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独立董事
A. 中国十大企业家
来源：收藏家杂志电子版2019年12月 仅为转载，侵权可联系删除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第一位：刘銮雄
刘銮雄，广东潮州人。1951年生于香港。早年就读于加拿大大学，获学士学位。1974年毕业回港，加入其家族的吊扇制造业务，获“风扇刘”之绰号。
刘銮雄眼光敏锐，极具魄力，以狙击手姿态驰骋于香港股市，自1985年迅速崛起。现已发展成为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性大集团，总市值追随十大财团之后，成为香港候补财阀，业务扩及地产、传媒、建筑及制造业等方面。
2020年4月6日，刘銮雄家族以115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第62位。
刘銮雄收藏界主要事件：
2006年，刘銮雄以1737.6万美元买入安迪沃霍尔的画作《毛泽东》(Mao)，2007年，香港苏富比拍场，刘銮雄再以3920万美元(约3.0487亿港元)买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世界名画《清晨》，此画既是高更在塔希提岛巅峰时期的画作，也被业界公认为可与梵高、毕加索等国宝级大师顶尖之作比美的大作。
2011年，刘銮雄以1.94亿元天价竞得齐白石《山水册》；紧接着，2012年，毕加索名画《阿尔及尔的女人(F)》上拍，刘銮雄再次豪掷1600万美元将其拿下，就在众人还在唏嘘惊诧时，刘銮雄再甩出一句：“这幅画在2011年上半年的要价已经4200万了，1600万买这么靓的画，太值了！”嗯，大富翁的思维果然就跟常人不一般！我们紧盯着当下，人家永远在放长线！
2006年以4300万元港币收入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作品《The Splash》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作品，这幅画是他2006年以4300万元港币收入，通过仇国仕、李鉴宸、程寿康三人的紧密协调，2020年2月的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上2311.7万英镑成功拍卖掉，折合人民币达到2亿元以上，过了14年，净赚人民币1亿6千多万。
排名第二位：张宗宪
张宗宪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收藏中国瓷器和中国字画，在世界文物收藏圈内受到普遍敬重。他是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在香港拓展市场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他对北京、上海几大艺术品拍卖公司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财力。
张宗宪收藏界主要事件：“看得见、买得到、捂得起、卖得掉”。他一个阶段专注于收藏一个系列，有了阶段性成果之后再转向下一个系列，不使自己无所追求。
随着他的画作陆续在苏富比以高价卖出，他又开始了下一个“战役”：满世界收了100多件宫廷御制掐丝珐琅彩，在故宫专家的协助下出版了精美藏品集，并于2007年12月在苏州博物馆举办了藏品展。张先生又于2012年春天在苏州博物馆举办了鼻烟壶收藏展。400余件展品，多姿多彩，雅俗共赏。开展那天，上海收藏家代表团50余人前去祝贺，见张先生在人群之中应付自如，真乃收藏界的“常青树”。
排名第三位：刘益谦
刘益谦，1963年出生，曾就职于上海森林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迈尔福电工设备有限公司，现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是2008年十大新闻人物。2013新财富中国富豪榜以170亿排名第三十名。
2015年3月，刘益谦以1402.6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8690万元)拍得一件历经600多年历史的明代佛经，为本届纽约亚洲艺术周期间最昂贵的拍品，也是亚洲以外地区拍卖价格最高的中国书画作品。
2016年4月5日，以2.4亿港元，加佣金2.7亿港元(约合2.25亿人民币)竞拍成功张大千晚年巨作《桃源图》。2016年胡润百富榜，刘益谦家族以345亿财富排名第44位。2018年10月，刘益谦家族以35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居2018年胡润百富榜第71位。2019年7月，位列2019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第90位。
2019年10月10日，刘益谦家族以400亿元财富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65位。
2020年2月26日，刘益谦家族以41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386位。
2020年5月12日，刘益谦以312.5亿元人民币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71位。
刘益谦收藏界主要事件：刘益谦是一个收藏大鳄，他名下的收藏品，可谓是五花八门，基本上每一件都是大手笔。刘益谦在收藏界如同大神一般的存在，可与收藏界另外一位大佬马未都相媲美。刘益谦的诸多藏品中，得意之作首推鸡缸杯。刘益谦为了鸡缸杯，也是下了血本，斥资2.8亿拍下。阿美迪欧·莫迪利亚尼，《侧卧的裸女》，西藏唐卡(15世纪)，明朝佛经，苏轼《功甫帖》(约1790年)，紫檀雕花龙椅(清)，官窑花瓶(Song dynasty)
排名第四位：陈泰铭
陈泰铭，籍贯台湾，国巨集团董事长，男，1956年9月28日出生，台湾十大富商之一。关之琳的前夫。学历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 现职国巨董事长 ，身价逾百亿元 ，兴趣美食、品酒、马术及艺术品收藏。
2020年2月26日， 陈泰铭家族以16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251位。
陈泰铭收藏界主要事件：陈泰铭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收藏西方和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以及中国官窑瓷器。陈泰铭曾经砸下3300万美元在纽约苏富比秋季当代艺术拍卖中，买下拍场中第二高价，为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自画像画作，手笔令人咋舌，打破当时该尺寸作品最高价记录。
排名第五位：王健林
王健林，男。1954年10月24日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1970年入伍，1986年从部队转业，毕业于辽宁大学，7月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9年起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任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2009年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2011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第1位。201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健林以净资产860亿人民币问鼎中国首富。2014年彭博亿万富翁指数中，王健林净资产达到人民币1543亿元，亚洲第三。2014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第1位。2015年福布斯发布全球富豪榜，王健林以242亿美元财富成为中国内地首富。2015年胡润发布全球华人富豪榜，王健林以2600亿财富首超李嘉诚成全球华人首富。
王健林收藏界主要事件：王健林收藏了很多画家的作品，国内外就毕加索，莫奈、吴冠中、傅抱石、李可染、杨振洋等一百多位近现代画家的1000多幅馆藏级作品，市值超100亿元。
排名第六位：马云
马云，男，汉族，中共党员，1964年9月10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嵊州市谷来镇，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现担任日本软银董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主席兼全球董事会成员、华谊兄弟董事、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会董事、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
1988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同年担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英文及国际贸易教师，199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网站“中国黄页”，1998年出任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国富通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并担任阿里集团CEO、董事局主席。
2013年5月10日，辞任阿里巴巴集团CEO，继续担任阿里集团董事局主席。6月30日，马云当选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2019年9月10日，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继续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成员。
2017年12月15日，荣获“影响中国”2017年度教育人物。2018年9月10日，马云发出公开信宣布将于2019年9月10日卸任集团董事局主席，由CEO张勇接任。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马云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3月，马云以373亿美元财富排名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21位。2019年5月10日，马云等17位全球杰出人士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为新一届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2019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排名第3位。2019年10月获得福布斯终身成就奖。2019年10月19日，入选2019福布斯年度商业人物之跨国经营商业领袖名单。
马云收藏界主要事件：马云被国民亲切称呼为“马爸爸”，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创造淘宝、支付宝，同时马云以及他的团队一起缔造了电商界的神话“双十一”，每年的成交额成倍的上涨，是商业天才也是慈善大家。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有一幅书法作品被拍卖出了468万元，那就是马云的墨宝《话蝉》。作为专业的书法家可能一幅作品都不会卖出这个价格，而马云的墨宝一出场却引发了热烈关注，瞬间成为了焦点被买家积极竞拍，并最终以468万元一锤定音。2015年3月，马云突然现身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引起一阵骚动。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马云在其艺术品投资智囊团李鉴宸陪同下观看了周春芽和刘炜的作品，时隔几天后，他又出现在北京香格纳画廊，欣赏曾梵志的作品。这不是开玩笑，2014年他就过了把瘾，次年其画作就入选最贵艺术品。由马云和曾梵志合作完成《桃花源》油画，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被人以3600万港币拍下，按单位尺寸计算，价格甚至超过齐白石的作品。之所以拍下天价，除了曾梵志的功底外，更与马云的名气不无关系。但更与其马云背后强大的艺术品投资智囊团息息相关。
排名第七位：王中军
王中军，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1960年出生于北京，1994年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同年，与弟弟王中磊一同创立华谊兄弟。1998年，王中军先生带领华谊兄弟成为首个以投资方式进入电影行业的民营公司，并于2009年带领华谊兄弟在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娱乐公司。
从《手机》到《非诚勿扰》，从《夜宴》到《可可西里》，自称对电影是外行的王中军，打造了国内第一家创业板上市的民营影视制作公司。2015华人富豪榜榜单第338名。
王中军先生曾获得2009中华文化人物、2009年度华人经济领袖、2010年度时尚企业家、2010《综艺》年度人物、2010和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等诸多奖项。
王中军先生酷爱艺术及收藏，作为独立艺术家，他如今已成功举办3次个人画展。王中军先生还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将画作义卖所得全部捐赠华谊兄弟公益基金。
2015年5月5日，王中军以2990万美元(约1.85亿人民币)(含佣金)拍下了毕加索于1948年创作的油画《盘发髻女子坐像》。
2016年，王中军画作《我不是潘金莲》拍出345万，早在2012年他就画出了两张布面油画，分别是80x60cm的《我不是潘金莲之一》和70x60cm的《我不是潘金莲之二》。
王中军收藏界主要事件：在2014年11月的纽约秋拍，苏富比推出梵高《雏菊与罂粟花》，这幅作品历史价值非凡，苏富比专家称之为“二十年来出现于拍卖市场中最珍贵的梵高静物油画”，估价为3000万至5000万美元，吸引了现场藏家相继举牌，最后以5500万美元落槌，由一位电话上的藏家竞得，背后的买主即为王中军。此作，加计佣金后成交价达617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15亿元）！亦是中国藏家首次购藏如此珍稀的梵高之作。
排名第八位：潘石屹
潘石屹，男，1963年11月14日出生于甘肃天水，著名地产商，SOHO中国的董事长，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1987年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房地产生涯。
1992年，潘石屹与合作人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房地产。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11日匿名人士指出潘石屹将撤出上海投资占SOHO总量75%，潘石屹对此作出否认。
2014年7月23日，潘石屹夫妇参观了Facebook。2014年7月24日，潘石屹微博披露，他和妻子张欣参观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苹果CEO库克亲自接待并讲解他们新的办公楼。
2014年7月24日，SOHO中国基金会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金一事，引起巨大争议。2014年10月29日，SOHO中国又与耶鲁大学签订捐助协议，向耶鲁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2016年胡润百富榜，潘石屹、张欣夫妇以220亿财富排名第95位。2016胡润房地产富豪榜，潘石屹、张欣夫妇以130亿排名第31。[3]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潘石屹、张欣夫妇以94亿美元财富排名第597位。[6]2019年10月10日，《2019年胡润百富榜》揭晓，潘石屹以220亿元人民币财富获得153名。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张欣、潘石屹家族排名第107位，财富值215.7亿元人民币。2020年2月26日，潘石屹、张欣夫妇以25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世茂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729位。2020年3月20日，潘石屹、张欣夫妇以25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第68位。
潘石屹收藏界主要事件：“长城脚下的公社”位于北京北部山区的“水关长城”附近，占地8平方公里，已建成的一期12幢别墅分别出自中国、日本、泰国等地的12位亚洲著名建筑师之手。
排名第九位：李嘉诚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汉族，出生于广东潮州潮安县，祖籍广东潮汕地区，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及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顾问。连续21年蝉联香港首富，1999年始连续15年华人首富。2020年《福布斯》发布香港富豪榜显示，李嘉诚位居第二，身价294亿美元。
1939年6月，刚读初中的李嘉诚在与家人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1958年开始投资地产。1979年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1年获选“香港风云人物”和太平绅士。1989年获英国女王颁发的CBE勋衔、1992年被聘为港事顾问、1993年度香港风云人物、1995年至1997年任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自从1999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华人首富以来，连续15年蝉联华人首富宝座。2011年，李嘉诚工夫茶传奇故事入选国家孔子学院汉语外教文章。2014年3月，李嘉诚将屈臣氏股份近25%作价440亿港元卖给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在8个月中已套现超过710亿港元。2015年3月下旬，李嘉诚旗下公司和记黄埔与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onica达成最终协议，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将斥资约102.5亿英镑（约合956亿元人民币）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电信运营商O2。
2017年11月，李嘉诚基金会决定未来8年再捐资20亿元支持汕头大学建设，曾被传要从汕头大学撤出被证实为谣言。2018年5月10日，李嘉诚正式退休；6月29日，李嘉诚辞去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职务；9月，李嘉诚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十大华商人物”。
李嘉诚收藏界主要事件：4至10世纪的敦煌写经共有43卷，将于慈山寺内轮流展出，图为《道行般若经》第9卷。
排名第十位：张近东（张桂平）
张近东，祖籍安徽天长，出生于江苏南京。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扶贫工作委员会主任。自2003年起连续15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1月30日，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0年，张近东在南京创办了苏宁。1999年全面切入综合电器领域，率先提出了全国连锁发展模式，带领苏宁走向全国。2009年张近东带领苏宁向互联网转型，2010年，苏宁易购上线[6]。2017年3月9日，张近东在全国两会上发表《大力推动实体零售向智慧零售转型》演讲，明确提出未来零售就是智慧零售。张近东及苏宁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先后发起了“阳光脱贫计划”、“梦想大篷车”、“善行者”、“足球1+1”，“筑巢行动”、“溪桥工程”、“冠军课堂”、“圆梦课堂”、“校园足球梦”等系列公益慈善项目。2020年4月6日，张近东以95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胡润全球百强企业家》第89位。
张近东收藏界主要事件：元代画家任仁发《五王醉归图》以超过3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位艺术品市场上低调的“隐富”也由此引发社会关注。
附加：王石
王石，男，1951年1月生，原籍安徽金寨，生于广西柳州，兰州交通大学（原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原任集团董事会主席，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2014年9月，仁川亚运会期间在参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的投票中以18比7大胜日本对手大久保尚武成功当选，其任期为5年。
2015年10月23日，当选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
2017年6月30日，万科召开股东大会，王石正式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为充分肯定王石过去33年对万科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董事会委任王石为董事会名誉主席；7月1日，王石就任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2018年8月，辞去华大基因独立董事一职半年后，王石正式宣布出任华大基因第一大股东华大控股的联席董事长。
2018年12月，王石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2019年12月18日，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王石收藏界主要事件：鸡血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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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徽哪个律师事务所最有实力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下设六个业务部、一个法学研究所、多个法律网站，拥有一支由法学教授、副教授、法学博士、医学博士、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双学士、注册会计师、安徽省十佳律师、合肥市十佳律师、十佳公益律师，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组成的强大的专业团队，系安徽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律师执业机构之一。事务所被合肥市司法局评为合肥首届AA级诚信律师事务所(最高级);被安徽省司法厅评为全省首届50强律师事务所。
金亚太是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合肥市公安局关于律师执业权益保护的执法监督定点联络单位;是安徽省仅有的三所全国211重点综合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本科和硕博研究生定点培养和实习基地。
金亚太多名律师和研究员兼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司法监督咨询员，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经济顾问、立法咨询员、行政执法监督员，政协常委，知识产权协会、律师协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大学教授，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独立董事等重要社会职务。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合肥电视台及全国、全省的新闻媒体，经常性地对金亚太律师进行专访和报道。
金亚太以“人和共创完善、执著成就经典”为宗旨，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合，奉行团队精神，精诚合作。在执业过程中精益求精，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打造经典法律服务范例，这是金亚太律师取得广大当事人充分信赖的坚实基础。
开业十多年来，金亚太律师在律师实务及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功地为国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及境外客户办理了上万件诉讼及非诉讼业务，并先后担任数百家中外客户的常年法律顾问。客户多为在当地有影响的单位，如：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中国银行股份公司(总行)、安徽省人民政府、合肥市人民政府、淮南市人民政府、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安徽省银监局、安徽省土地局、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安徽日报社报业集团、安徽互联网新闻中心、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新安晚报社、安徽电视台、江淮晨报社、安徽省农业银行、安徽芳草集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安徽金种子集团、安徽双轮集团、安徽开元集团、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肥分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安邦财产保险公司安徽分公司、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香港金濠国际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城市集团公司、枫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肥科技农行股份公司、元太置业(合肥)有限公司、合肥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C. 八百客的管理团队
李智—CEO/董事长李智，八百客公司创始人、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八百客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经过多年发展，八百客已经成为的中文PaaS与SaaS行业市场份额第一的云计算供应商。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界中国SaaS专家顾问团顾问，被誉为“中国SaaS产业第一人”。
李润海—财务长
李润海在教育、培训、业务拓展、财务及管理各方面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过去五年，李润海曾担任美国硅谷 创始公司之财务长及香港上市公司之行政总裁，主力於中国投资、企业融资及撇除重复资产等。他亦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认可仲裁员，擅于应用仲裁及谈判技巧于商业交易上。 李润海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加大，并拥有香港中文大学之MBA学位。
C. Kevin Chuang—战略官
Kevin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2007年3月加入八百客，负责公司战略，开发战略客户和合作伙伴。Kevin毕业后加入Synnex(新聚思)，曾先后就任执行副总裁,CFO和COO等职位。
尹东海—独立董事
曾任美国Siebel公司高级产品经理与架构师，负责Siebel手机业务，CTI及EAI业务。去美国前，曾在IBM （中国）任大客户经理，联想计算机任销售经理。尹东海曾在美国硅谷创立CRM咨询公司。尹东海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MBA。
付磊—董事
常春藤资本创始合伙人. 曾是美国硅谷Pond Ventures 的合伙人,他带领投资了PicoChip，Broadway Networks，Mirics等高科技公司。他也是GalaxyCore 的主要投资人， DAC 的合伙创始人及领导团队主要成员。也是Galvez 数码的创始人。拥有斯坦福大学商学院MBA、MIT 工程硕士。
余国健—高级顾问
余国健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加大，获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余国健曾就职于Webex、SupportSoft、Hewlett Packard、Amdahl/Fujitsu等美国公司,任高级开发和运营管理职位,也曾在中国和印度管理过多个研发和运营项目。
潘定邦博士—高级顾问
潘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早年在美国硅谷成功创立了RAC等硅谷主要计算机服务公司。曾任NEC，伯克利加大高级研究员。
Kam Chan博士—高级顾问
陈博士在伯克利加大取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大同(TATUNG)科技公司的总经理，有多年IT企业高层管理经验。
D. 荣兆梓的介绍
荣兆梓，男，1949年4月出生，汉族，江苏无锡人，教授1，中国共产党党员。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前任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安徽省政府咨询委员，全国马经史学会理事、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安徽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所有制理论、企业理论。1981年由安徽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学术刊物编辑工作，曾任《江淮论坛》副主编，1995年因经济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10月调入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E. 上海浦江商学院怎么样
上海浦江商务专修学院是经过上海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成立、由高校支持、社会参与、体现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履行教育机构公益性社会职能。学院以高端人才培养为目标、充分整合各领域高端教育资源，与国内外高校合作开展在职研究生学位教育，高端商务类培训。
学院与学员个人发展为着眼点，引入国内外高端品牌课程开创精英教育与商务教育紧密结合的新模式；融合精英化、小班化、弹性化的新理念；充分满足学员多元化教育需求、为有志者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并最终成为中国高端教育的品牌导航。
目前，浦江商学院已与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贵州大学、等重点名校开展了深入合作，主要教育项目包括EMBA、MBA、工程硕士等在职研究生的联合培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作项目：软件工程硕士（IT项目管理方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首批7所“211工程”和首批9所“985工程”建设的高校之一，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是我国唯一拥有两个国家实验室的高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是教育部、原国家计委批准的35所国家级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软件学院秉承“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和“我创新故我在”的教育理念，坚持“质量优异、规模适度、夯实基础、注重实践”的办学方针，依托我校计算机、数学、电子、通信和微电子学科的基础与专业基础课师资力量和丰富教学资源进行办学。同时，学院聘请海内外著名企业和大学的专家、教授授课，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课程内容面向软件市场和企业，强化实践教学，并提供优良的硬件条件和教学环境。
华中科技大学
合作项目：电子与通信领域工程硕士（IT项目管理方向），MBA，EMBA
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始建于1960年,创立之初为华中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2000年5月合校后为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目前，全系下设电路与系统、通信软件与交换技术、信号处理与智能技术、宽带无线与多媒体系统、军事通信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工程、微波与信息网络、数字视频技术与通信、图像处理与智能信息系统等9个研究中心（所）及实验中心。与华为、实达、金鹏、TCL、长江数通、精伦等企业共建有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与新、澳、美、德、港等国（境）外多所大学有稳定的合作关系。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创建于1979年，经历了由最初的工程经济系、管理工程系、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到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历年来，学院为社会开展了大量的管理咨询与培训项目，其领域涉及国家、地区和行业的发展规划、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投资决策、质量管理等等，已经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学院还与政府部门和工商企业界保持密切的联系，聘请了学术造诣深厚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担任学院的兼职教授，经常邀请他们到学院举行各种专题讲座。学院教授同样也被一些大型、知名企业聘为顾问或独立董事。
四川大学
合作项目：软件工程硕士（金融管理方向）
四川大学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是教育部、原国家计委批准的35所国家级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成立于2001年12月，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软件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而建立的，旨在支持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部署，通过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实用型、复合型软件人才，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实现我国软件产业跨越式发展。主要承担软件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生、第二学位、工程硕士研究生（双证）、工程硕士研究生（单证）等两个层次的学生培养。
四川大学软件工程硕士 (MSE)是面向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需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对软件工程技术人才需求培养的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
北京理工大学
合作项目：工业工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物流领域工程硕士、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
北京理工大学前身是1940年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全国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高校，是我国首批颁布重点理工科综合性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拥有国务院参事1名，博士生导师、教授、副教授90余人。北京理工大学是全国第一批获得工程硕士授予权的单位，也是1998年首批获得管理类第一个工程硕士领域即工业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多年来工业工程专业根植于北京理工大学雄厚的科研沃土和严谨的教风，以高水平的教学与服务质量，培养了众多相关领域高级复合型人才。
工业工程是一门工程技术与管理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工程领域，它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为导向，采用系统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集成系统进行规划、设计、评价、创新和决策等工作，使之成为更有效、更合理的综合优化系统。
物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可以凭本校出具的正式成绩单，申请ILT相应科目的免试，并由ILT审批。学员至多可以免考4门，并提交5000字（中文或英文）案例报告。通过后，即可获得ILT相应级别的认证。
贵州大学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合作项目
合作项目：项目管理硕士（MPM）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属加拿大国立大学，其项目管理硕士（MPM）教学体系国际上项目管理权威组织—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的认证，是加拿大唯一一所得到PMI的认证的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贵州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合作培养项目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该项目是贵州省唯一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2002年招生以来，已有251名学员获得了由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颁发的项目管理硕士学位，并同时获得了教育部国外学位的认证，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反映良好。70%的毕业生在所在的企事业单位担任中高层管理干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该项目旨在培养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国际项目运作规则，对不同规模的项目能够进行（项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有效管理的项目管理专家。
浦江商学院的辅导班教授都是上述名校的知名教授，授课方式灵活，集中在周六周日，讲述内容重点突出，有很强的针对性，每期学员的考试通过率都在90%以上，是在职人员再深造的理想选择之所。此外，他们和各个校的的项目，学习费用相对较低。因此，个人很推荐这所学校。
F.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办学条件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占地面积逾3600万平方米。阿卜杜拉国王已经向大学捐款100亿美元，并委托一家沙特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设计并建造约36平方千米的校园。在大学发展成熟时期，大学可以容纳约20000人。
沙特国王科技大学位于海边，距城市吉达向北约80千米，学校每天都有免费大巴车往返吉达各大购物中心及医院，同时设有去往麦加、麦地那的专线。建筑面积超过36平方千米，包括一处将被保留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作为大学的海洋保护区用于研究。
大学校园拥有自己的海水淡化厂，保证校园正常的用水需求。校园还设有免费的体院馆两座，高尔夫球场一座，红海潜伏潜水俱乐部一座，供所有学生、教授、员工使用。 学校为每个学生提供了非常优雅的住宿环境。博士研究生都可以申请单人双层公寓。每个公寓包括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客房等多个房间，并配备了厨房，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等日常电器。硕士和硕博研究生都可以住进2人或者3人的公寓，配置和博士研究生相仿，但空间更大。 大学于2009年9月正式开课，有约500名研究生入学。拥有世界顶尖的科研设备和雄厚的项目资金支持，2009年只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待遇，以刚拿到博士资格的助理教授来说，约等于美国大学同级的两倍到三倍，另加薪水的50%的海外生活津贴，则约等于美国同级同行薪水的三倍到四倍。美国大学一般助理教授的起薪是一年5万至8万美元（约7万至11万2000新元），KAUST给的薪水则在一年10万至16万美元，再加上薪水的50%的海外津贴，就是一年15万至24万美元。副教授和教授的薪水，视工作的经验和成就，可高出好几倍.。
数据显示该校按照职称提供的科研经费如下：
助理教授： 40万美元/年；
副教授： 60万美元/年；
正教授： 80万美元/年。 卓越大学联盟项目
有了建立世界大学的想法后，沙特国王的特使找到了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和the Washington Advisory Group 两家知名的咨询公司。在充分了解了国王的愿景以及决心后，两家咨询公司一个月后给出了结论：若想如国王所愿，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KAUST必须：
1）只招收研究生、博士生。
2）摒弃传统的学院等部门制度，而是建立一个个高精尖的跨学科中心。
3）学校必须提供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设备。
4）学校必须建立西方式的章程，并且必须由国际知名的学者、教授组成的独立董事来管理大学，而不是沙特教育部。
最终，国王同意了全部的要求。很快，KAUST的相关筹备与宣传工作在全世界展开。
“KAUST将在10年内成为世界前20强的科技大学，显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大学达到过这样一个速度”来自Berkeley大学的Rothblatt说道，Berkeley用了40年成为了一流大学，Stanford用了60年，对一所新型的大学而言，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对于一所科技大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快速与世界顶尖大学建立合作，编织“学术交流网”，让学者和学生在各大学之间频繁流动，打破垄断。在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要么在网络内快速成长，要么在网络外慢慢没落”
KAUST与世界顶级高校建立了合作联盟关系。KAUST大学全部的11个专业方向都与世界顶尖一流大学建立了深度联盟合作协议。
KAUST并未透露目前在和其他大学前期签署的联盟合作中投入了多少，不过从不同的消息源显示目前与世界顶尖的12-13个大学的联盟合作中，KAUST大概投入了5亿美金，其余的5亿美金正在投入中。其中： 联盟高校 合作专业 资助资金 Stanford（斯坦福大学） Computer Science 6000万（$60 million） Berkeley（加大伯克利分校） Mechanical Engineering 3600万（$36 million） Cambridge（剑桥大学） Biosciences Science 3500万（$35 million） TUM（慕尼黑工业大学） Chemistry、mathematics 暂无数据 NUS（新加坡国立大学）Applied chemical sciences暂无数据Cornell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Environmental Science暂无数据据信，其他联盟大学资助范围为：800万至2500万美金（$8 million to $25 million）。
此外，KAUST 还建立了：
Global Research Partnership Centers（$5 million to $25 million to establish research centers）
Academic Excellence Alliance（offers roughly $25 million for advice on curricula and hiring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学和院系对这样的联盟合作都信心满满。在Berkeley 机械工程系与KAUST达成了Berkeley- KAUST联盟合作协议后，Berkeley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委员会却拒绝土木工程系与KAUST达成联盟合作协议。 土木工程系教务长Armen Der Kiureghian 说道“顶尖大学应该是根植于其文化与社会中的，但是KAUST相对于沙特而言，就像一个世外桃源”。
支付这么高的合作费用，KAUST能从联盟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负责签署协议、来自Stanford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Jean-Claude Latombe教授说道：就拿Computer Science专业而言，除了学生交流项目外，我们将帮助KAUST迅速建立起世界一流的计算实验室。学者将定期到KAUST进行访问、开展研讨会，并且在KAUST任职或者与KAUST教授建立联合实验室。当然远不止这些，KAUST得到的是世界上最卓越的计算机科学部门的一个信誉度，在与Stanford大学建立联盟的过程，其实就是两个大学共进退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作为“硅谷发源地”，我们选择合作伙伴也是非常谨慎的。毫无疑问，此后会有更多的毕业生申请KAUST， KAUST将得到更好的生源，因为正在进行中的Stanford-KAUST联盟协议。而KAUST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与Berkeley、 Stanford 、Cambridge等顶级大学快速建立了合作协议，并且有越来越紧密、越持久抱团合作的趋势。从这点来说，KAUST无疑深谙现代大学的发展规律，我想不到一个阻碍KAUST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由。这种紧密的联盟合作模式是独一无二的，据我所知在各大学间是没有过的，只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两个机构之间做过类似的合作项目。
中国高校合作项目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AUST）师资力量雄厚，科研硬件资源及环境世界一流，并仅进行研究生和博士教育。近年来，其与国内多所C9联盟高校保持着紧密的科研合作伙伴关系，并与中科院开展战略性双学位合作。
UCAS-KAUST 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2011年2月，国科大和KAUST正式签署学生交流协议，设立UCAS-KAUST双学位项目。根据协议，双方在互认课程学分、共同指导的基础上，共同资助国科大学生学习。其中，KAUST为我校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和赴该大学学习的机会。参加此项目的学生可获得国科大和KAUST颁发的两校学位和毕业证书。
产业界合作项目
KAUST 产业界合作项目 （KICP)）提供的资源丰富了 KAUST 的研究、最新技术、人才储备、研讨会、座谈会 和其他科学活动等。KICP 项目是为了与产业界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其能为 KAUST 和 KICP 成员带来持久的利益。
比尔盖茨访问KAUST，参加圆桌会议与KAUST教员讨论在干旱条件下的农业研究，并寻求KAUST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研究。同时，盖茨先生也参观了KAUST世界一流的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例如创新节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开发系统等。
G. 第一台半导体计算机是多会生产的
中国计算50年
——中国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创业历程及领路人
(2006-09-11 16:18:31)
■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高庆狮
编者按： 一转眼，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已经走过了50个春秋。在《计算机世界》纪念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50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这50年里，有太多激动人心的创举出现，也有太多令人黯然的无奈穿过。
几代大师为了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更多人为了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前行奋发图强。为此，我们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高庆狮撰写此文，以纪念过往、庆祝成就，同时也警醒现状、激励未来。
50年风雨之后，为了寻求ICT的融合和计算领域的更大发展，中国正在积极酝酿更好的政策环境。2006年8月29日，全国信息产业科技创新会议在京召开。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
中国诞生计算机
从1951年起，国内外和计算机领域相近的其他领域人才，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不断转入到该行业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里，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飞博士。
他们积极推动，把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技术准备。当时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12年规划。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制定中。在随后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等四个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讲课。钱学森教授在当时已经是国际控制论的权威专家，而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当时我也是学生之一。
钱学森的数学功底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学生，对此感到十分钦佩。同时，钱学森教授也帮助我们具体了解到，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导研发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诞生，并于1958年交付使用。参与研发的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人。其中，磁心存储器是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的。在104机上建立的、由仲萃豪和董韫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则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国防是首要服务对象
在任何先进国家，计算机的发展首先都是为国防服务，应用于国家战略部署上，中国也不例外。1958年，北京大学张世龙领导包括当时作为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机器。随后，张世龙带领北大师生（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立即投入北大自行设计的“红旗”计算机研制工作，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并于1962年试算成功。但是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红旗”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和继续工作。
与此同时，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合作，自行设计了“901”海军计算机，并交付海军使用。在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导的国产晶体管军用的计算机，也在1961年交付海军使用。
1958年～1962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前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些自行设计、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
1964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的自行设计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 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119机上建立的，是董韫美领导的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该系统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继续起作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慈云桂教授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人员包括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计算速度每秒两万次。
与此同时，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飞领导的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也在1965年交付使用。为了发展“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蒋士飞领导，自行设计专为两弹一星服务的计算机109丙机，并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人。两台109丙机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109丙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且，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这些由中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研制出的第一批计算机，代表了中国人掌握计算机的技术水平和成果，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突破百万到超越亿计算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和张兴华等骨干人员）与“738厂”（包括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人员）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问世。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形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的公开资料，分析了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文革中受到严重干扰，以及文革后“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领导乱指挥，尽管在1979年，由亚城负责的20M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投片已经研发成功，但是最终“全部器件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的研发，因为任务变化，最终搁浅。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创新的“三性”中的先进性。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只是代表中国已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中，带*的103、104、119、150、757，及银河-1号巨型机和银河-2仿真计算机等7台计算机，都被载入“记述对中华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铭文中。
除了研制水平之外，产业、市场和应用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批量生产计算机上，电子工业部及其相关研究所（例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例如著名的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要依靠它们，而且它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例如108系列、与清华大学合作的DJS-130等），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例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这些研究所和工厂都有过突出贡献。研究所和工厂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他们的领军人包括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人员，例如江学国等。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罗沛霖领导的仿IBM系列也起过历史性作用，沈绪榜和李三立负责的有关卫星天上和地上计算机及其他任务用的计算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还做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就不枚举了。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和20世纪50～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是分不开的。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之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夏培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培肃领导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了107（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 250次）计算机，该计算机于1960年交付使用，并且还复制了两台。尽管107计算机比103（1958年交付使用）、104计算机（1959年交付使用）速度低了10倍到40倍，但是对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张杰、甘鸿，等等。王克本领导了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版研究与设计小组。方光旦在磁头、磁胶，张品贤在磁带，顾尔旺在磁鼓等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实际上，大多计算机的研发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人员，就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于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20世纪50～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计算机）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参与成员则根据当时前苏联计算机领军人物、前苏联科学院列贝捷夫院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人士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则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京大学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虞承宣，加上6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3人后来分别由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国20世纪60年代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在当时都是年轻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杨奇、中科院计算所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陈火旺等。中国20世纪60年代操作系统的带头人有北京大学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等，当时也都是年轻人。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的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物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如今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容错和检测理论和实践的带头人是魏道政，而知识处理的带头人是陆汝钤。
依赖进口弊端过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是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微机”（后者可以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而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价比问题，无法和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步退出舞台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例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纷纷倒闭。虽然如此，国内那一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也曾有过较大贡献，例如张修领导的KJ8920，在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软件方面就很突出。
中国最早意识到个人计算机发展趋势而率先转向研究“微机”，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杨学军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以及周兴铭领导的银河-2数字仿真巨型机等。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作为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则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参杂，到最后封装，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飞、沈亚城等人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做成芯片，才可以算做完成。顶层则是硅编译等等软件工作，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版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整机可以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进而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全部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
“元器件全部进口化”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研制中止，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的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这两方面对国家安全都很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无法达到最先进，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引进很可能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何时真正崛起
进入21世纪以后，李德磊负责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王沁参加负责的“多思”、方信我负责的“国安”等等“中国芯”项目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但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
众多“中国芯”的主要的差别只是在系统结构设计上，或者在高速低功耗电路等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设计明显创新的，有国外学者称之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虽然难听却也有几分道理。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中国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发展芯片产业，而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则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早在1965年，中科院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版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3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时，反而比美国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不容忽视，研究环境也不容被忽视。
如何做到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之上，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更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10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过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数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百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链接:文中部分科学家简历
华罗庚：江苏金坛人。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国际知名数学家，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等。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专家、中国核原子科学之父，曾师从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在中国研发原子弹期间，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范新弼：电子计算机专家，湖南长沙人。1951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在电子器件研究与应用领域获8项美国专利。归国后，领导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及其后多台大型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领导中国半导体存储元件研究，建立了国内第一批测试设备。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领导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仿制并在此后的35年中主持中国自行设计的电子管、晶体管到大规模集成电路各代大型计算机的研制，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领导完成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并行计算机系统。
钱学森：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浙江杭州市人，生于上海。钱学森曾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历经5年努力，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江苏武进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王选），长期致力于结构力学、断裂力学、材料力学性能、计算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我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45年赴美学习，1956年归国教学，1968年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自杀。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高性能计算机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籍江苏常州。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研制者之一，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赶超世界计算机先进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王选：江苏无锡人。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象的计算机处理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曾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巢尘：计算机软件专家，原籍江苏南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所长。
杨芙清：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第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计算机科学技术及软件专家，无锡人。历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技系教授。
孙仲秀：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籍浙江余杭，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历任南京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职。1974年后主持研制了中国国产系列计算机DJS200系列的DJS200/XT1和 DJS200/XT1P等操作系统。从1979年起开始对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进行了研究，1982年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ZCZ分布式微型计算机系统，研究和开发了多个实用的分布式计算机系统。
何积丰：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软件专家，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软件学院院长，上海嵌入式系统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早年进行管理信息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研发。
吴几康：安徽歙县人。计算机专家、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丹麦任无线电厂开发工程师，归国后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参与筹建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负责研制成功两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后参与筹建771微电子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和研究员。
张梓昌：电子计算机专家。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历任航天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所长、测控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期从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的研制，曾负责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技术工作，是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张世龙：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教授，曾参加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计算机119机和北大红旗计算机的系统设计。
慈云桂：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安徽桐城人。历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等职，先后主持了我国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从领导研制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专用机，到担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冯康：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生于江苏南京，原籍浙江绍兴。其独立创造了有限元方法、自然归化和自然边界元方法，开辟了辛几何和辛格式研究新领域。中国现代计算数学研究的开拓者。1997年底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授予冯康的另一项工作“哈密尔顿系统辛几何算法”。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任、名誉主任。(排名不分先后)
(计算机世界报)
参考资料：http://www.cnii.com.cn/20060808/ca371826.htm
H. 杨元庆的故事
1988年，24岁的杨元庆在中国科学院的自动化研究所一边写作他的毕业论文，一边构思他的未来。他为自己确定的人生目标是，到美国去拿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到鼎鼎大名的硅谷找一份工作。他的好多同学都在美国的硅谷扎下了根，这让他非常羡慕。"80年代末期，一个名牌大学的理工生如果选择呆在国内，那会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杨元庆后来回忆说，"交大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在国外，硅谷的同学比北京多得多；科大更不用说，还没毕业，教室里就人去楼空。"他相信，从自动化研究所到美国硅谷的距离并不远，也就只有几千公里，坐飞机也就是十几个小时。然而，当务之急是先找一份工作，一方面自己还需要实践经验，还需要历练，另一方面要挣钱吃饱肚子，留学需要资金，自己的专业特别是英语还需要加强。总而言之，他需要寻找一块跳板。他首先想到了中关村，在1988年，中关村已经被确定为高科技园区，被称为中国的硅谷。�
他首先想到的单位是联想公司，因为他前几天看到了这家名气越来越响的高科技公司的招聘启事。他根据启事上公布的地址，找到了联想公司的办公楼。在二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主考官对他进行了面试，虽然他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他的回答还是让主考官比较满意，半个小时的初试之后，还有复试，当他知道自己已被录取了时，心里很高兴，但也不是那种狂喜，不仅因为当时像他这样的高层次高科技人才还比较少，也因为他只是将联想或者别的什么公司作为跳板，他心里想着的是另一个硅谷。后来他才知道，1988年联想从来自全国的500个应聘者中公开招聘了58名员工，杨元庆只是其中之一。�
当然，这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毕竟距离美国的硅谷又近了一步，何况联想公司是国内知名的高科技公司，与自己的专业对口，自己所学有了用武之地。但当公司公布他的工作岗位时，他心里凉了一下。公司给他的工作是销售业务员，而且是推销别人的产品Sun工作站(Sun是公司的名称,实际为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三个英文单词首写字母之缩略，中文意为"斯坦福大学网络"。Sun起初由包括Scott McNealy等四名在Stanford大学和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研究生创建，1982年2月正式注册，先以工作站的设计制作为业务重点，6个月后开始创收盈利；全球雇员人数达2万6千余人)，而使用INTEL386芯片的Sun工作站对当时人来说还很陌生，也不太实用。�
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推销Sun工作站的许多场景。他骑着一辆从旧车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推销他自己也才刚刚熟悉的工作站。他还记得自己的电话被客户摔在地上的情景，他还记得在客户门口一等数个小时的感受，当然他更记得卖出第一台工作站时的心情。他推销出去的第一台工作站是给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当订单最后签下时，他的心情比较复杂，兴奋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内疚，兴奋是因为生意终于开张了，内疚是因为觉得似乎对不住客户，一台PC机对于国家医药管理局来说就已经足够用了，但自己却千方百计让人家相信Sun工作站是他们的惟一选择。后来杨元庆回想说："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高兴心情，但我还是认为，其实，这个客户当时并不应该买Sun的这种工作站，买一台PC就能解决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力推把这台工作站做出去。"作为补偿，他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满足用户提出的各种服务要求。杨元庆后来坦白地承认："说起来很惭愧，当时Sun的工作站卖得并不是很成功。我们代理的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它是Sun惟一一次使用Intel386芯片的工作站。用户使用的情况不好--要么是不适用，要么是不够用。尽管产品不是我们的，但毕竟是我们代理卖出的产品，因此，那时卖出工作站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内疚。"�
也正是这第一台工作站的售出，使他对销售有了感觉和自信，也正是销售工作的历练，使他以后能够面对一切困难。也正是杨元庆对客户的出色服务和良好的反应引起了柳传志的注意。他本来是将销售当作临时性的工作，但渐渐地，他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接待客户，开票收款，焊接网线，调试机器，售后服务，在客户的感谢声中，他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虽然他学习了七年的计算机专业知识没有用上多少，但是他从销售中学到了新的东西，那就是：效益来自市场，市场来自服务。多年后，当他成为联想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时，他提出的经营理念之一就是要把联想做成"服务的联想"。后来当有人向杨元庆请教人生经验时，杨元庆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起步阶段的工作经历，得出一个结论："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本来就是打基础的时候，专业对口当然好，但不是非常重要，年轻人不应该背一定要专业对口的包袱。"�
在这个期间，杨元庆顺利考完GRE，并报读美国芝加哥一所高等学府，等待学校信息反馈。也就在这个时候，杨元庆被任命为计算机辅助设备部的总经理，这是在1992年。
连话都讲不好的CAD部经理�
1992年4月20日，联想集团公布了一项新的任命名单，这个名单上有杨元庆的名字，他被任命为CAD部总经理。但是人们特别注意的是郭为、王平生、陈俭等几个名字，而不是杨元庆。这一方面是因为CAD部(CAD，Computer Aided Design的缩写，意思为计算机辅助设计)仍是基层的销售部门，是出力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元庆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并不显得多么出色。虽然他的外表引人注目，1.81米的身高，宽阔的肩膀，额头上棱角分明，但他不善于言辞，说话的时候带着口头语，总是有点吞吞吐吐，特别是在公开场合面对同事或下级讲话时，显得不够自信。这么高大的一个人，说起话来却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一般少说话，因而给人内敛的感觉。他第一次做干部的时候，在会议上甚至都不知道怎样讲话。有不少在CAD部工作过的人后来回忆说，开完那次会，很多人认为杨元庆不适合做领导，而杨元庆自己后来也回忆说，第一次开会让他有点沮丧，他能感受到同事们对他的不满意。"他们一定认为我不是一个好领导。"他说。�
但杨元庆有内在的潜质。也正是这次任命使得他的潜质得到充分发挥。CAD是计算机辅助设备部的简称，而实际上主要代理销售惠普公司的绘图仪。杨元庆从惠普绘图仪的销售中，学会了除了零售和批发之外的另一种销售模式：代理和分销。这种销售模式有专门的销售渠道，有特定的顾客群，稳定的代理商和相对固定的销售渠道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杨元庆认识到，他所带领的CAD部实际上是惠普庞大的销售网络中的一个环节，惠普以这种模式组建了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以最少的人力占据了最广大的市场，赚取了尽量多的利润。杨元庆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开始构想以联想为中心的销售网络。也就是在杨元庆上任的这个月，联想CAD部与中关村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代理分销售合同，这家公司承担分销售惠普绘图仪的责任，而联想CAD部将营业额的3%返还作为回报。这份模仿惠普代理协议签署的第一份代理合同对杨元庆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此，中国IT业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分销商。杨元庆以这种销售模式使得CAD的销售业绩持续上升，1992年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1993年又比1992年增加了一倍，由1991年的3000万元达到1993年的2.3亿元。�
杨元庆至今还记得当时发现这种销售方式时的喜悦，不啻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当然他也记得"推销"代理概念的艰难。他亲自带领队伍，以中关村大街的十字路口为中心，分散到大街两旁的大大小小的电脑销售店里，先介绍联想代理的惠普绘图仪的优点，然后开始重点解释"代理"的概念，宣传代理的好处，最后问："贵公司愿意代理吗？"开始的时候，人们因为对"代理"、"分销"感到陌生，对许诺的诸多好处将信将疑，于是他们只好空手而归。但是终于有了第一家，于是就有了第二家，不久CAD将有意向代理的商家召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小型的代理商会议，虽然参加的人不多，但是对杨元庆和联想来说意义重大，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杨元庆形成了新的营销理念，他后来将这种模式用于联想PC的销售，改变了联想的命运。杨元庆后来也承认，他当年卖PC的时候就是以惠普为老师的。1994年，联想已经推出了"联想"品牌的电脑，杨元庆作为负责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复制"惠普模式"--从直销转变成完全的代理制。杨元庆在惠普绘图仪的销售中还学到了惠普组织销售队伍的技巧，他根据惠普公司的"十步计划法"制订计划，他把惠普公司的高级经理课程《管理过程控制》列为属下经理们的必修课。据现任神州数码常务副总裁林杨说，"从1994年到1996年，这一段时间杨元庆用的招数全部是从惠普学来的，到了1996年之后才有创新的招数。"林杨当时是联想CAD事业部的副经理。�
杨元庆在CAD部的成功，显示了他的天赋，那就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发现，又善于应用，这使得他在本来陌生的、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销售领域如鱼得水，而也就在销售中，杨元庆显示了非凡的管理能力。他没有学过管理，也没有看过几本有关公关、谈判技巧的书，他本人又不善言辞，但他却有赢得"大单"的能力。他后来总结说："谈判的要点有两个，一是诚实；二是设计好谈话的内容。"连话都讲不好，并不妨碍成为出色的营销家，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可以说，联想对杨元庆的工作安排，阴差阳错地契合了他本人的内在潜质，发挥了杨元庆的天赋。�
正是杨元庆在1991年到1993年负责CAD部短短两年时间里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使他得到了柳传志的注意，使柳传志在联想最紧要的关头，提拔他做PC部的总经理，将联想的未来也押在了他身上。�
千里马与伯乐�
韩愈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在伯乐看来，千里马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在现实社会中，千里马与伯乐的相遇，只有靠机缘巧合。�
柳传志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说："除了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的判断力外，培养人才，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企业领导最重要的任务了。"企业领导人首先应该具有伯乐的本领，善于识别选拔人才。柳传志曾将联想内部成功的管理总结为三个要素：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三要素中的核心是人才的培养使用。联想之所以能够在强手如林的计算机市场上生存下来，之所以能够创立品牌，在世界IT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归根结底是人才战略的成功。而人才战略成功的典型事例就是杨元庆和郭为。�
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故事被认为是伯乐识千里马的典型事例。如果没有进入联想，如果没有遇到柳传志，杨元庆将会是另一种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柳传志的慧眼识英才就没有杨元庆今天的成功。�
1991年，杨元庆担任联想CAD部门的总经理，主要代理惠普公司的产品。柳传志给了杨元庆一个温暖的环境和适合的土壤，杨元庆就拼命地长。从1991年到1993年，CAD的销售额从5000万到1.1亿，再从1.1亿达到1.8亿。柳传志逐渐发现杨元庆有很强的事业心，是有很强执行能力的"将"才。杨元庆硕士毕业时候的出国梦一直没有断，当美国惠普总部向他发出邀请时，杨元庆收拾行李准备动身。1993年底，由于国外计算机品牌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中国计算机产业陷入危机，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柳传志承认打了败仗，他留下了前来辞行的杨元庆，将拯救联想微机事业的担子交给了他。�
1994年3月19日，30岁的杨元庆被任命为电脑事业部总经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杨元庆重组电脑事业部，电脑的销量大幅度提升。柳传志对于杨元庆的表现很满意，但杨元庆不懂得妥协，与其他人的冲突逐渐影响到公司上下对他的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柳传志才下定决心要教育杨元庆。在当着公司的许多高层和杨元庆的一些下属的面，杨元庆臭骂了一顿后，柳传志又连夜给杨元庆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杨元庆很快明白了柳传志对自己的期望，逐渐学会了妥协。�
柳传志尽自己所能为杨元庆扫清障碍，使杨元庆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开拓市场。到1996年财年结束的时候，联想销售成为国内市场第一名，联想电脑在世界PC市场崭露头角。在经过了联想电脑公司总经理的历练之后，柳传志感到杨元庆已经具备了驾驭全局的能力。2000年4月，联想分拆为联想电脑和神州数码，杨元庆掌管了联想电脑，又经过一年的锻炼，2001年4月20日，柳传志将联想的大旗正式交给了杨元庆。�
人力资源管理是联想集团的管理核心。联想有一套严格的人才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高层次人才的标准系统，能够承担一定责任的人才，首先应该有与联想企业文化一致的信念和价值观，要对企业忠诚，要有牺牲精神，要有审时度势、独当一面的指挥能力，要有搭班子、带队伍的管理能力，要有团结多数、协调一致的合作能力，要有孜孜不倦、吐故纳新的学习能力。良好的道德素养，出色的专业修养，敬业的职业态度，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合作与补台意识，善于学习和总结，等等，被视为人才必须具有的素质。�
没有人才就没有企业，企业不仅要使用好人才，更要培养好人才。联想的成功经验就是在识别人才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在动态的实践中培养人才。柳传志用"缝鞋垫"和"做西服"来比喻培养人才的方法："培养一个战略型人才和培养一个优秀的裁缝有相同的道理，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块上等毛料做西服，而是应该让他从缝鞋垫做起。鞋垫做好了再做短裤，然后再做长裤、衬衣，最后才是做西装。不能拔苗助长，操之过急。"比如郭为，他在联想从秘书做起，在十余个岗位工作过。从给老板开车门、拎皮箱开始，到只有五个人的公关部做经理，一年后又到集团办公室担任主任经理，接着先做过业务部门的总经理、企业部的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联想集团在广东惠州建设生产基地，郭为又被派去负责具体事务，后来又到香港联想负责投资事务。�
杨元庆的发展更为典型。他1988年从推销员做起，两年后成为CAD业务部的经理。在做代销的过程中，杨元庆从美国惠普公司那里学习到了新的营销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CAD业务部的营业额快速增长。由于工作出色，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在微机事业部，杨元庆带领他的团队，经过艰苦拼搏，使联想电脑销售在两年间急速上升。杨元庆在联想集团内的升迁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正是因为柳传志让他们逐渐参与决策，参与管理，他们才会有这么多的锻炼机会。就在具体业务的操作管理中，他们逐渐学习学会独立主动思考，在价值观、思想方法上融入了联想文化。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联想的发动机而不仅仅是被动式传递的"齿轮"，也是因为柳传志给他们放手发挥的机会，在责权利清楚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发挥才能的宽阔舞台。�
"从赛马中识别好马"被认为是联想集团培养人才的独特经验。所谓"从赛马中识别好马"，也就是让人才去做事，在做事中识别人才、培养人才。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联想在意识到人员年龄结构存在断层的潜在危险之后，就开始下力气培养年轻人，把年轻人推到前台。当时公司的元老中对于重用年轻人也有不同意见，毕竟年轻人经验不足，自律能力让人担心，又没有出色的业绩，所以在任用时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是在柳传志的坚持下，一批年轻人逐渐被委以重任。特别是杨元庆，在联想微机事业处于低潮时，柳传志毅然决定让杨元庆主管微机事业部，将挽救市场如此重大的担子交给一个年轻人，连柳传志后来也承认这是一次赌博。杨元庆没有辜负柳传志的期望，柳传志"赌"赢了，杨元庆也成长起来了。杨元庆的成功改变了元老对年轻人的看法，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数十名年轻人得到提拔，而且一些年轻人被任命为许多部门的主任经理。
柳传志经常把具有可塑性的人才集中到总裁办，和他们一起讨论需要决策的项目，在"把嘴皮磨热"的过程中，除了培养年轻人思考问题、做出决策的能力，还训练了他们相互间的协作，使他们在价值观上逐渐接近融合。柳传志常常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给年轻人听，他传授的不仅是管理企业的经验，还有他的人生经验。他告诉年轻人，无论是做人还是搞管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妥协。坚持原则才能有正气，善于妥协才能保证团结。妥协准确地说是容纳别人，委屈自已。一个要做一番事业的人必须有这样一种境界。之所以强调妥协，是因为一个人即使才华横溢，如果不会妥协，不能与他人进行合作，就不可能具有搭建班子、协调作战的能力，而如果不能组建一个团结、坚强的领导班子，就不可能有企业的发展，甚至其个人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柳传志让杨元庆学会妥协，已经在联想和联想外的业界广为流传，并且被作为经典事例写进了培训书籍。�
作为"伯乐"，既要会识别人才、使用人才，又要会激励人才。联想对人才的激励主要是事业、理想和目标，物质的激励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过度使用，就有可能变为鸦片。对年轻人来说，承认他们的能力，肯定他们的业绩，让他们去独自管理一个部门，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是最有效的激励。比如杨元庆，当他负责联想微机事业部的时候，柳传志将原来分属于若干个部门的权力，甚至包括人事和财务，都给了杨元庆可以不受任何牵制，真正独立运作整个事业部，而且电脑销售超额完成的利润部分50％上交集团公司，另外50％由他自行处理，用于奖励或福利。在电脑业绩最好的那一年，杨元庆用这部分钱，给每一位业绩突出的经理购买了一辆轿车。这一切都让杨元庆有一种成就感。�
如果说柳传志这个"伯乐"发现了杨元庆这匹"千里马"，那么联想第二代少帅陈绍鹏的发展，也离不开杨元庆的发现任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元庆是陈绍鹏的"伯乐"。�
陈绍鹏的经历和杨元庆有很多相似之处。1992年，陈绍鹏从北京轻工业学院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留京资格，被分配到当时轻工业部下属的某单位计算机中心工作。1993年2月，陈绍鹏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两条招聘启事，一条是一家通信公司招聘技术人员，另一条是联想的招聘广告，联想广告上有一句话："如果你想站得高、看得远，请做联想人。"陈绍鹏当然想站得高、看得远。他给两家公司都寄去了简历，很快接到了通信公司的面试通知，但是他最希望去的是联想。在等待两天后，接到了联想的面试通知，推掉了那家通信公司。在老联想总部附近的一个食堂里，陈绍鹏和其他七十多人参加了笔试，接着参加了面试，1993年3月3日，陈绍鹏接到通知，他被录用了。和杨元庆一样，陈绍鹏当初应试的职位是技术研发人员，但却被分配到了销售部。杨元庆重整联想微机事业部的时候，陈绍鹏成为杨元庆选留的112人之一，在杨元庆对留下的这一百多个销售人员进行"大砍大杀"，只留下18个人时，陈绍鹏又成为"18棵青松"之一。�
杨元庆任命陈绍鹏为联想西南区经理，派他到西南地区开拓市场。陈绍鹏单枪匹马来到了成都，而当时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市场甚至不知道"联想"的名字。陈绍鹏在当地雇用了一个男孩，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在成都开出第一个联想电脑专卖店。由于陈绍鹏表现突出，杨元庆又把他调到西北区。凭借着超人的毅力，陈绍鹏在毫无基础的西部开发出了市场，创造了联想电脑西部开发的传奇故事。�
1996年，陈绍鹏又被派去开拓华南市场。在那一年，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当地市场华南市场由于受香港地区的影响，普遍只认可国际大品牌的PC，对当时还没有多大名气的联想根本不认可。再加上在西北土生土长的陈绍鹏，到了华南语言不通，给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刚到华南时，陈绍鹏为了劝说广东最大的一家代理商销售联想产品，先后登门拜访了7次，还是没成功。�
在当年的北戴河总结会上，杨元庆不点名地批评了华南区，，因为华南区的电脑销售只增长了百分之十几。那一次，坚强的陈绍鹏第一次掉泪了。但陈绍鹏很快从消沉中走了出来，他回到广州后，改变了策略，和当时广州一家很大的知名电脑城合作，举行了一次"电脑节"，使联想的名字被人们所熟悉，开始有代理商来洽谈销售联想电脑的业务。局势由此发生变化。1997年联想华南区的销售业绩比1996年同比增长585%。�
陈绍鹏的成功，使他成为联想公司的传奇人物，就如同杨元庆一样。从西北杀到华南的一路业绩飘红，也造就了他在联想内部传奇般的提升速度。陈绍鹏被称为联想的实战派大将，而且是干一项成一项的福将。他进入任何一个区域，似乎都能实现惊人速度的业绩蹿升。他在担任联想商用台式电脑事业部总经理时，作为主力军，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抓住了机会，在打造联想PC领军之位的战斗中，业绩斐然。在任联想市场系统副总裁时，他成功策动了联想营销模式和组织架构的战略变革。他担任联想销售系统副总裁时所实验的多种新奇销售招术，被认为是商业营销的经典案例。�
2005年9月30日，陈绍鹏被任命为联想大中国区总经理，他第一次真正从销售火线下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他说："在此之前，我负责整个中国区的销售业务，但我从来没有，至少当时没有想过自己会坐上大中国区总裁的位置。"他上任后不久，很快就制定出了整合后的四大战略：打造国际品牌、建立柔性企业、突破四大重点市场和充分发挥Think品牌业务。�
2006年11月10日，在珠海海泉湾度假村举行的重点代理商大会上，身为联想董事局主席的杨元庆不吝言辞称赞陈绍鹏，他对代理商们说："你们尽可以放心地和绍鹏合作，他完全值得信任。"他告诉记者："我正因为对绍鹏120%的放心，才把大中国区交给他。我也会在代理商大会上告诉我那些老伙伴，踏踏实实地和绍鹏合作。"杨元庆认为，大中国区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业绩，说明了联想在国际化之后并没有失去对中国市场的专注，联想的业务模式是成功的，但更重要的是陈绍鹏所领导的团队能力非凡："连续将近7个季度，从来没有掉过链子。在市场份额已经超过30%的情况下，大中国区依然能够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率，是非常不容易的。"集团近40%的收入来自陈绍鹏领导的大中国区，大中国区已成为联想的大后方。杨元庆对陈绍鹏"120%放心"，而陈绍鹏也没有给杨元庆丢脸，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编辑：默墨
I. 鹏华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
郝珠江：男，生于1953年，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历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深圳市法制局局长、党组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主任，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主任，现任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
方兆本：男，生于1945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统计学博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场统计学会理事、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美国当代统计索引 CIS 通讯编辑，美国 ASA 、 IMS 会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现任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柳 青：男，生于1957年，美籍华人， 美国马凯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美国律师协会会员，美国联邦法院认证律师。曾任美国卢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法律部亚太地区法律顾问，兼大中国地区首席法律顾问；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全球投资兼并重组部高级法律顾问兼大中国地区首席法律顾问；现任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法律总顾问。
黄世忠：加拿大达尔豪西（ Dalhousie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厦门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兼任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历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主任、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