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聘书

A. 北大数学天才，回国任教6年后选择辞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国度开展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技术，但是科学技术的开展和研讨则是树立在人才的根底上的，所以一个国度的开展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开展，因而各个国度关于人才则是非常注重的。能够毫不夸大的说，美国之所以可以有往常的国际位置，离不开在二战完毕之后，从德国以及其他国度挖到的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当然我国也是如此。我国可以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称为世界前三的国度，和国度关于人才的注重和引进有着十分大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我国的优秀学子在国外进修之后，选择回国为国度的开展做出本人的一份奉献。许晨阳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他和很多在海外进修归国的人才，又有着不一样的中央，作为北大数学天才的他，在回国任教6年后却选择辞职再次前往国外，而分开前说出了3个缘由值得我们深思

关于许晨阳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不承认是真的存在这种现象的，但是这只是少局部存在的一种状况，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我国还是有十分多优秀的人才做出了十分优秀的研讨项目，并且将其真实的运用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研讨结果固然会受四周环境的影响，但是假如本人真的可以沉下心来，就不会由于环境而收到影响的。都说水至清则无鱼，没有任何一个国度的学术环境是一干二净的，当然关于许晨阳的选择我们也是尊重的，只需他可以最终在本人的研讨中做出成果，无论是属于哪个国度的都是有意义的。

B. 鲁迅在哪所大学教过书﹖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
1910年,绍兴府中专学属堂任教员。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1920年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5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
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1931年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1932年十一月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C. 最近北大教授阎步克躺着中枪的两件事，是指哪二件

阎步克教授被牵涉的两起公共事件分别为：

1、人大历史系教授孙家洲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起因是郝相赫在朋友圈“无端嘲讽”阎步克与韩树峰。

2015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的师生关系，该学生随后做出回应。

公开信是通过微信公号“点墨轩艺术空间”发布的，题为《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随后散布于微博等社交传媒。

2、复旦出轨门的男主角徐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正是师从阎步克。

2015年9月，复旦大学历史系“小三门”事件引起舆论热议，而随着当事人之一、历史系副教授徐某一份长达13页、与其妻此前控诉书针锋相对的《情况说明》热传网络，使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复旦大学知情人士透露，校方已对当事双方进行调解；针对控诉书中反映的徐某访学非为学术而是出于私人目的等问题，校方已展开调查。

复旦大学小三门事件事件经过

2015年教师节当天，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某，得到了一份别样的“礼物”，他的妻子盛女士把一份近8000字的控诉书，发到了网络上。

盛女士控诉自己的老公徐某厌弃相处10年的妻子，婚内出轨，与同系的单身女教师钱某搞婚外情；并采取分居、要求妻儿搬离校方提供的宿舍等方式，试图达到离婚的目的。

文中，盛女士还抖出老公在淘宝上为钱女士订购鲜花、两人成双成对在一些场合出入以及二人同时通过复旦校方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费2015-2016年度日本东京市的访学项目，“并非为了学术，实际是为了达到二人避开舆论，在国外同居同处的私人目的，计划在已婚的情况下，与第三者在国外同居，严重损害了国家基金评选的初衷！”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复旦大学小三门事件

以上内容参考：闽南网-揭秘复旦历史系"小三门"事件始末：三人皆为留洋高知

以上内容参考：凤凰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发公开信与弟子断绝师生关系

D. 有关李四光的资料

李四光，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1934—1936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1938—1944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1945年4、5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1950年4月6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1971年4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E. 有没有关于鲁迅在北大执教的情况 啊!!

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

吴中杰

鲁迅是北京大学文化营垒中的健将，是蔡元培校长所器重的人物，
而且被反对者指为“北大派”。他自己也觉得被派进这派里去，并没有
什么不好，说是：“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
居了。”但是，他在北大教学多年，却始终只是一名讲师。这使后人感
到困惑，于是议论纷纷。
前几年有文章说，鲁迅在别的学校能当教授，在北大只能当讲师，
这是因为北大的要求高，言下之意是说鲁迅的学术水平不够。近来“百
年北大”纪念活动中，又有文章说，北大只给鲁迅讲师职称，是因为任
期短的缘故。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很经不起推
敲的。
以学术水平而论，鲁迅并不比别的教授差。而且许多教授，特别是
那些新派人物，进校担任教授之初，似乎都没有什么学术著作。他们的
学术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册）、《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都是
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属于教材一类。鲁迅
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但其学术水平之高是公认
的，连后来因道不同而明显对立的胡适，也始终不否认其独创性。当时
在学术水平上受到非议的，倒是陈独秀，——当然大半还是出于政治上
的原因。因为陈独秀非常激进，要拖出四十二尊大炮来轰击旧物，难免
遭恨，别人就攻他在学术上没有专长，不配当教授和学长。于是有几位
语言学教授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是陈独秀一向研究小学，且写有专著，
只是还没有出版而已。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下去了。陈独秀对文字学素有
研究是不假，但直到他离开北大，专著都还没有出版。陈独秀的去职，
并非由于学术上的原因，而是被人抓到了别的把柄。这位先生文化思想
虽然激进，但在生活上却不检细行，是八大胡同中常客，别人抓住这一
点，说不配为人师表。这使蔡元培很感为难，无法为之辩护。因为其时
他正组织了进德会，其中就有不蓄妾、不嫖妓的约定。但蔡元培还是保
了陈独秀，只要他辞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仍保留其教授职衔。后来陈
独秀因为要搞政治活动，就连教授也不做了，此乃后话。
可见鲁迅在北大没有当上教授，并非因为学术水平的关系。那么任
职期限呢？鲁迅在1920年8月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聘书，
到1926年8月离京，整整在北大任教了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
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为北大
设计过校徽，指导过学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参加过种种活动，总之，
任期不能算短，关系不能算浅。但他始终只是个讲师。而别的许多人呢
，一进北大，就是教授头衔，其中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当初更无名气
，还是鲁迅介绍给蔡元培的。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大找蔡元培时，
因为是在学期中途，无法排课，蔡曾要他到预科教国文，周作人不就，
再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到9月4日，新的学期开始时，周作人也就接到文
科教授的聘书了。可见任教期限亦非定职的根据。
鲁迅在北大只能当讲师，显然另有原因。这原因，就在于蔡元培的
教育改革和办学方针。
北京大学是由前清京师大学堂延续下来的，保留有京师大学堂的许
多陋习。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准备出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有许多
朋友劝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去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员的学
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学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
，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常有带着听差去读书的，而监督及教员都
被称为中堂和大人，可见整个学堂官气十足。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些京
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风气是，平日对于学问没有什么兴
会，却很注重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对于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不见得欢迎
，而对于前来兼课的政府要员，尽管他们时时请假，而仍旧欢迎得很，
——目的是寻找阔老师做靠山。蔡元培认为这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劣根
性，必须革除，他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
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打破旧有观念，首先
要整顿师资队伍。他解聘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员，包括一些兼职的官员
和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这自然会引起风波。据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
学的经历》里说，当时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他，有一英国教习竟要英国
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他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
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不予理睬。可见当时矛盾之尖锐，也可见蔡
元培改革决心之大。但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则无论属于哪一个派别
，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都表示欢迎。于是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
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
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刘师培虽然
政治大节有亏，但因为旧学有根底，还是聘用了；梁漱溟资历甚浅，没
有上过大学，但因为学有专长，破格聘为讲师。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
，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至于鲁迅，蔡元
培一向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识见，还在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把他
招至教育部任职，但也正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在北大是兼职而
非专任，所以只能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这就是原因所在。但这
并不妨碍鲁迅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北大所发挥的作用。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过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文章开头就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政治者”。他
认为前者是专制时代所派生，而后者则为共和时代之产物。他是主张学
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所以他去北大之后，就推行兼容并包主义，只要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各种见解都可发表。于是新旧派在学校里就斗得
很厉害，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新派
也不示弱，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在文章中大骂国粹派，就可
以想见一斑。北大的学术空气也空前地活跃起来，它之成为全国的学术
中心，并非由于前清皇上的钦定，而是由于蔡元培推行新的教育方针的
结果。
但是，到得蒋梦麟、胡适主持校政时，情况就起了变化。他们虽然
也接受了不少西方民主教育，但襟怀远不及蔡元培开阔，排斥异己、培
植私人势力之风渐起，干出了许多与蔡元培办学方针背道而驰之事。如
：解除了马裕藻中文系主任之职，要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把黄侃、
林损等对立派陆续排挤出北大。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北大的力量，磨损了
北大精神。
但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在中国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造就
了一代独立的知识阶层，培养了一种自由的学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
代进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时期的北大，只成为历史的胜景，供
人景仰而已。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为这个理想境界而斗争。比如，192
5年鲁迅等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1938年朱光潜等人在四川大学反对
教育部委派CC系特务头子来校，就都是为“教育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这些斗争虽然取得局部的胜利，但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下，最终还是失
败了。女师大后来还是合并了；而朱光潜也终于挡不住政治压力，在国
民党政府有关学校“长”字辈都要入党的规定下，加入了国民党。而这
一切，留给人们的却是无穷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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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一般的课堂里，并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东西，作为精神的食粮、灵魂的药饵，则是鲁迅与封建复古派、帝国主义洋奴们战斗的小说和杂文。鲁迅的文章，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发表，我们争购、传诵、讨论，有时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谈读后的感想。

可是我们都还年轻，阅历浮浅，对鲁迅深刻的思想和写作时的心情，体会是很不够的。此外，则是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为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F. 李敖为何捐钱为胡适立铜像

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说：“我捐了35万块人民币是为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李敖此举仅仅是知恩图报吗？北大该为胡适立铜像吗？

1910年胡适顺利通过了庚款留美考试，并于年底赴美修学。在美国期间，他先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后又投入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哲学家杜威门下完成博士学业。1916年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八条件”，不久后写成《文化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文学革命”大旗，胡适也因此而闻名国内。

1917年胡适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9月4日，蔡元培校长签发了聘请胡适为北大教授的聘书，9月10日，胡适到达北京，开启了他在北大的十年教学生活。胡适一到北大即教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三门课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在当时震动很大，经补充后成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时洛阳纸贵。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1917年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新成立的哲学门研究所主任，1918年他当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同年10月，又被推举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1920年他出任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两年后即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除此之外，胡适于1922年先后两次到济南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参与推行国语教育、英国日本赔款用途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调和学制会议原案与广州议案的主张，倡导新学制的改革

1922年，胡适致力于北大研究院国学门和北大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的谋划工作。2月28日，胡适被推举为国学门《奖学金章程》起草人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不久，胡适出任《国学季刊》主编。1923年1月，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要点。（1924年9月，胡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

胡适回国后，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等相关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胡适被聘为顾问。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新诗集，“适之体”风靡一时。同时，他亦开始对古典白话小说的考证研究，其中尤以《红楼梦》考证影响最大，成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

1926年，胡适从北京启程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回国后留在上海执掌中国公学，直到1930年11月30日，胡适再次回到北平。1931年初，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胡适和傅斯年是蒋梦麟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胡适积极网罗人才，经他联系引进北大的学者有孟森、钱穆、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叶公超、丁文江、饶毓泰等。在他出任文学院长期间，他改革了新生考试制度，主张文、理科入学考试应有所偏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形势严峻。9月26日，胡适与钱端升等人到达美国旧金山，试图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得到国际声援。此后直到1938年7月，整整十个月间，胡适马不停蹄地奔走于美国、加拿大等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10月，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除正式外交工作之外，他还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力图使美方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抗战。

胡适卸任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利用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1943年11月8日，胡适在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决定重审“《水经注》案”，以至于他此后在美国以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此案的重审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二百多万。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他曾给杨联?、邓嗣禹等人写信，希望他们到北大任教，此外他还曾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了8年零8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1946年7月29日，胡适抵达北平，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等北大同仁到机场迎接。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9月20日，他正式接任北大校长，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并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战后北大走入正轨。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新北大提出希望，“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1948年11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11月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最终决定不迁校。12月14日，南京派飞机将胡适与陈寅恪接走，临行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句话竟成了他与北大的诀别之言。

G. 殷宏章的人物生平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兖州。祖父殷谦在清朝道光年间考中举人、进士，曾在广西、河北任“知府”、“知县”。父殷有济为前清举人，曾在山东几个地方任过县长，擅长书法。生有子女9人，殷宏章是长子。读书是殷家的传统，殷宏章从小就受熏陶。8岁时入天津直指庵小学，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正值中学改为6年制，因考试成绩优秀，被直接编入初二年级，读了1年，改在家中与弟妹一起聘请老师受教。1年后，即1924年，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他用不到3年的时间学完了6年的中学课程。
1925年，他入南开大学理科，先攻数学、化学，后对植物学发生兴趣，于1929年在生物系毕业，得学士学位，被留校任助教。任教期间除照顾学生普通生物学实验外，经常翻阅图书期刊，了解近代生物学进展及生命科学哲学问题，常去清华大学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1933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当研究生，以后回到南开大学任讲师。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随Went教授选题研究。Went是荷兰人，植物生长素的发现者，殷宏章用两年时间取得了博士学位，其后在该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遗传研究室做些光合作用和遗传方面的研究。
完成博士工作后，清华大学留学公费时限尚有一年多，他利用这段时间，在美国浏览了20几个州，参观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此时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他留下工作，但国内抗日战争已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无心留下，1938年赶回昆明，受聘出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植物生理学课程。同时又在汤佩松创设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开展一些生长素应用、生化合成、植物生长测定等工作。1944年他被约为第一批“交换教授”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年，开展磷酸化酶的研究。1945年回国。1946年学校从昆明迁回北平，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继续做些淀粉形成方面的工作。1948年应罗宗洛教授之约，赴台湾大学讲课几个月。同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堪，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殷宏章夫妇及子女5人一家生活甚是艰难，为了摆脱困境，应英国J.李约瑟博士的邀请，于1948年12 月赴印度新德里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工作了3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殷宏章深为兴奋。这期间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常与中国驻印使馆康茅召联系，谈及国内建设情况。与此同时，他接到北京大学聘书及罗宗洛教授的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1951年秋，他携家眷回国休假，经香港、广州、上海到北京，目睹国家新生，人民工作、生活愉快，社会安定，与出国前迥然不同，恍如隔世，更感到国家发展科技需要人才，便向联合国辞职，不再去印度，留下为祖国服务。
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同时协助罗宗洛教授进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设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长，1983年3月后任名誉所长。在回国后的长时间里，他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和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及业务管理。他曾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二、三届理事长；《植物生理学报》和《植物生理学通讯》主编；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1977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