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教授k瑞安总结
㈠ 人为什么会感觉无聊那无聊时又该干什么呢
1、 租碟看电影。电影可是有很多类型的,实在太无聊的化就刺激一下自己。看恐怖的。 其实如果喜欢一个人也会很无聊的很孤独的。要不然你就白日做梦一下,幻想一下那个谁。 睡觉如果睡不着很吓人,翻来覆去。 只要肯花钱就会开心的,毕竟真真无聊的时候实在太少,大多数时间都要上学上班。如果真的无聊就去逛逛街,短信上网聊聊天。 其实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当你如果真的无聊的时候,让自己做主,去决定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自己让自己快乐。孤独的时候完全可以支配自己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记住钱并非一切,只是常不够用.所以有能力的化可以用钞票来让自己更快乐噢!! 2、生活其实不无聊的,从不同的角度,你都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比如我吧!有时候我是会觉得工作每天都是一样的在做,学习也是一样,学了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会选择自己去逛逛街,看看外面有什么新的事物。偶尔和好朋友一起去吃吃饭,去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这样我就不会无聊了。就比如吃饭吧,你每天吃的都是米饭,偶尔换成面条,你会觉得,面条的味道也不错啊!为何天天要吃米饭呢!呵呵!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生活带给你无聊,是你自己不愿走出这个无聊的圈子。给自己多一点的理由,让自己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习惯,不是蛮好吗? 你说没有希望,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呵呵!如果没有钱,你可以赚啊!如果觉得太少,你就该想一下,为何我赚得这么少?是什么原因呢?同时就可以激励你去学习了,在学习中不就又接受了新事物,接受的同时你还会无聊吗?在我看来,没有几个人是什么都没有的,你看那些乞丐,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有可能他们在物质上没有我们这么丰富,但是在精神上他却比你活得快乐,他们每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不一定每天都会有很好的收入,但是他们依然这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没有负担,他们有自己的快乐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他们在痛苦之中所得出来的,这就是苦中作乐啊!
㈡ 请问哪一个城市是“数学家之乡”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大半个世纪中,在中国江南水乡的温州,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温籍数学家群体在现代中国的数学研究,数学教育,以及数学活动的组织和传播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至作为这些数学家家乡的温州,被人们美称为“数学家之乡”。2003年10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访问温州时,就曾为此题写了“数学家之乡”5个大字(见右)[1]。下面,就10位温籍数学家院士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影响作一概要介绍。
姜立夫
(1890—1978,中央研究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人。他1910年以庚子赔款赴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1935—1936年又转德国哥廷根大学作访问研究。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数学教授,曾任“新中国数学会”会长(1940),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47),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2]。他专长用代数和分析方法来处理几何问题,特别在“圆素几何与矩阵理论方面”有精深研究。在数学教育方面,他1920年回国一人创办了南开大学算学系并任第一任系主任,培养了如刘晋年,陈省身,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和廖山涛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3]。培育高质量数学人才,是姜立夫的突出成就之一。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他还兼顾中国数学队伍的组织工作,如领导“新中国数学会”,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积极联系推荐青年数学学者出国深造等。此外,他还担任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席(1923),为中、英、德、日对应的数学名词的审定,出版《算学名词汇编》(1938)作出贡献。关于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说:“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姜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①。苏步青院士评说:“他对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功劳重大,影响至深,没有他,中国数学面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3]
①陈省身.在姜立夫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南开校友通讯,第一期(1990)。
苏步青
(1902—2003,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平阳县)人。1920年进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学习,1923年入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深造,1927年直接升入该校当研究生,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浙江大学(1931)和复旦大学(1952)数学教授,创办了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多年,曾任复旦大学校长(1980)和名誉校长(1983)。并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数学杂志《中国数学会学报》的总编辑(1936),创办了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年刊》任第一任主编(1980),先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和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当时称学部委员,1994年改为院士)[2]。苏步青在微分几何和计算几何领域成就卓著,特别是专长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和一般空间微分几何。他创立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国内外均具广泛影响。自1927年以来,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多部。苏步青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1931年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了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除了和陈建功教授一起开设了多门近代数学的基础课程以外,还在中国首创开设数学讨论班,先后培养了张素诚,熊全治,方德植,白正国,杨忠道,谷超豪和胡和生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苏步青热心数学学术交流和普及工作,著有《谈谈如何学习数学》等科普册子。自1952年以后长期担任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并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1983年选为名誉理事长,多次组织上海和全国性的数学竞赛活动。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和第7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于苏步青的成就和影响,1934年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希克(W.Blaschke)就曾评价认为:“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1976年美国数学代表团在访问中国后总结指出:浙江大学曾建立了“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1987年,在庆贺他85岁寿辰和执教60周年的科学报告会上,他的学生谷超豪教授说:“苏老是国际上公认的几何学权威,他对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的高水平工作,至今在国际数学界占有无可争辩的地位。苏老对我国数学学科的建设建立了功勋,他在浙大、复旦为创建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呕心沥血。他为我国文教事业的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他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4]
柯召
(1910—2003,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温岭(1937,1954-1957,1958-1962温州专区温岭县,现台州温岭县)人。1926年考上厦门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该校数学系,1931年转学清华大学算学系,1933年毕业,1935年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数学教授,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1950),四川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53),校长。曾任《四川大学学报》主编和《数学年刊》副主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柯召是数论专家,在数论,组合论和代数等领域有杰出成就。1937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专著3部。1940年担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后,重视教师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发起创办有老师和同学共同参加的数学专题研究课。他提倡开展应用数学研究,推动了四川大学的泛函分析与控制论,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学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并且,亲自与中青年教师一道参加数学的应用与普及工作。柯召的贡献和影响不限于四川,他为中国的数学发展作过大量工作,1983年被推举为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1990年,美国数学家斯托勒(J.A.Stoane)对柯召成果的评价是:“很惊异中国人那么早就己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还说“关于二次型的大作,棒极了!”。在四川大学的校史上则记载,柯召发起的专题研究课“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才”[5]
徐贤修
(1912—2002,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永嘉(现温州永嘉县)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46年赴美国就读布朗大学,1948年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文学研究院一年,暑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他先后受聘任美国普渡大学工程科学教授,伊利诺理工学院应用数学讲座教授,普渡大学航空系教授,以及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新竹)和交通大学(新竹)兼任教授。徐贤修是一位应用型学者,他1973一1980年主管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1979—1989年任“工业研究院”董事长,建议设立了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为台湾的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他1961年为新竹清华大学创办数学系,1962年起每年举办暑期数学研讨会,1970—1975年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他积极推动台湾数学教育,使大学的水平和规模取得迅速发展。鉴于徐贤修1955—1963年以及1968—1978年两度为普渡大学作出突出贡献,1980年普渡大学颁授他杰出贡献奖,1993年又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由于他对台湾的科技和教育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989年台湾当局还颁给他景星奖章。[6]
项黼宸
(1916—1990,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瑞安(现温州瑞安市)人。194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44—1946年任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研究,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1947年起任台湾大学数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任系主任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项黼宸专长分析数学,成果累累,著述丰富。特别是,在富里埃级数和泛函分析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他在数学教学方面对学生谆谆善诱,诲人不倦,成绩卓著。曾先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日本仙台东北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和荷兰的荷兰大学任教数学,还曾兼任台湾的东吴大学和淡江大学数学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为表彰他的杰出成就,1958—1968年荣获台湾第一届中山奖和台湾当局教育部的第一届著作奖。②
②蔡韵箫 项黼宸教授 台湾大学数学系资料,No.272(2002).
杨忠道
(1923—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助理员,1949年进美国杜伦大学学习,1954年获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去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后,195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作访问研究。长期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教授,曾兼任数学系研究生部主任4年,数学系主任5年,196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杨忠道专长代数拓扑和拓扑变换群。主要成就有建立了拓扑学中的“杨忠道定理”,证明了代松(F.J.Dyson)猜测和最后解决了布拉希克(W.Blaschke)猜测等,还曾与众多国外著名数学家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和出版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多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35年,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如担任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的拉利·马文(larryMawn)即出自他的门下。[7]自1989年以来,他多次回国讲学,为中国培养现代数学人才作出贡献。
谷超豪
(1926—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温州(现温州鹿城区)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进修,1959年获物理一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先后任教浙江大学数学系(1948)和复旦大学数学系(1952),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和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8)和温州大学校长(1999)。他的研究领域遍及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在无限连续变换拟群,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以及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方面取得国际数学界瞩目的成就。自1951年以来,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专著多部。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上海市授予他第一届科技功臣称号。他带领的偏微分方程课题组现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研究室,同时培养了新一代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数学家。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数学会理事长。他先后应邀访问美国,墨西哥,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苏联,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国内许多大学和台湾讲学。他的博士论文《论变换拟群的某些通性及其在微分几何中的应用》,评述人认为是“继近代最有名的微分几何大师嘉当(E.Cartan)之后,在这一领域里第一个做出了有实质性发展和推进的”工作。著名美国数学家弗里特里克斯(Friedrichs)评价:“谷超豪的工作实现了他想把正对称方程进一步用于混合型方程的夙愿”。谷超豪的卓越成就饮誉国内外。
项武忠
(1935—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乐清(现温州乐清市)人。1953年入台湾大学数学系学习,1957年获学士学位,196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1989年当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先后任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访问教授。1982—1985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③。项武忠是著名拓扑学家,在低维拓扑学方面多有建树,成就卓著。由于他在拓扑学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突出成果,1970年和1983年曾两次被邀请在法国尼斯和波兰华沙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和1小时的邀请报告。可见,他的成就享誉国际数学界。他还是美国出版的国际性期刊《数学年刊》等多份学术杂志的编辑委员。
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料(2004)。
姜伯驹
(1937—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出生于天津)人,著名数学家姜立夫之子。1953年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78—1979年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学者,1980一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讲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自1957年起一直任职北京大学,1985—1992年兼任南开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95—199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1989—1997年担任北京数学会理事长[注6]。姜伯驹主攻拓扑学,在不动点理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由于他的一系列卓越成就,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多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特别是,还曾获第一届陈省身数学奖(1988)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6)。姜伯驹以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为己任,总是把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放在第一位,讲课精益求精,多年来主持数学教改小组积极参与数学教育改革。他热心数学普及工作,积极参与中学生数学竞赛和数学讲座,还出版多册科普数学著作,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李邦河
(1942—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乐清(现温州乐清市)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该所基础数学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0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微分拓扑,低维拓扑,偏微分方程,广义函数,非标准分析,以及代数几何和代数机械化诸方向均取得重要成果或重大突破。先后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例如,在偏微分方程解的定性研究中,他否定了俄国科学院院士奥列尼克关于间断线条数可数的论断,解答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拉克斯和格利姆关于通有性和分片解析性的三个猜想。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伊万诺夫对他在非标准分析用于广义函数方面的工作曾评说:“对广义函数的乘法,以前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成功,李邦河运用非标准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结果”。他关于微分拓扑的工作曾获第二届陈省身数学奖(1989),他的许多研究结果被国内外学者所引用,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20世纪,温州曾孕育了众多著名数学家。为了发扬温州重视数学基础教育传统,在21世纪培育出更多数学英才,温州市于2002年创立了旨在培养青少年新苗的“数学家摇篮工程。”相信在这一数学史上不多见的创新举措下,温州在造就数学人才方面将再创辉煌,为在21世纪把中国建为数学大国做出贡献!赞同62| 评论(4)
向TA求助 回答者: Eulre | 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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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共2条 2006-10-23 09:01 zjlszw | 二级
苏步清 赞同0| 评论 2006-10-23 13:14 热心网友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步青是国际公认的几何学权威,我国微分几何学派的创始人,中国现代数学家,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中国数学会学报的主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又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创办《数学年刊》杂志并任主编。
苏步青中学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进入该校研究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同年回国。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微分几何学。
早期对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建立了独到的方法,用几何构图来表现曲线和曲面的不变量和协变图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仿射曲面论中的锥面、射影曲线的一般的协变理论、射影曲面论中的Q1伴随曲面、主切曲线属于一个线性丛的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和闭拉普拉斯序列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
四、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特别是一般面积度量的二次变分的计算和 K展空间。
60年代又研究高维空间共轭网理论,获得系统而深入的成果。
70年代以来,苏步青又注意把微分几何运用于工程中的几何外型设计,在中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计算几何。
苏步青历任浙江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部主任、副校长、校长和名誉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该校教务长。他和陈建功教授共同把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数学系建成一个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为国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数学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微分几何研究集体。
苏步青一共发表论文 168篇,出版了《苏步青论文选集》、《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等专著,有的已在国外翻译出版。
苏步青同志因病于2003年3月17日16时4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㈢ 美国大学教授如何评职称
首先,NAU的老师分两类,一类叫tenurefaculty, 是要评职称的,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full professor。另一类叫lecture,是主要聘请了来上课的,教职不那么保险。而且没有在教师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学位可以是硕士,不一定非博士不可。 前一类tenure faculty就要在职称评定的轨道上(Tenuretrackline)一步一步前行。 那么谁来给这些教师们评职称呢?一共有6级: 第一级是系里的P&T(promotionandtenure),一般由系里的full professor组成。每年这些人要开会给老师的学术表现进行评价,是无记名的; 第二级是系主任Chair,他在前一级的基础上写他的评价; 第三级是院里的P&T,由各个系里出教授组成,象NAU的教育学院有8个教授组成这个P&T; 第四级是院长Dean,他在前一级的基础山上写他的评价; 第五级是Provost(教务长),他再进行评价。教务长的角色有点类似唱黑脸的,有时有人没评到,找校长,校长可以把责任推到教务长身上 第六级是President(校长),他是最终评定者。 在这6级里,系里的P&T一般对所要评职称的老师比较熟悉,也在相同或相近的研究领域,所做的评价较为准确。其他的就主要是看教师的材料来判断了。有趣的是,NAU虽然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但是教师评职称依然最看重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就没那么重视。教师有时也颇有怨言,系主任有时也很为难,社会服务不做不行,有的科研突出的上课也不是那么好。评价体系中research、service、teaching分别进行等级评定(有非常好、好、一般、不及格四个等级),三个项目的权重也不一样。 很多时候评定职称要看人的。有个教师,来到NAU后,与学校、院、都签了协议,她也非常努力的工作,等到几年后要评职称了,却发现当时签协议的那些院长、系主任都换了,新的院长、系主任对她的成绩不予承认,不给她评教授。这位老师直接到校长那里申诉,好在校长支持她,最后她评到了。 教师每年都要填写自己本年度的工作情况,那可比中国的年终总结还复杂,Gretchen的这些资料比一本牛津字典还厚。学校每年都要与教师签订下一年的协议,并不是说你每年都有可能被开除,而是每年的工资都不一样。象副教授大约每年底薪是4万5,上课、科研没有额外的报酬,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会有,象暑假上课呀,组织访问学者呀什么的,一样一个报酬,另算。Gretchen就说4万多对于她们家来说根本不够(她一个人养活3口人),所以她申请了好几样挣外快的项目。 博士毕业生如果在大学教书,评个副教授还是不难,评教授就要科研很突出,在本领域很知名,那就比较难了。而且教授的收入要高出好多,之所以这么难评主要原因也是学校想节省开支吧。6年一个学术评定期,没评上就接着再评,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并不是那么固定。没有退休年龄的规定,你自己想退休就退。由于资金问题,NAU想减少开支,今年给退休教师制定了比较优厚的报酬,今年打算退休的人就比较多。 没有学术期刊级别的规定,判断文章的学术水平就靠P&T的同行们自己把握了。据他们介绍说进入P&T的老师都是大家认为比较公正的老师,是教师投票选出来的,你要珍惜你的声誉,就秉公判断。但是他们自己也说,学术价值太难判断,仁者见仁,有时也有分歧。 美国大学现在都实行Faculty 。。。” 系主任因为夹在教师和院、学校之间,又要干活有得罪人,所以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当。Alan当过6年,说很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下一届就决不当了。 院长是校长任命的,校长是校董事会(BoardofRegent, Arizona)任命的。NAU是公立大学,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校董,而是由整个亚利桑那州的董事会来决定,私立大学有自己的独立的校董,自主权更大。同样,亚利桑那州的董事会也决定其他本州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人选。有趣的是,州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往往并不是学者,甚至不是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人。所以,Gretchen觉得,选的校长好不好有时也真很难说。校长换了往往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等跟着都要换。他们觉得这很好解释,校长肯定要选支持自己执政思路的人,选自己人是应该的。
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
为了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董事会邀请了当时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哈佛任期最长的校长,从1869到1909长达40年)、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康奈尔首任校长,耶鲁时期吉尔曼同学,同是骷髅会成员,并一同前往欧洲旅行)和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在一起商议,为这所新大学物色校长,最后他们一致推选吉尔曼(Daniel Gilman)。1853年,吉尔曼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到欧洲考察教育,并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856年回国后任教于耶鲁大学。1872―1875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第二任校长。1876年接任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
他在就职演说中,阐述了霍普金斯的办学思想:“最慷慨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 在谈到大学的培养目标时,他指出:“科学最大的需要是观察,社会最大的需要是人,因此,大学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在各自求学的科系中,尽可能的培养成出色的,但又诚实热情和真正智慧的人。” 从这里走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如约翰·杜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就是对他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的最好诠释。
吉尔曼深受柏林大学的影响,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是大学的灵魂。他强调说:“学术研究是每个教授的职能,而且教授应该是学生的指导者或激励者。” 1926年,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特尔调查发现,在当时1000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当中,243位是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的。
吉尔曼认为:“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的品质,而不应该取决于人数和使用的建筑物。”在学生的录取上,吉尔曼认为光有好的教授,没有好的学生,就不能刺激教授教学的欲望。美国学者瑞安指出:“看看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批学生的名单,就能预言,这些人在随后的三四十年里将成为美国大学的著名教授。”
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之时,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非常的落后,吉尔曼认识到必须建立并改进美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他率先把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同时也强调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才能更有利于促进学校科研的发展,进一步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为了保证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实施,他采取了以下的办法:首先,抓好本科生的教育工作。其次,推行“访问讲座制”。让社会上的著名学者来校做讲座,这样既解决了该校教师的不足,又把各种思想引进自己的学校,以达到在霍普金斯大学能汇集众家之言的目的,也使学生开阔了视野。再次,他引进了自己在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学院时采用的“学习小组制”。结果证明这些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1499名进入大学本科的学生中,有383名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其中84名获得博士学位,霍普金斯大学由此也获得了“博士制造工厂”的称号。
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标志着美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生。由此,美国高等教育转入“研究型大学时代”。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在纪念霍普金斯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上称赞吉尔曼的工作时指出:“吉尔曼校长,你的首要的成功和成绩在于建立在一所研究生院,这所学院不仅本身是一所力量雄厚,具有发展潜力的学院,而且使这个国家每一所大学的艺术和科学系充满了生气。“在霍普金斯获得博士学位,原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也对吉尔曼予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如果托马斯·杰弗逊是第一个在建设弗吉尼亚大学计划中为美国的大学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的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第一个在美国建立和组织一所能够进行新的真理发现和传播的美国大学的人。”

㈤ 美国大学教师如何评职称(大学系列一)
首先,NAU的老师分两类,一类叫tenurefaculty, 是要评职称的,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full professor。另一类叫lecture,是主要聘请了来上课的,教职不那么保险。而且没有在教师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学位可以是硕士,不一定非博士不可。 前一类tenure faculty就要在职称评定的轨道上(Tenuretrackline)一步一步前行。 那么谁来给这些教师们评职称呢?一共有6级: 第一级是系里的P&T(promotionandtenure),一般由系里的full professor组成。每年这些人要开会给老师的学术表现进行评价,是无记名的; 第二级是系主任Chair,他在前一级的基础上写他的评价; 第三级是院里的P&T,由各个系里出教授组成,象NAU的教育学院有8个教授组成这个P&T; 第四级是院长Dean,他在前一级的基础山上写他的评价; 第五级是Provost(教务长),他再进行评价。教务长的角色有点类似唱黑脸的,有时有人没评到,找校长,校长可以把责任推到教务长身上 第六级是President(校长),他是最终评定者。 在这6级里,系里的P&T一般对所要评职称的老师比较熟悉,也在相同或相近的研究领域,所做的评价较为准确。其他的就主要是看教师的材料来判断了。有趣的是,NAU虽然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但是教师评职称依然最看重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就没那么重视。教师有时也颇有怨言,系主任有时也很为难,社会服务不做不行,有的科研突出的上课也不是那么好。评价体系中research、service、teaching分别进行等级评定(有非常好、好、一般、不及格四个等级),三个项目的权重也不一样。 很多时候评定职称要看人的。有个教师,来到NAU后,与学校、院、都签了协议,她也非常努力的工作,等到几年后要评职称了,却发现当时签协议的那些院长、系主任都换了,新的院长、系主任对她的成绩不予承认,不给她评教授。这位老师直接到校长那里申诉,好在校长支持她,最后她评到了。 教师每年都要填写自己本年度的工作情况,那可比中国的年终总结还复杂,Gretchen的这些资料比一本牛津字典还厚。学校每年都要与教师签订下一年的协议,并不是说你每年都有可能被开除,而是每年的工资都不一样。象副教授大约每年底薪是4万5,上课、科研没有额外的报酬,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会有,象暑假上课呀,组织访问学者呀什么的,一样一个报酬,另算。Gretchen就说4万多对于她们家来说根本不够(她一个人养活3口人),所以她申请了好几样挣外快的项目。 博士毕业生如果在大学教书,评个副教授还是不难,评教授就要科研很突出,在本领域很知名,那就比较难了。而且教授的收入要高出好多,之所以这么难评主要原因也是学校想节省开支吧。6年一个学术评定期,没评上就接着再评,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并不是那么固定。没有退休年龄的规定,你自己想退休就退。由于资金问题,NAU想减少开支,今年给退休教师制定了比较优厚的报酬,今年打算退休的人就比较多。 没有学术期刊级别的规定,判断文章的学术水平就靠P&T的同行们自己把握了。据他们介绍说进入P&T的老师都是大家认为比较公正的老师,是教师投票选出来的,你要珍惜你的声誉,就秉公判断。但是他们自己也说,学术价值太难判断,仁者见仁,有时也有分歧。 美国大学现在都实行Faculty 。。。” 系主任因为夹在教师和院、学校之间,又要干活有得罪人,所以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当。Alan当过6年,说很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下一届就决不当了。 院长是校长任命的,校长是校董事会(BoardofRegent, Arizona)任命的。NAU是公立大学,所以没有自己独立的校董,而是由整个亚利桑那州的董事会来决定,私立大学有自己的独立的校董,自主权更大。同样,亚利桑那州的董事会也决定其他本州的公立大学的校长人选。有趣的是,州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往往并不是学者,甚至不是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人。所以,Gretchen觉得,选的校长好不好有时也真很难说。校长换了往往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等跟着都要换。他们觉得这很好解释,校长肯定要选支持自己执政思路的人,选自己人是应该的。
㈥ 我为什么会觉得无聊
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偶尔觉得无聊。特别是在沉闷的环境中,无聊感会油然而生。美国西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 沃丹洛维奇(Stephen
Vodanovich)指出:“西方文化通常将无聊定义为‘无所事事’。”事实上,对无聊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事单调工作的人群,诸如在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
研究者称,无聊感并不是单纯由客观环境引起的,而是意识层面一种主观的个人感受。无聊的程度因人而异:一些人似乎与无聊绝缘;而另一些人,如性格外向的人,却更容易感到无聊。
新一代的科学家一直试图找到这种沉闷情绪的心理学基础。他们发现,这种情感远比我们知道的复杂。研究者指出,无聊尚无统一的定义,就像一个“口味众多”的拼盘。作为人意识的一方面,注意力水平对无聊感的产生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人们的专注程度,从而减少无聊感。此外,情绪波动也对无聊有推波助澜的效果。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感受、陷于情感无法自拔的人,更容易感到无聊。
想摆脱无聊并不容易。抑郁症及嗜药成瘾之类的病症,常常会找上容易无聊的人;他们在社交、学习和工作中也表现欠佳。找到无聊的根源,将有助于我们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
千篇一律
科学家对“无聊”的研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从早期针对单调乏味的工作进行的研究,到后来无聊倾向量表(BPS)的出现,人类与无聊的“拉锯战”从未停止。
研究者与“无聊”已经纠缠了近一个世纪。早期,工作表现较差的工人给了科学家启发,这些工人对工作表现出的厌烦情绪促使他们开始研究,单调乏味的工作对人的影响。1926
年,英国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strial Psychology)的心理学家A· 赫德森·
戴维斯(A.Hudson Davies)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论文称,无聊类似于精神疲劳,是由于工人对流水线上精细而重复的作业缺乏兴趣所致。他还指出,工人对无聊的易感性存在个体差异:“很多从事单调工作的人并不感到无聊。而有一些人,即便从事经常变化的工作,却还是牢骚满腹,抱怨生活单调。”
美国纽约城市学院的心理学家约瑟夫· 巴尔马克(Joseph Barmack),是最早在实验室环境下研究无聊感产生基础的科学家之一。20 世纪30
年代末,他指出无聊感是一种类似于睡眠的感觉,并发现同时使用三种兴奋剂——安非他明(amphetamines)、麻黄素(ephedrine)以及咖啡因,可以减少重复性工作(如对一系列数字进行加法运算)中的疲乏、困倦、注意力涣散及无聊的症状。此外,向参加测试的学生支付报酬似乎也可以激起他们的兴趣。这说明,无聊感是刺激和动力不足的一种复合产物。
十余年后,澳大利亚籍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谢尔(Otto Fenichel)在1951年出版的《思维的组织与病理学》(Organization and
Pathology of
Thought)中,描述了另一种无聊感。它是由于人的内驱力和愿望受到抑制而产生的,并会导致明显的无目标感。费尼谢尔将这类“病理性的”无聊感与通常的无聊感进行对比,指出后者只有“在我们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时”,才会产生。
此后30年,对无聊感的研究一直断断续续。直到1986年,心理学家诺曼·D·森德伯尔(Norman D.
Sundberg)与他的学生理查德·F·法默(Richard F.
Farmer)对无聊进行了最公认的研究。前者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名誉教授;后者就职于俄勒冈州立研究院。他们共同发明了由28个问题组成的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简称BPS),这是用于研究无聊的最早的完整心理测量表。
用BPS
测试人们在不同境况下产生无聊感的倾向性,结果显示,几乎每个人在身处重复、单调、压抑的环境却无法摆脱的时候(如排队等候时),都有过短暂的厌烦情绪。但是,有些人却更加频繁地感到无聊。他们需要在生活中寻求更多的刺激;或者由于不具备自娱自乐的能力而闲得无聊;抑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对“生存”本身产生厌弃。
过去20
年,沃丹洛维奇和同事的研究显示,常常无聊的人患焦虑症、抑郁症、嗜药及酒精成瘾的风险更高。他们易怒、好斗,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在工作和学习中也表现较差。
猎奇心理
无聊感的产生主要归咎于两个因素:一是外部的刺激,二是自身的调节能力。
2005 年,沃丹洛维奇和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J· 克雷格· 华莱士(J. Craig Wallace)以及西佛罗里达州的史蒂文·
卡斯(Steven Kass)在BPS
分析中指出,从宏观来看,无聊感的产生主要归咎于两个因素。一是外部刺激,或者说是对新鲜感、兴奋感以及变化的渴望。沃丹洛维奇认为,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无聊,他们在BPS
测试中的得分也更高。他直言道:“男性更爱抱怨说,‘周围没什么事可做,所以我才会无聊。’”
由于渴望外部的刺激,性格外向的人更容易陷入无聊之中。许多关于单调工作的早期研究发现,性格外向的人比性格内向的同事更早变得口齿不清。英国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人格研究先驱汉斯·
艾森克(Hans Eysenck)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性格外向的人需要持续变换的刺激,才能达到最佳的唤醒水平(arousal level)。
同样地,在著名的感觉寻求量表(sensation-seeking scale)测试中,性格外向的人得分也偏高。该量表是在20 世纪60
年代,由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心理学家马文·瑞克曼(Marvin
Zuckerman)设计,用于衡量个体对刺激的渴望程度,其中包括一些用来测试无聊易感性的问题。
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一致认为,外向型性格与无聊感有关联。给沉闷的工作增添一些小趣味后,性格外向的人也能成功地克服无聊感。英国基尔大学的心理学家A·B·希尔(A.
B. Hill)在1975 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让32 名大学生从事拾捡和安放图钉的工作。这是一件无聊到让人头脑麻木的任务。相比16
名内向型学生,另外16名外向型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更多的变化。他们采用精细而有趣的各种方式,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兴奋水平。
换言之,尽管性格外向的人通常需要更多的外部刺激,但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却各不相同。这是沃丹洛维奇从BPS测试中总结出的第二个因素。爱好广泛且富有创造力的人,以及在各种环境中都能有所作为的人,并不容易陷入无聊的泥淖。森德伯尔称:“我相信有人即便像佛教僧侣那样安静打坐,也不会感到无聊。他们依然能用心感悟生活、发现快乐并不断成长。”
如果内心世界不充实,外部刺激和新鲜感也会转瞬即逝。沃丹洛维奇认为:“大脑会不断寻求刺激,久而久之,大脑对刺激的需求便欲壑难填。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你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
为了摆脱无聊,人们沉湎于吸烟、搞破坏、赌博以及嗜药之类的有害行为,追求感官的刺激。2005年,对92名苏格兰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无聊是青少年嗜药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麦克韦琳·
托德曼(McWelling Todman),主要从事精神病患者及嗜药康复病人的无聊感研究。他指出,“嗜药者总是在停工期间,利用休息时间吃药。”
集中注意力
无聊感与注意力密切相关,注意力高度集中,或者注意力涣散都会引起无聊。
无聊和注意力也有关联。毕竟,当你无法集中注意力时,很难对什么东西产生兴趣。为了揭示这一关联,科学家设计了一个测试环境,让受试者完成一些有难度的任务。
在1989 年的一项著名实验中, 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莱尔德(James Laird)和罗宾·达姆拉德-弗赖伊(Robin
Damrad-Frye)发现,就连在隔壁房间打开一台静音的电视之类的微小干扰,都会让受试者觉得听力理解练习“很无聊”。受试者无法察觉干扰,也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不在焉。一旦打开电视的音量,受试者随即指出是这电视的声音让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然而,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一些受试学生却认为他们听到的理解练习很刺激。这一结果支持了作者的假设:“努力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是导致无聊的主要原因。”
从病理学角度看,注意力涣散也可能激发无聊感。2003年,沃丹洛维奇、华莱士和卡斯在一项研究中发现,148名大学生受试者的BPS
得分与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l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的诊断结果相关。这表明,无聊感很可能是注意力无法集中引起的。
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丹尼尔·斯米莱克(Daniel
Smilek)、心理学家阿尔·切恩(Al Cheyne)和乔纳森·卡里尔(Jonathan
Carriere)将无聊的倾向性与注意力的下降联系起来。注意力下降会让人张冠李戴,错把牛奶放进橱柜而将谷类食物放入冰箱。2007年6
月,滑铁卢大学的研究小组报道了他们对304
名大学生的测试结果。测试内容包括日常注意力的衰退趋势,以及他们对情感与环境的感知度。此外,他们还对学生的日常健忘表现、注意力涣散程度及临床抑郁情况进行了评估。
研究者发现,记忆力衰退、注意力涣散的学生在BPS
中的得分都相对较高。不仅如此,切恩根据统计学结果还指出,注意力涣散提高了无聊和抑郁的指数。有研究文献显示,抑郁症与无聊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包括沉浸于消极的情绪,找不到生活的意义等。研究者推测,长时间注意力无法集中,会让人觉得从事的活动毫无意义。切恩表示:“注意力是连接无意义感、抑郁症以及无聊感三者的交点。”
同时,也有研究者将无聊概括为“心流”(flow)的对立物。心流是指人在全身心投入或者完全沉迷于某件事时所处的忘我状态(参见2007年第4期《环球科学》第80页《为何幸福如此难求》一文)。该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克莱尔蒙特研究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哈伊·
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指出,当一个人的技能恰好能够应对挑战时,以及在接受目标清晰、反馈及时的任务时,心流便会发生。他还提到,小菜一碟的任务会使人无聊,而任务过于艰巨则会引起焦虑。2003年,奇克森特米哈伊和同事发表的一项研究称,在526
名受试中学生中,心流多发生在挑战难度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当的时候。
情绪波动
情绪对无聊感的产生也有影响,拥有积极自我意识的人很少会觉得无聊;相反,不清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会深陷在“无聊”的深渊中。
情绪对注意力、心流及无聊也有影响。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荣誉退休的教育心理学家玛丽·B· 哈里斯(Mary B.
Harris),将无聊与情绪控制(mood monitoring)关联起来。2000 年,哈里斯对170 名大学生进行BPS
测试和问卷调查,后者用于测量他们经历心流的频率,并判定他们属于情绪受控者(mood
monitor)还是情绪分类者(moodlabeler)。情绪分类者是指,能够体察自己的情绪并对情绪进行分类的人。
哈里斯发现情绪控制者在BPS
中得分较高,经历心流的次数较少。她总结说,密切注意自己的情绪的人“不太关注周围的情形,也不容易经历心流。对严重的情绪受控者来说,越是努力关注参与的活动,越会频繁地感到无聊”。另一方面,情绪分类者却很少因为无聊而困扰。他们能准确地评估自己的情绪,并且很快摆脱干扰,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这一结果与1998 年的另一项研究如出一辙。该研究由沃丹洛维奇和西佛罗里达州的霍普·M·塞布(Hope M.
Seib)领导发起。在受试的308名大学生中,拥有积极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个体对自身内心状态的意识)的学生总体无聊感较低。相比之下,拥有消极自我意识(以判断性沉思为特征)的学生在BPS
中得分较高。
如果不考虑无聊情绪对注意力的影响,无聊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体对自己内心状态的了解程度。1951
年,费尼谢尔在对无聊情绪的精神分析中解释说,由于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个体的需要和愿望受到压抑,就会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和意义。
实验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说法——如果不能找到快乐和满足的源泉,人便会觉得无聊。2007年,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约翰·D·伊斯特伍德(John
D. Eastwood)和同事的报告称,在述情障碍量表(scales of
alexithymia)中得分较高的学生在BPS测试中得分也偏高。述情障碍是指,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描述自身的感情,同时情感和想象力受到抑制。
伊斯特伍德的研究小组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 对206名学生的BPS 分数、ADHD的诊断结果和情绪觉察量表(scale of emotional
awareness)分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存在一种与注意力无关的无聊原因。在测试中他们发现,高度的注意力涣散和较弱的情绪觉察能力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对无聊倾向性的变化独立发生作用。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个体不知道如何找乐子,被无意义感包围,就会产生一种更复杂的无聊感,直指生存问题本身。而当个体出于现实考虑或迫于其他压力,放弃了至关重要的生活目标和梦想,这样的无聊感也会产生。2000
年,就职于美国圣弗朗西斯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理查德· 巴尔迪尔(Richard Bargdill)描述了6
例被他称之为“生活无聊感”的案例。这些案例显示,失去生活目标会使人产生矛盾情绪和深刻的无聊感。其中,有一位女性在放弃生物学家的梦想后,后悔嫁了个不喜欢的丈夫,生活在一个空巢一般的家里;另一位男性放弃了天文学家的理想,转而投身宗教事业,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伊斯特伍德总结说:“所谓无聊就是与现实世界脱节。”
向无聊开战
战胜无聊的方法很多:换一个工作环境,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和参加内观训练都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无聊。只要用心感悟生活,无聊感也可以变成我们前进的动力。
无聊感各有不同,治疗无聊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奇克森特米哈伊建议,如果无聊源于乏味的工作,那么可以尝试换个工作,或者通过增加工作的强度和难度来改善工作环境。超市收银员们可以与顾客诚恳地聊聊天,来提高服务质量。1970
年,美国州立圣何塞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威廉· 麦克贝恩(William
McBain)对长途货运司机的研究发现,能在默数途经物这样的小游戏中找到乐子的司机,不会感觉旅途无聊,而且更注意驾驶安全。
沃丹洛维奇指出,如果一个人的业余时间总是被无聊感占据,他就应该尝试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或者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沃丹洛维奇正在身体力行,向无聊开战。每天他都努力给日常事物增添点“佐料”,从改变上班的行车路线,到转变一下观察周围的视角。他说:“通过自我训练,你会发现周围的环境其实很丰富多彩。树叶不单有绿色的,也有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树叶。只要用心去体会和发现周围的美,就不会感到无聊。”
2003 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心理学家克尔克· 沃伦· 布朗(Kirk Warren Brown)和罗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M·
瑞安(Richard M.
Ryan)在一篇论文中写到,充分认识自我和周边的环境是内观(mindfulness)的关键。内观是指人关注并感知当下的一种状态。在教育界、医疗界以及办公室一族中,内观训练越来越流行。它源于东方哲学中的打坐冥想,要求练习者缓慢放松,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吐纳和肢体感觉,并让思绪天马行空地穿行于脑海。
内观锻炼可以帮助训练者提高注意力,走出情绪的漩涡,从而减少无聊感的产生。2007 年2 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心理学家报告称,在接受为期10
天的内观训练后,冥想的初学者与没有接受训练的人相比,工作中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明显改善。此外,前者的发呆(rumination)和抑郁症状也日益减少。
鼓励孩子参加激发思维和想象力的活动,避免消极、图一时之快的娱乐方式,也能够减少无聊感。森德伯尔说:“ 电视和iPod
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却也阻碍了他们应对无聊的能力。”奇克森特米哈伊还说,参加体育和游戏类的积极活动,可以有效增加心流的发生。
一些应对无聊的方法有时还会无心插柳,帮助我们治疗其他疾病。一些研究显示,如果戒毒之后能有效应对无聊,复发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美国纽约市贝斯以色列医学中心(Beth
Israel Medical Center)正在用美沙酮(methadone)对156
名嗜药者进行临床治疗研究,托德曼发现嗜药者的无聊程度,是判断他们痊愈的唯一可信指标。
当然,无聊并非一无是处。许多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是人思考和反省的好机会。此外,无聊也是判断工作有无价值的标志,对没有价值的工作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伊斯特伍德说:“我们应当适时停止与无聊的无谓抗争,并从这一经历中吸取教训。”
实际上,许多学者已将无聊感视为一种催化剂。诺贝尔奖获得主、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Joseph Brodsky) 在他1995
年发表的《无聊礼赞》(In Praise of
Boredom)中就曾写道:“当无聊的大潮来袭,请伴它而去。让自己随波逐流,浸没于其中,慢慢沉底。总的说来,处理讨嫌之物的规律是,你越快沉底,便越快上浮。”
沃丹洛维奇补充说:“如果能够完全摆脱无聊的消极影响,它便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股巨大的动力。”
无聊指数测试
你属于容易无聊的人群吗?做完下面的测试就知道答案了。在每个问题后给自己打分,分值在1~7 之间。强烈反对记1 分,完全赞成记7 分,中立记4
分。请注意用“*”标记的句子的分数正好相反:完全赞成记1 分,强烈反对记7 分。
下列问题来自无聊感倾向量表(BPS),该表由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诺曼·D· 森德伯尔和俄勒冈州研究院的理查德·F·
法曼共同设计。在回答完所有问题之后,请将28 道题的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说明你越容易无聊,总分偏低,则说明你不容易无聊。
多伦多约克大学临床心理学家约翰·D·
伊斯特伍德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群体测试,这项测试的平均分为99分,“正常”人群大约占总人数的2/3,分数分布在81 分到117 分之间;其余有2.3%
的人得分高于135 分或低于63 分。
1. 对我来说,全神贯注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2. 工作时,我常为其他事情忧心忡忡。
3. 时间似乎总是过得很慢。
4. 我经常觉得自己“闲得发慌”,但又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
5. 在必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时,我常常感到困扰。
6. 被迫观看别人的家庭电影或旅行幻灯片,这让我倍感无聊。
7. 我脑海里始终有许多计划和任务需要去做。*
8. 对我而言,自娱自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9. 我需要做的都是些重复单调的事情。
10. 与大多数人相比,我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促使我前进。
11. 我能从自己做的大多数事情中寻找到刺激。*
12. 我很少因为我的工作而兴奋。
13. 任何情况下我总能找到事情做,而且能够找到并保持自己的兴趣。*
14. 大多数时候我总是无所事事。
15. 我可以很耐心地等待。*
16. 我常常觉得自己无事可做,很闲。
17. 在一些不得不等待的场合,比如排队时,我会变得坐立不安。
18. 我常常一觉醒来就有个新点子。*
19. 我很难找到一个让我十分兴奋的工作。
20. 我需要在生活中找到更多充满挑战的事情来做。
21. 我大多数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应付工作所需实在是绰绰有余。
22. 许多人会说我是一个有创造力、想象力丰富的人。*
23. 我的兴趣太广泛了,没有时间把这些事情一一做完。*
24. 在朋友圈中,我是最有恒心的一个。*
25. 除非是做一些令人激动甚至危险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无聊得像行尸走肉。
26. 丰富的变化和多样性才能让我真的开心。
27. 电视和电影都千篇一律,太过时了。
28. 年轻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周围的环境既单调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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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功能区是实现城市职能的载体,集中地反映了城市的特性,是现代城市存在的一种形式。
城市的定位决定了城市的功能特性,城市的能级越高,对城市功能区的要求就越高。城市功能区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功能区是城市功能细分的结果。本部分对功能区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阐述,主要内容有:
功能区是实现城市职能的载体;
充满活力的特色功能区 ;
特色功能区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根基和体现 ;
具有借鉴意义的特色功能区。
要点:
1、 功能区是实现城市职能的载体,城市功能区的形成过程是产业或者城市功能要素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政府对城市的定位和城市功能的布局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功能区具有极高的集聚和扩散效应;有较强的社会经济效应;功能区间的竞争是现代区域竞争的主要形式。
3、 具有特色的经济功能区是城市经济功能细分的结果,由特色功能区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核心。
4、 各具特色的功能区范例。
5、 具有借鉴意义的特色功能区。
一、功能区是实现城市职能的载体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早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经济和非经济的)的依赖日渐增强,客观上要求社会物质资源和空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多种社会功能集成的“城市”由此产生。
一个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现代城市,是由多个特点清晰明确的功能区组成的。城市的职能就是由这些功能区充分地发挥自己作用来实现的。从动态的角度讲,城市功能区的形成过程是产业或者城市功能要素在特定的城市空间集聚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政府对城市的定位和城市功能的布局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城市功能区的四大特性
城市功能区,是能实现相关社会资源空间聚集、有效发挥某种特定城市功能的地域空间,是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
城市功能区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城市功能的载体
功能区是城市功能的载体,是实现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形式,是现代城市运行的方式。城市是由多个功能区有机组成的,城市的功能,就是所有功能区功能的集合体。产业集聚和功能优化是城市功能区的本质特征,每个功能区,都有自己所承担的主要功能,确保自己所占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也使整个城市在多元功能整合的基础上进入更高的运行层次。
2、明显的聚集效应
聚集效应来源于企业的外部经济和范围经济,正因为聚集能降低彼此运行的成本,提高运营的效率,所以产业组织或产业群在地域上的聚集构成了城市空间的结构形态。城市的集聚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要的资源转换中心,将汇集和吸引的资源转换成各种产品、货物和信息知识产品;二是价值增值中心,在资源要素的转换过程中,创造出新价值;三是物资集散和流转中心;四是资金配置中心;五是信息交换处理中心;六是人才集聚中心。
城市功能区的聚集效应表现为与核心功能相关的社会资源的密集分布,即表现为对诸如人才、信息、资本、物质要素、技术等社会资源的高势能吸纳和高效率利用,是城市集聚效应的最集中的体现,可以在相对有限的地域空间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产出。
3、辐射扩散效应
城市功能区通常具有较强的辐射扩散能力,相关区域、相关产业都会受其影响。功能区的辐射扩散功能在于:一是扩张自身市场性权利的作用范围;二是构筑更大空间的集聚协作体系;三是扩散功能区的优势能力,如技术、管理、观念、资金等,向周边地区渗透,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但这种扩散能力的大小也是有差别的,与行政区和居住区等非经济功能区相比,产业区、商务区等经济功能区具有更强的辐射扩散能力,会推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化与发展。
4、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经济功能区的主导产业通常都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多层次、长产业链的特征,经济功能区是区域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现实表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区域主要的收入来源。如以电子、电讯为主要产业的渥太华电讯谷(加拿大),以高科技产品及元器件发明生产为主要产业的班加罗尔(印度),都处于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先位置,而且在功能区内拥有研发、生产、贸易等较完整的产业链条,表现出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扩散能力。非经济功能区的高效益反映在社会效益上。行政功能区内行政机关密集,方便处理社会事务,提高了城市运行的效率。
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功能区产业群的创新动力,更加依赖由功能区作为载体的区域竞争力。由功能区形成的独占性比较优势是区域竞争优势的核心。打造强势经济功能区、确定地区经济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挥比较优势,是后发展国家或地区寻求超常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布局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加快,土地资源变得紧张,用地功能竞争激烈,城市内部出现了工业、商业、行政、居住区前所未有的功能区空间布局结构。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城市结构提出各种理论,解释城市结构的发展过程和形成方式,解释功能分区的特点和分布规律。正是功能区的出现和发展,才促进了城市结构的优化。因此城市结构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内部功能区分布和发展的特点,而从功能区的角度进行研究,城市结构理论也就是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和发展理论。
归纳起来,基本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主要有三种:
同心圆模式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E?W?伯吉斯于1925年最早提出同心圆城市地域结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城市以不同功能的用地围绕单一的核心,有规则地向外扩展形成同心圆结构。 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将城市的地域结构分为中央商务区、居住区和通勤区三个同心圆地带。中央商务区主要由中心商业街、事务所、银行、股票市场、高级购物中心和零售商店组成。中央商务区的外层是居住区。而通勤区位于居住环境较好的郊区,分布着各种低层高级住宅和娱乐设施,高收入阶层往返于城郊间的通勤区。
北京建国来的功能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同心圆模式,内城是整个城市核心地区,居住区大量分布于二环到五环之间,而远郊地区则分布着别墅、townhouse等低密度住宅。但北京的同心圆模式没有特别清晰的功能分区,核心地区聚集着城市的多种功能(行政中心,历史文化中心,商务中心、商业中心等),而由于时间距离等原因,城郊间的通勤不是富有的远郊居住者的主流选择。
扇形模式
美国土地经济学家H?霍伊特通过对142个北美城市房租的研究和城市地价分布的考察得出,高地价地区位于城市一侧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扇形范围内,成楔状发展;低地价地区也在某一侧或一定扇面内从中心部向外延伸,扇形内部的地价不随离市中心的远近而变动。 城市的发展总是从市中心向外沿主要交通干线或沿阻碍最小的路线向外延伸。也就是说,城市地域的某一扇形方向的性质一旦决定,随着城市成长扇形向外扩大以后也不会发生很大变化。
按照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城市地域结构被描述为:中央商务区位居中心区;批发和轻工业区沿交通线从市中心向外呈楔形延伸;由于中心区、批发和轻工业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居住区呈现为由低租金向中租金的过渡,高房租却沿一条或几条城市交通干道从低租金区开始向郊区成楔形延伸。
多核心模式
美国地理学者C?D?哈里斯和E?L?乌尔曼在研究不同类型城市地域结构情况下发现,除了CBD为大城市的中心外,还有支配一定区域的其他中心的存在。这些核心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1) 某些活动需要专门性的便利,如零售业地区在通达性最好的地方、工业需要广阔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
(2) 由于同类活动因素集聚效果而集中。
(3) 不同类活动之间可能产生利益冲突。
(4) 某些活动负担不起理想区位的高地价。
他们认为,越是大城市,核心就越多,越专业化。行业区位、地租房价、集聚效益和扩散效益是导致城市地域结构分异、功能分区的主要因素。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是由若干不连续的地域所组成,这些地域分别围绕不同的核心而形成和发展。中央商务区不一定居于城市的几何中心,但却是市区交通的焦点;批发和轻工业区虽靠近市中心,但又位于对外交通联系方便的地方;居住区分为三类,低级住宅区靠近中央商务区和批发、轻工业区,中级住宅区和高级住宅区为了寻求好的居住环境常常偏离城市的一侧发展,而且他们具有相应的城市次中心;重工业区和卫星城则布置在城市的郊区。
北京目前和今后的发展更倾向于这种多核心模式。CBD、中关村、金融街等几个具有明显聚集扩散效应的功能区,足以成为城市的区域核心。多核心模式是城市功能进一步细分的结果,是不同资源环境满足不同城市功能的结果,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
(三)经济功能区与非经济功能区
功能区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根据与经济的相关程度,分为非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功能区。
非经济功能区是指行政区、居住区等与产业活动无直接关系的聚集区域。
经济功能区是一个区域的核心发展能力所在。经济功能区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有较强的发展能力、经济控制能力和聚集扩散能力。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功能区不仅要满足本城市的功能需求,而且会在更大区域的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满足区域乃至全球化不同经济功能的需求。
按照主导产业的不同,经济功能区可细分为产业区、商务区、商业区和旅游区等。
二、充满活力的特色经济功能区
特色经济功能区是在各经济功能区基础上,以具备某种鲜明特色而获得独占性比较优势和发展能量的经济功能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功能区的进一步细分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从根本上说,这种区域功能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竞争激化、市场细分的客观反映,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结果。
特色经济功能区已经在我国的经济土壤中萌发成长。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它们充满了活力和竞争力,表现出极强的生存优势。
(一)特色产业区
特色产业区是产业区发展细化的结果,是某种新兴或强势产业集聚发展、规模膨胀在空间上和经济上的体现。北京最典型的特色产业区就是中关村,作为特色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赋予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发展力。
特色产业区在西方国家发展要更早更成熟,如美国的硅谷。
1951年位于美国旧金山市南面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的斯坦福大学在其校园内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化的科学研究园——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斯坦福研究园最后发展成美国最著名的高科技产业区——“硅谷”,聚集了惠普、英特尔、苹果等世界级的高科技公司。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硅谷拥有极强的创新和发展能力。很多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技术产业和产品来自于此,三次技术革命——70年代的半导体、80年代的PC,90年代的internet,也都发生在硅谷。硅谷及其周边上市科技公司的总市值高达5000亿美元,逼近整个法国股票市场的总和。硅谷仅电脑和半导体的生产制造,就占了美国工业成长的45%。
特色产业区需要发展环境的支持。举例说,高新技术产业区如果没有科研和人才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环境,将难以形成规模,难以健康发展。
特点:
1、一定的产业集聚基础。
2、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产业环境、金融环境、政策环境等。
3、丰富的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
4、较完善的市政交通、商务配套设施。
5、创新文化的大行其道。
(二)特色商务区
现代经济生产要素向高级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高级化、专业化的服务业在国际城市高度集中,导致对商务办公空间的需求迅速增长,工业化时代形成的“生产型”城市地域结构向“服务型”城市转化。由区域政府主导开发的中央商务区常常以城市副中心的形式出现,不仅形成了现代商务活动的聚集区,也分化了过于集中的城市空间结构。
20世纪70年代起,原先高度集中在中心商务区的商务办公活动开始分化,城市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多中心模式或网络模式发展的趋势,特色商务区应运而生。特色商务区,是面向更狭窄的客户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环境、设施及服务的商务区。
与普通的商务区相比,特色商务区内的主流公司在主营业务、公司规模、公司性质、技术水平和人才需求等方面更具关联性或相似性,有着比较一致的环境需求。
北京的金融街大体上可以看作为一种特色商务区。在金融街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平安保险公司、华泰保险公司等国家级金融机构和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网通公司等300多家著名企业,基本形成了以金融机构、通讯、网络公司为主,法律、咨询、评估等配套服务机构为辅的新的金融商务区。
特点:
1、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基础;
2、良好的商务环境,处理大量信息的通讯网络能力;
3、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制度环境;
4、便利的内外部交通;
5、龙头企业聚集和高度集中的专家队伍及专业人才;
(三)特色商业区
特色商业区,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活动区,具有某种鲜明特色,并且这种特色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性。
从产生特色的原因看,特色商业区又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环境特色型
顾名思义,这种特色商业区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其独一无二的环境和区位优势。如有着悠久传统和黄金位置的王府井步行街,营业面积31万平方米,年销售额40多亿元,是北京市规模最大、大型综合商场最多、老字号云集的市级商业中心。王府井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北京的标志之一,成为北京形象的一部分,具有一种难以抗衡的竞争优势。
前门商业街也属于环境特色型商业区。
前门商业街有8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京城最大的商业中心,一些老店,名店至今尚存.在店铺布局、建筑形式、经营特色和品种等方面都体现了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但近年来,由于受交通、停车等条件限制,加上附近文物古迹众多,危旧房多,前门商业区改造难度较大,和其它商业中心相比发展较慢。目前商业主要分布在前门大街两侧和大栅栏地区.现有营业面积8.3万千方米,销售额7.4亿元, 以中小型网点为主,大型网点少。
2、产品特色型
产品特色型商业街区,是指在某些产品或服务上具有独到性和极强竞争优势的特色街区,如北京的马连道茶叶街、三里屯的酒吧一条街、东直门内的簋街等。
老簋街是1997年初步形成的。当时有148家商户,其中餐饮业商户有45家,开始形成餐饮特色。它东起二环路东直门立交桥西端。2000年9月28日,北京市商委把这条大街命名为“餐饮特色街”。由于早年半夜上市,民间称其为“鬼街”,后被称为“簋街”,形成红门脸红灯笼的特有街景。
2001年因危旧房改造和市政道路改造,簋街只剩“半壁江山”。2002年8月,新的簋街重张。为了重振江山,簋街45家餐饮商户经商达成共识,为这条特色餐饮街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簋街每天的龙虾消耗量都在18000~20000斤,大约相当于全北京总消耗量的1/3,解决了5万~6万人的就业问题,总产值以年均15%的高速增长,2000年的利税额已经占到整个东城区私营餐饮业的1/10,路边小餐馆里的厨师月收入逾万元。簋街,作为特色餐饮街,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特点
(1)一定的市场对产品的认同基础;
(2)交通便利,区位条件好;
(3)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环境或产品服务的不可替代性;
(4)具有较强的产业集群或消费集中效应;
(5)政府政策支持。
(四)特色旅游区
特色旅游区,是指将物质、精神或文化等要素与旅游紧密结合,赋予其更丰富的含义,从而实现吸引游客,刺激旅游消费目的的旅游区。
将旅游与文化,特别是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区,目前是特色旅游区发展的主流。如代表美国文化的迪斯尼乐园、代表中国宋代文化的杭州宋城等,都因将文化深植于旅游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国家旅游规划与发展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在《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一文中指出,“对旅游者来说,旅游活动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但对于旅游经营者来说,旅游业则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活动”。
特色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在未来,特色旅游区将爆发出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特点:
1、当地旅游资源质量和历史文化的渊源,比较优势明显;
2、扩散作用强,周边区域及相关行业将受到辐射;
3、对资源整合能力要求高;
4、对旅游品牌的打造与传播;
5、旅游市场的成熟。
三、特色功能区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根基和体现
在经济发展的中早期阶段,区域间的竞争仅仅基于区域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产业聚集的水平不高,区域分工只是你生产粮食、我生产布匹的简单分工方式。简单分工的重要特点是,区域功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产品类别的不同。
但随着贸易的区域扩大和产业规模、水平的发展,提供某一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已经无法被唯一的一个或几个区域独享,太多的功能区具有这种优势,市场也能容纳众多的功能区提供同一类产品。面对更加专业化的竞争对手,浩瀚的市场信息,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光靠成本低廉是不够的。
特色功能区就是适应这种形势发展起来的。特色功能区一定具有功能区的优势——明显的集聚效应和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它却能比生产效率相同或更高的普通功能区占领更多的市场,根源就在于特色功能区打造出的鲜明的区域特色使其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注意(谁能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需求者,谁就能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划分更细的产品市场也取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多的有效客户。
所以说,特色功能区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根基,一个特色功能区的强弱也是该区域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
要增强一个区域竞争力,不仅要建设功能区,还要使功能区所承当城市功能和提供产品或具有某种特色,这种“特色”从城市功能的角度讲是一个城市长期发展必不可少的;从产品或服务的角度讲,其形成的优势短时间是不可替代的。在大都市功能区打造的过程中,寻求功能特色才能适应专业化、信息化的现代市场的需要,才能形成独占性的、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因此,全力打造特色功能区是地区经济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根基,也是区域超常规发展的一个现实途径。
四、具借鉴意义的特色功能区
上海新天地——特色商业街区
上海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带、紧邻繁华的淮海中路南侧,1999年初开工,2000年6月全部建成,总占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六万平方米,是由石库门建筑与现代建筑组成的时尚休闲步行街。
“石库门”是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传统建筑,它的设计外墙为欧式联排房,而内部保留天井、客房、厢房等江南民居特色,是一种美观雅致的中西合璧住宅。其带有两个铜质大吊环,配以厚实花岗岩的门框的乌漆大门,蕴含了东西方艺术巧妙融合的美感,曾深得上海人青睐,称之为“石库门”。在旧上海,拥有一幢独门独院的石库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们的主人多是江浙一带的社会名流和上海本地的富有阶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石库门最风光的时代,居住者多为当年上海的中上层人士。石库门里曾走出过陈独秀、鲁迅、茅盾、周信芳、刘海粟、胡蝶、邹韬奋等文化名人,还曾被作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
为了真实体现上海历史文化,同时使新区满足上海国际城市形象的需要,美国旧城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设计事务所和东方文化背景的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以及同济大学设计院的共同配合,分别以不同视角剪裁石库门里弄。石库门建筑群的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石库门,使人感觉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每座建筑内部,则按照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情感特点设计,成为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
新天地的石库门里弄处处体现21世纪的舒适和方便,自动电梯、中央空调、宽带互联网,一应俱全。消费者上网可以迅速查询商店的商品价格和餐厅、酒吧的菜单以及电影院上演的电影,并可以预定座位,还可直接网上浏览,观赏新天地露天广场及餐馆内的文化表演。
新天地已经成为上海的焦点和形象。各路明星、艺术家、企业家、银行家、驻沪外交官纷纷前来游玩,国际模特儿大赛、时装表演、日本鬼太鼓座表演、著名影星的电影新闻发布会等时尚文化活动,也都选择在上海新天地登场亮相,两年的时间里共组织了300多场活动。招租的对象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品牌,现有98 家租户中,85%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新天地投资高达10多亿元,在只租不售的经营策略下,从表面上看资金回收困难。但由于“新天地”的品牌效应,带动了周边地价的提升,从最开始的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到现在的每平方米17000元-25000元。其“翠湖天地”项目一期售磬,二期有2000人排队。总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的高档社区,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大的收益。“新天地”实际上是投资者的一张拿地王牌,带着这张王牌香港瑞安集团已经闯入了杭州和重庆。
特点:
1、旧城改造与国际大都市形象建设相结合。
2、独特的传统建筑革新方法对历史做出合理取舍。面对历史保护的两难境地,新天地采取了一方面刻意维护建筑外立面的历史痕迹,另一方面又大 胆创新建筑内部构造和设施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将体验历史文化与商业价值紧密结合。
4、市场资源整合能力强。
5、成功运作使新天地成为上海市的亮点,并以其浓郁的地域性赢得了世界性,以其环境的可识别性、情景性和环境的适宜性使区域价值得到提升。
6、在“新天地”以外的大规模高档住宅区寻找投资资金盈利点。
杭州宋城——特色旅游区
杭州宋城旅游景区位于西湖风景区西南,北依五云山、南濒钱塘江,是中国最大的宋文化特色旅游区,由杭州世界城宋城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宋城是以反映两宋文化内涵为特色的主题公园,整体设计参考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展现宋代都市的繁荣景象,同时引进西方的艺术处理手法,增强景观的包容力和冲击力。宋城分为《清明上河图》再现区、九龙广场区、宋城广场区、仙山琼阁区、南宋风情苑区等几个特色鲜明的游览区域,从不同的角度营造宋代都市气氛。
宋城开始建设于1994年,1996年5月18日正式开园,总投资1.6亿元。“给我一天、还你千年”的口号在西湖畔一炮打响,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至今共接待游客逾千万,年均门票收入6000万元以上。
宋城置业有限公司的旅游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们以旅游业为主导,带动房地产开发、高等教育、文化传播、电子商务等,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特点:
1、满足现代人寻根、怀古的心里需要。
2、将传统文化作为旅游的底蕴,增加了旅游的特色,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产业化。
3、整体运作,市场主导。
4、旅游资源深度整合。旅游开发与房地产相结合,通过旅游带旺房地产;同时创办旅游大学、举办会展博览等,将已有优势充分发挥。
总部经济——特色商务区
总部经济是指企业总部完全商务化,在中心城市商务环境优良的区域实现多总部集群分布,提高总部运作效率,而生产加工部门则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总部经济可以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聚集,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总部经济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有五种效应:一是税收供应效应,总部在哪里,一般结算中心就在哪里,部分税收会留在总部所在地;二是产业效应,总部入住一个区域,会带动产业集群效应产生,带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三是消费拉动效应 ,总部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生产活动,还会产生一系列消费活动;四是就业乘数效应,商务服务产生的就业和生活服务出书的就业往往能带来新的就业;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地区总部越聚集越会吸引社会资源和其相关的社会资本继续进入,形成更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总部经济已成为许多国家(地区)所追求的新的经济形态。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地区),都把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放在发展本国(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
广州东山区是总部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2002年该区总部经济直接创造的企业利润达101亿元,占全区企业利润的七成多。同时也成了税收的主要来源,总部数量虽仅占全区企业总数的2%,但纳税额却占了全区地税总收入的八成。与此呼应,去年东山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九成多,从业人员比重超过八成。
截止到2001年末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25家以总部的名义在中国内地开办了各级代表处、办事处、中国总公司,其中50%以上设在了北京。北京的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也于2003年4月启动。总投资约为45亿人民币,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预期3~5年全部建
㈧ 创造几何图形的温州数学家是谁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大半个世纪中,在中国江南水乡的温州,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温籍数学家群体在现代中国的数学研究,数学教育,以及数学活动的组织和传播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至作为这些数学家家乡的温州,被人们美称为“数学家之乡”。2003年10月,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访问温州时,就曾为此题写了“数学家之乡”5个大字(见右)[1]。下面,就10位温籍数学家院士的主要成就,及其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影响作一概要介绍。
姜立夫
(1890—1978,中央研究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人。他1910年以庚子赔款赴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到德国汉堡大学进修,1935—1936年又转德国哥廷根大学作访问研究。先后担任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数学教授,曾任“新中国数学会”会长(1940),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47),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2]。他专长用代数和分析方法来处理几何问题,特别在“圆素几何与矩阵理论方面”有精深研究。在数学教育方面,他1920年回国一人创办了南开大学算学系并任第一任系主任,培养了如刘晋年,陈省身,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和廖山涛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3]。培育高质量数学人才,是姜立夫的突出成就之一。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他还兼顾中国数学队伍的组织工作,如领导“新中国数学会”,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积极联系推荐青年数学学者出国深造等。此外,他还担任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席(1923),为中、英、德、日对应的数学名词的审定,出版《算学名词汇编》(1938)作出贡献。关于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说:“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姜先生是中国数学界最主要的领袖①。苏步青院士评说:“他对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功劳重大,影响至深,没有他,中国数学面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3]
①陈省身.在姜立夫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南开校友通讯,第一期(1990)。
苏步青
(1902—2003,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平阳县)人。1920年进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学习,1923年入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深造,1927年直接升入该校当研究生,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浙江大学(1931)和复旦大学(1952)数学教授,创办了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多年,曾任复旦大学校长(1980)和名誉校长(1983)。并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数学杂志《中国数学会学报》的总编辑(1936),创办了国际性数学杂志《数学年刊》任第一任主编(1980),先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和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当时称学部委员,1994年改为院士)[2]。苏步青在微分几何和计算几何领域成就卓著,特别是专长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和一般空间微分几何。他创立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国内外均具广泛影响。自1927年以来,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多部。苏步青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1931年从日本回国后,担任了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除了和陈建功教授一起开设了多门近代数学的基础课程以外,还在中国首创开设数学讨论班,先后培养了张素诚,熊全治,方德植,白正国,杨忠道,谷超豪和胡和生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苏步青热心数学学术交流和普及工作,著有《谈谈如何学习数学》等科普册子。自1952年以后长期担任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并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1983年选为名誉理事长,多次组织上海和全国性的数学竞赛活动。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和第7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对于苏步青的成就和影响,1934年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希克(W.Blaschke)就曾评价认为:“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1976年美国数学代表团在访问中国后总结指出:浙江大学曾建立了“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1987年,在庆贺他85岁寿辰和执教60周年的科学报告会上,他的学生谷超豪教授说:“苏老是国际上公认的几何学权威,他对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的高水平工作,至今在国际数学界占有无可争辩的地位。苏老对我国数学学科的建设建立了功勋,他在浙大、复旦为创建国内外有影响的学科,呕心沥血。他为我国文教事业的改革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他是我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4]
柯召
(1910—2003,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温岭(1937,1954-1957,1958-1962温州专区温岭县,现台州温岭县)人。1926年考上厦门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该校数学系,1931年转学清华大学算学系,1933年毕业,1935年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数学教授,重庆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1950),四川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53),校长。曾任《四川大学学报》主编和《数学年刊》副主编。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柯召是数论专家,在数论,组合论和代数等领域有杰出成就。1937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专著3部。1940年担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后,重视教师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发起创办有老师和同学共同参加的数学专题研究课。他提倡开展应用数学研究,推动了四川大学的泛函分析与控制论,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学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并且,亲自与中青年教师一道参加数学的应用与普及工作。柯召的贡献和影响不限于四川,他为中国的数学发展作过大量工作,1983年被推举为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1990年,美国数学家斯托勒(J.A.Stoane)对柯召成果的评价是:“很惊异中国人那么早就己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还说“关于二次型的大作,棒极了!”。在四川大学的校史上则记载,柯召发起的专题研究课“造就了一批在数学上锐进不已的人才”[5]
徐贤修
(1912—2002,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永嘉(现温州永嘉县)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46年赴美国就读布朗大学,1948年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文学研究院一年,暑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他先后受聘任美国普渡大学工程科学教授,伊利诺理工学院应用数学讲座教授,普渡大学航空系教授,以及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新竹)和交通大学(新竹)兼任教授。徐贤修是一位应用型学者,他1973一1980年主管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1979—1989年任“工业研究院”董事长,建议设立了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为台湾的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他1961年为新竹清华大学创办数学系,1962年起每年举办暑期数学研讨会,1970—1975年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他积极推动台湾数学教育,使大学的水平和规模取得迅速发展。鉴于徐贤修1955—1963年以及1968—1978年两度为普渡大学作出突出贡献,1980年普渡大学颁授他杰出贡献奖,1993年又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时,由于他对台湾的科技和教育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989年台湾当局还颁给他景星奖章。[6]
项黼宸
(1916—1990,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瑞安(现温州瑞安市)人。194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44—1946年任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研究,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1947年起任台湾大学数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任系主任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项黼宸专长分析数学,成果累累,著述丰富。特别是,在富里埃级数和泛函分析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他在数学教学方面对学生谆谆善诱,诲人不倦,成绩卓著。曾先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日本仙台东北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和荷兰的荷兰大学任教数学,还曾兼任台湾的东吴大学和淡江大学数学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为表彰他的杰出成就,1958—1968年荣获台湾第一届中山奖和台湾当局教育部的第一届著作奖。②
②蔡韵箫 项黼宸教授 台湾大学数学系资料,No.272(2002).
杨忠道
(1923—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助理员,1949年进美国杜伦大学学习,1954年获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去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后,195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作访问研究。长期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教授,曾兼任数学系研究生部主任4年,数学系主任5年,196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杨忠道专长代数拓扑和拓扑变换群。主要成就有建立了拓扑学中的“杨忠道定理”,证明了代松(F.J.Dyson)猜测和最后解决了布拉希克(W.Blaschke)猜测等,还曾与众多国外著名数学家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和出版拓扑学方面的著作多部。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35年,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如担任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的拉利·马文(larryMawn)即出自他的门下。[7]自1989年以来,他多次回国讲学,为中国培养现代数学人才作出贡献。
谷超豪
(1926—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温州(现温州鹿城区)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进修,1959年获物理一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先后任教浙江大学数学系(1948)和复旦大学数学系(1952),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和副校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8)和温州大学校长(1999)。他的研究领域遍及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在无限连续变换拟群,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以及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方面取得国际数学界瞩目的成就。自1951年以来,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专著多部。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上海市授予他第一届科技功臣称号。他带领的偏微分方程课题组现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研究室,同时培养了新一代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数学家。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数学会理事长。他先后应邀访问美国,墨西哥,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苏联,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国内许多大学和台湾讲学。他的博士论文《论变换拟群的某些通性及其在微分几何中的应用》,评述人认为是“继近代最有名的微分几何大师嘉当(E.Cartan)之后,在这一领域里第一个做出了有实质性发展和推进的”工作。著名美国数学家弗里特里克斯(Friedrichs)评价:“谷超豪的工作实现了他想把正对称方程进一步用于混合型方程的夙愿”。谷超豪的卓越成就饮誉国内外。
项武忠
(1935—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浙江乐清(现温州乐清市)人。1953年入台湾大学数学系学习,1957年获学士学位,196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1989年当选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先后任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访问教授。1982—1985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主任③。项武忠是著名拓扑学家,在低维拓扑学方面多有建树,成就卓著。由于他在拓扑学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突出成果,1970年和1983年曾两次被邀请在法国尼斯和波兰华沙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和1小时的邀请报告。可见,他的成就享誉国际数学界。他还是美国出版的国际性期刊《数学年刊》等多份学术杂志的编辑委员。
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资料(2004)。
姜伯驹
(1937—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平阳(现温州苍南县,出生于天津)人,著名数学家姜立夫之子。1953年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78—1979年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学者,1980一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讲学,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自1957年起一直任职北京大学,1985—1992年兼任南开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95—199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1989—1997年担任北京数学会理事长[注6]。姜伯驹主攻拓扑学,在不动点理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由于他的一系列卓越成就,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多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奖项。特别是,还曾获第一届陈省身数学奖(1988)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1996)。姜伯驹以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为己任,总是把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工作放在第一位,讲课精益求精,多年来主持数学教改小组积极参与数学教育改革。他热心数学普及工作,积极参与中学生数学竞赛和数学讲座,还出版多册科普数学著作,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李邦河
(1942—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乐清(现温州乐清市)人。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该所基础数学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03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微分拓扑,低维拓扑,偏微分方程,广义函数,非标准分析,以及代数几何和代数机械化诸方向均取得重要成果或重大突破。先后发表研究论文90余篇。例如,在偏微分方程解的定性研究中,他否定了俄国科学院院士奥列尼克关于间断线条数可数的论断,解答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拉克斯和格利姆关于通有性和分片解析性的三个猜想。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伊万诺夫对他在非标准分析用于广义函数方面的工作曾评说:“对广义函数的乘法,以前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成功,李邦河运用非标准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结果”。他关于微分拓扑的工作曾获第二届陈省身数学奖(1989),他的许多研究结果被国内外学者所引用,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20世纪,温州曾孕育了众多著名数学家。为了发扬温州重视数学基础教育传统,在21世纪培育出更多数学英才,温州市于2002年创立了旨在培养青少年新苗的“数学家摇篮工程。”相信在这一数学史上不多见的创新举措下,温州在造就数学人才方面将再创辉煌,为在21世纪把中国建为数学大国做出贡献!
㈨ 浙江省温州市的数学家资料
浙江省温州市的数学家有:
1、姜立夫:
姜立夫是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曾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2、谷超豪:
谷超豪是浙江温州人,数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48年,谷超豪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9年6月,获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2年1月,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88年2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99年8月,担任温州大学校长。
3、苏步青:
苏步青是浙江温州平阳人,祖籍福建省泉州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

(9)美国大学教授k瑞安总结扩展阅读:
苏步青从事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的研究和教学70余载,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
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㈩ 美国大学教师如何评职称(大学系列一)
首先
NAU
师
两类
类叫tenurefaculty,
要评职称
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full
professor
另
类叫lecture
主要聘请
课
教职
保险
且没
教师议
投票
权利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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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非博士
前
类tenure
faculty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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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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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步前行
谁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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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级:
第
级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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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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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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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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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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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级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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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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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
系
教授组
象NAU
教育
院
8
教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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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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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级
基础山
写
评价;
第五级
Provost(教务
)
再进行评价
教务
角色
点类似唱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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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责任推
教务
身
第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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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评定者
6级
系
P&T
般
所要评职称
师比较熟悉
相同或相近
研究领域
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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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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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看教师
材料
判断
趣
NAU虽
教
主
教师评职称依
看重科研
教
社
服务
没
重视
教师
颇
怨言
系主任
难
社
服务
做
行
科研突
课
评价体系
research、service、teaching
别进行等级评定(
非
、
、
般、
及格四
等级)
三
项目
权重
候评定职称要看
教师
NAU
与
校、院、都签
协议
非
努力
工作
等
几
要评职称
却发现
签协议
些院
、系主任都换
新
院
、系主任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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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评教授
位
师直接
校
申诉
校
支持
评
教师每
都要填写自
本
度
工作情况
比
终总结
复杂
Gretchen
些资料比
本牛津字典
厚
校每
都要与教师签订
协议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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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都
能
除
每
工资都
象副教授
约每
底薪
4万5
课、科研没
额外
报酬
些其
象暑假
课呀
组织访问
者呀
报酬
另算
Gretchen
说4万
于
家
说根本
够(
养
3口
)
所
申请
几
挣外快
项目
博士毕业
教书
评
副教授
难
评教授
要科研
突
本领域
知名
比较难
且教授
收入要高
所
难评主要原
校想节省
支吧
6
术评定期
没评
接着再评
提前
并
固定
没
退休
龄
规定
自
想退休
退
由于资金问题
NAU想减少
支
今
给退休教师制定
比较优厚
报酬
今
打算退休
比较
没
术期刊级别
规定
判断文章
术水平
靠P&T
同行
自
握
据
介绍说进入P&T
师都
家认
比较公
师
教师投票选
要珍惜
声誉
秉公判断
自
说
术价值太难判断
仁者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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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现
都实行Faculty
系主任
夹
教师
院、
校
间
要干
罪
所
并
都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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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说
累
没
自
间
届
决
院
校
任命
校
校董事
(BoardofRegent,
Arizona)任命
NAU
公立
所
没
自
独立
校董
由整
亚利桑
州
董事
决定
私立
自
独立
校董
自主权更
同
亚利桑
州
董事
决定其
本州
公立
校
选
趣
州董事
组
员往往并
者
甚至
教育背景
所
Gretchen觉
选
校
真
难说
校
换
往往院
、系主任、教务
等跟着都要换
觉
解释
校
肯定要选支持自
执政思路
选自
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