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

⑴ 著名学者政治学家高放去世享年多少岁

5月30日从高放先生学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处获悉，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因病于2018年5月30日13时26分去世，享年91岁。

1993年以来，9本《高放文集》先后出版，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等。

此外，高放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还曾兼任《理论探讨》、《理论参考》、《新视野》、《天津市委党校学报》顾问和《社会科学研究》编委。高放曾撰写、主编、参与编写论著45部，个人成果约500万字。

⑵ 高放的国籍

福州市 作者简介高放，福建长乐人，1927年生于福州市，1946年福州英华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肄业，1948年为解放区华北大学研究生。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1年由国务院授职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⑶ 请问“以人为本”的具体涵义是指什么谢谢

所谓以人为本，其基本含义简要说就是：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

我们需要围绕这种基本含义，进一步从哲学上深入挖掘以人为本的具体内涵。以人为本是一个关系概念。人主要处在四层基本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层面的关系中具体解读以人为本的完整内涵。

第一，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具有良性的循环能力。

对同时代的人来讲，当代中国发展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在优美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虽然由于客观条件及文化的差异，各地区的人在发展目标的追求上不尽相同，但一些基本要求还是共同的，如优美的生态环境、心情舒畅的工作、健康的身心、享有有效的人权民主平等、具有受教育的机会等。只有在上述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才算达到了较高的生活质量。

对代际之间来讲，应保持生态环境具有良性的循环能力，主要包括：（1）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这要求我们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能力与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2）建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要建立有效的能源和资源消费模式，要认识到我们观念上的误区及其根源，改进旧的传统观念和消费模式，特别是要创造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视野，确立一种新的生态环境观念，落实到行动上，就要通过绿色消费行动，使消费者有意识地选择对环境保护有益的商品，来引导企业提供这样的商品。

第二，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以人为本就是既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积极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人是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物质财富极端匮乏的年代，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必然的、合理的。然而，当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而人的发展问题凸显出来之后，如果“只见物不见人”，不去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就会付出沉重代价。这就需要从以物为本的发展逐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发展，为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物质基础。在当代中国，提出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物为本而言的，是对过去只追求经济增长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的超越。

人又是一切活动的手段。因而，以人为本又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依靠人，要求人在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首先要创造成果，人要凭其能力为社会多做贡献。为此，就必须为劳动者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反对不劳而获和坐享其成。

第三，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就是强调公正，不断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发展，既要尊重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也要尊重精英群体的能力和贡献，为他们进一步创业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

以人为本蕴涵的社会公正原则，在当前特别要求尊重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由此，它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贫困群体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更要尊重他们的人权，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为他们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大多数人在社会转型中丧失利益且得不到有效帮助，改革不仅难以继续下去，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一个社会和谐不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取决于精英群体对待贫困群体的态度。所以，贫困群体更应受到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要让贫困群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以人为本蕴涵的社会公正原则，也要求尊重社会精英群体的独创个性、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这里的精英群体，主要指靠能力、业绩而在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群体。社会精英群体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坚持以人为本，也应该尊重精英群体的创新能力和业绩贡献，应为他们进一步创业提供良好的人际环境，使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社会精英人才的创新能力与贡献。

第四，在人和组织的关系上，就是各级组织既要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又要努力做到使人们各得其所。

针对组织对人的过度控制，以人为本体现为对人的解放和开发。如果仅把人看作成本，就容易把劳动者当做物，而不是当做人，就会漠视人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就容易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不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如果把人当做组织的主体与目的，那就意味着要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为每个人潜能和能力的发挥提供相对平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使人各尽其能。这里着重强调尊重人的能力问题。一般来讲，人们不仅要求能够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而且要求能够充分接受教育，能够具有足够的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能够自我实现。人的发展的这种特征，意味着要注重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和运用，并把人的能力作为基本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开始关注人类发展，并强调把人的能力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这对我国来讲，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当人凭其能力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就必然要求社会给予应有的回报。这种回报是对人的能力和贡献的尊重和肯定，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体现。由此，社会应尽力让每个人能各得其所，对每个人的能力和贡献给予应有的尊重。

以人为本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

要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必须澄清一种模糊认识，即认为以人为本就是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讲，有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以人为本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把人的生存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纳入其中，既强调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又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以人为本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及其缺陷。从逻辑上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界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人又以主体的姿态面对自然，要认识、改造自然。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到了近代，出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伴随着科技理性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发生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得以充分体现，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人们真的成了自然界的主人。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弘扬，对主体的赞美，使得人类只承认人的价值，而轻视人以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如果说自然有价值，也仅仅是作为工具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对立的两极，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

在这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人们通过改造自然，获得财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同时，却由于人类疯狂地向自然索取，从而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严重威胁到了人的生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也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面对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上述缺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就把这种只关心人自身的存在和利益，把其他自然物仅仅作为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占有物来对待的观点，称为“狭隘人类中心主义”。他们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主张应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主张人类应放弃一切干涉、破坏生态系统的技术、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和平共处。这实际上主张的是一种相对人类中心主义。

以人为本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在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以人为本是将人的生存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纳入其中的。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认识和利用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这应是一种合理的生存活动。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把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一一提供完备，因此，人类要不断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正是在同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才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而且也通过不断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而发展自己。但在人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如果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从而也会造成人类生存危机。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以人为本，是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首先，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改造自然界，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生活资料的活动，是合理的、应该肯定的生存活动，人要不断提高自己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其次，人在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同时，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人区别动物之所在。就是说，人类能够超脱自身需要的狭隘束缚，而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出发，去进行促进自然万物共存共荣共进的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平衡许可的范围内，或者说，可以坚持以人类为中心，但不能以牺牲人以外的价值为代价。只有当人类尊重人以外的价值时，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中心。这就是以人为本与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区别。

以人为本与公民社会、政府管理职能转变
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臣民社会，这一社会的特征就是臣对君、民对官的服从与依附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往往是以权力为本或以官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由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就是人和人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独立人格、机会和规则的社会。在这一社会，法治高于人治，权利大于权力，法理高于人情，自主高于依附，公权高于特权，治理高于管制，能力因素高于非能力因素，非权力因素高于权力因素，民本高于官本。显然，这种公民社会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

建立公民社会需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即从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在实现以人为本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政府较注重对人的管制，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管制型政府。这种管制型政府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理念支撑，就是“官本位”。在管制型政府的框架内，难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从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对这种政府可以做这样理解：首先，个人的政治权利、独立人格、主体性以及民意能受到政府的保障。其次，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一种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与平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这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身份制、等级制、劳动管理体制和户籍制，以及不同单位和不同行业之间缺乏的合理流动机制，是影响以人为本实现的体制障碍。市场经济自身也在要求社会转型，即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这样的社会要求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如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等，其目的就在于把被束缚的、依附的和狭隘的“单位的人”变成开放的、独立的和靠能力素质立足的“社会的人”，并给人以相对平等的权利、人格、机会和规则。这种人的解放，不仅可以克服人的自身局限、地域局限、职业局限和社会关系局限，还可以促进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和世界的广泛交往与交流，并在这种交往和交流中，充分学习和利用社会的发展成果来发展自己的能力。最后，在政府的政治生活中，人们政治行为的理性自觉程度较高，多数人遵循法大于权、理大于“情”的原则，注重使自己的政治行为受法治、制度和程序约束，限制公共权力运行中的随意性。显然，在这种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以人为本的地位得到了应有体现。

⑷ 高放的介绍

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一级教授。

⑸ 以人为本啥意思，谢谢

“以人为本”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撰文指出：“以人为本”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这是说的“人”并非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这里说的“本”，是本位、本体、本义，或曰根本、原本、国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各级党政领导人和全体干部，时时、处处、事事都要想到并且做到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组织人、提高人、关爱人、服务人、造福人、解放人、发展人。“以人为本”，这最简明的四个字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实践活动的精髓。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⑹ 有没有这样一篇文章

[原创]更要记住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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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懂得教训的价值。因此，中国的历朝历代很讲究修史，功过得失，或褒或贬，或颂或叹。这才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史书。
经验多与成功关联，人们便往往津津乐道洋洋洒洒；教训乃是“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认识”，比起说经验就难得多。谈教训之难首先难在承认“错误和失败”，这可关系到“形象工程”问题，就有个让不让说敢不敢说的问题。司马光用19年编纂《资治通鉴》294卷，上起周武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编到后周显德6年便戛然而止。因为第二年就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夺了人家孤儿寡母的政权。司马光定然是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当今”的脸色，便生出冷飕飕的恐惧，一旦被认做“抹黑”，是要人头落地的。所以古代史家便大多论古不说今，而把当今事留给远离那个年代的后人去评说。
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是需要胸怀和勇气的。所以，谈教训便往往是谈前人易，说今人难；谈别人易，说自己难。难在当局者迷，难在要否定自我。“大跃进”、“人民公社”弄得民不聊生，路有饿殍。1959年卢山会议刚要接受教训反“左”，结果因为彭大将军讲了些“错误和失败”的真话，立马风向突变，彭大将军从此被打入“冷宫”，国家则在“左”道上加速滑行，终致发生最疯狂的“文革”。这是血的教训。邓小平同志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打破两个“凡是”，正是吸取了“错误和失败”的惨痛教训，以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拨正航向，引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走上富裕之路。
今天，恶梦已经过去，我们正在享受明媚的春天。然而，诸多社会丑恶现象又不得不让人深思：一朝权在手，贪财又贪色，腐败蔓延，什么事都敢干，是不是林彪“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毒素未尽；对见于报端屡禁不止的技法违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是不是文革时代无法无天的阴魂未散；风行于世泡沫数字、吹牛政绩，是不是“大跃进”浮夸风依旧在吹拂，等等。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呼吁，要给文革“一个全面而合理的解释”，就是要深刻认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这段历史，才能把道路看得更清楚，步子走得更稳健。如果说承认“错误和失败”是自信的表现，那么，深刻认识“错误和失败”更是睿智的选择。
通往罗马的道路是不会平坦而笔直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没有不犯错误，不遭遇失败的。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吸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盲目性的教训，摸着石头探路过河，减少或避免再犯大错误。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不是每走一段路就得吃一“堑”，智者应该是吃的“堑”最少，受的伤害最轻；不仅自己吃了“堑”该长智，而且能从别人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长智。苏共败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著文谈其教训，认为斯大林“搞了极权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吸取教训，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红旗举得更高。
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吸取教训不断前进的历史。人们可以模糊甚至无视教训，但是教训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教训人类的。有“续貂”诗以为“狗尾”：经验诚可贵，教训价更高。若为人民故，心胸当阔浩。

⑺ 民主集中制是在什么生活中中的应用

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它的实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引起争论、事关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指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已经先后有了四种主要的解读，这就是列宁、《苏联大网络全书》和我国两位学者的不同解读。本文对四种解读作了扼要精当的介绍，并进行简要的评说分析，说明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从民主制和集中制派生出来的，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在革命斗争时期，这其中的集中制起决定作用，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只能是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新的变化，进入新的形态，即在革命胜利后，它是一种其中的民主制大于其中的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的形态，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必然归位于民主制。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
时间：2010/05/25 出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内容摘要〕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它的实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引起争论、事关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指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已经先后有了四种主要的解读，这就是列宁、《苏联大网络全书》和我国两位学者的不同解读。本文对四种解读作了扼要精当的介绍，并进行简要的评说分析，说明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是从民主制和集中制派生出来的，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的结合，在革命斗争时期，这其中的集中制起决定作用，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只能是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新的变化，进入新的形态，即在革命胜利后，它是一种其中的民主制大于其中的集中制并将最终完全复归于民主制的形态，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必然归位于民主制。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集中制;民主制;实质

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从这个概念的字面上便很容易地让人知道，它既包含着民主，也包含着集中，既包含着民主的过程，也包含着集中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它既包含着民主制，也包含着集中制，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结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既讲了民主、民主制，又讲了集中、集中制，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其中的民主和集中、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更进一步地会问道，民主和集中、民主制和集中制二者孰轻孰重，究竟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引起争论、事关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四种不同的解读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已经先后有了四种主要的不同解读。现分别列举并略加说明如下：

第一种，民主集中制就是在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中加入民主制部分;但其中的集中制是主要部分，民主制是次要部分，因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集中制。这个观点是在分析作为民主集中制的首创者列宁的有关论述后得出来的，因而可以说是列宁的观点。

由于19世纪初俄国是专制制度国家，列宁建党时只能采取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但在1905年俄国发生了革命，迫使沙皇在宪政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开始允许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组党的自由，12月，列宁主持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决定充分利用这样的政治局面，从原来主张的集中制原则转向“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①]。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②]4月召开了党的四大，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第一次写入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③]

俄国虽在政治民主方面有所松动，但其专制性质并没有根本变化。因此，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规定。根据《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党的组织原则”[④]一节的论述，主要有以下5项：(1)民主集中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它的民主原则，而在别的范围有困难，并不可能取代其他范围的集中制;(2)要把党的秘密机关和公开机关区别开来，秘密机关不可能实行民主原则，也只能实行集中制;(3)在某些层级可以进行选举，即不是在全部的各级组织都实行选举，这些选举只是一些小范围的选举，如二级选举或者对选出的机构进行增补等等;(4)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秘密核心;(5)开展公开的社会活动(出版、集会、结社、工会活动等)时，以不能危害党组织的秘密性、完整性为准则。

当然，这些规定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列宁对民主集中制实质有清楚的论述。但通过对这5项规定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得知，民主集中制乃是指在一些具备了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必须运用民主制的方法手段开展党的活动，如进行选举、召开会议、作工作报告等，而对于党的其他相当大的范围而言，仍然只能实行集中制。这就是说，列宁创建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对原来完全集中制的一种修正，是在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中加入民主制部分。不过，两相比较，实行民主制的范围较小、层次较低，民主制在党内处于从属的地位;而集中制的范围较大、层次较高，是其主要部分，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因而，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以集中制为主体的。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部分，虽然民主制部分较小，但它与集中制的关系不是孤立存在、彼此隔绝、互不影响的，恰恰相反，其中的民主制会对集中制产生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党内决策方面。由于在党内一些基层组织实行民主，会使实施集权专断的领导者听到不同的议论，择善而行，从而在实行集中制时不至于偏离正确、理性的轨道。

第二种，民主集中制就是由集中制和民主制两个部分组成，是集中制和民主制共处于一个整体，因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制与民主制的结合。这个观点一直是苏联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理论界所一贯主张的观点。

以斯大林时代出版的《苏联大网络全书》为例，该书编写的“民主集中制”条目指出：“苏联共产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⑤]在这里，明确地把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解读为民主制和集中制两个部分的相加和结合。

那么，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制呢?该条目指出：“党有统一的党纲和党章，有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则有中央委员会;地方组织服从中央，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少数服从多数;党实现着一切党员与党组织都必须同样遵守的牢不可破的自觉纪律。”[⑥]这些解释说明，集中制就是党员、少数、下级对组织、多数、上级直至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服从，对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服从，对纪律的遵守。什么又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制呢?该条目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制，表现于各级党领导机关的选举制和报告制及其工作中的合议制，表现于一切共产党员之参加党组织的生活，表现于基层党组织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党积极分子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定期举行，同时也表现于批评与自我批砰的开展及与群众的联系。”[⑦]这些解释说明，民主制就是各级组织选举制、各种会议制、工作报告制等，体现了党内平等、协商和民主的精神。

《苏联大网络全书》中的“民主集中制”条目认为，1952年苏共十九大拟定的《党章》根据1934年十七大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的表述，进一步明确地作出四个方面的规定：“(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由最低的到最高的，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向自己党的组织定期作工作报告;(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⑧]根据以上对集中制和民主制内涵的解释，这四条规定前两条属于民主制，后两条属于集中制。

《苏联大网络全书》就是这样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是由集中制和民主制构成的，以及实行集中制和民主制有着各自明确的内容。它显然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顺序上还更突出了集中制，首先来论述集中制，然后再论述民主制。它也强调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的集中制跟党内民主制有着有机的联系”[⑨]，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其民主制是具有集中结果的民主制。

第三种，民主集中制就是把民主制与集中制本来是两种对立、互相排斥的组织原则结合在一起，但在实践中各有侧重，总的说应侧重于民主制，因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提出来的观点。

1988年和1989年，高放先生先后发表了《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实质》(载《网络知识》1988年第7期)和《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历史经验》(载《党建文汇》1989年第6、7期)这两篇论文，以后全文收入高放文集《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高先生认为，“在19世纪时民主制与集中制本来是两种对立、互相排斥的组织原则，到1905以后才形成为统一的原则。这两种对立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要区别情况各有侧重。一般说来，在地下秘密斗争和革命战争环境中要强调集中制，在合法斗争中尤其是在成为执政党后的和平环境中则要强调民主制;社会主义建设越向前发展，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程度也要越高。”因此，我们要认清，“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和核心是民主制，而不是集中制。”[⑩]

高先生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实践的分析出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首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现在流行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不对的，根本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提法，是苏联理论界“把后人的理解附加在马克思头上。”[11]马克思恩格斯阐明，民主制和集中制是对立的，民主制实行民主平等，集中制搞密谋专制。民主制强调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集中制则强调各级领导人的权力;民主制强调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集中制则强调权力中心在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委，并且实际上凌驾于各级代表大会之上。民主制使党员在党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权、监督权，还有参与党的决策的建议权、讨论权;集中制则使党的领导人独揽大权，号令一切，甚至还有指定他的接班人的权力。因此，共产党只能采用和实行民主制。

高先生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特殊条件下提出来的，是一个把“水”与“火”结合起来的创新。列宁在俄国建党时，遇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建党时不同的情况。在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是合法存在的、公开活动的。列宁在俄国建党则是在沙皇专制制度迫害之下，只能建立秘密的、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在这种环境下，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年建格斯的民主制原则是行不通的。所以，从1899年到1904年列宁只讲集中制。后来，列宁从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中多少感到自己的提法有不全面、不周密之处，所以在1905年以后在集中制前加上“民主的”这个词，以示自己讲的集中制不是专断的集中制。但是他强调的中心还是集中制。 “民主的”这个形容词、限制词，中文翻译时把“的”字省略，叫民主集中制。按原意应是“民主的集中制”[12]。

高先生认为，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后来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政党活动可以公开了，列宁回国后马上就强调发扬党内民主：重新选举党的各级领导人，强调中央向全党报告工作。十月革命后党成为执政党，列宁就更加强调党内民主了，实际上转向了民主制。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也根据列宁的运用和发展，应该说，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不应该是民主制加集中制。集中是从属于民主的，是民主制本身的要求。”[13]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

第四种，民主集中制就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和以多数服从少数为基础的专制集中制或者官僚集中制的对立，因而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先生提出来的观点。

王贵秀先生于1995年出版《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一书。作为研究民主集中制的专著，王贵秀先生对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关系、民主集中制的形成、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实质等诸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王先生首先划清了民主集中制与民主的区别，指出民主集中制和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属于组织范畴。它无论适用于国家政体即政权构成形式，还是适用于政党，抑或适用于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是作为组织原则出现的。而民主则与此不同。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是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组织范畴。不论是在国体意义上，就‘阶级统治’来说，还是在政体意义上，就‘少数服从多数’来说，民主都是作为政治原则、政治范畴来使用的。”[14]民主是这样，民主制也是这样。

王先生指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各种组织所实行的组织原则，不管有多少具体形式和名目，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概括起来都不外乎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以多数服从少数为基础的专制集中制或者官僚集中制;一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15]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和专制集中制这两种组织原则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其共性在于它们都要求组织成员的意志和行动的集中统一，都要求对统一意志的某种服从，因而都同于‘集中制’这个范畴。换句话说，‘集中(制)’是一切组织的通则。”[16]

王先生认为，虽然世界上只有一个集中制的组织通则，但是，集中制在现实中总是具体的，是有民主集中制和专制集中制之分的。“民主集中制和专制集中制的分野和界限，最根本的恰恰也就在于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内在基础还是以‘多数服从少数’为基础。换句话说，少数服从多数正是民主集中制区别于专制集中制的最根本之点。”[17]因此，民主集中制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也可以说是民主的集中制。

⑻ 中国目前对共产主义研究最深的教授是谁

请查阅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的论著。

⑼ 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

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1899年传入中国说，1899年刊发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

还有一种是1902年传入中国说，1902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马克思（麦喀士）介绍给中国人。

(9)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扩展阅读：

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

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先在《万国公报》分期刊发，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

⑽ 如何认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消灭基于阶级分化之上的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性的完全复归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之所以是人类进步的不竭的思想源泉，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成为人类进步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源泉，其基本原因就在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最高价值和根本命题。衡量一种理论和实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必须看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

(1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扩展阅读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