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

1.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的传播对新青年和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极其完整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总结，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兼容并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包含了三个组成部分，具体是：辩论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的朕兆。相应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同时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进而又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剥削阶级，而且要竭尽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1847年，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同盟”，并领导该同盟，受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宣言》总结了以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重要的思想，完整、系统而严密地阐述了他们的伟大学说，成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
马克思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过渡到20世纪初。在它传入适值中国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在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益加剧，封建专制统治日趋腐败，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重，有理想抱负爱国的知识分子矻矻孜孜无不向西方寻求强国经验，努力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为中国解除封建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同时也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马克思主义很快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开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直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斗争指导思想，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否定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接触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事实，但也不能对此作充分的估计或过高的评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曾经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了一些政治营养，但由于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并没有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的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历史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为榜样来改造中国。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当然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的重要人物之一。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一个小户人家”，幼承庭训学习举业，18岁中秀才，第二年乡试落第，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立宪改良派，后因反清活动，被通缉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由“改良”转向“革命”，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织爱国会，公开反对满清政府。1905年以后，转向拥护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并与安徽革命党人柏文蔚等秘密组织“岳王会”，进一步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安徽光复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6月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陈独秀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从此他由封建改良派，转为民主革命派。他是五四运动的挂帆人，经过运动波涛的激荡，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欲救中国必学苏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与李大钊携手“南陈北李”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是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称，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五四运动后到党的成立时，他基本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发起者，他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上，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到对中共、对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陈独秀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当时在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中，陈独秀是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陈独秀在当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36年6月他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多次谈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例如：《在长沙的日子》一节中谈到：新民学会“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们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8）在《革命的前奏》一节中指出：“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长沙着手组织联盟。”（9）在《国民革命时期》一节中还提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们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

《新青年》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艺作品、时事新闻四合一的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份重要的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是它的创办人和早期的主编，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和提倡科学的口号，旨在唤起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刊一开始就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点燃了启蒙的火炬。从1915年创刊，几经变动，1926年最终停刊，存在十年以上，跨越了旧民主主义结尾直到新民主主义开端几个时期，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新青年》开始。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一开始就提出和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主张中国需要“改弦更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这里说的人权，就是民主。他反对封建等级制，认为人是应该平等的，“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12）他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和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非常激愤地说：“吾宁忍过去国粹的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功于消灭也。”（13）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他与民主同样重要，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于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图作之风息焉。”（14）他呼唤“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于哉！”（15）翻开第一卷，几乎每一号的打头文章都是陈独秀的力作：《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1号）、《今日之教育方针》（2号）、《抵抗力》（3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4号）、《一九一六年》（5号）、《吾人最后之觉醒》（6号）。无不体现出主编陈独秀火热激情的激进思想风格和“改弦更张”思想倾向。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以后几期的文章里，明显地表现了陈独秀当时的政治思想心态，他对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近世文明潮流与方向的心仪与倾倒。至于代表这个所谓的“近世文明”的“特点”的只是三种学说，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这三种学说的创始者便都是法兰西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陈独秀已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原理。他的理解和叙述从空想的到科学的发展，从法兰西革命时巴布夫（Babeuf）至圣西门（Saint-Simon）及博立叶（Fonrier）一直到德意志的拉萨尔（Iassalle）及马克思（Karl-Marx）大都切合其要义。他热情歌颂了“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把“自由、平等、博爱”看成是“近世界文明”的精华。他希求中国应仿效法、英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民主共和，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唯民主义的新国家。”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四卷1号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沈尹默等轮流主编，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1918年7月1日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分析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并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说：“由今以后，到所见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6）接着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又发表《新纪元》一文，他看到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潮流，“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国式革命，二十世纪式革命”这个革命“是只能迎，不能拒的。”（17）同时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的随感录，他也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这些文章，开始把探索中国的出路同俄国式革命联系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他们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带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时风起云涌，惊醒了正在寻求国家出路头脑清醒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和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以及谋求国家繁荣昌盛的新出路。在十月革命战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们所接受，紧接五四运动的兴起，又大大地鼓舞和教育升温了革命群众的火热激情，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致当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造成声势，激发了学习和宣传的热潮。1919年5月，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同时又以《新青年》为载体，把他负责的《新青年》六卷5号（1919年5月）上，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顾兆熊（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黄文山）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上、下，下篇载于后期6号上）；克水的《巴枯宁传》。其中李大钊发表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完整、最系统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并指出：“他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8）由于《新青年》本是一个自由论坛，因此专号的文章并未一面倒地宣传和颂扬马克思，顾兆熊的文章便对唯物史观提出很有见地的批判。而且在专号的重要文章中还有《马克思学说批评》、《巴枯宁传》、《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等几篇文章里鼓吹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这些都反映了李大钊当时在思想理念上还不够成熟，这正如他自己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极其贫弱”、“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19）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宜苛求。并且他和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混淆误解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那时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能揭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进行宣传，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扩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接触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并积极参加五四群众运动和实际斗争，对布尔什维克在态度上表示深刻同情与虔诚服膺，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残暴非常愤恨，这个时候陈独秀也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他在《过激派与世界和平》中写道：“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去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边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来扰乱世界。”（20）在他起草的《新青年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全力主义（这里显然是指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21）“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2）他还认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就多数人的幸福，简直是妄想，”“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23）这就是说他已经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发动广大群众，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武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废除资产阶级剥削，实行社会主义生产。他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学说，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时陈独秀的主导思想是虔诚心切信仰和宣传社会主义，已经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蜕变发展成社会主义广泛的传播者，已经从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到运用它开展工人运动着手改造中国社会。他还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指出要造成无产阶级“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24）已经从思想上考虑到为建立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五四运动兴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并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也随着向前发展了，这个时候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认识与觉悟虽然比李大钊晚了一些，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涵实质的了解不单纯在学理上，而着重在于“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针对实际分析和解决问题。在他一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认识与哲学立场立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在一个短的时间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都通读理解了一遍，并且提纲挈领地理出头绪，很快就能运用它来解读中国的社会形势、经济生态与革命实际，并且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深处有其独到的感悟，理解相当透彻，掌握得心应手。此时他把革命眼光更多地转移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上，开始注意“中国的劳动问题”、“中国产业世界的纯粹资本作用”和“各都会各商埠的财产工商阶级”的发达程度等等的问题。这时他把“五四”以来的“德先生”的政治内涵提升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上，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明白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而且正大光明告“自命为智识阶级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低下不当做人看待。”（25）陈独秀这种对“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关心与支持，《新青年》第七卷第6号推出“五一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较平时增加一倍多，其中主要文章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机房工界联合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这一期以大量篇幅刊载了全国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的初步成果。同时上海的《星期评论》、北京的《晨报》等名牌报刊也都积极配合，推出“五一专号”，一时劳工运动的声势轰轰烈烈。事实表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心态实际，已真正地与劳工相结合了。“纪念号”还全文刊登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引得中国社会各界15个团体8家报刊的一片喝彩与赞赏。

1920年月，《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的机关刊物。八卷1号，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从这一号起《新青年》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材料，并发表了列宁某些著作和译文、列宁传略和列宁主要著作目录，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1921年7月，《新青年》在出完九卷之后，曾经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并成为党的理论刊物。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力不足，季刊不能按期出版仅出四期。1925年4月2日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新青年》季刊一直由瞿秋白主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陈独秀在十卷9期季刊上，先后发表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理念的文章计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译）》、《科学与人观序》、《答张君励及梁任公》、《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放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后历经十年，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善始全终，光辉业绩，可谓伟矣！

《新青年》除通过期刊传播反帝反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息外，还于1920年以新青年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介绍了马克思。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这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实践性，其“根本解决”、彻底革命的主张为迷茫中的人们提供了一把解放被压迫阶级钥匙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如要了解共产主义，怎么能不读《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当时他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他读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份量。曾想译此书，感到难度相当大，因为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国文学修养。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1920年春，陈望道因“浙江一师风潮”被迫离开杭州来到上海，适《新青年》杂志回迁上海，作为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出版发行，应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他注重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由于邵力子的推荐，又着手翻译《共产党宣方》，根据《星期评论》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相互对照，开始了翻译工作，1920年8月译成出版在沪问世，在翻译过程中，亦经陈独秀、李汉俊审阅校订，这本震撼世界马恩著作经典引进中国，对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堤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毛泽东说，《共产党宣言》是他青年时受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26）同时，陈望道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启蒙的火炬——《新青年》照亮了中国大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广大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昂扬勇进的气势，他们精神焕发，思想解放，以火热的激情，积极勇敢的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热烈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索，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歌颂劳工神圣，贴近生活与劳工为伍。并把这种学习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同反帝反封、改造社会的讨论相结合，探讨中国的出路，从中涌现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表现有作为的自当首推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诸多共和国的谛造者和革命征途中壮烈牺牲的诸英烈。由于心仪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影响，景仰马克思主义，接受传播洗礼的谔谔之士的光明磊落言行和对国家命动前途兴革气势，适足使后人传承而光大民族复兴之大业。
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声浪中，也积极乘热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天津，在母校南开学校主持《学联报》，旗帜鲜明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号召青年和各界人民再接再厉地向旧势力作无畏的斗争。9月他又同邓颖超、郭隆真等20个青年组织成立觉悟社，出版《觉悟》不定期刊，由周恩来主编，领导爱国反帝的群众斗争。当时天津《益世报》赞扬“男女学生组织学生会，是天津男女解放的起点。”北京《晨报》也曾报导，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1921年1月，他因进行爱国运动被捕，在狱中还向难友讲述马克思学说，包括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总论同阶级斗争史，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及马克思传等。1922年他曾发表论文研究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与世界上已成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在中国也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出路。他毅然宣布：“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决心为在中国“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而“耕耘”、“播种”，奋斗终生。

欣喜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开始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热烈地向往社会主义的俄国，并迫切地期望以俄国人为榜样，来改造中国。曾经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朱德、林柏渠、董必武、吴玉章等在旧民主义革命失败之后，经过苦闷、徘徊和探索，努力寻找新的救国出路。受俄国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通过不同的途径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开始新的革命斗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学的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正是这一代青年，在1919年与他们的导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团结了其他广大青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又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国近代化，开始向现代化进军。

2. 佛教与人生论文

楼主您好，我写的一篇《科学与佛法之人生观》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一直以来想写一下科学与佛法的文字，末学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佛学家。关于现代这个数字化网络时代是否还适用有2500余年历史的佛法，末学想谈谈自己的拙见。
科学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探讨世界。佛法则是通过心去认知世界，佛家说的“万法唯心”是说宇宙大地万物是在心识上影像的反映，而不是哲学概念上的唯心主义。科学是通过现象用逻辑的归纳的方法总结经验来认知世界。而佛法是破除心的愚昧执著。常常不按常规的逻辑和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来回答问题，而是直接破除执著悟求结果。
我们凡夫之所以执著一些无常苦空的假象，正是因为长期被物质世界所迷惑，而这个物质世界不是常的。佛陀智慧的告诉我们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既然不是常在的，那么这些现象都是假象，这个假象就如梦幻泡影，如早晨的露水马上会被蒸发掉，如闪电雷鸣来的时候很大的动静，可是马上即逝。我们凡夫执著于这个假象，而且把这些假象习惯的看成常规，而被常规的逻辑思维、惯性思维所左右。也包括在科学领域阻碍发明发现的发展。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正是突破常规思维才有的这一理论。在原子能没有释放以前，科学家们总有一种信仰，认为全宇宙有一百多种元素在他们想像中，元素内最小单位是原子，它是不可毁灭的。但早在一九○五年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已预见到“物质与能力可以相互转换”，他曾经立出一个简单而又明了的公式：E=MC＾２。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下面说说佛法与科学的对比：
方法上：佛法在认知世界是观察物件，见诸法无常性，无我性，摒除主观成见和欲求，使正确认识诸法实相。科学是观察现象，创立假设，须依实验证明，使主观成见无所渗入。
观察方向上：佛法是内观。科学是外观。
发现上：佛法是直证实相，无量哲理及方法。科学是一切现象作用，都是相对地存在与发展。
效用上：佛法是彻底明白人生宇宙真相真理，根除忧悲苦恼，解脱生死束缚。科学是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医药等方面的物质成就，由于物质的偏面发展。使人类精神方面失去平衡。
过去许许多多科学上重大的发现，佛教不但不像其他宗教的理论不耐科学的考验而告破产，相反的，都成了佛法理论的有力注解，证实佛法的伟大和正确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学说，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孙中山先生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在认知世界的世界观上佛陀已在2500余年前的《金刚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金刚经》云：“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谓世界，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组合而成，各因素是互摄互含的，不能单独存在的，这样的组合是不可能成为我们意识物件的，所以说世界非世界。但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起见，不得不给予一假名为世界。实在真实的世界，是无法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就一定会感觉到佛陀的此种说法与现代科学家们所发现的若干符合。现在我们在回来说科学与佛法，一般人认为科学所不重视的“心”的功用。心才是指导一切科学实践的妙用。在现代的网络数字时代一切都明了了，原来科学与佛法并不矛盾。科学与佛法直接的桥梁－－真理。

3. 求一篇关于人生与哲学的论文，以存在为题目，文字要求1000字。

佛法在人间，要能普遍、要活用。佛法不只是深山闭关，佛法不只是念佛往生，不只是放在藏经楼，是要能深植人心，要能活用在日常生活，要能用佛陀的慈悲、智慧加入群众团体中，付之行动，表现在行为上，才是「佛法不离世间法」。 同心协力走入人群 每个佛弟子所要做的，不只是个人的念佛、拜忏、消灾，更应四众弟子同心协力，走入人群，结合智慧与力量，传播佛法，甚且更具体的了解众生的疾苦与需要，而给予不同的帮助，行菩萨道。 执教佛教禅宗史学的宣方老师谈到，他自己很幸运地在大学时代接触佛教，这对他的信仰、人格及知识上的吸收，都有很大的助益，对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她提出三点，供大家参考：一、丰富的学识，不仅是佛学上的，各宗教间的，及一般世俗常识，应有一定程度的学养，佛弟子不仅该拥有出世的胸襟，更该兼具世间的学识，学佛的三阶段：闻、思、修，其第一即重多闻，以高深的理论、学术为基础，才易令人信服，正如名和利，地位和头衔，是渡化的工具、手段，使之达成弘法、利众的目的。行住坐卧如法实践二、对佛法的体认：包括义理上、修行上。义理上包括名相、哲学思考，佛学与其他宗教不同，对佛教典故应有基本认识，才有机会跟有缘众生谈道。在修行上，不论是修禅、净、密、律，佛弟子每天应把握一段时间，如早上起来，或临睡前，作一段功课，或诵经，或持咒，或打坐，或礼佛，使心灵净化、安详，才能有智慧去面临日常的各种困境、考验。三、戒律清楚：佛法浩瀚，莫不以戒律为纲领。持戒而后禅定而后智慧。日常生活中，不论说话、行为，心念皆能以戒为师，则不难随地自在，随时清凉！把佛法如法的在行、住、坐、卧间实践出来！ 在工作中实践佛法 一位居士表示，他本身从事公车驾驶员工作，大多时间在公车上，于是他心持佛号，每一乘客上下车时，他皆念佛回向与之结法缘，他觉得每一乘客都是佛，他多有福报可载送他们到各处啊！ 一位报社记者也提到，因工作采访的因缘，他得以认识各道场、师父，把这些事迹、人物，以笔写下，来与各众生结缘！ 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英培同学，多年来默默把每个月的打工钱，捐到寺庙，或儿童。佛七时，买些礼物送给小朋友。前日，又捐两万元辅助儿童夏令营的创办经费。 另外一位人大法学院的同学表示：佛法是在工作中、学习中实践出来，多做少说，做了十件事，再讲半句，能做人所不能做，忍人所不能忍。欲成佛教龙象，先为人民牛马！ 又有一位窦亚萍同学表示，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心态是最重要的，要能对人付出关怀，对众人慢慢沟通，接引到道场，才能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战胜心魔唯有放下 提及「战胜心魔」最为重要。人，常常对无谓的人与事起烦恼，要能找出烦恼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心结要靠自己来解开，否则佛陀在世也无法转众生的业。 过去，有一位忠厚老实的农夫，家徒四壁，仅有一把锄头赖以维生，他对这把锄头，总是心存感激，也十分爱惜它。 有一天，这农夫忽然领悟到，自己生命一天天的老化，锄头也会随著时日消逝而逐渐磨损，所以自己应看开一切，赶紧修行。于是把锄头收藏好，决心剃度出家，并发愿：「此生此世如果烦恼不断，决不罢休。」说也奇怪，当他听经闻法，心定下来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和他相依为命的锄头，便不顾一切还俗；回到家中，拿起锄头左瞧右看，爱不释手。又一段时日后，又回到师父面前虔求忏悔， 然后再出家，又经一段时日，又再还俗。如此来来复复已是六次了。对锄头爱恋不断，道业何能成就？这一次他抱定决心，拿起锄头跑到恒河边，对锄头说：「我这一生的生命是你养活我，慧命却断在你手中。今天我要丢弃你，永远不要和你见面。」闭上眼睛，毅然将锄头抛进河内。 当锄头脱离手中，此修行者忽然感到无比轻安和满足，不禁手舞足蹈，大声喊叫胜利！平常我们也和这农夫一样，为世间的人、事、物，爱得那么执著，以致荒废道业，徒增痛苦。要迈向成佛之道，当于时时刻刻，每一当下提起毅力和勇气，战胜自己的心魔。 逆境来时冷静省思 在日常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尤其于研究历史、佛法史迹，常有“求不得苦”，资料不足，或有困惑百思不解时，陈老师会暂时停止钻研，让头脑轻松，以冷静态度安定一下，有时，反更容易得到解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印度、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大陆，凡有关佛教史迹，陈老师大都参访过。身历其境常常使

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现职教师

安启念、陈慕泽、陈先达、段忠桥、方立天、冯俊、干春松、葛晨虹、龚群、专郭湛、韩东晖、郝立新、何光沪属、何建明、焦国成、李萍、李秋零、李燕、刘大椿、刘敬鲁、刘晓力、罗安宪、马俊峰、牛宏宝、欧阳谦、彭永捷、宋志明、王鸿生、王南湜、王旭晓、温金玉、吴潜涛、向世陵、肖群忠、杨庆中、张法、张风雷、张立文、张文喜、张志伟、曹刚、常晋芳、陈世珍、单少杰、郭清香、何立松、李海洋、李茂森、林美茂、刘劲杨、刘永谋、罗骞、马建波、马琳、聂敏里、彭新武、孙毅、魏德东、温海明、吴琼、徐飞、许涤非、宣方、杨武金、余俊伟、余开亮、张立波、张文良、张旭、周濂、程乐松、刘畅、惟善、徐尚昆、杨伟清、臧峰宇、张雪松、裘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