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能源教授

Ⅰ 中国锂电池研究领域领军人物其鲁博士，为什么有人质疑其学术造假

有人认为遮掩的学术不合理，存在危险的发生。其鲁他在短短8年的自主创新过程中，荣获了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及1项教育部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数十项国内和国际专利授权，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完成了“钴酸锂”国家标准和“锰酸锂”行业标准的制定任务，成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第一人。

其鲁一边从事化学与新材料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边主持一个由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上亿元的锂离子二次电池研究开发项目。其鲁博士在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北京大学建起了一个高水平的基础材料研究室，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生产与应用研究开发基地，由他主持研制开发的锂离子二次电池材料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创新合成了“钴酸锂”材料。

Ⅱ 节能减排意识的增强给当今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话题，能引发全球的集体关注，恐怕气候变化一定算得上一个。从年初就开始的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到上个月纽约的气候变化峰会，再到两个多月后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2009年，而且每次都能汇聚全球的视线。而在全年大大小小的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也从未停止过，甚至有人将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称为鸿门宴。究竟在气候相关的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让各国为之争夺如此激烈。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又应该有着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一、气候“战争”

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足以证明这次峰会的重要程度。

气候变化被全球关注的背后是一组让人不安的数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亿吨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化以来，已经增长了36%。人类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由此带来的灾难正不断威胁人类自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预测，如果情况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气温将在未来50年内升高2到3摄氏度；由气候变暖引起的干旱和洪灾将使2亿人流离失所。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人类推到难以发展的尴尬境地。

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了这点，都开始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联合国不定期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也是要制定各国的减排任务，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进行减排。然而，在每一次会议上，一旦提及减排目标与资金技术转让的问题，马上就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

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发达国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诺，要有一个减排的目标，这个是绝对减排的，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相应的，适当的国家减排的方案，所以这两个减排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自愿的，而且是相对的减排，他们就是强制要求的，而是要绝对的减排，当然这里面斗争很大。

但2001年，布什总统在上任时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就表示美国不再承担减排责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说：“当然美国它是想说，它不管承诺，它也很想把中国和印度，还是拉进来，他认为印度、中国将来会排放那么多，我们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结果他们将来排放更多。”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当时给美国制定的减排任务为，到2012年必须让温室气体排放削减7%。而在减排这一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同样承担责任，但受经济发展阶段和实力所限，不应和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而在责任大小的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碳排放的总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所以应承担重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他们是当前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表示，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历史上他们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气侯变化，对我们农业、对我们的水、对我们各种资源、对我们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历史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达国家，一定要做出他们的承诺，来拿出资金和技术来支持发展中国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决议强调了在以前国际谈判中受到忽视的“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将其GDP 0.5%～1%用于提供资金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但在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时，发达国家却迟迟没有动静。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说，从目前看来，美国和其它的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的承诺都是太低了，给的资金现在目前还没有着落，我们估算了一下，每年应该是1650亿美元，那么目前连1美元的这个影子还看不到。而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也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开发，在这个能源效益的提高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做得都好，我们做了，有目共睹事实摆在那儿了。第二，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资金技术，像这个风能发电机和电子控制水平设备，我们没有，给我们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拿来吧，我们可以做。”

作为研究环境经济的学者，潘家华认为，要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发挥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率先起榜样作用，否则很难得到共鸣。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说：“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做给我看一看，对不对？现在美国、欧洲、日本没有一个敢说我做的，就像我这样做就行。拍着胸脯，像我这样做，拿不出来呀。”

虽然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上，迟迟未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但奥巴马和鸠山由纪夫的相继上台，让美国和日本在减排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比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也让中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减排压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强调：“没有哪一个议题，像气侯变化议题一样，具有杀伤力，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的它一个战略转变的一个重大考量。”

为此，在纽约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已经做出的回应：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显著下降。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仅通过降低能耗这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 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些承诺都显示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姿态。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 杨富强表示，中国目前，所做出来的减排，比如说20%的节能目标，是15亿吨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减排力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国家目标。

今年12月，联合国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气候变化大会，这是继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后，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全球气候会议。届时，与会各国将就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达成一致。然而就在各国的政治家们准备预订去哥本哈根的机票时，最先抵达哥本哈根的是一团团乌云。《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目前还不明朗。在纽约举行的气候会议，除了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几乎未提出具体的措施，他所说的内容极为空洞。” 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受医改问题牵制，不仅没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积极的态度，反而发出了倒退的声音，使得哥本哈根大会之前的多轮会谈都停滞不前。这些迹象都使得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迷雾重重。

说到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态度和作为将对全球减排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布什政府的消极态度，推出了庞大的新能源发展计划，那么这一计划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二、新霸主计划

2009年2月，奥巴马上任第一周，签署了两项总统行政法令，要求美国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并允许州政府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汽车尾气二氧化碳含量标准。他在白宫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美国准备在新能源上重新领导世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共同访华。两位部长此行提及最多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新能源。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告诉我们，作为世界上两个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都有着独特的地位，来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种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术。

还是新能源，今年2月11号，美国通过的《2009年恢复与再投资法》中，有约500亿美元用来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在涉及新能源计划中，其中100亿用于智能电网的建设，为新能源并入(火)电网创造物质条件，其余400亿全部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国已经将发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表示，其实最早的推动新能源的进程，不是美国，日本，欧盟，其实走在前面。但是并没有形成一波很强烈的潮流，美国奥巴马政府他一推动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从历史看，美国一直不曾放松对能源的控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曾被戏称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职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宫内阁会议上就做出过这样的决议：“由于伊拉克对石油市场可能有不安定的影响，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风险，因而军事干预是必须的。”曾为美国政府效力多年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布什政府发动伊战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如果你说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该问了，‘那我们为什么油价还80美元那么高呢’? ”于是记者问到：“如果我们不出兵伊拉克，那么我们现在的油价就该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一桶了，是这样吗？”他回答：“对，没错”。记者怀疑的问到：“您确定吗？”格林斯潘回答说：“ 当然，这就是打击萨达姆的目的。”

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能源的控制，手段也从军事打击到金融控制，不断出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时，对于能源的认知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美国前期阶段的时候，重点为了维护国土安全，防范恐怖袭击。后来，也随着国际这个经济环境格局，竞争秩序的这一个变化，再加上国际利益集团搏弈的这种变化，那么布什政府，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说：“小布什政府时期，虽然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制度建构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采取了单边主义的做法；但是有一点请大家要注意，小布什政府时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亿美元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

布什政府当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为有力的举措，就是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术。美国计划要在2017年前将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产量提高为当时产量的5倍。江涌表示，当年玉米乙醇的兴起让嗅觉灵敏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对玉米期货的控制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但生物乙醇技术也因为加剧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广受批评，有人用汽车轮子碾碎穷人饭碗来形容这项举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说：“上一轮，就是07、08年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那么人们普遍指责美国和欧洲，然后搞生物能源，因为搞玉米来加工乙醇，包括联合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指责欧美这种行为，是违反人类的，反人类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不人道的。

现在看来，很多人认为美国当时力推玉米乙醇并非只是想发展清洁能源这么简单，玉米的短缺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基辛格这番话的背景来自197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那么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会很快因之增强。这对美国来说自然是一个威胁。所以，可以通过控制粮食出口，逼迫那些国家实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国力的增长。这份报告也被当做后来美国引发的这场的粮食危机的政策源头。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美国各个时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气候这个议题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慑力。那么，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他说：“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现在很明显的泛政治化，如果你不做，你就是影响国家形象，你的国家形象的问题，/在发展国家，未来解决基本生存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引领这样一个大旗，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它设置话题 议题的能力太强了，这就是他们的话语权。”

今年4月初，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呼吁美国“放弃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笑着说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看到，2003年，美国打了伊拉克，确实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削弱，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看到拉美的委内瑞拉，俄罗斯，这些实际上经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还有就是伊朗问题，他经常说要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是难以承受世界之重。奥巴马政府要考虑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气，传统化石燃料，可靠的供应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外的依赖越大，国家越脆弱，你就越难随行你国家的利益和政策。”

“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奥巴马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一书中，以犀利笔触表达了自己对美国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们一方面通过战争和金融手段继续加大对国外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发，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未来10年要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才能尽快摆脱对石油输出国的高度依赖。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美国之所以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因为第一，美国发现它当时没有应对气侯变化，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后，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上落后了。所以奥巴马提出能源新政，当然还有国内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后代替大量的石油进口。因为美国喊了几十年，说要减少石油供应安全的，这种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仍然时时刻刻存在，所以美国表示最后试一试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也表示如果说美国占领了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这无疑对美国它的霸权的地位的巩固和维护，那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见，奥巴马挥舞绿色大旗，大步前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让那些以石油为战略资源、在政治上敢于向美国叫板的国家逐渐失去话语权。接下来，美国还将通过制定新能源的游戏规则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说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碳交易，它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洁发展机制的简称。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发达国家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内，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要花费234美元的成本，美国也需要153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减排成本仅仅是十几美元，在中国，每减少一吨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让发达国家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减排项目，CDM就是这样一种用资金换碳排放的机制。从广泛的意义来讲，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都可以作为CDM项目来开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国，有不少的风电企业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Ⅲ 北大有哪些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Ⅳ 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的师资

学院目前有专兼职教授11名（含中科院院士1名）， 副教授（特聘研究员）15名 ，讲师2名。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包括水资源、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大气科学、化学生物学、信息科学、法学、生物能源、环境管理及政策、能源经济、城市规划与设计等学科。
我们还准备继续招聘，招聘的老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职的、固定的教师，另一种是在专业领域已经很有成就的，世界闻名的先进研究人员，他们没法常驻深圳，但可以帮我们做一些项目，带一些学生。我们的目标是在短期内把这两类老师的招聘都做到位。我们还与其他学院合作，开设一些新课程。比如这学期开的“环境经济学”，就是请汇丰商学院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学生讲课。

Ⅳ 北大能源研究院杨雷副院长是正厅级吗

摘要 杨雷曾任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国家能源局副司长。他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能源改革和全球能源治理，并曾参与多项能源政策的研究制定。最近他在国家能源局的支持下，调入北京大学参与筹建北大能源研究院。

Ⅵ 能源经济学的知名教材有哪些

张五常(StevenN.S.Cheung)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张五常教授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3年―1967年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跟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张五常教授的理论主张往往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议。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等等。一方面，张五常教授在理论上下过苦功，“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再由复杂转深、再转浅，来来回回好几次”，已把价格理论咀嚼透烂。另一方面，张五常注重案例研究，大量时间用于现实问题的实践调查，多年砺炼，使他的学术素养和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浑然一体。钱颖一(YingyiQian)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钱颖一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4篇论文，仅仅2006年，钱教授就有3篇学术文章发表，说明钱教授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钱颖一教授在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1981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1982年)、耶鲁大学运筹和管理科学硕士(198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年)。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副院长,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重多机遇与挑战，钱教授反对单一渐近式说法,坚持渐进与激进并行的观点。郎咸平（HPLang,Larry）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堪称林毅夫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林毅夫教授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林教授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他一直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形成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信息指标体系，才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邹恒甫（ZouHengfu）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邹恒甫教授说过喜欢做两件事：一是教书，和学生在一起；第二就是很痛快地读书，主要是历史和哲学。1962年，邹恒甫出生于湖南。1977年进武汉大学。1983年到哈佛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堪称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中的元老。1992年，邹恒甫博士一手创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开了国际数理金融和数理经济系两个班，开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试验。这两个班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心向全球一流大学经济系输出很多中国经济学博士生，邹教授的行动赢得了经济学同行之间的佩服和尊重。邹恒甫对于教育所做的贡献，首先不愧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本职。他创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六十篇学术论文。他是华人中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基本上不为社会所知，所以，他的社会影响力为一星，真可谓最低调的经济学大师。吴敬琏（WuJingLian）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吴敬琏教授给人感觉是一位公正、睿智、博学、为民请命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欢迎人群平均分布在男女老少之中。让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是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他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但也有人把近几年中国股市的不景气部分归罪于他。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吴敬琏教授并没有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他仍然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张维迎(ZhangWeiYing)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可能是挨骂最多的经济学家，什么“资本家的乏走狗”，什么“屁股决定脑袋”，一时间学术争论和人身攻击的界限被彻底地模糊了，但是那些骂张维迎教授的人，至少有90%没有完整地读过张维迎的一篇文章。从1984年至今的20多年里，张教授张从事产权和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贯的，长期的。张教授还应该算作是将“博弈论”（GameTheory）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人，做了大量有关博弈论“传道授业”的工作。随着海龟进入中国学术界，他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小。李稻葵(Li,DavidD)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除了经济学业内人士,知道李稻葵教授的人很少。“一个经济学者在公众空间，要以一种理性的形象出现，要用理性的话语讨论问题，这是一个严肃经济学者的风范。”李教授发表评论的同时也定义了自己。李教授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学士学位，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先后担任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武（ChenZhiWu）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陈志武教授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华尔街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陈教授是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最近几年，陈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的问题。“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都是陈博士研究关注的问题。田国强（TianGuoQiang）华尔街电讯评测：学术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田国强教授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界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均名声远扬。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早期赴美留学的孜孜学子，田国强的求学道路异常坎坷。田教授1980年毕业于原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得该校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得全美斯隆博士论文奖。他提出了一个在“非规范性”的经济环境中，即有限经济自由和不完全市场体系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的改变，社会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的所有制安排形式。田教授为德州A&M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fr=ala0

Ⅶ 北京大学能源与资源工程系的详细情况如何

中国水资源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中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则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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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均衡。到20世纪末，全国600多座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据监测，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中国水资源现状

1、中国水资源流域划分

中国按河流水系划分成十大流域：

Ⅰ黑龙江流域 Ⅱ辽河流域 Ⅲ海河流域 Ⅳ黄河流域 Ⅴ淮河流域 Ⅵ长江流域 Ⅶ珠江流域 Ⅷ东南诸河流域 Ⅸ海南诸河流域 Ⅹ内陆河流域。

2、中国水资源量评估

20世纪80年代初，在水利部的支持下，全国开展了第一次水资源评估工作，并根据1956-1979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对全国水资源量进行了评价，其成果见表5、表6。

（1）降水总量。1956-1979年间的平均年降水总量为6.2万亿立方米,折合降水深为648mm，比全球陆地平均值低约20%。受气候和地形影响，降水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台湾省多年平均年降水为2535mm，而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多年平均年降水深则不足25mm。

（2）河川径流量。在我国，降水量中约有56%通过陆面蒸发返回空中，其余44%形成径流。全国河川径流量为2.7万亿立方米，折合径流量深为284mm。其中地下水排泄量为6780亿立方米, 约占27%；冰川融水补给量为560亿立方米, 约占2%；从国境外流入的水量约为172亿立方米。

（3）土壤水通量。根据陆面蒸散发量和地下水排泄量估算，全国土壤水通量约为4.2万亿立方米(约占降水总量的67%)，其中约有16%通过重力作用补给地下含水层，最后由河道排泄形成河川基流量，其余3.5万亿立方米消耗于土壤和植被的蒸散发。

（4）地下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系指与降水、地表水有直接补排关系的地下水总补给量。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全国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约为8288亿立方米，其中有6762亿立方米分布于山丘区，1874亿立方米分布于平原区，山区与平原区的重复交换量约为348亿立方米。

（5）水资源总量。扣除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的重复量，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其比河川径流量多的1009亿立方米水量，是平原、山间河谷与盆地中降水和地表水补给地下水的部分水量。在不开采地下水的情况下，这部分水量以潜水蒸发的形式消耗，通过地下水开采，可以从蒸发中夺取部分水量加以利用。经过计算，平均年潜水蒸发量在北方平原地区为844亿立方米，在南方平原地区为119亿立方米。

中国水资源现状

中国的水贫穷到什么地步呢？联合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现有12亿人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压力，80个国家水源不足，20亿人的饮水得不到保证。预计到2025年，形势将会进一步恶化，缺水人口将达到28亿～33亿。世界银行的官员预测，在未来的5年内“水将像石油一样在全世界运转”。
我国属于缺水国之列，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水资源的1／4。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以上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沿海城市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重。目前我国城市供水以地表水或地下水为主，或者两种水源混合使用，有些城市因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有的城市形成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大漏斗，使海水倒灌数十公里。由于工业废水的肆意排放，导致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
专家们警告：“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美国民间有影响的智囊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中国城市地区和工业地区对水需求量迅速增大，中国将长期陷入缺水状况。”中国的黄河在过去的10多年年年断流，其中1997年断流226天。流经中国一些人口稠密集地区的淮河去年也断流了90天。根据卫星拍摄的照片，数百个湖泊正在干涸，一些地方性的河流也在消失。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其中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但是广大老百姓能感受到我们如此的窘境吗？没有。
就生产用水来说，在宁夏的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得1200多立方米水。中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在宁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过两吨。大水漫灌如果真的对庄稼有好处，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引起土地盐碱化的最根本原因。
工业用水方面，我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不到发达国家的1／3。
如此缺水又如此挥霍，那么我们靠什么维持这种虚假的富有呢？
以河北省为例，据《望》周刊的报道，这个人均水资源比以色列还少的地区，靠大量超采地下水，掩盖着极度缺水这一重要事实。全省累计超采地下水60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300亿立方已无法补充。再有15年，石家庄的地下水就能采完。现在，华北平原已拥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地下复合漏斗区，达四五万平方公里。西部的许多地区，因地下水超采严重，大片已成活多年的树木枯死。
专家说：我们是用惨重的代价维持苟安，虚假的绿色使我们依然悠然自得。内情与外观的反差使人不由想起《水浒》中常用的一句话———好个不知死的！
以色列的自然条件比我国西部的许多地方更为恶劣，但以色列不但居家过日子极重节水———马桶上都有两个按钮，小便用小水、大便用大水。在生产中，享誉世界的节水农业不但使世界上最缺水国家之一的以色列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同时，它出口节水农业技术与设备的收入更超过出口农产品的收入。我国近年来安排大量的西部省区领导人去以色列访问，但除了进口一些以色列的节水设备以外并无大的收益。据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水价过低，使节水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无利可图。
我国目前城市自来水水价偏低，成本和水价偏离，政府实行亏损补贴。在农村，一吨水电力提灌价4至9分，自流灌溉价每吨4厘至6厘，300吨黄河水的价格顶不上一瓶矿泉水。低水价实际上鼓励了水资源的高消费。
水费涨价，刻不容缓，这是利国利民利后代的大事。另一方面，太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给全国人民上一堂扎扎实实的节水课。

Ⅷ 电动汽车的“自燃”事故，与811电池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一辆广汽新能源Aion S车型自燃引发业内关注。

据媒体报道，5月18日，广州杨桃公园南门东侧停车场内一辆广汽新能源Aion S突发自燃。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现场照片来看，该款Aion S车身侧面印有“ON TIME”字样的拉花，为如祺出行平台车辆。而从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来看，这辆Aion S当时是停在车位上，不在充电状态，车内也没有司机，在静止状态下发生了自燃。

据了解，811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镍钴铝采用8:1:1的比例进行搭配。在动力电池中，高活性的镍元素比重越大，正极材料的热稳定性就越差。具体表现为，当电池遇到高温、外力等冲击，更容易引发热失控。充电时，产生气体使电池出现鼓包。所以，811电池被认为是在更高镍含量电池上市之前，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待提升的动力电池。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王子冬曾表示：“我们以前就知道811三元电池的能量密度高，但是在安全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谁敢用？”

据王子冬透露，国内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车型，如大型客车等，很少采用三元锂电池，原因在于这些车辆需要进行强检，必须做的测试项目包含热失控测试，而三元锂电池无法通过这一检测。相比之下，乘用车的电池组则不需要做这项热失控试验，原因是通不过测试。正是基于此，有分析认为，乘用车使用的三元锂电池在安全性方面令人担忧。

事实上，车企也在积极通过一些技术途径来提升811电池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如，宝马X1 PHEV就通过在主导传热的路径上加隔热材料，对热蔓延进行阻隔，形成“防火墙”的效果；合众U则通过电池恒温系统来保证电池安全。

Ⅸ 国家发改委易昌良简历

易昌良是湖南省邵阳县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后，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博士后导师。先后在地方党委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二零零六年开始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从事电子政务、新闻宣传、能源规划、体制改革、石油储备管理工作。

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发展网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发展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能源50人论坛秘书处秘书长。

兼任菲律宾莱西姆大学终身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大学、菲律宾太历国立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实践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与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北京市博士爱心基金会理事长、国是智库秘书长兼首席专家。

(9)北京大学能源教授扩展阅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发展改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牵头组织统一规划体系建设。负责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统筹衔接。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

（二）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重大任务以及相关政策。组织开展重大战略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评估督导，提出相关调整建议。

（三）统筹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监测预测预警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态势趋势，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牵头研究宏观经济应对措施。调节经济运行，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拟订并组织实施有关价格政策，组织制定少数由国家管理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和重要收费标准。参与拟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

（四）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有关工作，提出相关改革建议。牵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推进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牵头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五）提出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战略、规划、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政策。牵头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承担统筹协调走出去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责全口径外债的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监测工作。

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师简介

陈 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物理学学士(1968)，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物理学博士(1987)。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金融工程学，宏观经济。
宫玉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军事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中国文化中的领导力海 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198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经济系博士(1991)。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胡大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83)，河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1988)，美国肯塔基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1995)。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担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农村发展
黄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其论文曾荣获2012-2013年度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颁发的“Richard Stone最佳论文奖”
研究领域：应用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实证金融学，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
霍德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中华金融学会秘书长，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货币金融，宏观经济，经济增长。
雷晓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
李力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制度与发展，人力资本，公共财政，城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李玲
经济学教授，美国Towson大学经济系终生教授。武汉大学物理学学士（1982）, 美国匹斯堡大学经济学硕士（1990），美国匹斯堡大学经济学博士（1994）。
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卫生管理，老年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
林毅夫
经济学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86）。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卢 锋
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198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1985），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1994）。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中国经济史。
马 浩
管理学教授。北京工业学院管理工程学学士 (1987)，黄河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毕业（1989），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战略管理学博士学位（1994）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竞争优势的实质和起因，企业领导决策模式等。
平新乔
经济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学士（1973），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5），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
沈明高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士（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硕士（1988），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政策硕士(1995)，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2001)。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转型经济。
沈艳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学士（1997），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板块资料分析。
施建淮
经济学副教授。南京大学数学学士（1982），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7），日本大阪大学经济学博士（1999）。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宏观经济学, 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
宋国青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地质学学士（1982），1991－1995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汪丁丁
经济学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学士（1982），中国科学院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1990）。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
汪 浩
南开大学数学学士（199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系经济学硕士（1995），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2002）。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产业组织，企业战略，反垄断。
杨 壮
管理学副教授。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1974），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关系硕士（1984），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1986）及工商管理博士（1991）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管理学基础、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
姚 洋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1986），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9），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96）。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易 纲
经济学教授。美国哈姆林大学管理学学士（1982），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1984）和博士（1986）。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
曾毅
经济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理学学士（1986），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人口学博士（1986），1986－198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人口经济学，老龄健康与经济发展，家庭人口预测分析方法及其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规划中的应用，人口政策分析。
赵耀辉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1985）和硕士（1987），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95）。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劳动力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
周其仁
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82），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硕士(1993)和博士(2000)。
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朱家祥
经济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经济学学士（1980年），台湾大学经济学硕士（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博士（1990年）。。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计量经济学理论；时间序列分析；财务金融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