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朱红副教授

㈠ 朱红的介绍

朱红，即中国红，是一种颜色（英文：Vermilion，又拼Vermillion），是红色颜色之一，介乎红色和橙色之间。最纯正的朱砂出自中国，因此又名中国红。同时，朱红还是人的名字。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锐女主播，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教师，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等很多人的名字就叫朱红。

㈡ 朱红的介绍

朱红：女，四川巴塘人，藏族，副教授

㈢ 朱红文的基本情况简介

朱红文，男，农历1961年12月14日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增列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晋升为教授，2002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2005.12——2006.12，在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访学。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2015年4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
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专家；中国科学方法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员和第六届理事会理事。曾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英国教育哲学学会会员；等。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多年聘其为图书评审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荐书专家；中国图书评论协会聘其为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评委，“双百”原创图书评审专家，“中国好书”论证专家等；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聘其为科研基金评审专家。
近年来，受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国家治理》等单位和组织的邀请，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调研区域发展模式、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环境治理体制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等。
主要从事当代社会理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曾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高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研究》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攻关项目、科技部和环保部软科学项目、西部县域科学发展模式等科研课题。
先后主编多套丛书：
“博雅丛书”（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经济行为的人文向度》、《管理的人文之维》、《大众文化与自我认同》、《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和《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思想》等书。
“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包括《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迈向批判教育学》、《文化、政治与教育》等书。
“时空社会学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包括《时间社会学》、《时间与社会理论》、《社会时间的频谱》、《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建构时间：现代组织中的时间与管理》、《全球复杂性》、《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一种地理学的视角》、《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等书。
“责任中国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包括《政府的社会责任》、《大学的社会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书。
“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

㈣ 朱红的朱的读音

朱红的朱的读音是zhū，声母是zh，韵母是u，声调是一声。

朱红【zhū hóng】

基本释义：

（1）即中国红，是一种颜色（英文：Vermilion），是红色颜色之一，介乎红色和橙色之间。最纯正的朱砂出自中国，因此又名中国红。

（2）人名。朱红，资深节目主持人、媒体人、演出制作人、文化投资人，喜剧品牌《逗角喜剧》创始人。

例句：现代 冰心 《寄小读者》十八：“落日被白云上下遮住，竟是朱红的颜色。”

(4)北京大学朱红副教授扩展阅读：

朱红由一种不透明的朱砂而制成的颜色，从上古已使用，作搽粉的胭脂。但颜料成份是汞硫化物，像所有水银化合物般，都是含毒性的。

由于朱红色在古代是正色，皇帝御批用朱红，皇家建筑也以朱红色装饰宫墙，官宦或者富硕人家往往将大门涂成朱红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贵族人家里的酒肉吃不完都放臭了，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就是这么由来的。在汉代阴阳五行中，朱红色象征朱雀，指南方。

因为最纯正的朱砂是非常罕见的，自然而言，朱红色这颜色极端珍贵。在中世纪，朱红色颜料有如金箔一样珍贵。在2007年，一支35毫升真正的中国朱红色油漆，亦可能花费170美元。

绘画上，朱红色由镉做颜料制成，因为镉比水银更稳定，特别用于水彩上。水彩的主流商业来源是Blockx。不同于汞硫化物，镉硫化物加工后所成的暖色系颜色范围非常大，包括加上硒或锌而获得颜色。范围从柠檬黄到深红色，有时称为“镉紫色”。

㈤ 洋河大曲的传说

俗话说：“名酒产地，必有佳泉”。纵观我国的名酒、优质酒，绝大部分用水质优良的地下水，尤其是晶莹甘美的泉水酿制而成。如被誉为“国酒”的贵州茅台，水源是由山泉汇流而成的赤水河，水清味美。四川泸州老窖特曲则是取用“龙泉井”之水。闻名中外的青岛啤酒，靠的是崂山矿泉水。绍兴加饭酒取用的是清澈如镜的鉴湖水。名垂千史的山西汾酒，用的则是杏花村清激甘醇的神井水；名扬五洲的洋河大曲，取益于清凉甘甜的洋河“美人泉”水，具有“甜、绵、软、净、香”的独特风格。
洋河，原名白洋河。白洋河的弯曲处有一清泉，称之为美人泉。白洋河从何而来，美人泉因何形成？民间流传着一个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相传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楚霸王项羽在东吴地带率领八千子弟兵渡过长江，打到淮水一带，准备推翻暴秦的统治。不久又路过虞姬沟畔，在虞家宅和他的客庄项家宅驻扎下来，每天带兵操练。在出征之前，项羽邀约全体兵将饮酒助兴，鼓舞士气。因用酒甚多，虞姬娘娘就带领许多侍女到虞姬沟提水给酿酒师酿酒。项羽同兵将们喝下这一坛坛溢香满口的美酒，连声夸好。
由于虞姬娘娘亲自提水酿出美酒，所以项羽非常兴奋和赞赏。他酒兴大发，喝到兴奋时，就带着酒壶和抓起玉杯，骑上乌骓马，催马扬鞭，飞蹄奔跑。从骆马湖边，一直跑到马陵山南麓，站在自己故乡的山头上，昂首高叫：“我要让乡亲父老都来尝尝这优美的美人酒！” 项羽说着，只见他斟了满满一杯酒，连壶带盅向空中猛抛出去，玉杯和酒壶顿时在马陵山头的大青石上打得粉粉碎，香甜的美酒煞时喷洒出去；酒滴落到哪里，哪里就滴个小酒窝，眨眼之间这酒窝子就变成一个泉水汪，有的泉汪里水流出去就变成小河。只要从这些泉水汪里、河里取水酿酒，这酒就甘美香甜，和楚霸王喝的美酒一样滋味。据传白洋河、美人泉；泗洪双沟酒厂淮河水、高沟酒厂的天泉；宿迁马陵山下的凤凰泉等等，都是因项羽洒酒滴泉而成的。从此，白洋河形成了；从白洋河里取水酿酒，这酒醇美香甜。传说有一年，神仙吕洞宾骑着白山羊，带着仙禾穗，驾起五色祥云周游四方。这一天，他路过白洋河上空时，远远飘来一阵阵醇美的酒香，忽浓忽淡，似有似无。此时此刻，引得吕洞宾酒瘾大发。他再往下走时，一阵浓烈的酒香冲来，使他心动神摇，身不由己地迷迷糊糊连人带羊落在地面，馋涎欲滴，咂着嘴连声夸道：“好酒呀，好酒！”这时候，他蹑手蹑脚走进酿酒槽坊，使用隐身术，又学着孙悟空的老办法，施展法术，放出瞌睡虫，让酿酒师傅昏然入睡。然后，吕洞宾畅饮一番，大饱口福。接着又解下酒葫芦灌得满满的，急忙又驾起祥云，溜之大吉了。由于喝得迷迷糊糊，慌忙溜走，竟把自己骑坐的白山羊和仙禾穗都丢下了。从此，白山羊和这株仙禾穗就在白洋河岸边落了户，从此，白洋河一带连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酒香更浓。人们说由于白山羊和仙禾穗给白洋河带来福音，所以也把“羊禾”作为“洋河”的代称。在洋河大曲的“羊禾”牌商标图案上，中间立着一只白山羊，周围是两支稻穗，它象征着“吉祥如意，人寿年丰”。
历史上这条美丽的白洋河，由于黄河泛滥，所以把它冲垮淤没，从此，这里变成一片飞沙弥漫的废黄河滩。荒芜多代的荒滩，如今变了，登高远眺，可以望见那片片果林，粼粼鱼池，鹅鸭成群，林木参天，在这里，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而今，白洋河虽然不复存在了，但美人泉尚存，她那甘甜的泉水和美丽的传说永留人间。 “心醉人未醉，名酒，不妨连饮三杯。品一口，含满嘴酒香，三杯落肚，够百日回味!”这是著名诗人黄东成赞扬洋河大曲酒的诗句。
以优质高产而闻名于世的洋河大曲，以地命名。此酒取清凉甘甜的洋河“美人泉”水酿造而成，具有“甜、绵、软、净、香”的独特风格。数百年来，久盛不衰。
生产洋河美酒的江苏洋河酒厂，位于苏北泗阳、宿城、泗洪三县区交界处的洋河镇。徐（州）淮（安）公路由古镇穿境而过，京杭大运河靠近镇北，交通畅达，市场繁荣，酿酒历史悠久。《泗阳县志》载：“洋河大曲，据传唐代已享盛名，明代更是名闻遐迩，可以考证的历史有400余年。当时，有山西、山东、安徽等9省客商在洋河设槽坊酿酒。”光绪《淮安府志》记载，“……自明以来，以盐酒油为最钜，酒旧有苦蒿、珍珠诸目，实则秫酒、曲酒二者”。明天府《府志》记述：“正德以前，淮酒有名。”这里的淮酒，据考证其中主要有洋河大曲。清光绪年间，洋河有槽坊27家。省内省外有70多位酿酒名师云集于此，竞酿美酒。
味占江南第一家”之誉，并列为清皇室的贡品。据史料记载，清代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时，在宿迁行宫驻跸七天，品尝洋河大曲后，挥毫留下了“酒味香醇，真佳酒也”的赞语。民国4年（1915年）和民国12年在巴拿马国际名酒博览会和南洋国际名酒比赛会上，分别获得国际名酒称号和国际奖。
古话说“名酒产地，必有佳泉”。在洋河古镇西首的白洋河转弯处，过去有大片芦苇，其中有个池塘，水清如镜，泉眼喷花，当地人称为“神泉”。此井不论是旱年，还是涝年，常流不息，水位始终平衡。关于这个“神泉”的来历，优美的传说很多。相传，当时洋河镇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名叫阿美，她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因贫病交加相继去世；留下孤苦伶仃的阿美和祖母相依为命。不久，阿美被当地一个恶霸财主找去当佣人。这个恶霸常叫她到镇上给他买酒。一次，阿美在买酒的路上，看到一位生病的贫苦乡亲，她感到可怜，便把买酒的钱始了那位穷人。无钱买酒怎么办？阿美急中生智，在井里舀了一壶泉水回去交差。不料，恶霸觉得“酒”比往常更加香甜，便问阿美“这好酒从哪里买来的？”阿美搪塞说，“是在洋河镇上新开的一家槽坊买的”。恶霸信以为真，便命阿美今后就到这家槽坊给他买酒。此后，阿美便经常从泉里舀回泉水，而用买酒的钱资助一些穷苦乡亲。不久，恶霸发现其中秘密，非常生气，便跟踪阿美。当阿美又到泉边舀水时，他一下把阿美推进泉里。阿美死后，这眼泉水更加醇香扑鼻，人们为了纪念她，把这眼泉取名为“美人泉”。如今，洋河酒厂在这眼井的原址上，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美人泉亭和一尊亭亭玉立的塑像，供人们欣赏。这则故事只是传说而已，而洋河镇上的地下水确实清澈透明、绵软甘甜，并非虚传。
进入今天洋河酒厂院内，转面向西，便看到闻名遐迩的美人泉。这里，绿柳环绕，山石峻峭，悠悠的泉水汩汩流淌，一尊汉白玉的美女雕像，手提酒壶，婀娜多姿，含笑站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周围，假山石洞，奇花异草，古色古香的六角亭立在池畔，成为一大景观。许多游客在品尝洋河美酒的同时，特意来到美人泉边参观。有的来自长城内外；有的来自大江南北；有的来自首都北京甚至国外。德国、美国、日本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宾客慕名前来观赏。不时有骚人墨客面对美人泉赋诗作画，留下赞美的佳作。1984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洋河考察时，曾写下题为《闻香已醉，未品先酣》的数千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联系美人泉优美而悲惨的故事，抒发了浓烈的情感。他写道：“姑娘被推入水中不见了。泉水却不住地涌出来，人们就用这泉水酿出又纯、又甜的好酒。为了纪念这位姑娘，称这泉水为美人泉”；“把名酒联上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并不一定只是人们常有的意向，酒味里参上一些世间的人情，事实上确有其事……”1986年金秋，全国著名诗人严辰、邹荻帆、绿原等30余人，组成淮阴“酒乡行诗会”来到洋河酒厂，面对装饰一新的“美人泉”，诗兴大发，写下许多赞颂美人泉的诗篇。 传说明朝末年，白洋关（今洋河镇）有位善良美丽的梅香姑娘，因家境贫寒，在王员外家做婢女。王员外既奸猾刁钻，又非常爱饮酒，他常常让梅香到镇上为他买酒。有个数九寒冬的傍晚，梅香上街到桥西酒店买酒，刚过桥就遇见一位衣衫褴褛、冻得瑟瑟发抖的老大娘，心地善良的她就把酒钱全部送给了老人。
王员外见梅香空着瓶子而回，就问怎么回事。梅香把事情一说，王员外大发雷霆，并逼着她把酒钱要回。梅香被逼无奈，只好再往回走，走到桥头，早已不见那个老人了，再走到小酒店，小酒店已关门收市。
梅香左右为难，心中暗想：与其回去再受折磨，还不如自寻一死，倒也干脆。梅香心一横，跑到一口土井边，就要纵身跳下，却被人一把拉住。梅香回头一看，在朦胧的月光下，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姐把自己拉住。梅香转身扑向大姐，好像是遇到亲人一样哭诉一番。
大姐听后，安慰梅香说：“梅香妹好心肠，何必轻生跳井堂，姐姐送你一瓶酒，快快拿去莫悲伤！”她抬手拔下别在头发上的凤头碧玉簪，在井口上方轻轻一照，顿时井水翻花，酒香扑鼻，当即灌满一瓶送给梅香，并还嘱咐她以后有困难时，只要在这口井边喊三声九香姐姐，就会有人来帮她解难。说完，一阵香风，不知去向。
梅香半信半疑提着酒回去，王员外接过梅香打来的酒喝了一口，顿觉一股浓香侵入肺腑。清冽甘爽，妙不可言，和平日大不相同，也就不再追究了。
从此以后，梅香每次拿到酒钱，都接济了洋河镇上的贫苦乡邻，然后再悄悄提着酒瓶，找九香姐姐灌酒交差。时间一长，员外顿生疑窦。有一天，他叫梅香去买酒，自己悄悄尾随其后。当他看到梅香竟到井边喊人，而为梅香往瓶里灌酒的竟是一位花枝招展、倾城倾国的美女。王员外顿时神魂颠倒，就嬉皮笑脸地扑上去。谁知，九香仙女袖口轻轻一拂，带着梅香姑娘化作一缕清风飘逸而去。从此，人们就把这口井叫作“美人井”，井下有泉，常年不干，水质清澈，人们又称它为“美人泉”。 在苏北民间，流传着“国公酒”的故事。“国公酒”，又叫“史国公酒”，此酒因何得名，有何妙用？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在明崇祯十七年冬，清兵攻破燕京，其间，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南明王朝。官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
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雨雪不断，四处潮湿。就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与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眠卧沙场，枕戈待敌，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就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难抬，原来是患了风湿症。
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抗御清兵是大事。于是，就请来军营中的高手名医治病，各种灵丹妙药都用了，仍然不见有效。正在他心急如火之时，这天晚上，史可法卧在铺上闷闷不乐，忽然，他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史可法定眼一看，只见眼前站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笑盈盈地上前施礼道，“史督师安好！”
史可法此刻莫名其妙，便问：“你是何人啊?”
“我么，是洋河镇上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督师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单方，供你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一瓶洋河大曲，然后又拿出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按照老中医说的方法，史可法就服此药酒，喝了之后，非常有效，不久，他患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将士中也有患此症的，史可法就照这个办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里泡成药酒，治好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连打胜仗。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用洋河大曲泡制的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了江淮一带名酒了，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凡手足麻木，筋骨疼痛，口歪目斜，风寒湿气、半身不遂等病症，长期服用“国公酒”，就能收到良好的功效。 古镇洋河，是淮安通往徐州、皖北的咽喉，这里交通发达，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美酒计”的故事，是明代爱国将领史可法留下来的动人传说。
相传在明末清初时期，国事大乱，清兵攻破燕京之后，摄政王多尔衮率领重兵南进。兵过鲁南，企图强渡废黄河，占领白洋河镇。与明军血战七七四十九个回合，均未获胜。这时，多尔衮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时想不出好办法。于是，就派出暗探到四处打听消息。后来，听说洋河镇上有洋河美酒，酒香诱人，多尔衮顿时欣喜若狂，连声嚷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为了鼓舞兵将士气，多尔衮下达这样命令：“打进白洋河，官兵放假三天。美酒任意喝，美女随便带。”士兵们一听说喝洋河酒，一个个磨拳擦掌，急不可待。
这个情况被当时驻守在白洋河镇的江北督师史可法知道后，立刻想出一条妙计。他一方面派兵在镇北守住河堤，一方面派兵在镇南开挖一条东西河道。
河道挖好后，史可法又作了一番精心的安排，迅速把守堤的士兵撤了回来，带着黎民百姓，把洋河镇上几家酿出的美酒全部向南运走。
清兵打过废黄河，涌进洋河镇，一见这一坛坛美酒被运走了，就立即向南追赶。追呀赶呀，大队人马刚刚跑到新开的河套里，只见逃跑的明军士兵和百姓们都把酒坛丢下，慌忙而逃。
这时，清军官兵一见酒坛丢下了，都停住脚步，一个个弃马丢枪，你争我夺地去抢酒坛。只见一个个馋得口水直流，乱糟糟地拼命抢酒喝。正当清兵喝得迷迷糊糊昏头转向时，突然，上游一声轰响，临时堵截的土坝子被炸开了，滔滔的洪水象野兽一样直冲下来，清兵一时躲避不及，全都葬身水底。
从此以后，人们把这条新开的河叫“拦满河”，清政权健立后，因“满’字犯忌，改叫“拦马河”。如今，拦马河变成了洋河酒厂的排水沟。关于史可法使用美酒计破清兵的故事，在苏北广为流传，一直传为美谈。

㈥ 朱红这个名字有没有明星

朱红，出生于安徽芜湖，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播音系以及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资深节目主持人、媒体人、演出制作人、文化投资人，喜剧品牌《逗角喜剧》创始人、喜剧品牌《喜剧研习社》合伙人。现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制作人和北广合意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㈦ 中央财经大学的杰出校友

政界精英 田纪云 原国务院副总理
王丙乾 原财政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光英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金华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金人庆 原北京市副市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财政部部长
戎子和 原财政部副部长、代部长
王绍鳌 原财政部副部长
胡立教 原财政部副部长
贝仲选 原财政部部长助理
余蔚平 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翟熙贵 原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
陈 华 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 主任
李予昂 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程法光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孙志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
穆 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李克穆 保监会党委副书记 副主席
柯卡生 银监会非银司 司长
曹聪 国家税务总局地方司 副司长
郭左践 中国保监会财险监管部 主任现中国保监会天津监管局 局长
杨凌隆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
丁先觉 财政部基建司司长 国务院金融监事会 原主席
范巍 国务院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 主席
侯慧君 中央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副局长
易仁萍 审计署管理司副司长
张汉兴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民政部计财司司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魏礼江 国务院金融机构监事会 主席
傅东 中国财政杂志社党委书记兼社长
谭纯喜 中国审计报社社长
贵敏 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
路英 财政部社保司副司长
刘光忠 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刘键 国土资源部财务司副司长
谢庚 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
毕朝英 财政部离退休局 副局长
杜俭 国务院金融机构监事会 原主席
刘高潮 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副局长
冯秀华 财政部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参事（正司长级别）
崔敬伯 财政部税务总局避副局长 民建第三、四届中央委员
央行系统 戴相龙 原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任中国社保基金会党组书记
王成铭 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
樊晡生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党委书记
史纪良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现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王启人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助理。 中央委员，中央驻澳门联络办主任
李东荣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副行长
段晓兴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行长助理
金建栋 原人总行金融管理司 司长
郭玉华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人事司 司长
任 侠 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司 原副司长
蔡 荀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副行长
李亚新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副行长
郝治安 人民银行太原市分行 行长
赵保卫 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朔州分行 行长
路国英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 副行长
李小秋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副行长
王树臣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 行长
商业银行系统 总行
牛锡明 交通银行总行 董事长
陶礼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行长
段晓兴 原华夏银行行长
史纪良 原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行长
吴北英 中信银行总行 副行长
王文彦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董事
乔 伟 交通银行董事会 副董事长
魏盛鸿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 副行长
林克平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 党委副书记
宫少林 招商银行总行 副行长 招商局集团董事
刘淑兰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 副行长
顾京甫 中国建行总行业务总监（副行长级别）
钱中涛 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 副行长
王希坤 中国光大银行总行 副行长
郭玉华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兼纪委书记
郝震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审计局 副总经理
郭义明 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财务总监、党委委员
朱红波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胡亚辉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副总经理
王 燕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信息技术管理部 副总经理
何志成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高级经济师
陈 伟 平安银行副行长
何仲森 银川商业银行董事长
于化北 河北省张家口商业银行 董事长
谢 卫 全国人大代表 交通银行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德衍 中国银行总行董事长、行长
各地分行
杜炜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
沈若雷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行长
张德宝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办公室 总经理
杨志宏 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总会计师
张永革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行长
周金伦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行长
李楚章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 行长
姚金华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行长
施继德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 行长
王树臣 中国银行宁夏自治区分行 行长
徐常宁 中国建设银行宁夏分行 副行长
束坚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自治区分行 副行长
沈弟茵 交通银行海南分行 副行长
李文占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 副行长
杨 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分行 副行长
魏秀兰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 纪检委书记
汪长安 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副行长
于丕涛 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 副行长
倪百祥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 行长
任海龙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行长
潘守庚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行长
闫振生 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 副行长
杜 炜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行长
徐良 深圳发展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
申松君 中行浙江省分行 行长
邱发宗 中行四川省分行行长
叶一新 中行澳门分行行长
王德文 工行新加坡分行行长
丁燕生 前中银香港及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
吴念鲁 前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
张 斌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业务部总经理
吴庆平 中国工商银行山东莱芜分行 行长书记
曹霖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
地方政府 侯 凯 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章锐夫 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
高瑞科 湖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王诗全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骆玉林 青海省副省长
韩 英 广东省九届人大副主任
庄惠春 浙江绍兴市人民政府 原副市长
曾广宇 民建北京市委员会 副主委
杨任远 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邵明钧 广东省深圳市税务局 原局长
周桂根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
苑广睿 天津市河北区区长
冀国强 天津市静海县县委书记
李双成 江苏省财政厅 副厅长
邵桂芳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大 原副主任
李小平 江苏省地税局 局长
张 凡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黄玉德 陕西省西安市地方税务局 局长
李生诚 新疆银监局 局长
吴炳贵 广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李培林 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
朱小莉 湖北省水利厅纪委书记
叶 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王小烈 河南省审计厅 副厅长
王连清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局长
缪学刚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环保厅厅长
王希龙 江苏省徐州市市委 书记
左绍伟 河北省财政厅 副厅长
顾月涛 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
章永福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王维国 甘肃省地税局 局长
董树林 甘肃省煤炭工业局 局长
崔正华 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赵 春 甘肃省发改委 主任
吴仰东 甘肃省白银市政府 市长
张智军 甘肃省财政厅 副厅级
冯 毅 云南省审计厅厅长
陈秋生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财政厅 厅长
陆 浩 云南省统计局 局长
陈辉明 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何绍华 成都市副市长
赵世洪 河北廊坊市委书记
刘新春 山西省太原市人大 主任
李爱庆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北京国资公司董事长
王 罡 北京市财政局机关服务中心 办公室主任
黄炳福 江苏省苏州市委 副秘书长
赵文娟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 副主席
任振荣 财政部驻宁夏监察专员办事处 专员
吕勇 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贾国明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竺向东 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副主任
杨之春 甘肃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
李 津 宁夏地税局 副局长
蒋金波 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巡视员省委书记办公室 副主任
企业系统 金建栋 国泰证券首任总裁
邵 淳华 夏证券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航母的奠基人
崔立中 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总会计师
谢 卫 全国政协委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姚江涛 江南证券有限公司 总裁
张树忠 大通证券总裁
徐 锷 原攀钢集团总会计师、副总经理
陶 冬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有限公司 副总裁
黄 强 涌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若雷 香港申联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 浩 凤凰卫视中文台专题组 副总监
魏崇智 香港中国广告有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小平 中国金币总公司副总经理
张志鸿 鸿基世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袁振宇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詹平原 长江三峡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胡 峰 银河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
董 锋 中信建投证券公司财务总监
缪建民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
戴凤举 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
刘家德 中国人寿股份副总裁
冯知杰 中国人寿财险副总裁
王新利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王志泰 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
叶 楠 招商局海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段方晓 瑞泰集团副总裁
陈剖建 天安集团董事长
刘 央 西京投资管理公司（香港）主席
向可碧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原总经理
张亦兴 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董事
汪晓峰 金信信托董事长
刘志忠 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
徐 波 微软中国区财务总监
魏 东 涌金集团创始人
谭丽霞 海尔集团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陈基华 中国铝业执行董事、副总裁
范肇平 南山集团副总经理 科研院所 于中一 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著名财政学专家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副局长
张天成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吕世杰中国国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系统 王广谦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王柯敬 中央财经大学前校长、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会长
邱 东 中央财经大学前党委书记 北师大国民核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师大国民核算研究院院长
高一斌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
姚 遂 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
陈 明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梁 勇 中央财经大学副书记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郝书辰 山东财经大学 党委书记
姚得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
李光龙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郝如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杜英斌 山西财经大学前校长
陈永达 原青海省工商银行副行长、现杭州工商干部管理学院 副院长
刘姝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CCTV感动中国人物
易仁萍 南京审计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高一斌 国家会计学院第三任院长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刘 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副主任
梁红梅 西北师大经济教研室 主任
赵国春 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院长 老一辈名师 陈岱孙，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
崔敬伯，1932年回国，曾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川康直接税局局长，直接税团副团长和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建国后，历任财政部税务总局避副局长，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崔书香，193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系硕士学位。1939年获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学院经济学系硕士学位。1952年至今，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部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姜维壮，1962年起，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教授，财政部学位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全国在职同财政干部培训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闻潜，著名经济学家，均势市场理论和消费启动理论创始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天民，著名会计学家。

㈧ 奥运双金王凯旋归国！身着中国红精神饱满，在机场与记者热情互动了吗

北京时间的7月29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优秀的奥运选手已经从东京奥运村回归，目前他们需要在固定的区域进行隔离，等到隔离期结束后，相信会有不少综艺节目邀请他们参加。奥运双金王凯旋归国！身着中国红精神饱满，机场热情与记者互动。

如今杨倩已经正式返回了国内，在通过了隔离期之后，她就需要回到清华大学去补课了，不少网友和粉丝都对此感到好笑，原来世界冠军也是需要补课和写作业的。希望杨倩的未来将会一直顺利下去，希望在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可以再次看到她的身影。

㈨ 朱红文的介绍

朱红文，男，农历1961年12月14日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同年增列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晋升为教授，2002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2005.12——2006.12，在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访学。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2015年4月起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

㈩ 生态灾难有那些

历史上较著名的生态灾难
厄尔尼诺现象和南极臭氧空洞
生态灾难新闻
http://www.capcnet.com/hq/znbw/now/ecology.htm
-- 南方周末：圆明园埋下了什么? 生态灾难是否言过其实？
圆明园处于争议之中。一些生态学者和环保志愿者指责圆明园正在制造一场“生态灾难”。3月29日下午，圆明园几个被放掉水的湖里，来自山东、甘肃和河北的民工们，在快速处理着铺设防渗膜的最后工序，几台挖掘机轰轰叫着，将防渗膜用一层土盖上。与圆明园里挖掘机巨大的轰鸣声相比，公众的质疑声似乎太微弱了。

“工程马上就完了，‘五一’游人来之前放水。”圆明园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完了，完了。”特地赶来的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叹着气，从湖底捡出几个比巴掌还大的蚌壳，“圆明园的动脉和毛细血管给割断了，这些生命，再也不会有了，这里将变成死水。”

生态灾难，是否言过其实？

记者在圆明园时，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又打来电话，希望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事实，以阻止圆明园被破坏。

如果不是这位专家，圆明园的这项工程可能根本不会被公众所知。一星期之前，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参观，惊讶地看到圆明园热火朝天在湖底铺防渗膜的场面，心急如焚，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圆明园在自掘坟墓，救救圆明园！本报记者也看到，圆明园几大湖的防渗工程基本完工，白白的两层防渗膜将湖底封起。向圆明园提供这种防渗膜的山东宏祥化纤公司的张姓工人说：“这种膜埋到地下，七八十年也不会烂。”

张正春认为，这种做法将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水是维系整个园林生态系统的命脉，如此大规模地翻土、压实，破坏了湖中的物种多样性；把湖底盖死更会隔断水的自然循环，使之无法与防渗膜下的部分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这样更把本来就不流动的湖水彻底变成死水，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更容易导致富营养化。

他说，这样还会破坏圆明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圆明园作为清代的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山水相连、浑然一体、宛若天成，防渗处理后，就把自然湖和河道变成了人工水池、水渠，把真水变成了“假水”，人为地把山水割断，破坏了山水一体、气息相通的整体格局。

然而圆明园方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说，在铺防渗膜之前，圆明园由于缺水，生态状况更差，植物大量旱死，曾有7万斤鱼因缺水一次性死亡。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孙国升也认为“生态灾难”一说言过其实，“那些‘生态学家’，有几个是学生态的？”他在电话中说。

然而，更多的学者支持张正春的观点。记者采访清华大学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时，听到圆明园的防渗做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连声说，“这不是什么难懂的事，这种做法早已被生态学所否定。不应该这样做。”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博士说，这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背道而驰，德国、日本，甚至美国最缺水的洛杉矶，为了保护生态，已经将原本被衬砌的河道恢复自然。他说：“这样做，将毁掉这个遗址。”

与圆明园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已经看到圆明园防渗后的严重后果。在历史上，北大和清华校园都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北大未名湖和清华荒岛周围的荷塘，都是圆明园水系的组成部分。3月28日，北大绿色生命协会的闻丞请奚志农去看鸳鸯。他说，在北大那些自然的小湖里，虽然水源并不干净，但由于自然生长了大量的水生植物，会净化水质，现在还能有鸳鸯。而著名的未名湖，由于被大肆整治过，破坏了湖底，现在水质很差。“我们能预见到，发臭的未名湖就是圆明园的未来。”闻丞说。

3000万元工程未经环境影响评估

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说，媒体的报道不准确，这项工程的花费并非像外界所传的有1.5亿，而是3000万元。“这笔钱全由海淀区政府出。”她说。

那么，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重大工程，是如何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的？

朱红说，这项工程没有单独立项，没有经过环境、生态方面专家的论证，也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她介绍说，这项工程的背景是，圆明园极为缺水，2000多亩的水面，每年枯水期约有七八个月，由于降水量少，很多植被旱死。他们每年都与北京市水务局交涉，希望能供更多的水。一年批下来的水是150万方，可圆明园的水体总共有900万方，远远不够。

后来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来圆明园考察，看到圆明园缺水如此严重，便建议他们做一个可持续规划。这便是2003年10月编写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这个规划由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水利局3家单位编定。规划认为，圆明园“年渗水量250多万立方米，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其前提是“保护遗址和湖底生态系统”。防渗后，每年预计可以减少渗漏150.79万方水。

圆明园的湖底防渗工程，是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朱红说，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将圆明园山形水系的整治纳入了环境建设年的重要内容。圆明园考察开源和节水的几种可能，最后确定了用湖底防渗来节水。

湖底防渗工程上报到区里，“没有经过像一般建设项目那样繁琐的审批程序，区长办公会讨论就通过了，”她说，“区里这几年对圆明园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不过，过程显示，这一重大的建设项目，在其规划和建设期间，并未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另外，据圆明园管理处向本报提供的说明，“从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市、区两级政府以及圆明园管理处已投入圆明园环境整治资金共计约8200万元。2005年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计划投入1.2亿。”

也就是，一个以亿计的巨大工程，同样未依法经过环境影响评估。

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被忽视

圆明园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证明自己湖底防渗师出有名，圆明园出示了一份国家文物局2004年1月的批复，名为《关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的批复》，在此批复中，国家文物局原则同意“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环境整治工作的意见”，但说：“整治内容应以清运遗址地表上以及水系中的垃圾渣土、加固修整破损驳岸为主。”

记者发现，在上报的环境整治请示中，圆明园并未提到要进行湖底防渗。而且，在现在进行防渗的几个大湖，如福海等，也并不属于“圆明园西部遗址区”的范围。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说，2003年，圆明园管理处和一些专家学者，曾就圆明园的保护进行讨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参加了。单霁翔说，整治圆明园，前提不仅要保护文物，也要保护生态。国家文物局的态度很明确，单霁翔2003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和谐，只会是好心办坏事。圆明园里，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在说话，每棵树、每根草都会说话。在那里，可以听到人与历史、人和自然、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对话，感受到它们自然和谐的统一。”

“圆明园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后来变了。”李小溪说。

关于河湖底部防渗工程，北京前几年曾有过激烈的争论。1998年，北京大规模治理河道。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北京缺水，用河道全面衬砌的方式治理100多公里的京密引水渠——在河岸河底铺上水泥、石头取代以往的土壤，以防渗漏。

许多专家坚决反对，认为这种做法阻止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2000年3月，北京市水利局主管水利建设的副局长孙国升代表官方，与梁从诫、李小溪等人进行了对话。本报2002年曾报道过这次争论。

梁从诫回忆说：“辩论很快超出了学术范畴，上升到公众知情权的层次。”北京规划院原副总工、水利规划专家庞尔洪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公众，尤其是专家，应该对大的工程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次关于北京河道衬砌的决策，虽然此前有关部门也听取了一些意见，开了专家论证会，但似乎有种倾向：意见相同的专家请得比较多，而反对者的观点被忽视了。《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几年后，硬化工程的恶果逐渐显现。夏天，水泥河底让水迅速变热、蒸发，冬天，水温则急剧下降，水生生物难以存活，鱼也变得很少，河流失去了自净的功能。河里的水质并没有如规划者所期望的方向好转，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水生植物种类减少，出现了‘水华’现象。”

李小溪说：“可以看得出，那次公众的参与论争，虽然没有最终改变政府的决策，但已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她的依据是，2002年9月，北京市水利局局长焦志忠强调，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即不再用水泥修筑河道，要恢复以往的天然河道。

2003年出台的《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由北京市水务局领导起意，水务局的水利科学研究所参与编写。有意思的是，据一位施工工人讲，施工单位有北京水务局的工程公司。记者向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和圆明园管理处求证此消息，两个单位都未否定。

北京市水利局局长公开承诺“北京今后不再修建‘铜帮铁底’河道”两年后，在圆明园，一个全国公众更加关心的地方，有关部门仍然试图用厚厚的膜将圆明园的水与大地隔开。

圆明园定位之惑

“防渗工程只是圆明园的一个小问题。”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官员说。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个小问题折射出一个价值观问题，圆明园到底是什么？是遗址，还是公园？”

圆明园管理处承认，湖底防渗，实际是圆明园整治“山形水系”的一个小步骤。2000年月，国家通过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在这一规划中，就有整治“山形水系”的项目。

当时有些人，包括圆明园的管理者，希望重建圆明园被毁的古建筑，“我估计有些人跟建筑商有勾结，想从这项巨大的工程中赚钱。”梁从诫说。

梁从诫等49位全国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坚决反对任何借修复之名行商业目的之实的行为。在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圆明园”被否决。

最后形成了以保护为主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但里面整治“山形水系”的内容，也有争议。

圆明园管理处朱红副主任说，圆明园是非常优秀的古典园林，只有将山水景观部分恢复，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清华大学建筑历史及文物保护研究所郭黛�教授说，如果能再找到圆明园山水的边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她说：“圆明园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充满野趣，由于历史原因，里面还住着几百户人家，垃圾满地，古迹的假山旁就是猪圈。不得不进行整治。”

但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我不赞成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和谐的复建山形水系。”

俞孔坚认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无法模仿的。更为独特的是，它丰富的自然地形形成的生物景观的多样性，恰恰与遗址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在17、18世纪的英国造园中，本没有遗址，是在发现古罗马的遗址那么富有震撼力以后，他们去造遗址景观，而我们拥有的是真正的遗址。圆明园遗址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跟植物、水系、地形等自然生态早已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遗址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遗址，它的含义就扩大到了生态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类似的话，两年前俞孔坚就对圆明园管理处说过。

而梁从诫说的更加直接，他认为，搞山形水系，并非要恢复圆明园的原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了。“而他们的意图，是要将圆明园当作摇钱树，借此搞工程，种些花花草草，弄些水面，搞游船，招徕游人。”

海淀区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小溪则透露，2003年6月，她与圆明园管理处接触，劝说他们不要在搞山形水系工程中砍掉原有的树木而种上外来花草。一位圆明园负责人与她争辩后急了，说：“我们总得把上头给的钱花完吧？”

诸多问题都涉及到圆明园的定位：是文物遗址，是国耻纪念地，还是公园？

国家文物局的那位处级官员说，圆明园的问题很多，防渗工程只是最表层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手拿着文物法，去圆明园对照，看有多少问题！”他说。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圆明园的功能，如果是文物遗址，那么，管理体制是否理顺？为什么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是由一个区政府的管理处管理，而不是文物部门管理？

显然，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圆明园管理处。在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眼里，最迫切的是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我们职工一共1700多人，一年门票收入只有2100万。”如果不增加圆明园的收入，不但无法很好地管理圆明园，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成问题。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圆明园，无法决定这么大的问题。”她说。

圆明园铺防渗膜，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次优选择吗？“圆明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批评的学者专家不出钱买水，就想不到人家的难处。”清华大学郭黛�教授说。

而朱红说，目前的情况是，“就是有钱，像买金子一样买水，也买不来。因为北京市的水太缺了。”

北京市水务局宣传处长俞亚平说：“北京的水就这么多，你是先保证居民用水，还是先给景观用水？打个比方说，只有一盆水，是留着喝，还是当洗脚水？”

圆明园在进行防渗工程前，曾考察了北京市的情况，“结果发现，几乎百分之百的水体都做了防渗处理，包括玉渊潭公园，新建的奥体公园等。”朱红说。

而颐和园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水的指标较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从哪儿变戏法一样变出水来？”朱红说。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李皓博士说，北京的有些公园湖底是用水泥砌起来的，“这早已证明是失败的，”她说：“圆明园为什么还要学？圆明园更特殊的是，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国人民的财产。”

朱红强调圆明园做法的合理性：“说句朴素的话，你说，圆明园是有水好呢，还是没有水好？”她又一次提到圆明园里干死的树和鱼。

李皓博士却对此提出质疑。她说，首先要调查圆明园的说法属实，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需要分析是不是有圆明园管理的责任。至于鱼，完全可以在湖成为湿地前收获。她认为，圆明园将湖底防渗，不是像圆明园所说“为了生态”，而是为了钱。3月25日，李皓曾去圆明园，她问圆明园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将水位蓄得那么高？半湿地状态不也很好吗？”工作人员回答：“那船怎么下得来？本来就是为了划船，公园也要有收益啊。”

“圆明园为什么一定要有水？”俞孔坚也说，“这是遗址啊，是被英法联军烧掉的地方，是世界级的遗址，你只要保持这个遗址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恢复乾隆时期壮丽的样子？没水要灌水，那肯定是要把颐和园和官厅水库的水分给你，这不是增加北京市的负担吗？”

他认为，这种一定要有水的观念，本身就错了。北京市缺水，也是50年来种种类似不尊重自然、破坏生态错误的累积。“退一万步说，就是没有防渗工程事件，圆明园把杂灌去掉、重修山水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事情的根源就在于对遗产、对生态的错误观念。”

然而，似乎一切都晚了，尽管许多专家呼吁紧急拆除防渗膜，但3月30日上午，数台挖掘机仍在圆明园轰鸣着，将最后的防渗膜埋进湖底。可以预见的是，不久以后，这里将水波荡漾，游人嬉戏，一切都会显得正常而美好。

■链接

圆明园：一部持续的历史

1860年，圆明园经英、法侵略军焚劫之后几乎化作一片焦土，但所幸的是，仍余留下“双鹤斋”、“紫碧山房”等16处重要景观。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曾进行部分整修。直到1900年，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其废墟都受到了较完整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再度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八旗兵丁、土匪地痞即趁火打劫，把园内残存及陆续基本修复的共约近百座建筑物，几乎拆抢一空。现在散落于北京胡同、四合院内的圆明园石刻文物即多源于此。至宣统末年，“园内麦陇相望，如同田野”。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遗物被官僚、军阀、流氓大量盗走。例如，徐世昌为修公馆，曾拆走了鸣和园与镜春园中最完整的殿宇的木材；王怀庆也曾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以修“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从圆明园运走了汉白玉石料。现在中山公园中的兰亭八柱及兰亭碑，北京大学未名湖西侧的翻尾石鱼和湖畔的安佑宫华表，也都是在这段时期从圆明园中被运走的。自民国成立之后，几乎每天都有装满圆明园残料的车辆经过，共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园内的大城砖、虎皮石、云片石乃至西洋楼残存的大理石石柱等，都被多次公开变价批卖，这样终致圆明园沦为一片废墟。

建国之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精神作出了“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决定。但是，据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圆明园多处山形水系被挖掘填平，曾一次拆除围墙800余米、砍伐树木1000余棵、运走石料几十车。

目前，圆明园对外开放的园区只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成了农田、村庄、工厂，甚至是垃圾场、粪场、坟场。

关于圆明园遗址的保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制定了《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立了圆明园保护的基本原则。2002年12月13日，圆明园遗址修复工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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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luoluck
-- 发布时间：2005-5-30 1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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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能的政府！！！

政府虽然不是专家

但是他们至少应该有点基本的常识吧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政府做了之后

才引来专家学者的一片议论呢

要嘛是因为实在是太无知了

要嘛就是因为某些东西的驱动力它过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