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㈠ 何光沪的介绍

何光沪（1950- ），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97-1998年在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1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2著有《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天人之际》等。

㈡ 张志伟是哪国人

你说的应该是编写《西方哲学史》的那个张志伟吧！他当然是中国人。
网络理由，对于他的简介是：
张志伟：北京人，1956年生，哲学博士。任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宗教学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近代西方哲学、德国哲学。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主要著作有《康德的道德世界观》《生与死》，主编《西方哲学智慧》《西方哲学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史》等。

㈢ 温金玉的介绍

温金玉，山西岚县人，哲学硕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伦理、中国佛教制度。

㈣ 方立天的人物评价

浙江永康人，1933年3月3日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任继愈等学界泰斗。1961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与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在海内外佛教学术界享有盛誉。7月7日，因病去世。
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着水杯，背着书包，等候图书馆开门的一位师长。
在学界的评价中，他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坐守书斋治学数十载，谈起自己的成就他曾谦逊地说：“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双耕”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对中外哲学史产生了浓烈兴趣，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学界泰斗的接触使他获益匪浅，“当时我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
从北大毕业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被他视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转折点，“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跋涉。”
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方立天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作为重点，将长达700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
“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还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
对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之一，涉及诸多方面；佛教在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从哲学层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哲学史，两者相得益彰。
著述50年，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宗教不是社会上的孤立现象，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绝缘形态，对于宗教必须与影响它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显现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立天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
在1995年全国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学》获一等奖。这本问世于1986年的书还获得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佛教普及读物之一。
“我着重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对中华文化三大传统（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方立天说，“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传统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不仅阐发了宗教学知识，而且在中国宗教认识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为后学的中国当代宗教研究起到引领作用。他在宗教与文化关系上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纵览方立天50年著述，其间一条主线就是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
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
躬耕于佛教、哲学领域，为方立天陆续赢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等诸多荣誉，也陶冶固化了他静心专一、不畏困难的治学态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
“他没有大学者的派头，不尚空谈，他总是那样谦逊，有了新观点还特别要听一听我们的意见。从方先生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什么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什么叫立身有道、温润无华的人格魅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对方立天的治学态度与为人之道十分钦佩。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方立天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曾有评价说，方立天是“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他用实际行动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哲学家方立天应用最新科学宇宙全息统一论原理研究传统文化成就卓著硕果累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哲学家方立天应用最新科学宇宙全息统一论原理研究传统文化成就卓著硕果累累。
详见世界中央文明网“世界名人录”中的方立天词条。用网络或Google 搜索。

㈥ 中国佛教简史的作者简介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杂志》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丛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华方田，1965年生，山东即墨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专著、合著有《吉藏评传》、《现代东方哲学》、《佛教三百题》等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㈦ 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文/何光沪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其结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忘了规则；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 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而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惟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或他开车的朋友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这些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㈧ 谢韬的人物简介

谢韬（1921年—2010年），四川自贡人，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
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他本已经由毛泽东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保护，先后被圈禁在吴宅和人大宿舍隔离审查，1960年才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党籍一直未被开除，而狱中分派工作，是给过去的敌人——国民党“战犯”讲马列主义。1965年出狱时，谢韬已从一名照本宣科的马列教员，变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素的学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革”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熬过十年牢狱和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
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他曾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著。
2010年8月25日上午9时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㈨ 人大教授余虹的死因

[转帖]人大博导余虹自杀背后——曾在课堂称自杀是勇者行为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 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本刊记者赶赴人大校园，试图解开这个悲剧背后的谜底。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成为对生命礼赞的经典，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一台笔记本电脑藏在一个花篮背后，放出缓缓的哀乐。墙上悬挂的是一张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对大海、闲适而坚决地站立在天地之间，天很蓝，海很蓝。“天和海之间是我的余老师，这份现实和坚毅背后，今天我读出的是老师为人的态度，生的态度，死的态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几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站在这张大照片前凭吊，送花篮的人多得数不胜数，组织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篮。这时，纪念堂里只有文辉从(化名)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手擦泪。“我是余老师在上海时带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考进人大跟他读博士，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文辉从停顿片刻，继续说，“但又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文辉从现在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假如我能及早觉察，余老师就不会……”30来岁的文辉从无比懊悔，无比悲痛。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余虹的“非正常选择”打了俗世上的人们一个猝不及防，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记者，人大文学院上下大都选择了沉默。她一开始也并不乐意接受采访，但后来主动约见记者，“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动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带着一个暖水瓶走进咖啡屋，这是一个个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说自己消息闭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听说，当时和同学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学跟我说余虹老师自杀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不知所云地重复了一句，余虹老师自杀了？他自杀了……你开玩笑吧”，她说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准备来消化这个“惊天”的大消息，思维一度短路，直到吃饭时，在同学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惧地意识到老师不在了”。而且同学还告诉她，余虹老师还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在遗书中，余虹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杨慧林在发给余虹教授亲友们的信函中写道：“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读信至此，无不潸然。”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杨说，信是留给他本人交待如何处理后事的。院方对余虹的评价突出两点，“深厚的学术造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余虹在课堂上抛出的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机会请为师解答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又宣布说上帝已死，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的，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这堂课后，余虹就因病缺课了几个星期，她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11月的一天上午，在资料楼遇见余虹，“看到一个背影，已经有一点弓，但还挺精神的”。她叫了一声，余虹转过身来，她于是追问：“您怎么没来给我们上课？”余答说，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机会请老师回答那个终极归宿问题：“您说现在人生没有信仰，‘上帝已死’，艺术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不过，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复：“以后我们再探讨吧。”

请尊重逝者的选择

再后来，余虹还给他们班上过2次课，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过，当时余虹已经不能站在讲台上授课了，他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坐在下面，请学生上去讲，最后再进行点评，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最后一堂课”。“看起来精神状态还好，老师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说，老师这样授课同学们蛮理解的。一周之后，学生们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课上不了了。再一周，课依然没上，紧接着2天后，自杀消息传来，文学院上下震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吗？您用自己的生命践履又一次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吗，又证明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几天以来，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闷、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来回答了那个终极归宿问题，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您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调节能力的啊？！”

在院方发给余虹教授亲友的函件里，抬头便写道：2007年9月以来，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渐难以进食，虽尽全力而未见改善。接着引述逝者的话说：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为坚强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坚强，有时正在于它可以主动放弃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

事实上，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就连其最亲近的弟子和亲友都只能猜测，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余虹的不少学生更相信为师是“选择死亡来对人生终极意义做出回答”，“又一次证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极致人格的追求过程价值空虚的危险。

生死转念须臾之间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余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由海德格尔写在《诗人何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回忆，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课，谈到了生与死的思考，“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自杀是勇者的行为，是作为‘人’的自己的行为，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可以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动物的，自杀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听得这位研究生一时震惊，他当时还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岂料半年之后，传来的消息更令他震惊。

余虹学生回忆说，周一，即事发2天前，几位弟子去看望老师，“他的精神还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转念只是天地上须臾之间的事情”。不过，这位学生也透露，事后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曾对学生表示：余老师既不喝酒，又不骂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积绪出不来，长期的深度抑郁。对此，杨告诉学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觉得来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扬扬，余虹的“有情有义”还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视。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东风的话来说，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陶东风表示余虹的离世对他打击很大，很多细节都来不及回忆，不过有一件事不需经回忆就跳跃出来。几年前，陶东风买房子搞装修，搞美学的余虹尽其力参与设计，结果“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当然，陶东风也还记得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自己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大谈“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校园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

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㈩ 杨慧林的介绍

杨慧林，男，1954年2月生，汉族，北京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参加工作，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教授，2005年任文学院院长，2009年5月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2014年6月因年龄原因被免去副校长职务。1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宗教学领域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以及国际合作项目。多部学术著作被收入《中国学术年鉴》、《中国宗教学研究年鉴》等，国外学术刊物也有专文介绍其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