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甲骨文教授

㈠ 谁有关于汉字的资料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惟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从古老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汉字一共有多少个呢？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的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先生说，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文字字头已有4100多个，能和今天的字联系起来、仍然“活着”的字有1250多个。
中国历来重视编写出版字书，最早的字书是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共收汉字9353个，《说文解字》的出现，使汉字书写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许慎因此被历代学者尊为“字圣”。
南北朝时期，南梁顾野王编撰的《玉篇》，收字16917字，这部书在唐代、宋代时修订，收字增至22726个。宋代丁度等编纂的《广韵》，收字达53525个，是古代收汉字最多的字典。清代张玉书奉诏编纂的《康熙字典》，收字达47035个，辛亥革命后，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收入汉字达到48000多个。
近年来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录汉字56000多字，是迄今为止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堪称当今汉语字典的“世界之最”，它的编纂，曾被列为国家文化建设重点科研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凝聚了300多名专家学者的10多年的心血。
据介绍，目前海内外汉字文化圈所拥有的人口数高达15亿人之多，全世界已有85个国家的21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还有不计其数的海外中小学和社会办学机构，也在开展汉语教学。据国家有关机构统计，国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已经达到3000万人。
王蕴智介绍说，汉字的信息化处理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加强中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和信息化的深度开发，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最近又组建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今后通过对古今汉语言文字定性定量研究和语料库的全方位数字化建设， 一个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的古今汉字信息化建设平台将会建立起来。 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最早刻划符号在8000年前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㈡ 有那些甲骨文

甲骨文
又称为“殷墟文字”、“卜辞”、“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样品。
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的特点
甲骨文是以刀为书写工具、以龟甲兽骨为载体材料，属于汉字的早期阶段，因此具有以下特点：
1、笔划的线条细瘦，直画居多，折笔常刻成两刀，几乎没有弯转；
2、字形瘦长，直笔较横笔为长，这与握刀的手用力的难易有关；
3、形体结构因笔划多少而改变，大小不统一；
4、存在大量异体字，尤其是象形字中，一个字常有多种写法；
5、合体字中偏旁的位置可以互换，说明当时形体结构还不固定。

中国文明因为连绵不断持续了数千年，所以地下遗存非常丰富。自从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

在中国中部河南省安阳市，有一片面积约24平方公里的都城废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殷墟。据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这里，此后近三百年，这里一直是商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击败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王，商朝灭亡，这里沦为废墟。由于商朝又被称为殷朝，所以这里就被称为“殷墟”。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自从1928年首次发掘以来，这里出土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在内的大量文物，其中甲骨文的发现则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大事之一。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无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龟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开裂，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灵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目前，在殷墟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千多字，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是1913年出版的刘鄂的《铁云藏龟》。

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是另一部重要专著。目前中国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权威有北京大学的裘锡圭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教授等。

除了在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近年考古中还发现了时间更早的西周时代的甲骨，只是这些甲骨上记载的文学非常少，因此没有商代甲骨重要。而殷墟发掘的重大意义也并不止于甲骨文的发现。7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2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1000座、手工业作坊5处、车马坑30多座，以及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所有这些，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形象

㈢ 甲骨文的发现有什么意义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㈣ 刘宗汉的简介

刘宗汉是一位学问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甲骨文研究专家。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东京大学。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终身书法家，华侨茶基金会艺术委员会名誉理事长。

㈤ 甲骨文的发现有何重大意义

1、对中国文化史的完善，对汉字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的意义。

2、是中国商文化史的最好实特佐证。商代甲骨文的发现，以实特形式展示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未发现前，西方人只承认周朝是我国最早的朝代，以前的历史权当是神话。

3、甲骨文上的信息给后人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商代时事和生活。

4、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他两个标志是城市与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在出现文字之后才可以被叫做文明史,之前叫史前社会.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它的被发现,使得中华文明史的起始时间大大地提前。

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5)北京大学甲骨文教授扩展阅读：

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宝贵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㈥ 求甲骨文研究专家蒋大沂年谱，哪位知道告知则个。谢谢啦。

蒋大沂

蒋大沂（1904～1981），江苏苏州人。民国19年（1930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国学系，同年春参加考古学家卫聚贤主持的南京栖霞山六朝墓发掘，个人兴趣遂由考据转向考古。民国21年到民国24年在江苏省立界首师范和上海正风文学院执教，业余同留法博士张凤等自发在江、浙、沪、皖各地从事田野考古调查。民国24年考察常州淹城古文化遗址，9月参与上海金山卫戚家墩古文化遗址踏勘，11月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处干事。民国26年上海市博物馆试行开放后升任研究员。民国29年5月到次年10月为浙西昭明馆副馆长、天目书院导师。后入蜀任成都华西大学讲师、副教授、研究员。民国35年春应上海市立博物馆杨宽之请，返沪任艺术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华东文化部文物科科长、上海博物馆地方历史研究部、陈列部副主任、主任、上海博物馆馆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上海博物馆陈列设计和文物图册出版工作，筹建了以复制古代绘画作品代替真迹陈列的出版复制组。并指导上海马桥古文化遗址的首次发掘。对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有一定成就

㈦ 考古学家出土的甲骨文，揭开了哪一些历史谜团

关于商朝第一都城，即商汤建商之后的都城，《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始居亳”，但“毫”在何处，司马迁没有给出解释，历史上给出的解释是在河南商丘。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为了消灭夏朝，商汤在夏桀十五年时，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附近），史书上的谷熟县，如今是商丘下面的谷熟镇。商汤在此高筑墙、广积粮、拉拢诸侯，最终一举推翻了夏朝。

然而，郑州出土了比殷墟还要早的甲骨文，上面一个文字改写了历史记载，解开商朝重大历史谜团，证实商朝第一都城不在商丘！

㈧ 林沄的介绍

林沄，男，1939年生，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1965年吉林大学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毕业。1973年至今在吉林大学任教。教授，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评议组成员。从事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方向的教学和研究。

㈨ 林沄的评价

林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素以治学勤奋严谨、博闻强记著称，并通晓英、日、俄、朝等多种语言。1962年，林先生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师从著名甲骨文和商史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先生攻读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当年即发表《说王》一文，为学术界树立了将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此后至今，林先生从这一独特视角不断进行学术耕耘，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商代的社会形态与家族形态、周代礼制的兴衰演变，以及先秦时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构成等重大领域，都提出了影响深远、自成一家的学术观点，为中国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目前，林沄先生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组评审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史学会、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理事等职。
《林沄学术文集》
本文集收入林沄在1965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共50篇。由于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故略按论文内容性质分类，同类论文按所论年代之先后编次，同一论题的论文按发表时间排列。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1、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结合考古实物解释古文字造字本义，立论坚实可信，尤其是《说王》（1965）一文首先提出中国古代钺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演变为王的权杖，说明中国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已被考古和古史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
2、在文字学理论方面，《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1994）首次全面、详细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一形多读”现象——同一个字形，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并代表不同的语义。后来在《古文字转注举例》（1997）中又用更多的实例，论证了这种存在于古汉字早期阶段的用字方式也就是传统六书说中的“转注”。是一种创新的见解。
3、在甲骨断代学方面，《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981）用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有力支持了李学勤提出的“二系说”，而且重新讨论了甲骨断代的方法，对后来的甲骨断代研究有积极意义。《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研究》（1984）提出了字体是分类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后来黄天树对殷墟王卜辞断代研究的专著中得到实际的应用，证明可行。
4、在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历史方面，《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1978）和《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1981）两文从卜辞和金文两方面对商代的家族形态作了有新意的探讨，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给予好评，并加以进一步细化的研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1982）从卜辞记载对中国古代诸侯制和“服”制作了重新诠释，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而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1986）一文，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该文提出中国最早的国家是由平等的聚落发展为功能有分化的都邑群构成，再发展成多个都邑群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实际上开近年流行的从聚落考古角度探讨文明形成过程的先河。
5、在商周考古方面，《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1987）己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故内容从略。《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980）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这种起源于中国辽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俄国滨海地区的青铜器的全面系统研究。用类型学方法建立了这种剑的编年系列，讨论了它的区域分化，纠正了族属的误解。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1980）把弓形器考定为挂缰钩。和俄国考古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1995）一文中提出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式耳环渊源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已被近年在中俄境内的新考古发现证实。
6、在研究中国东北和北方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中记载的古族的对应关系方面，《论团结文化》（1985）论证了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即沃沮族的遗存，国内外已公认为定论。《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1993）论证了老河深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应该是夫余遗存，获越来越多的赞同。《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1992）首次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向《史记·匈奴列传》以来的戎狄即胡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正逐步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响应。
7、在研究俄国远东南部的古代中国文化遗存方面，如《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1976）、《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1982），《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1975）等文，纠正了俄国、日本、中国学者过去对这些遗存的不正确认识，被东北史研究论著多次引用。
8、古文字研究方面，林沄先生师从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并长期作为于先生助手，《甲骨文诂林》就是林先生亲手抄写，厚厚四大册，字迹工整俊秀。林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已经出版两本学术文集外，其出版的专著《古文字简论》（84年第一版名为《古文字学研究简论》），为古文字学习的必读书目。林先生的古文字方面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当今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华南师大的白于蓝教授、武汉大学的李天虹教授、东北师大张世超教授、吉林大学周忠兵副教授等。 所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东北考古 古文字学讲授课程：商周青铜器商周考古文献导读先秦历史文献导读商周考古研究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教育经历：1957.7—1962.6 北京大学考古系1962.8-1965.11 吉林大学历史系甲骨文金文专业工作经历：1966.11--1968.8 吉林大学科研处贮备研究生1968.8--1973.9 辽宁省复县十七中1973.9—1983.7 吉林大学历史系 助教、讲师1983.7—1987.9 吉林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1987.10--1993.11 吉林大学考古系、古籍研究所1993.11—至今 吉林大学考古系、文学院科研项目：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0.10-2003.10新疆出土青铜器集成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06.12-2009.12学术论文：说王 《考古》 1965年6期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 《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79年中国东北系青铜剑初论 《考古学报》 1980年2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2年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 1984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年6期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 文物出版社1987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2期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年1-2合刊戎狄非胡论 《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4月古文字转注举例 《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 1997年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5月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 《史学集刊》 2007年3期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燕京学报》新二十四期 2008年5月著作教材：《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旧版《古文字研究简论》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年）《林沄学术文集》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1998年《林沄学术文集》（二） 科学出版社 2008年获奖情况：《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1995年 《林沄学术文集》 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一等奖空缺） 2003年社会兼职：1991年9月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科评审组 成员1997年5月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 成员2000年9月-2004年11月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理事长2004年6月起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委员1991年3月起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委员1989年6月起 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1998年9月-2004年4月 中国史学会 理事2002年9月-2008年6月 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主席2000年8月起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委员1992年4月起 国家古籍整
2010年起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

㈩ 关于汉字资料

甲骨文
又称为“殷墟文字”、“卜辞”、“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样品。
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10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的特点
甲骨文是以刀为书写工具、以龟甲兽骨为载体材料，属于汉字的早期阶段，因此具有以下特点：
1、笔划的线条细瘦，直画居多，折笔常刻成两刀，几乎没有弯转；
2、字形瘦长，直笔较横笔为长，这与握刀的手用力的难易有关；
3、形体结构因笔划多少而改变，大小不统一；
4、存在大量异体字，尤其是象形字中，一个字常有多种写法；
5、合体字中偏旁的位置可以互换，说明当时形体结构还不固定。

中国文明因为连绵不断持续了数千年，所以地下遗存非常丰富。自从二十世纪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

在中国中部河南省安阳市，有一片面积约24平方公里的都城废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殷墟。据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这里，此后近三百年，这里一直是商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击败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纣王，商朝灭亡，这里沦为废墟。由于商朝又被称为殷朝，所以这里就被称为“殷墟”。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自从1928年首次发掘以来，这里出土了包括甲骨文、青铜器在内的大量文物，其中甲骨文的发现则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大事之一。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

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无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然后，在龟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刀具钻凿凹缺。这些凹缺的排列是有序的。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开裂，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灵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目前，在殷墟共发掘甲骨16万余片。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碎块。据统计，所有这些甲骨上的各种文字总计为四千多个，其中经过学者们考证研究的约三千个，在这三千余字里面，学者们释读一致的是一千多字。其余的或者不可释读，或者学者们分歧严重。尽管如此，通过这一千多字，人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有关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了。

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是1913年出版的刘鄂的《铁云藏龟》。

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是另一部重要专著。目前中国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权威有北京大学的裘锡圭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教授等。

除了在殷墟发现的商代甲骨，近年考古中还发现了时间更早的西周时代的甲骨，只是这些甲骨上记载的文学非常少，因此没有商代甲骨重要。而殷墟发掘的重大意义也并不止于甲骨文的发现。7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共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2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1000座、手工业作坊5处、车马坑30多座，以及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所有这些，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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