阳方氏谱牒》载六桂联芳始于晚唐昭宗年间。二、北宋说。《六桂堂族志辑要》、《六桂渊源总述》则称翁乾度居莆田竹啸庄，生六子皆为宋朝进士。三、避乱说。台北六桂宗亲会记载，宋太祖建隆年间，翁乾度生六子。家住河南洛阳，时因世乱，胡夷侵袭，迫而 化姓逃匿，六桂遂此分支。因此，他认为"六桂联芳"虚构的成分很大，传说的成分很多， 不一定真有"六子分六姓"的血缘关系。也有的研究文章指出，翁乾度系五代十国时的闽国 人，确生有六子。后闽被南唐所灭，为避祸，六子分六姓。入宋后六子全部恢复翁姓参加考试，都中进士，故称"六桂联芳"。因此，现在的"六桂堂"是一种联谊，不是宗亲。但从南安洪姓各派系的族谱看，南安的洪姓并无任何一派的先祖从"翁"改姓"洪"，与六桂堂 毫无血缘关系。�

二、 入闽

关于洪姓入闽的记载，主要见于各地族谱。其主要途径及时间如下：�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河南光州固始县58姓军校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相传其中有洪有道，后裔居闽中、闽南一带。又据传唐末五代，有河南光州固始人洪十四郎（朝奉）偕二子随王审知入闽，驻武荣泉山，后迁居晋江英林。�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江西乐平人洪皓之弟洪皎丞福州府。后其长子迁居建宁府。次子洪道于南宋年间遵父训移居同安小嶝岛。�

南宋乾道五年（1169），江西乐平人洪迈(洪皓之子)知泉州府，其子十九郎暨诸从兄弟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随洪迈到泉州，后裔分居武荣石竹（今南安丰州）、同安柏埔、金门烈屿等地。�宋乾兴元年（1022），江苏吴县人洪仁王遂任长泰知县，其后 裔定居长泰县。洪仁璲被尊为洪氏开漳始祖。�

三、 蕃衍�

在漫长的岁月中，洪姓通过多渠道迁徙南安，不断蕃衍生息，形成的主要派系有：�

石井古山洪氏 始祖菊轩，宋太平兴国年间由仙游迁入。裔衍水头后房等 。

⑹ 林则徐是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提到林则徐，今人总会想到他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近些年一些学者以现实政治价值观来评价林则徐，认为这一美称名过于实，并指责他不懂“国际法”，所谓的“睁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更是有限。同时，也有一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林则徐所处的时代背景，所面临的阻力、困难之强度是后来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他适应时代变化的一系列努力，需要给予重新的认定和评估。

禁烟运动“切断”了内地沿海贸易？
杨国祯：《禁烟运动中的粤海关与沿海贸易——英国收藏的豫堃致林则徐咨文考释》，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众所周知，粤海关在1839年禁烟运动抵制外国商船夹带走私鸦片、维护正常国际贸易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而它在管理、维护广州与内地沿海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却因史料散轶而鲜为人知。而且，禁烟运动后不久，即爆发鸦片战争，这吸引了时人以及后世太多的注意力，也就忽略了对粤海关保护内地沿海贸易的事实，以及禁烟与内地沿海贸易关系问题。
近年来，厦门大学杨国祯教授在英国国家档案局探寻到了十件“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咨文”原件，这些残存的史料填补了国内现存各种官私文书中有关粤海关管理外省和本省商船进出广州口岸事务的空白。
从当时粤海关监督豫堃致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十件咨文可看出，道光十九年五月，林则徐宣告销烟全已销化后，海外贸易得以正常运行，受禁烟运动影响的广州与内地沿海贸易也恢复正常。
期间虽因英国领事义律抗拒交出林维喜案凶手，并阻挠英船具结进口，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等人特派水师押送合法出口商船，以防止走私济敌，保护内地沿海贸易航路之畅通。事后，义律又挑起九龙海战，导致广州口外维持贸易商船航行的海域环境不断恶化，经过与粤海关监督豫堃商讨后，林则徐适时调整政策，会同邓廷桢、怡良出示晓谕，定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封港，奏明遵旨永停英吉利国贸易，但对包括已具结英船“当郎号”在内的各国已遵具结船只，仍准许其通商。同时，面临朝野张岳崧等人提出严禁民船出口以免走私鸦片的不同主张，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虽加强对禁烟渠道的管理，却并未封闭广州与内地沿海的贸易。
以出口往潮州的船只的管理为例，从英国国家档案局现存宣布永停英吉利国贸易后豫堃致林则徐的其中两件咨文来看，福潮行商通过查验清关出口的商船，并由粤海关将移至文南澳镇饬营巡查的咨文呈给钦差大臣等人。可见，广东官府虽然用“不禁其出，只得稽其入”之法，加强对问题船只的管理，却从未改变粤海关开放内地沿海贸易的政策。
总之，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杨国祯教授指出，广东禁烟运动目的是为阻止白银外流以挽救清朝的银荒危机。打击鸦片走私，对净化海洋贸易环境十分有利，而具结进口贸易之措，也是为保护正当国内外商人之利而建立的一种诚信经商的贸易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林则徐、邓廷祯、怡良和豫堃，并非只是“开门揖盗”，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既善用海关这把利器来守国门，也充分考虑到当时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需求，保障了商船户的利益。因此，“粤海关在禁烟与维护正常海内外贸易的作用，是正面的和不可低估的”。

林则徐不懂“国际法”吗？
陈支平：《林则徐研究的重新思考》，载《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唐立鹏《林则徐对西方国际法的引进及运用》，载《长白学刊》2012年第3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与国际接轨”的新名词，主要指中国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标准接轨对象，国内历史学研究中也逐渐出现用“国际法”、“国际通行外交礼仪”等名词来约束中国古人的现象，例如有些学者即苛责林则徐“不懂国际法”。
那么，究竟何为国际法呢？陈支平教授认为，“国际法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遵循的国家是建立在相互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二是国际法必须通过相关国家的协商磨合认可签署而形成，而不是一方强加于一方的霸权行为。”如此看来，双方平等、互相认可的国际法并不符合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向东方大力推行的殖民主义行径。
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为抵御西方霸权主义侵略，林则徐在秉持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同时，也逐渐冲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世俗观念，并在1839年首次将西方国际法引进到中国，并将国际法运用到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实践中，首开近代公法外交之先河。
1839年赴粤禁烟后，林则徐即组织外语人才摘译《滑达尔各国律例》(简称《各国律例》)，但因摘译内容有限且缺乏系统性，成效多流于形式；实际上，林氏系统了解西方国际法规则，既获益于他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和《洋事杂录》，也与他阅读摘译《广州记事报》等报刊、询问荣林、史济泰等华侨及外国人分不开。译文中不仅涉及西方人如何以国际法规则评判中国事务，还述及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外国商船的国籍”、“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自由贸易原则”、“领事裁判权”、“诉诸战争权”等近代国际法的知识。
在此基础上，林则徐有意识地援用国际法处理具体事务。以处理具结贸易为例，林则徐依据“但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而坚信具结中关于对违反禁令的外国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当义律以英王的名义为借口拒绝具结时，林则徐又据《各国律例》中提到两国遇到重大问题，“欲与外国人争论，先投告对头之王，或有大权之官”，而且亲自给英王写了照会，照会中强烈谴责英国鸦片贩子的“移害”行为，并认为中国的禁烟令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律例对英国鸦片贩子施以严惩。
总的来看，林则徐引入的西方国际法内涵极为丰富，所涉法律关系范围也十分广泛，虽然不比丁韪良1864年所译《万国公法》那么专业、系统，却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既往认知， 而且林则徐主动将国际法运用到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实践中，对晚清外交新局面的开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筚路蓝缕中奋力掀起图强潮
陈支平：《从文化传承的视野来评价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较多从个人品德、爱国情怀、抵御外侮、图强变革等方面去研究林则徐，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从回归历史场景的角度出发，重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的延续与传承，重新审视了林则徐的历史贡献及其地位。
林则徐身处清代中后期，当时的清王朝不管是在政治体制、社会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暮气沉沉的腐朽没落状态。当时的文化意识常态，更是保守僵化与愚昧颟顸并行。面对西方殖民来势汹涌，大多官僚与一般知识分子要么惊惶无措，要么盲目抗拒。
危难关头，林则徐受命处理广州禁烟事务。上任之初，林则徐即着眼于抛开传统文化成见，放开眼界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在处理与英商的鸦片交涉的同时，注意加强前线防务，同时也积极了解西方世界的基本情况，积极组织人力翻译、选编《澳门新闻纸》、《广州纪事报》、《各国地图集》、《各国律例》、《四洲志》等报刊和西方地理著作。

此外，为抵御西方殖民的武力挑衅，早在1840年二月，林则徐还从美国洋行购买了“吉赛皮克”号商船，这也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第一艘现代化军舰。同时，他还精心搜集《花旗船图》、《安南国鱼船图》、《车轮船图》等中外多种战船资料，并制成不同图式以便制造。即使是被罢官发配外地后，仍不忘整饬新式军备，不断反思与英国殖民者的抗衡过程，并认识到了建设海军对于出海迎敌的重要性、紧迫性。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远见卓识，也影响了诸多同乡亲友、士人以及后生晚辈。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积极倡导并践行中国的维新图强运动，严复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维新启蒙思想家之一，林旭、陈宝箴、林纾等人，也在福建的维新图强思潮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儒者自许的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福建士人群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却敢于冷静对待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积极寻找有助于拯救家国的全新学说。
通过梳理宋代的理学、朱子学，到明代后期的李贽卓吾之学，以至清代后期以福建知识分子群为主要代表的文化思想启蒙之学的内在发展脉络，陈教授认为，士人群体在突破传统、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林则徐虽然“看世界”的深度、广度与后辈相比不够完备，但却敢于率先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探索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后来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转折时期，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被永久载入史册为后世敬仰和发扬的。

⑺ 中国明史学会的理事成员

第一届领导成员：1989年8月——1993年8月
名誉会长：白寿彝
副会长：刘重日张海灜
秘书长：张显清
副秘书长：张德信 商传
第二届领导成员：1993年8月——1997年8月
名誉会长：白寿彝
会长：王毓铨
执行会长：刘重日
常务副会长：张显清
副会长：张海灜、张海鹏、南炳文、汤纲
秘书长：张德信
第三届领导成员：1997年8月——2001年8月
会长：刘重日
常务副会长：张显清
副会长：张海鹏 张德信 南炳文 赵毅
秘书长：张德信（兼）
第四届领导成员：2001年——2004年8月
名誉会长：王毓铨 刘重日
会长：张显清
常务副会长：张德信 南炳文
副会长：王天有 陈支平 林金树 周绍泉 赵毅 商传
秘书长：张德信（兼）
第五届领导成员：2009年8月
名誉会长：张显清
会长：南炳文（南开）、商传（社科院）
常务副会长：王天有（北大）赵毅（辽师大）
副会长：毛佩琦（人大）、王世华（安徽师大）、万明（社科院）、方志远（江西师大）、王熹（地方志）、田澍（西北师大）、陈支平（厦门大学）、范金民（南京大学）、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
秘书长：张宪博
常务副秘书长：李小林（南开）
副秘书长：牛建强（河南大学）、张明富（西南大学）、胡凡（黑龙江大学）、夏维中（南大）、郭培贵（辽师大）。
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2013年8月通过）
名誉会长：张显清
会长：商传（社科院）
常务副会长：毛佩琦（人民大学）、陈支平（厦门大学）、赵毅（辽师大）
副会长：王世华（安徽师大）、万明（社科院）、方志远（江西师大）、田澍（西北师大）、范金民（南京大学）、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李小林（南开）、张宪博（中国社会科学院）
秘书长：张宪博（兼）
副秘书长：牛建强（河南大学）、张明富（长江师院）、胡凡（黑龙江大学）、夏维中（南大）、郭培贵（福建师大）、张金奎（中国社科院）、阿风（中国社科院）、何孝荣（南开）。

⑻ 明史研究会

中国明史学会，简称明史学会，成立于1989年8月，主要任务是研究明朝历史，是一个拥有350多名专业会员、十多个团体会员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国内外明朝历史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核心组织。 中国明史学会领导成员：[回目录] 第一届领导成员：1989年8月——1993年8月 名誉会长：白寿彝 会长：王毓铨 副会长：刘重日 张海灜 秘书长：张显清 副秘书长：张德信 商传 第二届领导成员：1993年8月——1997年8月 名誉会长：白寿彝 会长：王毓铨 执行会长：刘重日 常务副会长：张显清 副会长：张海灜、张海鹏、南炳文、汤纲 秘书长：张德信 第三届领导成员：1997年8月——2001年8月 会长：刘重日 常务副会长：张显清 副会长：张海鹏 张德信 南炳文 赵毅 秘书长：张德信（兼） 第四届领导成员：2001年——2004年8月 名誉会长：王毓铨 刘重日 会长：张显清 常务副会长：张德信 南炳文 副会长：王天有 陈支平 林金树 周绍泉 赵毅 商传 秘书长：张德信（兼） 新一届领导成员：2010年 名誉会长：张显清 中国明史学会毛佩琦教授
中国明史学会毛佩琦教授
会长：南炳文（南开）、商传（社科院） 常务副会长：王天有（北大）赵毅（辽师大） 副会长：毛佩琦（人大）、王世华（安徽师大）、万明（社科院）、方志远（江西师大）、王熹（地方志）、田澍（西北师大）、陈支平（厦门大学）、范金民（南京大学）、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 秘书长：王熹（兼） 常务副秘书长：张宪博（社科院）、李小林（南开） 副秘书长：牛建强（河南大学）、张明富（西南大学）、胡凡（黑龙江大学）、夏维中（南大）、郭培贵（辽师大）。 主要学术活动：[回目录] 1、1989年8月在太原召开第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明史学会年会。
2、1991年8月在复旦大学、浙江余姚、上海松江召开第四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3、1993年8月在西安与西安联合大学联合召开第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明史学会年会 4、1994年5月在陕西米脂县人民政府联合招来李自成进京350周年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0周年学术研讨会 5、1995年8月在凤阳与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6、1996年3月在石门市与湖南李自成归宿问题研讨会联合召开“李自成归宿问题研讨会” 7、1997年8月在长春与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明史学会年会 8、1999年8月在石门市与湖南省石门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9、2001年8月在福建南平与厦门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明史学会年会 10、2004年8月在南京与南京中山陵园管委会联合召开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明史学会年会 11、2005年8月在兰州、西宁与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青海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12、2007年8月在大连与辽宁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第十二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13、2009年8月在湘潭与湘潭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十三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14、2011年8月将与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第十四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⑼ 陈支平的介绍

陈支平，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以及日本国立大阪大学文学部、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⑽ 陈支平的工作学习简历

1952年11月出生，福建省惠安县南浦乡东张村人（今泉港区界山镇东张村）。
1977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
1991年晋升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
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9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52位“跨世纪人文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培养工程”。
2001年被福建省政府授予“福建省优秀专家”称号。2007年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2012年任漳州师范学院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