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许教授大字报

⑴ 清华大学教授许纪敏先生说：“清华的人才怎么培养出来的！是压出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我记得国内顶尖的学府大部分学生都不是靠高考进去，靠高考进去的可以这么说。你可以看下现在差不多的高中的学习量。
而大部分学生是特招，某一方面特别突出。这个就不一定了

⑵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妻子身份曝光了吗

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的妻子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在了解施一公教授的妻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施一公，他是一位很牛的人！

其实，给大家介绍施一公和他的妻子赵仁滨，并不是要给大家展示他们是多么的有才华，而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够懂得舍小家，为大家， 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发展，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也希望漂泊在外的海外学子有一天能够回归祖国，毕竟自己的根在祖国，那么就不能够远去。

⑶ 钱钟书生平简介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钱钟书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3年，与杨绛订婚。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 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1984年，钱钟书的《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⑷ 关心到此一游事件的标语

故宫铁缸刻字事件余波未平，媒体又曝出厦门万石植物园中的众多珍惜植物变成了游客的“留言板”，上面刻满了人名，就连浑身长刺的仙人掌也难免毒手。


从古老的“题壁诗”到记忆中的“大字报”，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墙壁广告，从名胜古迹到公园广场，再到普通民居，国人热衷于在任何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迹，究竟是一种传统，还是不良的公共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和批评。


“到此一游”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演变成无数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的？公共场所中的行为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说：“到此一游的行为，是一种公共礼仪的缺失所致，应该下大决心治理，形成社会舆论的氛围和环境，让题字者感到耻辱，最终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和行为。”


“越是无赖，越想不朽”


北京晨报：现如今在名胜古迹、风景区乃至平常的公共场所刻上“某某到此一游”的行为，正引起公众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讨论，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彭林：这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越是无赖，越想不朽”，其实在公共场所刻下自己的名字，写上“某某到此一游”，无非就是想留名，真正有教养的人不会这么
做，写下自己的名字的能说明什么呢？只有那些对社会、对民族真正做出贡献的，才能留下他们的名字。而把名字刻在墙上、刻在文物上、刻在古迹上，本来是想在
此处留下自己的印迹，想流芳百世或不朽的，结果只能是遗臭万年。文物古迹常在，以后人们来这里游览看到上面刻着“某某到此一游”的话，难道真的会觉得刻字
人是英雄很棒吗？


北京晨报：那么，您觉得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行为呢？


彭林：我觉得其实可以严查，查到那些涂鸦留名的人，应该有相应的处罚制度，而且处罚应该有一定的力度。而不像现在，只是在舆论上加以批评，因为问题不在于
是否造成了破坏，而在于行为的性质，不用说刻字了，哪怕是用粉笔写的，能够擦掉的，也不应该出现。所以，应该加大决心治理，形成一种舆论环境，使得刻字涂
鸦的人为此感到耻辱，这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现象。


彭林：别让礼仪成为木乃伊


从古人到今人，从古典文学到现实生活，在墙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和名字，似乎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今天，却正在接受道德的考验，“到此一游”现象，是传统使然还是公共生活规则的示范？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认为：“古人的题诗题字，和今天的涂鸦不是一回事。而且传统时代，也有非常完善的公共礼仪规范，今天人觉得古人没有公共生活的礼仪，一提
到传统，似乎就觉得是落后的、封建的，这是非常荒谬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她的公共礼仪，野蛮民族才没有。在今天，重建公共礼仪，应该从民族礼仪中出发。在整
个社会中普及和重建礼仪道德。”


题诗不同于“到此一游”


北京晨报：有声音认为国人在传统中就有题诗、题字的习惯，这和今天“到此一游”的行为是否有关呢？


彭林：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古人常有题壁诗，有名胜古迹中无数的题字、石刻等等，但是和现在到处是“某某某到此一游”的现象是不同的。古人的题诗也好，题字
也好，石刻也好，首先是一种文学作品，他们的作用是为风景、为古迹添色，是一种文化景观、人文景观。比如泰山，上面有非常多的石刻、题诗，它们本身也是景
观的一部分，为景区增添了一道不一样的风景线，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蕴含着历史、人文的景观，作为文化景区，本身的魅力就会失色不少。其二，古人对于文
化、对于景观本身有敬畏，题诗题字也不是为了突出自己，而是为了突出景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题字下面，也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们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
对景观、对文化的感悟，而不是为自己留名。


北京晨报：那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古人题字和今人“到此一游”的行为呢？


彭林：今天的涂鸦，特别是那种“到此一游”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以前到名胜古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名胜古迹中题字题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敢题的，留字之
前得掂量一下，用词是否得当、字迹是否好看，留下以后会不会被后人耻笑等等。今天的人不考虑这些，只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试想想看，假如我们到了泰
山，发现泰山上到处都是古人留下的字迹，这些字迹不是什么诗词文章，都是“某某到此一游”，而且这些人我们全都不知道是谁，这是何等的煞风景，又有什么文
化意蕴可言呢？所以，我们记住的，不是谁的名字，而是那些诗词文章，是古人对于风景文化的体悟。


“大串联时代”的痕迹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这种到处“留名”的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彭林：说不好是什么时候形成这样的风气的，我想解放前应该是没有的，即便有也不会太多。我感觉比较多的时候，应该是“大串联时代”，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年
轻人离开家乡，走到全国各地，比如他们到了北京看到长城、故宫等名胜，便会产生成就感和自豪感，于是自然就想到要留下自己的名字，以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
是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时候出门远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我家在无锡，虽然离上海很近，但我小时候从未去过上海，因为那时家里太
穷。这种情况下，参加大串联的年轻人走到全国各地，特别是来到一些久负盛名的地方，那种惊奇、得意和成就感，使得他们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那里，最终这种
“留名”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北京晨报：这种“留名”现象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呢？


彭林：开放以后，人们逐渐富裕，有能力、有时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到今天，旅游已经成为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也成为许许多多人假期的正常安排。但是以前形
成的那种观念却没有改变，反而是到处蔓延、更加普遍。人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财富增加了，但是观念没有得到改变，在公共场所的礼仪和生活规则，没有得到训
练和熏陶，这可能是现在“到此一游”现象仍旧普遍的原因。


礼仪不是标语和口号


北京晨报：如今“到此一游”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生活规则的讨论，对此您怎么看？


彭林：公共生活的规范规则，也称为公共礼仪，这是一个需要教育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现在到
处都是口号，比如你去机场、火车站或其他公共场所，大电子屏幕上一般都会写着“做文明的北京人”，可以说到任何地方均有类似的口号和标语。但这些仅仅是停
留在口号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行为准则。真正的礼仪，不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电子屏幕上、电视、报纸以及书本上的文字或条款，而是应该表现在人们的身上
和心里，如果礼仪不能成为人们自然遵行的一种本能，而只是停留在标语口号上，那样其实礼仪就已经死掉了，就成了木乃伊。


北京晨报：有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传统中缺少公共生活的规范，缺少公共礼仪”，是否真的如此呢？


彭林：这绝对是一种误解。现在很多人不看、不听，一说到传统，似乎就觉得是落后、封建的东西。其实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而民族礼仪是这个民族
生活的经验、道德的体现，重建礼仪应该从民族礼仪开始，而不是去寻找外来的礼仪。中国传统的民族礼仪中，关于公共礼仪的东西非常多也很丰富，一个人从小到
大，从家庭到社会，都有完善的礼仪规范，一个人从启蒙开始，就会接受礼仪规范的教育，《三字经》、《弟子规》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公共礼仪的叙述，比如像“长
者先，幼者后”，是说老人先行；再如“登高不呼”，是指登上山顶城墙不要乱喊乱叫；再如教育人们东西不能乱放，哪怕一本书也不能污损。


民族礼仪应成为一门课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应该如何从民族利益中重建公共生活规范和规则呢？


彭林：首先，主流的教育体制中，礼仪应该成为一门课程。礼仪应该从教育开始，从小培养人的行为规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重拾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礼
仪，也做了许多准备，甚至做了教材，但是仍旧比不过西方礼仪的影响力。现在各种西方礼仪的课程非常热门，甚至有人认为应该把西方礼仪加入到中小学课程中，
与此同时社会以及公众对于我们自己的民族礼仪，却不怎么认可，也知之甚少。其二，官员应该首先接受礼仪的教育，并成为礼仪的表率，这对普通人有一个文化引
领的作用。其三，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民族礼仪，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示范作用对于民族礼仪的重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北京晨报：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什么可以让民族礼仪被更多人所接受和遵行的方法吗？


彭林：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觉得政府应该对传统礼仪给予一定的扶持，这会使得人们对传统礼仪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才会认可。比如
古代有一本书叫做《仪礼》，是最原汁原味的一本礼仪规范的典籍，我们一直想把这本书拍成影像资料，以便于宣传和教育人们了解传统礼仪，但是一直以来很难获
得支持，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构或个人支持这件事情，我想今后将有更多的人致力于传统礼仪的传播和教育，传统礼仪也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遵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
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
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中华传统礼仪读本》等。

⑸ 关于钱钟书有那些故事最好表现他外语学得好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祖籍是江苏无锡县，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 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 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还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 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摔了一跤，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

《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
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
1975年 六十五岁。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 六十九岁。4月至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 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 七十九岁。《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⑹ 范曾为啥那么狂，扬言自己可以和古今中国的画家比权量力

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优缺点的，哪怕再知名的人物也不会例外。我们历史上的千古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有弑兄囚父的骂名，明成祖朱棣有叔夺侄位的恶语。

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者和狂妄者往往都会引起人们的争论，有的人觉得天才的狂妄理所应当，更多的人则认为山外有山，狂妄者不过是一叶障目的无知自大。

我国著名的画家、书法家范曾就是一位狂妄的成功者，但是他的言语和品行却遭多方议论，比如他曾说出自己可以和古今中国的画家比权量力的豪言，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南开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惹人争议的大半生。

历史总是沉淀下来后又传承千年的，就像女皇武则天立下的无字碑，任世人评价其功过。范曾先生其人的一切功过是非也自有他人评说。据说晚年的黄永玉先生和范曾还曾互相拥抱解了半世仇怨，不管真相如何，都与人无关了。

其实天才的狂妄往往是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和自我认知的自信，许多人的狂妄都是建立在足够的资本上的。

⑺ 钱钟书的简介

1、钱钟书（1910年-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2、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3、1925年，钱钟书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4、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7)清华大学许教授大字报扩展阅读：

1、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

3、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

⑻ 肖鹰的争议言论

清华教授否认大字报式批韩寒：先读懂我的文章
2014年8月19日上午，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撰写的《“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一文在媒体刊发，随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被直指为“倒韩檄文”。有人认为肖鹰的文章切中要害，也有人质疑他纯属个人炒作，更有学者指其文风颇似“大字报”式的批斗。
很多人质疑肖鹰为什么突然有这篇批韩寒的文章，因为2009年，肖鹰还曾发表文章称“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肖鹰当时还强调，无论是韩寒，还是郭敬明，都只是个体，代表的也只是他们自己，不应该以他们来代表所谓的“80后”、“90后”群体。肖鹰说：“其实我是反对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的。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以代论人。郭敬明抄袭，韩寒反郭敬明抄袭，同是‘80后’，两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撰写《“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后称，写这篇文章出于一个文化学者的责任心，“希望评论者先读懂我的文章”。肖鹰此前还曾“炮轰”郭敬明、冯小刚及一些文学界人士。 清华教授引战火“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
肖鹰在这篇题为《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的文章中，对马东之前的一些言论提出了质疑，其中，对于媒体报道的马东“我们一定会听到知识界的精英这样那样的想法，严格来说，我们心里很坦然。说实话，春晚的收视主体不是他们”的说法，肖鹰提出了强烈质疑：“我无意追问马东导演们究竟从哪里获得授权办这样一个‘春晚’，我只想质询———多年以来，春晚导演们的‘重心’究竟是在‘取悦’还是在‘取笑’作为‘大部分人’的‘农民’？ 别的不用谈，在2009~2011三届春晚中，赵本山表演的小品，2010年《捐助》的‘笑点’是‘两个光棍争一个寡妇’，2011年《同桌的你》的‘笑点’又是‘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吃醋’，赵本山们的趣味专注于此，想像力局限于此，中国农民就应该这样‘被正确取悦’？”对于马东“董卿与韩乔生结婚”的玩笑，肖鹰质疑“马东导演的‘造谣生势’与‘苏紫紫’的‘裸体炒作’有何区别？”
肖鹰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于春晚，这并非他第一次发表批评的声音，正如他博客所言，之前他就批判过“《捐助》拙劣的编导技术和低俗的审美取向。 ”
春晚导演马东回击：没见过肖鹰这样不靠谱的
肖鹰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向来低调的马东专门注册了博客，写文章回应肖鹰的质疑。马东特别在博客中用大号字体感叹说：“说实话，见过不靠谱的，但没见过堂堂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老师这么不靠谱的！”对于肖鹰关于赵本山春晚小品的批评，马东反驳说：“两个小品您的‘总结、提炼和集中表达’就是‘两个光棍争一个寡妇’和‘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吃醋’，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本山老师的作品我没有参与创作，没有太多发言权，但是在旁边观察，很多语言和细节来自于普通人———肯定不是 ‘精英’的生活，作品好坏自有公论，毁誉由人，但是笑声不假，创作的过程也是充满诚意的。春节是一个大众娱乐的节日，快乐是美最好的传达，即便节目一入您的法眼就‘快乐得不够美’，也大可不必以一副狰狞面目示人，就跟一个小品该为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负全责似的。”
马东的博客文章中也不乏诸如“为您的学生们缴的那点不算便宜的学费泪流满面”“劳驾您把明年春晚的节目也一并评论了算逑，省得来年费事，也好给明年的导演们指一条有去无回的瞎道”“联想之诡异，穿越之匪夷所思，思维之不挨着，不由得让我猜测，你不是酒后信笔，就是事后无力，反正已经不听使唤了”等负气之词。对此，马东在博客结尾时说“被人指名道姓在公众媒体‘提问’，也是第一次，上了点火，说话不好听也是难免，但是为了答复您，值得！”
两位当事人回应“该说的都在文章里说了”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马东表示，对于春晚的批评之声，有道理的接受，没道理的也至少会听一听，之所以专门回应肖鹰，是因为“肖鹰教授指名点姓地对我提出了这么多问号，我觉得我应该回应一下。”马东表示该说的已经在博客中说完了，大家就看博客说话。
而对于马东的回应，成都商报记者和肖鹰在多次沟通后，他终于同意以短信形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肖鹰在短信中写道：“因为新浪门户首页推荐这篇博客文章（指马东写的回应文章），我已读了。如果我此前的了解是准确的，此届央视春晚导演马东系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先生的儿子。我对马季先生的相声艺术是非常尊重的。我决定不对这篇新浪以‘央视春晚导演马东’署名推荐的博客文章做任何回应，因为这篇文章的文字和文风，离我想像的马季先生的儿子应有的素养差距很大。同时，我不回应，还因为我过去的文章，包括昨天的《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已经完全表达了我关于央视春晚要说的话，对于马东先生所代表的春晚导演，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肖鹰曾多次批评赵本山的作品日益低俗化，并指责他并没有尽到二人转传承人的职责。赵本山曾回应称，二人转就像猪大肠，并且自己并不在意二人转传承人的头衔。肖鹰接受华商报专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赵本山近年来文艺作品日趋低俗化，而这种低俗演艺肯定不是广大观众需要的，也不符合今年文艺座谈会的新导向，因此羊年赵本山肯定再次无缘春晚。

⑼ 邢其毅的悼念文章

作者：张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法学科分别组成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邢其毅教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建立和资助的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年历史。其后去美国的伊利诺（Illinois）大学，师从R．Adams教授研读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去德国的慕尼黑（Munich）大学，在H．Wieland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于1937年回国，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就在同年7月，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引发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出于爱国热忱，邢先生偕夫人参加苏北新四军，从事战地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邢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他对有机化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发展态势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教学上，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独立承担了基础有机化学的教学和指导工作以及教研室的事务和规划工作，受到同学和教师的普遍爱戴。与此同时，他还受教育部的委托，编著了国内首部百万字的大学有机化学教材。他为了繁重的教学和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常因劳累过度而不时发作胃溃疡病，最终施行了切除手术。
1953年，教育部为开展基础研究，分配来若干位研究生。当时教研室的3位教授各配备4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解放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9年初，邢其毅教授迎来了一项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提出全合成胰岛素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项目，并邀请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参加协作。邢先生接受了这一任务，先后和几位青年教师远赴上海，与两所通力合作。当时美国和德国已各有一个研究组从事这一课题，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势头。结果是美、德、中3组分别在1963、1964和1965年报导了合成的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德两家的合成是通过监测生理活性证实的，而我国的合成则是以得到胰岛素晶体完成的。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建国以来一项出色的基础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的奖励。
邢其毅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50多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培养的新一代学者遍布国内外。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为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版个人论文集。在《邢其毅论文集》中收录了60多篇中英文论述，从中可以窥见邢其毅教授在教学、科研以及化学教育各个方面的贡献。在这里，我要补充两个遗缺：其一是他非常关注有机化学和化合物的命名，当我被中国化学会派任为有机化学命名评审小组成员时，他一再嘱托在开会时要通知他参加，在会上他经常积极地提供可贵的意见；另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翻译了J．W．Baker所著的《有机化学电子理论》以飨读者，这是一册首次介绍英国物理有机化学Ingold学派学术成果的专著。另外，在期刊上也常能见到邢先生有关国际有机化学学术进展的评述。
邢其毅教授生于1911年，比我年长6岁。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他是我的前辈。我们共事了半个世纪，他的为人宽厚、勤于所学、献身于师道的精神，是我的榜样，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怀念难忘。极大的不幸是邢其毅教授因病在2002年11月4日离开了我们，我将永远怀念他。 痛悼邢其毅先生（作者：郭保章）
邢其毅教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有机化学家，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他的逝世引起了我们无尽的思念。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就认识邢其毅先生。他是我老师钱思亮先生的同学，关系十分密切，他常到北大化学系（景山东街）去。北平解放前夕，钱先生举家乘飞机出走，唯独把箱子托付给邢先生保管。不过，这时我跟邢先生充其量只是师生关系，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
钱思亮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课时，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解放后改用中文化学名词，大家一时还不习惯。恰在这时，出版了邢先生用中文名词写的《有机化学》，帮了我很大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说是邢先生的未及门弟子。这期间，邢先生还主动为我修改文章。我投到某杂志的稿件发表出来后，不仅原文的语句错误一扫而空，而且还补充进了一大段文字，文章获得了好评。经打听，原来是经过邢其毅先生的大手笔，为之增色不少。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有了文字的交往。
最近十多年，我跟先生的友情逐渐升温。我搞中国现代化学史研究，邢先生的化学史知识又是异常的丰富，他本身的经历简直可以浓缩成一部生动的化学史。邢其毅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R．Adams为中国培养的7位有机化学博士之一。随后他又到德国读博士后，凡是到过慕尼黑维兰德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的，进修的，读博士的，都能跟先生挂起钩来。先生回国后先到中科院化学所，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故而先生对教育系统和中科院系统的化学家们都是耳熟能详。我写化学史遇有疑难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常能一语中的。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化学史顾问和不可多得的良师。
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仅限于学术，还涉及时事和政治，经常交流观点和思想。我怕打扰先生，有一个时期没有给先生打电话，先生就开始想我了，问我是何原因。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向先生提出的问题常是十分敏感或难以回答的。如萨本铁先生何以不随清华南迁而滞留北平？先生说，他的家庭负担重，除了几个儿子外还有一大堆孙子都要他供养。谈到诺贝尔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合成维生素C就是一个能争取诺贝尔奖的科研项目。萨本铁先生合成维生素C的思路跟外国权威科学家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用的是酸，一个用的是酯。竞争的结果，人家首先合成了。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而是试验条件不行，国力不行。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否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从4个人当中挑出3个来推荐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更是敏感话题。对此先生并没有多说，他只是说推荐上去也评不上，因为我们用的是传统方法，没有源头上的创新，真正具有源头创新的梅里菲尔德的固相多肽合成法才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但是不容否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仍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化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成就。邢先生还补充说：“据我所知，建国以后，在大陆惟一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是病毒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国际上首先分离并培养砂眼病原体成功），可惜此人在1958年去世”。
邢其毅先生不否认连接A、B两条肽链的二硫键拆合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关键，但A、B两条肽链的人工合成也是前无古人，需要斩关夺隘的，否则怎能称“人工合成”呢？更何况怎么能保证所合成的肽链在空间弯到指定的位置？故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结晶”二字必不可少，先生强调说，“要说接肽用的是传统方法，那么二硫键的拆合作用的作法也不是新的，前人已经做过的，只不过我们的反应条件掌握得好，收率比较高而已。因此，我国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是生物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合作的结果。”
邢先生澄清说，“我们跟上海生化所是协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据传由上海某生物化学家任组长之说是不确实的。具体协作分工是，上海生化所搞转肽，我们（北大化学系）搞接肽。最初是两个单位，两个系统（中科院和教育部）之间的协作，中间上海有机所加进来，形成3个单位两个系统之间的协作。后来把实验搬到上海有机所去做是我提议的，因为汪猷所长是我留德时的同学，彼此关系较好。”邢先生继续说：“要说领导嘛，有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国家科委的领导。若是没有聂帅的坚强领导，要想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这样跨学科、跨单位，历经数年的巨大科学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每位科学家在其中的贡献，先生谈得不多，只是说“上海生化所投入的力量多些，这也是事实。”关于他自己，他很少谈。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说：“我当时是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教研室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参加的年轻教师多是我的学生，实验进行中发生的问题及一些事情，我不能不管。”
令人难以置信，先生并不把胰岛素的合成当成他个人成就的高峰，氯霉素的一种合成新方法[科学通报，10．302（1957）]也不是。先生的得意之作是战时在昆明对云南河口地区金鸡纳树皮中奎宁含量的研究。他说，在条件好的地方做出成绩，应该肯定；但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才显出真本事。正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仇方迎写词——调寄《浣溪沙》盛赞先生：
烽火连天动荡时，青春热血赴戎机，也曾孤胆走天池。
药是解民新生曲，书为学子后蒙诗，芬菲成果等身齐。
针对社会上称他为化学家，先生说他是有愧的，解放后真正能让他专心做科研的时间才5年多一点，而站讲台的时间长达15年。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大课全是邢先生主讲的，他热爱教师这个职务，并且是一位称职的化学教师，他乐于人们称他为化学教育家。刘若庄（当过邢先生的助教）先生说，他的讲课之所以旁征博引、挥洒自如，且极具启发性，是由于他对教材有透彻的了解，对有机化学知识熟透了！
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乐于解答听众的问题，无论课上或课下，校内或校外。先生还非常关心教材建设，甚至是中学化学教材建设，他所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不仅被评为优秀教材，也是他对化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丰碑。
先生在当选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期间，曾主动提出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是挂名，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化学教育的文章：
1．中学化学的任务与要求．化学教育，1988，（6）：1－3．
2．致1987级新同学．大学化学，1987，2（4）：1－2．
3．重视实验工作．光明日报“科学家论坛”，1981－1－16．
4．有机化学的任务与学习．化学通报，1987，（4）：66－67．
5．振兴中华，责无旁贷．北京盟讯，1983，（1）：5．
6．化学教育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化学教育，1989，（4）：5－7．
重视实验工作是其中心思想。为什么邢先生主动请缨要担任化学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且不知疲倦的在各种报刊上，在不同场合里鼓吹化学实验工作的重要性呢？邢先生自己并没有说明，我猜想与那个时候化学界出现的理论风有关。研究化学总是要靠化学实验而不能仅靠解波函数吧！理论固然重要，但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现象的能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邢先生正是担心由于某些化学名家的倡导而把化学教育这本经念歪了。现在看来，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日，一友人问我，何干？答曰：“正在写关于邢其毅先生的追思文章”。他说：“要写出真正的邢其毅。黄万里的‘花丝小语’中的鄄无忌就是以邢其毅为原型的！”黄万里何许人也？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因为反对在三门峡上拦黄河水建坝而被错划右派的人。友人的话触动我深思。检索1957年报章，关于党对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问题是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邢其毅认为，应该把制定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对科学工作的实际领导分别对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确定科学发展方向，只能由党和国家来做，而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法途径，要由科学技术人员去做。不管执行具体任务的人是不是党员，他只要遵照既定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不存在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划清范围，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当时强调的是党要领导一切，邢其毅的这番发言为他招来了大祸。据悉，大字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幸亏5月1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提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指示下达以后，救了傅鹰，也救了邢其毅。邢其毅虽免予右冠，但中右的帽子是少不了的。中右者，内部控制使用之谓也！由此，邢其毅也就当不了北大化学系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领导小组组长了，组长就由化学系1955年毕业留校的一位女教师担任。于是就发生了讲师领导教授、学生指挥老师的局面。现在大家认为不可思议，但在1958年却是平常之事。邢其毅正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明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研不对头，但却无力反对；另一方面，对接肽合成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他又必须负指导责任。这是一个艰难选择，也是始终埋在先生心中的一块疙瘩。幸亏此事在原北京大学总支书记文重临终前说清楚了。邢先生谅解了。邢先生夫妇还主动去探望了文重，此事终于有了了结。笔者本无意在此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借口邢其毅先生不是北大化学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组长而否定先生的学术领导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有祺先生说：“邢先生一生，真人真事”。可谓客观评价。在跟邢先生接触中，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洋溢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又闪耀着现代科学家理性的光芒，不慕荣华，甘居清流。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从抗战大后方昆明，再度沿着滇越铁路回到上海，再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片爱国情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放在邢先生身上很适合。还有一事给我印象很深，先生赴九秩寿筵不坐车，坚持跟大家一道爬过街天桥，而且不要人扶。我从这位90岁老人过天桥的过程中，看到他坚毅顽强、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形象在我的眼中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真正的邢其毅！

⑽ 华罗庚是怎么死的

华罗庚教授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在1985年6月12日逝世。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中科院院士、世界数学大师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数学大师，汉族，江苏太湖西北金坛县城镇人，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主要成就
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华罗庚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十部专著：《堆垒素数论》、《指数和的估价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数论导引》、《典型群》（与万哲先合著）、《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著）、《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与他人合著）、《优选学》及《计划经济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已列入20世纪数学的经典著作之列。 此外，还有学术论文150余篇，科普作品《优选法评华罗庚塑像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辑为《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文、匈文、日文、德文、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编辑本段]同行评价
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儿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华罗庚(图1) “华的存在比任何一位大数学家都更有其卓越的价值。” 美国数论学家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王元先生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比如我自己，就是在分析方面。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我没有元老他们这么幸运，能够成为华老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看来，没有成为华老正式的徒弟是一生的遗憾，“但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华老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 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编辑本段]生平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 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左腿残疾。 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华罗庚(图2) 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1954，1958，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奠基。
[编辑本段]荣誉
“中国数学之神”，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钱三强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华罗庚(图3) 数论大师，多复变函数论和矩阵几何的开拓者。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1954，1958，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开创中国数学学派，并带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如王元、陈景润、万哲先等等，不少已成为世界级的名家了。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编辑本段]妙联
一九五三年，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张钰哲、赵九章、朱冼等许多人。途中闲暇无事，华老题出上联一则：“三强韩、赵、魏，”求对下联。 在“对例”中，这是属于难对的一类。远在北宋时期，有人以“三光日月星”的上联求对，那时大文学家苏东坡以“四诗风雅颂”而解决了这个疑难。到了清代，有人赠送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对联一幅，打开一看只有上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几字，以此来刻画郑板桥的贡献，是再贴切也没有了，但下联确颇难对。后来郑板桥友人以“一官归去来”的下联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的“一官”有“归去来”的三重性，这就既解决了数字联的困难，又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典故，而推崇了郑氏与诗书画偕隐的突出性格，板桥友人的对法比苏东坡又前进了一步。华罗庚(图4) 但是华老提出的上联却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的“三强”说明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战国，却又隐语着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同志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隔了一会儿，华老见大家还无下联，便将自己的下联揭出：九章勾、股、弦。《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可是，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华老的妙对使满座为之倾倒，因为又开辟了数字联的新的“对例”。 华罗庚与陈景润“华罗庚确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光荣的名家，因为有这个名字，我们的国家才没有在国际理论科学界中被人遗忘；因为有这个名字，在一片荒芜的中国理论科学界中，才存在着一点可足欣慰的希望。” ■早年学习时期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他12岁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初一之后，便深深爱上了数学。一天，老师出了道“物不知其数”的算题。老师说，这是《孙子算经》中一道有名的算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23！”老师的话音刚落，华罗庚的答案就脱口而出。当时的华罗庚并未学过《孙子算经》，他是用如下妙法思考的：“三三数之剩二，七七数之剩二，余数都是二，此数可能是3×7+2=23，用5除之恰余3，所以23就是所求之数。”华罗庚不承认自己是天才。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回忆当时他刻苦自学的情景，他的姐姐华莲青说：“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华罗庚(图5) 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说：“那正是我应当接受教育的年月，但一个‘穷’字剥夺掉我的梦想：在西北风口上，擦着鼻涕，一双草鞋一支烟，一卷灯草一根针地为了活命而挣扎。”顽强地自学到18岁。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其实华罗庚读初中时，一度功课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时在金坛中学任教的华罗庚的数学老师，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王维克（1900年出生，金坛人）发现华罗庚虽贪玩，但思维敏捷，数学习题往往改了又改，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别致。一次，金坛中学的老师感叹学校“差生”多，没有“人才”时，王维克道：“不见得吧，依我看，华罗庚同学就是一个!”“华罗庚？”一位老师笑道：“你看看他那两个像蟹爬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王维克有些激动地说：“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才能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一双眼睛，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在19岁那年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他问周围的人说：“这个华罗庚是谁？”，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华罗庚这个人。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啊！应该请他到清华来。”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日文、匈牙利和中文版（华罗庚本要因这本书获“斯大林奖”，可斯大林去世了）。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 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晚年大家时期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卓越的成就和无可比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和科学工作者，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科学之神。
华罗庚体会道：“理论和实践本来是认识论的一个命题，只有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中的难题，而实际问题的解决，又能使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提高。”华罗庚排除万难，顶着讥讽去搞从“数学家们的理论数学”到“人民大众的百万人的应用数学”的演绎工程，绝非是“江郎才尽”，其目的也绝非仅仅在于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毛泽东同志信中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已成为他的信条和天职——“不为个人为人民，主席教导记心底。”
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一向可好啊？
三、1936年夏，25岁的华罗庚被派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华罗庚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后义愤填膺，他毅然放弃了在英国深造的机会，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回到了祖国，并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去执教。于是，一家四口久别重逢，开始再次团圆。 由于华罗庚工作极忙，无暇给子女以更多的关心和教育，于是这一重任又落在了吴筱之的肩上。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罗庚精神振奋，报国之心愈烈。同时，各项工作也更加繁忙起来。吴筱元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他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元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他们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吴筱元品格高尚，正如王元先生所言，她在数学界是很受到尊重的。人们亲切的称呼她“华师母”。
[编辑本段]华罗庚的老师
熊庆来，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1893～1969，字迪之，云南人。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函熊庆来数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被国际上采用并称作熊氏无穷数。熊庆来先生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于培养中国的科学人才相当的热心。早年他在东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相当有才华，便经常指导他读书、研究，后来还和另一位教过刘光的教授一起资助他出国留学深造，甚至是卖掉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寄钱。后来这个刘光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后来熊庆来先生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学术杂志上看到 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请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才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70多高龄半身不遂的时候，还抱病指导两个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他们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最年轻数学家． 熊庆来，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1931年再次赴法学习，专攻函数论，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回国，仍在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他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当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发现了华罗庚的名字，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方面的才华后，毅然打破常规，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在他的培育下，华罗庚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徐宝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他的学生。在60年代，他已70多岁，还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熊庆来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
[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先生神采飞扬地讲完他的故事，再次叮嘱我：“‘数论’有大用！”我却慌忙“忠告”先生：“您可千万别再给人讲这件事了，那又会被人‘抓辫子’的！” 我讲这些话给先生，就像一个饱经事故的老头子。先生似乎觉得有些意外，望着我苦笑了一下，轻轻地说：“谢谢你提醒我，多个心眼好。”其实，我是在挨整之后心有余悸，才长了心眼儿，更担心先生再被陷害，才故作胸有城府状。如今想起，实在好笑。“文革”中，北大的人闹派性、打派仗，以“反聂”与“保聂”分成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我被班里的反聂同学推举为“首领”。后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可言，都是被人操纵，挑动，演出火爆闹剧而不自知！当反聂一派式微，受到批判斗争而分崩瓦解的时候，昨天还是我的“部下”的人，今天不仅公开声明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还要贴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发”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年头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的罪名了。“罪名”却没有成立，因为所提供的证据连对立派也不屑一顾：那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曾不经意地说，觉得她的妈妈长得有几分像毛主席。明知这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同班同派同学却硬是把它“揭发”出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编织出来一个大罪名。 先生听了我的故事，惊讶地说：“天哪！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你这也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先生是经过暴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见我口口声声称“被小人陷害”，便笑着开导我说：“不是也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吗？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做，自己的日子就变得好过了。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耿耿于怀。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值得摆在心里的，莫要虚度光阴，你今后为国家出力靠的是本领，你读的数学有大用啊！” 先生一向君子风范，坦荡磊落，从不设防。我看过那些攻击他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他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文革”过后，所有加在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全部推倒。先生大度雍容，宽宥了所有诬陷伤害过他的人。对那些登门忏悔道歉的门生，他非但不计前嫌，反而大加劝慰。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话：“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但人的胸怀可以比天空更宽广。”学先生的学问，“难！学先生的雅量，也难。 ”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恩师次年6月12日逝世，那是应邀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那天，先生站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的讲台上，向日本的数学家演讲《理论数学及其应用》。在演讲完成的那一刻，他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撒手人寰，犹如战士捐躯沙场，可谓死得其所，慷慨悲壮。先生完满成功地走完了他光彩夺目的人生历程，没有遗憾，也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