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逝世

1. 湖州市第二中学的杰出校友

裘明德：49年高中毕业，56年山东医科大学毕业，84年至86年获美国哈佛、密执安等大学三张研修证书，现任兰州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享受国务院津贴。
张玉花（上海航天局登月总设计师）：86届高中校友，现为上海航天局科技委常委、探月工程某型号总指挥、研究员、上海市宇航学会高级会员。在她身上展现了新一代女科技人员经过自我不懈努力，与男同胞们并肩战斗，让“嫦娥奔月”这美丽传说和“敦煌飞天”这千年飞天梦想变为了现实的风采；展示了新时代女性热爱航天事业，为完成飞天任务无怨无悔忍受压力的宽阔胸怀，和自尊、自信、自力、自强追求完美的优秀品德。
慎海雄：1985年高中毕业，1989年杭州大学毕业，任新华社浙江分社采编主任、党组成员、高级记者（正高）、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享受国务院津贴。
沈宏炜：1985年湖州二中毕业，中国技巧运动员，1988年5月，她和队友在全国技巧冠军赛上，夺得“混双”第二套冠军，1989年获全国技巧锦标赛第一套冠军。1989年10月她代表我国参加在前苏联里加市举行的第七届世界杯技巧赛，她与队友摘取了“混双”第二套金牌和全能银牌，成为湖州第一个世界冠军。为此，1989年被评为浙江省“十佳”运动员，并载入《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任浙江省体工大队教练。
黄拥军：1983年湖州二中毕业，中国技巧运动员，1988年获全国技巧第一套冠军，1990年获全国技巧及全能第一套金牌。1991年在第八届世界杯技巧赛中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四人全能第四名，1994年在第十一届世界技巧锦标赛中与队友合作，获男子四人全能，第一套和第二套三项冠军，并与队友合作，获混合团体冠军。1987年获运动健将称号。1994年获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朱培坤：浙江湖州人，深圳市百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教授；成都百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百绿生物染色体杂交研究所所长。高等植物染色体杂交技术的发明人，高等植物染色体杂交学术理论的奠基人，高等植物多基因改造的开拓者。应用高等植物染色体杂交技术，创造出豌豆—玉米、小麦—玉米、水稻—玉米、高粱—水稻、大米草—水稻、玉米—水稻和玉米—小麦等一系列新类型粮食作物。相继发表《多基因工程试论》、《高等植物纲间杂交的探索》、《植物遗传工程转化学初探》和《高等植物的第三类杂交——染色体杂交》等学术文章。由山东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海内外唯一的一本高等生物（植物）染色体杂交的专著《高等植物染色体杂交》。
蒋承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1954年毕业于湖州初级中学（今湖州二中），历任中国古生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
卢良恕：著名农学家、小麦育种、栽培、农业与科技发展专家。高中时期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今湖州二中），1940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艺系学习，随后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工作。1954年，由他主持选育的早熟、抗锈、丰产的“华东6号”等系列小麦优良品种推动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在农业宏观研究领域，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把传统的粮食观念转变为现代”、“种植业三元结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等重要战略观点。1994年卢良恕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历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农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卢良恕在小麦育种、栽培、区域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我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仁：我国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1938年于东吴大学附中（今湖州二中）毕业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学习。1948年，王仁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航空工程系攻读研究生课程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美国布郎大学应用数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力学系和数学系。70年代初期，他走上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开辟了中国地球动力学的新领域。1980年王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塑性动力学和地质构造应力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为中国塑性力学和地球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作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钦俊德：我国著名昆虫生理学家。1933年于东吴大学附中（今湖州二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而后又于195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获理科博士学位，后转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荣誉研究员。回国后，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在研究除灭农作物害虫方面硕果累累，曾先后四次获国家和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钦俊德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为我国的昆虫生理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徐献瑜：1928年东吴三附中高中毕业，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计算数学专家、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1922年，徐献瑜考入东吴三中（今湖州二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1932-1934年徐献瑜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头衔的中国人。1956年，他在苏联编出了中国人写的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程序。徐献瑜先后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历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主任、中科院计算中心研究员、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徐献瑜教授为我国计算数学和计算机软件研究和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尚荫：著名微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病毒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25年毕业于东吴三中（今湖州二中），并考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而后于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并于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他去斯坦利（美著名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而后于1947年在武汉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所。高尚萌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病毒学武汉研究所所长。高尚萌于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病毒学实验室、病毒学专业和微生物学专业，对中国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谈家桢：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高中时期，谈家桢就读于东吴三中（今湖州二中），高中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学习，而后又于 1932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深造并取得硕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并师从现代遗传学先驱、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摩尔根教授。1937年，谈家桢回到了祖国，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并历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遗传学会会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谈家桢一生致力于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遗传学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9年国际上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64年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为“谈家桢星”。 这既是对谈家桢在遗传学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终身不渝、孜孜不倦于中国科研和教育事业精神的礼赞。
潘德明：自行车环球旅行家，1930年6月，潘德明秉持信念，历时七年，行程数万公里，从参加上海组织的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开始，经杭州、广州、由海口进入越南，行到清化，仅剩一人，遂把徒步改为骑自行车，途经亚、非、欧、美、澳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环球旅行。1937年6月从缅甸回到祖国的云南。途中受到29国元首、政府首脑、部长和著名人士接见，曾拜会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圣雄甘地及尼赫鲁，在美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和奖励。1976年辞世。
裘明华：我国著名医学寄生虫学和医学昆虫学专家。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今湖州二中），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医学系学习。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黄首民：原名黄墨林，湖州青山人。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基督教教会创办的湖州海岛中学（湖州二中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结识上海来湖求学的吴成栋，成为吴门常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黄墨林火速奔赴前线，投身革命，参加了保卫汉口的战斗，并被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任命为前线督战员。清军溃退后，调任革命军总指挥部黄兴的卫队长。汉阳失守后，他与黄兴等人一起去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盛典。回沪途中，黄兴为其改名“首民”，意即参加武昌首义之民。1913年，经孙中山推荐，他与荣毅仁等人一起赴美留学，先入密苏里州派克大学（Park University）攻读农科，尤专植棉。后又入阿拉巴马（Alabama）工业学院，于1916年毕业。毕业后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修学商业组织及管理学。居美时曾获得清华奖学金。1917年学成归国。 “五四”运动爆发后，黄首民积极参加民主爱国运动，断绝与日本的工商关系，并动员工厂员工抵制日货。1976年于上海逝世。
王会悟：1898年7月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6岁开始受古典文化启蒙，13岁就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20岁到湖州湖郡女塾（今湖州二中）攻读英语。1920年她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结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并成为了选点“一大”的功臣。此后长期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于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1993年病逝于北京。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是我党最早的一本妇女刊物 《妇女声》创办者，是一名优秀的妻子，忠诚的马列主义思想战士，被毛主席称为“真正的人”。
王士龙：双林人，曾就读于湖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现湖州二中）。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体格健壮、多才多艺，曾在省运会上获得过标枪和铅球第一名。1935年，他和双林一批青年人组织“双华篮球队”，这个球队是湖州最早的篮球队之一。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了双林，国难当头，时任双林育才学校教员的王士龙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参加了省政工队并担任双林政工队副队长，他发动群众，举办训练班，出版抗日刊物等，积极投身抗日运动。1941年，王士龙不幸被捕，坚贞不屈，痛骂日寇，于7月18日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他是双林为抗日而牺牲的第一人，2006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方慕兰：1952年读高二，1957年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任浙江省电力设计院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胡正海：1949年高中毕业，1953年东吴大学毕业，1957至1959年北京大学学习，西北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植物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津贴。
莫述诚：1950年高中毕业，北京轻工业学院教授。夫人施印华，1951年高中毕业，北京轻工业学院副教授。
张爱民：1945年高中毕业，1949年东吴大学毕业，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橡胶事业部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津贴。
赵筹：1934年高中毕业，1939年华西大学生物系毕业，1942年获中国大学昆虫系硕士，1949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生物博士，1952年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动物系教授。
闵杰：65届初中校友。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和经济史，现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1976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76年9月至今在本院近代史所工作。任近代史所图书馆馆长。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潘祥康：1961年高中毕业，1966年北京外语学院毕业，曾任驻外政务参赞和大使。
沈培康：1972年高中毕业，82年厦门大学毕业，92年获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员、英国特许化学家、留英学者化学科技理事、中国轻能发电装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
朱宗德：1954年初中毕业，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毕业，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正军职少将副校长。
朱孝林：1960年初中毕业，1964年通讯兵学院毕业，任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五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郑全全：1963年初中毕业，1981年杭州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9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郑国昀：1949年初中肄业，1959年山东青岛医学院毕业，任山东滨州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柏兴：1966年初中毕业，1997年杭州大学研究生，任新华社《浙江经济报》副总编、主任编辑。
周忆：82届高中校友，1992年，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初，加盟中国第一家国际公关公司“中法公关”（后被爱德曼公司合并）任项目主管。 1993年12月，加盟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成为其中国地区第一位公关代表。1999年12月，被任命为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传播与策划部高级经理，同时兼任亚太区企划部品牌推广负责人。2001年10月，加盟IBM大中华区任企划部总经理。2002年9月，被任命为IBM大中华区企业传播与策划部总监。
王筼：1983年高中毕业，1988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1991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获石油工程学博士学位，现任英国石油公司勘探开发技术研究院研究工程师。
王飞舟：1985年高中毕业，2001年4月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任日本株式会社中田制作所技术部副部长，副总工程师。
黄海：1979年高中毕业， 90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院长、教授。
俞智强：1975年高中毕业，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1999年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曾任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教育局财务司处长，任中誉会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级会计师。
徐大伟：1975年高中毕业，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任中国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总设计师、研究院。
徐晨：1980年高中毕业，1984年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93年获美国泊度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康乃尔大学博士后，科学家。
夏平：1975年高中毕业，曾任湖州师专化学系副主任，湖州师院化学系主任，湖州师院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民盟湖州市委会副主委（主持工作）、主委，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湖州师院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民盟湖州市委会主委。主持浙江省自然基金项目1项，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3项；浙江省精品课程主持人；湖州师院首批重点建设专业负责人。多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7篇被SCI收录。曾获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湖州市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湖州师院优秀教师等荣誉。
沈坚：1955年11月生，该校1974届校友。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兼党工委书记、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分会副会长，浙江历史学会会长，《世界历史》编委等。1978年3月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多次应邀赴法访问研究和讲学。主要著作有《法国近代工业化新论》（专著）、《当代法国》（专著）、《文明的历程》（专著）、《法国通史简编》（合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合著）、《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合著）等，代表性论文有《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中的稳定因素》、《关于法国近代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近代法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法国史学的新进展》、《战后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社会冲突》、《文化改变城市》、《世俗化与法国天主教的现代定位》等。中央电视台大型争论片《大国崛起》法国篇的学术指导，并应邀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做讲座。曾被评为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和全国优秀教师。
闵建雄：1975年高中毕业，1994年德国汉德堡大学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一处处长，主任法医师。

2. 中国最好的最著名的心理专家

国内的抄也不少，我们接触的太多，知名大学的有：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方方；
北大心理系主任周晓林；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彭凯平；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
以我们每个症状都几万案例来说，真正想做心理咨询，解决心理问题还需要机构助理帮你选择心理老师，毕竟每个老师方法擅长点不同。

3.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转帖]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背后——曾在课堂称自杀是勇者行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4. 金岳霖这个人怎么样

金岳霖是一位乐观幽默、风流儒雅、用情至深的学者。

5. 中国最著名的心理咨询师是谁

中国最著名的心理咨询师有：张久祥、单玉庆、李心天、唐登华、罗和春。

1、、张久祥

张久祥是国内知名实战派心理咨询专家，中国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常务理事。

目前，他是中国犯罪学学会会员、山东省心理学会会员、山东省心理咨询与治疗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山东省劳动厅心理咨询评估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警察学院客座教授。，《齐鲁晚报》、《读者》、《祝您幸福》等报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山东电视台等特邀心理学嘉宾。

2、单玉庆

是北京国奥心理医院名誉院长，心理学专家。

长期从事临床、基础医学和心理学研究与应用。近年来，森田疗法的创新与实用中，灵活的和运动、生物反馈、箱庭、减压、电针、团体、工娱、悟践疗法相结合。总结创造了一套“233”系统有效的心理综合治疗技术，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

曾发表《心理治疗的模式与展望》、《心理问题体系治疗的研究与应用》、《性心理取向的研究与治疗》《走进家庭从孩子说起》等多篇论文。

3、李心天

1924年生于湖南零陵，1942年2月毕业于贵阳清华中学，1948年6月毕业于湘雅医学院。他在学校当医生。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的儿子。

2019年5月2日19: 00，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天在北京安贞医院不幸因医疗无效逝世，享年95岁。

4、唐登华

唐登华在个体治疗、团体治疗和家庭治疗、抑郁症、强迫症和焦虑症方面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他是北京基地的负责人，北京基地是中国卫生部指定的三个心理治疗师培训基地之一。他被邀请成为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的嘉宾主持人。

主要论文有：《精神门诊101例疑难病例讨论资料分析》（1996）《一例恐怖症的综合心理治疗》（1994）《当代大学生心理冲突小议》（1993）《门诊神经症病人的集体心理治疗》《青少年心理障碍的家庭干预》。

5、罗和春

罗和春重视医疗实践、临床经验丰富。首次采用电针百会、唐寅治疗抑郁症，并用中药舒血宁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多篇，多次获得部级、市级科技进步奖和成果奖。自1992年以来，他一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补贴，并获得享有盛誉的美国中华医学会奖和英国传统医学金杯奖。

主编《电针治疗常见精神疾病》、《抑郁症》等专著，分科主编《实用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实用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6. 维果茨基和维果斯基是不是同一个人

维果茨基（Lev Vygotsky，1896—1934）前苏联心理学家，“文化-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编辑]维果茨基生平简介
1896年出生在白俄罗斯东北方的Orsha小镇出生，在1917年从主修文学的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文学研究。1917～1923年，维果茨基在一所学校中教授文学和心理学，在这个学校里，他也负责成人教育中心的剧场部门，作了很多场演讲，谈论文学和科学的问题。在这段期间内，维果茨基开始发行Verask这份文学刊物；不久，他出版他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也就是后来重新发行的艺术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Art )。他也在教师训练机构中设里了一个心理实验室，他在这个机构教授一门关于心理学的课，课程内容后来出版于Pedagogical Psychology中。

1924年，他搬到莫斯科，先是在心理机构工作后在他自己设立的残障机构中工作。同时，他主持属于人民教育委员会的生理残障及心智障碍儿童教育系，也在共产教育学院，莫斯科第二大学，以及位于列宁格勒的教学机构中授课。在1925年到1934年之间，维果茨基聚集了一大群擅长于心理学、残障及心理异常等领域的年轻科学家一起工作。对于医学的兴趣促使维果茨基也接受医学的训练，首先在莫斯科的医学机构，后来，他曾于该地的乌克兰神经心理学院交一门心理学的课。逝世前不久，维果茨基受邀主持实验医学机构的心理系。1934年死于肺结核逝世，年仅38岁。他的观点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批判，然而他的思想被他的学生继承下来。

7. 国内著名的心理学大师有哪些

1、李子勋：

李子勋，男，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首届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学员，心理协会北京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成员。

曾任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首届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学员，心理协会北京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实话实说》，北京电视台《心理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夜谈》、《情感世界》特约心理专家，汇名家网特约讲师。《父母必读》、《女友》、《时尚健康》等健康与时尚杂志的专栏作家。

8. 中国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在京逝世，他在什么领域有重大贡献

看到消息说冷成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了，只有59岁。冷成金教授在唐宋文学，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理论研究等方面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

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古代文化是我国的瑰宝，从冯成金教授的讲课中可以感受到我国厚重的古代文化和诗词文化的魅力，他从文化视角解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冷成金教授生平

冷成金教授是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人，参加工作以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以后就留校工作了，一直工作到现在，后来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博士生导师，他还是韩国韩瑞大学的客座教授。冷成金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逝世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界的一个损失。

那边的世界没有病痛，希望冷成金教授一路走好。

9. 中国最好的心理咨询专家有谁

北京大学第六隶属医院 安宁医院
回龙观医院
是北京最好的三家心思征询门诊
征询师有更多,比方杨凤池,比方樊富珉,更多呢.祝你高兴。，

10. 解放前夕，孙国华老师曾经入狱，对吗

是的

孙国华，中国心理学家，1902年1月26日生于山东潍县，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1958年7月8日逝世于北京。

孙国华 (1902～1958)字晓孟。山东潍县人。1902年1月26日生于山东潍县，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同年赴美，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1925～1926年曾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学习。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院获心理学硕士（1928）和哲学博士(1929)学位。1928年底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1941～1946年间，曾在四川白沙前国立编译馆任编辑兼总务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主任、系副主任及校务委员，同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心理学报》常务编辑。1958年7月8日晚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