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大学教授段建华
⑴ 湖南涟源
基本概况涟源市位于湖南省中部，涟水源头。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3′-112°2′，纬27°27′-28°2′。东毗娄底、双峰，南接邵东、新邵，西邻新化、冷水江，北连安化、宁乡。东西最大宽度40千米，南北最大长度65千米。总面积1895平方千米。总人口109万人（2003年）。
市人民政府驻蓝田街道，邮编：417100。代码：431382。区号：0738。拼音：Lianyuan Shi。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涟源地处湖南的几何中心，具有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湘黔线和国道207线交汇处,正在修建的二广高速和娄新高速在涟源东交汇,涟源将成为湖南的交通枢纽,还有正在改扩建二级标准的国道207,省道210及正在规划中的沪昆高铁涟源段将为涟源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人气和才气,涟源矿产资源煤镁石膏等和旅游资源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眉江省级地质公园,杨市古镇等。这一切将为涟源今后的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涟源在工业上已形成了采掘、机械、建材、冶金、制药、化工、食品加工、日用产品生产八大体系。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提升，一批以现代企业管理和高新技术为特征的外向型企业迅速崛起。农业通过大力优化结构，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逐步构建了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农业产业化体系。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品牌专卖、特许加盟、货运仓储和电子商务等新型商业已成为涟源商业的主流。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三次产业三驾马车齐驰并进，将涟源经济带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编辑本段]历史沿革涟源一带原为少数民族杂居之地，相传先民们是盘古的后裔，属三苗、九黎集团，出自五帝中的颛顼。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先民们与黄河流域的华夏和东夷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但最后失败了，大部分被迫向南迁徙，现今贵州、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很多是这一带移民的后裔，剩下的部分被西汉以来不断大量南移的中原汉人(特别是江西人)融合、同化，从而形成今天涟源市汉族人占99.9％的民族格局。涟源城区蓝田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早在明清时期，就是连结湘中、湘西的重要商埠。制锅、造纸、印染等手工业闻名遐迩。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大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迁入蓝田，一时文化教育、商业贸易之盛，使这座古镇赢得了“小南京”的美誉，蓝田成了当时中国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是在此执教时以蓝田为背景创作的。正是由于这样深厚文化基因的孕育，涟源文化教育长盛不衰，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涟源先后荣获“全国先进文化市”、“全国先进体育市”称号，并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编辑本段]行政区划原分属邵阳、安化、新化、湘乡地，1952年析上述四县置蓝田县。同年，因与陕西蓝田县重名，而更名为涟源县，以地处涟水源头而得名。1961年析置出娄底市。1987年涟源撤县设市，目前隶属于地级娄底市。
涟源市辖1个街道、15个镇、4个乡：蓝田街道、六亩塘镇、石马山镇、安平镇、湄江镇、伏口镇、桥头河镇、七星街镇、杨市镇、枫坪镇、斗笠山镇、水洞底镇、白马镇、茅塘镇、荷塘镇、金石镇、三甲乡、龙塘乡、古塘乡、渡头塘乡。 [编辑本段]自然资源涟源境内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素有“煤矿之乡”、“建材之乡”和“有色金属之乡”之美称。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有煤、铁、锰、锑、铜、铅锌、硅石等40余种，其中煤炭储量4.36亿吨，是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涟源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全省十五个重点景区之一的湄江风景区以其神奇的地质地貌、奇山、秀水、妙洞组合的自然风光成为三湘一秀，目前正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南部的龙山森林公园既是一个大自然的博物馆，又是一座天然氧吧，山顶昂然独立着一座明代建筑“药王殿”吸引着许许多多海内外游人前来祈福求药。 [编辑本段]地理气候涟源地处雪峰山东南麓，全市地形多为丘陵和山地，年平均气温16℃，降水量1328毫米。农业主产水稻、甘薯、柑橘、茶叶和猪、牛、羊畜养等。
境内最高峰龙山岳坪峰上有建于唐代的药王庙，是湖南省的重要古迹。另外还有七星寨、湄江、红水岭等风景名胜。北部湄江风景秀丽，堪称三湘一秀；南部龙山被称为“天下药山”、“植物王国”、“天然氧吧”；白马湖风光秀丽，被誉为“湘中明珠”。 [编辑本段]涟源名人涟源，各行人才辈出，各业英雄聚集，各职精英众多！
从王鲁湘，颜长珂到梁稳根，从颜家龙到蒋牧良，
从余彭年到李普，从李忠熙到谭谈，
从张信威到李聚奎，从刘克详到曾益新，
从李燮和到刘海藩，从梁一鸣到萧育轩．
一、军界
李聚奎，上将，军事家，革命家，开国上将，中顾委委员
毛炳文，中将，国民党军长
陈浴新，中将，国民革命军中将，省人民政府委员,
罗 云，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
谢玉久，少将，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李绍庄，少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涟源市安平镇人
毛国斌，少将，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求腾，少将，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
梁祗六，少将，抗日战争，中国军第15师师长
曾震五，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
李 浑，湘西剿匪第一纵队副司令员
彭汉祥，广西贵港军分区政委
梁巨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毕业于湖南大学
二、政界
刘海藩，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正部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李 普，新华社副社长，曾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公泰，湖南省政法委书记
梁一鸣，内蒙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吴奇修，湖南省粮食局局长，原湖南团省委书记，冷水江市市长，高级经济师
傅国良，湖南省体育局局长
谭显栋，原娄底市委政法委书记
易春阳，娄底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易炼红，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
邓鸿章，原零陵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吴伯勋，湖南省邵阳市委常委，市军分区政委
周若鹏，现任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高超群，娄底市人大副主任
王多全，娄底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阳花萼，原娄底地区行署副专员
王信卿，娄底市委巡视员
周世辉，娄底市委副巡视员
胡卫平，娄底市委副巡视员
吴建平，湖南省新化县委书记
谢克球，广东省中山市经贸局局长
毛建华，娄底市政协副主席
梁克和，娄底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周兴和，娄底市领导
张怡中，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李周书，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原党委书记
廖美南，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珠海市政协常委
三、科学界
张信威，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曾益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
梁正汉，主任医师，现任湖南省结核病学会副主委
朱 菱， 电机设计专家
刘静安，教授级高工，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梁甸农，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子学会会士
梁从新，博士，美国资深药物研究科学家
谭显裕，研究员，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精密仪器厂高级工程师,
蒋继穆，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原副院长
李鼎权，教授级高级工程，历任长沙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
梅文华，空气级专家，空军第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空军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
李忠熙，电脑专家，美籍华人，100名华人科学家之一，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梁希杰，地理学家
毛建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沙矿山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四、教育界
王鲁湘，教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凤凰卫视中文台《纵横中国》的总策划
王笃初，教授，主任医师。湘雅医院输血科第二任科主任．
彭补拙，教授，南京大学博导
陈初生，教授，暨南大学艺术中心主任、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
谭载喜，教授，留英硕士、博士，硕导、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生导师。
吴次铨，教授，湖南农业大学关工委主任
刘新祥，教授，湖南中医附属第二医院主任医师
罗尔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被誉为“东方凡高”的油画家、国画家
邓乐群，教授，江苏南通大学历史系
李冬林，教授，女,湘潭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
刘楚魁，教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和副厅级督导员，湖南省社会学会副会长．
颜日初，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导
石冰心，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博士生导师
邱均平，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克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
颜家壬，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杨竹林，教授，博士，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博士生导师
易克初，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戴培根，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地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
萧铁肩，教授，中南大学铁道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颜达予，教授，中科大研究生院
曾肯成，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谢求成，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
郭建勋，教授，湖南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周雄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五、商界
余彭年，中国第一慈善家, 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
梁稳根，湖南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
肖自江，湖南五江轻化集团董事长，"全国创业之星"
刘晓剑，长沙圣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汝安，湖南三星投资集团董事长，涟源荷塘镇人，广东湖南商会副会长
谭柱中，贵州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全国电解金属锰厂长(经理)联谊会会长
毛友俭，娄底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涟源荷塘镇人
毛炳俭，娄底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俭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石海澄，涟源市田心卫生院院长，主任医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贺迪辉，珠海国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新华，广东经促会会长，七星街镇人
肖 军，省科协科技园董事长
曾赳雄，湖南天雄企业集团总经理
姚德超，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原一汽集团副总经理
六、历史名人
李燮和，中国同盟会会员，光复军总司令，辛亥革命元勋
李续宾，湘军主将
谭醉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解放后毛泽东特约谭老北上
罗宗翰，革命先烈
刘若文，革命先烈
谢振定，清代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不畏权势、敢斗和珅的“烧车御史”
七、其它
谭 谈，中国作协副主席，前湖南省文联主席
梁山鸣，湖南涟源人，现为涟钢书法家协会主席，娄底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易元和，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湖南美术家协会会员，香港工笔画家协会艺术顾问，《天涯无处不奇观》入选法国卢浮宫国际美术沙龙展并获特等奖殊荣，获此殊荣中国第二人
颜家龙，书法家，画家
梁新春，香港《大公报》原副社长、第一副总编，《湖南日报》原社长、总编辑，
李野光，原名李光鉴，著名翻译家和作家
李梅彬，英文中国体育杂志社原副总编、编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梁世德，台湾著名书画家，涟源市三甲乡人
颜长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研究员
萧育轩，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
毛用和，著名画家
吴凤之，吴凤缘,吴凤翔兄妹，著名书画家
罗和秋，组织人事专家
梁绍辉，历史学家
蒋牧良，原名希仲，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
陈野平，舍己救人的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大学生
梁纶才，涟源人，著名翻译家，社会学家
萧有恺，著名画家
廖遇平，放疗专家
廖志理，著名作家
吴干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湘中名捕 [编辑本段]相关链接中国·涟源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lianyuan.gov.cn
⑵ 杨振宁为祖国作了什么奉献
杨振宁50年骗术的最后结局！
1. 杨振宁自称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第二个。在瑞典诺贝尔奖记录中，获奖人是李政道，杨振宁，国籍：中国(R.O.C.);获奖论文的作者是李政道，杨振宁。
2. 杨振宁到1997年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杨振宁不得不在1997年之后到香港来混混，现在在清华大学，由全国纳税人给他享受部长级待遇，住1000万元的别墅（二层楼，有电梯），每年消耗全国纳税人大约几百万元。再看再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奖励中国5所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3. 杨振宁的谎言成了习惯，居然在全中国人们的面前出世了天大的谎言：“中国人即将获得诺贝尔数学奖”，但是诺贝尔奖中并没有数学奖。
4. 杨振宁讲清华大学的学生质量比美国哈佛大学（世界排名在一二之间）好。获得√√
5. “知子莫若父”
杨振宁父亲谈杨振宁：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回忆：“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朱永行 2005年3月16日
6. 杨振宁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居然又出来说谎，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讲话。幸而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人。
7. 科学院
周总理也知道杨振宁父亲讲的话：“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
8. 李政道在1959年就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这不仅要讲学术水平，还要讲人品的！ 杨振宁至今还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可见在美国科学界对杨振宁的人品评价不好。
9. 李政道在1963年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而杨振宁恰没有著名大学聘请他为讲座教授，这是客观事实。杨振宁只有1966年到刚组建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这样的新学校才当上了讲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之时，原本是为了培训能教授中学数理知识的师资而成立的一所学府。初建校时学生仅有一百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学校就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很多, 2010年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大学排名第8，世界排名第10。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和教授中一共有8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三位美国总统是该校的毕业生。是世界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在哥大的校友中还有中国的名人顾维钧、蒋廷黻（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马寅初（原北京大学校长）、宋子文、冯友兰、吴健雄（前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徐光宪（著名物理化学家，2008年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
石溪分校在美国大学排名原来排名大约在200名左右。1966年引进了还没有当上讲座教授的杨振宁，算是有了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中国很多人不知道，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就像中国一所地方大学的某一分校一样。清华大学到这样的大学去引进人才，又是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的人才，又是高价收购，实在是在清华大学自己在贬低清华大学。现在中国前10位的大学引进人才也要求是世界100强的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自己的排名也远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之前，何苦为之）。杨振宁1997年被退休以来10多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发展很大，在美国排名上升很快，2010年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在美国排名100位左右。世界大学排名在100位之内与中国有关的有：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台湾台湾大学等。这些大学的世界排名都远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之前。
10. 即使这样，杨振宁到1997年也被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退休，而李政道至今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
（）其实之前很久，我早就对杨博士的人品很不以为然了。我对杨博士的人品不以为然倒不是因为杨博士只是把“爱国”的空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在退休之后回国来捡便宜养老也拒不放弃美国国籍；甚至也不是杨博士对中国的建设寸功未立而恬着脸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捞厚票子、大房子、高帽子、神位子的“四子登科”（；而是因为杨博士在他的看家本钱───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上采取的卑劣手段。
“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获奖，外界一般认为这是杨博士和李博士出于共同的合作的成果。其实根据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的美国物理学界泰斗级老前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和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和实验报告记述，第一个革命性地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证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杨振宁，对此激烈反对的杨振宁被李政道博士说服之后，就怀着摘果子的心理马上劝说李博士不要立即公开发表，而表示愿意和李博士合作进行完善后再发表，李博士对此表示赞同，并大度地以李杨两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研究成果，杨振宁在这个问题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个星期的时间，由李政道写出论文，杨振宁为第二作者。次年遂以李杨两人的名义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在李政道指导下工作二个星期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杨振宁个人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论文，应该也是世界上个人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论文。而同时的李政道和吴健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投入比杨振宁至少多了100倍。
美国物理学界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原因。
美国物理学界相互交流是非常频繁和清晰的。相互之间十分了解和尊重。李政道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在此之前与很多美国物理学家交流过，大家都认为这是Good Idea. Idea是科学创新最重要的。杨振宁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研究中只是按照李政道的思路，花了二个星期的时间作了一点分析，就得了诺贝尔奖。实在是太容易。实际上，按照李政道的思路与李政道一起做，我们中国很多物理学家也能够做出杨振宁的工作。这是因为有了李政道创造性的Idea和已经开始了的基础。
另一方面，李政道与自己的校友和系友吴健雄（浙江大学物理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就比杨振宁参加早得多，吴健雄作出实验结果花的时间也比杨振宁多得多，实验的难度也大得多。在美国的物理学家对李政道的研究过程都是十分清楚的。也为吴健雄没有获奖而不平。对杨振宁获奖太容易也颇有微词。杨振宁捞了一个大便宜，这本来就是事实。杨振宁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居然还不满足，杨振宁为人之卑鄙可想而知。美国的物理学界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确颇有微词，但是杨振宁也不应该去攻击给杨振宁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李政道啊！
杨振宁有本领就去同这些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美国人较劲，不要与那时同是中国人李政道较劲啊！（注：杨振宁首次对李政道发难是1962年，那时李、杨都是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杨振宁只会窝里斗。那时杨振宁对美国教授的文章不满意，就将不满发泄到李政道，并且一定要李政道出面对美国人讲，这是什么道理？例如，美国人的论文谈到李政道-杨振宁，杨非要李政道去改为杨振宁-李政道，这不是为难李政道吗！在美国李政道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改动他人的论文的）。
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颇有微词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教授的打抱不平。美国物理学会在1957年12月的《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因为美国教授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大典上抢先上台领奖十分奇怪、也十分不满。1956年，李政道应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邀请，在那里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办公桌上，都放了一本“拍纸簿”（打草稿用的纸本），白纸大约有4张A4纸那么大，供科学家随手写用。有什么灵感或想法随手记录下来，在与同行讨论时也会随手演示。李政道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会随手将它们撕下扔在废纸篓里。有趣的是，李政道办公室隔壁有一位Church教授，每晚都将李政道涂写的那些草稿纸从纸篓中收集起来并加以保存。第二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来后，Church教授看到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大典上的不正常表现后，就把他保存的李政道在1956年涂写的那些手稿赠送给了美国物理学会。1957年12月，《今日物理》杂志将其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杨振宁50年来最害怕的事实。但是不敢讲。这是一个铁证。
杨振宁不高兴的事实还有：李政道1957年获得爱因斯坦科学奖，杨振宁没有；1953年，李政道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李政道1959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杨振宁没有；1958年吴健雄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杨振宁不是。这些都是很正常和合理的事。杨振宁直到1980年才独立得了拉姆福德奖（Rumford Prize）。杨振宁水平低一些不要紧，去攻击给杨振宁带来这么多好处的李政道实在不应该，也带来的是负面的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杨振宁一直没有被任何一所美国著名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的原因。直到1966年杨振宁只是到那时刚刚成立的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是一个地方大学的分校才聘为讲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之时，原本是为了培训能教授中学数理知识的师资而成立的一所学府。初建校时学生仅有一百人。多年来这所地方大学在美国的排名都比哥伦比亚大学差得太多。就是如此，杨振宁于1997年也被石溪分校退休了；而李政道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大学教授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如今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新的科学论文。
善良的李博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博士竟亲自找来了记者江才健面授机宜，颠倒黑白地说是自己“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思路，而李博士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我的说服后才同意的”云云。呜乎！一个人在关系到人格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竟能如此颠倒黑白、恩将仇报，真让人叹为观止！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算领教了杨博士的人品───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虚伪的小人。
但是，杨博士还嫌对中国的建设寸功未立而恬着脸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捞人民币票子、上千万元的“归根居”别墅楼的大房子、“为人师表”的高帽子、“爱国学者”的神位子的“四子登科”不够过瘾，还要在“四子登科”之后以82岁高龄娶28岁女郎”而搞“五子登科”的时候，这种极端自私自利、不顾及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的祖孙配丑行才将那仅存的垂垂老矣的长者的形象击得粉碎。尽管杨博士还在那里油嘴滑舌、自欺欺人地胡说什么他搞的这个祖孙配是什么“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我们每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人除了让他闭嘴不要再亵渎上帝之外，还要他听听一个义愤填膺的父亲和一个胆战心惊的母亲发自肺腑的心声。
这位父亲会质问杨博士：“二十八岁的女孩子如果因为天真、浪漫，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精神交流’、‘陪伴晚年’、‘甘作牺牲’这样一些东西冲昏了头脑，那么你作为有过八十二年人生阅历的老人看到的是对自己生命即逝的恐惧、对尘世虚名的贪婪、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不负责任。你凭什么接受这样一个你所说的‘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的孙女辈的二十八岁女孩子的牺牲？
”这位母亲会质问杨博士：“哪一个母亲舍得自己花样年华、疼入心坎、辛苦栽培的女儿成为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生命尾声的‘礼物’？哪一个母亲不希望和自己女儿相知相惜相亲相爱的是和女儿同样年轻的灵魂？哪一个母亲不衷心祝福女儿和她的另一半白首偕老？你这样的祖孙配是所有天下母亲的噩梦！” （）。
杨博士的德行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我们面前轰然倒下！这也许才是杨振宁祖孙配对我们的社会道德造成的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损害！
杨振宁凭着无数的谎言和自我吹嘘，享尽最高荣誉和无数人的特别关照，而这样的谎言，并不难揭穿。就像我这样，花费几天时间，仔细去推敲一些事实，就可以彻底揭穿他无数的谎言和骗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有13亿多亿人，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努力去戳穿这些谎言呢？
一个毫无廉耻的人，仅仅是由于沾了别人的光才获得了诺贝尔奖。仅仅由于拥有诺贝尔奖的光芒，就全国通吃，畅通无阻。（）
一个完全只顾自己的私利的人，却享尽如此多的养老优待，而真正的为国家的发展和贡献奉献了无数时间和精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为代价的两弹一星元勋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却长期以来只能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世间不公平、不合理之事，有甚于此吗？（）
杨振宁与李政道同时获诺贝尔奖，为什么李政道先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呢？如果杨振宁水平和总体贡献大即使不是比他前当选，也至少该同时当选，可是杨振宁次年才当选。我认为，这说明，李政道当时的学术成就比杨振宁大，是美国学术界承认的。杨振宁吹虚自己的水平比李政道大，毫无根据，纯属吹牛。（）
为什么杨振宁到了当选美国国家学院院士开始的当选时间就不写了呢？纯粹是随意的吗？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主要是这些信息会暴露出他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的真正的原因，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1965年，比李政道迟了一年。不仅如此，李政道在1959年就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这不仅要讲学术水平，还要讲人品！ 杨振宁至今还不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可见在美国科学界对杨振宁的人品评价不好）。（）
杨振宁告诉全球华人公众的，都是经过部分隐瞒、筛选，部分过分夸大的、言过其辞的吹嘘，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杨振宁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如此不择手段，世所罕见，鲜有其匹。
从我努力寻找真相过程中的发现来看，李政道的人品是无可指责的，在很多时候，其人格之高尚，堪称全社会的楷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广大的媒体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老百姓所不了解。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媒体工作者或是学者，花费短短的10来天时间，去努力揭穿杨振宁的骗局呢？（）
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不仅不去仔细思索并寻找语言假相背后的真实，从而揭穿杨振宁的骗局，还轻易相信杨振宁的谎言，让杨振宁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中国最大的媒体上大发厥词，放肆地攻击李政道，结果无形中充当了吹捧杨振宁的吹鼓手，这不仅是媒体的悲哀，也是全社会的悲哀。（）
这确实是杨振宁的悲剧，一旦撒谎，必然要撒的慌越来越多。而在大家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之后，都会发现杨振宁这个人完全是谎话连篇，人品极差，完全不配为人师表，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品行也欠缺，因此，必然因此而身败名裂，而这件事情，必然发生，而且很快就会发生。
脑博士研究结论美物理界精英聚会哥伦比亚大学庆祝李政道80寿辰日期：2006-10-14 15:16:04 作者：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闻网
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物理学精英，日前聚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演讲会，庆祝哥伦比亚大学物理教授李政道博士80寿辰暨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50周年。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中国上海，1946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两人因此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目前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
当日，可容纳近300人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梯形大教室内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的安迪。米立斯（Andy Millis）教授首先致欢迎词，揭开了演讲会的序幕，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曼.拉姆西、里昂.雷德曼和弗兰克.维尔切克等8位物理学家做学术报告。
在美国没有听说有什么庆祝杨振宁80寿辰的活动。
2006年11月10日晚，北京大学为李政道教授庆祝八十寿辰。
许智宏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等都对李政道先生的寿辰表示祝贺，并对他在科学研究、推进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国内高等教育的支持和对学生的培养以及促进中日科学技术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赞赏。
北大学子才艺表演、赠送寿联及北大赠送礼品等一系列庆祝活动使会场气氛变得极为融洽、和谐。正如许校长在发言中提到：“虽然正值初冬时节，但李先生的寿辰却为我们带来了春天般暖的气息”。
李政道教授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 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是极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为此，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在弱相互作用研究 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除去宇称不守恒定律，还有二分量中微子理论、两种中微子理、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 。
70和80年代，李政道教授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对以后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影响。“KLN 定理”的提出，为分析夸克—胶子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反常核态”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推动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用随机格点的方法研究量子场论的非微扰效应，并建立离散时空上的力学，理论上受到广泛重视。
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安排下，建立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1982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BEPC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对撞机之能如期建成，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年轻人的尽快成才，李政道教授除在国内开设长期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北京大学组织，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
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CCAST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
脑博士：杨振宁50年骗术的最后结局！
2007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以及上海东方卫视都转播了200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况。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府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出席了颁奖仪式。人们看到了熟悉的李政道先生坐在嘉宾席中。1957年，也是在这里，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那时，李政道只有31岁。2007年，李政道受邀参加诺奖的颁奖仪式，是为了纪念他获奖50周年。这是国际学术界最高殿堂对李政道在1957年获奖的贡献的肯定。也是关于杨振宁的不断制造谎言的表态，是大力度的对李政道的支持。这个会场上没有杨振宁，一切事实尽在不言中。这是杨振宁50年来不良居心地对李政道的攻击和杨振宁骗术的彻底破产。
其实根据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的美国物理学界泰斗级老前辈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和美国物理学家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和实验报告记述，第一个革命性地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证明新思路的是李政道博士而不是杨振宁。这是二个铁证。
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史瓦茨（1988年的诺奖得主）的文章表述很清楚，因为在史瓦茨的文章中回忆了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其中重点谈到了李政道，说李在科学上给了他很多帮助，其中包括在“宇称”实验上的建设性意见，说李在与斯坦伯格（1988年的诺奖得主）讨论有关二面角的分布（即赝标量的问题）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并通过斯坦伯格告诉了他史瓦茨本人，之后他们正是在李的建议下做的相关实验分析，得出了在奇异粒子上“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证实了李关于“宇称”问题上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这是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的旁证，同为诺奖得主的史瓦茨作为第三证人，分量是非常充足的。
1957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今日物理》杂志将李政道在1956年涂写的关于“宇称不守恒定律”手稿中的一张手稿纸作为封面发表出来。这是证明李政道的主要贡献的又一个铁证。杨振宁50年来最怕的也是这个公开的铁证。
又一铁证。“知子莫若父”，杨振宁父亲谈杨振宁：“很清楚，你和振宁62年破裂当然是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请你原谅他。”
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朱永行先生的回忆：“由于当时周总理和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心您和杨振宁先生，所以对您和夫人去探望杨武之先生以及杨武之先生在重病下紧紧握您手说的，是振宁不好，振宁对不起朋友。我们大家都十分感动，印象很深。” 朱永行 2005年3月16日
⑶ 说说自己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看法！
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编辑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进而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编辑本段]解答三：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造成本土中国人在智力上显得如此愚笨？！在创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与挫伤呢？！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后实施的愈来愈严酷的“连带保甲制度”，从思想行为上限止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更别说由此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虽然也有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星点民主思想，但做为儒家提倡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历史悲剧，更造成“棒打鸳鸯两离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等等不讲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私的“博爱”，而是一种由爱已而爱家人，由爱家人而爱亲戚、朋友，从而直至爱民族、国家的一种由已推人的思想，这种以自私为起源而企图使国人爱国的企图与封建家阀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中国人自己乃至亲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从而疯狂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拉帮结派，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在高喊爱国的时候，实际上内心所想的只不过是爱自己最多爱自己的亲友罢了，所以中国才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许多中国人出了家门才想到亲人、出了家乡才想到老乡、出了国才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各朝各代总是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怪现象，这也是中国人“一人是条龙、两人是条虫、三人是头猪”，一盘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儒家违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纲五常”，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抛弃孔孟之道、特别是自宋朱熹以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意识导致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 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发明，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愤而弃医学文，为什么？就在于中国人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处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还热情地去围观，所以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说到“狂人”总是能在那些所谓的儒家经典的字里缝间总是能看到“杀人”二字的缘故。五四运动中称民主与科学为“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中国人就意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说只有科学的产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国人要想求得科学社会的发展不能说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学社会发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旧思想、旧观点。清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是叫彻底从里至外学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个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宪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结果还是没教会抱残守缺的中国人学会民主，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迟滞与破坏。现在又说什么“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我看这些所谓新儒家们是嫌中国人思想意识还落后得不够，嫌老实的、耽于安逸的、散漫的、特别惰于思考的中国人想得太多，再“和谐”一下才好，这岂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也许某些人要使中国人都成了一大群不会思想的猪才会满意吧？！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goujun1994
lz.xg回 goujun1994您强调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四：
中国特有的学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桎梏。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其实，无数的学者也提出过相同的质疑。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中国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级的。然而，看看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汽车、飞机、计算机…..几乎被美国人包揽。为什么聪明的人搞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发明、科研成果？当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环境。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环境。据了解，在美国，科研人员有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科研环境，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明争暗斗，专家们往往能够发挥能动性与创造力。
其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谓“权威”的意见！本人曾经研读过多国文化沟通。用文化的尺度来说叫power distance，即社会等级的森严程度。中国的文化教会人们学会“顺从”：要尊重长者、专家的意见；然而美国的文化培养你“创造力与挑战力”。
在中国，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在学生时代对老师的传授、教科书的观点提出过异议、质疑？学校、单位从XX机构请来了所谓的专家，我们是不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聆听“专家”们的谆谆教导？当然，向他们学习是应该的，然而我们有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从不同的侧面去考虑问题？经常能听到学生这么说：“我们老师XXX说，书上XXX说。。。。。。
然而，约五年前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一本美国编著的心理学入门教材时，我就感受到了颇为不同的口吻。清楚记得有那么几句话，大意如此：“科学家从来对媒体的报道持质疑的态度，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去实验。。。；“我们探索世界靠什么？现成的理论？观察的结果？权威的观点？，你要知道的一点是这些可能都会有偏差。。。。。。怎么办？用实验的方法去论证科学的假设。”
或许在这么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老外更多利用现有知识不断提出并论证科学假设；而我们不断努力学习“权威”们的科学理论。。。。。。中、美科学类教科书读起来感觉布局非常之不同！说通俗点，国内教科书试图传授你真理；老美的书不断给你摆现象，不厌其烦的争论！有点也很烦，似乎遵循着这样的模式：A说了XXX理论，B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最近C又反驳他们的理论，A、B又急了说出了C的问题。。。, 最后针对于此现象标准的科学解释是：没有！自己想吧！当然这只是一些有争议的论题。
有一点说得很对，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权威、专家的话并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比如当年的哥白尼！
也许只有当我们摒弃了权威、专家意见=永恒的真理，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才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两年前，当我说出达尔文竟化论的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观点时，受到多少网友的抨击！他们告诉我，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怎会有错？？然而，对达的竞化论的修改在很多国家数年前就已经完成！还有，在与国内很多热爱心理学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进行交流时，他们总是爱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师、荣格大师。。。。谈着一百年前他们的理论与见解！说来惭愧，接触心理学五个春秋，学习过浏览过的专业书籍保守估计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师的大名还是以前女朋友告诉我的，后来在一本心理学史中终于找到了他老人家，当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点名，不过一带而过！
------mypsychology
[编辑本段]解答五：
关于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山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张建华先生在其所著《经济学——入门与创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独特的个人看法，内容摘要如下：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其实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分析其原因，可以设想一个封建小农家庭，其产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费，首先，自己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因此无需对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验；其次，投入与产出均在家庭内部完成，因此无需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没有市场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无需费心巴力地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于日常生产外，根本无力顾及其它；第五，小农家庭经营规模过小，一项新技术即使能够使产量成倍增加，对农户来讲，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归纳起来，当这种封建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绝对多数的时候，即使少数人有兴趣进行科学研究，也成不了气候。反之，市场经济就不同了：第一，产品要通过市场销售，这就需要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严格的定量检测；第二，生产要素是通过市场方式配置的，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会计核算；第三，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整个社会都有强烈的动机探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经济的主角是厂商，厂商有足够的资金与实力来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并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第五，由于厂商经营规模很大，一项新技术的采纳，即使产量仅仅增加1%，也会带来相当丰厚的利润。总之，科学化是市场化的伴随产物，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科学化。
——霎起林野间注：张建华先生所述不无道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这的确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的疑问，张先生似乎并未作诠释，而只是说，“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西方也曾经有过小农经济，那么中国的小农经济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呢？我谨认为，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所以小农经济传统上比西方的发达，以此导致了其后的一系列结果，张先生所述已全。
⑷ 段建华的人物评价
被中国书协命名的“中国书法之乡”镇原活跃着一批中青年书法家。段建华隶属中青年书法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为人厚道，说话做事，痛快爽气，热衷于书法事业，长者或同龄人都乐于与他往来，人品书品具佳，执着于书道。
我与学生建华相识结缘于金城兰州，他与许多青年书法家一样，从人生处世初始偶遇书法的那一刻起，就一见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说：“要做这件事就必须做好，要么就选择别的行业去干。”从这句话中能领悟出他的深沉和对书法的执着。我们师生深情交往已有十余载，我了解他的为人、为艺、为道，走帖学一路，碑帖相融，源自魏晋，取法高古，攀攻宋元明清诸家，活学活用，善于融入时代气息，日积月累，传统经典功底深厚，究其原因：勤奋、聪明、悟性高。在中国书协展会上频频入展，在甘肃书协展事中频频获奖，在当地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书法家，其实他取得这些成绩确实不易，在自己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花钱去北京、下西安、到郑州、上兰州参加中国书协培训班，请专家点评作品，耗资不小，书室中宣纸成堆，资料成山，秃笔成捆，生活低调，不爱张扬，静坐书屋。平心静气地与古人对话，学习古人经典碑帖，取法乎上，耐得住寂寞，踏实读书，潜心书道，在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实属不易。
作为老师，我由衷的感到高兴，并祝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诚实做人、勤于书艺、志存高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升文化底蕴，取法多师，为己所用，存乎易心，把写帖作为一生之勤事、人书兼修，则艺不求艳而自奇，书不求妙而自高，使自己的路越走越宽。有理由相信，有他这种执着一心之精神，在书法历程上定会走得更高、更远，他在将来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来！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评委、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甘肃书协驻会副主席翟万益2011年国度前夕于兰州冰室 “我自幼酷爱书画，醉心书法，多年来虽为生计而长期奔波，但研习翰墨痴心未改。”
段建华的艺术启蒙，起自于镇原著名书法大家蒋玉书先生家的八仙桌。从五六岁开始，每逢年节，段建华就去舅舅蒋玉书先生家里做客，年饭过后，舅舅就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铺上宣纸，泼墨挥毫，潇洒劲逸尽在笔尖。对于书法的痴爱，从那个时候在段建华的心里扎了根。初一的时候，他就舍得花五块钱去买一小幅字。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是一笔大投资。从那时，他真正走上了练习书法的漫漫征途。
早在高一时，他就在庆阳区中学生书画大赛中获得过书法类一等奖，后以绘画特长生的身份顺利的考入了西北师范大学，主修美术专业，但他最爱的，仍是书法，只是那时没有书法专业课程，他只能在课余时间独自临帖研习。那时，他是全校学生中书法最好的。
1996年，段建华大学毕业，进入兰州的工厂工作，在工会任宣传干事，工会的月宣传栏、墙报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这是他擅长并喜欢的工作。业余的时间，都是在练字中度过的。那时企业里的艺术氛围特别好，每年厂里都举办一次书画比赛，身边还有一帮爱好写字画画的朋友，一起谈诗论道，诗画怡情。那时的生活是 “一杯清酒聚知音”。但那也是最艰辛的一段时光，为了生计，每逢周末，他都去城隍庙摆小摊写字、给别人做室外招牌赚钱。2005年，企业不景气，他下岗了。镇原这片热土，也从此迎来了一个有为艺术青年的回归。
“任何一种艺术修为，没有天分不行，有天分而没有科班训练万万不行。”
迷惘，是段建华在最初独自练习书法的路上最真实的心情。他走过很多弯路，直到2000年，怀揣微薄的积蓄，段建华走上了科班训练的寻师之路。先是参加了甘肃省书法培训班，后进入中央书法培训中心进修。回到镇原后，深感自己的书法水平虽有长进而未能逮古，因此而远至北京、西安、河南、兰州等地求师，其间花费不菲，生活自是艰辛，但段建华从未起放弃之念。后来在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的研究班，他师从翟万益教授，受教于众多艺术造诣深厚的前辈，潜心习学，方渐悟八分书法真谛。他的书法天分和勤奋，甚至让中国书协的老师们也感佩不已。2007年，中国书协在镇原办了一期培训班，出发点正是有感于段建华这样的艺术赤子和镇原深厚的文化沃土。
镇原艺术圈里的人都记得，段建华是真正意识到科班培训重要性并践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后来很多同行，开始走出去接受专业培训。
“任何艺术，最后的归属不是高难的技法，而是文化。”
他每天清晨起来，泡一杯茶，研墨润笔，专心写字，放下笔就读书。常常在清云起落间，心静如水，十年一日。他读黑格尔，读诗书，读法律……生活如他的镇纸上一首小诗：“书能怡我不须花，茶亦醉人何用酒”。于他而言，文化的世界内容博大,底蕴深厚,艺术亦无终点，当随时代有所创新。蒋玉书先生著名的《十八鹅》，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地方文化瑰宝，但段建华从未临习过，他只愿铭记关乎此的种种故事，但他不希望自己是站在先辈的肩膀上，他追求的，不仅仅是纯熟的技法，更是书法创新后清新的风骨。
技法非道，他数年坚毅追求的主题，是书道。道即文化，他痴心不改潜心研习，书品和德品共融，终有一天道法自来。
“感恩那些扶我一路走来、把着一盏明灯的良师益友。”
在段建华人生艺术的十字路口，他碰到了他的恩师----时任甘肃省书协主席的翟万益先生。是恩师引导段建华逐渐走上专业的艺术之路，也是恩师，在他进修期间生活最拮据的时候给了他经济上的真诚帮助。他感念老师厚重的恩情，每年不管有多忙，他都要抽出专门的时间去兰州看望老师。他还铭记着原县委书记赵宝玺、现宣传部常务部长兼文明办主任王佐东等众位领导对他的提携和帮助。他内心深处的感恩，晨夕难止。
生活中也许多平凡而浓烈的感动。就在几天前的文化下乡活动中，段建华遇到了一位朴实的农民。那是在新城乡集市上，他和许多同行朋友们在乡政府门口设展位给群众写字，中午11点时来了一位农民，抱着一只打算在集上卖掉的鸡，由于痴迷于看他写字，寸步未离一直站到下午六点，集散了的时候才惊觉自己怀里的鸡还没有卖掉……段建华很震撼，他感谢自己的家乡有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感激这些朴实的人们对于艺术的热爱和对艺术工作者的尊重。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些可以挂在墙上供人仰望的荣耀，而是真真实实产生于生活的情深意切的真善和艺术共鸣。
在深夜的醉墨草堂南窗灯下，段建华铺上宣纸，饱蘸书墨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的字，总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真诚，秀逸而刚健，蕴含着一种特别的力量和饱满向上的风骨。一如往常，他补上枯笔，一位艺术家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淋漓纸上……——镇 原县外宣办记者 法承古规形飘然
无关因果方为善，不计功名只喜书
段建华的艺术启蒙，起自于庆阳著名书法家蒋玉书先生家的八仙桌。孩童时代的段建华，每逢年节，就要去舅舅蒋玉书先生家里做客。年饭过后，舅舅便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铺上宣纸，泼墨挥毫，潇洒劲逸尽在笔尖。对书法的痴爱，在段建华的心里就扎下了根，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了练习书法的漫漫征途。高一时，他在庆阳中学生书画大赛中获得书法类一等奖，之后考入了西北师范大学，主修美术专业。但他最爱的仍是书法，只是那时没有书法专业课程，他只能在课余时间独自临帖研习。1996年，段建华大学毕业，进入兰州亚盛集团公司任宣传干事，一起论道修性，诗画怡情。
龙蛇走处旭惊电，墨池砥砺勤为专
迷惘是段建华在最初独自练习书法的路上最真实的心情。他先是参加了甘肃省书法培训班，后进入中国书协培训中心高研班导师工作室进修。回到镇原后，他深感自己的书法水平虽有长进而未能逮古，因此又远走北京、西安、河南、兰州等地求师，其间花费不菲，生活自是艰辛，但从未有放弃之念。原艺术圈里的人都记得，段建华是真正意识到科班培训重要性并践行的第一人。也正是在他的启发下，后来很多同行，开始走出去接受专业培训。自此，镇原书法界与外界的交流也逐渐开启。
醉心翰墨何求技，无常有道法自然
他每天清晨起来，泡一杯茶，研墨润笔，专心写字，放下笔就读书。常常在清云起落间，心静如水，十年如一日。他读黑格尔，读苏东坡……生活正如他的宣纸上一首小诗：“书能怡我不须花，茶亦醉人何用酒”。于他而言，文化的世界内容博大，底蕴深厚，亦无终点，艺术当与时俱进并有所创新。玉书先生著名的《十八鹅》，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地方文化瑰宝，但段建华从未临习过，他只愿铭记关乎它的种种故事。因为他追求的，不仅是纯熟的技法，更是从源远流长的传统经典中沉淀的精神内涵。技法非道，他数年追求的主题是书道。他痴心不改，潜心研习，书品和德品共融，终有一天道法自来。
回首翰墨来时路，良师益友恩常念
在段建华艺术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碰到了恩师——时任甘肃省书协驻会副主席的翟万益先生。是恩师引导段建华逐渐走上专业的艺术之路，也是恩师，在他进修期间，生活最拮据的时候给了他经济上的帮助。他感念老师厚重的恩情，每年不管有多忙，他都要抽出时间去兰州看望老师。他还铭记着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宝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佐东以及其他诸多领导对他的提携和帮助。他内心深处的感恩，晨夕难止。生活中也有许多平凡而浓烈的感动。一次，在新城乡集市上的文化下乡活动中，段建华遇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中午11时左右，来了一位农民，抱着一只公鸡，痴迷地看他写字，寸步未离，一直站到下午6点，散集的时候才惊觉自己怀里的鸡还没有卖掉……段建华很震撼。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那些可以挂在墙上供人仰望的荣耀，而是真真实实产生于生活的真善和艺术共鸣。在深夜的醉墨草堂南窗灯下，段建华铺上宣纸，饱蘸浓墨，写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座右铭。他的字遒媚劲健，总能蕴含着一种特别的力量和饱满向上的风骨。一如往常，他补上枯笔，一位艺术家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的挥洒在纸上……——张伟 徜徉在山阴道上的苦行僧
一一段建华书法解析
文/苗培红
帖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核心体系，自晋唐以来始终作为主流在延续和发展。窃以为，段建华书法最具魅力的地方是他对魏晋书法的深层挖掘所展现出来的，是他心无旁鹜地在山阴道上漫步的一种安闲心态和自信。应该说段建华对于魏晋书法的继承与挖掘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果对段建华书法的取法范围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纵向，是指一系列纯粹的“二王”法帖。从较早期的作品看来，他是以《圣教序》 作为主要基调的，而后过度到“二王”手札，《书谱》和刻帖。横向，是指一个由“二王”体系演化出来的历代书家体系，诸如苏东坡、米南宫、赵子昂、董其昌，乃至日本的“三笔三迹”。此一体系的笔墨情趣也每每渗透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
对段建华的书法，我觉得应该侧重这样几个方面来解析：
一、对古典的深度挖掘。以往，书法家们对于“二王”乃至魏晋帖学书法的研究学习往往停留在几个著名法帖如《兰亭序》 、《圣教序》的临摹上，片面地进行字形的取舍或者借鉴，并没有从技法、气息到文字的演变、书法风格的变迁等方面去做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段建华对于“二王”体系应该是从书法史学的发展角度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他把这个体系看作为一个庞大的矿藏，由表及里一层一层的挖掘，不断的梳理和提炼．非常虔诚而专一。就是这种十数年的挖掘，使得他最终对“二王”帖学体系能够融会贯通，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统筹。
二、技法的纯正与丰富。作为受到学院书法专业训练的段建华，他从历代书家身上，更多的是研究它们是如何继承、拆解、衍化了“二王”技法的。段建华从纵向上拓宽了自己对这个体系的研究，从历代书法家身上寻找“二王”笔法的蛛丝马迹，通过梳理、提炼乃至揭密，完成了他对于“二王”技法的继承。在这种继承的同时，他也窥测到了历史上不同书家对于“二王”技法的不同且合理的理解与运用，这对于段建华技法的纯正和丰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相信，段建华在做这项日积月累的工作时，一定是建立在对这个庞大体系的科学梳理、合理取舍包括对书法史学的深入分析、推理才完成的。
三、气息把握的精准。当代书法因为展览催生了急功近利情绪，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浮躁气氛，通过几次和段建华的接触以及他平时的低调做人做事，都能感觉得到他的平和与与世无争的心绪，除了学养和心绪，长年面对“二王”，用笔墨、用心与古人对话，使他深刻的体会到了魏晋时期先人们的精神气质，那种气息仿佛附体一样，自然从容地流露于笔下，字里行间充斥着古穆安静的气韵，没有一丝烟火气。这也是段建华的过人之处一一他精准的把握了魏晋的气息。
四、绝妙的集古能力。学习古典，需要一种火候的准确掌控。如果我们细心的审视段建华的书法作品，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很多字或者很多字的局部看起来特别熟悉，它的原形可能就来自于“二王”体系中某个法帖。在似与不似之间，具有一种极耐看的陌生化审美效应。这是段建华在创作中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法——“集古字”，但是这种“集”是他对“二王”通化之际的合理运用，而不是机械的照样搬弄。他有很强的形象记忆能力，对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笔画都会逐一消化。单凭这一点，已经足够说明段建华对于“二王”体系经典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只有如此，才能够将“集古字”做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且没有刻意的痕迹。
五、独到的开拓能力。一个有个性的书法家必然有其独到的一面，在段建华的作品中，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开拓能力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二王”体系的拓展如前所述，他有能力把书法史中的经典片断有机组合到了“二王”体系中，从中提炼出了可以弥补技法单一的元素，充实了艺术语言；二是对于楷书的拓展，当行草书成为当代书法的主流书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寻觅“激活唐楷”的路径。段建华却在近两年突然拿出了自己的楷书，他的楷书回避了唐楷中规中矩的法度造成对性情的约束，不仅气息高古，而且温润通畅，格调流露着魏晋风骨。
以上所论，仅为笔者一家之言，同时也会受到自身角度的局限。段建华已经引起了书坛广泛的注目，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带动了一大批书法同道参与对“二王”的追求和探索。段建华身上还有很多值得分析和解说的元素，这需要对他做一个长期的动态跟踪才能够更好的解读他。
⑸ 世界首富张建华简历是怎样的
世界首富张建华简历：
张建华，男，1954年7月生，汉族，山东烟台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山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个人经历：
1970.12——1973.12，山东省烟台粉沫冶金厂工人、文书；
1973.12——1976.08，山东省烟台二锁厂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1976.08——1976.12，山东省烟台市（县级）二轻局政工科干事；
1976.12——1983.09，山东省烟台市（县级）委宣传部干事；
1983.09——1985.08，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干部专修科学习；
1985.08——1987.06，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干事；
1987.06——1990.03，中共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秘书；
1990.03——1992.11，中共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1992.11——1993.04，中共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副书记；
1993.04——1997.12，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其间:1995.09—1997.12在省委党校业余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12——2001.01，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常委、秘书长；
2001.01——2003.02，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03.02——2006.09，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03—2004.01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学习)；
2006.09——2007.01，中共山东省东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党组书记；
2007.01——2011.1，中共山东省东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11.2，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2013年2月1日，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山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张建华当选为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⑹ 张建华的境外学术出访
2013年3月21日至24日出席美国亚洲学会年会（San Diego）
2012年9月至2013年1月受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
2011年希腊罗德岛世界公共论坛“文明对话”（World Public Forum: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Rhodes,Greece,October 6-10,2011）
2011年澳门大学与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国际研讨会 2011年3月至4月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
2010年韩国（首尔）斯拉夫研究协会：“第二届东亚斯拉夫学国际研讨会”
2009年澳门大学历史学系：“第二届东方外交史：东方外交与台湾”国际研讨会
2009年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学研究中心：“首届东亚斯拉夫学国际研讨会”
2009年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第五届文化交流史：“‘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学术研讨会
2008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国际研讨会
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国际研讨会
2006年5月至10月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系访问学者。
2001年10月至2002年1月为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汉学系访问教授。
1998年9月至1999年9月为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访问学者。
⑺ 早期中国彩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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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
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放映了多部外国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现了电影放映活动，一个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电影。1904年，电影放映活动由民间进入宫廷。在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向宫廷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放映过程中由于摩电机突然炸裂，慈禧认为此物不吉祥，清宫内从此不准放电影。然而，此事并未阻止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最早在中国放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也是外国人。自电影传入中国到辛亥革命，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不少外国摄影记者来到北京拍摄纪录片。1904年，在发生于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期间，也有外国摄影记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国长期从事拍片活动的是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他于1907年来到中国经营电影放映，后来从事拍片活动，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强行剪辫》、《上海风景》等短片。
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但大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稍后，谭鑫培表演《长板坡》等剧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据说，直到1909年遭到火灾之前，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选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中国人较早摄制的新闻片是《武汉战争》（1911）和《上海战争》（1913）。前者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的几次重大战役，而且不久即再现于银幕，深受欢迎；后者记录了上海各界为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进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场面，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与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映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活动影戏”，连映数天。这两部影片是中国人借助外国影片公司的设备拍摄的，中国电纪录电影的发展有还待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关注电影，于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的影片分为5类：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古剧片、新剧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新闻纪录片的范畴。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戏曲片《四杰村》是该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后不仅在国内放映而且运往美国放映。此后，它还拍摄了新闻片《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风景片《矮子坟》（南通古迹）、《南京风景》。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电影与资本密切相关，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资本的状况决定着电影的状况。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制作主体是民族资本家，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薄弱，摄制影片的数量有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在1905年到1921年摄制的新闻纪录片仅30多部。“纪录片”这个用语是后世对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笼统称谓，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被称为“影戏”，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的说法，“纪录影片”的说法大约出现于30年代初期（较早见于1931年出版的梁实秋主编的《实用英汉词典》）。电影在诞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对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统人士和统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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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1921—1931）
2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对30年代民族电影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改变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格局，对国外新闻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介绍和讨论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资本投资的影片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创建和主持人我镜剧社期间拍摄了故事片《庄子试妻》，由于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1925）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后来，他将以往拍摄的影片汇编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并于1941年重新编辑了此片的有声版，名为《勋业千秋》。黎民伟在20年代拍摄的其他新闻纪录片还有：《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与从前相比，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复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有些影片记录了知名人士的活动，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如《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中期两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先后来到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编导）反映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上海纪事》（1927，雅科夫·布里奥赫编导）表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的生活和斗争。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首次来到中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外国人，他从1927年开始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对中国西北部进行了8年的考察活动，拍摄了大量活动影像资料。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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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1931—1945）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问世使新闻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段趋于完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纪录电影的作用，不仅加强对民营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营影片公司。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新闻纪录片的重大影响，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由派人到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发展到在中国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图控制中国的电影业。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国家的电影机构也派人来到中国拍片，这些影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影片公司都认识到了拍摄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意义，纷纷派出摄制组奔赴战场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中小公司也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这些影片均拍摄于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战》和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是两部内容丰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沪战争结束后，一些影片公司和个人赶赴北方战场，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反映东北战场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和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反映热河战场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以及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了《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
“中电”从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变之前，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这些影片主要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如《“青年”与红军作战经过》、《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暂时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杂志片《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作战的情况。八一三事变后，“中电”从南京迁往芜湖，1938年初又迁往重庆，主要拍摄新闻片，如表现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抗战前已出品30多号。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武汉时期的“中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了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从武汉迁至重庆，自1939年起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中制”和“中电”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之战》（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电影界也开始摄制抗战新闻纪录片。在香港拍摄的近百部抗战电影中，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长超过8000尺。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大型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的《广州抗战记》（1937），记述了广州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战的情形。后来，又出现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爱群影业公司的《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业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映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打平型关》，以及香港“青年摄影团”在延安拍摄的《延安内貌》（又名《西北线上》）。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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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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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林建华的人物评价
林建华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笔耕墨耘。笔耕墨耘已经成为我心随所愿的最大慰藉。”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他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以智力报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他有着特殊的学术敏感和判断力，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他先后在《理论前沿》、《世界知识》、《欧洲》、《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3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论》、《世界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论纲》、《科学社会主义通论》、《比较与借鉴：东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论纲》、《社会党国际论纲》、《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研究》、《冷战后欧盟诸国社会民主党政坛沉浮研究》等。先后主持并完成1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获10余项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目前，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基本态势及未来走势”（立项批准号11BKS018）。
作为一名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和省级研究基地负责人，他既注重传承，更注重拓新，且始终负重奋进。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点、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的建设中，他始终与同志们一起致力于两件事情：其一，进行理论建设，发挥特色优势，学有所长，研有所长，凸显和张扬学科的生命力；其二，进行队伍建设，发挥群体优势，各展所长，形成合力，铸造优秀的科研团队，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他常说，学科点和研究基地是一块整钢，他和同志们互相砥砺，与时共进。“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这是一种境界。
正是由于林建华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骄人的学术成就，他先后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鉴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杂志副主编、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和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国际政治与国际共运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等。但是，他坚定地认为，他的起点和根基在山东，这是濡润他的丰厚沃土。他曾于2000年、2003年两度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并于2010年被选拔为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英才。受齐鲁文化英才工程资助，他于2011年6月主持完成了“欧洲社会模式的基本态势与未来走势”研究项目。对此，他引以为傲。
学无止境，甘苦自知。对于他在学术领域的造诣，他不愿多谈及个人。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即使已过不惑之年，他从不敢妄谈知人。但是，在荣誉和事业面前，他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与清醒。他说：“我的事业只不过是刚刚起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道路更漫长，而永远不变的，则是我献身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一腔激情，悬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颗赤心。”钱钟书先生引用过《典故纪闻》卷四里的一段文字：“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林建华则认为：“我们是日入而不休，夜以继日，年年如此，兢兢业业，不以为苦，反以为荣。日积月累，才有今天的一点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