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最年轻老师
⑴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管理名家
陈炳富先生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缔造者陈炳富先生，堪称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老先生在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为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被推选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其业绩先后被收入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国际业绩卓著男士名录》和《国际杰出知识分子名人录》。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异，从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就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
陈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便倾向革命，参加进步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主编的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曾经常发表进步言论，受到校内师生的注目。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陈先生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转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他的《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60年代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他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
进入80年代，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和国家对管理科学的需求，陈炳富教授的才华方得以充分施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学校阅曾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邀请，他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古代和近代，我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要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必须结合命西，融汇古今。《了望》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说到中国管理史》为题编发了他的报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国考察、讲学，光后做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学术演讲，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讲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欧洲国际市场学会，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唯一的亚洲理事。
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是陈炳富教授治学的特点。他说：“中国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现代化管理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管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其实，陈炳富教授有志于斯者可谓久矣。早在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强忍饥饿，拧紧眉头思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在夕阳残照下的校园里，他不知度过多少苦思的黄昏。必须走经济技术相结合的路子——这是他最初萌动的管理学思想。可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没有一点反响。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上书中国科学院，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一次，他急切的呼声被传遍全国，最终促成“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1980年，南开大学授命陈先生筹备建立企业管理系。老先生来了拗脾气：“不能叫企业管理系，应该叫管理学系！”此时，管理学在中国还很新鲜，还有人不承认有这么一门独立学科。他不辞劳苦，四处游说。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大学管理学系。他孜孜以求的，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这就是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学科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把国外先进的、适合国情的经验学到手；通过古今结合，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特点，体现中国成功的管理实践，从而造就培养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管理专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这个系统工程，一靠管理实践，二靠管理思想。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特邀参加大会的陈炳富就向全世界宣布：“当代最新的管理思想，都能在《孙子》那里找到痕迹!”从此，在对中国文化重新估价和反思的历史背景下，在被人忽视的一隅，开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而这位开拓者更是笔耕不辍，连连发表功力深厚、多有新意的著述：《<孙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应用》、《现代化与<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到中国管理史》、《<孙子>的全局系统观》……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包括十四分册、数百万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担了《经营管理》分册的编写。
陈先生十分重视学科的协调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管理不仅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有关，还和经济发展情况、文化科学水平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技术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他组织他们搞管理研究，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问题。
他长期超负荷地承担教学任务，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管理学概论》、《比较管理学研究》等10多门课程。每学期都同时讲授2—3门课。1983年以来，以他为首招收了经济管理、技术经济等六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经他亲自指导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2名，博士学位的一名，目前在学博士生12名，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博士留学生。他还热心帮助指导中、青年教师，带出了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教师。
陈先生看到开放后的中国，在培养管理人才方面作了种种尝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来访的加拿大几所大学商定共同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此后又陆续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高校建立关系。他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外国专家讲西方的管理思想，让莘莘学子吸吮着东西方文化撞击而酿成的琼浆。这种中外合作培养管理人才的作法，被称为“南开——约克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普遍为国内外重用。
陈先生是国内校早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在他50年代的研究里，即已切入这一主题。1978年他曾建议国家组织领导全国经济效果研究。根据现代化管理的特点和要求，他倡导经济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讨论教学与科研的实践。70年代末以来，他主持举办过多期“成本管理”、“技术经济”、“引进技术”等研究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上千名高级技术经济人才和管理人才。
李维安教授
原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57年出生于青岛，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委、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管理学会会长、天津市学科评议组(工商管理)召集人等学术职务，并兼任国内外15所院校的兼职教授、博导或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李维安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集团管理、网络组织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基金、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国家软科学项目基金、211工程等24项国家及省部级纵向课题，10余项与大型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并先后承担多项国际合作项目。
李维安教授在国内较早开展对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在理论上，初步构筑了以公司治理边界为核心范畴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机制，从单法人治理到集团治理、跨国治理、网络治理的突破。在实践上，率先在国内提出并组织制定了《中国公司治理原则》，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步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阶段，为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近期，李维安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在多年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国内的第一个作为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的中国公司制理评价指标体系，2003年11月，在第二届公司制理国际研讨会上，又推出系列公司制理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与报道，同行专家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李维安教授的专著《公司治理》获中国经济界最高奖项——第十届（200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并获天津市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惟一的一项特等奖；专著《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获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基金优秀著作奖和天津市第七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专著《现代公司治理研究：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入选获国家图书奖的管理科学文库；论文“改革实践的呼唤：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获教育部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作为国内最早出版的公司治理教材《公司治理教程》获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材。
李维安教授归国数年来，不仅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的振兴，也为我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他担任主编的《南开管理评论》作为管理学的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国内工商领域有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之一；他创立的国内第一所从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学术机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在与国家审计署共建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学术研究基地，李维安教授获得国家各级颁发的多种荣誉称号。
⑵ 南开大学的耿传明、罗振亚、乔以钢 老师怎么样，对待学生以及他的实力。请详细回答，多谢啦！
耿老师是非常学术抄的老师，讲课风格沉郁，适合功底深厚的同学，否则上课容易犯困。
罗振亚、乔以钢老师是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的领头人之一，乔老师水平很高，我都没上过她的课，一般不给本科生开课。
我们院老师对待学生一律是和蔼可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点放心。
⑶ 为啥有人说艾跃进是南开之耻
因为艾老师点破了所谓公知的真面目。
南开教授艾跃进当年去北大演讲时，一位北大学生骄傲的问他：“老师，我们北大大概有1/10的学生在美国留学，你们南开有多少？”
艾跃进笑道：“我们南开肯定没你们多了，请问你们回来了多少？”
那学生傻眼了，回答说：“哎呀，不好意思，回来的不多。”
艾跃进道：“那就是你北大的耻辱，都走了，都给别人服务去了。那老一代海归要都不回来，中国能有两弹一星吗？”
用艾老师自己的原话点评：
别扯什么物质条件不行，什么人际关系紧张，物质条件不行还能比五六十年代差吗？你向往的是西方物质条件，你不愿意在一个贫困的祖国为自己国家做贡献，你就明说，还找别的借口干嘛。
这几年真是从国外回来的除极少数爱国者之外，那大部分不都是混不下去才回来的吗...当然了出去转一圈也好，涨涨世面也不是坏事，别太那么高。
艾跃进个人简介
艾跃进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在校团委工作，后组建军事研究小组，开设课程。生前曾任南开大学教授。
全国著名演讲家，口才艺术、社交礼仪专家；领袖学、成功学、军事学专家；国际问题和形势政策专家；中华规范婚礼创始人；
著名策划人、主持人，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多次接受新华社、央视《新闻联播》、《新闻频道》等媒体的采访，担任天津电视台四个栏目的嘉宾，被媒体评为“魅力教授”、“最受欢迎教授”。
每年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举办上百场讲座和演讲，现场反响强烈，好评如潮。
曾担任天津市高等学校军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国防教育协会理事，天津市台湾问题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婚庆协会总顾问，天津市博士达教育咨询公司首席专家，天津市水上勇敢者冬泳俱乐部秘书长，南开大学演讲团团长兼艺术总监。
⑷ 杨恩辉的个人经历
1986年毕业于华侨大学应用数学系的杨恩辉，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的多媒体压缩、信息论和数字通信领域研究专家，加拿大信息理论和多媒体压缩领域首席科学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终身教授。
1982年，不满16岁的杨恩辉从江西九江的一个普通小镇考入了华侨大学。由于年轻，加上身体发育不好，甚至大三时，走在校园仍有人问他：“你是大学生吗？”这成为已是博士生导师的杨恩辉至今想来仍忍俊不禁的记忆。
1986年杨恩辉以优异的成绩从华大毕业，之后去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这一读就是五年。1991年，杨恩辉获得南开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次年，26岁的杨恩辉被提升为副教授，成为南开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
1993年1月至1997年5月，杨恩辉先后以客座科学家和研究员身份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并于1996年获得南加州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6月起，杨恩辉开始受聘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多年来，杨恩辉在多媒体压缩、多媒体水印、多媒体传输、数字通信、信息理论、Kolmogorov理论、信源和信道编码、量子信息理论和应用概率理论与统计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就：他成功开发了在信息工业有广泛用途的七个编解码软件包，发明了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无损在线数据压缩算法；他的研究解决了一些多年来一直无法解答的信息论难题，消除了数据压缩理论和应用之间的界限，并使民众的生活标准提高，在加拿大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在多媒体数据压缩和信息论文献中，他的研究成果被多次引用，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他还拥有4项专利，在国际主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100多篇，赢得多个中国和加拿大科研奖，并40余次被邀请到世界各地讲学……
在享受成功解决研究难题喜悦的同时，杨恩辉并没有忘记母校华侨大学对他的培养。他说，大学四年，他的最大收获在于“人生观的培养”和“数学的基本训练”。正是在华侨大学，杨恩辉懂得了“必须经过努力去创造机会，必须靠自己去奋斗”；也是华侨大学，给了杨恩辉基本的技能训练，如自学能力，如逻辑思维能力等；还是在华侨大学，他学习了有关数学的基本知识，奠定了今后研究的数学基础。
现年38岁的杨恩辉，不仅成为滑铁卢大学第一个获得加拿大专业领域研究主席殊荣的教授，而且获聘为该校终身教授。由此，他获得了到世界各地自由讲学一年的机会。杨恩辉最终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他说：“我从心底希望能与内地的关系更密切一点。”
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毕业18年后，杨恩辉重回母校华侨大学。2010年5月24日至27日，他以学者的身份回母校讲学，并欣然受聘为母校客座教授。他表示，只要他有机会，一定会回到母校，为母校今后的发展、为母系数学系的学科建设等尽心尽力。
杨恩辉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⑸ 为什么要尊称张伯 苓为南开之父
民国初年，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天津显示出勃勃生机。张伯苓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发展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决心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创办一所大学，也为南开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继续深造提供条件。放眼国内，要么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要么是得到国外教会支持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并没有较完善的、非常成功的私立大学可资参考借鉴。为此，他远渡重洋，于1917年8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桑代克等人指导张伯苓学习了有关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方面的课程。张伯苓还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凯尔鲍德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学校应该向学生灌输一些共和思想，以树立民主观念和公共群体意识，抵消长期以来封建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这番话让张伯苓沉思良久。
归国后，他就雷厉风行地组织起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设计校园、宿舍、教学楼等具体事宜，并且开始在外面四处奔波，为创办大学筹募经费。1919年秋，张伯苓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创校伊始，张伯苓就表现出极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南开大学的学科设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即务求实用和服务社会。以南开文学院为例，便是“以政治经济为主干，以历史哲学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学生即可专其所学而致实用之效”。这既是张伯苓根据自身财力和办学规模所进行的慎重考虑，也是南开大学从学科设置上考虑培养学生主动适应社会的一种具体体现。
早在美国研修教育学的时候，张伯苓就开始留心，在中国留学生中为南开大学物色教师人才。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归国之后，也直接来到了南开任教。南开大学刚刚成立不久，在张伯苓的周围，就陆续聚集起一个兢兢业业为南开大学发展尽心尽力的优秀教师群体。张伯苓尊重每一位教师，每位新教师到校，总要举行欢迎茶话会，并由学校拨给一间宿舍，里面各种家具用品一应俱全，每天还派专人清扫，让人产生到家的感觉。
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张伯苓更是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的机会。化学系的杨石先教授，到南开大学之后工作成绩非常突出，张伯苓遂用美国罗氏基金派他去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杨石先获博士学位之后，谢绝了德国的高薪聘请，重新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或许，吴大猷的一番话最能集中表达教师们共同的心声：
张伯苓校长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之名家，更为难能可贵得多了。前者是培育人才，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
石头越滚越圆
至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其中校舍一百多万，地皮七十多万。与同时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相比，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会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学的前列。能够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张伯苓“化缘兴学”功不可没。
南开采取的是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
透过名单可以看出，能够当选南开校董的多是南开的“财东”，而这些财东既要为南开筹得一定的捐款又要具有较高社会声望。董事会对于南开来说，是社会力量的实质性介入，并对南开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从张伯苓的言行中，我们对其创业的艰难可以有更多地认识和了解：“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
张伯苓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他不肯坐汽车，而是用一辆人力车，还非他专用，所有南开同仁都可以和他分享。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将人力车后挡板弄坏了，张伯苓也不肯更换新车，总是凑合着用。在天津市内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有服务员询问张伯苓的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该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他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这才领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每次去北京，张伯苓总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的北京旅馆。学生们深情地回忆说：“该旅馆价格便宜，每日一元。先生去时，每次带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永远欢迎客人。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敌设备。另外张先生自带一包茶叶，因为旅馆的茶叶实在太劣，太要不得，这一包茶叶是张先生惟一的奢侈品。”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但是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那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张学良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
⑹ 天津南开大学古典文学有哪些导师
你最好上我们学校的招生网页看去，会有老师介绍。
陈宏
老师很牛，应该是博导，副院长。
林晨
也是个很牛的老师，不过很年轻，大概还带不了研究生。
⑺ 如何看待曹雪涛任南开大学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曹雪涛不是庞青年。他是中美德英法五国科学院的院士，这个分量相信除了智障谁都会明白他在中外医学界的地位和声望。其次，中美德英法这五大当今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评审委员会，以及科技界金字塔尖的《自然》和《科学》杂志的编辑。也不是只会说very good。
质疑曹雪涛的是美国的Elizabeth Bik女士，是微生物和免疫领域的博士，早年曾在斯坦福当过助理研究员，也就是我们的助教级别，据她自己介绍后来从斯坦福辞职，专门从事在医学领域里面的不当图像复制(Inappropriate Image Duplication)打假工作。
她还专门讲过国家与数据造假之间的关系：中国、印度的论文出问题的比例高，法德日美比较低。这也没办法，数据如此，不过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曹雪涛能够通过对中国科研工作者戴着先天有色眼镜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家评审，挣得外籍院士的地位是多么的不容易，回望整个国内科技界，这样的精英没有几个。
这次事件经过：11月13号，曹雪涛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招待的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报告会，并作为三名大会发言人之一作了发言。11月14号，伊丽莎白女士就在推特上发言，表示发现某中国大牛的论文图片有问题。她说：“我在看一个中国著名教授，院士，校长的论文，但看看这张图片…….”，也是在当天，方舟子在他的推特上发言，指出此人是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院士。
这个事件爆发的时间节点和细节很耐人寻味。实际上，作为打假专业户，伊丽莎白·比克博士多年前就已经陆续发现了曹雪涛团队的一些错误（她自己的说法）,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翻阅了大量曹雪涛团队的论文，这次她在论文评审网站PubPeer上一口气质疑了四十多篇曹雪涛团队的文章，时间涵盖2003年到2019年，这其中还包括了她并不很熟悉的细分医学领域。相信她作为一个打假单干户，做这些工作一定耗费了她相当多的精力和资金。一个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无私地选择了帮助曹雪涛院士的医学事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作为曹雪涛不是应该表示感谢吗？所以曹雪涛在看到她的文章后立即做出了回应，表示：我已经把这件事列为最高优先级......我将利用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不仅在推进科学方面做得更好，而且在维护科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也会做得更好。双方在友好的气氛进行了多次良好的互动，不过可惜的是曹雪涛的回复立即被一些网民引证为曹雪涛团队造假的证据，这是后话。有人说，人家就是为了利益，伊丽莎白博士既然提出来，不管对方是谁，你都应该回应。我的疑问是：既然早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不选择公布出来呢？别的不说，曹雪涛作为多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籍院士，如果能够实锤驳倒本国外籍院士，对这位博士的声望的提高应该是有帮助，亦或者，作为一笔交易，可能她还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呢，哎，我就是个俗人，总是摆脱不了这些世俗的想法，该打！可是这么多年，这位女士没有向医学界或者曹雪涛团队提出自己的疑问，憋，憋，憋，一直憋了好几年终于憋到了2019年的11月14号，才非常含蓄地不点名指出了这些错误。非常巧合的是，这篇文章无巧不巧地当天居然被我们日理万机操心香港局势的方先生发现了，并且立马凭借自己渊博的社会知识判断出这个要背锅的就是曹雪涛，巧合到了这里已经让人称奇了，更令吃瓜的我称奇的是，我们火眼金睛的人民群众立马发现了方舟子以及伊丽莎白女士的文章，隔天15号在网上就发动了揭发医学界最大的造假者曹雪涛的轰轰烈烈的网络运动。广大网友纷纷在网络上留言表示：曹雪涛刚刚在全国学风和道德宣讲报告会上勉励青年学者们，要做爱国奋斗、诚实守正的科研人，隔天就被打脸，痛哉乎曹，快哉乎吾辈！
我只能感叹：朝阳群众真不是盖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我能痛快全都有。
把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看了，我感觉一环扣一环怎么这么紧密，谁能答疑解惑，谢谢！
⑻ 吴克峰的在南开
吴克峰老师在南开被称为“兄弟老师”。这源于他课堂上的自称“兄弟”。他说“兄弟”是“四海皆兄弟、三人有我师”的“兄弟”，是“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兄弟。“兄弟”所要传达的是一种平等的现代关怀。
兄弟讲课一丝不苟，同时也不拘一格 。
兄弟讲课激昂处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纤细处如春风化雨，温润萦怀。而所讲述内容，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从时事新闻到历史人物，从正史编年到笔记小说，虽然跨度很大但不显突兀，反而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非常过瘾的快感。吴老师的课因此历年来火爆异常，每年三个教学班座无虚席。
兄弟说，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注定了今生寂寞并且苦闷，因此需要琴棋书画的滋养与抚慰。当他知道南开大学尚没有古琴社的时候，便带领2007级思政专业本科生创建了古琴学社，出资购置教学用古琴9张并琴桌琴凳等必备设施若干，并从唐山延请九嶷派高人李天桓先生来校传授古琴。南开古琴学社发展至今，经吴老师、李天桓先生、历任社长和历届社员的共同努力，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古琴社团，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九嶷派古琴最重要的传承基地。所谓“为往圣继绝学”，盖此谓也。琴社起又名为“瑚琏琴社”，与吴老师创建的“瑚琏簠簋”国学社声色互壮。
2011年起，兄弟创建“瑚琏簠簋”国学社，以现代视野梳理《论语》、《孟子》等汉语经典，以期转化、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的种子。至2013年共招收南开大学各层次、年级的学生50余人。按照兄弟的说法，这一组织与老师带硕士、博士所形成的传统师生关系相比较，凝聚力相似，而区别在于学生来源、学科的多样化；与学生社团比较，学生来源、学科的多样化相似，而区别在于有较强的凝聚力。这样一种兼具传统师生关系、社团关系二者之长的新型组织形式，是否为国内首创，尚待考证。
兄弟工书、能画。兄弟的书法，宗魏晋唐宋，有书卷气、山林气而自成面目。兄弟的画，宗吴昌硕、齐白石一脉大写意，为当世大写意画派之巨匠吴悦石先生入室弟子。兄弟与文学院刘运峰教授、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集林教授友善，人称“南开三友”。
兄弟勤于译事，已翻译出版学术专著2部，论文若干，近40万字。
兄弟2007年7月起供职于南开，2012年12月晋升副教授。 。
⑼ 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南开大学艾跃进
艾跃进，著名演讲家，南开大学教授，军事学军事思想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且身兼天津市国专学属研究会副会长。其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深深吸引他的学生们。敬业爱岗的精神更是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赞扬。即使在病床上，他也坚持为学生上课。在南开学子眼中，上艾老师的课被评为“在南开不能错过的100件事”中的第三件。而在其他高校学子眼中，听艾教授讲幕课也成为一大乐事。在尔雅通识课这一平台，艾教授主讲的《军事理论》以及《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等课程选课量颇为乐观。
截止今日，微博话题＃艾跃进老师一路走好＃阅读量达百余万，其中除了艾老师生前同事朋友，全国学子通过“微能量”沉痛悼念艾教授。“突然看到艾老师去世的消息，有些不敢相信，记得去年暑假选修了艾老师开的《口才艺术和社交礼仪》，艾老师说话很直，也很真。喜欢老师幽默的言辞，愿老师您在天堂没有病痛，艾老师一路走好！”河南周口师范学院学生如是说。
与此同时，追悼会的同时在山西太原等地同仁自发组织艾跃进教授追思会。追思会的现场出现不少青年学生身影。
⑽ 张克忠的个人经历
张克忠，生于天津。父亲早丧，他与母亲住在家境并不宽裕的外祖父家，母亲靠做些女红含辛茹 苦地抚养儿子。张克忠不负母亲的希望，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开中 学。酷爱人才的张伯苓校长非常器重这个聪明过人又非常勤奋的学生，特批准他免费就读，又由于他长于数学，破格特许张克忠当 寒暑假数学补习班的教师，这样小小年纪的张克忠既是“南中”的学生又是“南中”的教师。张校长开通的政策终于使这个后来的化 学英才没有因家贫而辍学。
张克忠中学毕业后，正处于草创阶段的南开大学尚不具备招收数理科学生的条件，张克忠只好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但很快 南开大学设立数理科系，张克忠重新报考，成为南开大学最早的文 理混合班学生，得以再续与南开的情缘。
同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长简氏兄弟设立简氏奖学金，以资助国内大学生赴美深造。只有大学一年级的张克忠本无资格报 考这项面向毕业生的考试，而一向爱才如命的张伯苓校长亲自跑 到简氏基本招考机构力荐张克忠。有伯乐，焉能没有千里马。张克忠被破格允许参加考试，年龄最小、学历最浅的他竟脱颖而出，名列第一名。1923年，张克忠得到简氏资助赴美留学，并且进入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在美国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的化学工程学。从此，他一生的生命指针便指向了化工。
学院中被人们戏称为化工“鼻祖”的著名教授路易士（W．K．Lewis）非常惊讶于张克忠这样一个来自科学落后的国度的学生竟 有着这样好的数理化功底和英文水平，亲任张克忠的导师。
百分之一的天赋，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终于使张克忠在五年后戴上了博士的桂冠。1928年，麻省理工学院在授予张克忠 科学博士学学位的同时，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扩散原理》一书。此书立刻轰动了美国科学界，一向不被看重的中国人竟令美国科学界大长见识，“扩散原理”被定名为“张氏定理”。那年张克忠只有二十四岁。
张克忠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以惊人速度学完一般需八九年才能完成的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生的全部课程和实验，写出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论文提出的扩散原理，是他研究精馏过程机理，将原基本扩散方程积分，结合实验数据，对影响塔板效率的因素作定量分析得到的成果。这一扩散原理很有指导意义，被称为“张氏扩散原理”，至今仍被沿用。1928年，张克忠以优异成绩成为在该院获得化学工程科学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导师路易斯对张克忠的成就和才能极为赞赏，执意要他留下作助手，但张克忠怀着为祖国培养化学工程人才和振兴化学工业的强烈愿望，毅然离美归国，回到母校南开大学。
路易士教授执意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张克忠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三次为他安排职位。一面是工作生活条件都优越的美国，一面是科学上还是一片荒芜的贫困的祖国。出于一片赤子丹心，张克忠选择了后者，义无反顾地拒绝了导师的好意，返回祖国.
就在张克忠回国的前夕，他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后来的化工学家张洪流促膝长谈。他向张洪沅谈到在拥有广阔海陆资源 的中国，发展化学工业是一条可行的富国之路。张克忠还谈到他 非常敬重张伯苓这位爱国的教育家，非常热爱南开，为了报答恩师 的知遇之恩和母校的培养，他决定接受南开大学的聘请去任教，尽 管当时南大由于要自募经费，资金有限，能给他的薪金与国内同等 学校相比相差较大。张克忠甚至还说动了张洪流学成归国后也来 南开，因为那里大有“用武之地”。
张伯苓的理想是把南开办成国人公认的名牌大学，而当时，南开与清华、北大这些知名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授阵容、设备条件还是在经济力量方面都相差甚远，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呢？张校长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教育本来就是要培养有用人才，研究也应切合国计民生，于是他决定抓住“应用”二字下功夫。
长于应用化学的张克忠的归来，无疑使张校长如久旱逢甘霖 般兴奋，难怪当时一些先生们开玩笑地对张克忠说：“张校长从麻 省理工学院得到了及时雨。”张克忠一向非常赞同麻省理工学院” 理论与实际并重”、“教学与科研并举”的办学方针，这本身就与张 校长的想法一拍即合。张克忠确实是张伯苓的“及时雨”，而张克忠回到南大也是如鱼得水，马上大干起来。
张克忠受聘于南开大学时年仅25岁，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他首先积极创建化工系和工学院。1931年8月，化工系成立，他立即延聘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博士张洪沅教授，以及高少白教授、蒋子瞻研究员、伉铁隽讲师等来校，分别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定量分析等课程。张克忠亲自讲授工业化学。他还每年安排一定时间让学生参加实际工作，如化学分析，设备安装和调试等。张克忠是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为活跃学术交流，张克忠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同仁创办的《化学工程》杂志于1934年起在天津出版，他担任经理、编辑。文章用英文发表。每年4期，为1卷。这是我国第一本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化工类高水平学术刊物，颇受化工界同行重视。
应用化学研究所与化工系相继建立起来，恰恰符合了“教学与科研并举的方针”。张克忠也身兼应化所所长和化工系系主任之职。
在《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章程》上这样写道：“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口之质量，俾收学与社会合作之实效。”张克忠强调“科研与生产并举”，应化所进行的研究课题并非取自书本用之“象牙塔”，而是直接接受各工厂的委托搞技术攻关，解决实际问题。今天，我们常说“要把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当时应化所所采取的科研与生产直接对接的方式无疑是最快的转化方式了。
草创时期的应化所十分简陋，设在当年教职员宿舍的锅炉房附近，只有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屋里是式样各异的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随着科研与委托业务的发展，旧址实在不敷应用才搬到了 当时南大的理科教学楼——思源堂中的一间大教室。人员也非常精简，全所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五个，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学家邱宗岳、杨石先和高长庚（字少白）教授，与张克忠“海外盟誓”的张洪流回来后担任副所长兼研究部主任。虽然条件差，人员少，但大家却都精神饱满，工作效率也很高。张克忠更是以身作则，每日不分八小时内外，也没有假日这类观念，把教学之外的全部精力都投人了应化所。
人们常说，应用化学研究所与何廉教授主办的经济研究所是张伯苓的两颗掌上明珠。事实上，应化所也确是为南大增辉不少。
1933年6月，应用化学研究所接受了天津利中硫酸厂的设计、建设和投产任务。至1934年5月，试车成功，运转良好。这个厂年产3万吨硫酸，总耗资仅13万元。此前厂方曾想委托外商承包，要价25万元，还需另付外籍工程师和焊工生活费。两者相比，节约投资10余万元。硫酸厂的建成，大长了中国化工科技人员的志气，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1932年到1936年，应用化学研究所先后接受分析化验样品共约300多个。有的对原有分析方法作了改进，如锰矿石中锰含量的分析。还帮助企业研究解决了不少生产难题，如茶油硬化、蜂蜜脱臭、草帽辫漂白、印刷制版胶、自行车链发蓝剂、手电筒反光镜等。该所还仿制了金属磨光皂、油墨、复写纸、制革发光水、浆纱粉、辣酱油等产品；自行试制成功了酒精、硬脂酸、油酸、甘油、钾皂、黄铅粉、红铅粉等。这些虽然都只能小量生产，但对缓解市场需要，抵制洋货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当年的应化所报告书中可见，在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应化所共接受委托分析化验样品323个。其中，美国的《化学文摘》曾摘录了应化所研究人员对Goutel氏的煤发热值计算方程式的修正以及对锰矿石内含锰量的分析方法的改进两项研究工作的 要点。为了抵制洋货，应化所还仿制了一些轻工业产品。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生产难题，应化所还派人亲自送技术上门，可谓“传授到家”。
在应化所的委托工作中，有一件事值得特书一笔，那就是天津 利中公司硫酸厂的设计和建筑。天津利中公司原本想让外商包建一座日产三吨的硫酸厂，外商开的价是设备费25万元加上负担一名工程师每天15美元和两名焊工每人每日5美元的工资，而当时利中公司所能筹集的资金总额不过2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利中酸厂的发起人赵雁秋与吴印塘两先生慕名找到了应化所。张克忠 欣然同意，并和张洪沅、蒋子瞻二位挑起了这个重担。从1933年6月开始投入设计到1934年5月酸厂试车成功，公司只花费了13万元投资，酸厂就建成投产，各项包工指标都超过了外商。原来想捞些“油水”的外商除了叹惜外，也只有叹服了。利中酸厂的建立无疑给天津制酸工业奠定了基础，也让中国化工科技人员大长了志气，应化所在1934年报告中记录了这件事并得出结论：“中国问题可由国人自行解决”，“中国工程师未必不如外人也”。
大大小小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委托应化所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在30年代中期，张克忠的应化所可谓“买卖兴隆”了。应化所赚到 一些资金，又用于扩充设备和支持进一步研究。“以所养所”，张克 忠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以校养校”，手头桔据的张伯苓应该微笑了.
应化所与化工系本来就是相得益彰，化工系学生在这里找到了实践场所，而一些优秀的学生也成为这里的技术力量；后来天津市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伉铁镌在应化所成立时只有大学二年级，但 也加入了所里的分析研究工作。
化工系虽办起来了，但作为新兴学科的化学工程学，国内没有现成的教材，开始张克忠与张洪沅二人翻译国外教材。后来二人干脆与浙江大学的一些教授们开始自编教材，数易寒暑，中国化工学者自撰的化工教科书出版了。
此外，张克忠还会同各地同行对化工名词进行重新审定和编译，改变了中国化工名词都是“舶来品”的局面。 正在张克忠的一所一系欣欣向荣的时候，1937年走近了……
1937年7月29日午夜一点，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炮轰天津城，而炮轰目标之一就是南开大学。张克忠苦心经营的应化所与化工系也遭轰炸，南开蒙难，他未在现场，而是在南京协助范旭东、侯德榜扩建硫酸钮厂。留守的高少白教授与伉铁镌冒着炮火抢救出了许多的设备，随后，他们携带着这些设备随南开迁往西南后方。
张克忠虽然与妻子、母亲、二儿子在重庆团圆，而大儿子张松 寿却因兵荒马乱罹病不得治疗而夭折了。承受着丧子之悲的张克 忠没有消沉，在重庆重建应化所和化工系，他终日忙碌奔波，不遗余力地与困难斗争，还创办了小规模的工厂——南开化工厂。化工厂最初的情况是不错的。
但是国难当头，科研困难可想而知。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也得从香港进口。仪器则多半只能购用本地伪造的，这些仪器欠灵敏，实验误差大得惊人。那时只能是有哪些药品，就做哪些研究，有什么设备，就开展什么工作。张克忠纵有雄心壮志， 终究化为无声的叹惜！化工厂关闭了，应化所也停止活动，张伯苓的掌上明珠就此失落了。
在此之前，同样是时局的影响，张克忠协助范旭东、侯德榜进行的永利宁厂扩建工程也受阻。张克忠慨叹：永利沽厂（同为范，侯所开）生产碱，在东南亚仅次于日本。范、侯请先生此次倾尽心 血扩建永利宁厂（在南京）发展硫酸5亚的生产，这样有了酸碱一对翅膀，中国的化工可望展翅高飞了。但是终于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而天不遂人愿。
国难当头，张克忠原本想办好一系一所并在南开办一个中国 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想破灭了。而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他感到大敌当前，身为七尺男儿，即使不能亲赴沙场抗外侮，也应追随爱国的实业家范、侯诸前辈为振兴民族工业、发展化学工业做一番事业。张克忠走出书斋，开始办工厂搞技术，可惜这条路一样不顺利。
天府之国的四川 地，地下宝藏丰富，范、侯以及张克忠等人 在四川的老龙坝、五通桥一带打盐井，并创办了永利川厂。在当时，技术落后的中国的制盐业仍是使用卤水经浓缩而后制成盐的笨办法。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永利川厂想采用德国的专利“察安 法”，于是派侯德榜、张克忠等去德国。在柏林的谈判桌上，趾高气扬的洋人百般刁难，竟至提出用这一专利生产出的产品不准到“中国以外的东三省去卖”，在他们的眼里东三省已不是中国领土。侯德榜怒不可遏，当即正告德方：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产品当然要销售到东三省去！洽谈就此破裂。
张克忠认为，德国之行虽然没有买回察安专利，但是买回了比之更为宝贵的教训。一个民族不御外侮，根本无所谓富强，弱国无外交，弱国连与外国人进行平起平坐交易的权力也没有。中国人要富强首先要靠自己。
侯德榜可谓与张克忠心有戚戚焉，他向化工界同行呼吁：“黄头发、蓝眼珠的人能够搞出来的东西，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一定也要搞出来！”侯德榜卧薪尝胆，苦斗三年，共进行五百多次试验， 创出了震惊中外化工界的
“侯氏制碱法，打破了国外专利的垄断， 化工界同仁无不为之振奋”。
这一时期，张克忠出任昆明化工厂厂长，在别人眼里这或许是大材小用，而他却甘心情愿，或许他觉得那里可以诞生中国化工业腾飞的“双翼”。事实上张克忠正是这样做的：他亲自设计改造旧有的设备，生产出了硫酸；在缺乏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经过一番努力，土洋结合，生产出了小批量的纯碱及食用碱。也许个人的命运、事业的成功总是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侵略者很快加强对西南的封锁，昆明遭到轰炸，张克忠向往的发展已成为海市蜃楼。
抗战八年，张克忠屡次拼搏虽取得了不少成果，却屡次陷入无可奈何之境。好在他从未放弃过，几次三番从头做起，痴心不改地做着祖国化工事业的腾飞之梦，但不知好梦何时圆？
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欢天喜地的张克忠带着一批精良的技术骨干同赴青岛接收敌伪化工厂，八年的抗战结束了，该是重整河山的时候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共有11个化工厂产品投放市场，而当一切才有起色的时候，内战爆发了。1946年底宋子文派人与张克忠谈判，想给张克忠一个经理之类的职位，实际目的是想囊括这十几家化工厂。张克忠无力与宋子文“斗法”，最终挥泪放弃了青岛的工厂。
本来笃信科学的人是不该讲缘分的可说来也奇怪涨克忠自从进入南开中学以来，事业发展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在南开渡过的, 他与南开有着解不开的情缘。
1947年，也就是南大复校不久，张克忠回来了，担任工学院院 长兼化工系主任并重建应化所。
此时张克忠教授上“工业化学”课，并亲自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该课程的教材，《无机工业化学》与《有机工业化学》两书相继出版了。
张克忠是位严师。据当时张克忠的学生现在天津大学化工系副教授姚玉英回忆：“张先生常常是还没讲课就考试，使大家非常紧张，上他的课之前必须预习，而考完试之后，他又会根据考试中 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这样一来大家记忆非常深刻 …… 他的考试非常难，有一次全班只有一个同学及格。同学们都怕他。……一次我做实验时，用电炉加热，由于想去拿一些东西， 只离开了片刻。正巧被张先生看到，他狠批了我一顿，因为接操作规程是不允许的。百分之一的疏漏都可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大家虽怕他，却谁也不得不折服于他在学术上的严谨……张先生的家长作风很严重，在我毕业前夕，他根本就不与我仔细谈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而只是对我说一句‘你留校’，也就替我决定了我的命运。”话虽如此说，姚玉英如果不是出于对老师的一片敬畏之情，想离开学校也并非难事，张克忠的三个字决定了她的大半生。
其实，张克忠也是一位“慈师”。张克忠是在恩师张伯苓的帮助下才没有被贫困压服而得以完成学业的，张克忠对于贫困的学生也有着一份特殊感情。现南开大学化学系的申泮文教授以及天大化工系前主任张建侯教授等人都在不同时期接受过张克忠的帮助。
政治风云变幻，张克忠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1947年下半年，老朋友杨公庶想拉他去台湾办公工厂经营，张克忠永远无法忘记青岛十几家工厂被宋子文吞并那段伤心的经历，他果断回答了杨公庶：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去殉葬，我是绝对不干的。并且劝杨也不要去。张克忠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在由上海回天津的途中，晕倒在飞机上，经
急救脱离了险情，但高血压却就此扎下了致命的病根。
很快，天津局势紧张起来，学校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以做好护校工作张克忠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张克忠与工学院师生齐心合力，在最后的黑暗中，保护了应化所、工学院各系，迎来了天津的黎明。
解放初期的日子里，张克忠接受着新中国温暖阳光的照耀。 南开的校友周恩来关心张克忠和发展化工的问题。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应邀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在与会的第一天，张克忠感到自己尚未为新中国做出值得称道的贡献，不愿在指定的席位上人座，而是选了个不显眼的末席坐下来，想不到周总理很快发现了他，并且走过来，微笑着拉起他走到毛主席身边，介绍道：“这是张克忠，子丹教授。”毛主席竟早就对他有所了解，见到他仿佛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毛主席说：新中国要富强，就要发展科学，发展化学工业，你们任重道远啊！张克忠激动不已，感到那个二十几年来不断做着的祖国化工腾飞的梦已不再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