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和蒋介石吵架的大学教授

1. 陈寅恪是何许人

陈寅恪（读音：chén yín què），江西九江市修水县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待考证，参考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2. 人口论者马寅初的人生故事

马寅初（1882—1982） ，汉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编辑本段]年谱
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更名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同年与妻子张团妹结婚
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1915年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
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务长。
1917 年，留学归来的马寅初又回嵊县老家迎娶了与女儿马仰班同岁的王仲贞。小学毕业的王仲贞比马寅初小22岁，当时年仅13岁。马寅初与两位妻子恩爱和谐，共生育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拥有七个孩子的美满家庭。
1920年，继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首任商科主任杨杏佛之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曾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
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曾任中山大学、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重庆陆军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等校教授。
1932年——1936年 任交通大学教授
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居家赋闲。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编辑本段]特别经历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曾因抨击官僚资产阶级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而父亲马棣生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一定要马寅初学管帐记账，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马寅初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
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他被送往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为“强国富民”，马寅初在美国决定攻读经济，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9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马寅初的爱国行动、正义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马寅初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统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成了旧中国时代一个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 解放前马寅初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康生、陈伯达一伙竟把《新人口论》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马寅初理直气壮，出来应战，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1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编辑本段]历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务印书馆1939
3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1947
4新人口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5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6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1958
7新人口论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8马寅初抨官僚资本 重庆出版社1983
9马寅初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10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1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2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3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2001
14财政学与中国财：理论与实践 商务印书馆1948
15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1930
16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1929
17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33
18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1946
19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5
20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1935
21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32
22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5
23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1947
24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马寅初讲演 胶济铁路同人学术研究会
25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1928
[编辑本段]马寅初故居
——东总布胡同32号
东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建国门北大街，长6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顶银胡同、贡院西街、南牌坊胡同相通，北侧自西向东分别与大羊宜宾胡同、宝珠子胡同、北总布胡同、弘通巷、北牌坊胡同相通。明代，与西总布胡同统称“总铺胡同”，因胡同内设有总捕衙署而得名；清乾隆时改称“总部胡同”，宣统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西段称“西总布胡同”，东段称“东总布胡同”。
东总布胡同32号，旧时的门牌是东总布胡同62号，在胡同中段南侧，整座建筑为西洋风格。围墙相对较高，西式街门面北，有五步台阶；院内主要建筑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楼房南面与围墙之间构成一个树木繁茂的庭院，典雅、宁静。
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占地面积为1092．7平方米；共有房屋43间，其中楼房30间，建筑面积共计444．1平方米。此房购于1950年5月，经修葺马寅初全家入住。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自东城区沙滩迁至海淀区燕园，为避免远道奔波，马寅初被安排在燕南园63号居住。
陈芳在《燕东园和燕南园话旧》一文中写道:“坐落在燕南园东南部的63号院，是一座别致的中西结合、中国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的‘凹’字形平房建筑。63号院正门面南，前面有一大片开阔地，气派较大。整体建筑坐落在虎皮石台阶上，周边环绕都是一米左右长的花岗岩条石，建筑四角是仿中国木结构做法的钢筋混凝土半圆形柱子。正南门外有一个凹进去的门栏（中国南方风格，北方少见），两扇大门，两侧各有四扇中式窗户，相当对称；窗下墙（坎墙）是中国式的凹形，建筑层顶是西式钢筋屋架，呈直线三角形，上铺机器瓦（大瓦），但又有中国传统最尊贵屋顶庑殿的一点风格。建筑高度从台阶到檐口有4米左右，柱顶石是圆形，屋檐下突出石块是仿中国传统梁头，但上面没有彩画和雕刻，檩条用水泥制成。”“当年院内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马寅初在燕南园63号居住期间，发表了《新人口论》，并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搬回东总布胡同32号。此时的马寅初已是78岁高龄，且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如今叫做“话语权”，满腹经纶而又刚直不阿的他，赋闲了。马寅初毕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够泰然处之，他喜爱这样两句话——“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对于智者而言，赋闲至多只能标志宦海失意，决不意味事业无成。马寅初在赋闲期间，完成了百万字之巨的《农书》初稿，可惜《农书》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家人所焚。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仁者寿。
现在，东总布胡同32号为马寅初的后人居住。另外，在竹竿巷与青春路交界处，也有马寅初故居，现在已成为博物馆。（第二课堂活动处）前面还有一尊马寅初的雕塑。
马寅初(1882—1982)，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有《马寅初演讲集》、《马寅初经济文集》、《中国经济改造》、《通货新论》、《新人口论》等著作存世。
马寅初生于清光绪八年，在旧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由于仗义执言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过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关押和软禁，也受到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恐吓与殴打，然而，马寅初不改初衷。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经这样称赞：“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马寅初喜欢以“兄弟”自称，而且，不分场合，也不论对象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概如此。
有一个说法，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时，马寅初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着问：“马老，您要怎样的支持呢？”马寅初说:“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马寅初的请求。
有一个佐证，1951年6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举行校长马寅初就职典礼，场面庄重热烈，马寅初在致辞中仍然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
有一个制度，在马寅初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每年除夕都在大膳厅举行全校新年团拜会。新年钟声一响，马寅初准时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或因兴致佳好，或因酒后微醺，总是红光满面，必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自然心系民生。他认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一条定律，指出应该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而且认为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孰料，马寅初的真知灼见却遭到了愈演愈烈的批判，直至被迫辞职。使人联想到唐代韩愈的诗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面对批判和讨伐，马寅初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
“拒绝检讨”，谈何容易。然而，马寅初做到了。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此时的马寅初已经九十八岁了，历史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向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道歉。
1957年7月15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以此推算，如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他建议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果受到错误批判。事实证明，马寅初的观点是正确的，批判他的后果是造成此后全国多生了几亿人。

3. 有谁知道刘文典是谁

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国文学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1919年赴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刘文典的怪与狂
刘文典怪。
有学生描写清华时期的刘氏：“‘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笑好像特别是为我们刘先生而设的……刘先生憔悴得可怕——看呵，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转发，消瘦的脸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空之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既尖锐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如寒猿……”到了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氏还性格滑稽，善谈笑，尝自称叫“狸豆鸟”；此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这种自谑，令人喷饭，与道貌岸然者异，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学生回忆）。
怪之甚者，是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刘文典又狂。
刘原籍合肥，可对于皖系军阀段琪现常攻击之，往往詈及父母，令人不能记述。
长安徽大学期间，为了学生闹风潮一事，刘与前来视察的蒋介石起争执，被拘，后经蔡元培等力保，方“即日离皖”以了事。事后，刘之师章太炎特赠联一副以赞之，联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首扒弥正平。”
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刘曾讲元遗山、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自负如此。
还有一次，刘在联大躲日机突袭之警报，遇一从事白话文创作的同事，当场斥之：“你跑什么警报？我跑因我是‘国宝’”。其人要评教授，刘勃然大怒，道：“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该拿四百，我该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可他，我不会给四毛钱！”
刘文典之怪之狂，当不是无本的。倘腹中空空，又怪且狂，乃一“疯子”。刘氏岂是疯子！考其涵养与行藏，既学问渊博又思想进步爱国。
关于前者，有胡适之、陈寅恪评价为证：胡为其《淮南鸿烈集解》作序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陈为其《庄子补正》作序云：“先生之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学生对刘氏的反映是：“先生于经史百家，无所不学，讲课庄谐具出，妙趣横生。”“他教匀们《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字时，把明末清初的事如数家珍般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很多典故。像这样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者，岂是时下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能同日而语的！”
至于后者，不妨简述一下其生平。刘少时在安庆读书，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18岁入同盟会。东渡日本即师事章太炎。辛亥革命后一年回国，在上海与于右任、邵力子办《民立报》。袁世凯为复辟谋刺宋教仁，宋遇害时刘因随陪在侧也遭枪伤。后又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洪宪的袁皇帝死，刘回国到北大任教，其间为《新青年》编辑，曾掩护过陈独秀的出逃（罗章龙说）。由北大而安大（安徽大学）即发生冲突蒋介石事。遂回北大，复去清华。抗战事起，刘失去爱子。“公私涂炭，尧都舜壤，何期？”又辗转来昆明的西南联大，不失大节。后留云大，共和国成立，刘即戒去“阿芙蓉癖”，是一级教授，以教书为天职，乐育天下英才。综观刘之一生，诚“与时共进”，非冥顽僵化之辈。
学问渊博，思想进步爱国，乃“大人”也。大人不失赤子之真，故其无虚饰、不矫情，其狂其怪，不亦刘氏赤子之真的表现乎？！

4. 谢创的人物简介

他的祖父早已卖身为“猪仔”到美国筑铁路，当矿工，工资不足糊口，无力供养家庭。他的父亲失业在乡，全靠他的母亲上山割草换粮，维持一家四口。因此，他在童年时代生活贫苦。他未满6岁时，父亲幸得其叔父们帮助旅费赴美谋生，家庭生活开始好转。谢创才能进蒙学读三字经。13岁转入赤坎镇光裕小学。16岁毕业于旧制高小，谢创在小学时期受进步教师的思想教育，和五四青年运动的影响，民主主义思想开始萌芽。1922年谢创在广州，对军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政策不满，遂与关祖棠等六位爱国青年组织暗杀团，派林我（孙中山的驻港联络员林直勉侄子）往港与林直勉联系，林当时不但不支持反而泼冷水说：青年勿作无谓牺牲，要努力读书，将对国家贡献更大。谢创后来失学又失业，要求革命又被拒于革命门外，走投无路，不得不于1923年接受其父亲的哀的美敦书，违背自己的志愿，含泪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谋生。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照耀着谢创走民主革命的道路，于是他不愿继承父业，弃商投身革命。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及北伐的炮声，惊醒三藩市一群华侨青年。谢创等青年独立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着重学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接着他们团结青年学生，成立《中国学生会》。并出版《群声》杂志，向华侨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联合《华侨反帝大同盟》发动两人和华侨举行反帝游行示威，拥护中国大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革命。屠杀中国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的时刻。《三民主义研究社》发出声明,痛斥蒋介石叛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华侨起来反对卖国的蒋介石.此时,美国共产党听到谢创等青年的呼声,派清华大学共产党员留学生徐永瑛、谢启泰(章汉夫)和李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来联系《三民主义研究社》.指导谢创等结合马列主义学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并指出《三民主义研究社》的组织已不适应当前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因而谢创等改组《三民主义研究社》为《工余俱乐部》并出版《工余》刊物,宣扬阶级斗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万恶和赞扬中国大革命结合起来.通过工作的考验,谢创等几个青年被吸收为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8年共青团的推存。党员章汉夫介绍，光荣参加美国共产党。
1929年，谢创新任三藩市唐人埠美共华人党团书记。又被选为美共加州委员会委员。他接受的工作任务，发动反失业斗争，组织华人失业工会，担任工会主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群众觉悟起来，参加失业工会有三千余人。1930年一个傍晚，在三藩市唐人埠出现华侨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声势浩大，有组织的失业群众游行队伍，向中华总会馆清愿救济失业侨胞。后来失业工会又组织队伍参加全市十多万人的中西失业工人游行。联合反复斗争，最后迫使美国政府由国库拔款为失业救济金。美国统治阶级与唐人埠的国民党反动派组成反共统一战线，用迫害的手法，籍口谢创是非美籍侨民，反对美国政府为罪名，把谢创拘捕入狱，妄图瓦解失业工会，镇压工人运动。
华人失业工会主席入狱，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开展反政治迫害斗争。不久美国国际劳动保障会以二千美元保释谢创在外候审。他出狱后，继续参加工人运动。又领导三藩市《西福堂》华人洗衣工人罢工，并得西人工会的支持。取得完满胜利。美国警监当局认为谢创不服罪，把他重新拘捕入狱，判决驱逐出境，送回中国交由蒋介石处理。这个政治迫害案件，轰动全美，美国共产党号召工会群众起抗议。一些大学教授、律师和医生也为谢创抱不平。致电抗议，要求让谢创自由出境。美国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把谢创逐回中国，容他自己离境。于是美共中央请示共产国际送他往苏联学习。当谢创出境那天，两个武装警察把他押去警察局。该局长郑重对谢创声明：你以后不得到美国来，如违犯则坐牢五年并罚五千美元。谢创严词斥之：将来我当美国苏维埃政府的上宾时重来！老羞成怒的局长即命把谢创押上德国邮船，待船离岸才罢手。
1932年7月，美国政治犯的谢创到达苏联，受到欢迎和优待。安排参观工厂和在黑海疗养区休养。然后进列宁学院学习。在学期间，斯大林曾召见学院中国学员，解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1935年，谢创接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抗日。不久回来其家乡以敬。
1937年与关山重建中国共产党开平党组织，主要精力放在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工作上。建国前他曾任中国共产党开平特别支部书记﹑四邑工委书记﹑开平县委书记、海丰县委书记、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东江前方特委书记、珠江三角洲工委委员、广东省区党委驻粤中联络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统战部华侨工作组组长、粤中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曾任三埠地区军管会主任、粤中地委副书记、粤中专署专员、广州卫生局、侨务局局长、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广州市参事室主任；一九八三年秋离休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席。
谢创为革命艰苦奋斗，60年如一日，经历史失败和胜利的考验。1957年，他受左倾路线冲击和迫害，戴上地方主义的帽子二十一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监禁于粤北山区，原劳改场的103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才得恢复自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谢创蒙受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5. 常凯申是什么人

常凯申
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王奇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采用韦氏拼音的原文为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

韦氏拼音，又称威氏拼音法，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王奇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后继续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次被人披露错误，清华教育之虚浮，学术科研之薄弱可见一斑，滑天下之大稽，毁北大清华百年之声誉。

中文名称
常凯申
外文名称
Chiang Kai-shek
国籍
中国
正确译名
蒋介石
常凯申元帅常凯申毛昆仑凯申毛昆仑常凯申是什么梗炮党常凯申公凯申物流天下无人不通共常公
由来
某网站上，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T.C"、"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图)常凯申
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

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

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6. 吴明泰教授原型

吴明泰教授原型是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祖先于明朝永乐时期从武进迁至北京，落籍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任校长。

吴明泰（马跃饰），剧中吴明泰是化学家，博学多才，刚正不阿，在学人中颇具影响力。吴明泰曾是波士顿大学的化学教授，地位颇高。在国难当头他毅然决定返京组织学人南迁，日本为了阻挠他回国，导演了一出“艳照门”。抗战期间，担任北平京华大学校长的吴明泰与其助手，不惧日本特高课的追杀和国民党的迫害，经历九死一生，想方设法，成功地保护学生，先后粉碎了日本的“东方文化战略”和蒋介石将知名学人南迁台湾的计划。

(6)敢和蒋介石吵架的大学教授扩展阅读：

梅贻琦在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许多极有参考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其从事于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经验和思想是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同时，他的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与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与统一。

7. 老蒋和刘文典打架，刘文典飞起一脚猛踹，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老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领袖，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近代发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意义，但同样他在国内推行独裁的统治，也比较容易诟病，不管如何说，老蒋这个人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而且在很多资料中，都有不少老蒋年轻时候的荒唐事，而且传的都比较神，后人也难辨真伪

也有说法是因为刘文典坚决不处理安徽大学学生导致的，更有一些人将时间推后到九一八事事变以后，但不管怎么说，刘文典和老蒋冲突是事实，据说还一度激烈，老蒋激动之下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而刘文典也不客气，直接飞起一脚猛踹老蒋，双方上演了一场全武行的闹剧，虽然这件事情极度隐秘，但两人打架这件事情在民国年间几乎无人不知。实际上矛盾可能确实有些矛盾，刘文典和老蒋发起一些争执很有可能，不过上升到动手的闹剧，这就有些夸大了

8. 陈庚恪是谁有名吗

我知道。他是清华教授
陈寅恪生平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9. 张伯声的个人履历

张伯声（1903.06.23-1994.04.04），男，曾用名张谲骏。张伯声父亲张铭宸是河南省议员、南阳中学监督。
张伯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副校长。
国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中国地质学界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
世界地质学界“盛开在地质科学园地里的奇葩”。
1903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南荥阳。
1909年，读私塾。
1913年，入荥阳县高等小学堂，聪颖好学，并喜爱自然地理，深得教师喜爱。
1917年，14岁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现河南大学）二次英文科，他在这里学习两年，一贯刻苦用功，英语教师吴忆鲁赞扬他的求学精神“堪为楷模”。
1919年，他被学校破格选送清华学校深造。
1926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被保送公费赴美留学。张伯声留学美国4年，先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专业，不到两年就完成了该校规定的全部学分而提前毕业，获硕士学位。随后考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化学。
1928年3月，他受到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谭锡畴的影响，把兴趣转向了能为贫穷落后、地大物博的祖国寻找矿产的地质学上。于是，他报考芝加哥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并被录取，开始跟随著名的岩石学家约翰逊教授、构造地质学家坎伯仑教授攻读地质系专业。
1929年，张伯声转入斯坦佛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受到地质学家维里斯教授、布莱克卫尔德教授的精心指导和亲切教诲，学业大有长进。
1930年5月，张伯声因家事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1930年，被聘为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 地质、岩矿学教授。
1931年，被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1932年，被母校河南大学聘为理学院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矿物学和岩石学等课程。他在母校任教时间仅1年，但他教学认真、重视实践的科学态度却给师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张伯声被聘为天津北洋工学院教授。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他跟随北洋工学院内迁西安，到由平、津各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被聘为西北大学教授，次年兼任西北大学地质系主任。
1939年，任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07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合并组成 】教授。
1942年，他参加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他被政务院任命为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
1956年，任西北大学副校长，并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
20世纪60年代初，光荣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61年，张伯声教授因过度劳累，身患高血压病，西北大学为照顾他的身体健康，决定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热情在指导研究生和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新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年过花甲的张伯声教授竟亦不能幸免，他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多次遭到无情的批判斗争，有一段，每月只能领到24元的生活费。面对这种极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关心西北大学地质系的教学工作和自己规定的科学研究任务，不顾年老体弱和种种议论经常跟随师生到野外进行教学实践。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垮台后，年逾古稀的张伯声教授精神焕发，更加积极地投身地质科研事业。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实践、理论升华，他终于创建了中国大地构造的一个新学派——“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
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次年，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并调任西安地质学院院长、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84年，他改任西安地质学院名誉院长，把全副精力投入培养地质学博士研究生工作。
1992年元月，欣然为母校河南大学题辞。
张伯声院士是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
1994年4月4日下午5时，在西安逝世，享年91岁。

10. 国学大师刘文典，为何被称为“民国第一狂徒”

一个文人要出名，才华是一个方面，性格也是一个方面。一个人才华高，时人和后人会评头品足说，某先生在某领域是一流学者，才高八斗。而一个人有个性，哪怕横眉冷对，骂人无数，特别是骂过那些位高权重、甚至有权对他随意处置的人，大家便立即竖起大拇指，感叹，这人有风骨，立时传为佳话。刘文典被称为“民国第一狂徒”，就是因为他畅言无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同时竟以身体向蒋介石撞去，要不是警卫挡住，还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冲突，蒋介石立即让左右把刘文典押下去，把他关进了监狱，甚至发出了死亡威胁。

此事传出后，在全国教育界和知识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呼声随之四起，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也出面替刘文典求情，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最后将刘文典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