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王道成教授

Ⅰ 王道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王道成， 男，汉族。1933年4月生，四川省高县人。中共党员。1955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56年1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新闻系、语言文学系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和研究。1963年，晋升讲师。1972年，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事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晋升副教授。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
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1990年，晋升教授。1993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学术顾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第二版）专家编委，《世界名人录》特约顾问编委，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军级领导干部在职研究生班主导师。 他的论著在学术界和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为了表彰他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其传略先后收入《中国当代教育专家名典》、《中外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等多种典籍。

Ⅱ 圆明园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圆明园被称为中国“万园之园”。据统计，当年的文物数量不会少于150万件，可以说哪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园林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4万多平方米。其中的珍贵文物是数不胜数，如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圆明园四时全景图》等等。

（以上图片拍摄于北京圆明园遗址）

Ⅲ 中国有必要重建圆明园么

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Ⅳ 圆明园皇家庙会的争议

2010年首届还将以“走进圆明园,体验皇家生活”为主题。消息出来后,立即引发了争议。
民俗学家赵书说，圆明园皇家庙会历史悠久，尤其是乾隆年间，皇帝在园内除了宴赏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臣外，还要举办灯戏、摔跤、马术、杂技、火戏表演等各种活动。如今的圆明园是公共场所，在此举办皇家庙会并没有什么不妥。
媒体评论员张彬认为，圆明园走了一条探索文物保护的新路。商业资源是文物古迹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资源。长期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事业饱受资金匮乏等问题的困扰。很多文物古迹往往采取提高票价的方式来达到收支平衡，却忽略了文物景点潜在的商业价值。在圆明园举办皇家庙会，可以吸引更多人前去参观，一方面可以增加园区收入，让文物保护更有“底气”，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大圆明园的社会教育功能。
圆明园皇家庙会也遭到了不少专家的反对。民俗专家刘锡诚认为，在圆明园办庙会要慎重，需要进行充分论证。“圆明园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是庙会举办地，我不赞成什么地方都办庙会。”刘锡诚对记者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说，圆明园遗址深深烙刻着“国耻”二字，办皇家庙会太不适合。庙会是民间的活动，圆明园历史上也没有庙会，只有“买卖街”，但与民间庙会迥异。所谓“皇家庙会”，纯属一种子虚乌有的噱头。这些活动不应在遗址公园里开展。“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之地，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应该保持应有的肃穆。听说庙会期间每天都会有演员扮演的‘皇帝’率领文武大臣沿街进行巡视，这与圆明园遗址的整个氛围不相符。”王道成说。
散文作家韩小蕙认为，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提起圆明园，人们就会想到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蹂躏。如今，商业行为无孔不入，文化和历史在利益、金钱面前一再后退。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应该有历史和文化底线。在一个曾经承载着奇耻大辱、痛苦记忆的地方，办吃喝玩乐的庙会，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会怎么想？
学者杜献洲表示，开发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有所顾忌。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哪些地方只能很好地保护，需要区别对待。即使进行开发，也要仔细分析文物古迹的文化内涵和其承载的历史信息，不能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发。“不是每个文物古迹都能拿来赚钱。”杜献洲说。

Ⅳ 李莲英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李莲英的墓地在呢
李莲英（1848年11月12日－1911年3月4日），河北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人，咸丰七年（1857年）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是晚清一个著名的太监。李莲英在清官长达五十二年，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贴身太监，也是有清一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员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大宦官。

宣统三年（1911年），李莲英因病而死，后葬于太监墓地北京阜成门外思济庄。 李莲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清朝太监李莲英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李连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连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李莲英墓中的宝藏去哪了
李莲英在建坟时耗资巨大，不惜任何代价，动员数千民工。从周围百里外村庄收买了大量鸡蛋，完全要蛋白不要蛋黄，用蛋白拌石灰，江米粥灌浆，修筑整个坟茔。有人曾对李莲英的“鸡蛋坟”吟诗一首：“马鬣封头鸡卵坟，黎民血泪染石灰。可叹莲公达显宦，焉与三宝共争辉？”诗中的“三宝”指的就是“三宝太监”郑和。都传说北京有座郑和衣冠冢，李莲英对郑和无限崇仰，每年清明节都要到郑和的墓前朝拜。李莲英生前安排埋葬此处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郑和齐名后世。

1966年，李莲英的坟墓被“造反派”们发现砸开，在墓中发现了许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其中的一颗钻石帽饰，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戴的那颗还大，另外还有三件宝物：汉朝的青玉土浸剑、满黄浸玉镯，宋代的青玉褐浸环，都堪称无价。但令人吃惊且奇怪的是棺椁里只有一颗腐烂干净的骷髅头！头部以下的被子里空空荡荡，连一节小骨头也没有！李莲英的躯干去了哪里，至今仍是一个谜。李莲英死后，民间还曾经传说，其家人在李莲英入葬后，为他安装了一个木质的生殖器，此说广为流传，但是真是假，也随着李莲英身体的不见踪影而永远得不到答案了，李莲英墓的谜团更为离奇。
李莲英死因之谜 为何墓中身首异处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另类说法 李莲英死因的种种传说 在民间，关于李莲英之死有多种说法。有传说，他死于革命党之手。因为李莲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时期。此外，有传言说李莲英被宫中的仇敌所害，也有人说他被杀死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 但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说，祖父死于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专家怀疑了这种解释，因为按1911年3月4日来讲，正是初春季节，这个季节得痢疾让人费解。 对于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言，虽然都没有找到李莲英被杀的直接证据，但专家认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以及散布于民间的传闻，以至李莲英后人言语中的破绽，都已经暗示了李莲英之死的种种蹊跷。
最后一个太监李莲英之墓究竟在哪
李莲英的目的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不过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Ⅵ 李莲英死于何时葬在何处

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李莲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佟洵，女，1945年6月生， 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院历史系。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另类说法

李莲英死因的种种传说
在民间，关于李莲英之死有多种说法。有传说，他死于革命党之手。因为李莲英正好死在辛亥革命时期。此外，有传言说李莲英被宫中的仇敌所害，也有人说他被杀死在去山东讨债的路上。
但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乐正说，祖父死于痢疾，得病三四天就突然死亡。但有专家怀疑了这种解释，因为按1911年3月4日来讲，正是初春季节，这个季节得痢疾让人费解。
对于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言，虽然都没有找到李莲英被杀的直接证据，但专家认为，那些史料中模糊的记载，以及散布于民间的传闻，以至李莲英后人言语中的破绽，都已经暗示了李莲英之死的种种蹊跷。

Ⅶ 清朝的大太监李莲英的死亡之谜，他为什么会身首异处

从1984年开始，佟洵展开了对李莲英死因的调查。她发现，据现存史料记载，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这无疑与李莲英棺木中的景象是矛盾的。

偶然的一次，佟洵发现了史料中的一个疑点，随后她又相继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终于，佟洵做出了一个令社会哗然的推断，李莲英是被人害死的。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争论声不绝于耳……

史料记载，李莲英的死因不明

1984年7月的一天，一名中年女性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档案。这位女士名叫佟洵，她正着手准备毕业论文,选择的人物是清朝太监李莲英。

对于李莲英离开皇宫之后的生活状况，种种史料都有着几乎雷同的记载。那就是李莲英因病而终，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但问题却在于，假
如李莲英果真是寿终正寝，又该如何解释其墓中身首异处的现实呢？

一天，当佟洵又一次读到李莲英的墓志铭时，发现其中一处模棱两可的表述：他的墓志铭用了一个陨字，陨就是死了的意思，但没有病死的含义。此外，佟洵还发现，虽然相关史料中都提到李莲英是因病而终，但对他的病因却只字未提。

1985年，佟洵发表文章《李莲英死因之谜》。文章中，不仅首次披露了1966年挖掘李莲英之墓的全过程，以及李莲英身首异处的真相，更提出了李莲英死于非命的观点。但在学界，却有不同的声音。唐益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这些年来，他几乎翻阅了全部的清代太监档案。对于李莲英究竟是否死于非命，他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评断，但他认为，在那些流传于民间的种种说法中，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在唐益年眼中，机警圆滑的李莲英绝不可能是被宫中仇敌所杀。唐益年认为，在清朝开国之初，顺治皇帝就立了一个铁牌，规定了太监不许干预朝政，所以李莲英根本不可能参与朝廷内的党派之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得罪了革命党人，等他临死出宫时，对于政事更没影响了，所以杀他没任何意义。同时唐益年还认为，李莲英被悍匪杀死于讨债路上的故事更是杜撰。无论是李莲英的财富地位，还是他离宫后岁过甲子的年龄，都不可能亲自出门讨要债务。

研究员称，李莲英被杀于后海

争论没有结果，新的声音却再次出现。1990年，《纵横》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的文章。这篇文章出自北京文史研究馆已故研究员颜仪民。他在文中不仅肯定了李莲英被人杀害，而且详细描述了李莲英被杀的细节：李莲英在出宫后，一直住在护国寺棉花胡同的一所自家宅院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天，李莲英突然接到一张请帖，发帖之人是清末第一号实权人物，袁世凯的红人，九门提督———江朝宗。请帖中说，要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饭。面对这张非同一般的请帖，李莲英犹豫不定。权衡半天，李莲英最后决定：准时赴宴。不过，他万万没料到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暗算。事后，其家人在后海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身躯却不知下落。

文中，作者字里行间中提到的两个人难逃干系，一位是请客人———江朝宗，另外一位则是太监小德张。小德张，清末又一位名噪一时的太监。因为得到隆裕皇太后宠爱，成为二品太监总管。颜仪民文中多次强调：小德张是李莲英的死敌。

文章刊登后，李莲英被杀于后海的说法开始流行。但更大的争论也应声而起。有专家认为故事的细节不合逻辑，因为按古代来说，行刺都是提着脑袋走，没有留下脑袋扛着身子走的，而且唐益年再次以史料为据，首先排除了江朝宗的嫌疑。“江朝宗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任陕西汉中镇总兵，一直到民国二年（1912年）才从陕西回到北京，担任北洋政府的北京卫戍司令，李莲英死在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江朝宗还远在几千里之外当总兵，怎么去杀李莲英呢？”

同时，唐益年也对文中所讲的，小德张是李莲英死敌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小德张比李莲英小很多，他是在李莲英出宫后，隆裕皇后当上太后时才慢慢得势，而且小德张从入宫一直到他出宫，从来没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所以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利害冲突。”

争论不休，李莲英之死谜底未解

王道成，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颜仪民的讲述也表示了异议。依照档案记载，江朝宗当时并不在京，那么李莲英是与江朝宗吃饭之后被杀的说法，就有了明显疑点。但是，颜仪民却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这一切他是亲耳听江朝宗之子江宝仓讲述的。

颜仪民满姓叶赫颜扎，他在文中称，其家族也曾是清王朝时期的大户人家，其叔父毓贤曾为山东巡抚，而父亲毓泰曾经就是江朝宗的机要秘书。颜仪民说，正是两家这样的渊源，他和江朝宗的儿子江宝仓成为了忘年交。而江宝仓对李莲英被害一事毫无顾忌，不仅向颜仪民讲述了后海的事发经过，甚至泄露了其中隐情：“李莲英被杀后，次日一大早，李莲英的弟弟就跑到江府来禀报，江朝宗当时还故作镇静。”

颜仪民认为，江朝宗这种明知故问的态度，完全说明了他与李莲英在后海被杀有关。然而，这个证据也遇到了质疑。为了说明小德张和李莲英素有嫌怨，颜仪民在文中说，小德张曾奏请隆裕太后下令查办李莲英的财产。

但王道成认为，“李莲英已经退休了，退休后他为什么还把300万两银子放在宫里？据《老太监的回忆》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后，李莲英就把他收藏在宫里的80万两金条抬到了住处，另外的亲属有100多人，他把财产按亲疏关系都分给他们，那么那些太监们怎么可能再来打他的主意？”

这处例证也许有失严谨，那么是否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由于颜仪民先生已于2003年时故去，所以已经无法听到他亲口讲述曾经的所见所闻，而94年前，发生在后海那惊险一幕的真实性，也只能等待继续考证。

从1985年佟洵发表《李莲英死因之谜》至今，整整20年间，关于李莲英死因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多年后，李莲英之死的谜底或许有全部揭开的一天。

Ⅷ 邯郸的建城史

邯郸建城史已逾3000年（中华文物）

本报讯 根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先生的建议，受邯郸市人民政府委托，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组织专家组，于近日在邯郸市召开学术讨论会，对邯郸建城年代进行研讨、论证。会议认为：邯郸建城史已逾3000年。
会议主席由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编辑委员会执行主编罗亚蒙先生担任，出席会议的各学科专家有：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先生，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孟世凯先生，古园林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道成先生，城市历史地理专家、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教授李健超先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末断代专家、西北大学博物馆馆长周晓陆先生，考古专家、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先生，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河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沈长云先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孙继民先生，河北省文物专家组成员、邯郸市博物馆馆长郝良真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先生会前通过电话表述了邯郸在商末可能已有城邑的学术观点。
与会专家首先听取了郝良真先生关于邯郸城起源的论述，回顾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等有关邯郸建城的研究成果，然后从古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古文字、历史地理背景、皇家园林与城市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自由、充分地讨论。
专家论证意见：
（1）历史时期，邯郸处在太行山东麓、黄河西岸的洪积一冲积扇与平原的交接地带，七八千年前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在商代中晚期，有形成城邑的地理条件和物质基础。尤其离宫别馆的出现，表明当时邯郸可能已形成城邑。
（2）商王都邢（今邢台）、都殷（今安阳）的数百年间，邯郸为京畿之地，且处于殷都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在商代中晚期有形成城邑的历史必然性。
（3）涧沟一带，居于古拘水（今渚河）、牛首河（今沁河）之间，地势略高，符合中国古代城址选择的一般规律，且有初步的考古资料，有可能是邯郸早期的城址。
学术结论与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参照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断的年代（武王灭商为公元前1046年），可对邯郸的建城年代作出如下结论：
（1）邯郸的城邑在商代晚期已经兴起，距今已逾3000年。时间幅度：距今3050年至3100年。
（2）如果甲骨文中“甘”的地望可以进一步论证并确定在邯郸，邯郸的城市史可以往前推到商代武丁时期（距今3250年左右）。
在中共邯郸市委、邯郸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此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鉴于邯郸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会专家建议：邯郸市政府进一步支持学术界，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做好古城址的考古工作，尽快展开有关邯郸城市兴起、发展、变迁的学术研究。
（西彦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04月18日第三版)

Ⅸ 康熙是属蛇还是属马

康熙属马。

康熙属马乾隆属兔揭密清朝皇帝属相以何为标准

清朝皇帝的属相以何为标准？清史和民俗专家介绍说“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算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道成介绍，清朝皇帝的属相，在清朝皇家档案中都有记载，这些档案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普通百姓可以从史书中查到清朝历代皇帝的属相。比如说，康熙和雍正都属马、乾隆属兔等。
王道成说：“清朝皇帝的属相，都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立春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节气。”
北京民协民俗委员会副主任、民俗专家王作楫介绍，属相在中华各民族中都有，清朝皇帝虽然是满族人，但也都有属相。他说：“这一点上皇帝和老百姓是平等的。比如说，老百姓不能穿带有龙图案的衣服，但如果他属龙，那皇帝拿这个也没办法。”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出生：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

属相：马卒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享年：68岁谥号：仁皇帝

庙号：圣祖陵寝：景陵（清东陵）

Ⅹ 李莲英是怎么死的

历史上说是病死的，但是因为死后他尸和头分两处了有可能是被杀死的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慈禧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莲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于宣统元年二月初二，离开生活了51年的皇宫。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退休。 围绕李莲英出宫和他的身后事，又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是看到光绪弟弟载沣监国摄政，恐遭报复退居宫外；也有人说，李莲英死后，宫中太监纷纷抢夺他的遗产，隆裕太后将财产全部充公；还有人说，李莲英生前得罪了许多人，出宫后深居简出，但最终还是被人在后海附近暗杀。 类似传说虽十分盛行，但从当时清宫对李莲英出宫及死后的安排来看，这些传说都无法令人置信。 作为一个太监，李莲英的身份极为卑贱。不同的是，由于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宠爱，他享受到了皇宫太监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金钱财富也滚滚而来。但也正因与慈禧的这层特殊关系，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 李莲英死时，得到清朝宫廷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李莲英的坟墓早在30年前就被破坏了，只有墓志铭的拓片保留了下来。 李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这时，绵延了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灭亡只在旦夕之间但是另有一种说法是;是被彭家珍 暗杀的。彭家珍(1887一1912)，字席儒，四川金堂人。成都陆军武备学堂毕业。1910年夏，加入同盟会。1912年11月中旬任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军事部长，准备用炸弹击毙宗社良弼，以此促使清廷早日崩溃，彭为此写下"绝命书"。1912年1月26日，彭乔装至西四北红罗厂良宅，借送名片炸断良弼左腿，彭自己当场牺牲，时年23岁。良弼伤重，于两天后死去。红罗厂刺杀事件之后，清王室贵族再无人敢公开反对清帝退位。 但是在刺杀宗社良弼前2个月彭家珍就到了北京勘察地形。而北京西四北大红罗场胡同离李莲英住的棉花胡同八十三号就1.1公里。 彭家珍在勘察完地形后想先找个熟悉宫内地形的人问下清王朝守卫情况。因1910年，汪精卫携陈璧君、喻 培伦等人来到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没成功清王朝守卫森严。考虑到太监李莲英家守卫并不严。于（1911年）农历二月初四夜晚在西城棉花胡同八十三号门口碰到去喝寿酒从外归来的李莲英。并绑架了李莲英。在没问出结果后在野外杀死了李莲英并把他的头颅带回扔回西城棉花胡同八十三号以此警告清王室贵族看谁敢公开反对清帝退位。清王室对此事自然是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