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学教授关于农业发展的演讲

Ⅰ 三农问题演讲稿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重要的战略性问题，需要整体抓。“三农”又包含许多小问题，需要具体抓。仅整体抓容易抓空，只具体抓又怕失去方向。如何处理好整体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抓住大的，又能顾及小的，是抓“三农”工作面对的重要问题。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顾小就是抓落实。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人，分头去抓，开始要部署，中间要检查，最后要验收，一环扣一环，推进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抓大把握了全局，就能有条不紊地展开每个局部的工作，使小问题多而不乱。抓大，一定要从抓小做起。有些看似很小的事情，却是影响大局的重要因素。

Ⅱ 新时代农村 农业如何发展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将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谱写新的篇章。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中国改革大业就是从农村发轫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和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迈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步伐。目前，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农业发展仍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环节和突出矛盾，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和把握，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意义更加重大、时机更加紧迫、任务更加繁重。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要求，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措施，再到党的十七大对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再到这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涉及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是我们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想的进一步细化，为８亿农民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奋斗目标。
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未有穷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必将开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又一个崭新时代，亿万农民必将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土地制度改革核心是赋权于民
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 张树俊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土地政策调整，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体现了科学发展理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这种制度安排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农民最重要的东西是权利，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权利。能否给予农民充分的权利保障，是农村与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土地是农民最大的权利之所在。强化农民对土地包括流转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土地权利仅仅是一个线头，牵出的必将是农民作为公民的整体权利。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而农民是否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则是农民是否具有主体地位的一个标志。
这种制度安排是建设和谐小康的重要途径。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必须为农民致富提供社会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上对农民具有类似社保的作用。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支配权，既可以从有限土地中解放出来，又可以获取土地财产之上的充分利益。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意义。
这种制度安排是激活与发掘农村这个富矿的关键举措。只有依靠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通过自己努力与政策扶持，缩小并拉平与城市的差距。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质就在于推进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这一《决定》将导致自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新机遇 新理念 新举措
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副调研员 汤卫国
要充分认识当前出现的历史拐点的新机遇，率先突破、加快发展、跨越发展。要充分认识政策环境资源的新机遇，率先将普适的政策环境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充分认识泰州发展的特殊机遇，找准泰州在中国发展的大局中应有的角色定位。
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要更加重视推进改革，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要更加重视改善发展环境，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
必须落实新举措。要抢抓逐步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机遇，抓紧健全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市场，有组织地实现由小农经济向大农业的转变，允许农民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金融方面要把国家财政的惠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机构对接，实现大金融机构与农村小金融组织的对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方面，应该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入学、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解放思想 推进改革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 景云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现代农业进行了总体部署。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解放思想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分隔对城乡一体发展的阻碍。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体化经营，必然涉及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资本、人才流动还存在一些弊端，妨碍了城乡资本、人才的对流及联合经营。泰州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有利土地的流转和联合经营的做法。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做为资本进行投资或作为抵押品投资，促进资本在城乡流动中的集聚，推进现代农业的一体化经营。
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实现现代农村的规模化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在过去分的基础上，通过适度联合、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实现城乡经营实体之间的对接。要注重横向连锁、纵向连锁，促进乡村农业与城市涉农产业的联合。要按照现代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整合力量做出品牌，并与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标准化经营结合起来，在满足社会需求中实现供求双方的双赢。
三农问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 韦宝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上看，30年前率先在农村发起的改革，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不仅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全会专题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充分体现了我党一贯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战略思想。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大力推进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将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全会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全面部署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认真学习和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泰州农村改革，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广大干群义不容辞的职责。

Ⅲ 中国农业大学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李国新等专家城乡一体化专题研讨会观点

“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就业增收”研讨会，由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潘丽主持。参会嘉宾有清华大学教授金笠铭、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德纯、住建部规划司处长赵永革、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朱启臻、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副区长牛东全、齐齐哈尔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周维友、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副区长高建新、河南安阳市安阳县副县长唐纯家、国开成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耀辉、黑龙江省国奥扎龙投资总经理向锋、山东长河豪门集团副总经理孙静。中国农业大学张天柱教授、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李国新副院长参与研讨。
会上，朱启臻教授首先就《新农村建设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发言，重点讲述了村落的形成及村落对生态文明的不可替代作用。并且用通俗的标准解释了什么是美丽乡村：一是美丽乡村一定是适合农业生产的乡村；二是村庄对生态文明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朱教授认为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村建得更像农村，在城乡功能差异当中寻找农村的定位。
赵永革处长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镇建设》进行发言。指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规划和建设美丽乡村的五个关键问题，一是新型城镇化下建立合理的、科学的城乡关系；二是土地问题；三是人口流动问题；四是乡村规划建设问题；五是乡村产业发展。
张德纯研究员就城乡一体、美丽乡村建设及农民就业增收三方面进行发言，印象中的乡村是美丽的，但目前的现状是农村越来越不美丽，有发展的问题，也有我们决策的问题。真正的美丽乡村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思想不解放，就建不成美丽乡村，而且会把乡村弄得越来越坏。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民就业增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金笠铭教授就《从农村建设的角度谈美丽乡村建设过程》提出需要特别关注的四个方面问题，第一不要重蹈“千城一面”的覆辙；第二要乡土村落升级版，不要城镇景观的微缩版；第三要表里如一，不要徒有其表；第四美丽乡村要让人记住“乡愁”。
随后李国新副院长从规划视角浅谈了如何开展城市及乡村规划建设，提出美丽乡村建设应该更多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分享了研究员近年来典型的规划成果以及规划工作积累的经验和体会。

Ⅳ 现代为我国发展做出贡献的事例（5个）

1、袁隆平

袁隆平，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0年9月生于北京，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设计出了以高冠层、矮穗层和中大穗为特征的超高产株型模式和培育超级杂交稻的技术路线,并在超级杂交稻研究方面连续取得重大进展。1997年，袁隆平又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

已于2000年、2004年、2012年分别实现中国超级稻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目标。

2013年，他启动了百亩示范片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攻关，计划到2020年前实现目标。同时实施超级杂交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促进科技成果的生产应用。

自2007年以来取得巨大的增产、增收效应，全国已有7个省市实施，其中湖南省全省参加的县（市、区）由20个增加至2012年50个，面积达882万亩。

截至2012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

2、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

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3、邓小平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

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

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

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4、钱学森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时，钱学森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

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5、钱三强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原籍浙江湖州，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年，中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发展交叉科学，提倡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当时身为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三强，以鲜明的态度积极支持。

他在第一次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的演讲。这次演讲被公认为交叉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演讲”，受到广泛重视。

1986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会，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开宗明义：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87年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新闻出版等在内的知识界，出现了联合交叉大讨论的热潮。

这一热潮的发起者，就是钱三强领导的促进联盟委员会，特别是由他亲自策划并主持的系列“科学与文化论坛”。

一开始，钱三强就“论坛”的宗旨作了说明：“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确定包括科技与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在内的新文化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

充分认识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把科技知识的传播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把数以百万计的科协成员变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钱三强的设想，迅即得到钱学森、于光远、郑必坚以及指挥家李德伦、作曲家吴祖强等人士的热情支持。

从1988年5月25日首次“科学与文化论坛”举办，到1989年“五四”前夕结束，共举行了5次，每次都是各界有识之士踊跃列会，争相论谈，气氛十分活跃，推动了科学与文化相互促进和融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袁隆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邓稼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邓小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钱学森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钱三强

Ⅳ 中国农业大学讲话的心得体会

5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我校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步伐”的要求，党委组织部全体同志倍受鼓舞，一致表示，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为学校“创一流学科、建和谐校园、促科学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同时，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组工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结合组织系统深化拓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把研究解决组织工作如何服务科学发展和组织部门自身如何科学发展两大课题作为重要任务，加强系统、科学的调查研究，努力把握组织工作发展规律，进一步推进组织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会上，党委组织部部长韩振海对近期工作提出了要求。本学期以来，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学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校成立了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组织部牵头，组织部部长以及各位副部长分别参与了综合组、宣教组、材料组、调研组、督导组的相关工作以及机关党委的学习实践活动。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组织部全体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比较好地完成了前一阶段的工作。目前学校学习实践活动整体进度已经过半，大的活动相对少了，韩振海要求继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善始善终地做好后续工作。同时，各项常规工作也要认真做好，特别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力争有所创新，努力推进学校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你的问题不是很确切，如果答案不对，你再把问题说明白一点）

Ⅵ 看完李胜利教授演讲后发展奶业读后感

李胜利是我校动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奶牛饲料营养与管理。现担任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牛学分会理事长、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中荷奶业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国家学生奶奶源升级行动计划专家等职。

李胜利1987年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呼图壁种牛场工作了3年，担任过牛场技术员和技术场长等职务，1996年在我校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一直从事奶牛饲料营养与营养代谢调控的科学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

李胜利师从我国著名反刍动物营养学家冯养廉教授，继承和发扬了导师的学术思想，已成为我国奶牛营养领域的带头人，现有团队成员15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和科研助理9人。

针对我国奶牛单产低、乳蛋白率低、饲料转化率低和营养素环境排放量高的“三低一高”奶牛产业问题，李胜利教授带领团队成员紧紧围绕奶牛主要营养素代谢基础理论、饲料营养价值评定和精准饲养技术体系，开展了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创新及应用。经过十几年科学研究，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奶牛精准饲料配方与营养调控技术，二是奶牛饲养管理与饲料营养监测评价体系，三是有机奶生产关键技术。其中围产期能量需要、小肽和铜代谢机理、奶牛磷需要量研究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研究团队在2012年国际奶业权威杂志J.
of Dairy Sci.发表的一篇论文被选为亮点文章，这是我国奶牛营养研究领域学者首次获此殊荣。

科研实践和联系生产实际，是一个老师讲好一门课的基础，李胜利教授长期主讲本科生《牛生产学》和研究生《奶牛营养与饲养管理（案例）》课程。如何能够生动的讲好这两门课程，一直是以李教授为主的教学团队的努力方向。针对养牛学科应用性强的特点，他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堂讲授专业基础知识和国内外研究进展，课下带领学生去试验牧场进行现场学习和操作，从饲料品种的分类与饲用特点到饲料的加工和饲喂方式、从奶牛的消化代谢特点到日粮的配方制作等，将一个个枯燥死板的理论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李胜利教授利用这些年国外考察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累的大量学术资料和图片，制作完成了精美的讲义，突出的特点是知识面宽、资料丰富、追踪前沿和视觉效果好，加上生动的互动式和启发式讲授方法，激发了同学们的听课热情和课堂互动，使学生们能够在轻松的课堂环境气氛中掌握学习的要点，形成综合的知识结构。学生们反映，李教授的课程他们很喜欢上，尽管这门秋季课程上课的时间正好赶上大四学生备战硕士研究生考试复习时间，但是学生的出勤率超过90%以上。李教授在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增加了英语讲授的环节，中英文对照的PPT不但可以增加研究生的专业词汇量，也增强了他们对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

Ⅶ 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在教师会上的讲话

——在2014年8月25日新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

柯炳生

首先，欢迎各位正式入职中国农大，也祝贺各位！中国农大现在实行的招聘程序，应该是国内大学中最为严格的，是优中选优。你们在这个过程中，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优秀。所以，更要特别祝贺！

看着你们，我想起了30年前的自己。我恰好是30年前入职的，是在当时的北京农大。我还在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系领导就找到我，问是否愿意留校。我当时已经瞄上了几个带有“中央”和“国务院”字样的单位，并且有了些不错的联系。不过，系领导提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如果留校，就立刻派到国外读博士。那时候出国机会很稀缺，我本科毕业那年就想出国，但由于所学专业没有出国名额，而农大的农业经济专业有，就报考了农大。不过由于专业课考得差，出国落选，而被破格录取为国内研究生。当出国机会又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地落到了眼前时，我就同意了留校。这样，在1984年底硕士毕业后就成为农大教师，然后就出国留学。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感恩学校，恪守诚信，就回农大来工作了。说这些话，是想说明，我当初到农大来就学和就职，都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被动性，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始终觉得选择很正确，也很庆幸，更没有后悔过。现在，你们到农大来，是主动和理性的选择，并且经过了激励的竞争，你们现在都很高兴，将来也一定不会后悔。

30年来，农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包括校园环境、队伍实力和学科发展等等。但是，也有不少东西，是保持着没有发生变化的，或者说，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发扬乃至创新。这就是我们的农大精神和农大品格。一所大学的精神和品格，既不可见，又处处可见；其体现在学校的管理制度上，更体现在全校师生的风貌行为上。大学的精神和品格，对于学校的长期健康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精神和品格的形成与发展，更是需要长期的培养和积淀，需要代代传承，代代光大。在座的各位新教师，既是农大的现在，更是农大的未来，是农大发展的希望，是农大精神和品格的传承者。因此，我今天想重点就此与各位进行一些交流。

农大是一所强化使命感的大学。我校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也是“解民生之多艰”的具体内涵。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经济社会越发展，对吃饭问题的要求就越高。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国家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农业土地越来越少，农业水资源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而对农产品数量、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更少的土地、更少的水资源、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农业院校师生的共同使命。解读了这个使命，就可以很清楚，农业院校的服务对象绝不仅仅是“三农”，而是全体人民、全社会。坚持这个使命，就是坚持我校的办学方向和办学特色。我校应该责无旁贷地领全国农业院校之先。学校的使命与个人的价值是密不可分的。我多次说过，只要你能够为解决全国人民的饭碗问题做出贡献，你自己的饭碗就一定不是问题。我希望各位进入农大，就自觉自动地担负起这样的使命感。这是一种崇高的生命感。

农大是一所培养自信心的大学。担当使命，需要有一种自信精神。自信，可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我的解读是：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有前途的；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好自己在做的事，并且能够做到最好。自信，实际上就是对所做事业的信念，对做好事业的信心。我刚刚谈了学校的使命，而各位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是非常有价值和有前途的。各位的具体岗位不同，但是，无论是直接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还是在管理服务岗位的，对于完成好学校的使命，都是重要的。那么，各位能否做好自己的事，能否做到最好，做到自己的最好，做到本领域的最好？我相信，一定能。我的信念，是有根据的。首先是学校自身的发展，近年来明显加快。10年来，我校的科研经费从2亿元左右增加到10亿元，SCI论文从280多篇增加到1200多篇，尤其是其中影响因子大于5的论文，从不到10篇增加到近100篇。在农口院校中，我校的各项学术指标，均明显名列前茅。在全国的重点高校即985高校中，我校的教师数量排在35位左右，但是我校的总体学术表现相当突出，几乎所有的学术指标均在前20位之内，有些名列前10位。例如，累计的国家科技奖励和在世界顶尖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我校均排在第6位左右；在中国大学专业排行榜上名列第4位；在教育部属高校的绩效评估中名列榜首，等等。即便是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大的高考招生质量，也有显著提高。10年间，我校新生高考成绩平均高于当地重点线从23分提升到77分。这相当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更好地克服了社会上对农业院校的传统偏见，显著提高了我校的声誉。在自信方面，我们不仅仅限于学科的发展，也表现在学校的管理上。我校近年来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努力避免了浮躁和形式主义的影响，没有盲从，没有流俗，既不照搬国外名校的做法，也不照搬国内名校的做法，而是顺应高等教育的规律，同时考虑我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创新。其中有的措施，领全国高校之先；有的措施，独具特色。这包括公平公正的阳光招生政策，本科生自由转专业政策，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宽松的科研考核政策，严格的招聘政策，体现高度校园民主的校长信箱机制等等。其他高校没有做到的，我们做到了，并且效果很好。因此，在座的无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老师，还是从事管理服务工作的老师，都有充分的理由自重自信。在自信方面，我有一个感觉，在农大的时间越长，自信感就越强。我们的资深教授们，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心，而入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可能就不太平衡，可能不像资深教授们那样的坚定。至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新生，情况就更不平衡，但到了高年级，到了要毕业的时候，绝大部分也都是自信满满。与学生们交流越多，这样的感受就越强烈。我认为，通过大学四年的熏陶，我们用学校的自信，用老师们的自信，来感染熏陶学生们，明显地塑造和提升了学生们的自信，这也是我们育人的重要成绩。这也是学校自信心的体现。学生在这个方面的进步，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专业课的学习。我希望并相信，你们一定会有这样的自信：前面的老师能够做到的，你们一定也能够做到，并且能够做得更好！你们的学术成就会更大，你们的管理水平会更高！

农大是一所践行学术自由的大学。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好的重大的科技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学术自由作为笼统的理念，没有太多争议。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如何实现。我校多年来努力践行学术自由原则，力求在学校内部管理制度上充分体现出来。大学里的学术自由，表现在学生和教师两个层面。学生的学术自由，就是学习的自由，是学习什么的自由。而首当其冲的，是学什么专业的自由。如果学生不能选择喜欢的专业，而被迫学自己不喜欢学的专业，那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学术不自由。不给学生选择专业的自由，是对于学生最大的专制。在很多高校，学生入校之后，如果发现高考时的专业选择错了，只能有硬着头皮学下去和退学重考两个选择。有的学校允许学生转换专业，但也是有严苛的学业成绩要求。我校不是这样。我校自2011年春季开始，冲破了种种阻力，全面实行了自由转专业政策，每学期开学初进行一次。自由的含义是：转出院系不能限制，转入院系在事先确定的名额内不能有限制，对学生的成绩没有限制，无论是否挂科。实际上，挂科越多的学生，越鼓励其转专业。这是因为高考进入我校的学生，都是又聪明又勤奋的好学生，之所以挂科，一定是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应该把他们解脱出来，转到喜欢学的专业去。这项政策实行以来，每年有300-400名学生转换了专业。自由转专业政策不是学生层面学术自由的全部，但是，如果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就谈不上学生的学术自由。在教师层面，我们更是给予多方面的学术自由选择权。对于新入校的青年教师，学校提供科研启动费，每人10万元。具体题目，完全由教师个人选定。最重要的是，我校实行宽松的科研考核政策，不设定任何量化的年度指标，不规定老师每年必须争取到多少项目、多少科研经费、发表多少论文和发明多少专利等等，而仅仅是在每年年终在学院或者系里做实际情况的述职。这不仅是允许每个老师自主自由地选择研究方向和具体题目，更是给了老师们很大的自由空间，根据专业和课题的特点，来自主决定研究进度等。我们实行如此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基于我们对老师们的使命感和积极性的充分信任，基于对于不同学科特点的尊重，基于只有学术自由才能产生重大成果的信念。我校没有实行所谓的“非升即走”或者“非升即转”的政策，因为由于国情和校情所限，目前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且那样的激励方式，也不是唯一的激励方式。而在教师晋升、研究生招生、学术成果评价等等方面，更是充分给予学院高度的自由和自主权。这也是教授治学的具体体现。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学术自由的体制下，各位一定会更加奋力地展开学术探求的翅膀，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农大是一所低调务实的大学。低调务实，是我校的历史传统。低调务实，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低调，就是不大张旗鼓，不追求热闹，不看重虚名；就是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好了再说。务实，就是注重实际效果，注重投入产出效率，注重长期效果。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泛化时期，坚持理性态度，坚持低调务实，更为不易，更为重要。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浮躁现象和形式主义，更容易以改革的名义，用各种看起来新奇的名头，迎合媒体，迎合大众，进行没有实效或者有损公平的各种瞎折腾，走那些国内外历史都已经证明走不通的老路。我说这些，目的不是说别人的风凉话，去管别人的事，而是告诫我们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潮流左右，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坚守这样的原则以避免瞎折腾：不改，不需要理由；而改革，一定要有理由，并且是充分的理由，一定要经过充分全面深入的论证。我们不是不要改革，我们要的是务实的改革；我们不是不要创新，我们要的是有实效的创新。在改革方面，我校有些方面显得很“保守”，有些方面又显得很“激进”，这两种情况，都使得我校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保守”的方面，表现在“自主招生”、“国际化”、“去行政化”、“综合化”等方面，我校没有随大流，更没有去抢这些方面的风头。“激进”的方面，我校进行的本科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生教育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和校园民主建设等方面，都有一些举措，率先挺进。例如本科生的自由转专业政策、硕士培养的应用型方向和两年学制、博士招生的申请考核制、招聘方面的两级面试制度、宽松的考核制度、公开的校长信箱制度等等。而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都是根据教育规律和国情校情所进行的取舍，都是为了取得最佳的办学效果。当然，低调，也不是一点宣传工作也不做。如果我们不是农业大学，而是XX大学，我们也可以只做不说。但是，为了减少社会上对农业院校偏见和误解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让考生正确认识我校，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宣传。但是，这些宣传，不是未做先说，也不是边做边说，而是做完了并且取得了好效果，再去说。我们的老师在进行学术研究方面，也同样要有如此态度。尤其是在宣传成果时，不能添枝加叶，不能夸大其词。

农大是一所笃行依法治校的大学。依法治校，极端重要。这些年来我们一再强调并且努力践行依法治校原则，取得了很好的实效。依法治校，是学校有序高效运转的需要，是保证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学校育人的需要。依法治校，就是按照法规制度办事。这里所说的“法”，既包括国家的法律和有关部门的规定，也包括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依法治校，必然要求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职，照章办事，敢于负责，不必事事请示领导。这样，办事的效率就会比较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所有人都要有到位的法治理念，都要有照章办事的习惯。当然，学校领导要首先带头，用实际行动落实依法治校理念。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有个习惯，一遇到事情，尤其遇到与制度不符的事情，就想绕开职能部门，直接找书记校长开特例。或者，出于个人或者学科的原因，向学校提出不符合规定的特殊要求。在一些大学，校长或主管校长的权力比较大，可以直接干预很多事情。包括招聘、评职称、985等项目经费的分配，等等。我校现在不存在这些情况。在招聘方面，严格实行两级面试制度，评委当场投票出结果，书记和校长都没有超越评委会的权力，也没有绕过学校评委会进人的权力，包括学术人员和非学术人员。评职称方面，更是如此，学院学术委员会是权威机构。至于985等项目经费在校内的分配，则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参与的集体决策过程。各司其职，不仅仅是对管理人员的要求，也是对学术人员的要求。笼统地讨论“教授治校”、“校长治校”等，内涵不清，没有实质性意义。正确可行的是依法治校、各司其职。通过规章制度，明确哪些学术上的事，由教授和教授代表们说了算；而其他的事情，则是由学校管理层在广泛听取师生意见的基础上，集体进行决策。依法治校，做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就能实现公平公正，而避免个人武断或者人情因素的影响。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公正公平的基础。我校的招生、招聘、评职称等，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依法治校，也是育人的需要。在一个法治理念浓厚、处处体现依法治校的校园中，学生们会受到强烈的法治观念感染、熏陶和教育。这样，他们出了校门，就会成为一个法治观念强的公民，从而更好地融入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农大是一所追求民主和谐友善的大学。在大学中，自由主要是对学术而言，而民主主要是对管理而言。民主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力和机会，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学校管理层要有包容的胸怀，允许和鼓励各种声音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反对的意见。民主是个好东西，通过民主的程序，可以集中智慧，开拓思路，凝聚共识。我校实现校园民主的途径很多，而最突出的是两种：一是学校出台的所有重大改革措施和其他方面的重大决策，均通过几上几下的民主过程，广泛听取师生们的意见和建议。每年的教代会和学代会，也有很多提案。二是校长信箱制度。叫校长信箱，不过是沿袭了习惯，其实质上是一个公开的民主管理网络大平台。通过这样一个信箱，我们勇于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接受批评，听取意见，释疑解惑，及时沟通，促进改进完善管理服务工作。我校的校长信箱制度，去年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获得了普遍高度的好评。希望各位多看看，利用好这个平台。和谐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中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我校倡导积极向上，倡导和而不同，倡导理解包容，弘扬正气，抵制戾气。我们努力营造一个充满了“静、和、爱”的校园氛围，让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感受到温暖、亲切和愉快，在和谐友善中的环境中，追求学业，追求学术。我们的每一个老师，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学生充满大爱之心。这种大爱，不是无原则的爱，是关爱而不是溺爱，是包容而不是纵容，是引导而不是误导。

农大精神和农大品格，远远不止这些。我这里先重点说说这些。这些都是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各位肯定也有一些物质层面的关注，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子女就近上中小学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科研启动费问题、出国培训机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学校都考虑到了。有的，已经有了具体的措施，并且已经实行了多年，解决得比较好；也有的，限于国家政策和各种条件，一时还难以彻底解决，而只能逐步解决。具体的，有关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还会详细介绍，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交流了我对农大精神和农大品格的一些体会和归纳。我希望并相信，你们的加入，会让这些农大精神和农大品格得到更好地弘扬光大。我也希望并相信，通过坚守和强化这些农大精神与农大品格，会不断推进我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来，当人们看到“中国农业大学”字样时，会立刻联想这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其中的“农业”，不过是一组优势学科的特征代称。

Ⅷ 求中国近十年的粮食产量和储备及中国近十年关于农业生产的重要科技发展·最好加上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看法

迄今入世10年，中国农业及其粮食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如何衡量和评价这些变化？

回答上述问题不太容易。如果简单比较入世前后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水平，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许多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变化，如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措施，以及加强对农田改变用途的控制等等。

实施上述政策的时间与加入世贸组织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区间。因此，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农民收入的总量度，都不能用来评价加入WTO的结果。

但单纯从进出口的角度看，仍有变化值得关注。

如加入世贸组织带来农产品进出口同时大幅度增加，表明对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应当是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让中国有可能根据世界市场需求改变生产结构，进而从世界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后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深入，有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以及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钟甫宁198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农业经济学毕业生，并于1989年获得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由于同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担任顾问，他无疑是回答中国农业在加入WTO之后变动关系的最佳人选。

入世考验中国制定农业政策的能力

《21世纪》：从最直接的影响看，入世后对中国的农业以及粮食生产都产生了哪些变化和影响？

钟甫宁：加入世贸组织后，最直接的影响是贸易结构和数量，所以比较合适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趋势有无变化。

然而，农产品贸易的范围包括哪些种类的商品仍然完全难以统一：仅仅包括初级农牧产品(原料)，还是也包括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制成品？林木产品及其制成品是否包括在内？不同的统计口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仅从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加入世贸组织前7年(1994-2001)期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从265亿美元增加到347亿美元，同期农产品进口总额从162亿美元增加到287亿美元，顺差从103亿美元减少到60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8年(2001-2009)期间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从347亿美元增加到873亿美元，同期农产品进口总额从287亿美元增加到837亿美元，顺差减少到36亿美元。

这一组数据的对比表明，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增加均十分显著，而顺差的减少并不明显，至少其减少的速度没有明显变化。

《21世纪》：对中国来说，哪些变化是直接有益的？

钟甫宁：从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看，植物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和动植物油脂的进口大幅度增长，木浆和纸制品的进口增长也很明显；出口增长最快的是食品和皮革制品，木制品和纺织品(服装)也有所增长。

这一变化完全符合国情，即增加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同时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从初级产品向加工产品的转移不仅有利于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也有利于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乃至于有利于产业的升级换代。

当然，没有入世也可能发生同样的贸易结构变化；但是，入世前后变化速度的显著差异多少能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体利益的提高不代表各部分的利益都增加。大量进口初级产品说明世界市场初级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内市场，因而对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必然造成一定的冲击，短时间内压低涉及农产品的价格、减少该产品生产者的收入。

但是，农产品加工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因而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并通过非农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受冲击初级产品的生产可能会减少，一部分土地、水和其他资源可能找到更有利的利用方式，生产其它有利可图的产品。因此，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增加了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结构调整的机会；短期的冲击可能带来长期的收益。合理的政策应当帮助农民调整生产和就业结构，而不是简单保护现有生产。

此外，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价格的变动。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影响很大，而需求及其增长则相对稳定，因而产量的变动必然带来价格的波动，即使完全封闭的国内市场也无法避免因产量变化而导致的价格波动。

融入世界市场以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受本国生产波动影响，还要受主要进出口国生产波动的影响。如果国内外生产的波动方向相同，国外的波动幅度更大，本国的价格波动就可能因融入国际市场而加剧；相反，如果国内外生产波动方向相反，或者国外波动幅度较小，加入国际市场反而可以减少国内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

《21世纪》：你认为其中是否存在不利方面？

钟甫宁：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对缩小价格波动幅度有什么不利影响，那就是政府短期内限制价格波动的能力受到重大挑战，不那么容易采取限价措施。

但是，无论限价措施的本意如何，其长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限价可能导致更长时期的供不应求，很难说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哪种情况更好。采用补贴的方式维持低价只不过是把消费者的负担转嫁给纳税人而已，它不可能消除生产波动的后果，只是改变了生产波动的受害人，同时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也可能产生寻租的机会。

因此，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政府和大众都应当转变思维方式，接受市场经济必须接受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是市场调节供求的方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尽量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扰。比如，基本食品价格上涨时限价不如对低收入者给予收入补贴。单纯限价可能加剧、延长供不应求的状况，相比于所有人通过价格补贴获得补偿，收入补贴可以针对特定弱势群体，降低行政成本，也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如果全球资源可以为我所用，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21世纪》：入世与中国的粮食市场开放，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理解？

钟甫宁：上世纪7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了一个粮食安全的定义，大意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也买得起维持积极生活和经济活动所必需的足够的食物。

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加入了营养和品质安全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它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获得充分食品的可能性是否有保障，至于这些食品的产地是本地、本国还是异国他乡并不重要。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人民福祉的角度看，如果目的是保障粮食安全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保证粮食生产者的收入，是否需要开放粮食市场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生产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的足够食物，而且取决于生产足够食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其它代价。

如果中国不仅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而且生产成本(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无论是否开放粮食市场结果都一样，中国不仅不会进口粮食，相反，可能还会出口剩余部分。

但是，如果中国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么，进口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愿意回到通过发放粮票、油票和肉票等等来严格限制消费的年代。或者，中国虽然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是，增加的成本可能很高，例如像日本那样高出世界市场价4-5倍甚至更多，我们是否愿意为粮食及相关食品的消费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或者缴纳同样甚至更多的税收以便经过政府补贴的转移渠道维持低价？

同时还得意识到，增加粮食生产必然要争夺本来用于其他商品生产的资源，其他商品的供应量也会减少，价格也会上升，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都将相应下降。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水平的40%，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水平的28%。如果缺乏某种资源，就应当通过贸易，用自己富裕资源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自己稀缺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土地和淡水是中国的稀缺资源，就应当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交换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粮食和其它一些农产品。否则，其代价必然是降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

我们曾经很自豪地宣称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实际大概是10%)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从为世界作贡献的角度、为全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缺粮人口做贡献的角度，我们确实可以引以为豪；但是，经济上的代价和牺牲很大，过度使用边际土地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更加剧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如果有世界市场、全球资源可以利用，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21世纪》：入世后，中国粮食安全的话题一直被高度关注，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钟甫宁：由于资源与人口的矛盾，非常有必要全面探讨粮食安全的概念和相关政策。

首先，不能把粮食安全的概念简单定义为一定比例的粮食自给率，更不能把粮食自给率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甚至类似宗教信条一样的东西，而应当把它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目标放在一起通盘考虑。

如果把粮食自给率当做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应当全面考察实现的条件和手段：需要多少土地、淡水、化肥农药和机械投入等等，必须考虑这些要素的可获性和经济成本。粮食禁运是主张保证粮食自给率的最重要理由；但是，中国能源的外贸依存度更高，发生粮食禁运的时候是否同时也会面临能源禁运？中国是否还能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化肥农药(即使不用考虑农业机械)？

其次，应当承认粮食安全是一个高度重要的概念，尽管不能机械地规定为一定比例的自给率，因而仍然需要讨论如何加强食物供应的安全，包括数量和价格。

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尽可能优化进口食物的种类和来源地。无论从政治还是心理因素考虑，如果需要大量进口食物，应当按照先油料、再饲料，最后口粮的顺序；而这一顺序恰好与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相符合：过去十多年有了的进口大幅度增长(其中也包括蛋白质饲料)，近两年饲料的进口开始增加，而口粮依然保持高度自给。因此，进口食物种类的问题无需特别关注。

为了提高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进口来源地应当尽量多元化。这一点在现实中也已经得到较好体现，比如大豆的进口总量中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的差不多各占一半。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的方针应当和农业国际合作的努力相结合。今后增加农业特别是粮食产量的最大潜力在南美、非洲和中亚。而这些地方扩大生产的潜力依赖于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合作。如果我们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潜力，就提高了全球的粮食供应，当然也提高了我国的粮食可获性和粮食安全保障程度。

未来需降低农业部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例

《21世纪》：WTO正将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推向深入，中国农业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

钟甫宁：尽管多哈回合久拖不决，世界经济一体化仍然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由于土地和淡水资源的约束，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农产品大量、全面出口的国家。尽管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设立的重重障碍，也不能确定多哈回合能否实质性减少技术性壁垒，由于资源约束，总体上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不大。

中国农业不可能靠出口拉动，外部壁垒可能在特定时期影响特定产品的生产，但生产者有可能调整生产，转而以国内为目标市场。同样，由于资源约束，进口大量占用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产品也是必然的结果，严格限制农产品进口不仅损人，更害自己。

因此，今后将继续保持过去的趋势：不断增加加工食品和纺织品等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增加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中国的农业继续向高附加值产品的方向调整结构。

通常说中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中国农民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需要政府支持。但是农业生产报酬低、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农业产业本身，而在于农业部门资源和劳动力的比例。目前我国农业部门生产的GDP占全国总量11%-12%，而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接近全国总量的50%，这就是说，农民人均生产的GDP仅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左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GDP的比重还将继续下降；如果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不能相应下降，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变。

财政转移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大米的价格大约是世界市场价格的4-5倍。我们还应当知道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日本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净收入小于日本政府的农业补贴和支出总额。也就是说，日本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净产值为负值的漏洞产业：日本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转移给农民或用于农业部门以后，经过生产过程，日本农民拿到手的钱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

我们显然不希望出现同样的结果，何况我们根本无力实行同样的补贴。日本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5%，要95%的人补贴5%的人也许可以做到，(中国的情况是)要50%的人补贴另外50%的人就无法做到了。

《21世纪》：就目前中国农业的发展看，你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钟甫宁：农产品的定价权话题。

有观点认为，应通过所谓产业重组形成大集团来对抗外资企业，取得农产品的定价权、保障产业安全等，其中一个重要的案例是食用油加工业已经由几家大型外资企业掌握了定价权，直接影响产业安全。

我们可以发现，大连期货市场的大豆价格与芝加哥期货市场基本同步，这是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最接轨的例子。这通常被认为期货市场最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人指出)怀疑那几家外资公司垄断了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由于中粮公司和其他许多买主都参与芝加哥期货市场和大连期货市场的交易，我们更没有理由怀疑外资公司垄断了大豆的到岸价格。

通常的指责是外资公司垄断了加工后产品的价格。那么，它是提高还是降低了食用油批发零售端的价格？由于原料到岸价格相同，如果他们的产品价格高于国内企业将失去市场，国内企业应当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低于国内企业，是外资企业效率高、加工成本低，还是不正当竞争的手段、亏本扩大市场份额？前者对消费者有利，我们有理由不理睬国内企业，后者则应当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而不是利用民族情绪呼吁非市场干预。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行业的例子。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在国内实现了高度集中，充分享有定价权；可惜，他们无法影响纽约和伦敦期货市场的石油价格，仅仅靠垄断国内价格牟利。电信和移动通讯的例子也大同小异(发改委刚刚发起反垄断调查)。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食品行业出现类似中石油、中石化或电信、移动通讯这类企业吗？

Ⅸ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大，中农富通，关于举办“第六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暨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会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政策及发展战略，用发展新理念***“三农”新难题，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推动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攻坚克难，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落实，在成功举办五届会议的基础上，组委会特举办“第六届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暨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会”。
本次会议旨在通过邀请各级政府领导、业内专家、国际嘉宾、龙头企业家代表、金融机构负责人、媒体等研讨交流、把脉献策，以园区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以县域为单位，促进扶贫攻坚，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开放合作共赢。会议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主题：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区域协同·开放共赢
二、会议时间：2016年9月13日-14日
三、会议地点：广西·玉林
四、会议规模：800人左右
五、参会嘉宾：各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农业部、科技部等部委办、局领导，全国各地省、市、区县主管农业领导、农委主任（农业厅、局长），农业科研院校专家教授，知名涉农企业代表及农业重点示范园区主管领导等。
六、参会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玉林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县域经济报、南宁晚报、南国早报、广西日报、玉林日报、凤凰网、腾讯、新浪、搜狐等50余家媒体。
七、会议费用：会议收取会议费3000元/人，包含会议期间食宿费用（标准间住宿，2人/间；用餐统一安排）。
其他会议增值服务及合作项目可来电咨询组委会或详见附件4。
八、同期活动：“2016国家农业公园”优秀案例征集、“2016中国特色小镇”优秀案例征集、大会论文征集、2016年度县域农业发展颁奖活动、第三届现代农业新技术展示会。

相关会议议程可到中农富通，农业规划网或中农富通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乡规划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