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

❶ 既不属于文物，矿产，古生物化石，也不属于埋藏物出自什么法律

没有法律规定，但是基本上都被国家收缴了，还有那些乌木，沉香之类的
陨石作为物应该归属谁，现行法律肯定是完全没有考虑的，这点不用回避。”曾参与物权法起草论证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直截了当地说。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陨石就像回到了外太空，闯入了一片真空地带。

对于占有陨石，张敏认为，陨石既不属于文物、矿产、古生物化石，也不属于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和遗失物，甚至不属于物权法和其它法律所规定的归属国家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和自然资源，“并无对陨石获取、扣留、保管的法定职权”。

❷ 保值储蓄存单该不该兑现

商业契约法律最大
“24年存单毫无疑问是有效的合同，银行应当尽快全额兑付储户的本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明确表示。

刘俊海认为，无论是依据1986年的民法通则，还是1999年的合同法，该储蓄合同都是有效的。当年央行叫停的规定只是具有行政指导作用的部门规章，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而且，央行的通知发布于1989年10月，而丹江口那对夫妻的保值储蓄办理于1989年9月，即使新颁布的法律也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更何况，银行通知本身不是法律与行政法规。

“银行和储户之间是民事合同关系，红头文件再大也不能对抗民事法律和民事关系。”刘俊海强调，一张小小的存单背后隐藏着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银行作为债务人和储户存在合同关系，储蓄合同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充分尊重合同与合同法的权威，真正敬畏与保护金融债权。

“如果银行坚持不履约，那么金融机构的诚信度与公信力将荡然无存。社会公众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个事件，主要是因为对于现在手里拿着存折的广大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会担心自己存在银行的钱没有保障，20年后银行说失效就失效。这次事件应当成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中的重要标杆案例，可以倒逼金融机构从不诚信走向诚信。”刘俊海说。

刘俊海认为，契约严守和物权神圣是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基石。他认为，相关银行应尽快向消费者赔礼道歉，并把承诺的款项及时、全额兑付。“一分钱也不能少。否则，此类事件会严重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进而影响储户积极性，最终影响银行的揽储业绩。建议银监会在必要时提供相应的行政指导与督察。”刘俊海说。

不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则具体分析认为，24年保值储蓄存单是有效合同没有争议，但有效合同也有一个实际履行问题。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十分常见。

“法律明文规定，合同签订后因履行不能而解除合同，如果是因为当事人的个人原因，应当向对方当事人予以赔偿；如果是由于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履行不能，可以不承担赔偿。银行目前主张履行合同违反行业规定，是违规行为而拒绝履行合同，显然不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履行不能，应当给予储户相应的赔偿。”

❸ 高空抛物 最高可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最高法出16条措施严惩故意高空抛物

强调法院要最大限度查明高空抛物直接侵权人

新京报讯 日前，最高法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简称《意见》），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意见》明确，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起草时筛选近3年千余案件分析研判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生了一些高空抛物、坠物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高法先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起草指导全国法院依法预防和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的意见。

在起草《意见》过程中，最高法充分运用人民法院信息化成果，借助大数据分析，对近三年来的涉高空抛物、坠物的1000多件案件筛选出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客观化、类型化分析研判，确保《意见》有关条文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具可操作性。

从法律适用上明确区分抛物和坠物

该负责人表示，最高法调研了解到，高空抛物和坠物行为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方面有很大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目前法律规定对此并不十分清晰，有必要予以厘清。“一方面，在刑法适用层面，高空抛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系故意；而高空坠物的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为过失，以造成相应结果作为入罪要件。因此，要区分两种情形，妥当选择适用罪名。另一方面，在民事责任方面也有必要合理界定不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意见》明确，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

为严厉惩治故意高空抛物行为，《意见》明确要求人民法院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教育功能，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减少该类不法行为的发生。

在制定《意见》的同时，最高法还举办案例大讲坛，专题研讨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高空抛物坠物民事、刑事和行政典型案例，明晰法律适用规则，切实加大统一类案裁判尺度的力度。

焦点1

四种高空抛物将被从重处罚不得缓刑

高空抛物和坠物行为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此次最高法出台的《意见》在法律适用上明确区分了抛物和坠物行为。

针对高空抛物行为，《意见》明确刑事审判中，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对于高空坠物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定罪处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多次实施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

针对高空坠物行为，《意见》提出，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相关规定的，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罚。

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焦点2

最大限度查明高空抛物直接侵权人

高空抛物案件很多情况下无法确定加害人，“株连式”补偿一直争议不断。

在最高法司法案例研究院围绕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讨论中，北京大学教授尹田表示，该类案件有损害后果、受害人、违法行为，但是谁干的不知道，因果关系不明，是处理的难点。

此次《意见》要求，通过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推动当事人积极查找。法院受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时，要向当事人释明尽量提供具体明确的侵权人，尽量限缩“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对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予以免责。

《意见》强调，民事审判中，法院要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要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积极主动向物业服务企业、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加强与公安部门、基层组织等沟通协调，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焦点3

物业隐匿、销毁证据将承担不利后果

物业公司是高空抛坠案件中的关键一方。最高法审监庭法官张能宝曾表示应强化物业公司责任。

此次《意见》明确，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义务，造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有其他责任人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责任后，向其他责任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意见》强调，物业服务企业隐匿、销毁、篡改或者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焦点4

建立社会救助基金 分担受害人损害

因侵害人确定难，高空抛坠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及时的补偿。

《意见》要求，明确运用诉讼费缓减免和司法救助制度，依法及时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高空抛物、坠物案件受害人给予救济。

通过案件裁判、规则指引积极引导当事人参加社会保险转移风险、分担损失。支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探索建立高空抛物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或者进行试点工作，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合理分担。

《意见》还明确，受害人对行政机关在履职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受理。

如果高空抛物的当事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杀人、伤害，也造成了杀人、伤害的结果，就应按故意杀人、伤害来认定。

在实务中，故意高空抛物没有伤人的情况如何认定是关键。手里有砖头，抛出去，打着人了都该定罪，但没有打着人的该不该定罪才是关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如果楼下人流量较大，抛掷的物品具有一定的重量，无论后果如何，其社会危害性都是极大的，都构成刑事犯罪，只不过是故意或过失、既遂或未遂的区别而已。

与高空抛物坠物直接相关的刑事罪名，主要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三种，分别应当根据楼宇所处环境、抛掷物的性质、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来进行认定。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

❹ 踢球相撞,一方受伤,另一方应承担责任吗

你好，可以参考一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5月20日，在房山某中学组织的一场足球比赛中，足球直飞球门，门将张彬扑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随后赶到的对方前锋李黎补射的一脚踢中腹部，导致“腹部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医院为张彬做了脾切除及脾移植手术。经有关部门鉴定，张彬为7级伤残。张彬家长要求学校及李黎支付9万元伤残补助费。协商未果，张彬告到法院讨说法。房山法院作出调解，学校与李黎的家长赔偿守门员医疗费及伤残补助共计8．6万元。

法院认为，张彬、李黎是初二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人在校学习、活动期间，学校负有一定监护职责。学校组织足球比赛，在制订比赛规则并要求学生遵守时，还应预见比赛中可能发生队员受伤情况，学校虽采取了措施尽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现意外，推定学校负有过错。李黎在比赛中应当而且能够意识到守门员抱住足球后，仍起脚去踢可能踢伤守门员。李黎在主观上有过错并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张彬的伤害，应当承担责任。

■议题一：

学生校内踢球发生伤害，谁负责任？

主持人：在体育比赛中发生伤害的事非常多，但很少听到加害一方为此要向受到伤害一方进行赔偿。对房山法院调解的结果，应该怎么看待？

李雁军（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我首先表明个人态度，尽管体育项目的高风险性显而易见，由此带来的潜在致损因素也显而易见，但不能因为体育项目的特殊属性就可以对抗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也不能因此排除和对抗公民求偿的权利，问题在于谁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具体到房山的这个案子，我认为有两个特殊背景；第一，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第二，受害人和他所在学校之间有一个特殊关系，不应属体育部门法规调整范围，而是适用于教育和其它法律法规。我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法律关系，学校绝对要承担起维护学生在校期间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义务，因此学校承担赔偿责任没有问题。

加害人因为技术失误造成另一方受到伤害，我认为不应按过错原则进行追究，而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因此对房山法院调解结果我认为可以接受。

尹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就这个案子，我认为加害人的过错应当是存在的。但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什么？法院调解中认定学校承担责任的根据是推定过错。一般情况下，在追究赔偿责任时有三个根据，一是过错责任，二是无过错责任，三是公平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不能包括在无过错责任当中，从现行法律中也找不到学校应负的推定过错责任的根据。道义上如果学校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学校的足球场可能会被撤掉，因为学校不可能对学生的所有活动进行非常严密的监督。因此，在受害人利益和学校利益之间，哪个更符合更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要进行选择。

刘双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南磨房法庭庭长助理）：不管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犯了法定的、约定的责任或公民应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

就房山这个案例来说，学校是比赛的组织者，如果学校在组织的过程中存在欠缺和不周密，那么学校就应承担法定责任；如果学校尽到了组织义务，学校就不存在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我想更多的是从公平角度承担责任。

公平责任的出发点是在没有过错也不是特定的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的是道义上的责任。

主持人：作为加害一方的中学生有没有过错，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姚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着眼点不是有没有过错，而是有没有损害，法律要求有损害就应该去填补这个损害。中学生没有责任能力，自然由他的父母来承担。

樊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学校期间，孩子的监护权就由父母转移到了学校，因为他的父母这时已没有办法实施监护权了。

张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我认为学校应承担责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

尹田：在民事赔偿问题上，是不考虑故意还是过失的。在加害人、受害人的关系上，我认为体育活动中与一般正常活动中过失致人损害没有本质区别。

实际上民事赔偿中很多原则都可适用，比如混合过错，撞碰导致损害双方都有责任时，按过错大小分担责任。

鲁智勇（国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技术犯规的情况下造成伤害，行为人的免责我想应该是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法院被强行倒转过来，我想可能需要通过立法才行。在足球运动或活动中可以借鉴这个原则。正常状态下，比如合理的碰撞导致伤害，即便很严重，也不应考虑行为人的具体责任。但对受害人来说，可能损害巨大，就需要社会分担一部分连带责任，但分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过错而是道义上的支持。

吴勇（国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民法通则》的解释上有一条，在共同事件中，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人受损害了，有的人得到了利益，法律没有规定受益人一定要按照具体的原则给受损害的人进行补偿，但如果受害人要求受益人进行补偿，受益人应该适当补偿。

我认为具体到房山这个案子，不能表面上看谁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以后类似案子都据此案调解结果作为参照，是不恰当的。

姚辉：在探讨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时，有些前提要界定。比如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是有组织的还是纯粹自发的，是职业化的还是非职业化的，情形不同，请求权的依据也不相同，相应地导致的责任基础也不一样。如果是两支职业化球队的比赛，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人，都与俱乐部有雇佣合同，产生的是合同责任，损害后果都由俱乐部承担。

■议题二：

体育规则与

法律原则的关系？

李雁军：在法理上，任何一个行业技术规范都不能高于法律。但行业技术规范与法律关系并非简单的一句话能说清楚。比如在足球比赛中，一个没有违反足球专业技术规范的动作致人伤害，被提起公诉或诉讼，那么法院依据什么原则来判断呢？

针对这个问题，1995年《体育法》33条中已写明，体育活动中的纠纷适用体育仲裁，仲裁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制度未能建立起来。

体育具有特殊性，在其他领域被认为违法的，在体育行业就没人追究，比如体操运动员有的8岁就算工龄了，没有人说是使用童工。比如足球比赛中的合理冲撞，这个“理”肯定不是法理，但法律不能断然拒绝这个“理”。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法律应当对此作出绕让，但绕让到什么程度值得探讨。如果球场上裁判判运动员行为是合理冲撞，场下法院却判故意伤害，那体育比赛就没法进行了。

欧盟国家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法院与体育争端解决机制有个默契，纠纷未经争端解决机构调解或仲裁，法院不受理，如当事人对仲裁不服，法院还可以受理。

樊文：这对法院来说存在一个技术鉴定问题。

刘双玉：我认为归根结底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体育活动。国家体育总局李先生的意见更适用于职业性、有组织的竞技比赛中，对于学生踢足球等社会中的体育活动应适用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最后落实到社会对受害人实施公平救济。因此，处理个案时适用原则是不一样的。

张雯：任何法律、法规都有适用范围，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竞技体育，其次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是否要受竞技体育规则的约束，在立法时应有明确的体现。

尹田：体育规则肯定有其合理性，第一，比如合理冲撞的合理性中肯定包含这种冲撞在职业球员相互之间的接触中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否则不在合理范围。作为职业球员，撞人的人与被撞的人都应知道如何应对合理冲撞，如果合理冲撞情况下发生损害情况，我认为损害的发生是由于被撞人自己的过失。如果合理冲撞本身导致当然损害别人的后果，那我认为合理冲撞的标准就有问题。

第二，职业竞技情况下，形成诉讼的可能性很小。职业体育关系调整中必然有相关规定。当然，我认为在危险性很高的体育比赛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保险作为支撑点。

■议题三：

娱乐性体育冒险活动意外伤害责任谁负？

李雁军：我们目前对体育的理解还是定位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对挑战人类极限的活动，比如溶洞潜水要求带氧气瓶，有人就不带，这些活动能否算部门法规要调整的体育项目？这值得商榷。我注意到张健游完渤海海峡之后，做客网站时就说，像他的这种行为不应该无条件提倡。

樊文：冒险活动责任自负，但个人冒险行为与有组织冒险行为是不同的。

主持人：比如从事蹦极活动有身体要求，一般蹦极经营者也会告知，哪些病的患者不能蹦极，但有的人，比如有心脏病，但他隐瞒了，结果出现意外，责任在谁？

李磊（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如果设备、人员、操作符合要求，作为经营者履行了明示义务，出现意外应个人承担责任。

即使是有组织的、商业性的冒险活动，个人也是利用别人给他提供条件达到自己的某种需求，也应由冒险者个人承担责任。

旅游活动中，如果从事高风险活动，比如漂流，旅行社尽到了充分照顾的义务，就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

尹田：涉及到盈利性的经营活动，一般是通过契约关系建立，只不过是出现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竞合。根据新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发生损害，要侧重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

李磊：旅游过程中，从事带有风险的体育娱乐项目，比如漂流、蹦极，出现意外，有几种情况：如果是散客，景区肯定要负责任，从合同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民法一般原则来说都可以找到根据。

如果是随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旅游中出现这些问题，由于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了合同，旅行社肯定要负责任。现实的情况也大多是旅游者直接向法院起诉旅行社，但旅行社赔偿能力有限，甚至有的小旅行社在出事之后散伙走人，能赔的就是留在旅游管理部门的30万保证金，因此我主张，一旦发生类似情况，受到伤害的一方可将旅行社和直接侵权者，也就是所谓项目经营者作为共同被告，让其承担连带责任。

樊文：经营者的告知义务类似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不能根据事先自己制订的对消费者不利的格式条款来为自己免责。

张雯：公平责任的适用是有严格限制的。作为经营一方，应该提供十分安全的设施和服务；出现事故后，免责的前提是你的告知义务非常周到和具体。蹦极场上贴有一个告示说患心脏病者不能跳，我觉得这种告知是远远不够的。

■议题四：

在高风险运动项目中，

如何理解保险的作用？

李嘉（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非寿险客户部经理）：事故发生后造成了伤害，按照民法规定，赔偿有两种职能，一个是惩戒，另一个是经济责任转嫁。作为后一种职能，保险比民事判决更有效。从保险角度看，只要不存在很强的故意伤害的成分，都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说到蹦极跳，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在大部分保险合同的短期人身保险条款中，都有明显的除外责任：被保险人在从事潜水、跳伞、攀岩、探险、武术比赛、摔跤、特技表演、赛马、赛车等高风险运动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是保险人的免责范围。

主持人：当受害人获得保险赔偿之后，如果保险金不足以弥补他的损失，可不可以向法院要求追加赔偿？

李嘉：意外事故的受害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后，他仍然有无限求偿权，仍然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加害人或者组织者求偿。如果加害人或者组织者购买了责任险，那么这部分责任就可以通过风险转嫁方式处理。

樊文：法律责任和保险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谁是承保人、谁来交保险费，这是问题的根源。

刘双玉：即使按保险合同条款给付了保险赔偿金，诉权仍然受法律保护。如果落实到损害数额，在保险金赔偿数额之内，再起诉要求除保险金以外的经济赔偿，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实际受损达20万，保险赔偿金仅10万，超出的部分又有合法依据，那么超出部分致害方应予赔偿。因为法律救济的原则实际是对损害的补偿原则。

姚辉：对风险很高的体育或娱乐活动，发生意外又不能适用过错原则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时，可以说民事责任的救济作用比不上保险的救济作用。我想强调的是法律不是万能的，人们总误解为什么事交给法律就会解决得圆圆满满，其实法律仅是解决方案中的一种，而且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的方案。

通过公安局找法律顾问，如果没有免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只是咨询花费也应该不多。
虽然只是意外，但是对方还是有责任的，如果没有责任，那交通意外该怎么处理呢？就算谈不上责任，对方也是事故当事人，就像现在的交通事故是无论发生原因，双方都有责任的，你通过法律咨询肯定能得到帮助的

意外相撞的话有多种情况，
1、（双方无过错）你们要是未成年人，尤其在校学生，学校是有责任，监管不力，确实无意致人受伤（也就是误伤）的一方无责任，但是有补偿的义务，或者说应该赔点钱。
2、双方无过错）成年人，要是在收费场所的活动，主办方有部分责任，伤人方有义务做出补偿；在免费场所，致人受伤方，应给与部分经济补偿给你朋友
3、一方有些许错误情况，有错方多承担费用，属故意倾向事情就要向刑事方向发展，朋友要是法医鉴定的话至少是“轻伤”，可以判刑了。无主观故意的但是有错一方（比如明显的犯规动作，或活动中明显不该有的动作），也是有民事赔偿责任的，而不是补偿，这点注意！
祝你朋友早日康复！

❺ 两会通过的物权税

解读物权法

一、物权法明确：公私财产平等保护
二、解读物权法：满70年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
三、土地承包期届满可按国家规定继续承包
四、解读物权法：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国有财产
五、物权法规定：小区车位车库应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六、解读物权法：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均可抵押
七、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八、 解读物权法：物权法明确保护“阳光权”
九、解读物权法：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须业主共同决定
十、解读物权法:以集体名义作决定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可请法院撤销

一、物权法明确：公私财产平等保护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田雨） 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法律进一步明确，“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物权法属于民法，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对权利人的权利实行平等保护。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公平竞争、平等保护、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遵守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
“如果对各种市场主体不给予平等保护，解决纠纷的办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一样，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胡康生说。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即使不进入市场交易的财产，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说，在财产归属依法确定的前提下，作为物权主体，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也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
徐显明表示，平等保护不是说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依据宪法规定，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宏观调控、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等方面，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这些是由经济法、行政法予以规定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对这部法律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给予积极评价。他认为，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
“失去了平等保护，就失去了共同发展。”王利明说，“平等保护原则符合宪法关于所有制性质的规定，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色。”

二、解读物权法：满70年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田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这是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作出的明确规定。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屋，而且大量集中在住宅小区内。物权法的这一规定，回答了广大群众关于“70年大限到期后，我们的住房怎么办”的疑问。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年。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出让的一些土地使用期限较短，一些只有30年，很快就要到期。特别是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使土地使用权期满的问题更加引人关注。
虽然物权法关于70年后自动续期的规定，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不少人注意到，法律并没有对续期的土地使用费支付标准和办法作出明确规定。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王焕永表示：“中国老百姓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好不容易有了房子可以传下去，如果到了孙子那一代，房子的情况还说不清，多让人不放心！”他建议，国家在制定相关的规定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反复斟酌。

三、土地承包期届满可按国家规定继续承包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田雨）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将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制度。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可继续承包，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物权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在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时，不少农民提出承包期届满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对此，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物权法还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
对于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问题，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专家指出，这一规定既维护了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政策，又为今后修改有关法律或者调整有关政策留有了余地。
四、解读物权法：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国有财产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田雨）针对当前国有财产流失的实际情况，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在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国有财产的保护。
——物权法明确了国有财产的归属：“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法律并规定了哪些财产属于国有财产，防止因归属不明确而造成国有财产流失。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物权法明确规定国有财产包括：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基础设施，国家机关和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的财产等；并规定，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指出，这些规定，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性、经营性财产的范围，对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关键性作用。
——物权法强调“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针对国有企业财产流失的问题，物权法规定：“违反国有财产管理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物权法还对监管不利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的机构和工作人员设置了“高压线”。针对国有财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物权法规定：履行国有财产管理、监督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管理、监督，促进国有财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财产损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这些规定体现了宪法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利明说。

五、物权法规定：小区车位车库应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崔清新）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现代化社区大量出现。因小区内车位、车库的归属问题，以及停放在小区内道路上车位收费问题而引发的纠纷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对此，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其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介绍，车库、车位不像电梯、楼梯、绿地那样可以共有公用，它一般都是由业主专有和专用的；而且在买房过程中，通常都是和开发商约定，这些约定可能是出售、附赠或者出租。
王胜明说，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主要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的开发商将车位、车库高价出售给小区外的人停放；不少小区没有车位、车库或者车位、车库严重不足，占用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作为车位等问题。
对于在小区共有道路上停放汽车，并收取相关费用的现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指出，法律规定，占用业主共有道路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业主共有。这就意味着，开发商、物业公司不能将车位收费所得据为己有；如果需要收费，在扣除必要管理费后的所得款应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尹田说，如果有车的业主无偿占据了小区的公共道路，则损害了无车业主的利益，因此只有让全体业主共同分享停车利益，天平才能得到平衡。
而针对实际生活中由于开发商和业主信息不对称，许多开发商利用“协商”机制在格式合同中变相决定车位归自己所有的情况，有职业律师指出，可以通过具体的地方条例来补充完善物权法的规定。
例如杭州市出台的《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就规定，地面公共停车泊位、按标准建设的自行车库属于居住区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不得擅自租售用于谋利，否则可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六、解读物权法：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均可抵押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杨维汉） 19日公布的物权法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可以抵押。
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曾经规定：可以抵押的财产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不得抵押的财产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在审议中，有些代表提出，对有些财产，法律、行政法规既没有规定不得抵押，又没有规定可以抵押。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法律应予明确。抵押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只要法律未规定不得抵押的财产应当规定可以抵押。
最终，物权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可以抵押。物权法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可抵押财产还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
物权法还规定了不得抵押的财产范围：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物权法对建筑物抵押作出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七、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田雨）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城乡居民的房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针对现实生活中征收补偿不到位和侵占补偿费用的行为，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违反规定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是切实保护基本农田，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据了解，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耕地保有量只有18．3亿亩，人均耕地只有1．4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到2010年耕地保有量必须保持18亿亩，这是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有鉴于此，物权法明确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依据宪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同时，法律对征收补偿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规定。
关于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问题，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
关于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问题，物权法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专家表示，考虑到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具体的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由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依照物权法规定的补偿原则和补偿内容，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规定。

八、 解读物权法：物权法明确保护“阳光权”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孙闻）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对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作出明确规定，为公民维护“阳光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物权法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住宅建设用地供应趋紧，加之一些城市在对新建住宅楼规划审批环节中存在漏洞，有些开发商违规施工，超规划建设，导致新建住宅楼层数过高，密度过大；有些人甚至为求便利，私搭乱建，影响相邻建筑的通风、采光，使基于“阳光权”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法律专家称，所谓相邻关系，简言之就是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因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据民法专家王利明介绍，物权法明确了物的权属，侵权责任法则将明确权属受到侵害该怎么办。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安排的9件预备立法项目中就包括制定侵权责任法。

九、解读物权法：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须业主共同决定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田雨）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规定，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共同决定。
短短十几年间，物业服务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覆盖面广，对群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业，而业主和物业服务机构 之间的纠纷也逐渐多了起来。
对此，物权法对成立业主大会依法共同维权作出规定。物权法明确，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物权法同时明确，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但是，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时，物权法亦明确规定：“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十、解读物权法:以集体名义作决定侵害成员合法权益可请法院撤销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记者杨维汉）为了加强对集体财产的保护，19日公布的物权法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物权法草案曾经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该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在审议中，有些代表提出，有些地方发生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情形，有的是负责人作出的决定，有的是以集体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即使以集体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如果侵害了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也应有法律救济手段。
经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研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最终通过的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物权法所指的“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
“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物权法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

❻ 物权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物权立法为国富民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法律基石

国家、集体、个人；住房、车位、存款……物权法，与十三亿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8日将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制定物权法是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说，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顺应改革大潮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

追溯到13年前，我国物权法起草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2年12月，物权法草案作为民法草案的一编，与其他部分一起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我们的身边不难发现，在城市，房主和物业公司为楼梯、车库等空间的所有权争吵已不鲜见；在农村，有农民为宅基地权属不明起纷争结下怨仇；全国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上升……

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当年受理的刑事案件50万件左右，行政诉讼不到10万件，而民事案件大约500万件，占各类案件的80%以上。新的形势下，加快制定综合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已成为各方共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研究……切实化解不安定因素，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2004年10月，物权法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再次审议。这表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将以分编方式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说：“考虑到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应抓紧制定修改物权法。”

“我国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对物权作了不少规定。”民法学家王家福说：“但对涉及物权制度的共性问题和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亟需作出规定，从而进一步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因此有必要依据宪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物权法。”

制定物权法总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给予平等保护；加大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力度，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全面准确地体现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维护农民利益；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彰显宪法精神体现宪法原则

物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在草案制定过程中，保护公、私财产的对立成为主要争议之一。有人认为，物权法是私法，应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有人则认为应突出对公有财产的保护。

公私财产对应的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许多常委会委员和法律专家都指出，制定物权法应当把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并体现在整部草案的始终。

物权法草案第一条开宗明义，将“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置于立法宗旨的最前面。草案还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认为，物权法通过明确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范围、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行使、加大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力度等规定，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明确私有财产的范围、依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规定，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胡康生曾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汇报时指出：“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说，制定物权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物权法草案规定平等保护原则，是由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符合宪法精神。公平竞争、平等保护、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循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我国的市场经济肯定就没法搞下去。

“实行平等保护，有助于完善我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只有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说，“如果国家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受到同样的侵害，而保护不同，老百姓也不会答应。至于非法的财产，当然不受法律保护。”

❼ 法的影响 急呀~T-T

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 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4]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5]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
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❽ 尹田的介绍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民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及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❾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