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

A. 地图分界问题

一、进贡皇帝的“世界”

万历29年冬(1601年1月)，对中国皇帝朱翊钧而言，这是最后的平静。

例行的进贡还是在继续，万千奢华中，一张《坤舆万国全图》让人称奇。皇帝把地图当成了奇玩，当即下旨以丝帛重绣，装裱在6扇屏风上收藏。献出这件礼物的人是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

历史总是别有意味，万历皇帝目睹世界地图的第2个月，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驶向了印度。历经数百年“大航海探险”，欧陆文明已熟识世界，大规模的商业扩张正在提速。

在这幅长12英尺，宽6英尺，设有经纬线的地图中，中国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这个布置就花了利玛窦10数年之功。

利玛窦历尽漂泊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时，所携的地图均是欧洲标准的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国和东亚在其中位居“远东”。这份地图上，除了澳洲尚未标出，其他雏形均与现代地图类似。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伪称“天竺客”的利玛窦频频向中国南方的官员贡送地图、西洋钟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学者型”官员因此和利玛窦结交甚笃，并逐渐成为利氏向上攀附的贵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图时，惊呆之余给利玛窦提了个建议：把中国移到图中心。

这无疑更符合时情。中国大多数官僚的“世界印象”源于西晋的裴秀和唐朝的贾耽，两人相继编画的“华夷图”是其后自制“世界地图”的蓝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华夷图墨线拓本中，占地图90%的空间是长城以南中国的国土，世界其他夷族国家则以文字形式嵌在四个边的空白处。主要国家的名字和注解源于奇谈怪异的《山海经》。能与历史事实对榫的，多是一些中国的番邦贡国。

此后，尽管明朝宦官郑和曾七下西洋，但传回的“地图”只是一幅记录航线周边的地貌的长卷，并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陆概貌，也没能刺激王朝对海洋的好奇。

郑和以后，国家的大门逐渐关闭，把中国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坚定。“中国的世界地图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纳贡体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总结道。这一结论在李约瑟、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过中年的利玛窦此时正无比希望能合法地长留中国，他两易其稿，尽量迎合“纳贡假想”：把中国移到地图的中心偏西北，并把世界地名用中国人熟知的字词翻译出。利氏将地图复制了上百份，转赠给各级官员。这些努力最终让他获得圣旨进京定居。

万历皇帝并没有就地图留下更多的评价，在1608年，他下令照样复制了12份。但在朝野内外，利玛窦遭到猛烈的批评。(注：也有材料认为万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进士魏浚为代表的一批人说这是“蛊惑民众”，他最难以理解的是，地图让中国偏离了“世界中心”。魏的观点也被作为“主流评价”纳入了后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种奇特的反驳声则说利玛窦伪造了“大洋”，以掩盖西方对中原的军事威胁。其中一些人认为西方紧邻福建或广东。

某种程度上，这种“荒谬的警惕”都实在太少。

二、枪炮启蒙的“世界”

239年后，“真的世界”来了。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西北角，利玛窦曾亲自将一座大岛译作“谙厄利亚”，并加注称“谙厄利亚无毒蛇等虫，虽别处携去者，到其地，即无毒性”。

1840年，这个地方变译成“英吉利”，如洪水猛兽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门户。大部分清军将领对战争的对手仍毫无所知，广州城中竟出现了“以粪镇鬼”的战法。

这是一段“错位”的历史。利玛窦以降，中国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对华夏文明来说，这种“错位”让她饱尝辛酸，并最终从“一统天下”变为“一个国家”。

从清康熙开始，传教士引入的经纬网、投影等手段就已用于中国地图的编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成品于康熙56年(1717年)，这幅地图测绘的详细程度超出欧洲水平100年。

铸就帝国历经了几代人征战，扩张而成的政权因战争指挥的需要和对幅员变迁的亲历，对地图更加青睐。“千古一帝”在大小亲征中，总要带上“测绘人员”。耗时10年，晚年的康熙最终看到了家族的战果。

“可惜的是，这幅地图及之后雍正乾隆时的增补在中国只能在皇室内传阅，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但这幅地图在欧洲却流传甚广，甚至流入市面，让很多欧洲商人对这块大陆的了解远超过中国民间。

与之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是康熙宠信的南怀仁作于1674年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这位比利时传教士的笔下，两个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里怪兽四布。

尽管绘制技术更加精确，但“中国的地图仍大都是内向型的”。根据余定国(Cordell Yee)在《世界地图学史》中的表述，中国的地图历来一种潜意识上对内部权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关注。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

三、国家话语的“世界”

近60年，地图仍偶尔在国家话语里闪烁其词。

西方地图学和它所在的科学体系逐渐扎根，经历过引入内陆的世界性战争和数次国际体系变更，中国也已逐渐认清了自身的地缘特质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国”伊始，地图也被纳入了高亢的革命号角。隶属官方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开本《世界地图集》的前言中，开篇即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加强大了”，结尾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份地图册以苏联的世界地图集为参考，“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区地图较为详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大多被涂上暖色调。

这款图集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有历史的产品之一，至今共出过4个版本，其后分别于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订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编写“前言”外，此后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现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细分市场的开发和电子产品。“市场是现在最重要的因素”，该社副总编辑范毅说。

一直不变的是从利玛窦传下的“中国位置”，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只有这一种。随着全球一体的“神话”引人入胜，定型的地图规制受到质疑。

2000年，一位叫郝晓光的研究员重提将“中国放回远东”，因为“过去利马窦的图是为了迎合中国官员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议并未被官方采纳，他在随后几年做了一套“系统世界地图”，从东南西北四个半球的角度分别绘制了世界地图，以表达“中国应该有更富变化的世界眼光”。

“许多反对者都是专业权威或主管部门负责人，但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却不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这就相当耐人寻味。”葛剑雄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

新中国的地图变迁，更多体现在国土边界的调整上。

“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概念，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假想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也没有太浓重的边界概念，多数对外战争都不是为了扩大疆土。”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说。在领土争端中，“传统的和谐理念和现代地缘的平衡手段有所统一”，沈丁立说。

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争端让边界问题再次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此后，由于一些边界冲突以及国内问题，中苏(俄)、中印、中越的边界问题存留至新的世纪。如今，中俄、中印边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间虽然受内外因素影响，但双方的谈判框架已基本稳定。“南海区域虽然近期新闻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决仍是主流。”沈丁立说。

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实，“未来主要的焦点应该在内部的体制改革。”沈丁立说。

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图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世界地图有两种，一种是以大西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大西洋分割在图幅两边；另一种是以太平洋上的经线为分割线的大西洋格局的世界地图，也可称为“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完整表达环大西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将太平洋分割在图幅两边。
这两种版本的世界地图之所以成为世界通行版本，就在于它们遵循了编制世界地图的两个重要原则，即不切割或少切割陆地的原则和采用整15°经纬线划分图面的原则。
世界地图的表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定中央经线，中央经线既是投影到地图上的中心线，也是投影的对称轴。世界地图上要表示整个球面的要素，相当于将球面沿一个方向切割后展开铺平。中央经线选定后，其相隔180°的对应面即切割线也相应选定了，这个切割线就是地图上的图幅边线，因此，选中央经线时，不能单纯考虑要表示的重要内容分布在中央经线附近，使其变形最小，还要兼顾考虑其对应的切割线要不切割或尽量少切割陆地，以避免大块陆地被分割在图幅两边而影响阅读效果和图面的整体美。
“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常以西经30°经线为切割线；“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常以180°经线为切割线，当然，若以西经170°经线为切割线，则该图上的陆地可完全不切割，这样虽满足了编制世界地图的第一个原则，但表达时区时又会出现困难，因为世界时区是按照15°经线划分的。
纵观世界地理分布，毫无疑问，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和“大西洋版世界地图”，它们分别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切割线，堪称黄金分割线。这也是它们能够通行的关键所在。
通行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于地球本身的客观描述而言，地图的表示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地球的认识程度，还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当今的世界地图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常用的地图投影就有二三十种。各国绘制世界地图时，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也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处于比较突出的、易于充分直观本国地理环境的中心位置上，以方便使用，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现行的世界地图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图”模式，它以东经150°为中央经线、以西经30°为左边经线和右边经线，完整表达环太平洋地区的地理关系，加入了更多技术上的考虑。实际上，若选择东经105°为中央经线，则中国的位置更为居中，但那样的话，美洲大陆就被分割在地图的两边，为保持世界各大洲的完整，因此较好、合理地选择了目前这种中国偏左、日本偏中的图面配置。

B. 沈丁立的人物著作

沈丁立，任晓主编：《亚洲地缘经济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05月。
倪世雄主编，沈丁立、孙哲副主编：《我与美国研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05月。
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09月。
主编1990年代数年《中国发展报告》
合编《90年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
应邀编辑Peace Initiative（印度），在国际安全领域发表各种文章300余篇，其中一半以近十种外文在国外学术刊物与著作中发表。
此外，他曾在国内外发表过20多篇物理学论文。
1.沈丁立：“Why China sees the EU as a counterweight to America”，《Europe’s World》，Autumn，2008。
2.沈丁立：“亚洲与世界的核问题”，《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
3.沈丁立：“制裁能否阻止扩散？”，《华盛顿季刊》，Vol.31，No.3, Summer 2008。沈丁立：“中国的军事防御战略：空间问题”, Survival, Vol.50, No.1,February-March 2008。
4.沈丁立：“核扩散与国际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
5.沈丁立：“美国亚洲战略评价”，载《美国问题研究》（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6.沈丁立：“美国亚洲战略评价”，《亚非纵横》，2007年第3期。
7.沈丁立：“2007：防扩散与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8.沈丁立：“驴象之战进入新阶段：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的政策走向”，《国际展望》，2007年第2期。
9.沈丁立：“深化中美战略对话”，《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第1期。
10. 沈丁立：“美印核协议以及反思”，载《南亚报告：2006-2007》，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11. 沈丁立：“中国学者分析朝核问题的含意”, Nautilus Institute Policy Forum Online 06-81A, October 3, 2006。
12. 沈丁立：“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China Security, World Securit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Autumn 2006, pp.19-34。
13. 沈丁立：“India, Chin China”, Outlook (The Weekly Magazine), India, November 27, 2006。
14. 沈丁立： “Pyongyang mise sur la neutralité de Pék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法文版], November 2006, p.15; “China Nordkorea und die Bombe”, Le Monde diplomatique [德文版], November 2006, p.9; “Pyongyang scommette sulla newtralità di Pechino”。
15. 沈丁立、张家栋： “China’s Perspectives on WMD Proliferation,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Related Threats from Non-State Actors”, in Waheguru Pal Sidhu and Ramesh Thakur eds, Arms Control after Iraq: Normative and Operational Challenges。
16. 沈丁立：“21世纪的核威慑”，载《2006：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5月。
17. 沈丁立：“Emergence d’une diplomatie active”, Manière de voir 85 (Le Monde diplomatique), Bimestrael Février-mars 2006, pp.28-30。
18. 沈丁立：“伊朗核计划考验中国的智慧”,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2, Spring 2006, pp.55-66。
19. 章节根，沈丁立：“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20. 沈丁立：“联盟能克服现代的威胁吗?“，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2, Spring 2004。
21. 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载《美国问题研究》（第三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22. 张家栋，沈丁立：“恐怖语境下的恐怖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23. 沈丁立：“China’s Evaluation of the Adjustment to US Security Policy Since September 11, 2001“，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14, No.4, December 2003 。
24. 沈丁立：“China’s Foreign Policy: Cases of Iraq and North Korea“，INESAP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December 2003。
25. 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载《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
26. 沈丁立：“评‘新帝国轮’及其缺失”，《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
27. 沈丁立：“Nonproliferation and WMD Terrorism: Addressing Terrorist Threat through Cooperation“，INESAP Information Bulletin, No.19, March 2002。
28. 沈丁立：“北约新战略：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工具“，载《美国问题研究》（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29. 沈丁立：“迈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载《美国问题研究》（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30. 曹云霞、沈丁立：“试析欧洲的信任建立措施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
31. 沈丁立：“美国进行新的军事战略评估“，《外国军事学术》，2001年第10期。
32. 沈丁立：“中国的能源问题及其可选择的解决方案”，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0, No.29。
33. Brad Roberts，沈丁立：“亚洲的核均衡“，Chaillot Papers 48 “NUCLEAR WEAPONS: A NEW GREAT DEBAT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West European Union, Paris), July 2001。
34. 沈丁立：“漫谈核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学报》，1997年第2期。
35. 任晓，沈丁立：“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现在与将来”，《国际展望》，1996年第7期。
36. 沈丁立：“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核试验可能产生的影响”，《复旦学报》，1993年第4期。

C. 怎样看待布什访华

一系列的部长级会晤之后，布什来了。

11月8日，布什接受采访时盛赞中国及中国领导人：“我想告诉中国人民，你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度，你们的国家正在良好地发展，我们想和你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希望进

一步认识中国领导人，称“胡锦涛主席是一个我喜欢拜访的人，他是个聪明的人，越熟悉他这个人，越能够更好地也更容易地制定出好的政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0日在记者会上说，中方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对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在暂时摆脱伊拉克问题以及其他困扰布什的国内问题的纠缠下，布什总统现在力图从亚洲拿点分。此前数周，他的系列外交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对拉美访问时，美国所提议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协定被否决，同时，他的政治盟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处在困境中。在国内，布什面临一个支持率下跌的困难时期。如何从此次东亚行中汲取力量，对美国民众显示他对美国在中东以外地区的利益关注，是布什此次出访的一大看点。

日本第一，但中国极其重要

与前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不同的是，小布什并不赞同强调总统的“个性”，在出访日程上，他进行了谨密地安排。此次布什东亚四国行的行程先后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蒙古。日本是布什的第一站，日本传媒对此极为高兴，《读卖新闻》在谈到布什总统与小泉首相的会面时，用了一个雅致的说法“秋日漫步”，并认为此举“向亚洲其他国家显示日本如今已成为美国在反恐战争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同盟国这样一种美日‘样板’关系”。

“这样的行程安排，具有一种象征性，布什借此表明，美国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中，美日关系仍是第一位的，但美中关系极其重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问题专家沈丁立说。

在布什出访前，他曾表示会在此次东亚行中“敦促中日韩领导人展开对话”，以解决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造成的中韩等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

而对日程表上的最后一个国家蒙古来说，此次来访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蒙古。“访问蒙古是布什外交政策一个新的侧重点的反映，他借此向美国国内传达一个重要信息，即他并不仅沉迷于中东，同时也很重视加强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分析说。

议题众多，但没有决定性议题

2005年是布什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和部长间的会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密集时期，随着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上月访华，两国政府到了全方位的交流。同时，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于9月刚刚会面，此次来访会有什么新的议题呢？

《德国之声》将布什访华的重点归结为五点：贸易问题、保护知识产权、货币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人权与宗教问题。

就在布什启程到亚洲访问前夕，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11月9日向国会提交了厚达222页的2005年度报告，报告估计美国2005年的贸易赤字可能达到2060亿美元，并要求美国财政部保持对中国进行人民币的升值施加压力。

11月初，中美两国就纺织品事宜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妥协协定，美国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引入配额制，两国间的贸易战暂时告一段落。此外，今年中国已经两次上调人民币汇率，而汇率的调整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有触动，因此，应美国总统之当面要求而仓促地再次调整利率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大概如此。

“议题众多，但不会有一个议题是决定性的。”沈丁立教授说，他将此次布什总统对华访问的核心归结为两个方面：发展两国健康的经贸关系、共同磋商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前者如贸易汇率等问题，后者如石油与禽流感等问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也认为，布什将设法推动中美在重要的优先议题上的合作，但预料不会带回具体的协议。

中美关系成熟，遏制或接触都显简单

在20世纪70年代，布什曾随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父亲到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但他承认，那段时间他并没有对中国进行深刻的了解。在第一任期上台伊始，布什就开始积极筹划访华。但受“9·11”事件的影响，2002年2月那次访华，布什的议题主要针对反恐。而三年以后的这次访问主题转变到围绕美国在东亚的直接利益上来。

布什在2002年访华时，将两国关系推进到“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层面。而此次出访前，他再次谈到美中关系时，称之为“良好而复杂的关系”。

沈丁立教授解读这个定义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双方都不指望靠一次会晤来解决问题。至于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对华策略，双方早已取得共识。”

《纽约时报》14日发表的社论说，布什总统的亚洲之行的任务之一是设法使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回到正轨。

在布什访华前几天，他的父亲，前美国总统老布什也来到北京，并在演讲里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从布什前次访华至今的三年里，中美双方已经甚少使用遣辞激烈的语言，解决贸易纠纷时更加注重协商而不是针锋相对的制裁。“无论用遏制还是接触来形容现在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都显得绝对和简单化。”沈丁立补充说。

布什此次要与日本政府协商的主题为美军在冲绳的驻军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而在韩国的主要议题仍然将是朝核问题。在日本古都京都，他和小泉一起参观了佛教名胜金阁寺，而在中国的日程安排中，他决定要在北京的一家教堂做礼拜。

由于此次议题趋于日常化，因此布什此次访问东亚四国与东亚的发展稳定关联性更大，但因为议题的常态而会给人一种感觉——此次访问不如2002年那一次意义重大。

D.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师资力量如何不同教授分别有什么特色

复旦大学－华盛顿大学EMBA首创了中外联合授课模式，每一门课程由奥林商学院教授担任主讲教授(instructor)，同时部分课程有复旦大学教授作为联合授课教授(co-teacher)共同参与讲解中国实践和案例，以更好地帮助学员们加深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洞察。 华盛顿大学派出的授课师资中很多奥林商学院的大咖，其中就包括： 奥林商学院研究生项目资深副院长Patrick Moreton， 奥林商学院师资与科研高级副院长和金融学教授Todd Milbourn， 奥林商学院博士项目主任和金融学教授Anjan Thakor， 奥林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助理院长和管理实践课程教授Samuel Chun， 奥林商学院体验式学习中心主任和会计教授Ron King， 布鲁金斯学会管理研究高级学者、华盛顿布鲁金斯行政教育副院长兼主任、组织与战略教授Jackson A. Nickerson， Bauer领导力中心负责人之一，奥林商学院组织伦理与治理教授Stuart Bunderson 波音供应链创新中心主任、运营与制造管理杰出教授Panos Kouvelis， …… 复旦大学派出的教授主要是参与讲解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中国实践案例。他们不仅是各个领域中学术研究、授课都倍受认可的教授，而且横跨多学科，将复旦大学人文学术背景的优势充分地融入到EMBA项目之中。其中包括：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王小卒，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任明川，
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孙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
复旦大学管理科学教授王安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丁立。

E.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机构部门

学术研究院下属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已经覆盖除中东、大洋洲和非洲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拥有研究中心/研究室13个：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韩国/朝鲜研究中心、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北欧中心、拉丁美洲研究室、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以及南亚研究中心、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政治部。其中还包括关于美国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基地）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大基地）。
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研究中心是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核心部分，成立于1985年。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也是我国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
中心于2000年被批准为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中心又被批准为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教育部和复旦大学对中心的科研工作提供资助，中心还通过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复旦基金会(The Fudan Foundation)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属的美国海外学校和医院项目的赞助。
美国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防扩散与军备控制、美国国会等领域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已取得国内外学术和政策界的肯定。
复旦基金会设有“谢希德奖学金”，以纪念谢希德教授对中美关系所作出的杰出努力。该中心出版的《美国问题研究》丛书，已被列入CSSCI来源期刊。
已故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教授曾担任该中心首任主任，第二届主任为倪世雄教授，现任主任为沈丁立教授，吴心伯教授和信强副教授担任中心的副主任。
日本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成立于1990年7月。其宗旨是以中日关系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全面开展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并带动对东亚的研究和交流。
中心长期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卫材株式会社、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日本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从1991年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把中心作为据点机构予以重点资助。
中心现任主任郭定平教授，中心目前有专职人员11名，校内外兼职研究员百余名，并聘请多名日本、美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国外著名学者、实业家担任顾问教授。
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10月，中心现任主任石源华教授，现有专职研究人员6人，兼职研究人员30余人。中心的研究工作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得到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学术振兴财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资助。
中心出版《韩国研究论丛》，2006年入选教育部CSSCI来源集刊。中心图书馆现有韩国朝鲜学研究方面的专业书籍近万册，是国内韩国朝鲜学研究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专门图书馆。
中亚研究中心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现任主任为赵华胜教授，副主任为杨心宇教授、唐朱昌教授，目前共有研究人员10名。
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有：俄罗斯中亚政治和外交、中俄关系，中国中亚外交、上海合作组织、转型经济、俄罗斯法律等。
上合组织研究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目前国内教育部直属的惟一一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承担与上海合作组织有关的课题，组织相关研究。中心现任主任为赵华胜教授。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于1993年正式建立。1996年10月，为实施“中欧高教合作项目”，根据教育部要求进行改组。该中心着重组织和开展对欧盟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及内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逐步建成为欧洲问题的研究基地、教学基地、学术交流基地与信息资料基地。
中心现任常务副主任为丁纯教授，副主任为陈志敏、胡荣花教授。下设综合、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与文化6个研究室，集合校内各学科研究人员30余人。中心特聘教授梅兆荣大使任主席并主持“大使论坛”，戴炳然、伍贻康、燕爽教授任副主席。
欧洲中心政治部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政治部成立于2006年，现有专职在编人员3员，现任主任为陈志敏教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政治部与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为兄弟单位，与中心其他成员进行合作，举行会议和开展课题研究等。同时，它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如积极参与其部分教学工作。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政治部主要研究与欧盟（欧洲）政治有关的问题，包括欧洲内部政治与社会问题、欧盟外交与安全问题及欧洲政治文化问题等。
北欧中心
北欧中心成立于1995年，是由复旦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和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冰岛25所大学合办的一个合作平台，是中国与北欧学者、学生交流与合作的纽带。
北欧中心的活动主要包括：1）为中国和北欧的学者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主题组织培训、研讨会、学术会议；2）为从事北欧研究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北欧学者和学生提供教学；3）为北欧商业团体组织安排在上海的活动和课程。
现任董事会、理事会主席由芬兰坦培雷大学校长Krista Varantola女士担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陈寅章教授自1995年北欧中心成立以来一直担任中心的常务主任。
中国外交研究中心
中国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6月14日。中心主任由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兼任。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3名，兼职研究员5名。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的主要活动包括：主办“外交官驻所研究”项目；参与举办“大使论坛”；邀请国内外相关人士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召开学术会议以促进学术交流。中心并出刊中国外交研究工作论文系列。
国际组织研究中心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成立于2007年6月14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担任中心主任，张贵洪教授担任中心执行主任。
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组织与国际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与中美关系等。
中心设有复旦“联合国研究论坛”（FUNS），邀请联合国官员和学者不定期来中心演讲。中心招收国际组织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南亚研究中心
南亚研究中心于2007年6月成立，杜幼康教授担任主任。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2人，并聘请多名校内外南亚问题专家为特邀研究员。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冷战结束后的南亚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问题，美国对南亚的政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等。
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10月，由巴基斯坦政府与复旦大学合办，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资助，旨在促进中巴高层次学术交流与合作。
拉丁美洲研究室
拉丁美洲研究室于1964年2月成立，先设于历史系，2001年11月并入新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院。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名，兼职研究员5名，外籍客座研究员1名。现任主任为朱鸿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拉美国际关系，拉美政治，中拉关系，美拉关系，拉美近现代历史等。拉美研究室先后出版译著21部；专著6部；合作编写辞书、年鉴等7种。

F. 沈丁立的介绍

1983年，复旦大学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复旦大学物理系理学博士学位。1989年～1991年，获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博士后基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研究。

G. 沈丁立 是哪个sb专家

沈丁立（1961年～）上海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__^*) 嘻嘻……

H. 沈丁立的人物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1991年，回国，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
1993年，被聘为副教授。
1996年，被聘为教授。
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任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家组成员。
曾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和复旦大学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兼教育界组长、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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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日本第一

作者：[美] 傅高义

译者：谷英

豆瓣评分：7.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3

页数：228

内容简介：★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

★《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 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为《日本第一》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从日本社会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窥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 ，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沈丁立译新版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博士等鼎力推荐。

作者简介：傅高义（Ezra F. Vogel），生于1930年，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继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福冈亚洲文化奖大赏获得者。

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时代》、《重振旗鼓》、《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和《日本新中产阶级》等。

J.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历史沿革

2000年11月16日国际问题研究院宣布成立
倪世雄兼任院长，陈建安任副院长，林尚立兼任副院长
最初成立的研究院由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北欧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室等六个中心和一个研究室组成
2003年12月，复旦大学任命龙永图为院长，沈丁立为常务副院长
2005年1月，经学校批准，俄罗斯东欧研究中心改名为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
2005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成立
2005年8月，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置独立行政办公室和专职行政人员
2005年11月8日，北欧中心成立,杨福家校长任中心主任，正在访问复旦大学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北欧中心成立揭牌
2007年6月14日，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成立
2007年6月14日，中国外交研究中心成立
2007年6月14日，南亚研究中心成立
2009年10月26日，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