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工业大学何华教授

㈠ 四大家族与官僚资本的形成

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

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8](p1150)

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各种类型的资本。四大家族个人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三者间画上了等号，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最后，人们干脆拿它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二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定论的延续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下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三 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三 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l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

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部分。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研究中更科学地看待有关问题，有助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和经营做有区别的分析，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学者们对四大家族的私有资本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李茂盛认为私有资本应分为自有资本和自筹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资本，自筹资本指通过各种方法筹集来的、仅拥有使用权的资本。他认为只有自有资本才是一个国民的独立财产。他对孔祥熙的自有资本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做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L21]

李立侠也认为孔家最多是百万而非亿万富翁。[22]两位学者都是将孔氏家族拥有所有权的资产作为评估的对象，改变了人们以往把孔家名义上控制的资产也作为其私有资产进行估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问题。

此外，学术界对宋家资本进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陆仰渊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一文中，对宋子文在工业、金融业、商业三方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认为宋家的资产大约有 l000万美金。[23]至于蒋家和陈家的资产，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至今也没有说清楚其具体数目。

总的说来，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纠正了以往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识仍然因循旧说，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四大家族积累资本的过程和方法，相关论文数量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准确数字也有待科学的查证；对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四大家族运用政治特权谋取经济私利的具体史实，也需做具体而微的查证、核实。只有这样，我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确、实事求是的认识。

㈡ 日本在中国侵略时有那些事件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㈢ 重庆云阳中学2010年高考600分以上被哪些学校录取

姓名 学校名称 姓名 学校名称
刘炘 复旦大学 熊彦文 重庆大学
管燎 浙江大学 曾帅 重庆大学
陈聪 同济大学 张浩 重庆大学
刘奎男 同济大学 张芮菡 重庆大学
杨明熹 同济大学 张旭 重庆大学
王鹏 同济大学 周益 重庆大学
汪维祥 南开大学 朱丹 重庆大学
夏根源 武汉大学 李丹 重庆大学
周军 武汉大学 蒲利娟 重庆大学
晏晓建 武汉大学 沈阅 重庆大学
何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汪贵苹 重庆大学
易礼杰 天津大学 谢佳欣 重庆大学
余敬江 天津大学 代宇 西南交通大学
李琳 华中科技大学 郭毅 西南交通大学
刘宇 华中科技大学 王丹丹 西南交通大学
鲁冬林 华中科技大学 徐春蓉 西南交通大学
陈军 四川大学 毕秋艳 西南大学
程燚 四川大学 陈蕾 西南大学
董渝 四川大学 扶宇钦 西南大学
冯洋 四川大学 龚文芳 西南大学
郝继开 四川大学 刘玲 西南大学
胡毅 四川大学 彭宁峰 西南大学
黄欣 四川大学 沈春玉 西南大学
李静 四川大学 涂景 西南大学
刘丹 四川大学 吴红广 西南大学
柳令 四川大学 伍华 西南大学
牟珊 四川大学 杨娟 西南大学
彭园 四川大学 姚尧 西南大学
沈令 四川大学 张纪元 西南大学
唐北曦 四川大学 张香云 西南大学
唐小锞 四川大学 张小翠 西南大学
向彦菘 四川大学 邓环 西南大学
杨长红 四川大学 贺一 西南大学
余洋 四川大学 胡森 西南大学
张丹 四川大学 瞿腾云 西南大学
张海林 四川大学 吕文 西南大学
张浩 四川大学 蒲科蒙 西南大学
张栏 四川大学 谭欣 西南大学
周密 四川大学 谭玉 西南大学
朱松 四川大学 谭自强 西南大学
丁爱萌 四川大学 王茜 西南大学
丁自强 四川大学 徐昊 西南大学
韩娜 四川大学 张微惟 西南大学
旷琴 四川大学 张小燕 西南大学
旷逸 四川大学 龚文庆 大连海事大学
杨雨霏 四川大学 贾有权 大连海事大学
陈镜竹 中山大学 唐蜀垒 大连海事大学
余璐 中山大学 董洲林 大连海事大学
王垚 中山大学 鲁睿 大连理工大学
刘磊 吉林大学 李萌 东北林业大学
李如清 东北大学 王愈之 东北农业大学
龙孟 东北大学 李心馨 东北师范大学
周龙福 东北大学 汤丹 东北师范大学
屈忍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谭雯月 东北师范大学
肖俊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李彩云 东华大学
方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一冰 东华大学
谭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唐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曹鑫 南京理工大学 王何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杜林 南京理工大学 何奇 贵州大学
刘晓霞 南京理工大学 石长林 海南大学
麦丹丹 南京理工大学 吴江伟 海南大学
彭常兵 南京理工大学 冯俞连 海南大学
唐永香 南京理工大学 雷毅 海南大学
程博文 电子科技大学 陈沙沙 合肥工业大学
马晓双 电子科技大学 张梨 合肥工业大学
夏志坚 电子科技大学 王宇桢 河北工业大学
姚建云 电子科技大学 陈松 河北工业大学
陈勇 兰州大学 曾滔 河海大学
陶泽坤 兰州大学 谭裕琨 湖南大学
袁飞 兰州大学 张秋萍 湖南大学
谭玮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文君 湖南大学
蒋鑫 西南财经大学 水东梅 湖南师范大学
廖木丹 西南财经大学 胡承云 华东理工大学
文超 西南财经大学 胡亚军 华东理工大学
吴荣霞 西南财经大学 李云辉 华东师范大学
陈超 西南财经大学 冉江莱 华东师范大学
李丹 西南财经大学 刘垒 华南理工大学
伍曌 西南财经大学 王艳 华中农业大学
张云阁 西南财经大学 李进 华中师范大学
姜倩 中国农业大学 李明阳 华中师范大学
刘燕 中国农业大学 刘艳玲 华中师范大学
牟志华 中国农业大学 许娟 华中师范大学
秦永孝 中国农业大学 杨楠 华中师范大学
李娇娇 哈尔滨工程大学 姚骁 华中师范大学
向九州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张巧维 华中师范大学
赵江林 哈尔滨工程大学 王亮 暨南大学
唐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蒲昌建 暨南大学
李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金华 江南大学
王雪冲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郎伟 江南大学
吴屹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王亮 江南大学
卢洋 北京理工大学 吴婷 江南大学
周源 北京邮电大学 卢静 南昌大学
李浩 中国海洋大学 周帅 南昌大学
秦琴 中国海洋大学 黄竹阳 南昌大学
谭春林 中国海洋大学 刘舒畅 南京大学
方毓 北京工业大学 杨浩 上海大学
杨勇 北京工业大学 袁琪 上海大学
张成云 北京化工大学 龚发清 四川农业大学
陈星宇 长安大学 刘冬 四川农业大学
刘睿 长安大学 蒲云丹 四川农业大学
张松 长安大学 陶金 四川农业大学
代彬丁 北京科技大学 张雅妮 四川农业大学
刘浩 北京科技大学 钟铃运 四川农业大学
卢凌翔 北京科技大学 刘畅 四川农业大学
彭孝力 北京科技大学 卢丹 四川农业大学
陈红波 重庆大学 余海涛 苏州大学
丁陆川 重庆大学 张沙沙 苏州大学
何华 重庆大学 胡熠鑫 太原理工大学
贺琼瑶 重庆大学 程江阳 武汉理工大学
黄波 重庆大学 伍毅 武汉理工大学
黄娟 重庆大学 陶文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伦 重庆大学 唐洁 厦门大学
刘怡 重庆大学 晏晓岚 厦门大学
彭春华 重庆大学 李曼 延边大学
帅攀 重庆大学 胡正琼 延边大学
孙亚军 重庆大学 肖玉来 云南大学
谭迎霞 重庆大学 韩建 云南大学
谭悦 重庆大学 梁爽 郑州大学
谭正伟 重庆大学 朱华云 郑州大学
汪东 重庆大学 张比林 郑州大学
魏新 重庆大学 覃文灿 中国矿业大学
吴桂权 重庆大学 黄银辉 中国药科大学
吴越 重庆大学 李伟 中国药科大学
伍骁瑶 重庆大学 王婧 中南大学
向森林 重庆大学 赵晨晨 中央民族大学
肖晋 重庆大学

㈣ 历史上日本侵华事件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㈤ 近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称谓的由来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

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8](p1150)

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各种类型的资本。四大家族个人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三者间画上了等号，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最后，人们干脆拿它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二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定论的延续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下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三 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三 新观点的陆续提出与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l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

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部分。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研究中更科学地看待有关问题，有助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和经营做有区别的分析，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除上述成果外，学者们对四大家族的私有资本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李茂盛认为私有资本应分为自有资本和自筹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资本，自筹资本指通过各种方法筹集来的、仅拥有使用权的资本。他认为只有自有资本才是一个国民的独立财产。他对孔祥熙的自有资本进行了考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做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孔氏家族的资产约为50～100万美元。L21]

李立侠也认为孔家最多是百万而非亿万富翁。[22]两位学者都是将孔氏家族拥有所有权的资产作为评估的对象，改变了人们以往把孔家名义上控制的资产也作为其私有资产进行估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有关问题。

此外，学术界对宋家资本进行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陆仰渊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一文中，对宋子文在工业、金融业、商业三方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认为宋家的资产大约有 l000万美金。[23]至于蒋家和陈家的资产，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至今也没有说清楚其具体数目。

总的说来，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纠正了以往较多地用政治概念理解“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而造成的一些不准确的认识。但由于掌握的史料有限，一些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识仍然因循旧说，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有关四大家族积累资本的过程和方法，相关论文数量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准确数字也有待科学的查证；对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四大家族运用政治特权谋取经济私利的具体史实，也需做具体而微的查证、核实。只有这样，我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才能有更清晰、准确、实事求是的认识。

㈥ 官僚资产阶级的具体

“官僚资本”的提法，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①，首次使用了“官僚资本”一词。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
1930年，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社会的发达阶段》一文中，将官僚资本分为“梁士诒型”和“张謇型”两种。1936年，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将清政府创办的“国营事业的萌芽”统称为官僚资本[1](p492）。
总的说来，这时大家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中后期，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为官僚资本。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指出：“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2](p21）随着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膨胀，马寅初对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愈加严厉，“所谓国营，实即官办”，“假公济私为通病，由来已久，莫可究诘……近来夫变本加厉，由暗偷私窃变为公开劫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局面，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3](p359）。他认为官僚资本会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在《中国工业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文中也断言：官僚与买办的经济垄断正从金融业向工业发展，“官营就是‘国营’，‘国营’就是官营”[4]。
此时，大家还只是对官僚资本进行揭露和抨击，“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还未出现。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5](p1046）。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还是指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以及私人经济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日益尖锐，共产党人开始将国民政府的国家资产、官僚私人资产、党团资产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公产都划归为官僚资本。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6](p147）。最后，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四大家族经济独占是在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外国独占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属物。[6](p153）
许涤新在1947年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认为官僚资本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他分析了官僚资本的社会根源、构成并指出其本质是封建性和买办性资本。书中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投资情况，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划分为六种类型：官僚的私人资本；被四大家族控制的国家资本；与国家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他认为完全属于官僚的资本是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获得”并“利用政治特权去运用”的资本；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7]
同样是在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8](p1150）
至此，官僚资本由最初的官僚私人资本扩大到官僚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有关系的各种类型的资本。四大家族个人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三者间画上了等号，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最后，人们干脆拿它代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切资产。 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大陆学术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看法，延续了建国前陈伯达、毛泽东等人所下的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论述。
吴江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指出在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了官僚资本的限制和压迫；抗战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受官僚资本的排挤、兼并而变得“奄奄一息”。文章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来源、活动、形成、特性作了考察，指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同国家政权结合紧密，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垄断性。吴江把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特点概括为：一开始便与国家政权结合，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没有任何独立性（对于国际资本主义来说）；具有买办性；同封建地主阶级密切联系，有浓厚的封建性；完全从商业、银行投机起家。这种国家垄断资本性质的官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利益服务，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寄生、腐朽透顶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9]
肖灼基在1965年发表了《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一文，详细论述了四大家族靠发行公债积累资本的情况。文章指出，四大家族用公债做银行准备金，大量发行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获取了大量财富。四大家族还利用政治特权对公债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并利用公债向其它银行“增资”，形成对金融的垄断。文章认为公债掠夺了农民，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10]。
以上几篇文章起到了向百姓普及有关“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基础知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重点在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强调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对历史的消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关研究开始启动，仍有一些学者坚持十年前的传统观点．
全慰天的《中国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形成》、孔经纬的《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何干之和刘炼的《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黄逸峰等人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等论著都持传统观点。
全慰天认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较多的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因此虚弱得多，落后得多；它较少进行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进行原始积累。中国官僚资本的性质，只能是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的、腐朽的和反动的。[11](p350）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的途径和条件进行了概括，认为蒋家是四大家族的核心，由于掌握了政权，就利用财政特权垄断了全国的金融，并逐步对商业、交通运输业、近代工业以及分散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垄断掠夺。[11](p353）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孔经纬。他在《三重压迫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一文中，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2]
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共同编写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论述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将其积累资本的手段概括为：大量发行公债；滥发纸币，形成金融垄断；大搞金融投机、商业投机、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实施“统购统销”和专卖，对商业进行全面独占；借口“调整工矿业”，加强了对工业的垄断；通过大量征用农民土地、增加赋税对全国农民实行残酷的掠夺；在农村兼并土地，使土地更加集中，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成为农村最大的高利贷主。该书认为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从1927年开始形成，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买办性、高度的垄断性和浓厚的封建性，在政治上以独裁、内战、卖国为其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持传统观点的学者，迄今仍不乏其人。特别是不专门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学者为数众多，囿于习惯，不少人仍在授课、撰文时因循旧说。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者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虽然不少人坚持传统观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在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形成的概念，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评价。
在1985举行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围绕官僚资本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指出，从词义上讲，官僚资本应是指依赖政治特权、假公济私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使用这种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有道理的，它能够说明国民政府的本质特征，但拿它去研究经济问题就会导致概念上的含混和范畴上的模糊。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相对于民族资本而言的，是中国近代经济特有的一种形态，可以沿用下去。只是应该把官僚资本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13]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对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进行了研究，与之相关的论文有30多篇。新的史料也不断得到发掘与利用，使研究得以深入，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开辟。
第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途径及其历史影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的过程，及其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何华国的《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膨胀》（《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郁培文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解析》（《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李凯的《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经济之初探》（《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兆茹、张怡梅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赵兴胜的《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齐春风的《1946～1948年间中国走私贸易的影响》（《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李黎明的《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孟英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l期），李彦宏、周忠的《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l期）等文章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都把官僚资本恶性膨胀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何华国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得以扩张：在内战中垄断军火买卖并不断发行公债；在金融方面形成了“四行二局”，垄断了法币、外汇和黄金，最终形成了金融垄断；控制国家资源和进口物资，最终形成商业垄断。抗战胜利后接受10万亿元敌伪资产，大大增加了四大家族的资产。何华国还对陈氏兄弟的党营资产作了分析，认为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党营事业基金达5000亿元。[14]
李黎明着重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资本的恶性膨胀问题。他认为，四大家族的掠夺，破坏了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开办的各种金融机构、厂矿企业，还将民营企业诬指为敌产予以没收，据为已有。四大家族大量盗卖民营工厂物资，使许多工厂由于缺乏设备而无法开工，使民族工业遭受打击。而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更是使举步维艰的民族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难以恢复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文章，多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作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来进行研究，对其性质则未作深入的探讨，仍然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四大家族的私人资产视为一体。在对其进行评价时，也多强调它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蒋宋孔陈各自真正掌握的资产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各种不同的经济机构和组织也应区别看待和评价。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下设的“资源委员会”——传统上人们视其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合著的《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一书，比较全面地评述了资源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该书论述了资源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初期活动；抗战前的建设计划；抗战时期各主要事业的建设情况；抗战后的接收以及经济重建规划；改进生产方法的努力；对于对外贸易主权的维护；对于中国神圣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积极支持；对国民党党部势力渗透的抵制；在大陆弃暗投明迎接解放等史实。郑友揆等人认为，用官僚资本概括资源委员会的性质并不恰当。一个原因是，将资源委员会称作官僚资本容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人们一提到官僚资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反动、落后的事物联系起来．他们提出，“资委会的事业在旧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资委会是一种反动、落后的事务，缺乏历史事实，言之为国家资该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则更确切些”[15](p3）。
第二，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新认识。在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性质的认知上，学者们有了较为客观、辩证的看法。
杜恂诚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16](p4）
郑会欣追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已经改变了以往将国营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的做法，而用“国家资本”来代称。因为“国家资本”的提法内涵比较明确，不会将官僚私人的投资与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投资相混淆。作者认为，不能将国家资本、国营资本等同于官僚资本，但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官僚可以通过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方式将国家资本转化为官僚私人的资本，而且这种转化往往都是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的”[17]。
陈自芳对有关“官僚资本”的几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仍应保留“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官僚资本中应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而对于官僚的私人资本也要辩证的看待，只有那些依靠政治权利、垄断性很强的私人资本才能定性为官僚资本。作者认为，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应被看做是官僚资本。[18]
武力赞成应将官僚通过特权获取的资本，与国家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区分开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官僚私人资本在国计民生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对国民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官僚资本只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应将官僚作为一个社会人和经济人看待，他也具有谋取个人、家庭利益的本能和动力；应将官僚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看，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它的目标；应将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细致分析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
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19]
陆仰渊、方庆秋在其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国家垄断资本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资本来自政府，并由政府官员经营；对国民经济的某一方面具有垄断性；对广大人民具有压迫性。而官僚资本则另有三个特点：资本不是来自政府而来自官僚的私人投资；经营权掌握在某个或某些官僚手中；掌握这种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某一部门，投机倒把，损公肥私，中饱私囊。[20](p774）也就是说，所谓的官僚资本仅包括官僚私人资本，它和国家垄断资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改变了以往国家资本、官僚私人资本不分，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含糊不清的状况。
通过讨论，多数学者达成了如下共识：最好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部分。这样有助于人们在研究中更科学地看待有关问题，有助于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积累和经营做有区别的分析，更清晰、准确地认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㈦ 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名单

1、北京市

童朝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蒋荣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医师、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郭会敏（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内科总护士长、感染中心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清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丁新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素英（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原感染管理科主任，主任医师

西英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16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刘景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孙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梁连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骆金铠（女，满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护理部主任、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

唐子人（回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周建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卢联合（满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主任医师

王一书（女）：北京小汤山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金荣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文静（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姜利（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郭军：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内科部第二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刘芳（女）：北京市普仁医院急诊急救科医师

冯亿：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市二龙路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俞芃（女）：北京市回民医院脑病一病房（重症监护室）A1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

任玉娟（女）：朝阳区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张之翠：朝阳区双桥医院手术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柳洪杰：海淀区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吴浩：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熊盈（女）：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

何艳丽（女）：石景山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

马雪莲（女）：房山区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护士长

纪智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杨力生：顺义区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秦素萍（女）：昌平区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务科副科长，主任医师

郑梦梦（女）：大兴区人民医院感染内科护士

王国伟：怀柔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

孙立珍（女）：密云区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丽娟（女）：延庆区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感染疾病科护士长

庞星火（女）：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鹏：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办公室主任

马建新：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与地方病控制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张继涛：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和有害生物防制科职员

姬莉莉（女）：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任剑：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王木香（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一级警长兼文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徐沛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傅天雷：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三级警长兼玉林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宗桃：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杜家庄站派出所一级警长

张旗：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综合中队中队长

裴增军：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康庄站派出所（康庄公安检查站）所长（站长）

李德青（女）：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程子夏（女）：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贾秀杰（女）：海淀区万寿路街道永定路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美红（女）：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佟广华（女）：门头沟区城子街道龙门新区三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白永波：北京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队长

王翠娟（女）：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北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晖（女）：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茉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月波（女）：平谷区滨河街道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贾晓丰：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数据管理部部长

陈冲（回族）：北京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处长

陆珊（女，满族）：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副处长

田涛：北京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刘冰：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彩所副所长

郭双朝：北京建工集团总承包部副经理，北京小汤山医院升级改造工程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

巩月琼：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大任：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医疗废弃物收运处理中心经理

薛向东：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浩浩：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林长青：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高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健（女）：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MICT生产运营经理

贾晓宏（女）：北京日报社科教卫新闻部记者

张健伟：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副处长

李峰威：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长，中建三局北京公司通州分公司员工

2、天津市

吴琦：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综合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陆伟：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于洪志：天津市海河医院科教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王凤梅（女）：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莹（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预防保健处处长、护理部副主任、纠风办公室主任，主任护师

刘筠（女）：天津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史东升：天津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

徐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徐卫国：天津市天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彭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学政：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急症党支部书记、急症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广艳（女）：津南区双闸卫生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王海英（女）：蓟州区人民医院心内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卢振：天津市红桥医院护师

张颖（女）：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郝肖阳：宝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科副主任医师

沈鋆：天津市公安局指挥部情报中心主任

魏志坚：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副支队长

于军红：天津市滨海监狱医院副院长

苗苗（女）：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靖（女）：河西区友谊路街道谊城公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则银（女，布依族）：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尔唐：武清区豆张庄镇西洲村原电工

单玉厚：滨海新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成员，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兼）

钟春德（满族）：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

徐文华：河北区环境卫生管理一所工人

肖建永：瑞安森（天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长

罗骏：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3、河北省

梅建强：河北省中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任医师

阎锡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主任，主任医师

党懿：河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喻昌利（满族）：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付素珍（女）：邢台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童莉（女）：衡水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于红莲（女）：保定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晓芳（女）：张家口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张晓静（女）：遵化市中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师鉴：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技师

赵川：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李素红（女）：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顺利：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李伟昊：邯郸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技术负责人，主任技师

高丽君（女）：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李彦涛：石家庄新干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支润芳（女）：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街道碧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孟凡杰：共青团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

李向国：廊坊市香河县看守所所长

姜利民（蒙古族）：保定市涿州市公安局挟河公安检查站常务副站长

臧占全：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甄洪月：沧州市运河区水月寺街街道办事处四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建华：河北海德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建刚：衡水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科长

薛鹏：邯郸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收费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平均：雄安新区安新县赵北口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安松松：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张文敏：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

岳历新：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4、山西省

关炜：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惠蓉（女）：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原大江：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颖惠（女）：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

何梅（女）：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何华（女）：山西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杨晓静（女）：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献：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郝红慧（女）：运城市稷山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杨鹏：山西省阳泉第二监狱医院监内外科护士长

范梦柏：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主任医师

郭建娥（女）：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满生：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梁鹏飞：山西省平遥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董晓霞（女）：晋中市平遥县香乐乡党委书记

马霞（女）：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姜萍（女）：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CCU主管护师

李廷荃：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任斌知：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王美霞（女）：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陈浩：晋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梁震：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摄像记者

张秀珍（女）：忻州市五台县居民办事处西米市社区党支部书记

陆玫（女）：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张晓峰（女）：山西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基层室主任

5、内蒙古自治区

刘德江：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红十字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云妙珍（女，蒙古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医院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史占华：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玲玲（女，达斡尔族）：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赛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建华：（蒙古族）：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出所原三级警长

何淑花（女，蒙古族）：通辽市医院感染控制科负责人，主任护师

董彩凤（女）：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淑君（女）：锡林郭勒盟医院主任护师

宋大伟：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勤务大队大队长

苏云：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星：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复兴镇庆生村村委会主任

周慧德：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

彭伟：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静（女，蒙古族）：二连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师

袁大森：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警务技术三级主管

苏妮（女）：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刘春：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新闻网副总编辑

孙德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文瑞：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高飞（女）：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6、辽宁省

徐英辉：大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主任医师

王振宁（满族）：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马晓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赵敏（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志宇：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朱芳（女）：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谷野：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主任中医师

王拱辰：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病十科主任，主任医师

常东岳（回族）：锦州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于辉：辽宁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师

孟大为：辽宁省金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

曲妮妮（女）：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凤香（女）：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教研室副主任、科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崔文权（朝鲜族）：大连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王丽微（女）：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一病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珉（女）：本溪市中心医院干三病房主任，主任医师

周明萍（女，满族）：辽阳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方红（女）：铁岭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薛海英（女）：盘锦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孔艳（女）：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街道百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党立（女）：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道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玉鸿（满族）：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药山镇水獭岭村村主任

杨立峰（女）：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党委书记

侯广宇（满族）：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棚甸子镇党委书记

王秀君：（满族）：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太平哨镇泡子沿村原党支部书记

张光明：锦州市交通运输局安全总监

项莉（女）：营口市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方秀春（女，满族）：阜新市细河区玉龙街道育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郝玉峰：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党委书记

石玉兰（女）：铁岭市昌图县昌图镇果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崔志刚：朝阳市卫生监督局学校卫生监督科原副科长

赵丽影（女）：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街道新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姜义双：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日报驻铁岭记者站站长

田富祥：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辽宁省档案局局长

梁宏军：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

朱哨兵：（满族）：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华来派出所原所长

徐宝贵：大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原支队长

杨佐森：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陈少纯：沈阳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7、吉林省

张捷（女）：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吕国悦：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秦彦国：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天戟：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乔云峰：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姚来顺：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彬：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

李晓静（女）：吉林日报社科教卫部记者

霍烽：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副处长

艾泽铭（满族）：北华大学学生

张健（女）：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刚：长春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薛晓婉（女）：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徐聪（女）：四平市传染病医院护士长

毕雪娇（女）：辽源市人民医院护士长，主任护师

徐晶（女）：通化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孙晓岩（女）：白山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姜娜：（女）：长岭县前七号镇原党委副书记

张立艳（女）：白城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孙燕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

8、山东省

司敏（女）：济南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胡振珊（女）：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李永春：青岛市市立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景春：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列永：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文胜：山东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飞：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科长

孙文杰（女）：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蝶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焦华：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

姜英（女）：华润泰安医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静（女）：威海市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常申：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仪：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

李庆方：聊城市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欧阳修河：滨州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宋超：山东省立第三医院集团工作部主任，副主任药师

雷杰（回族）：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孙晓光：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费剑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马承恩：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丁敏（女）：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菲菲（女）：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光海：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牛海涛：青岛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

张伟：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高福生：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潘磊：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科技处副处长，副主任医师

张宗雷：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张志乾：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太广：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处长

常媛（女）：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副处长

王桂强：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徐锐：山东省公安厅反恐怖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李雪燕（女）：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韬（回族）：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二级巡视员

余镇威：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飞行部安全技术管理中心技术管理副经理

赵华清：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医疗急救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孔冠军：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互动运营部主任，编辑

王凯：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行业新闻采编中心记者

闫祥岭：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政文采访部副主任

㈧ 何华的工作简历

起年月~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或职务
2005.6 ~至今 青岛农业大学 副教授
2003.12~2005.5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99.1~2003.11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7.8~1998.12 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2003.9~2004.9 澳大利亚Adelaide大学 访问学者
2002.5~2002.8 日本JICA筑波研修中心 研修员

㈨ 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就业率

昨天，复旦大学公布了《2011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这是本市“985”重点高校今年发布的第一份本科质量报告。其中多项指标处在国内高校本科教学领先地位，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毕业季结束，复旦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4.68%。其中，约41%毕业生入职工作，53%在国内或者国外读研。

报告中显示，在本科课程主讲教师中，具有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人数和比例逐年提高，2011-2012学年承担本科教学的教师中教授占28%，副教授占40%。在编教授开授本科课程的比例达78.7%。

同时，学校每年聘请海内外学者来校为本科生授课，可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2011年分别有来自美国、法国、奥地利、以色列等17个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51位外籍教师受邀为18个院系的本科生开课。

报告透露，课程总量建设和课程内涵建设齐头并进。2007年至2011年，本科教学年开课种类从近2500门增加到3100余门，开课量从4931门次增加到5650门次，生均拥有课程0.46门次，全国领先。
就业率指就业人口与16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凡在指定时期内届满一定下限年龄，有工作并取得报酬或收益的人；或有职位而暂时没有工作（如生病、工伤、劳资纠纷、假期等）的人；以及家庭企业或农场的无酬工作者，均计算为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