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齐茂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1. 为什么乡下人家要五天赶一次集市
恩，楼主hi上说吧。
先讲一点：（中国的）
1.在农村蔬菜.稻子都是自己种.(几乎是不蔬菜的,肉类才需要)
2.五天赶一次集.(有些地方是三天或者四天)购置一些生活用品.
3.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大伙一起打牌,聊天.
4.在我们家里一般都是女人管田里的活,男人赚钱.(我们是客家人)
5.小孩子读书,就算再小也不用大人接送.叫他跟上邻居的小孩子就可以
外国：
从飞机窗口向下看，无垠的浅绿色田野、牧场和山川中镶嵌着星星点点深绿色的簇团，在这些簇团中依稀可见五彩缤纷的楼宇。灰白色的道路蜿蜒地把这些簇团串在一起，然后，再向着遥远的天边延伸。
“真美！”即使在如诗似画的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叶齐茂依然赞叹不已，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上空进入欧洲，直到飞离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告别欧洲，“始终被绿色包围着”。
鸟瞰欧洲大陆的村庄，它们仿佛就是绿洲中的一员，“没有留下多少人工雕琢的痕迹”。无垠的田野和牧场，总会在一些树林边戛然而止，而树林深处也有人家。从维也纳出发，沿阿尔卑斯山的北坡横跨奥地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与黑森地区，道法自然的村落随处可见，峰回路转处总有一些散落的村庄，丝毫没有喧宾夺主，仿佛它们本来就是山的一部分。
无绿不成村——这是叶齐茂对他走访的欧盟10国村最精练和直接的评价。“与绿色对象占据的空间相比，建筑、道路、设施、车、人和动物所占的全部空间不会超过10%。”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高低错落有致的屋呈现在眼前，让看惯了中国农村正在陆续建设的积木式建筑的叶齐茂心旷神怡，尽管这个村庄也不少新建的屋，但看不到进行大刀阔斧的大规模农村建设，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周遭的环境，所做的无非是在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再而已，没有一栋新造的屋显得鹤立鸡。
“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过，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叶齐茂介绍说，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围绕着“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和“发扬已有的技术和创造新技术”4个主题，来调配资金支持欧盟农村社区的发展。
到年底，参与欧盟农村发展“领导＋”项目的15个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有个，选择“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农村社区最多，占34%，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40%。不难看出，欧洲人对“生态农村”理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可以预测，由于欧洲人口的衰退，在今后数百年里，这种状况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说到欧洲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叶齐茂的调查结果可能要颠覆很多国人“想当然”的固有认知。
以英格兰农村社区为例，28%没有社区活动中心，29%没有社区办公室；43%没有邮局，在英格兰，邮局承担许多和金融机构委托的业务，几乎是与外界进行正式的唯一渠道，而那里至少有50万个家庭离开最近的邮局2公里以上，约占家庭总数的1／6；49%没有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83%没有村里的诊所；75%没有有规律的公共交通服务，在英格兰，大约50万个农村家庭没有小汽车，约占1／6；42%村庄没有任何商店，70%没有杂货店；99%没有就业中心。
数字固然枯燥，但是这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人口不仅在经济收入上相对贫困，而且面临着公共服务设施的短缺和分配不公、利益冲突、社会分化的现实。在英格兰，农业体的自杀率在所有职业体中最高。
但是，令叶齐茂惊讶的是，“89%的乡村人口还是不愿意离开农村，而51%的城人口希望住到农村去。”
这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叶齐茂同样用数字说话，他在“欧洲百村调查报告”里写道：%的农村社区处于广袤的绿色开放空间之中，由绿色边缘包围，通过绿色网络起来；%的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内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分开，集中居住区周边的农业户仍然保留农业生产活动与居住一体的传统方式；%的农村社区建设了集中的雨水排放系统，住户自备了家庭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系统，使用卫生厕所，粪便由政当局集中处理；%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
“尽管我们见到的多瑙河未必像施特劳斯所描述的那样蓝，莱茵河未必清澈，尤其是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还是有些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乡村小溪总是清澈见底的。”叶齐茂说，农村社区之所以是欧洲人的居住理想，原因就在这里。
个村庄走下来，叶齐茂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白色的垃圾袋，路边甚至连一堆垃圾也没有看到过，而在每个住户的门口却不无例外地摆放了两个垃圾袋。“在那里的农村社区，没有看到一个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农村茅坑。”在英国的农村社区，叶齐茂不时能看到诸如“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而在国内调查时，叶齐茂发现，“不超过三个社区，在我们的农村社区的路边沟边准能找到白色垃圾。”
“没有这些设施，那里的农村社区也不会绿起来，但是这些设施如果无约束地扩张，又将打破绿色的边界。”叶齐茂把诸如道路、供水系统、污水排放系统、垃圾处理设施等那些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社区性基础设施称为“灰色的东西”。
叶齐茂所到之处，“灰色的东西”都相当完善，“没有这些设施，一个农村社区也不会存在。”不过，工业革命时期，这些单纯的功能主义的“灰色的东西”的建设方式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如果居民随意填埋垃圾或用水泥铺装宅院，任意延伸社区性基础设施以扩大居住土地使用或提高土地价值，都会被视为犯罪，受到起诉。
叶齐茂发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在一些村庄社区，老区部分的路常常是两车道，宽为6米，道路的占地自然很大，而那些村庄新近的路仅为3米。叶齐茂还见到了新近建设的各类供人行和自行车行走的小道，这类道路与日常的交通无关，只是考虑人们日益增长的步行锻炼、安全和接近自然的需求。“通过减少道路的总长度和宽度来减少道路整体铺装，是近年欧洲农村社区内部道路设计的一大进步。”
“在欧盟的这些国家，新的城乡差别正在浮出水面，不过，这次是倒过来的，城不如农村，农村社区没有城里的垃圾浊水、人声鼎沸、交通拥堵、非人的建筑尺度，只有绿色、鸟语、各式各样的标志、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建筑尺度，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文脉主义刮遍欧洲农村
也许，欧洲农村从来就没有濒临死亡，它们只不过在二战后，欧洲各国忙于恢复和发展城经济的大背景下沉寂了几多岁月。然而，恰恰因为欧洲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大规模发展高速公路，让城无尽蔓延，农村社区才得以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和建筑材料自我维持，从而传承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的视觉特征。
从国别上讲，叶齐茂走访的10个国家的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区分每个国家的农村社区。”欧洲农村幸运地躲过了工业革命时期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泛滥，记录下了时空的痕迹。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建筑风格依然如旧。
独门独院的村舍式仍然占据了农村社区的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式不到5%。在一般村庄里，原汁原味的老虽不多见了，老的门窗也已经换新，立面涂上了新材料，有的还多出了停车棚，延伸出来新的间，但是，大部分在外形、尺度、砖木结构，45度的坡屋顶和屋顶阁楼等仍然没有改变。
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欧洲场上，老要比新贵，乡村要比城里单元楼贵，老乡村要比新式乡村贵。因此，场推动人们尽可能维护和更新旧，而不是五年八年就推倒重建。”叶齐茂介绍说。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多样性依然如故。
除了新近的连体式成排式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外形和尺度完全一样的，每座都有个性。古老的、教堂、水井，不管是否已失去效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些建筑不可能使用标准图纸，不可能完全依靠钢筋水泥和采用大规模工业建筑方式来建造。”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依然如旧。除了英国的农村社区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9个国家里，教堂仍然是一个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它高于所有居住区的其他建筑。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社会氛围依然质朴。在那里，看不到令人却步的宽马路，也见不到沿街排列的巨大的商业、金色的商业门楼、商店、减价、悬挂着各类商业标志的立杆。人们可以在5-10分钟之内步行到田野和小溪，也可以与邻居隔墙交谈。开放空间，羊肠小道、田野和牧场仍然是那些农村核心居住区的背景。
“欧洲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是外观的，也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叶齐茂评价道，欧洲人不能想象，在农村社区建设整齐划一的成排工业化，沿着那里的街道开设商店、旅店、餐馆或者麦当劳快餐店，“欧洲人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坚决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
视觉特征意味着许多事情，它们表达了人们希望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的特征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道没有色彩却有时间的历史边界。欧洲人非常担心被别的文化吞噬掉，现在他们协调一致地美国人的文化，欧洲人在他们的农村最好地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
如今，这些老欧洲的农村社区模式已经成了一种榜样，不仅欧盟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新欧盟国家，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规划的倡导者常常把欧洲农村社区的现存模式移植到美国，作为他们设计城社区的基本模式。
在意大利法布日奇的一个农村广场，叶齐茂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留下的依稀可见的文化痕迹所震动，被古朴风雅的民俗风情所惊叹，被旧村落广场的复古气派所吸引。然而，当地人告诉叶齐茂，这个广场是近年来才恢复的，30年前这里被修建为停车场，对村庄历史文化氛围的和谐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让叶齐茂感到佩服的是，当地有“亡羊补牢”的气魄和远见。
年代村庄改造时，旧村落广场被铺上水泥，变成了停车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对环境特别是对村庄历史建筑环境的破坏。几十年来，这里的村庄人口急剧减少，村庄萎缩，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这时，他们感到了当时急于现代化的错误。“好在这些地方只是变成了停车场，如果都盖上了子，或者摧毁了那些老建筑，今天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叶齐茂感叹道。
30年后的今天，旧村落广场又恢复了原来的地面铺装和植物状态，恢复周边传统建筑的特征，拆除了年代以后建设的街道公共设施。更新后的小广场再一次成为地方居民场所和社区方便小店的集中地，同时增加了村庄社区的通告栏，并在那里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这些场所把不同的人和活动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相互间的提供了可能，以形成共同利益，构成了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被恢复旧村落广场这个案例，叶齐茂看到，欧洲人正在努力还原多年工业革命洗涤前的农村社区面貌。“自然资源或地域文化都是‘社会资本’，它们在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资金所不可代替的。”叶齐茂颇为感慨。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著名古城布鲁日，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和原汁原味的美食佳肴吸引着不少游客，社区居民没有对景点“再加工”和“包装”，而是极力维护古城原有的风情和韵味。“如果布鲁日没有周围传统的乡村景观作为背景，它也就只是一个室外的博物馆而已。”
根据欧盟在年的统计，叶齐茂走访的老欧盟10国有1.8万个布鲁日这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景观场所，大约占据了老欧盟国土的17%。这是文脉主义在欧洲的绵延和胜利。
2. 发达国家dhxb社会学dyde的gsufutdcv发挥fgh发达国家vfh
尽管发达国家先期城市化发展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科技以及人文环境，今日已不复存在，且各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但仍有些先进经验、成果和理念，值得我们作选择性借鉴。
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经济及社会结构
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由“城”到“市”，城市群落由点到面，能够有超人预料的发展效果，与实施“政府少干涉或不干涉，主张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城市功能效应显著，是各种经济形态竞相发展、人口自由聚集的产物。他们的城市化“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政府颁布一个什么“城市化”的跃进纲领所致。即使是“城市化”这个名词，也是后人对过程的概括。在城市化过程中，国民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有限政府的内政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环境建设，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非盈利的文化设施、公共活动设施的建设，历史文化址迹的保护。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市场规律去运作。按照美国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自治宪章，假如一个居民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具有了城市的特征而需要获得市政服务时，就可以组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市。它不但有征税权，而且还有制定分区规划和政策的权力。这些地方组织，一方面大大地推进了城市化或大都市区化的进程；一方面也因数目繁多，呈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割据局面，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极不相当。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自由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之有限政府的“软”手段，在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已经使美国社会积累下了犯罪、暴力、吸毒、失业、贫困和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坚持政府的权威，强化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职能，延续中心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财政体制，避免出现市场秩序混乱、地方利益纷争的现象。城市化的逆向回归在城市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和目标的今天，一个不能不引起注重的事实是，早已实现了城市化的英、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却发生了城市化的逆向回归。对此，有专家称为城市的郊区化趋向或者叫城市的郊区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大面积演进的过程中，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压力目益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城市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或“空城”，以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大国美国，早在l920年时，城市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51．2名，美国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化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情况发生了逆转，先来到城里借经济快速发展之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成功者，纷纷向城郊或农村回迁。1970年人口普查数字表明，郊区人口已经分别超过了中心城市和乡村人口。因此，道格拉斯－亚当斯指出．“美国人已经将合众国塑造成世界上第一个郊区化国家”。据德国公布的数字，全德的9000万人中，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5％，其中有大约2800万人常住城市。据此，以农村人口比重为15％推算，将有4680万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郊区或乡村。城市郊区化必然要发生社会资源的重组、就业和交通状况的改变，社会治理的“巴尔干现象”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同时，也给类似中国这样的急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应该扬长避短的例证。准确的经济与社会范畴定位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不论是英美的“大都市区化”，还是日本的“都市圈”，或是北欧的“社区发展”，都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位，即经济及社会范围，都遵循着_条原则——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研究这个问j匮，都准确地规范在经济学科，个别有扩大到社会学科的例证。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产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业的集聚、科技的应用、土地的集约。这四个方面，都是经济问题。人口的集中，从表面上看有社会学的含义，但城市化过程中的“集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循环的消费群体变化方面来提出问题的，都是服从或服务于人力资源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指导行为的。城市“化”的基本标志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据《国际统计年鉴》，截止2001年的城市化水平指标：美国77．4％，德国87．7％，英国89：5％。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前列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指标居于前列的国家。英国先于经济霸主的美国，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发明创造的科技成果在18世纪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二是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靠掠夺殖民地得到了原始积累，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的优势占了世界发展的先机。已经走完了城市化路程的国家，不可否认政府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规划的引导、产业政策的激励和系列服务上，政府除了规范和监督贯彻执行与城市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再没有什么指手划脚、强行推广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局经常出现波动，国家领导人也时有更替，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并没因此而“搁浅”，城市化的进程并没因此半途而废。中国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曾经走过弯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应做到三忌：一忌把城镇化泛政治化，不可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城镇化；二忌一刀切，不可在千差万别的各地搞一个模式；三忌政府瞎指挥，不可在地方领导人变动中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只有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稳步实施，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概念上的不对称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都把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进行着主观的努力或者被动的进化。但是，无论是政府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命为还是尽间的习惯说法，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概念来规范，使是被各国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用得频率较高的“城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世界上城市化实施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由于英国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国家工业化有了先期探索，因此加速了以伦敦曼彻斯特等古老城市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人口聚居、制造业兴盛的城市化雏形。但是，那时的“城市化”，与现代的城市化相比，无论是作为目标、过程还是结果，差异都是很大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是城市化运作比较成功的国家。它已经从传统的城市化攀上了“大都市区化”的新台阶。美国使用“大都市区”这个概念，始于1910年，出自于国家预算总署的统计文件中。其所谓的大都市区，是指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及其四周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与中心城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此后，这个名称又几经变迁194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区”195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其标准为“包括一个拥有57】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1983年，改为“大都市统计区”；1990年，统一使用“大都市区”；2000年，美国治理预算总署新提出“核心基础统计区”概念，并将其指标相应分为“大都市统计区”和“小都市统计区”两大类。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欧诸国，所使用的与北美、亚洲的“城市化”“大都市区化”涵义相近的概念是“社区发展”。有专家给出“社区”的定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由于“社区”一般都是由城市为基础、为中心所形成的，又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就是以城市为基础带动周边的整体发展。因此，北欧的社区发展与各国通用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义的，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中国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字面上说，与“城市化”、“大都市区化”、“社区发展”这些舶来名词似乎是有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治理经验，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基础条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教条式的推广。英国韩国经验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英国，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崇尚大自然，青睐没有人工痕迹的田园风光，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按照规划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十分突出，在乡村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一批专家在不断探索，为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据中国知名规划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对世界小城镇规划的先锋人物RandauArendt先生的采访，英国的小城镇建设有五大特点。一是立法规范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英国议会于1947年7月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从此给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划上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对土地的占用补偿和产生的矛盾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给合理的规划付诸实施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法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规定了土地使用用途不得随意改变，土地拥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利。二是严格执行规划。《规划法》出台后，发挥了很强的约束力，也提高了人们依法行事的自觉性。据介绍，英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和商业设施，-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是对规划区域四周环境及资源给予非凡关注。据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的小城镇及乡村居民点建设，也曾经走过土地扩张的弯路。当日寸把建筑建在平地上、占用最好的农田的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的规划，要仔细地考虑如何保存肥沃的农田，如何保存诸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树林等各种环境资源。在英国规划师的眼里，这是他们必备的专业素质。四是鼓励发展集镇。经济及社会都比较发达的英国，也碰到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农民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的问题。为了满足农民就地择业就业的需求，在规划上推行了发展集镇的改革。非凡注重鼓励发展2000到2万人规模的集镇。规划的重点是产业发展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还包括商业、卫生、教育、污水处理等基本的社会服务项目。目前在英国，这样的集镇已经发展到1030个。五是吸收居民参与制定规划。英国规划师认为，最了解本地情况、最熟悉本地环境、最知道怎么才能使城镇适用的是本地居民。规划师邀请居民参与规划，就怎么能合理泄洪、如何布置下水道、怎样安排公共交通等问题，广泛听取居民意见。请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了英国乡村规划的一种基本模式。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农村伴随着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的快速转变，兴起了新村建设运动。经过30多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经济得到飞跃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伦理道德水准得到有效提升。世界上公认，韩国新村运动的业绩不俗。中国作为韩国的邻邦，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风土人情都有相似之处，在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借鉴韩国．的经验，会有效地避免走弯路。韩国的新村建设，主要有八个方面内容。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全国农村架设了七万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实现了村村通车。二是改善住房条件。从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有250万户农村居民离别I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房。三是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90年代全国实现了电气化。四是兴建饮水工程。农民由喝井水改为喝自来水。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在全国推广水稻的“集团栽培”，使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2．85％。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推广新技术、政府补贴扶持发展生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等措施，使农户的年均收入由1970年的824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893美元。七是发展农协组织。通过壮大组织、扩充业务、提升能力、加强服务等具体做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活力。八是兴建村民会馆。到1978年，全国村会馆达至4万个，基本达到了村村有会馆的标准。由于支持新村建设的财力有限，一些地方政府分清轻重缓急，排出了新村建设项目优先顺序：宽广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广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茅草房的改造，修葺农家1日围墙，改善饮水，建造村庄会馆，河流堤岸整修，田地支路开辟，农村电气化工程，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池，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改善河边洗衣条件，植树种花美化环境。学者李水山在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1971～1973年，基础建设阶段；1974～1976年，扩散阶段1977～1980年，充实和提高阶段：l981～1988年，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8年以后，自我发展阶段。韩国的新村运动，至今没有公布终结
3. 乡下人家综合性学习怎么做
恩，楼主hi上说吧。
先讲一点：（中国的）
1.在农村蔬菜.稻子都是自己种.(几乎是不买蔬菜的,肉类才需要买)
2.五天赶一次集市.(有些地方是三天或者四天)购置一些生活用品.
3.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大伙一起打牌,聊天.
4.在我们家里一般都是女人管田里的活,男人赚钱.(我们是客家人)
5.小孩子读书,就算再小也不用大人接送.叫他跟上邻居的小孩子就可以
外国：
从飞机窗口向下看，无垠的浅绿色田野、牧场和山川中镶嵌着星星点点深绿色的簇团，在这些簇团中依稀可见五彩缤纷的楼宇。灰白色的道路蜿蜒地把这些簇团串在一起，然后，再向着遥远的天边延伸。
“真美！”即使在如诗似画的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叶齐茂依然赞叹不已，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上空进入欧洲，直到飞离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告别欧洲，“始终被绿色包围着”。
鸟瞰欧洲大陆的村庄，它们仿佛就是绿洲中的一员，“没有留下多少人工雕琢的痕迹”。无垠的田野和牧场，总会在一些树林边戛然而止，而树林深处也有人家。从维也纳出发，沿阿尔卑斯山的北坡横跨奥地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与黑森地区，道法自然的村落随处可见，峰回路转处总有一些散落的村庄，丝毫没有喧宾夺主，仿佛它们本来就是群山的一部分。
无绿不成村——这是叶齐茂对他走访的欧盟10国100村最精练和直接的评价。“与绿色对象占据的空间相比，建筑、道路、设施、车、人和动物所占的全部空间不会超过10%。”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呈现在眼前，让看惯了中国农村正在陆续建设的积木式建筑的叶齐茂心旷神怡，尽管这个村庄也不少新建的房屋，但看不到进行大刀阔斧的大规模农村建设，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周遭的环境，所做的无非是在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再开发而已，没有一栋新造的房屋显得鹤立鸡群。
“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过，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叶齐茂介绍说，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围绕着“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和“发扬已有的技术和创造新技术”4个主题，来调配资金支持欧盟农村社区的发展。
到2004年底，参与欧盟农村发展“领导＋”项目的15个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有892个，选择“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农村社区最多，占34%，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40%。不难看出，欧洲人对“生态农村”理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面积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可以预测，由于欧洲人口的衰退，在今后数百年里，这种状况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说到欧洲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叶齐茂的调查结果可能要颠覆很多国人“想当然”的固有认知。
以英格兰农村社区为例，28%没有社区活动中心，29%没有社区办公室；43%没有邮局，在英格兰，邮局承担许多政府和金融机构委托的业务，几乎是与外界进行正式联系的唯一渠道，而那里至少有50万个家庭离开最近的邮局2公里以上，约占家庭总数的1／6；49%没有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83%没有村里的医疗诊所；75%没有有规律的公共交通服务，在英格兰，大约50万个农村家庭没有小汽车，约占1／6；42%村庄没有任何商店，70%没有杂货店；99%没有就业中心。
数字固然枯燥，但是这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人口不仅在经济收入上相对贫困，而且面临着公共服务设施的短缺和分配不公、利益冲突、社会分化的现实。在英格兰，农业群体的自杀率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
但是，令叶齐茂惊讶的是，“89%的乡村人口还是不愿意离开农村，而51%的城市人口希望住到农村去。”
这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叶齐茂同样用数字说话，他在“欧洲百村调查报告”里写道：100%的农村社区处于广袤的绿色开放空间之中，由绿色边缘包围，通过绿色网络联系起来；100%的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内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分开，集中居住区周边的农业户仍然保留农业生产活动与居住一体的传统方式；100%的农村社区建设了集中的雨水排放系统，住户自备了家庭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系统，使用卫生厕所，粪便由市政当局集中处理；100%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
“尽管我们见到的多瑙河未必像施特劳斯所描述的那样蓝，莱茵河未必清澈，尤其是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还是有些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乡村小溪总是清澈见底的。”叶齐茂说，农村社区之所以是欧洲人的居住理想，原因就在这里。
100个村庄走下来，叶齐茂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白色的垃圾袋，路边甚至连一堆垃圾也没有看到过，而在每个住户的门口却不无例外地摆放了两个垃圾袋。“在那里的农村社区，没有看到一个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农村茅坑。”在英国的农村社区，叶齐茂不时能看到诸如“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而在国内调查时，叶齐茂发现，“不超过三个社区，在我们的农村社区的路边沟边准能找到白色垃圾。”
“没有这些设施，那里的农村社区也不会绿起来，但是这些设施如果无约束地扩张，又将打破绿色的边界。”叶齐茂把诸如道路、供水系统、污水排放系统、垃圾处理设施等那些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社区性基础设施称为“灰色的东西”。
叶齐茂所到之处，“灰色的东西”都相当完善，“没有这些设施，一个农村社区也不会存在。”不过，工业革命时期，这些单纯的功能主义的“灰色的东西”的建设方式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198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如果居民随意填埋垃圾或用水泥铺装宅院，任意延伸社区性基础设施以扩大居住土地使用面积或提高土地价值，都会被视为犯罪，受到起诉。
叶齐茂发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在一些村庄社区，老区部分的路常常是两车道，宽为6米，道路的占地面积自然很大，而那些村庄新近开发的路仅为3米。叶齐茂还见到了新近建设的各类供人行和自行车行走的小道，这类道路与日常的交通无关，只是考虑人们日益增长的步行锻炼、安全和接近自然的需求。“通过减少道路的总长度和宽度来减少道路整体铺装面积，是近年欧洲农村社区内部道路设计的一大进步。”
“在欧盟的这些国家，新的城乡差别正在浮出水面，不过，这次是倒过来的，城市不如农村，农村社区没有城市里的垃圾浊水、人声鼎沸、交通拥堵、非人的建筑尺度，只有绿色、鸟语、各式各样的标志、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建筑尺度，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文脉主义刮遍欧洲农村
也许，欧洲农村从来就没有濒临死亡，它们只不过在二战后，欧洲各国忙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大背景下沉寂了几多岁月。然而，恰恰因为欧洲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大规模发展高速公路，让城市无尽蔓延，农村社区才得以长期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和建筑材料自我维持，从而传承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的视觉特征。
从国别上讲，叶齐茂走访的10个国家的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区分每个国家的农村社区。”欧洲农村幸运地躲过了工业革命时期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泛滥，记录下了时空的痕迹。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建筑风格依然如旧。
独门独院的村舍式住宅仍然占据了农村社区住宅的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不到5%。在一般村庄里，原汁原味的老住宅虽不多见了，老住宅的门窗也已经换新，立面涂上了新材料，有的还多出了停车棚，延伸出来新的房间，但是，大部分住宅在外形、尺度、砖木结构，45度的坡屋顶和屋顶阁楼等仍然没有改变。
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欧洲住宅市场上，老住宅要比新住宅贵，乡村住宅要比城里单元楼贵，老乡村住宅要比新别墅式乡村住宅贵。因此，市场推动人们尽可能维护和更新旧住宅，而不是五年八年就推倒重建。”叶齐茂介绍说。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多样性依然如故。
除了新近开发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外形和尺度完全一样的住宅，每座住宅都有个性。古老的住宅、教堂、水井，不管是否已失去效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些建筑不可能使用标准图纸，不可能完全依靠钢筋水泥和采用大规模工业建筑方式来建造。”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依然如旧。除了英国的农村社区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9个国家里，教堂仍然是一个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它高于所有居住区的其他建筑。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社会氛围依然质朴。在那里，看不到令人却步的宽马路，也见不到沿街排列的巨大的商业广告、金色的商业门楼、商店、减价广告、悬挂着各类商业标志的立杆。人们可以在5-10分钟之内步行到田野和小溪，也可以与邻居隔墙交谈。开放空间，羊肠小道、田野和牧场仍然是那些农村核心居住区的背景。
“欧洲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是外观的，也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叶齐茂评价道，欧洲人不能想象，在农村社区建设整齐划一的成排工业化住宅，沿着那里的街道开设商店、旅店、餐馆或者麦当劳快餐店，“欧洲人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坚决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
视觉特征意味着许多事情，它们表达了人们希望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的特征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道没有色彩却有时间的历史边界。欧洲人非常担心被别的文化吞噬掉，现在他们协调一致地抵制美国人的文化，欧洲人在他们的农村最好地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
如今，这些老欧洲的农村社区模式已经成了一种榜样，不仅欧盟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新欧盟国家，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市规划的倡导者常常把欧洲农村社区的现存模式移植到美国，作为他们设计城市社区的基本模式。
在意大利法布日奇的一个农村广场，叶齐茂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留下的依稀可见的文化痕迹所震动，被古朴风雅的民俗风情所惊叹，被旧村落广场的复古气派所吸引。然而，当地人告诉叶齐茂，这个广场是近年来才恢复的，30年前这里被修建为停车场，对村庄历史文化氛围的和谐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让叶齐茂感到佩服的是，当地政府有“亡羊补牢”的气魄和远见。
1970年代村庄改造时，旧村落广场被铺上水泥，变成了停车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对环境特别是对村庄历史建筑环境的破坏。几十年来，这里的村庄人口急剧减少，村庄萎缩，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这时，他们感到了当时急于现代化的错误。“好在这些地方只是变成了停车场，如果都盖上了房子，或者摧毁了那些老建筑，今天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叶齐茂感叹道。
30年后的今天，旧村落广场又恢复了原来的地面铺装和植物状态，恢复周边传统建筑的特征，拆除了1970年代以后建设的街道公共设施。更新后的小广场再一次成为地方居民集会场所和社区方便小店的集中地，同时增加了村庄社区的通告栏，并在那里举行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这些场所把不同的人和活动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相互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以形成共同利益，构成了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被恢复旧村落广场这个案例，叶齐茂看到，欧洲人正在努力还原400多年工业革命洗涤前的农村社区面貌。“自然资源或地域文化都是‘社会资本’，它们在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资金所不可代替的。”叶齐茂颇为感慨。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著名古城布鲁日，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和原汁原味的美食佳肴吸引着不少游客，社区居民没有对景点 “再加工”和“包装”，而是极力维护古城原有的风情和韵味。“如果布鲁日没有周围传统的乡村景观作为背景，它也就只是一个室外的博物馆而已。”
根据欧盟在2000年的统计，叶齐茂走访的老欧盟10国有1.8万个布鲁日这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景观场所，大约占据了老欧盟国土面积的17%。这是文脉主义在欧洲的绵延和胜利。
4. 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在哪些
尽管发达国家先期城市化发展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科技以及人文环境，今日已不复存在，且各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差异很大，但仍有些先进经验、成果和理念，值得我们作选择性借鉴。
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经济及社会结构
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由“城”到“市”，城市群落由点到面，能够有超人预料的发展效果，与实施“政府少干涉或不干涉，主张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关。城市功能效应显著，是各种经济形态竞相发展、人口自由聚集的产物。他们的城市化“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并非政府颁布一个什么“城市化”的跃进纲领所致。即使是“城市化”这个名词，也是后人对过程的概括。在城市化过程中，国民的自主意识得到充分体现，有限政府的内政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环境建设，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非盈利的文化设施、公共活动设施的建设，历史文化址迹的保护。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市场规律去运作。按照美国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自治宪章，假如一个居民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具有了城市的特征而需要获得市政服务时，就可以组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自治市。它不但有征税权，而且还有制定分区规划和政策的权力。这些地方组织，一方面大大地推进了城市化或大都市区化的进程；一方面也因数目繁多，呈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割据局面，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极不相当。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自由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之有限政府的“软”手段，在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已经使美国社会积累下了犯罪、暴力、吸毒、失业、贫困和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坚持政府的权威，强化宏观调控和社会治理职能，延续中心政府集中财力办大事的财政体制，避免出现市场秩序混乱、地方利益纷争的现象。
城市化的逆向回归
在城市化已经成为全世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和目标的今天，一个不能不引起注重的事实是，早已实现了城市化的英、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却发生了城市化的逆向回归。对此，有专家称为城市的郊区化趋向或者叫城市的郊区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大面积演进的过程中，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压力目益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城市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或“空城”，以人口集中为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大国美国，早在l920年时，城市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51．2名，美国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化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情况发生了逆转，先来到城里借经济快速发展之机淘到了“第一桶金”的成功者，纷纷向城郊或农村回迁。1970年人口普查数字表明，郊区人口已经分别超过了中心城市和乡村人口。因此，道格拉斯－亚当斯指出．“美国人已经将合众国塑造成世界上第一个郊区化国家”。据德国公布的数字，全德的9000万人中，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5％，其中有大约2800万人常住城市。据此，以农村人口比重为15％推算，将有4680万的城市居民居住在郊区或乡村。
城市郊区化必然要发生社会资源的重组、就业和交通状况的改变，社会治理的“巴尔干现象”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同时，也给类似中国这样的急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应该扬长避短的例证。
准确的经济与社会范畴定位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不论是英美的“大都市区化”，还是日本的“都市圈”，或是北欧的“社区发展”，都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定位，即经济及社会范围，都遵循着_条原则——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研究这个问j匮，都准确地规范在经济学科，个别有扩大到社会学科的例证。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产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业的集聚、科技的应用、土地的集约。这四个方面，都是经济问题。人口的集中，从表面上看有社会学的含义，但城市化过程中的“集中”，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循环的消费群体变化方面来提出问题的，都是服从或服务于人力资源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对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指导行为的。城市“化”的基本标志是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据《国际统计年鉴》，截止2001年的城市化水平指标：美国77．4％，德国87．7％，英国89：5％。世界上国民生产总值排在前列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指标居于前列的国家。英国先于经济霸主的美国，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发明创造的科技成果在18世纪就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二是这个老牌“日不落”帝国靠掠夺殖民地得到了原始积累，经济基础和科技条件的优势占了世界发展的先机。
已经走完了城市化路程的国家，不可否认政府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规划的引导、产业政策的激励和系列服务上，政府除了规范和监督贯彻执行与城市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再没有什么指手划脚、强行推广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局经常出现波动，国家领导人也时有更替，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并没因此而“搁浅”，城市化的进程并没因此半途而废。
中国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曾经走过弯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应做到三忌：一忌把城镇化泛政治化，不可用搞运动的方式去搞城镇化；二忌一刀切，不可在千差万别的各地搞一个模式；三忌政府瞎指挥，不可在地方领导人变动中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只有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稳步实施，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概念上的不对称
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都把城市化进程作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进行着主观的努力或者被动的进化。但是，无论是政府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命为还是尽间的习惯说法，并没有一个很统一的概念来规范，使是被各国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和新闻从业人员用得频率较高的“城市化”，其内涵也是因国而异。
世界上城市化实施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在18世纪中叶，由于英国的科技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国家工业化有了先期探索，因此加速了以伦敦曼彻斯特等古老城市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人口聚居、制造业兴盛的城市化雏形。但是，那时的“城市化”，与现代的城市化相比，无论是作为目标、过程还是结果，差异都是很大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美国是城市化运作比较成功的国家。它已经从传统的城市化攀上了“大都市区化”的新台阶。美国使用“大都市区”这个概念，始于1910年，出自于国家预算总署的统计文件中。其所谓的大都市区，是指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及其四周1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人口与中心城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150人/平方英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此后，这个名称又几经变迁194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区”1959年，改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其标准为“包括一个拥有57】或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1983年，改为“大都市统计区”；1990年，统一使用“大都市区”；2000年，美国治理预算总署新提出“核心基础统计区”概念，并将其指标相应分为“大都市统计区”和“小都市统计区”两大类。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欧诸国，所使用的与北美、亚洲的“城市化”“大都市区化”涵义相近的概念是“社区发展”。有专家给出“社区”的定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由于“社区”一般都是由城市为基础、为中心所形成的，又有学者认为社区发展就是以城市为基础带动周边的整体发展。因此，北欧的社区发展与各国通用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同义的，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中国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字面上说，与“城市化”、“大都市区化”、“社区发展”这些舶来名词似乎是有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治理经验，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基础条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不可教条式的推广。
英国韩国经验
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英国，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崇尚大自然，青睐没有人工痕迹的田园风光，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按照规划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十分突出，在乡村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一批专家在不断探索，为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据中国知名规划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对世界小城镇规划的先锋人物RandauArendt先生的采访，英国的小城镇建设有五大特点。一是立法规范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英国议会于1947年7月颁布实施《城乡规划法》，从此给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建设划上了“线”。这个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当时情况的规划体制；对土地的占用补偿和产生的矛盾形成一个综合的解决办法；给合理的规划付诸实施提供可能；为地方政府执行规划而购置土地提供财政补贴。这个法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前提下，规定了土地使用用途不得随意改变，土地拥有者只有按现有目的使用土地的权利。二是严格执行规划。《规划法》出台后，发挥了很强的约束力，也提高了人们依法行事的自觉性。据介绍，英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线”外建筑住宅、工厂和商业设施，-基本农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是对规划区域四周环境及资源给予非凡关注。据介绍，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的小城镇及乡村居民点建设，也曾经走过土地扩张的弯路。当日寸把建筑建在平地上、占用最好的农田的事经常发生。而现在的规划，要仔细地考虑如何保存肥沃的农田，如何保存诸如河流、湖泊、小溪、沼泽、山坡、树林等各种环境资源。在英国规划师的眼里，这是他们必备的专业素质。四是鼓励发展集镇。经济及社会都比较发达的英国，也碰到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农民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收入的问题。为了满足农民就地择业就业的需求，在规划上推行了发展集镇的改革。非凡注重鼓励发展2000到2万人规模的集镇。规划的重点是产业发展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还包括商业、卫生、教育、污水处理等基本的社会服务项目。目前在英国，这样的集镇已经发展到1030个。五是吸收居民参与制定规划。英国规划师认为，最了解本地情况、最熟悉本地环境、最知道怎么才能使城镇适用的是本地居民。规划师邀请居民参与规划，就怎么能合理泄洪、如何布置下水道、怎样安排公共交通等问题，广泛听取居民意见。请居民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了英国乡村规划的一种基本模式。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农村伴随着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的快速转变，兴起了新村建设运动。经过30多年的努力，韩国农村经济得到飞跃发展，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居民伦理道德水准得到有效提升。世界上公认，韩国新村运动的业绩不俗。中国作为韩国的邻邦，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以及风土人情都有相似之处，在推进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借鉴韩国．的经验，会有效地避免走弯路。
韩国的新村建设，主要有八个方面内容。一是改善农村公路。全国农村架设了七万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实现了村村通车。二是改善住房条件。从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有250万户农村居民离别I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结构的新房。三是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1990年代全国实现了电气化。四是兴建饮水工程。农民由喝井水改为喝自来水。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在全国推广水稻的“集团栽培”，使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42．85％。六是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推广新技术、政府补贴扶持发展生产、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等措施，使农户的年均收入由1970年的824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893美元。七是发展农协组织。通过壮大组织、扩充业务、提升能力、加强服务等具体做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活力。八是兴建村民会馆。到1978年，全国村会馆达至4万个，基本达到了村村有会馆的标准。
由于支持新村建设的财力有限，一些地方政府分清轻重缓急，排出了新村建设项目优先顺序：宽广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广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茅草房的改造，修葺农家1日围墙，改善饮水，建造村庄会馆，河流堤岸整修，田地支路开辟，农村电气化工程，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池，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改善河边洗衣条件，植树种花美化环境。
学者李水山在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时，将其分为五个阶段：1971～1973年，基础建设阶段；1974～1976年，扩散阶段1977～1980年，充实和提高阶段：l981～1988年，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8年以后，自我发展阶段。
韩国的新村运动，至今没有公布终结
5. 国外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一位中国规划师背上行囊奔赴欧洲，历时3个月，深入法国、英国、葡萄牙、意大利等10个欧洲发达国家，进行了100个样本的农村调查。
他眼中的欧洲乡村是怎样的？
“生态农村”成为共识
这位规划师叶齐茂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澳大利亚皇家规划院成员。2003年他离开生活10年的澳洲，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工作。
2004年，他在北京郊区进行了“百村调查”；2005年，他在具有代表性的11个省份进行全国版“百村调查”；欧洲之旅是叶齐茂“百村调查”的第三章。
从飞机窗口向下看，无垠的浅绿色田野、牧场和山川中镶嵌着星星点点深绿色的簇团，在这些簇团中依稀可见五彩缤纷的楼宇。灰白色的道路蜿蜒地把这些簇团串在一起，然后，再向着遥远的天边延伸。
“真美！”即使在如诗似画的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叶齐茂依然赞叹不已，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上空进入欧洲，直到飞离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告别欧洲，“始终被绿色包围着”。
鸟瞰欧洲大陆的村庄，它们仿佛就是绿洲中的一员，“没有留下多少人工雕琢的痕迹”。无垠的田野和牧场，总会在一些树林边戛然而止，而树林深处也有人家。从维也纳出发，沿阿尔卑斯山的北坡横跨奥地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与黑森地区，道法自然的村落随处可见，峰回路转处总有一些散落的村庄，丝毫没有喧宾夺主，仿佛它们本来就是群山的一部分。
无绿不成村——这是叶齐茂对他走访的欧盟10国100村最精练和直接的评价。“与绿色对象占据的空间相比，建筑、道路、设施、车、人和动物所占的全部空间不会超过10%。”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呈现在眼前，让看惯了中国农村正在陆续建设的积木式建筑的叶齐茂心旷神怡，尽管这个村庄也不少新建的房屋，但看不到进行大刀阔斧的大规模农村建设，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周遭的环境，所做的无非是在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再开发而已，没有一栋新造的房屋显得鹤立鸡群。
“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过，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叶齐茂介绍说，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围绕着“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和“发扬已有的技术和创造新技术”4个主题，来调配资金支持欧盟农村社区的发展。
到2004年底，参与欧盟农村发展“领导＋”项目的15个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有892个，选择“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农村社区最多，占34%，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40%。不难看出，欧洲人对“生态农村”理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面积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可以预测，由于欧洲人口的衰退，在今后数百年里，这种状况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说到欧洲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叶齐茂的调查结果可能要颠覆很多国人“想当然”的固有认知。
以英格兰农村社区为例，28%没有社区活动中心，29%没有社区办公室；43%没有邮局，在英格兰，邮局承担许多政府和金融机构委托的业务，几乎是与外界进行正式联系的唯一渠道，而那里至少有50万个家庭离开最近的邮局2公里以上，约占家庭总数的1／6；49%没有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83%没有村里的医疗诊所；75%没有有规律的公共交通服务，在英格兰，大约50万个农村家庭没有小汽车，约占1／6；42%村庄没有任何商店，70%没有杂货店；99%没有就业中心。
数字固然枯燥，但是这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人口不仅在经济收入上相对贫困，而且面临着公共服务设施的短缺和分配不公、利益冲突、社会分化的现实。在英格兰，农业群体的自杀率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
但是，令叶齐茂惊讶的是，“89%的乡村人口还是不愿意离开农村，而51%的城市人口希望住到农村去。”
这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叶齐茂同样用数字说话，他在“欧洲百村调查报告”里写道：100%的农村社区处于广袤的绿色开放空间之中，由绿色边缘包围，通过绿色网络联系起来；100%的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内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分开，集中居住区周边的农业户仍然保留农业生产活动与居住一体的传统方式；100%的农村社区建设了集中的雨水排放系统，住户自备了家庭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系统，使用卫生厕所，粪便由市政当局集中处理；100%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
“尽管我们见到的多瑙河未必像施特劳斯所描述的那样蓝，莱茵河未必清澈，尤其是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还是有些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乡村小溪总是清澈见底的。”叶齐茂说，农村社区之所以是欧洲人的居住理想，原因就在这里。
100个村庄走下来，叶齐茂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白色的垃圾袋，路边甚至连一堆垃圾也没有看到过，而在每个住户的门口却不无例外地摆放了两个垃圾袋。“在那里的农村社区，没有看到一个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农村茅坑。”在英国的农村社区，叶齐茂不时能看到诸如“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而在国内调查时，叶齐茂发现，“不超过三个社区，在我们的农村社区的路边沟边准能找到白色垃圾。”
“没有这些设施，那里的农村社区也不会绿起来，但是这些设施如果无约束地扩张，又将打破绿色的边界。”叶齐茂把诸如道路、供水系统、污水排放系统、垃圾处理设施等那些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社区性基础设施称为“灰色的东西”。
叶齐茂所到之处，“灰色的东西”都相当完善，“没有这些设施，一个农村社区也不会存在。”不过，工业革命时期，这些单纯的功能主义的“灰色的东西”的建设方式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198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如果居民随意填埋垃圾或用水泥铺装宅院，任意延伸社区性基础设施以扩大居住土地使用面积或提高土地价值，都会被视为犯罪，受到起诉。
叶齐茂发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在一些村庄社区，老区部分的路常常是两车道，宽为6米，道路的占地面积自然很大，而那些村庄新近开发的路仅为3米。叶齐茂还见到了新近建设的各类供人行和自行车行走的小道，这类道路与日常的交通无关，只是考虑人们日益增长的步行锻炼、安全和接近自然的需求。“通过减少道路的总长度和宽度来减少道路整体铺装面积，是近年欧洲农村社区内部道路设计的一大进步。”
“在欧盟的这些国家，新的城乡差别正在浮出水面，不过，这次是倒过来的，城市不如农村，农村社区没有城市里的垃圾浊水、人声鼎沸、交通拥堵、非人的建筑尺度，只有绿色、鸟语、各式各样的标志、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建筑尺度，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文脉主义刮遍欧洲农村
也许，欧洲农村从来就没有濒临死亡，它们只不过在二战后，欧洲各国忙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大背景下沉寂了几多岁月。然而，恰恰因为欧洲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大规模发展高速公路，让城市无尽蔓延，农村社区才得以长期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和建筑材料自我维持，从而传承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的视觉特征。
从国别上讲，叶齐茂走访的10个国家的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区分每个国家的农村社区。”欧洲农村幸运地躲过了工业革命时期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泛滥，记录下了时空的痕迹。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建筑风格依然如旧。
独门独院的村舍式住宅仍然占据了农村社区住宅的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不到5%。在一般村庄里，原汁原味的老住宅虽不多见了，老住宅的门窗也已经换新，立面涂上了新材料，有的还多出了停车棚，延伸出来新的房间，但是，大部分住宅在外形、尺度、砖木结构，45度的坡屋顶和屋顶阁楼等仍然没有改变。
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欧洲住宅市场上，老住宅要比新住宅贵，乡村住宅要比城里单元楼贵，老乡村住宅要比新别墅式乡村住宅贵。因此，市场推动人们尽可能维护和更新旧住宅，而不是五年八年就推倒重建。”叶齐茂介绍说。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多样性依然如故。
除了新近开发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外形和尺度完全一样的住宅，每座住宅都有个性。古老的住宅、教堂、水井，不管是否已失去效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些建筑不可能使用标准图纸，不可能完全依靠钢筋水泥和采用大规模工业建筑方式来建造。”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依然如旧。除了英国的农村社区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9个国家里，教堂仍然是一个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它高于所有居住区的其他建筑。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社会氛围依然质朴。在那里，看不到令人却步的宽马路，也见不到沿街排列的巨大的商业广告、金色的商业门楼、商店、减价广告、悬挂着各类商业标志的立杆。人们可以在5-10分钟之内步行到田野和小溪，也可以与邻居隔墙交谈。开放空间，羊肠小道、田野和牧场仍然是那些农村核心居住区的背景。
“欧洲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是外观的，也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叶齐茂评价道，欧洲人不能想象，在农村社区建设整齐划一的成排工业化住宅，沿着那里的街道开设商店、旅店、餐馆或者麦当劳快餐店，“欧洲人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坚决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
视觉特征意味着许多事情，它们表达了人们希望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的特征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道没有色彩却有时间的历史边界。欧洲人非常担心被别的文化吞噬掉，现在他们协调一致地抵制美国人的文化，欧洲人在他们的农村最好地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
如今，这些老欧洲的农村社区模式已经成了一种榜样，不仅欧盟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新欧盟国家，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市规划的倡导者常常把欧洲农村社区的现存模式移植到美国，作为他们设计城市社区的基本模式。
在意大利法布日奇的一个农村广场，叶齐茂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留下的依稀可见的文化痕迹所震动，被古朴风雅的民俗风情所惊叹，被旧村落广场的复古气派所吸引。然而，当地人告诉叶齐茂，这个广场是近年来才恢复的，30年前这里被修建为停车场，对村庄历史文化氛围的和谐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让叶齐茂感到佩服的是，当地政府有“亡羊补牢”的气魄和远见。
1970年代村庄改造时，旧村落广场被铺上水泥，变成了停车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对环境特别是对村庄历史建筑环境的破坏。几十年来，这里的村庄人口急剧减少，村庄萎缩，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这时，他们感到了当时急于现代化的错误。“好在这些地方只是变成了停车场，如果都盖上了房子，或者摧毁了那些老建筑，今天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叶齐茂感叹道。
30年后的今天，旧村落广场又恢复了原来的地面铺装和植物状态，恢复周边传统建筑的特征，拆除了1970年代以后建设的街道公共设施。更新后的小广场再一次成为地方居民集会场所和社区方便小店的集中地，同时增加了村庄社区的通告栏，并在那里举行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这些场所把不同的人和活动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相互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以形成共同利益，构成了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被恢复旧村落广场这个案例，叶齐茂看到，欧洲人正在努力还原400多年工业革命洗涤前的农村社区面貌。“自然资源或地域文化都是‘社会资本’，它们在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资金所不可代替的。”叶齐茂颇为感慨。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著名古城布鲁日，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和原汁原味的美食佳肴吸引着不少游客，社区居民没有对景点 “再加工”和“包装”，而是极力维护古城原有的风情和韵味。“如果布鲁日没有周围传统的乡村景观作为背景，它也就只是一个室外的博物馆而已。”
根据欧盟在2000年的统计，叶齐茂走访的老欧盟10国有1.8万个布鲁日这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景观场所，大约占据了老欧盟国土面积的17%。这是文脉主义在欧洲的绵延和胜利。
6. 荷兰的农村生活资料50字
中国的农村生活非常辛苦 荷兰的农村生活非常的简陋
跟这里很不同啦！、
比如说，荷兰一般早上中午都吃面包，晚上也很少吃饭，一般吃土豆（就是把土豆当饭吃，当然有很多吃法，煮的煎的炸的烤的、土豆块小土豆土豆泥，而且还会另有菜），要么就是面之类的，一般一星期只吃一次饭。
吃饭每个人都有定量的饭菜，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完，而且一般也不会再盛。荷兰人很少吃剩饭剩菜，即使剩下也会倒掉。
女人相见（一般是很久不见的朋友）（以前）经常会互相脸上亲吻3下，不过现在比较少了。
进门要敲门、别人帮忙要说谢谢等等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
大多都不知道孔子是谁！
=这地方的水真是多得出奇，只要你站在某个空旷的地方，必有一条或大或小的河湾流入你的眼睛。
早晨，人们还没有等到河里的鱼儿醒来，便纷纷用竹篙戳碎它们的梦。雾正浓，对面不见人影，等两条船互相靠近了，才惊出一身的冷汗，连连说好险好险，船却已错开一丈有余。这地方有个打鱼的老翁，七十八岁，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小鱼小虾卖哟－－”，虽是普普通通的一声吆喝，却让人好似沉醉醒来饱饮一杯酽茶，遍体舒畅，浑身生津。偶有船上懒汉，昨晚喝多了，迷迷糊糊爬出船舱，看天色未明，站在船尾扬下一线浑浊的臊尿。少不得挨老婆一顿臭骂，煮饭的水还得从这河里拎呢！
经常有两只可爱的小鸟，捉住河边柳树的梢头，四目相对，鸣鸣啾啾，无限柔情，相依相偎。一对早晨出来透气的鲤鱼，趁着雾气迷蒙，尽情嬉戏，全不管老渔翁羡慕又无奈的目光。
天色渐亮，阳光四射，驱散本来就无根的雾气。整个村子忽然就活了过来。农人早起，无非两件事，倒夜香，烧早饭。这地方人家的茅厕往往就在河边，男女主人各行其事，并行不悖，倒也不觉任何不妥。稍后，村里鸡飞狗跳，学生上学，农人下地，工人做工。 这位规划师叶齐茂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澳大利亚皇家规划院成员。2003年他离开生活10年的澳洲，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工作。
2004年，他在北京郊区进行了“百村调查”；2005年，他在具有代表性的11个省份进行全国版“百村调查”；欧洲之旅是叶齐茂“百村调查”的第三章。
从飞机窗口向下看，无垠的浅绿色田野、牧场和山川中镶嵌着星星点点深绿色的簇团，在这些簇团中依稀可见五彩缤纷的楼宇。灰白色的道路蜿蜒地把这些簇团串在一起，然后，再向着遥远的天边延伸。
“真美！”即使在如诗似画的澳大利亚生活了10年，叶齐茂依然赞叹不已，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上空进入欧洲，直到飞离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告别欧洲，“始终被绿色包围着”。
鸟瞰欧洲大陆的村庄，它们仿佛就是绿洲中的一员，“没有留下多少人工雕琢的痕迹”。无垠的田野和牧场，总会在一些树林边戛然而止，而树林深处也有人家。从维也纳出发，沿阿尔卑斯山的北坡横跨奥地利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地区与黑森地区，道法自然的村落随处可见，峰回路转处总有一些散落的村庄，丝毫没有喧宾夺主，仿佛它们本来就是群山的一部分。
无绿不成村——这是叶齐茂对他走访的欧盟10国100村最精练和直接的评价。“与绿色对象占据的空间相比，建筑、道路、设施、车、人和动物所占的全部空间不会超过10%。”
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屋呈现在眼前，让看惯了中国农村正在陆续建设的积木式建筑的叶齐茂心旷神怡，尽管这个村庄也不少新建的房屋，但看不到进行大刀阔斧的大规模农村建设，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周遭的环境，所做的无非是在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再开发而已，没有一栋新造的房屋显得鹤立鸡群。
“欧盟的农村社区建设不是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不过，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叶齐茂介绍说，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围绕着“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和“发扬已有的技术和创造新技术”4个主题，来调配资金支持欧盟农村社区的发展。
到2004年底，参与欧盟农村发展“领导＋”项目的15个欧盟国家的农村社区有892个，选择“最好地利用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农村社区最多，占34%，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40%。不难看出，欧洲人对“生态农村”理念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面积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可以预测，由于欧洲人口的衰退，在今后数百年里，这种状况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
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说到欧洲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叶齐茂的调查结果可能要颠覆很多国人“想当然”的固有认知。
以英格兰农村社区为例，28%没有社区活动中心，29%没有社区办公室；43%没有邮局，在英格兰，邮局承担许多政府和金融机构委托的业务，几乎是与外界进行正式联系的唯一渠道，而那里至少有50万个家庭离开最近的邮局2公里以上，约占家庭总数的1／6；49%没有从事义务教育的学校；83%没有村里的医疗诊所；75%没有有规律的公共交通服务，在英格兰，大约50万个农村家庭没有小汽车，约占1／6；42%村庄没有任何商店，70%没有杂货店；99%没有就业中心。
数字固然枯燥，但是这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英格兰的农村地区人口不仅在经济收入上相对贫困，而且面临着公共服务设施的短缺和分配不公、利益冲突、社会分化的现实。在英格兰，农业群体的自杀率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
但是，令叶齐茂惊讶的是，“89%的乡村人口还是不愿意离开农村，而51%的城市人口希望住到农村去。”
这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叶齐茂同样用数字说话，他在“欧洲百村调查报告”里写道：100%的农村社区处于广袤的绿色开放空间之中，由绿色边缘包围，通过绿色网络联系起来；100%的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内实现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分开，集中居住区周边的农业户仍然保留农业生产活动与居住一体的传统方式；100%的农村社区建设了集中的雨水排放系统，住户自备了家庭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系统，使用卫生厕所，粪便由市政当局集中处理；100%的农村社区生活垃圾市政当局集中收集和处理……
“尽管我们见到的多瑙河未必像施特劳斯所描述的那样蓝，莱茵河未必清澈，尤其是塞纳河和泰晤士河还是有些令人失望，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乡村小溪总是清澈见底的。”叶齐茂说，农村社区之所以是欧洲人的居住理想，原因就在这里。
100个村庄走下来，叶齐茂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白色的垃圾袋，路边甚至连一堆垃圾也没有看到过，而在每个住户的门口却不无例外地摆放了两个垃圾袋。“在那里的农村社区，没有看到一个在我们这里司空见惯的农村茅坑。”在英国的农村社区，叶齐茂不时能看到诸如“随意乱倒垃圾是犯罪，此类行为将记录在案”的告示。而在国内调查时，叶齐茂发现，“不超过三个社区，在我们的农村社区的路边沟边准能找到白色垃圾。”
“没有这些设施，那里的农村社区也不会绿起来，但是这些设施如果无约束地扩张，又将打破绿色的边界。”叶齐茂把诸如道路、供水系统、污水排放系统、垃圾处理设施等那些满足人的生活需求的社区性基础设施称为“灰色的东西”。
叶齐茂所到之处，“灰色的东西”都相当完善，“没有这些设施，一个农村社区也不会存在。”不过，工业革命时期，这些单纯的功能主义的“灰色的东西”的建设方式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1980年代，随着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如果居民随意填埋垃圾或用水泥铺装宅院，任意延伸社区性基础设施以扩大居住土地使用面积或提高土地价值，都会被视为犯罪，受到起诉。
叶齐茂发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在一些村庄社区，老区部分的路常常是两车道，宽为6米，道路的占地面积自然很大，而那些村庄新近开发的路仅为3米。叶齐茂还见到了新近建设的各类供人行和自行车行走的小道，这类道路与日常的交通无关，只是考虑人们日益增长的步行锻炼、安全和接近自然的需求。“通过减少道路的总长度和宽度来减少道路整体铺装面积，是近年欧洲农村社区内部道路设计的一大进步。”
“在欧盟的这些国家，新的城乡差别正在浮出水面，不过，这次是倒过来的，城市不如农村，农村社区没有城市里的垃圾浊水、人声鼎沸、交通拥堵、非人的建筑尺度，只有绿色、鸟语、各式各样的标志、与人的尺度相适应的建筑尺度，欧洲农村正在死而复生！”
文脉主义刮遍欧洲农村
也许，欧洲农村从来就没有濒临死亡，它们只不过在二战后，欧洲各国忙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的大背景下沉寂了几多岁月。然而，恰恰因为欧洲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大规模发展高速公路，让城市无尽蔓延，农村社区才得以长期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和建筑材料自我维持，从而传承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的视觉特征。
从国别上讲，叶齐茂走访的10个国家的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区分每个国家的农村社区。”欧洲农村幸运地躲过了工业革命时期功能主义建筑思潮的泛滥，记录下了时空的痕迹。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建筑风格依然如旧。
独门独院的村舍式住宅仍然占据了农村社区住宅的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不到5%。在一般村庄里，原汁原味的老住宅虽不多见了，老住宅的门窗也已经换新，立面涂上了新材料，有的还多出了停车棚，延伸出来新的房间，但是，大部分住宅在外形、尺度、砖木结构，45度的坡屋顶和屋顶阁楼等仍然没有改变。
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欧洲住宅市场上，老住宅要比新住宅贵，乡村住宅要比城里单元楼贵，老乡村住宅要比新别墅式乡村住宅贵。因此，市场推动人们尽可能维护和更新旧住宅，而不是五年八年就推倒重建。”叶齐茂介绍说。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住宅的多样性依然如故。
除了新近开发的连体式成排别墅式住宅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外形和尺度完全一样的住宅，每座住宅都有个性。古老的住宅、教堂、水井，不管是否已失去效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些建筑不可能使用标准图纸，不可能完全依靠钢筋水泥和采用大规模工业建筑方式来建造。”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依然如旧。除了英国的农村社区以外，在欧洲大陆上的9个国家里，教堂仍然是一个农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它高于所有居住区的其他建筑。
叶齐茂看到，农村社区的社会氛围依然质朴。在那里，看不到令人却步的宽马路，也见不到沿街排列的巨大的商业广告、金色的商业门楼、商店、减价广告、悬挂着各类商业标志的立杆。人们可以在5-10分钟之内步行到田野和小溪，也可以与邻居隔墙交谈。开放空间，羊肠小道、田野和牧场仍然是那些农村核心居住区的背景。
“欧洲农村社区的视觉特征是外观的，也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叶齐茂评价道，欧洲人不能想象，在农村社区建设整齐划一的成排工业化住宅，沿着那里的街道开设商店、旅店、餐馆或者麦当劳快餐店，“欧洲人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坚决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义者。”
视觉特征意味着许多事情，它们表达了人们希望他们的世界和他们自己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历史的特征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道没有色彩却有时间的历史边界。欧洲人非常担心被别的文化吞噬掉，现在他们协调一致地抵制美国人的文化，欧洲人在他们的农村最好地实现了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
如今，这些老欧洲的农村社区模式已经成了一种榜样，不仅欧盟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新欧盟国家，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市规划的倡导者常常把欧洲农村社区的现存模式移植到美国，作为他们设计城市社区的基本模式。
在意大利法布日奇的一个农村广场，叶齐茂被文艺复兴时期所留下的依稀可见的文化痕迹所震动，被古朴风雅的民俗风情所惊叹，被旧村落广场的复古气派所吸引。然而，当地人告诉叶齐茂，这个广场是近年来才恢复的，30年前这里被修建为停车场，对村庄历史文化氛围的和谐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让叶齐茂感到佩服的是，当地政府有“亡羊补牢”的气魄和远见。
1970年代村庄改造时，旧村落广场被铺上水泥，变成了停车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对环境特别是对村庄历史建筑环境的破坏。几十年来，这里的村庄人口急剧减少，村庄萎缩，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这时，他们感到了当时急于现代化的错误。“好在这些地方只是变成了停车场，如果都盖上了房子，或者摧毁了那些老建筑，今天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叶齐茂感叹道。
30年后的今天，旧村落广场又恢复了原来的地面铺装和植物状态，恢复周边传统建筑的特征，拆除了1970年代以后建设的街道公共设施。更新后的小广场再一次成为地方居民集会场所和社区方便小店的集中地，同时增加了村庄社区的通告栏，并在那里举行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这些场所把不同的人和活动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相互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以形成共同利益，构成了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
从被恢复旧村落广场这个案例，叶齐茂看到，欧洲人正在努力还原400多年工业革命洗涤前的农村社区面貌。“自然资源或地域文化都是‘社会资本’，它们在提高农村社区生活质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资金所不可代替的。”叶齐茂颇为感慨。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著名古城布鲁日，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和原汁原味的美食佳肴吸引着不少游客，社区居民没有对景点 “再加工”和“包装”，而是极力维护古城原有的风情和韵味。“如果布鲁日没有周围传统的乡村景观作为背景，它也就只是一个室外的博物馆而已。”
根据欧盟在2000年的统计，叶齐茂走访的老欧盟10国有1.8万个布鲁日这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景观场所，大约占据了老欧盟国土面积的17%。这是文脉主义在欧洲的绵延和胜利
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