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陈力

⑴ 有网友说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你觉得高晓松抢功了吗

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对于文字非常关注的，所以就有了《汉字英雄》这档节目，我也是通过这档节目认识的高晓松老师，当时就被他专业的知识给秀到了。但是最近高晓松因为整理古籍这个事情又陷入了热议当中，有网友说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做了一个古籍数字化，结果发微博的时候玩文字游戏，耍心机，把提供支持，出工出力的公有机构避而不谈。突出自己的功劳。最后让人点出来了。整件事大致经过是，2018年高晓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见了散佚古籍，然后达摩院秘书长刘湘雯听说了，找到他一起策划能不能把这些古籍数字化。所以他们找到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后者多年来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2019年，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曾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四川大学教授陈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果和在达摩院负责学术合作的李贝，在一起开会，敲定了“汉典重光”的项目。注意：谈成的东亚图书馆，属于此前有深度合作基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跟哈佛没关系。

你觉得高晓松抢功劳了吗？

一.高晓松没有抢功

我们是不能否认高晓松为此次古籍整理做出的贡献，但是他本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功劳放大，所以网友才会误会他抢功劳。

⑵ 陈力的简历

1977.12 －1982.12 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学生
1983.01 －1985.08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
1985.09 －1987.05 浙江医科大学外科硕士研究生（导师：黄德瞻教授）
1985.09 －1986.07 北京语言学院
1987.06 －1987.09 德国弗莱堡大学,歌德语言学院
1987.10 －1989.10 德国科隆大学医学院外科（主任：H. Troidl教授，欧洲内镜外科学会主席）
1989.11 －1993.09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外科（主任：K－P. Schmit-Neuerburg教授，德国创伤外科学会主席）
1992.10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导师：K－P. Schmit-Neuerburg教授）
1993.11 －1994.11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外科
1994.12 －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
1995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副教授
1998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副主任
2000起 浙江大学外科学教授
2001起 浙江大学外科学博士生导师
2006起 浙江大学医学院二系外科教研室副主任

⑶ 网友称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网友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称高晓松抢了古籍整理的功劳，网友们有可能是因为看不惯他这样。我们都知道高晓松是一个非常有才的，可以说是一个作家，也看到了，说是一个诗人，我们在平常的一些综艺节目，或者是与他的聊天过程中，他每一句说的话像是都是一个十人，说出来还一样的，而且出来的话就像都会带有一定的文艺色彩，还有非常喜欢他说话的那种态度，和他交流这个人就像是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知己一样可以随时读懂你的心，

⑷ 陈力为的个人简历

1917年8月30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36年在济南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强占了北平。陈力为随学校南迁到长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岳麓书院”旧址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半年后，“长沙临时大学”又迁移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完成了全部学业后留校任电机系助教。1943年赴英国入通用电器公司实习深造，1946年回国后在杭州浙江大学电机系任副教授。1948年，陈力为转到时属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南京有线电公司从事技术管理工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该公司被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后改称南京有线电厂，陈力为被任为技术科长。翌年，朝鲜战争爆发，此厂担负起了为中国抗美援朝部队制造并提供军用电话交换机的任务。当时，生产上的技术难题很多，原材料不足、不合格。为了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他发动技术人员并和工人师傅紧密结合，共同解决生产中的难题。陈力为带头加班，日夜苦干，星期天也不休息。每年都提前完成上级交给的军品生产任务。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然而平壤已是一片废墟。1954年国务院选派100名技术人员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经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技术人员援外。陈力为是其中一员，任电子工业部门三人小组组长。战后的平壤，地面建筑留存无几，工厂设在山洞和地道里，潮湿不堪，且不时滴水，他们往往要站在梯子上拿着烙铁等工具，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使用的通信设备做技术保障工作。他们还在这样的条件下为朝鲜培训了许多技术人才。陈力为由于工作出色而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的三级国旗勋章和奖状。回国后，在1956年，他被评为南京市的先进生产者。
1958年，陈力为被调到成都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10研究所（以后简称10所）总工程师。当时全国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之中，国际上关于使通信机和计算机半导体化的潮流也开始注入中国。一心想把新中国的国防尖端技术搞上去的陈力为没有只顾大炼钢铁，1959年，他主持研制的592型12路半导体载波电话机，于1961年交由绵阳730厂投产成为该厂的拳头产品，这是中国投入生产的第一种半导体化的多路载波机。
1963年，陈力为转到北京任四机部第15研究所（以后简称15所）总工程师。主持军用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先后开发成功了七个型号的机器。满足了国防尖端工程的急需，于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1年到1986年，陈力为任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及随后的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的总工程师。在此任内，在参与发展我国计算机产品的决策上，侧重在组织推广计算机的全方位应用和技术、组织开展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和有关标准的研究上作出了成绩。他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上热情研究，在1988年退休后仍十分执著，并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陈力为被选为院士。陈力为热心群众性学术工作。曾是中国电子学会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全国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1991年换届时当选为理事长。
陈力为同志是中国计算机行业和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专家，长期从事技术领导工作。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陈力为同志被选为院士。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电子与信息技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全国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⑸ 郑码输入法的国家鉴定

Windows里的应用
1993年2月12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字根通用码汉字键盘输入系统》(又称《郑码》)专家评审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等单位的代表。评审委员会由语言文字、中文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和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这次提交大会评审的《郑码》，是经过多年理论探讨、精心设计、不断优化后的汉字键盘输入系统，评审委员会对《郑码》自1990年鉴定会以来在理论、技术及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提高和进展进行了技术评审，听取了技术报告、评测报告、重大比赛成绩报告和用户报告观看了操作演示，审查了有关技术资料和各种奖励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评审委员会认为《郑码》具有以下特点：
1、该系统理论体系严谨完整。在深入研究汉字字形结构规则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独体字、部首和字根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确定字根为字形编码的核心，部首为基本字根的的主体，从而发挥了部首信息的主导作用。循此体系建立的“笔画--字根--单字--词语”的检索序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汉字键盘输入字形编码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2、该系统在基本字根选用、字根笔画分类、笔形分区、取码笔顺及根顺等主要方面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与汉语语文识字教学背景一致。
3、该系统字根代码序列规律性强，编码规则简明，易于学习和记忆。基本字根有独立的代码，字词重码率低，适合配置大容量词库。平均击键次数少，宜于高速输入汉字。
4、该系统对各种汉字字符集的适应性强，简体字与繁体字的编码规则一致。处理GB2312与ISO10646GJK字符集以及扩大到6万汉字大字符集的郑码编码规则一致。并率先完成国际标准ISO10646GJK字符集20902个汉字和大型汉字字形数据库6万汉字的编码及计算机输入系统，宜于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应用。
5、该系统编码具有以字的首根作为汉字分集的标志，能做到计算机输入和人工检索统一编码，统一排序，有利于语文教学、字典检索与计算机输入汉字相互结合。
6、包含《郑码》全部功能的ZMBIOS实现了与MS-DOS兼容、中西文兼容，支持VGA等图形卡，输入字词和标点符号不需切换。软件具有多种提示、字词联想、拼音查询、人工造词等功能，用户界面友好。外接式《郑码》输入系统，可挂接在流行的各类汉字操作系统下，用可以方便地充分利用原有软硬件资源。（注：1993年计算机用的是DOS系统）
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字根通用码汉字键盘输入系统》（又称：郑码），在汉字编码字符集范围、词库容量、字词平均码长、动态字词重码率及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等方面，在形码汉字键盘输入系统中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评审委员会建议有关单位重视这一成果，在中、小学中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推广应用。
（注：1993年的《郑码》评审委员会由中文信息界的15位著名专家组成，主任委员由当时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国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陈力为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当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傅永和教授担任。在本手册中，评审委员会专家签名篇从略。）

⑹ 87版红楼梦配歌张力的近况

陈力，一个87版《红楼梦》音乐中脱颖而出的女歌手，可从未料到，《红楼梦》竟也成了她的绝版，自此之后，从未听说关于她的任何歌唱消息。当时其实尤其惊叹的是她演唱的《葬花吟》。《红楼梦》中所有曲均为王立平所作，我自认为堪称千古绝唱。用康震教授评价苏轼－《水调歌头》的话讲就是“什么是千古绝唱？他唱完了，你们世人谁都别再唱了，这就是千古绝唱！”先说那段合唱之前的前奏，短促但是韵味十足，恰似漫天飞雪，扑面而来，飘零纷散…继而起之的小合唱在此情景上自然的流露：“花谢花飞飞满天，红销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在余音绕梁中陈力的轻盈飘逸，净脆婉转的独唱幽怨而起，随着黯然真情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反复歌唱将整曲推向高潮…曹雪芹的绝品填词，王立平的淋漓之音，陈力的动情表达，构成了“黛玉葬花”经典一幕的背景。

在此还要提到一个关于陈力演唱《葬花吟》的小秘密：那段小合唱据说全是陈力一人所唱，为了达到音色的一致和立体声效，当然也有当时音乐设备并不完善和先进的原因。她一个人将七人小合唱反复唱了七遍，每次微小的时差构成了后来大家所听到的立体声女生小合唱。那种时差的掌握若是稍有疏忽，就要重新录制，如此的精湛技艺和敬业精神真令人折服。

《红楼梦》电视剧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次放假回家都要重温一遍，熟悉到每个场景，每段对白，每段插曲…黛玉葬花更是经典之一。正是《葬花吟》的插曲为其锦上添花，令人爱之至深。也发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有些地方台为了延长广告时间，有时候会将电视剧卡短，可是黛玉葬花这一场景恰在该集集末，且陈力的《葬花吟》歌唱长达5分钟，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台包括中央台的《红楼梦》精缩版会卡掉这一段，因而，这一集总是完整的。这正是世人对经典的认同。因而陈力的歌声也总是一遍又一遍响溢耳畔…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歌手，《红楼梦》以后，几乎隐匿人间，再无任何其人的音乐动向，可惜可叹。正如我对李娜的始终未能忘情，前段时间，李娜的尼姑照片公诸于众，看着那么清秀的削发的李娜，只是难辨其味，难解其由。细想之，李娜的每首歌都唱的那么动情，尤其《流泪的紫蝶》专辑，如泣如诉，哀怨之至，如受重创，想来她的这种选择必是有其缘由，情愿也罢，不得已也罢，总是一种归宿。
至此，只能默默为陈力祝福，我已将其绝美声音收藏完好，并铭刻于心。作为对这样一位昙花一现的优秀女歌手的纪念吧。

⑺ 谁有关于春秋战国的史书要详细的内容的现代文的书谢谢了

盗墓者名叫不准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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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现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西晋初年，汲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了魏王的墓冢，结果发现了古书共有10万余字。不准入墓时，“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

汲冢书出土时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咸和五年”也应是“咸宁五年”之误。

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同此说，《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持此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持此说，《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卷749、《北堂书抄》卷57引王隐《晋书》、《初学记》卷12引傅畅《诸公赞》也持此说。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一说法。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287），《尚书•咸有一德》正义有此说。

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也在这一带。这个地方战国时是魏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今人朱希祖以为也不能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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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竹简出土情况

汲冢书

汲冢出书之后，西晋政府极为重视，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由于出土古文（当时也称为科斗文）的释读不易，众多的学者参与了整理研究。先后参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峤、谴勋、张宙、傅瓒、束皙、王接、卫恒、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续咸等，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也曾经研讨过汲冢书的内容，郭璞还为出土的《穆天子传》作了注。

据《隋书•经籍志》，“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据《晋书•束皙传》，为十六部七十五卷。《隋志》所据是荀勖的《中经新簿》，部卷不同实际是因为这批书籍经过荀勖、束皙两次整理的缘故。这里就根据《晋书•束皙传》略述汲冢所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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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之纹饰

《纪年》13篇。内容束皙认为是记录夏以来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然后接以晋国历史，等三家分今，又以魏国史事接续，至安厘王二十年为止。束皙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大略与《春秋》多相呼应。但两者之间有大出入的，如根据《纪年》纪录：夏代记年多于殷代。益因为抢夺启的王位，所以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迥异于传统认为的和谐谦让，《纪年》记载的这些王位争斗充满血腥。自周受命到穆王是一百年，而不是周穆王百岁。周幽王亡国，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也不是所谓的周、召共和，等等。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说，《纪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关于帝王之事。晋国纪年起自殇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鲁隐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编年相次。等到晋国灭亡，独记魏国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说明这是魏国的史记。《纪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所记有二个较大的错误：“13篇”据朱希祖先生考证当是“12篇”；“安厘王”当是“襄王”。

《易经》2篇。这实际就是《周易》。

《易繇阴阳卦》2篇。内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辞》部分则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卦下易经》1篇。内容与《周易•说卦》略相似但有异。

《公孙段》2篇。这是公孙段与邵陟两人论《易》的书。

《国语》3篇。内容是关于楚国、晋国的事。

《□名》3篇。内容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1篇。这是一本将《左传》中关于卜筮的内容抄集出来的书，“师春”大概是抄集者的人名。

《巢语》11篇。这是一本关于各国卜梦妖怪的相书。唐代的刘知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学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这部书，认为它实际上有史书的性质，。

《梁丘藏》1篇。内容是先叙魏国的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2篇。内容是“论弋射法。”

《生封》1篇。“帝王所封。”

《大历》2篇。大概是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

《穆天子传》5篇。是关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守，得盗骊、绿耳这样的好马，命造父为御手，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当时的大学者郭璞曾为这部书做注。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以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笔者浅见，《穆天子传》是战国初魏方士敷衍周穆王故事而成，虽非信史，却有本事。尤其是卷1、卷2，多可徵信。历史上穆天子确有西行之事，但民国初年不少学者认为穆天子一直游历到了欧洲，恐怕也太过甚其辞。

《图诗》1篇。这是“画赞之属也。”

《杂书》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书籍完整传承至今的是《穆天子传》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受命整理竹简者荀勖等认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纪年》的起始，《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说：“和峤云《纪年》起于黄帝。”当时荀勖虽是领衔校理，但实际的工作恐怕和峤作的更多。和峤的这一意见很可能就是首次整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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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黄帝陵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并非没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王隐《晋书•荀勖传》早已亡佚，但根据类书《太平御览》所引该书，荀勖当时整理竹书，隶定古文之外，还曾亲自撰次注写。另外，《北堂书钞》也引了王隐《晋书•荀勖传》，根据这条资料，我们知道，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还以自己的知识“注写”了简文。这种“注写”很可能是随文附注，但也相当可能是以当时的历史知识补足了某些阙简残文。很明显的例子是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而杜预平吴归来获睹汲冢书时，以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时，就认为《纪年》起自夏禹。

比起最初的整理者，卫恒是古文字专家，束皙能继承其业，也一定有这方面的学识。《晋书•束皙传》：“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宋人高似孙《纬略》也说：“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在卫、束的整理中，他们也发现残简有不便理解处，所以“随义注解”。唐代陆淳《春秋炎赵集传篡例》卷1:“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 ’、‘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这种随义注解的痕迹即使在后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还是可以发现。比如：“帝王之没皆曰陟。”显然，这是一句解释性的注文。这种“随义注解”或者在整理者只是作为附注而随文写入。但至少在唐代已经篡入正文而很难分别了。

不管是利用现有的知识补足正文，还是纠正、注解正文，结果居然出现了与所有整理者热切的愿望相反的不幸，《竹书纪年》亡佚了。这是文献整理带来的悲剧。出土文献整理首先是要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独立的整理研究，而这种整理研究必须是可以随时区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实践这一点，只能为出土文献带来灭绝之灾。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就已经亡佚，但荀勖和束皙的二次整理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人如《四库》馆臣、钱大昕、崔述等指为伪书，1917年，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将今本作伪之来源一一指出，今本《竹书纪年》总体年代框架上是本伪作已成定案。最近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如四川大学的陈力先生和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夏含夷，但并没有构成根本威胁的有力举证。古人重新编定一本失佚的古书时也许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在造伪，他会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构架安排千辛万苦找到的各种残文断简、吉光片羽。所以评价一本象《竹书纪年》这样的编年史是辑佚还是作伪，关键应该是看总体年代框架的可信度。

今本《竹书纪年》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清人姚振宗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但，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竹书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古文《竹书纪年》辑佚本。

可信的古史

被整理的汲冢书不止是一种，只有《穆天子传》至今完好存在。个中原因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穆天子传》并没有象《竹书纪年》那样为整理者看重，所以很多不认识的古字只是作了隶定而并没有改成今字，这些隶定不识的古字今天还全部保存在《穆天子传》，今人还可以继续对这些字进行释读（陈炜湛先生就作过这方面工作）。《穆天子传》只有郭璞一家之注，一直到清代才有了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如檀萃、洪颐煊、陈逢衡、郝懿行、丁谦等。

《竹书纪年》的情形完全不同，许许多多的晋代学者在竹简刚一出土就参与了整理研究，众多学者补足、纠正、注解了正文。并且就其中问题展开了争论，比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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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大禹陵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真正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陈梦家、杨宽等重定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如：《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竹书纪年》：“齐人歼于遂。”《春秋•庄公十七年》同。《竹书纪年》：“惠公见获。”《春秋•僖公十五年》：“获晋侯。”《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定公四年》：“楚囊瓦出奔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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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商鞅戟

关于商周史实，《竹书纪年》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却和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相合。有些地方《竹书纪年》与传统记载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传统史书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本着“为尊者讳”之类的精神而作过改动，反不如《竹书纪年》的记载来得可信。杜预曾就《竹书纪年》所记“太甲杀伊尹”事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将责任推给了传《尚书》的老博士伏生。

《竹书纪年》有关夏代世系的记载基本与《史记•夏本纪》相合。并且，《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它书不载的夏代史事，如夏与诸夷的关系；所记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献更为详尽。

《竹书纪年》可以与不同来源的资料多方印证，说明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作为一本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珍贵无比。最近刚告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献资料上很大程度上就依据了《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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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马画像砖（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

与《春秋》作比较

唐代刘知己《史通•申左》：“至晋太康年中，汲冢或书，全同《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 取其文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籍为师范。”

“杜预申以注释”一语，于史实略有出入。杜预在太康元年（280）三月，平吴之后，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在《春秋经传集解》“始讫”，才在秘府得见汲冢竹简。杜预虽未就以《竹书纪年》来注释《春秋》经传，但对《竹书纪年》和《左传》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竹书纪年》与《春秋》相近，尤其是《左传》，这是最可宝贵的国史！

杜预还敏锐地发现了《竹书纪年》与《春秋》经传的差别。

春秋战国，各国都有史官记录的史书，如晋《乘》、秦《记》、楚《梼杌》，鲁国的史书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国史书不同，有着义理的说教在其中，这是因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用作教材的改动过的《春秋》。孔子对鲁国国史《春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重要改动：起迄时间缩短在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722），因为其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进行了义理褒贬处理：“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者丘窃取之矣。’”对鲁国国史的义理化改动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门传授的《春秋》是有义理褒贬的，《左传》大量归纳了《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以阐发经义。比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等。

《竹书纪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鲁隐公元年》同样记载此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 周王室并没有封邾子克为公，所以不能以公这样的爵位来称呼他；但他毕竟是个尊者，所以贵称他为仪父。名实称谓事关礼制大事，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坏就坏在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不再被遵守了。正名分、寓褒贬，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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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八年吕不韦戈（陕西三原出土）

《竹书纪年》：“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同样一件事《春秋》也记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但不说“会诸侯”而用了一个“狩”字。河阳这个地方属于晋的领地，其实不是周天子狩猎的地方。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觐周天子的职责，天子又岂能屈尊随便跑到诸侯国中去会诸侯。周天子去河阳会诸侯，是件大失体统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选用了一个“狩”字，即反映历史的真实，又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所以，杜预说：“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可见，史官所记古史和孔门传授的《春秋》经传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即在于《春秋》经传担负着义理教化的责任，而包括《竹书纪年》在内的诸国史记只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杜预所敏感察觉的，就是刘知己、郑樵、章学诚所理论概括的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中国很早就有所谓记事的左史和记言的右史。但记言、记事的古史做的实际是实录记注的工作，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档案，还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撰述史学。

史学的独立

刘知己所谓“干宝籍为师范”，指出了《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影响的一个表征。这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出现，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进而更使晋代学术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根据金文资料进行的西周职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实际分太史和内史两类，内史承担单纯行政事务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则掌各种文书典册和学术。太史记史也有义例惩戒的目的，但直接来源引申于其推定历法、颁历告朔的职使而获知的所谓“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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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兵避太岁”戈（湖北荆门车桥出土）

马王堆帛书《要》篇记孔子之言：“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孔子《春秋》对史官记录的史书进行义理化处理，正说明儒家关注的是与天理同数的人德，即政治、伦理等关系社会人事的一面。孔子作《春秋》，是为有意义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学著作都强调有义理的撰述。

司马迁是世袭的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也讲“天数”。《史记》十二本纪，纪本自古史记注《竹书纪年》，十二纪之数仿《吕氏春秋》。《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谱十二诸侯”，而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而实际星数并非都史十二个，这些都是为十二这个“天数”。但司马迁作《史记》，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谓“一家之言”，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若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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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西汉动物纹臂甲（云南李家山出土）

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之后，“史官之废久矣”。儒家独尊的汉经学时代，儒家义理是根本要求，史学价值没有独立，始终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被用来解说灾异，《春秋》之义成了政治原则，《春秋》还成了汉代议礼、决狱的依据。《汉书•艺文志》中史书被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即使是没有独立价值的史书的数量也少得可怜（《汉志》中《春秋》类一共才23家著录）。

东汉出生于古文经学世家的的荀悦对史学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第一个建议设置专职史官，而且还写了汉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汉纪》，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时人以“班、荀二体”来表明纪传体（班固《汉书》）和编年体（荀悦《汉纪》）这样二种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正是在《汉纪》中，荀悦提出了“典经”这样一个概念（从《左传》“言以考典，典以志经”中合成而来），经是儒家经书，典则是指史志。荀悦指出“立典有五志”：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这也就是荀悦“志”(意为记述)史的五条标准。儒家义理仍是史志的指导原则，但毕竟史志地位上升又成为了“典”。

《竹书纪年》的出现对晋代史学的独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热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编年史著作，单就写晋代史言，就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附《晋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徐广《晋纪》、郭季产《晋录》、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王韶之《晋安帝纪》、刘道荟《晋起居注》，此外还有李轨及佚名的晋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晋纪》遗文。大量编年史直接以“纪”、“春秋”、“阳秋”为名，表明是摹仿《竹书纪年》和《春秋》而作。

干宝的《晋纪》模仿《左传》、师范《纪年》，奠定了编年史在六朝史学中与纪传体史书并重的地位；干宝开一代史学之风气，其条例、谱注、书法、史论诸方面都对后来史家深有影响。一直到唐人重修《晋书》，仍有不少袭用《晋纪》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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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作为一个儒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在实录编年史实的基础上，把自己史学撰述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学理念。这样，干宝既切实提升了历史对现实政治义理借鉴的功用，又完完全全是立足于客观之史实的史学撰述。

具体而言，干宝完整提出了自己修史之标准和宗旨，即“五志”凡例：“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在体裁上，干宝对实录的编年体大加褒扬；同时又首创了“总论”这一体例，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评价集中表述，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历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晋纪•总论》是史学名篇，干宝在其中盛赞周初的政治兴盛，并认为其中关键在于文王修德，符合天道；而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年之天下。干宝以周之兴起为证严厉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仁德以至西晋速亡。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的根本宗旨。

当然，《竹书纪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臣瓒的《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采用了《竹书纪年》的材料；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驳难焦周的《古史考》122处不当，对于史学考据史料、辨伪考实都有很大的推进意义。但无可怀疑，认识编年体、反思古史记注的形式方法和实录的价值对其时史学的独立意义最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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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吴王夫差矛（湖北江陵马山出土）

从干宝及晋代众多史家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史书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目标和思想，史家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服务于此的史书撰述方法。与史学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趋成熟相呼应，魏晋时大量史书涌现；纪传体、编年体以及史注、实录多种著述形式丰富；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现；传记、谱牒、地志以及各类汇编、总集类的史料书籍盛行，中国史学终于独立。

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是荀悦的族后辈，在荀勖为国家图书的编目《中经新簿》中，图书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书籍四部分类的产生，表明史学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史书的书籍形式上，都已经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的四部分类中，汲冢书和诗赋图赞同属丁部，表明这是按照图书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图书分类，新近入库的汲冢书和有图的图赞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刘文帝时，儒、玄、史、文四门学的设立，更表明在国家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史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竹书纪年》的发现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晋代学术结构性变化的发生，而这种学术分类结构的变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更是意义深远。

⑻ 20万页中国古籍被AI找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⑼ 中国古籍离家百年被Ai找回，这究竟是怎么成功的

这些珍藏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古籍之所以能以数字化的方式成功回归，一方面有赖于四川大学教授陈力的奔走联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阿里达摩院技术团队与四川大学专家联手研发的针对古籍识别的Ai系统。

近日，20万页的中国古籍以数字化的形式从加州伯克利分校回归的消息激动人心，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此次古籍的回归实属不易，其背后有四川大学教授陈力这位63岁的老人长达两年的奔走联系，也有阿里达摩院技术团队与四川大学专家利用先进的机器学习方法研发出超高准确率的古籍识别系统，个人认为，古籍是中国文化中一笔宝贵的财富，此次回归的古籍补充了中国文化的一块空白，应该被好好珍惜。

古籍是中国文化的一笔财富

许多年前，大量的中国古籍由于各种原因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文化因此缺失了宝贵的一部分，此次回归的20万页的中国古籍，填补了中国文化曾经被撕裂开的伤痕，是中国文化的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