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德高望重老教授

㈠ 让45岁的易中天黯然离开，武汉大学是成就了易中天，还是埋没了易中天

在某种程度来说，武汉大学既埋没了易中天，又成就了易中天。

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从师数十载，将自己的文化知识传播给学生，将美学讲得生动有趣，得到学生们的青睐。易中天在武大开的课程，教室都是爆满。相对于其它老师来讲，能够受到这样的喜欢，内心也会满足。易中天在武大的教学生涯，使他能够在武大占有很大的声望，并且使他声明远扬。

总的来讲，可以说，武汉大学之于易中天，就像萧何之于韩信。但是易中天最后是成功的，无论怎样，武汉大学都是易中天人生中宝贵的经历和财富。其实没有必要纠结于此，只要易中天能够对学术，对社会文化做出一定的贡献，能够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是好的。

㈡ 如何做新诗研究

今天是一场比较有争议的讲座，题目就是。很多同学会感叹说：新诗本身就没有意义，做研究有什么意义呢？相信这句话是很多文学院本科同学共同的心声。我想不仅我们本科同学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些学者也会发出这种声音，认为新诗没有存在的意义，新诗更没有研究价值。今天我告诉大家有这样一句话：“新诗是‘百年之骗’”。有人下了这样一种结论，说新诗骗中国人已经骗了一百年了，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再骗下去了。怎样理解新诗是“百年之骗”？今天王珂老师来了，王珂老师又来骗大家了，我骗大家不是一百年，我是骗大家一百分钟，请大家给我这一百分钟，让我这位新诗教授来骗一骗你们。有的同学想，我看王老师今天如何骗我们，好，现在就让我开始。，今天一开始老师放了一些音响作品，是中央电视台2007年“新年新诗会”的录像。每年一届的“新年新诗会”为什么会出现？至少它可以证明一点，新诗还是有存在价值的。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为新诗是否有价值辩护，不是反驳新诗是“百年之骗”这个非常可笑的结论。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新诗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其实，王老师还有一个任务，是来招兵买马的，看王老师这样一个人单打独斗，瘦小的身躯要承担起振兴中国诗歌的大任。今天靠王老师一个人是不行的，还需要在座的朋友们。今天在座的有两类听众：一类是我们的新诗研究生，前面一排都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诗歌研究生和文艺学的研究生，来了十多位。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新诗研究还是有点价值，如果没有价值就不可能在这么小的一个场所里面坐了十多位搞诗歌研究，甚至是专门搞诗歌研究的研究生；还有一类听众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三年级的学生。（学生语：我们是四年级的学生）。四年级的学生！对不起，把你们看小了，我总觉得我们现在女生非常多。把大家看小一个年级好，大家回到一年级，freshman，我马上要给一年级上课，freshman可能更好。在座的我好像没有给你们上过诗歌课，是吧？非常遗憾我没给你们上课。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把你们看小点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新诗研究是有意义的，目的是想你们都来考王珂老师的研究生，都去考我们国内一些优秀的新诗教授的研究生。但实际上老师一方面说新诗研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你们都来考我的研究生吧，我拥抱你们，欢迎你们。但是，我还想加一句话，新诗研究是非常具有风险性的。今天我们的讲座实际上就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新诗研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我们愿意“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但是我还要再提醒说，做新诗研究是有风险的。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又有价值又有风险，我们该如何去研究呢？那可就要看我们的技法。就像一开始王老师讲，我今天是来“骗”你们的，但是要让你们在这个地方坐一百分钟听我的“骗”，我肯定是要施展出我一身的才华来“骗”你们，否则你们早就跑光了。我们先讲诗歌研究的意义。刚才讲到现在的大学，尤其是现在大学的文学院，女同学非常多。前天我上研究生的课，我们有一个专业的研究生同学来听我的课，我猛然发现居然这个专业的所有的研究生没有一个帅哥，全是漂亮妹妹，我觉得很奇怪。实际上我们文艺学研究生也是这样的，女生很多，在座的女生也很多，所以，今天我们投其所好，用了清代的一位学者，叫张潮，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大家可以记下来。这段话既是为在座的女同胞女生鼓足勇气的，也是为我们诗歌辩护的。它讲的不是诗歌研究的意义，它讲的是读诗歌的意义，读诗词的意义。它原话是这样的：“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其中提到了“以诗词为心”，也就是说你要想成为美人，有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要去学诗词，要去读诗词，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美人。一个美人应该分为两个方面，王老师在这儿开始讲美学了。第一个方面是外貌的美，形式的美；第二个方面是内容的美。我们讲到这个美人有没有风度，有没有修养，其实她的风度取决于什么？既取决于她的花容月貌，也取决于她内心的这种修养，这种涵养。古人认为一个真正的美人除了需要“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外，还需要“以诗词为心”。在座的女同学可能马上就会说：“王老师，这和你想讲的或今天的讲座，你想骗我们的内容不一样。这里张潮是清代人，清代时候肯定没有新诗，没有你现在的那种现代汉语诗歌。另外，张潮这里讲的是‘以诗词为心’，他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代的汉语诗歌，准确点说，他很可能指的是唐诗宋词，也就是说，如果我想成为王老师你说的那种美人，我读唐诗、学宋词，或者我写律诗填词、写诗填词，我就能成为美人，没有必要做你的新诗。”这个疑问是对的，但是这个疑问可能又是错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没有夫妻就没有儿子，没有老爸就没有女儿，如果没有古代汉诗绝对没有我们现在的新诗。古代汉诗应该是现代汉诗的父亲，按我们福建人的说法是它的“老爸”，或者是它的爷爷、老祖宗，新诗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的诗歌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除了它有一种特殊性外，也有很多共性。比如说语言的优雅，语言的雅致或者语言的智慧，在内容上的抒情或者是浪漫情调，甚至以诗言志，以诗伸张正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诗词共有的东西，也是历代诗人共同关注的东西。现在先把作品放开不谈，我再送大家一句话，如果要做诗歌研究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最重要的文论作品叫《文心雕龙》，在座的同学都知道《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重要的著作，有人把它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做诗歌研究必须要读的古代文论的很重要的书。怎样来理解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研究什么，如果我们要对什么东西比较熟悉，采用怎么的一种方式？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博观”，经常去看，看多了，我们有个词语叫“见多识广”。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学术上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造假很厉害，有很多东西都能造出来，造得假的比真的还像，尤其是在文物界、考古学界，会造各种假的东西出来，最近大家看网上有很多的争议，某某某的墓发掘出来了，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这种造假的现象真的非常厉害。鉴别文物的真伪是需要真功夫的，我们国内有很多有名的鉴别文物真伪的大家。这种真功夫靠的是什么？除了靠技术、靠知识以外，最重要的靠的是“见多识广”。因此，我们的文物鉴定中有最优秀的大家，是谁？就是当年我在北师大做博士的时候，我见过的启功先生。启功，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为什么能成为鉴别古代字画最厉害的高手，应该说是超一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启功先生出身于贵族世家，他小的时候在故宫里面见过很多字画，他见过的或者说他在五岁时见过的，甚至他在三岁时见过的，当他八十岁时候又见过一个相同的字画，他马上知道，嗯，我当时看起来感觉就不对，这就是凭经验做事情。因此，我们在做诗歌研究的时候，要考虑，要学习启功先生这种靠人生的经验来做鉴别真伪，靠我们博观，读的很多，见的很多，见多识广，来衡量眼前诗歌作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的诗写得越来越没有标准了，一首诗有的说很好，有的说不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现阶段诠释缺乏标准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的研究者对诗歌作品了解的比较少。因此作为一个诗歌研究者，尤其作为新诗研究者，你必须要读得多、看得多、见得多，“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你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比较好的鉴赏标准，才能够对诗歌作品做出比较准确的艺术价值评判，这是做诗歌研究的最基本功。我还送大家一句话，是清代一位著名的理论家、诗人叶燮说的。叶燮有个很重要的作品，文论作品，诗论，叫《原诗》，平原的“原”，诗歌的“诗”，大家找来读一下。叶燮的这一段话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叫“才、胆、识、力”。实际上他说的不仅仅是做诗歌研究，作为一个学者，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才、胆、识、力，我们看他是怎样来论述这四个要素的。“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生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诗歌研究者，尤其你要成为诗歌研究的大家，你必须具备才、胆、识、力，你要有才气，要有胆量，要有知识，另外要有那种力量，笔力、实力。我总结一下新诗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才、胆、识、力，要博观，要训练。实际我们可以把诗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总结成四个字，就是叶燮所讲的“才、胆、识、力”四个字。诗歌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的内容。第一，研究诗歌史，我们把他称为诗史家；第二是研究诗歌的基础理论，我们把他称为诗论家；第三是研究诗歌作品，尤其是研究当前的当下的诗歌作品，比如说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诗给你看，王教授请你看看我的诗写得怎么样，你能不能对我这首诗发表一些看法？如果我就此写篇文章，就叫诗评，诗歌评论文章，我的身份就是诗评家。优秀的诗歌研究者、新诗研究者，应该具备诗歌史的研究能力，具备做诗歌基础理论的研究能力，具备面对诗歌作品，面对当前的诗歌现象发表看法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诗歌研究者、新诗研究者，他既是诗歌史家又是诗歌理论家又是诗歌评论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词语来形容这三种研究、三种角色的特点。实际突出了一点，就是叫做“术业有专攻”。我们讲到“术业有专攻”，每一行都有自己的专业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分得很细，比如我们现在的文学院，文学院过去叫中文系，中文系是怎么回事？中文系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又分了很多专业，比如最主要的专业有二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系我们现在称为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面有几个分支就叫二级学科，王老师负责的硕士点文艺学就是二级学科之一。一级学科中文系的文学方面的二级学科有：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过去叫外国文学。二级学科下面又有可能分为三级学科，即研究方向，比如说文艺学，大家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的招生简章最近两天出来了，文艺学招收七个方向研究生：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诗歌理论与创作研究、现代小说理论与创作研究，旅游美学。这些招生方向的专业之间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同样是美学，文艺美学研究的方向与旅游美学的研究方向是有巨大差异的。同样是文体研究，现代诗歌研究和现代小说研究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具体到现代诗歌研究，又可以分为三大类：诗歌史研究、诗论研究和诗评研究。诗歌史家需要具备两方面的能力，我用了两个词语，第一是“竭泽而渔”。“竭泽而渔”什么意思？就是把水全部放干了，最后把鱼抓出来，这儿我想到了我非常美丽的童年，在座的都没享受过这种童年，我童年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到水田里去抓鱼，或者在小溪里面去抓鱼，我们叫摸鱼，就是在水里面摸到一条后，抓到手上突然拿起来，高兴得大叫：“哇，我抓到了！”实际上在水田里去抓鱼最好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估计这个田里面有鱼，但是，你下去胡乱去摸是摸不到的，你没有孙悟空那种本事，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联合起来把这个田分割开，用泥把一团水域围起来，比如说这个田有我们教室这么大，有数十平方米，我们挑出几平方米，把它用泥筑个堤阻断水，然后用器具，一般是用水盆，用劲地把里面水全部弄出去，把这边的水调到那边去，水没了，一个鱼都跑不掉。这个方式就像“竭泽而渔”。做诗歌史研究就需要有这种能力，你如果要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歌史研究，你就要把二十年代出现的诗歌、诗人都要去找出来，要在全面占有资料基础上做研究，所以有人说做诗歌史研究的学者是“靠屁股做学问”。今天王老师是站着讲课，没有坐着讲课，如果要做诗歌史研究，王老师必须坐着，因为不可能这么站下去的。做诗歌史研究如果站着是会累死的，所以必须“靠屁股做学问”。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也就是说做诗歌史研究，一定要沉下心、坐得住，耐得住寂寞。我们有两位著名的诗歌史研究学者，第一位是武汉大学的陆耀东教授；第二位是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这两位学者是新诗研究公认的做新诗史研究最扎实的学者，尤其是陆耀东教授。2006年陆耀东教授曾给我讲，说为了收集诗歌史的资料，他在中青年的时候，每到假期他就到北京去找资料，甚至住地下室，那时候不能复印就手抄资料，因此陆耀东教授现在手上掌握的诗歌史资料是最多的，谁也没有他多。陆老师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诗歌研究者，我们学院的陈卫教授，你们喜欢的陈卫教授就是陆耀东老师的博士。做诗歌史研究要学习陆老师的这种精神，“竭泽而渔”的精神。但是，做诗歌史研究仅仅靠“竭泽而渔”是不够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想把所有的鱼、所有的虾都抓住，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把这些鱼和虾抓住了，大鱼小鱼都抓回来了，要把它做成美味佳肴还需要你的厨艺，需要你的另外的水平，不仅仅只是抓鱼的这样的水平。因为研究诗歌史的目的是把材料找出来，找出来干吗？找出来最后写成诗歌史或者写成研究文章，再输送给社会的，给其他的学者或者给下一代的学者。在作品的选择方面我们就需要一种眼光，文学史家是需要有眼光的，这儿王老师就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高屋建瓴”。“高屋建瓴”就是你要站得高你才看得远，否则你拿那么多东西上来，最后事无巨细地都把它写进你的诗歌史里面，第一，条件上是不允许的，是不可能的；第二，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大杂烩”，我们叫做“捡进篮里都是菜”。我们把它捡进来以后需要筛选，去粗取精，做出评判，写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诗歌史著作。因此，除了“竭泽而渔”以外还需要“高屋建瓴”，还有一个词叫“高瞻远瞩”，也可以用来形容诗歌史家。在“高屋建瓴”这方面，给大家推荐一位我认为是最优秀的诗歌史家，叫洪子诚。洪子诚老师是北大的教授，他和我们福建著名的学者刘登翰老师写了《中国当代诗歌史》。洪老师就是一个既能够掌握材料又能够很好地运用材料、筛选材料的具有独特眼光的诗歌史家。总之，诗史家需要这两种能力：“竭泽而渔”的能力和“高屋建瓴”的能力。诗论家需要怎样的能力呢？诗论家需要“博览群书”和“与时俱进”的能力。这两个词语一点都不漂亮，昨天我准备讲座做PPT时，用“与时俱进”这个词。我妻子嘲笑我说：“你做学术讲座，把这个政治术语放进来干嘛呀？”大家知道“与时俱进”近年成了一个流行词语，成为中国人既喜欢，又耐用的一个词语。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首先要“博览群书”，我觉得做个诗歌理论家的难度恐怕要比做个诗歌史家的难度更大，当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告诉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他们就会过来骂我说：“王珂老师啊，王珂教授，你在文艺学当教授你就认为你那个理论比我们文学史重要。”现当代文学主要偏重于文学史，文艺学主要偏重于理论，因此，在现在学术界文艺学的学者和现当代的学者，严格地说是做理论的学者和做文学史的学者有时互相是看不起的。就像我们今天教室里的座位，我看大家坐的特别形象，左边坐的人最多，可能就是做文学史的，中间坐的第二多，是做文艺理论的，右边最少，只有几位，就是做评论的。这边是诗歌史，现在国内做诗歌史研究的是最多的，被视为最有学问的；这边做诗歌理论的诗论家是比较多的，但是好像学问不是太够的；那边做诗歌评论的，做评论家的，是最少的，是最费力不讨好的，有人甚至结论说：“不会做学问，就去当诗评家。”我最近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文章，题目是《诗人坏，诗评家更坏》。今天坐在左边的都是坏人（笑声）。为什么做文学史的看不起做文学理论的？原因就是做文学史的认为做文学理论的都是“拍着脑袋做学问”，靠脑袋做学问，也就是说，头脑一拍，一个灵感出来了，一个观点就出来了。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现在，是强调学术规范，推崇科学精神的时代。拍脑袋做学问的时代，扔“炸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扔一个“炸弹”，在八十年代如果写篇文章《新诗是“百年之骗”》，全国都要轰动，全世界都要轰动，如同扔了一颗原子弹。所有的人都会关心为什么王珂会提出新诗是“百年之骗”，我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但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当有人提出新诗是“百年之骗”的时候，有人就觉得这个观点是荒诞的是可笑的。当然，有人也会觉得这个观点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绝对没有像八十年代大家都去关心这种新思想新观念，那么去追求新潮。九十年代和现在是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的时代，因此在八十年代诗歌理论家是很有名的，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诗歌理论家实际上是跟中国的思想家相提并论的。那个时候，人们知道的是诗歌理论家而不是诗歌史家，但是在九十年代尤其是在现在，人们可能知道的更多的是诗歌史家而不是诗歌理论家。比如说，我可以肯定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洪子诚，因为你们在学他的教材，有的学校是把他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作为教材的。但是你们有可能就不太知道在八十年代非常有名气的，甚至可以说是诗歌界最有名气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我们福建人的骄傲，我们福州人，甚至就是我们老校区的，仓山人，谢冕老师，谢冕先生，为什么呢？我们谈到谢冕老师时候，我们下面很多人问谢冕是谁呀？我告诉你，不管是过去和现在，在诗歌界谢冕先生的名气都比洪子诚的名气大。因为谢冕老师他既是诗歌理论家又是一个诗歌评论家，但是谢老师不太做诗歌史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诗歌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辈新诗学者，都具备这样的三种能力，他们有三种身份：诗歌史家的身份、诗歌理论家的身份、诗歌评论家的身份，但是他们各自是有侧重的，有的侧重于诗歌史，有点侧重于诗论，有的侧重于诗评。因此，做诗歌史的人，做文学史的人认为做文学理论的人是拍着脑袋做学问。做文艺理论的人呢，又讽刺做文学史的人是靠屁股做学问，就是说只有学问没有思想，而做诗歌理论的则只有思想没有学问。做诗歌评论的既没思想又没学问。我这儿的诗歌评论讲的是通常意义下的诗歌评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评论家。如果我们要想成为优秀的诗歌理论家，就要改变“拍脑袋做学问”的陋习，要靠扎扎实实的功底做学问。这种功底最基本的需要是“博览群书”，需要“靠屁股做学问”。这儿我用到一个词语“博览群书”，这里的“群书”是指两个方面，作为诗歌理论家，第一，你一定要多读理论方面的书籍。如刚才我们讲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你都要找来读。第二，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你都要找来读。第三，古今中外的与文学相关的学科的理论书，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这些东西你都要找来读。大家一听这话就吓住了：“王老师，我绝不考你的文艺学的现代诗歌理论及创作的研究生，事情太多了，这么多的书要读。”刚才讲的是理论这方面的书，也就是我的“博览群书”的“书”第一是指理论书。第二是指什么？指的是作品。也就是说，你要像一位诗歌史家那样把古今中外能够找到的诗歌作品找来读，你的工作量就非常大了。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诗歌理论家把古今中外的诗歌理论、文学理论，相关的学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都拿来读了，甚至说都掌握了，另外，他对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尤其是现代诗歌作品都读了，这样的知识储量就足以让他成为“大家”。但是，这样的大家严格地说还是不够的，还是不成熟的，不是一个超一流的，甚至说不够标准的，还需要一个词语叫做“与时俱进”。怎样来理解“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的诗歌理论家的诗论不能够死守在历史的某一个点上，我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去修正自己的诗歌理论，因为诗歌在社会的发展中功能是会发生变化的。就像在座的同学，为什么刚才我把你们认为是三年级的学生你们不高兴，你们异口同声地讲：“不对，王老师，我们是四年级的学生！”尽管我再三解释当三年级的学生好，当三年级的学生你又小了一岁，你更年轻、更漂亮、更帅气。另外，当三年级的学生你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这样迫在眉睫的事情所担忧，但是你还是不愿意。大学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干的事情，都有自己的标准，甚至都有自己关注的一个重心，关注的一个重点。时代也是这样的，在不同时代社会思潮会发生变化，诗歌的功能、诗歌的作用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时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适当去修正自己的观点，诗论家的“与时俱进”即要求诗论家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当地修正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新诗研究的第三种职业是干什么的？就是刚才我讲的坐在右边的少部分人，你们也不要灰心啊！有句话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尽管你们那边人少，但实际上真理可能掌握在你们手上。诗评家实际上是很重要的角色，他在我们的诗歌生态中间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诗评家的地位不能像王老师在PPT里所示的放在第三位，诗评家恐怕是最重要的，他应该放在第一位。首先是诗评家，然后是诗论家，然后是诗歌史家，或者先是诗评家，然后是诗史家，然后是诗论家。为什么诗评那么重要？因为作为诗评家，他也需要两种素质，这儿我仍然用了两个词语来描述，分别是“见多识广”和“仗义执言”。“见多识广”就是刚才老师用的刘勰那句话：“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如果说诗歌史家要“竭泽而渔”，诗论家要“博览群书”，诗评家则需要具有这两种能力，这样的知识结构，“竭泽而渔”地掌握诗歌史和诗歌材料，“博览群书”地掌握诗歌理论这样一种知识结构。“见多识广”既要有理论又要有诗歌史，既有理论又有作品，只有理论和作品支撑起来，这个诗评家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说他发出的声音才是比较正确的，能够得到诗人赞同的声音。刚才我说诗评家发出的声音应该得到诗人的赞同，这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作为诗评家还需要一个词语叫做“仗义执言”。你不能因为诗人高兴你就说他的好话，说了他不能进步，因此你还必须要站在学术的角度，用学术的标准，诗歌标准去要求你面对的诗歌作品和面对的诗人。就需要你敢说话，或者说，作为诗评家他需要的是会说话和敢说话。比如说，王珂老师做诗歌评论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作为诗人的朋友我就叫王珂。就是你们见到的这个“珂”，斜玉旁的“珂”。以前学生上了我的课，赞扬我说：“珂质人生”。因为珂字的右边“玉”字， “珂”字通常是女孩子用的，是个很温柔的名字，叫王珂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是女的，包括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叫王珂。但是，一旦作为诗歌评论家，我角色就变了，“珂”字变成了苛刻的“苛”，我就变成了“王苛”了。为什么？因为我要“仗义执言”，我觉得应该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够人云亦云地去发表让别人高兴的话。因此，王老师在诗歌界被人嘲笑为“新诗城管”。大家知道“城管”这个词语不是好听的，我就是“新诗城管”，另外还有人认为我就是“学术警察”，老是喜欢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好为人师。诗评家研究什么呢？主要是做诗人的研究，就是诗歌作品的研究和诗人的研究，有“诗作论”、“诗人论”和“诗潮论”。诗论家主要是做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比如基础理论研究，现在王老师做的诗体研究，专门研究诗的意象、诗的节奏、诗的格律甚至诗的书写方式，这些都是基础理论研究，放到我们的写作课里叫基础写作。实际上还有一种应用理论研究，应用的理论主要针对当下的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家应当及时地提出诗歌创作的一些观念和方法，甚至对当下的一些诗歌创作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这种应用研究和诗评家的工作有些相似。比如说，九十年代有很多人反对“个人化写作”，这个时候我就要写文章来支持“个人化写作”，我不能直接说“个人化写作”好就是好，这是不行的，你要从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来论证。“个人化写作”在九十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刚才我们讲到理论家、诗论家要“与时俱进”，今儿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是“与时俱进”的，到了现在，我就开始纠正我九十年代的这个观点。九十年代是个人得不到社会肯定的年代，学术规范也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但是在有些方面又做得特别的偏激可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非常推崇“个人化写作”。但是现在呢，“个人化写作”已经发展的有些可怕了，“个人化写作”已经进入到“私人化写作”的状态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强调用适度的“社会化写作”来纠正“个人化写作”的极端，我就要写这方面的文章来论证现在不能倡导极端的“个人化写作”。诗评家实际上也是要做两种研究。第一就是诗歌作品的研究，第二就是诗人的研究。刚才老师举了例子说作为诗歌研究者要有诗史家、诗论家、诗评家三者的素质，这是从知识结构角度来考虑的，现在我们从基本功角度来考虑。因为我们知道每个行业都需要基本功，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功，我们是没办法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有这种意识。我们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必须要去练习，只有通过练习才能获得基本的功夫。练武不练功，等于一场空。基本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读得快，首先是要读得快，刚才讲到那么

㈢ 李方华到底是谁

李方华，女，73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电子衍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晶体学会理事，日本大版大学超高压电子显微镜中心海外顾问委员会委员，《物理学报》、《物理学报》（海外版）、《物理快报》、《电子显微学报》、J.Electron Micros（国际电子显微学报）编委等职务。

李方华是凝聚态物理学、电子显微学家。中国电子衍射及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从事衍射物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晶体学研究。在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衬度理论和图像处理理论与方法研究，微小晶体结构测定，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测定，以及准晶体学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方华1932年生于香港，1952年被保送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学习，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五十年来，她坚定执着，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科研成就卓著。

李方华从1960年起，开始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她用自己改装的设备开展了电子衍射单晶体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在我国最早开展单晶体衍射结构分析和测定晶体中氢原子位置的工作。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她还提出一种校正电子衍射动力学效应的方法。

上世纪70年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李方华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科研活动。文化大革命后期，她与同事合作，研究钆钴非晶磁膜的结构与磁性的关系，负责测定非晶体的径向分布函数。这一工作填补了国内非晶体电子衍射结构分析的空白，并发展了重量悬殊原子对的简便测定方法。

1973年，李方华敏锐地注意到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作为电子显微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正在国外萌芽发展，便开始跟踪这一新学科的进展。文革结束后，她积极推动国内在此领域中的研究工作，成为最早向国内同行介绍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发展动态的人,还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我国最早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研究组，开展了高温超导体、半导体、合金、氧化物和矿物等材料的点阵像研究，发现许多新的结构现象。

1982年，李方华到日本大阪大学应用物理系做访问学者，在较短时间内拍摄出合格的显微像。随后，她发现并改正了该实验室显微像计算程序的错误，完成了计算工作，测定了该矿物中轻原子的位置。她的一系列出色工作，在妇女地位甚低的日本引起了震动。

主要成果和贡献

近二十年来，李方华的主要贡献是建立测定微小晶体结构的新方法、建立研究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的新技术、发展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衬度理论、准晶体和晶体之间关系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等。她所建立的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技术，已成功地用来测定了多个未知晶体结构。她所建立的场发射高分辨电子显微像图像处理技术，已应用于半导体晶体中不同类型位错核心的研究。在高温超导体的早期工作中，她利用目前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方法，进行新材料的结构研究，特别是在认定铋系超导体有无公度调制结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李方华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同，专家们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数理学部为数不多的女院士之一，李方华十分关注女性从事科技工作的问题，她鼓励女学生、年轻的女科技工作者要有信心自强自立，发挥自身优势；在研究所里，李方华以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道德修养享有很高威信。

2003年2月27日，李方华以其对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在巴黎受奖，成为中国首次获得“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For Women in Science）”的科学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女性的骄傲。担任该奖本次评委的教育部副部长韦珏博士对李方华这样评价:她是该领域亚洲最好的科学家。李方华的获奖，不仅填补了中国在这一奖项上的空白，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获奖情况

1. 科技成就奖
1979年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三等奖，第二完成人；
1984年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第一完成人，项目为“晶体结构和缺陷的直接观测”；
1989年获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第一完成人，项目为“高分辨电子显微学赝弱相位物理近似像衬理论及晶体结构新现象”
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九完成人（前8名均不从事电子显微学），项目为“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
1991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项目为“准晶体结构和相位子缺陷研究”；
1991年获中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第一完成人，项目为“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中的图像处理理论和方法研究”；
1992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1992年获中国电子显微学会桥本初次郎奖（个人奖）；
1993年获中国电子显微学会钱临照奖（个人奖）；
2003年获“欧来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2. 荣誉称号
1992年被国家机关党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4年被国家机关妇工委评为“巾帼建功立业标兵”；
2001年被评为“中科院十大杰出妇女”.
李方华是谁？

李方华的名字从今年2月27日开始才广为流传。

这一天，这位71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在巴黎获得了2003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自此，这项被誉为“女性诺贝尔科学奖”的奖项下第一次写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后来这样赞扬李方华：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奖得来是多么不容易，它是为全世界女科学家设立的最高奖项。她获得这个奖是为中国争了光，是为中国女性争了光。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李方华是谁？

记者曾试图从互联网上寻找答案，但是关于她的资料并不多，而且95％以上都是关于她获奖的简单消息，似乎李方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打开中科院网站上关于她的简历，简单的几句话里却透出不寻常的信息：1950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56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基础物理学研究工作，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直到现在，她仍然在物理所一线主持研究工作。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基础科研的历程中，李方华是平和而寂寞的，没有喧嚣热闹的生活，没有大江南北的关注，没有官场职务的起伏。在基层科研的岗位上，一个中国女性一干就是50年。

回顾自己的科研历程，李方华十分平静：“对有些人来说，从事基础物理研究的确比较艰苦，需要耐得住寂寞，但我认为它其实对女性很适合。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物理学艰难，搞科研的时候又不在乎什么困难，不考虑提职拿奖的杂事，一心一意做就是了。”

“一心一意”的李方华创造性地发展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的理论及分析方法，她是建立并发展我国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开展电子衍射测定物质单晶体结构的第一人，并在国内首次测定出了晶体中氢原子的位置，至今仍被国外同行引用。她与他人合作，开创性地把衍射方法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创建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中新的图像处理理论和技术。她建立了基于最大熵原理的解卷处理技术，为测定微小晶体结构提供了重要途径，这一成果被成功地应用于测定高温超导体等材料的晶体结构。

偶然和必然

李方华的研究方向，一般人开始都听不懂。她走上这条基础物理研究之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很小的时候，她就对一些自然界的物理现象很入迷，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下雨以后会出现霓虹，为什么一个石头子扔到水里会起涟漪，为什么汽车刹车时人的身体会向前倾等等。上中学之后，她才知道居然有一门学科能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简直太吸引人了，所以上大学时就毫不犹豫选择了物理系。

留苏回国，开始十几年李方华从事的研究比较杂，与电子显微镜并没有关系。1973年，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李方华的一生，当时的物理所所长施汝为先生安排李方华调研晶体学的发展动态，这使她有机会看到关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报道，了解到显微像上能直接看见晶体中的原子团，敏锐的李方华对此非常兴奋。但她很快意识到，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分析方法有局限性，要用高分辨电子显微像测定晶体中的原子位置，事先必须对被测结构有所了解。就是从这时起，她开始认真考虑把电子衍射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她只能在业余时间看资料，在业余时间思考，更重要的是“我光看光想还是不明白，而国内又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实验”。

1977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方华听说北京器材公司要进口一台电子显微镜，她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参加电子显微镜的安装。那家公司在灯市口，而李方华家住中关村。她每天早上6点钟出发，8点钟到那里，天天“混”进去参加安装，掌握了如何操作。那里的工程师们为之感动，安装验收后将仪器每星期给她用一天。“本来说好是从早8点用到下班，但没人赶我走，我就不睡觉，经常24小时在那里用。第二天早8点他们来人上班我再走。这样我做了一些实验，拍下了一些照片。”这种状态的研究生活，李方华持续了3年多。

到了1980年，大阪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电子显微学家桥本初次郎到中国参加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成立大会，李方华回忆：“桥本初次郎先生看了我的墙展论文，感到很有意思。但那时我做的水平毕竟不高啊，他就邀我去他们那里，希望我在那里工作上两年。”然而当时李方华是副研究员，按国家规定不能在国外工作两年，此事便搁下了。但第二年，中科院物理所的领导出访日本，桥本初次郎对他们说：“我正在向日本学术振兴会申请加拿大、英国、瑞典和中国的4位科学家来我们这里共同研究，李方华是排第一位的。”1982年，李方华终于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大阪大学。从那时起，李方华才有了机会进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实验和像模拟计算工作。李方华说：“如果我没有用北京市器材公司的设备拍下照片，人家不会邀我去。而在大阪大学的半年，对我后来的研究至关重要。”

在日本，李方华观察到许多显微像衬度的现象和规律，虽然其他专家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李方华却留了心。回国后，她推导出显微像强度的新方程式，建立了新的显微像衬度理论，为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建立了理论基础。李方华对此总结道：“机会不是一抓就能抓到的，许多机会都是环环相扣的，抓不住上一个机会，也就没有下一个机会。”

在李方华眼中，“偶然”其实就是“机会”，把“偶然”事件转化为“必然”成功的秘诀其实就是不把偶然当偶然。

“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思考”

“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思考。”李方花把一切零碎的时间都抓了起来，“不定什么时候就想出来了”。

这种习惯是李方华在北平辅仁女中读初中时养成的。她有一位数学老师叫张立蓉，每隔几星期就将四五个学生叫到家中，布置一些数学题，让她们围在大圆桌上做。布置完题后，老师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并不和大家讨论。李方华对此感触颇深：“每个人脑袋里都是要装东西的，装一些正经八百的问题和装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是大不一样的，张老师让我们集中思考数学问题，锻炼了思维能力，也养成了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

为了使成果得到国外承认，必须能用英语写文章、作报告。李方华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学习英语口语和书写。平常炒菜做饭洗衣服时，她都将生词本搁在身旁。走在路上也不停地练习英语句型。她的丈夫经常很担心地提醒她：“小心别撞车啊！”

思考是实验现象和理论之间的桥梁，当观察到实验像和模拟像的衬度随晶体厚度而变化时，她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证明这些现象有普遍性，最终推导出一个像强度公式，解释了这些被观察到的现象。在研究准晶体结构时，她的学生拍摄到一系列电子衍射照片，这是第一次得到反映从准晶体到晶体之间的连续转变过程的照片。李方华最终用相位子缺陷解释了这个转变过程，然后推导了准晶体与晶体之间关系的表达式。

在长期艰苦的科研工作中，李方华患上了心跳过缓的病症，今年安装心脏起搏器，她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在医院期间，她依然没有停止工作，停止思考，她还在主持着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和高技术新材料原子分辨率晶体缺陷研究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

在对科学孜孜以求的探索中，李方华的人生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正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贺信中所说，“几十年来，您一直从事衍射物理、电子显微学、晶体学方面的研究，辛勤耕耘，勇于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她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晶体学会理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电子衍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曾担任中国电子显微学会理事长。她先后指导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各10余名，发表论文200余篇，共获国家级、中科院、中国物理学会等奖励9次。她受到各种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作特邀报告近40次，多次担任国际性学习班教员，应邀赴美、英、日等国十几所大学和研究单位讲学，获得高度评价。电子显微学方面最高级别的国际期刊《Ultramicros》正在为她的70岁生日出版一个专集，这对一个科学家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面对过去的荣誉和成绩，李方华十分冷静：“没有和我先后合作共事过的合作者们、同事们和学生们的努力工作，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总之，这些荣誉属于许多人，许多方面。”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李方华始终坚持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科技人员的身份和大家相处，在工作、生活、经济上，有许多同志曾得到过她的热情帮助和关怀。曾与她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过的同事、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沈宝根这样评价她：“她能在国际上获奖，说明了她研究方面的高水平。另一方面，她在科学道德、科学作风上也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她一贯谦虚、热心帮助别人，指导学生也从无保留。”

李方华说，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后备人才。为了多培养一些专业人才，她在去年年底办了一个学习班，今后还计划陆续再办，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理论及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

今年2月27日，站在巴黎的领奖台上，李方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女科学家可以像男性一样登上科学的顶峰。现在许多年轻的中国人在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学习和工作。我希望他们都尽快回到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出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赵亚辉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李方华院士：智慧与美丽同行

央视国际 2003年04月10日 16:10

在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中，自古至今，女性在社会中似乎永远也改变不了“弱者的形象”。当李方华院士捧着奖杯和鲜花从法国载誉而归之后，国内众多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女性科学家如何处理科研与家庭生活，也许几个小细节可以给我们一个有启发性的回答。

书桌、买菜与化妆

作为一名女性，李方华深深懂得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她用智慧避开了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在3月20日中科院物理所为她举行的报告会上，她回忆说，“过去房子很小，家里只有一张书桌，不可能让两人同时用。我常常在床上和箱子上推算公式。那个时代，像我这样工作的人很多。”

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李方华在家也要工作，她也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也需要用仅有的一张桌子。显然，她认为先生比她更需要，自己就“在床上推算公式”了。

物理所了解她家庭状况的人告诉记者，李方华的先生范海福院士是我国乃至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科学家，很受国内外同行尊重，但身体比较虚弱，一直是李方华照顾他。如果研究所有福利品需要拿回家，往往是李方华的事情，后勤人员一般情况下都不打扰范海福先生。

在时间安排上，李方华说：“我除了上街买菜，一般不逛商场，把可以利用的时间尽量利用起来。”但物理所有人告诉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李方华非常注重衣着整齐，她是怎样花时间装扮自己的呢？她说：“我不反对女同志化妆，但可以简单点儿，少花点儿时间。走进研究所，就不想家务事。但出了实验室，依然要惦记实验中的事。”

心胸、韧性和智慧

李方华何以获得“联合国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她坦言自己也不清楚。她说：“我申报的材料中，主要介绍了4项研究工作及其特色。至于是哪一项打动了评委，我也不知道。”

她介绍的4项主要研究工作是外行听不懂的4个物理学方面的科学问题：“准晶体与晶体之间的关系”、“测定微小结构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像图像处理研究”、“测定原子分辨率进体缺陷的场发射电子显微像图像处理研究”和“一个新的显微像衬度理论”。她的成果在国际同行中得到广泛认同。

曾经在她实验室工作过的一位研究员说，“李方华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特色。她不追踪热点，不赶时髦。她所从事的高分辨率显微电子学物质结构研究，在上世纪70～80年代，非常容易与物质超导研究结合，甚至很容易出成果。但她从来不提超导。她抓住自己能力所及并可能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追踪研究。”

李方华在一份报告中介绍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秩序被打乱，有两年时间我在干校和工厂劳动。幸运的是，1973年所长施汝为先生安排我调研晶体学的发展动态，使我能有机会在图书馆看到关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报道，了解从显微像上能直接看见晶体中的原子团，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她所谈到的4项研究成果看，李方华似乎从那次调研开始，再也没离开过电子显微像。

几十年的追踪和努力，平稳的心态和情绪，使李方华不仅成为了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而且成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无疑，这一切缘于她的心胸、努力和智慧。

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有哪些不错的教授

作为马院同学，来回答一下我接触过的地大优秀的文科教授。（地大各个门类的文科老师基本集中在马院哦~）

严世雄老师，曾经教过我们伦理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造诣令我映像深刻。

但是老师非常的和善，对同学总是很友好。

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说疑惑，严老师总是鼓励学生勇于和他交流。他还提倡学生要敢于质疑、勤于思辨，要在自我探索中进步。可以说，他手下的学生总是能从他那儿获益良多。

㈤ 中国近代为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科学家，化学家，赴美留学，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1年获博士学位。被选入美国最高荣誉sigmaxi科学会会员。誉满国际化学工业界，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中国近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和金钱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中国普及科学的先驱，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

郑贞文（1891年—1969年)字幼坡，号心南，福州长乐县人。1891年3月2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12岁时考取秀才，15岁赴日本留学。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郑贞文是自然科学专门学会的发起人。翻译和编著了多种自然科学著作，积极将近代科学知识向国内广为传播，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普及科学的先驱。将错综复杂的外国有机化学名词，译成统一的中文用语。统一化学名词的奠基人。

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福州长乐人。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报效中国。中国近代天文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创造发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机，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展示并获奖。天文学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鲁的文章中曾建议，我国第一座假天馆(即天文馆)应命名为“高鲁假天馆”，以纪念这位我国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伟大人物。中国天文学一代宗师。

中国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双奠基人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州闽侯人，（1923年），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留在该校叶凯士天文台做纬度测定工作。 [随后在叶凯士天文台 观测研究工作。1929年，以论文《关于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的分布》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张钰哲归回报效祖国。誉满国际天文学界，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

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学一代宗师

陈岱孙（1900.10.20-1997.7.27），原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生于福州闽侯县。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金钥匙奖；1922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北大致词， “学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用在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陈岱孙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历史学说等方面，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中国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林几（1897~1951），1897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书香世家。1918年考入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24年由校方派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两年，专攻法医学，后又在柏林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深造两年。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创建了法医学科和法医研究所。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中国近代和现代法医学创始人，法医科学奠基人。

近代和现代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01日），福建福州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最高荣誉会员。为报效中国，谢绝校方和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中国高等真菌的奠基人，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载入具有世界权威性辞典的唯一的中国人。

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

郑作新（1906.11.18-1998.6.27），出生于福建福州，生物学家，鸟类学家。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获最高荣誉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郑作新先生是享誉世界的鸟类学家、动物分类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近代和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鸟类学和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福州是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
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出生于上海，父母福州人，原籍福建省福州市。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中国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他为中国科昆虫系统分类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昆虫科学奠基人。
中国物理学家一代宗师，开拓物理电子学新领域的奠基人，物理学开拓者和奠基人。

萨本栋（1902年7月24日—1949年1月31日），字亚栋，福州闽侯县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2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之后进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萨本栋是中国物理学最早成就者，于1937年获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萨本栋比任何一位物理学家都旱被中国中央研究院承认的物理学家，他用英文撰写成专著，被誉为物理学巨著。开创了中国科学家编写的自然科学专著被外国人采用为教材的先例。

近代和现代中国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2009年9月5日），福建福州人，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33年（17岁），受当时“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热潮影响，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从此走上“航空救国”之路。1938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5年到杭州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1949年任浙江大学航空系系主任。中国导弹之初，梁守槃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师，于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液体近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序幕。
中国最早生物化学家先躯，开拓者，奠基人，中国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吴宪（1893-1959），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12年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船工程，后改习化学，1916年获理学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1917年被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录取为研究生；1919 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6年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兼营养研究所所长。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开拓的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他开拓的《一种血液分析系统》引发了一场血液化学方面的革命。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卓著，并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

近代和现代中国电信网络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

因刘宜伦，1913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长乐县谭头镇一个小商家庭。电信网络理论家、教育家。我国电信网络教学的开拓者，数字电信奠基者。1933年 到美国入普度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36年，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7年又在该校获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转入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学习。1938年，取得通信工程硕士学位。 于1977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套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技术标准的30／32路脉码调制系统设备及配套专用仪表，为我国通信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开辟了新时代的道路。
中国近代和现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学家。

朱谦之（1899年-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市人。我国近代和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中外思想文化学家。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我国中外，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使他深感到“以为欲救中国，须根本上从文化着手。深感于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复兴。”

中国地震、地磁研究开创者，海洋研究的奠基人，气象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蒋丙然，（1883年～1966年），原名幼聪，字右沧，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气象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和现代气象事业奠基人，中国气象学会创建人之一。为我国近代和现代天文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13年7月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气象事业正式起步，正如蒋丙然所说：“气象一名词，亦于此时在中国开一新纪元”。并为我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海洋研究的奠基人。他是国际天文联合会会员，意大利气象学会名誉副会长。

中国近代和现代石油石化的创造者，石油炼油技术的奠基人

陈俊武，1927年3月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长乐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石化，石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49年，先后担任石油工程装置设计师、工厂设计师、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炼油技术攻关组专业组长等职。1982年，担任中国石化总公司催化裂化技术攻关组组长，组织科研、设计、炼油等单位和高等院校合作攻关，开发了国家“六五”攻关重点项目“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技术。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开创地球物理教育事业，地球物理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国际地震波传播先驱者。

傅承义（1909年10月7日—2000年1月8日），福建福州闽侯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名誉所长。 1940年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物理系进修；194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硕士学位；1944年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6年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助理教授；1947年回国到中央气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并兼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傅承义主要从事固体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和地球物理勘探研究，包括地震体波、面波、首波、地震射线及地震成因的理论等研究 。

近代和现代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

萧光琰（1920—1968），中国物理化学家；福建福州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任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回国后，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填补了中国的空白。中国石油化学领域开拓者，石油化学领域奠基人。

创建中国人体科学者，核弹和导弹结合技术开拓，奠基者，国防超级电脑开拓，奠基者。

张震寰（1915年10月21日—1994年3月23日）祖籍福建福州闽侯县，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1961年晋升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级）。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原主任。1982年成功研制“银河”亿次计算机，填补了中国计算机的空白，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组织并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和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组织指挥了“两弹”结合试验，为发展我国核武器技术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近代和现代小麦育种与遗传开创者，倡导三交和杂交育种科学家之一，小麦肓种奠基者。
庄巧生（1916.8.5-）福建福州闽侯县人，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39 被选为美国“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被授予“最高荣誉金钥匙”奖， 1946年10月到北平农业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毕生从事小麦育种与遗传研究，主持育成10 多个冬小麦优良品种；积极探索改进育种方法，是国内倡导使用三交和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在推动数量遗传学和计算机在中国作物育种中的应用研究及倡导改良小麦加工品质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主持“六五”和“七五”全国小麦育种攻关，参加主编《中国小麦学》《中国农业网络全书农作物卷》和《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等专著，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河海大学创始人，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海岸工程奠基者。

严恺(1912.8.10--2006.5.7)，祖籍福建褔州闽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墨西哥科学院三冕院士，世界著名的水利海岸工程学家。河海大学创始人、校长、名誉校长，水利部交通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他致力于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和海岸带综合开发利用，开创了我国淤泥质海岸研究事业，为建立海岸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学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长江口和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为江苏和全国水利建设及水利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河下游的治理计划》， 站洪水流量计算方法之研究《河槽过渡曲线之规划》，《潮汐问题》，《华东水利》。1957年《天津新港回淤问题的研究》。1963年《关于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问题的报告》，《三峡工程——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中国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国的水利建设》，《中国海岸工程》，《海港工程》， 《中国南水北调》，《海岸工程》科研成果奖励，1992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6年获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近代和现代中国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粉末冶金科学创建人，中国粉末冶金科学奠基者。

黄培云（1917年8月23日-2012年2月6日），出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中南矿冶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顾问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1941年抵达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后继续在该院从事博士后工作；为了报效祖国，谢绝导师挽留，于1946年底偕夫人回到中国；1947年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受命赴长沙参加中南矿冶学院筹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黄培云在中南矿冶学院相继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以该所为依托建设“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黄培云创立了粉末压制理论和烧结理论，研制成功多种用于核子、航天、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粉末冶金材料，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黄培云是国际上最早采用粉末流变理论来研究粉末压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体应变推迟、应力松弛、粉末体变形充分驰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对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力学、流变学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黄氏压制理论 。为我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第一枚洲际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高超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技术，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他的理论水平领先国际。科研成果奖励截至2012年，在黄培云的主持和领导下，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项，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其他国家奖共7项，省部级奖47项。

中国近代和现代射电天文学开创者，射电天文学奠基者，中国光纤光谱望远镜建立者。

王绶琯，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王绶琯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1955年，王绶琯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在二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尔后中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66年以来，王绶琯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与苏定强等一道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 。中国为了记念他，于1993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绶琯颁布小行星命名书：谨以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

近代和现代中国化学会创立者之一，开创了化学研究实验，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执掌国立编译了中国80个学科领域的统一译名首要奠基者。

陈可忠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人，生于民前十三（1898）年十月廿五日。1924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次年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1932年8月4日，中国化学会宣告正式成立，陈可忠当选为理事之一，又被推为会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的编辑之一。中国化学会是我国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化学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26年9月，陈可忠由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在理学院化学系讲授有机化学。陈可忠在校内极力倡导树立研究风气，最早申请开辟了教授专用实验室，长日留校从事教学实验。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陈可忠任自然组主任兼专任编审。从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至1948年，陈可忠长期任职于国立编译馆，其间执掌国立编译馆达十二年之久。国立编译馆各项工作中最可称道的是其对科学术语译名统一的领导与推动。随着各学科文献翻译量的增多，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科学》发刊词，1915年）早期的译名统一工作主要由个别学者或学术团体进行，国立编译馆成立后，在编订、统一、推广译名上具有了性，编译馆制定了详尽的编订译名计划，成立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民间学会、协会密切合作，先后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80个学科领域的译名审定统一工作。统一公布的名词，由编译馆正式出版付印为图书的有《化学命名原则》、《药学名词》、《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学名词》及《社会学名词》、《经济学名词》等20余种。这些工作在翻译传播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和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审定公布的许多科学译名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科学领域统一译名的巨人，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译名编审者。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必不可缺的倚靠。

㈥ 晏氏近代名人有那些

晏阳初
中国平民教育家。又名兴复（1890-1990）、遇春、云霖。四川巴中人。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1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历史学，获硕士学位。1944-1945年，美国锡拉丘兹等三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晏阳初大学毕业后，立志献身平民教育。1923-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26年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见乡村建设），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概论》、《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后期为纪念他特上映同名电影《晏阳初》。

晏福生
晏福生（1904-1984），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1923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4月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

晏庆明
晏庆明（1900-1933.9），湖北省大悟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靠替地主放牛和卖长工度日。1930年2月在大悟县河口参加赤卫队。
1930年2月后，历任大悟县赤卫队排长、队长等职，率领部队经常活动在红安、河口、刘集一带，打击地方民团的反动势力。1931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军团长。在攻打七里坪战斗中，亲自率领突击排，插入敌人的阵地直捣敌军老巢，给敌军以重创，并活捉了敌团长，为夺取整个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红四方面军西征后，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3年9月，在红安大山寨战斗中，胯部受伤，寄住革命群众家中疗养。不久因国民党进攻，转移到刘集新屋咀养伤。由于医药缺乏致伤口恶化而去世，时年33岁。

晏维贵
晏维贵（1912-1936），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革命。
1928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参加惩治土豪劣绅等农民运动。1931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4军。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入川后，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留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同年转入红25军，任红25军游击师师长。1936年率部转战麻城，在一次与敌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4岁。

晏八风
晏八风（1905-1932），安徽省金寨县人。幼入私塾读书10余年，辍学后在家乡教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1925年随周维炯、李升武等到武汉入东湖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1927年春在家乡创办共进第五小学，和毛绍成等组织农民协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秘密组织有志青年结拜“三十六弟兄”，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立夏节，率领三十六弟兄在包畈宣布武装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师。同年冬奉调中共赤南县委任秘书。1931年夏调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1932年春调中共固始县任组织部部长。同年秋升任中共固始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率部与敌作战时牺牲，时年27岁。

晏春山
晏春山（1893-1933.5），女，湖北省黄陂县人。出生在贫寒家庭。十几岁时被父母送到武汉纱厂做工，结识了忠厚淳朴的码头工人潘家年，在患难中结为夫妻。192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㈦ 韩德培的人物简介

韩德培（1911-2009） ，男，江苏如皋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40年8月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1942年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转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46年，应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之邀，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1947年出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并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韩德培教授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任委员、副秘书长，协助管理全校的日常工作。1951年实行校长制后，担任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主管学校教务工作。
1957年，韩德培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在沙洋农场劳动。1978年回到武汉大学。1979年7月，武汉大学决定恢复重建法律系。他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79-1983），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1980-1991），环境法研究所所长（1980-1991），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届和第二届成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首任会长（1987-2003）、名誉会长，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学研究会首任会长（1999-2004）、名誉会长等职，并在国外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职。
韩老被公认为是我国当代的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德高望重的法学家、教育家，特别是国际私法领域的一代宗师，在国内外法学界久负盛名。
韩德培教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被公认为是新中国国际私法的一代宗师。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㈧ 韩德培的生平经历

韩德培先生生于1911年，江苏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韩大兴是曾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
韩德培幼时常在祖父膝下听他讲述当年驰骋马背的军旅生涯，继承了祖父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
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更惨的是韩德培8岁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家庭贫寒、幼年失母带来的世事炎凉。
1917年，韩德培进入私塾，期间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接受了严格的书法训练，因此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10岁时，韩德培转入京江小学读书，京江小学是旅居如皋经营钱庄和银行业的镇江人开办的，对语文、算术、英语课程特别重视——熟悉韩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还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他小时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语训练有关。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
1930年，他又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之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
初到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当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
韩德培还清晰记得，“谢教授讲话不带讲稿，只拿粉笔一支，他教法理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仅条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无味的法学课程讲得趣味无穷”。后来，韩德培还旁听了谢教授主讲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听。

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谢教授谈了自己想学法律的想法，在谢教授的帮助下，他如愿以偿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开设课程非常齐全，比如，刑法、民法总论、物权法、亲属法、程序法等，有许多来自于司法实务部门的人前来授课，包括最高法院的审判员、司法行政部的官员等。“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选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
旧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列强欺凌，韩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国家富强，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国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贫寒的他只能等待时机考取公费留学。
时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编学报和校刊的编辑人员，韩德培毛遂自荐，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机遇在5年后才终于降临，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然而24个名额中，攻读国际私法的名额只有1个。
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
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韩德培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便是5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利用那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搜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在国际私法方面，他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他还选听了当时几位有史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受益颇深。在哈佛，韩德培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应著名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武汉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后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副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别创建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和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先后任武大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保局顾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现仍任职于武大法学院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等学会名誉会长。在国外，还曾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董老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当地的华文报纸还进行了歪曲报道。韩德培感到非常气愤，提笔给董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么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才能适应建设新的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后，董老到武汉视察，专门把韩德培叫到他身边聊天。韩德培还向董老谈了谈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况。 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韩德培怀着渴望和激动的心情，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船，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中国。当多年不见的祖国再次呈现在眼前时，韩德培禁不住热泪盈眶，视线渐渐地模糊了……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韩德培在武汉大学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主席以及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在当时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笔记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后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复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开始，他因在教英语时用教室黑板上方“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中各人的胡子来区别英语中表示“胡子”的几个词，而被学生告发，后抄家游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韩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之身，奉命从事了大量联合国文件的翻译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经刘道玉校长再三邀请（同时北京大学也多次抛来了橄榄枝，希望韩老去北大任教），韩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网罗了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何华辉等大量优秀人才。并与1980年建立起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国乃至亚洲唯一的、同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环境法研究所。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重建过程是以韩老为核心而经行的，对武汉大学来说韩老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两年之后，年仅36岁的韩德培被任命为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几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开始后，作为法学家的韩德培成为武汉大学最大的两个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划成右派的时候，韩德培还曾辩解，结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师生作检查，但他还在将自己的“罪状”一条一条地加以反驳。因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办公室的许多谎言，下面的人哄堂大笑。韩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项:态度极度恶劣。
在被整整批斗了一个星期之后，“反右”办公室宣布了对他的处罚:撤销一切职务，送沙洋农场劳动。韩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时，法律系已经被撤销，并到了湖北大学。当时湖北大学只接受武汉大学法律系非右派教师，右派们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语。
“文革”开始后，韩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韩德培教英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原因是“在教英语时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劳动，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汉大学工作。
“文革”结束后，如何重铸法律系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汉大学副校长刘道玉思考的首要问题。
但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刘道玉想到了韩德培。
“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经被打破了。所幸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多年后，刘道玉在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里如是评价韩德培在武大的影响力。
果然，在韩德培的号召下，武大恢复法律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在法学界和教育界，韩德培的众多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环境法、法理学以及法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在国际私法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机两翼”的大国际私法理论，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和立法体系;他更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的开拓者，环境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这些杰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么?很多熟悉韩德培的人都提到了两个字:眼光。
1979年，武汉大学决定恢复法学教育，请韩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韩老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将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他于1980年组建了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
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多少人知道“环境法”，那时的“环境法”也不是独立学科。1981年，韩德培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了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在中国是第一个，在亚洲也是第一个。同时，身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的韩德培奔走呼吁，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环境法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20多年后的今天，这两个研究所都发展得很好，不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且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内外已有广泛的学术影响。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由衷佩服韩老的非凡眼光。”从先生的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体会到了学术眼光对于学术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
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以学术成就和影响力而论，韩德培完全称得上是法学大师，但是韩德培不愿意别人称他为大师，他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奥本海、庞德和狄骥这样的法学大师，他生前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会有这样的大师。”黄进告诉记者，“以先生在中国法学界的成就和影响，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几位学者在本国的贡献和影响相提并论的。”
“为什么我们后辈的学问难以超越像韩老这样的法学精英?因为他们有大师的品格和胸怀。”黄进感慨地说。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85岁高龄的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64年间，韩德培最关心的，是他的学生。对于学生的关爱，并不只是停留在学业上。
“他对我们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记得。”韩德培指导的2006级博士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王立武回忆说。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请假回家一趟，因为他儿子那年高考。一个月后，王立武回武汉，先生还特意问他孩子高考顺不顺利。
韩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还到医院看过先生。“当时他已不能说话，当陪护告诉他，我是他的学生时，他睁开了眼睛，眼里只有泪水”。
王立武说:“在那种时刻，他只有用泪水来表达关爱。”
就在王立武这批博士入学时，韩德培发表了“演讲”:“我不会退休，也不想退休，我还得带博士生，我已经96岁了，纵然如此，我十分乐意背负这些责任，并对自己有三个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识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按计划，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论文答辩的日子，韩老将亲自参加。但这一天，学生们等来的，却是先生辞世的噩耗。
韩德培的告别仪式上，遗像上的老先生依旧笑容可掬。尽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乐观，爱笑不爱哭，但上至80岁的老教授，下至年轻一代的学子，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哭出了声。这一刻，学生们也只能用泪水来回报先生的关爱。

㈨ 查谦的教研生涯

当伦琴射线和γ射线通过物质薄片时，有人发现会在该片的两面产生不同的电离效应，可观察到薄片两面射出的光电子的数目和速度的不对称现象。1912年和1913年J．罗宾森（Robin－son）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当铂片的厚度小于10－7厘米时，由出射光所产生的电子的最大速度比入射光产生的大；当铂片较厚时，所产生的现象刚好相反。但他两次给出的出射速度和入射速度之比的最大值不同。1912年发表的值为1．24，1913年发表的值变为1．12。1914年O．斯托尔曼（Stuhlmann）的研究得到的值则比罗宾森给出的比值小。O．W．理查孙（Richardson）和W．F．G．斯万（Swann）各自独立地从量子论进行研究，斯万 还从经典电磁理论加以研究，得到的不对称性预期值的数量级远小于上述实验值，理论与实验不符。
这种“不对称效应”的重要意义：由于实验结果不足以作出这种判断，必须重新进行实验。查谦认为罗宾森和斯托尔曼在实验中使用的薄片都是用阴极射线溅射方法制造的，所用光源是石英汞灯发出的未分解的紫外光，这些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了影响。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数据，不但应该用未分解光、溅射型薄片，还应该用单色光、蒸发型薄片重新进行研究。
查谦的实验结果为：
当用蒸发片时，不论光源是单色光或是未分解光，速度的不对称性均不存在，且与片的厚度、入射光的波长无关。
当用溅射光时，不论光源是单光或是复色光，速度的不对称性均存在，且不随实验中所使用的波长改变。这种不对称性随铂片厚度变化的曲线与罗宾森和斯托尔曼给出的结果相一致。
查谦的实验结果表明，速度的不对称性只有在采用溅射片时才存在，且和光源的单色性无关。这就清楚地界定了不对称性发生的条件。
为了证实实验结果的正确可靠性，查谦又用蒸发片实验数据反过来计算了普朗克常数。其计算结果为：h=6．415×10－27尔格·秒，这比1916年R．A．密立根（Millikan）用光电效应方法测定的h=6．547×10－27尔格·秒的值仅低2%，完全在允许的实验误差范围内。
查谦的实验澄清了当时光电现象研究中所观察到的不对称现象，消除了因不对称现象而引起的与量子论的矛盾。 查谦在教育战线上耕耘一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把在我国高等学校办好物理系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和不少有名望的物理学教授。
他注重基础课教学，曾开设普通物理学、热力学等课程。在教学中，认真备课，一丝不苟。讲稿年年重写，不断增补新的内容。
他重视学生在学习阶段能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除开设基础课外，他还开设统计物理、量子现象、近代物理、理论物理等课程，使学生毕业后便可投入前沿研究。
他大力提倡动手实验，竭力主张改变中国知识分子不愿动手的积习。他曾在全校作报告，分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中国传统所带来的极坏影响，并反复宣传科学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还身体力行，开设出多门实验课，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组建了无线电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等。物理系注重实验的举措也影响了武汉大学其他系，如生物系注重聘请有动手能力的人才来武汉大学任教等。
他积极推动举办专题讲座。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除其他教授的报告外，查谦本人曾作过题为“近代科学的一个贡献”、“国防与科学”、“物质科学之今昔”、“无线电传播”等专题报告。这些报告不仅使学生拓宽了知识结构、增加了对科学的兴趣、了解了科学的价值，而且使教师们也互受启发，加强了他们更新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意识，推动了全校的教学改革，促进了科学研究。 查谦具有广泛而渊博的知识。他注重科技发展史研究，并有相当造诣。他曾着重探讨过有关科学技术史的两个问题：其一是1600年以来世界科学加速发展的原因，其二是中国近代何以对科学无重要贡献。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后者，查谦认为主要原因是：1．盲目崇古。2．国人尚清淡，不重实行，不易通过经历与实践，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3．历代科举取士的结果。4．学者徒知用脑而不知用手。
查谦认为，将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内容穿插于理科教学或科学知识普及的讲演中，是学校进行文理知识渗透的好形式，并在教学中贯彻执行。这不仅使他的讲课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而且也为文理渗透倡导了一种教育模式。

㈩ 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毛泽东，周恩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