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❶ 北伐战争张学良为什么会叛变

这个题目是错误的，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不是叛变！东北易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一统，是名垂青史的壮举。

❷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9.18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步骤，是日本妄图独占我国东北，灭亡中国，称雄亚洲的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行动。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乘美英帝国主义困难重重，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内战的时机，从各方面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1）大造侵华舆论。从军政头目到法西斯团体，疯狂叫嚷只有侵占中国东北，才能"安定经济秩序"，扬言"满蒙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2）大力扩充军备。1930年日本审核开支占国家预算的28.5%，居世界第一位。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不断扩大军事工业，同时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1930年，日军已扩充到23万人。（3）加紧军事部署。从1929年起，关东军先后组织了四次所谓"参谋旅行"，到长春、哈尔滨、洮南、锦州、山海关等地进行现地侦察，刺探军情。1930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田俊六少将亲自到我国东北侦察地形，密谋策划。1931年6月，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指令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共同拟制具体作战计划。这样，"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就由关东军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炮制出来。7月，加强了关东军的独立作战体制，并从日本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同时 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将旅顺要塞两门重炮秘密运动沈阳，以备攻城使用。命令骟朝鲜的日军开到图门江岸，待机行动。8月，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动，派当过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的侵华老手本庄繁，充任关东军司令官。9月上旬，日军加紧进行"攻城"、"夜间偷袭"等军事演习。（4）制造借口，抱起事端。1928年6月4日，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毁张作霖专利的"皇姑屯事件"。这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计划、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指挥日本工兵干的，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是这一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竟用机枪在中国土地上向中国农民进行扫射，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煽造排华惨剧，致使在朝华侨损失惨重，仅平壤一地便有126人死亡，损失财产达二千余万元。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

"中村大尉事件"实际是一起间谍案。1931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在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间谍活动，被我军发现并予以逮捕，从其供词中还证实其为日本参谋本部所派，并有大量物证。团长关玉衡果断将其处决。日本借机大肆搜查。日本右翼团体也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对政界拼命活动。可以说，"中村大尉事件"将战争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1931年9月18日夜，由于临近中秋，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笼罩着东北三千里江山，给大地一片洁白的宁静。白山、黑水仍像往常一样，抚慰着广大东北人民进入甜蜜的梦乡。

然而，就在这片不容玷污的洁白之下，有一群人却正在做着"贼喊捉贼"的丑事。他们便是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长河本未守中尉和他手下的一队士兵。这位关东军中精通爆破技术的年轻中尉正在紧张地测算着炸药的剂量，他的上司今田大尉一再强调，要将铁路路轨断开，但必须保证火车正常通行。河本中尉也清楚，这条铁路是大日本帝国在东北的交通要道，一旦断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河本中尉安装炸药之时，奉天城内，城北关东军作战室里，板垣征四郎大佐也显得焦燥不安，这位日后屠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刽子手此刻心中毫无把握，在作战室中走来走去，一边用日本话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这是他的座右铭。他从军已30多年，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炮火考验，成为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今天，他作为一名最高指挥官，来打响大日本帝国侵战满蒙的第一枪，他又显得莫名的兴奋。

奉天（今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由于东北的9月，天气已有凉意，经过一天操劳的东北军北大营第7旅的将士们伴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渐渐进入了梦乡。营前，只有几名哨兵抱着枪来回踱步以抵御四周的寒气和睡意的困挠。而此刻，离大营不远的高梁地里，几百双贪婪的眼睛，从四百八方紧紧盯住北大营的营门，这眼光，似恶狼，闪现着扑食前的焦灼、紧张、兴奋和残忍。

夜，更深了，10时20分，随着河本中尉一声令下，"轰！"一声巨响，柳条湖铁路爆破成功。几分钟后，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迅速接近北大营西南角，然后用1个小队切断第七旅的退路。621团首当其冲。就在中国官兵欲还击日军之时，却传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19日零点30分，第七旅撤向东大营。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师团第29联队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团又与独立军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东北军东大营进攻，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东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 ，一夜之间，沈阳全面陷落。与此同时，9月28日夜，日军还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19日先后攻占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长春，是南满铁路的北端，是东北地区的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省军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长春失陷。

长春沦陷之后，吉林形势紧张真情 为。由于当时熙洽掌握着吉林的军政大权，熙洽本人是清朝宗室后人，受日本影响较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培训，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恰好是其教官。因此，在日本人大迫通贞的策动下，熙洽公然投敌卖国。9月20日，他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21日下午8时，多门师团一弹未发占领吉林。吉林军大部战士，拒绝接受缴械，在李杜、冯占海等将领率领下走上武装抗日的正确道路。

与此同时，关东军以进兵吉林为由强烈要求驻朝日军越境。21日下午1时20分到4时30分，驻朝日军开始擅自越境，加入到侵略东北的行动中。

由于进犯北满的计划被军部否决，日军在9月22日进攻哈尔滨被制止。当天，关东军将部队开进郑家屯，24日占领洮南，妄图占领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日军遭到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坚决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撤往海伦。19日，付出相当代价的关东军侵入齐齐哈尔。至此，日军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省会。在东北，还有锦州和哈尔滨未曾占领，日军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因为前者是入关门记，后者是北满政治经济中心，苏联势力的大本营。

为配合进攻锦州，1931年11月8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导演一场"天津事件"，他唆使一些无赖，以李于春、张壁为首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日本兵营海光寺为基地，向"租界开枪攻击"，妄图以此制造摩擦，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制造纠纷，可以支援天津军名义进犯锦州；二是借机将溥仪秘密运送到东北。但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军只能利用土匪侵犯锦州。为制造进攻辽西的借口，土肥原于11月26-29日又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与此同时，日军大力向东北增兵，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便批准关东军以"讨匪"之名进攻锦州。12月17日又向关东军颁发了增派第八混成旅团的奉敕命令。21日日军对辽西展开全线进攻；右翼占领了法库、彰武，把重点置于营沟线即营口至沟邦子一线。26日，日军完成进攻锦州的准备。12月27日日军再一次大规模增援关东军，抽调了第9师团的第三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的重型轰炸机中队。日军集中兵力，准备与东北军决战。12月29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盘山；30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完成了对辽西重镇打虎山的占领。至此，作为重点的左翼营沟全线已被关东军占领。日军集结于大凌河左岸，准备进攻锦州。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拥有优势兵力并已做好抗敌准备的中国军队却临阵脱逃。在关东军还未占领大虎山、沟邦子，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于12月29日向各军下达了向关内撤退的命令。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向关内全面撤退。1932年1月3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锦州，数万重兵，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

锦州一陷落，日军立即调头北侵哈尔滨。在此之前，板垣征四郎又捧起一名汉奸张景惠，此贼原为坐镇哈尔滨的东三省特殊区长官。1931年9月27日张景惠成立了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名为维持治安，实为"以图镇压当地防军之反日行动。"10月初，在哈尔滨成立的以诚允为首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竟被张撵至宾县。

由于张景惠的叛变，为关东军进犯哈尔滨提供了借口。但日军认为如果以日军主力进攻，会有国际舆论压力。因此，1932年初，日军利用吉林伪军于琛征部打着剿匪名义北上进犯哈尔滨。于琛征为黑龙江人，1925年任吉林陆军第56师师长，后因失职而被降职，"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投敌，在日军授意下成立所谓的剿匪军，进犯哈尔滨。1932年1月，于部在哈尔滨遭到冯占海、李杜等部的痛击而溃败。

利用于琛征的伪军阴谋失败后，日本第2师团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春集结，准备亲自上阵。在哈尔滨，抗日的冯占海、李杜、丁超部也严阵以待。1月31日，日军开始发动疯狂进攻，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抗日军与日军激战3天3夜，终因实力相差太大而败退，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至此，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从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万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短暂但却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❸ 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了东北的情形会变得如何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奉系在东北一直是占据主导优势，其中郭松龄是奉系的大将，他本来得到了张学良的重用，但是他反对张作霖的领导，背叛了张作霖。如果当时郭松龄反奉成功东北会变成什么样呢？从郭松龄反奉的宣言看，东北可能会让张学良领导，但是奉系会分崩离析，互相之间会征伐不断。

一、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按照他的要求张学良会是东北的名义上领导人。

郭松龄当时反奉的通电里面就要求张作霖下台，由张学良领导东北三省，在东北三省进行改革。如果他能够反奉成功，张学良很可能被他架到前台充当东北的名义上领导人，这样东北奉系中立的派系不会反对郭松龄的统治。他还要求停止内乱主张和平，他很可能会和当时其他军阀还有国民党达成意见，不再和他们打仗。

❹ 西安事变 蒋卫兵阵亡多少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❺ （800）张学良为何遭终身监禁

拿破仑曾经说，历史像一个少女，总是被人打扮着。那是就政治而言，但作为历史知识本身，的确就如山峰及风景，朦胧中令人好奇而兴趣盎然，亦如峡谷里的一株野草，让人痴迷追寻，却没有结果。秦始皇离我们多远，五百米？因为我们都被宣传教育了秦始皇；秦时的历史离我们有多远，五百里？因为我们喜爱这段“六王毕、四海一”的历史神奇；唐宋的历史离我们有多远，四百里？因为有唐诗宋词作我们消遣和娱乐的精神滋养；明清的历史距离我们有多远，二百里？因为有康乾盛世的鸦片提振我们萎靡不振的精神，也有鸦片战争何甲午风云的耻辱带我们进入一个深邃的自卑岩洞里去，还有八国联军的铁蹄何太平天国的惨淡……民国的历史距离我们又有多远呢？要我说，千里之外！因为我们有些后怕，那是一段被刻意隐瞒和隐藏的历史，被刻意尘封起来装进了瓦罐里的历史，似乎里面有一个潘多拉，千万不要解开这个罐子的盖子，否则我们会失魂落魄……而比千里之外更远的是当代历史，也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就连文革的历史也似乎遥不可及，也还要被埋在地下了，尘封了。三国呢？在电影里。魏晋南北朝呢？在《世说新语》里…… 要说民国那么多的风云人物，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件，我们知道多少，又能够让人知道多少呢？当辛亥百年款款走来的时候，我们原先规划花费一百亿元，欲在扬子江畔、黄鹤楼头，好好回忆一下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民心的历史时刻的时候，我们似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于是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宏大的计划一下子化为泡影，清零了。于是，在大会堂上一通讲话也就敷衍过去了……难怪有人说，我们真是叶公，叶公好龙，等到真龙降临了，叶公魂飞魄散。对于辛亥百年，大抵亦复如斯。真正的辛亥百年之期，我们个个不敢作声了，就连双十节这天，所有的人都被灌了一种迷药，迷离中睡大觉，鸦雀无声。谁敢纪念辛亥呢，谁还敢为辛亥高歌一曲？中山陵下，黄花岗前，岳麓山畔，秋瑾墓侧，几丝呜咽，几声抽泣。 八十年前的“五四”，很多现场经历者的回忆录何日记，以及当时的文献文件资料都是很缺乏的。像顾维钧的日记，顾维钧的回忆录，卷轶浩繁，应该是很直接的历史记录；而曹汝霖等人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付诸阙如，虽在另外的区域有所发现，也是只鳞片爪。 关于一九三六年的整体的国家“幸福指数”，王世杰有如下的一段总结性的话，写在一九三七年“新岁”开篇的“一月三日”的日记里。王氏写道： “一月三日，今年新岁，政府中人乃至一般社会的感触，颇与过去的三四年异。舒慰之情颇显著而普遍。盖过去一年间，国家虽遭受几次绝大凶险，迨届岁除，均获一种意外结局也。日人之外交与军事压迫，一时虽有酿成战争之危，终究则中日外交谈判并未产生任何协定；绥远方面，日人助匪伪进攻，终究则为我军战败。两粤反抗中央，终究以和平方法造成一新的统一局面。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叛变，终究因全国舆论之攻击与各方之斡旋，蒋院长中正于同月二十五日安返首都。这都是大众引为欣幸的大事。” 可见，当时全国人民，虽然强敌压境，内部也不见得统一，非独西北望长安，就是两粤也是于中央有异心，但都还是“妥善解决”了。即便是“陕变”——这个名词，不是今天所习称的“西安事变”，而是称作“陕变”，这在毛的信中也是，可知当时都称“陕变”，而不是今日之习惯称呼“西安事变”。与此相类的还有“湘军”一词，在曾国藩于洪秀全孙悟空斗杨戬的时候，双方七十二变，你死我活，当时的文件里，包括赵烈文的日记，何翁同龢朝廷大员的奏疏日记里，都是写的“楚军”，直到王闿运后来太平军打完了之后编写《湘军志》，于是乎“湘军”一词，代替了“楚军”，不胫而走，流布天下，至今人们只知道“湘军”，而当时人却直称“楚军”。这是一点微末细节。——也得以完满解决，蒋介石顺利地回到首都“南京”…… 而关于“陕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处理，我们所知道的，也许未必是历史真实，杨被处决了，张被终身监禁，解释都让人感觉“语焉不详”。最近翻看王氏日记，其中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的一段，颇有意思，不妨抄录于后： “一月八日，张学良因西安叛变事于十二月卅日在京受军法会审。政府原拟判决后仍令其返陕处理军务。但张于判决后向审判官公然宣言仍将‘革南京政府之命’，惟对蒋委员长表示信仰。因之，国府于一月四日虽决定特赦，仍附‘严加管束’之文。张以是暂被羁留南京。盖张素以为政府中某一部分亲日也。” 张学良当时三十出头，血气方刚。与杨虎城合谋而做成了“西安事变”，周先生谓之“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似乎是夸饰之预，因为东北军并不抗日，或者说并没有事实上的抗日，而是“不战而屈”，南逃了，所以张氏“受之有愧”。虽然有人说是蒋介石“密令”张“不要抵抗”，但张自己却说是张氏本人不抵抗的。这些都需要当时的原始文件作出说明、印证。王氏也有涉及，但还是说东北军“不愿意打仗”，“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之类。至于说张氏是“共产党”，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强作解人。当然不能生造历史文件，不能后来“追认”，更不能“不发文凭”。董必武1965年作《忆张汉卿》，诗云：“翩翩年少竟成翁，回首辽东霸业空。敢缚虎狼应有胆，自投罗网遂无踪。帐前歌舞迷飞蝶，岛上羁囚看挂龙。公子莫悲身世异，人民犹记救亡功。”这话还是可信的。 张汉卿作为将军，受军事法庭审判是自然之理，但是咆哮法庭确实有违法律规范，而且还声言“革南京政府之命”，此事非同小可，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细节决定成败”了吧？也未可知。

❻ 再别康桥的背景语言分析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再别康桥》赏析

徐志摩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1897年出生，至1931年飞机出事，生活了35年，英年早逝。原名徐章垿，为什么改名叫徐志摩呢？因为他小时侯特别可爱，清末时长着一个大脑袋，留着一个"猪尾巴"，所以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说是将来必成大器。所以1928年，他出国时改名"徐志摩"——志慧和尚摸过的。

一：彩虹似的梦的追寻与幻灭

徐志摩家中富裕。其父徐深如办有酱厂，钱庄，绸庄，灯泡厂，在上海，杭州有投资，是沪杭铁路的股东之一，硖石镇商会会长，且徐志摩是家中独子，深受长辈喜爱。家庭对他有影响，他活泼好动，喜欢交友。

再者，他的婚姻对他也有影响。1915年，他在北大读预科（当时先读3年预科，再读5年本科）时，认识了张幼仪，她端庄，善自理，会理财。有人把她比作《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当然，王熙凤的品质大大不如张幼仪。不仅如此，张家更有钱，所以徐家很高兴找到这个媳妇。

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的婚姻，一为政治，二为经济。而徐父是商人，自然很喜欢，更重要的是，张幼仪的大哥张家敖是中国银行总裁，徐志摩知道而且认识张家敖。以前读书时，张家敖曾视察过徐志摩就读的中学，知道徐志摩的语文好，作文写得好，所以同意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事。二哥张学励，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民社党主席。

张学励介绍徐志摩认识了梁启超，梁启超深爱徐志摩这个弟子劝他出国深造。于是1918年8月，徐志摩赴美留学，同行有汪精卫。他先到克拉克大学学历史，一年后取得学士学位。1919年9月份，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20年7月份，徐志摩不想读了，到英国剑桥大学找罗素（一位自然哲学家，被徐志摩称为英国的"梁启超"），但两人失之交臂了。因为罗素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解聘"，而来中国教书，徐志摩却赴英国找他，未果。当然，后来两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徐志摩的爱情观深受罗素影响。

进不了剑桥，只有在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博士，认识了陈西滢，张世昭，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北洋军阀司总长）。经林长民介绍认识剑桥大学教授迪根生，由此进入剑桥大学，当时叫康桥大学，这样就与康桥发生了联系。

一>确立志向： 彩虹似的梦。因为徐志摩想在中国建立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德国人太蠢，干事机械；法国人太阴，干事过分；南欧人太乱，头脑混乱；美国人浅薄，文化历史不长。所以比较像样的是英国。他曾说过"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机械；时保守的，但不顽固"。所以他认为在英国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远在大喊大叫的美国人之上。所以在他心目中就要树立一个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因此在他的一篇散文《吸烟与文化之辩》中，他说过："我眼是康桥叫我睁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振动的。"可见康桥对他的影响之大。客观上看，英国的民主是自由的，他非常羡慕，主管上看，他有个追求：爱、美、自由。同时他最好的朋友胡适也说过"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自由"，英国正好符合主客观要求。

二>步入诗坛。徐志摩当时留学是想当类似美国国务卿的政治家，后来弃政从文是受到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影响，也包括当时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喜欢结交上流人物，其中曼殊斐尔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天晚上11点钟，徐志摩去拜访曼殊斐尔，虽然只有20分钟，但连任谈得十分投机。曼殊斐尔的美给他极大的吸引力，对她的话言听计从，徐志摩说过"这20分钟是不逝的20分钟"，可见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曾说过她的美是完全的美，是纯粹的美，是可感不可知的美，是不可分析的美，是自然界的杰作。所以曼殊斐尔说："徐志摩，你将来最好去搞文学，最好不要搞政治。"这对徐志摩触动很大，也是徐志摩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离婚与失恋的影响。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16岁的林徽因，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所以徐志摩去追求她，但他是结过婚的。追求时当然遇到阻力，林徽因说："我是少女，你是有妇之夫，你得先离婚。"徐志摩听后觉得很有希望，于是与1922年赴柏林找张幼仪离婚。因为浪漫的他认为林徽因是爱、美、自由的化身，虽然张幼仪很好，但是没有浪漫气质。他说："我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通过很多朋友做张幼仪的工作，最后张幼仪同意了，之后两人关系更好，一礼拜一封信。离婚后他立刻回到了英国，却发现林徽因已经到美国学建筑学。可能林徽因的父亲认为徐志摩当女婿不适合。此刻，老婆没了，恋人没了。两脚踏空，心悲凉，用诗抒怀，《春》中写到他看到别人在草丛中恋爱，自己很眼红，感觉自己很孤独。所以开始步入诗坛。

三>迷恋自然。剑桥大学很美，古典建筑群，蓝天碧海，鸟语花香，田野里点缀着农舍，一条康河贯穿其中。若分析《再别康桥》，必须读《我所知道的康桥》，介绍了他每天的生活——划船，看闲书。这便是他的留学生活，但他不后悔，他说，他读了三本书:自然书,人生书,社会书.康桥也在其生命中之深1922年回国后,他写了第一首与康桥有关的诗《康桥再会吧！》，康桥是其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赖之乡。自然风光陶冶之下，造成了他清高,超脱的英国绅士风度.

徐志摩一生出了4本诗集。生前3本，可以概述一生。1925年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写于徐志摩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林徽因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造成他心情很不好。创作上也不顺心。徐志摩有些自傲，讲座的开头经常是："我是英国留学生，我们英国留学生......"因为过于自傲，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一位就是郭沫若。郭沫若喜欢热情，奔放，夸张的风格，他曾写过一首诗感叹他在日本九州医科大学学习时的艰难生活，其中一句"泪浪滔滔"，而徐志摩不知道郭沫若的风格。所以他批判郭沫若的诗不通。他认为："只有长江，黄河水才会滔滔，而泪怎么会滔滔。"郭沫若很伟大，但他也是个凡人，对之当然不高兴了。同时徐志摩也得罪了鲁迅，因为他经常到处发表文章，论述"诗歌应讲求音乐性"。鲁迅回应写文章批评徐志摩道："你总是到处啾啾的叫，总是到处跳。"。之后，鲁迅幽默的写到："我写了篇小文章刺激了徐志摩，就再也没见他来投稿了。"当然，我讲这些情况，只是说明徐志摩在创作上，个人生活上遇到了麻烦。

徐志摩一生出了4本诗集。生前3本，可以概述一生。1925年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写于徐志摩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林徽因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造成他心情很不好。创作上也不顺心。徐志摩有些自傲，讲座的开头经常是："我是英国留学生，我们英国留学生......"因为过于自傲，得罪了不少人，其中一位就是郭沫若。郭沫若喜欢热情，奔放，夸张的风格，他曾写过一首诗感叹他在日本九州医科大学学习时的艰难生活，其中一句"泪浪滔滔"，而徐志摩不知道郭沫若的风格。所以他批判郭沫若的诗不通。他认为："只有长江，黄河水才会滔滔，而泪怎么会滔滔。"郭沫若很伟大，但他也是个凡人，对之当然不高兴了。同时徐志摩也得罪了鲁迅，因为他经常到处发表文章，论述"诗歌应讲求音乐性"。鲁迅回应写文章批评徐志摩道："你总是到处啾啾的叫，总是到处跳。"。之后，鲁迅幽默的写到："我写了篇小文章刺激了徐志摩，就再也没见他来投稿了。"当然，我讲这些情况，只是说明徐志摩在创作上，个人生活上遇到了麻烦。
到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他情绪开始高涨。他和林徽因做翻译，写了第一本诗集，反映了他早期执着的追求，代表作《我要树一棵明星》表带来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当然这是资产阶级诗人居高临下的同情，但是有进步。

第二本诗集《斐冷翠的夜》（斐冷翠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撒），进入了创作第二阶段。1924年，他认识了陆小曼，又叫陆媚，精通英语，法语，北京有名的交际花，18岁时就被外交部看中。她有自己的特点，与林徽因不同，她精通文学，会创作剧本，国画画得很棒，京剧，评剧都会，跳舞也很棒。她的丈夫王赓，清华大学毕业，梁启超的学生，美国留学生，先在普林斯顿读大学，后又考入西点军校少校级别。

陆小曼的父亲看到了王赓的前途，把陆小曼嫁给了王赓。王赓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为何说起他呢？他习惯于美国的生活习惯，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只有周日休息。徐志摩常常到他们家玩：逛公园，到舞场，到剧院。徐志摩可不讲哪一天，一有时间就跑他们家里去。王赓没注意，则说："小曼，志摩来了，你陪他去玩一下。"（大家知道，一个丈夫如果对自己美丽的妻子爱抚不够，第三者容易插足）那么徐志摩成功地充当了第三者。

王赓是个很疏忽的人，他被调去哈尔滨当公安厅厅长，怕陆小曼吃不了苦，就把她留在了北京，这就给徐志摩提供了机会：一个是交际场上的名花，一个是诗坛热情浪漫的诗人，两人一见，场面可想而知。所以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这一段婚姻，这一段恋爱，很多人反对，徐志摩的父亲反对，梁启超反对。在英国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就反对，而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得意弟子也批评，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警告他，徐志摩就是不听，他只知执着的追求。

到1925年，北京城闹得沸沸扬扬，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他浪漫的生活经历超过了他的诗名，压倒了他的诗名，所以他不得不避嫌，远走欧洲。所以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回到母校。他是个聪明人，他走了不能把陆小曼留在那个地方。他不放心，他临走前告诉陆小曼："你给我天天记日记，像对我说话一样，我在欧洲天天给你写信。"（当然是情书）以此来鼓励她。他不仅用信，而且用诗来鼓励她。例如《砌造一座桥》。他要砌造一座爱墙，比刚还要强的墙，来鼓励陆小曼要记住那一个字——在上帝面前的誓言——"爱"字。用诗用信来鼓励她要顶住压力，顶住社会舆论。陆小曼的父母也反对，但王赓有风度，不会拿起手枪，只是劝陆小曼，但是这也没有作用。坠入爱河，九牛也难以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陆小曼虽然有诗有信，但最终还是顶不住了，她病了。打了三封电报到欧洲："徐志摩，快回来，再不回来，我顶不住了。"徐志摩接到电报马上赶回北京，陆小曼又"活"起来了。

这时就要商量结婚的事，不能再拖了。可是这场婚姻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既然要结婚，他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结婚后，到浙江来。安分守己过日子。他对这个儿媳并不满意。他喜欢张幼仪，不喜欢陆小曼，说张幼仪是赚钱的，陆小曼是花钱的。第二个条件使徐志摩和陆小曼非常紧张，徐父说，必须由梁启超做证婚人。可梁启超是反对的，怎么能作证婚人呢？所以不好做工作，徐志摩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胡适（五四运动的先驱，北大的教授，留美学生），请胡适作工作，梁启超才答应去证婚。。梁启超是证婚人，胡适是介绍人，证婚人在婚礼上是要讲话的，可徐志摩不知道他的老师要讲什么话。新婚那天，看见梁启超上来讲话，夫妻两人汗流浃背，两腿发抖。可梁启超是怎样说他的弟子和陆小曼的呢？祝词如下（先是针对徐志摩的）：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意志离婚再娶，以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然后对这一对新婚夫妻说：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总是要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意志悔悟，祝你们是最后一次的结婚（这个话很有威慑力，梁启超太有名，所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敢再结婚了）。

1929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了，婚后回到了浙江，徐父专门为他们做了一幢房子，给他们住，但因北伐战争被抄家，他们都去了上海。徐志摩回国后，1923年和陈浠滢，胡适等组织了新月社，出现了新月诗派。后来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加入了新月社，1926年在上海徐志摩创造了晨刊副刊——《诗说》，成为新月诗派的主要阵地，，发表诗作及其他作品。其中闻一多发表了一篇文章《诗的格律》，提倡"三美"，徐志摩是表示同意的，而且两个人通过自己的诗歌进行创作。进行实践，进行"三美"理论的实践。

结婚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关系并没有徐志摩想象的那样好，因为陆小曼的身体不好，后来通过抽鸦片来止痛，最后上了瘾，再加上她喜欢出入舞场，歌厅，剧场，所以一掷千金，徐志摩写诗，稿费不够，就只好到大学里兼课，经胡适介绍到北京教书，到处飞来飞去，按照自己的理想，爱，美，自由去改造，但他失望了。在上海这种情势下，不仅陆小曼陷得很深，如果他自己再呆下去，恐怕也会堕落，他一再劝陆小曼到北京去，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把赚的全部钱都给了陆小曼（因为她花费太多了），还是供养不起。所以陆小曼老是打电报催徐志摩："快回来，债台高筑呀，快回来还帐......"到了1931年，徐志摩正在北京教书，陆小曼又发电报说家里没钱了，他只好赶回去。其实他们都是爱着对方的。陆小曼最反对徐志摩坐飞机，但徐志摩却喜欢坐飞机，他觉得在天上飞来飞去，恨浪漫。陆小曼担心他的安全，可徐志摩这次仍不听话，他从北京回来不坐火车，而是搭乘张学良的专机（张学良要到南京办事）从北京出发到南京，然后坐火车赶回来。一回家两人吵架。一个说："你为何不到北京去，害我两处走，上海环境又不好。"陆小曼始终不听，她觉得上海最对她交际花的胃口，认为上海比北京好，还说："徐志摩你又坐飞机，不让你坐你又坐了回来。"因此徐志摩恨不痛快，拜访了杨杏佛，拜访了赛珍珠（为《中国人》写）想再搭张学良的飞机回北京，但因张学良没办完事，所以没搭成。因为朋友多，他拿到了飞机的月票，坐了一邮政飞机，从上海飞到徐州。这是他头痛，想回，但因林徽因将在北京大学作报告，讲中国古代古典建筑，他想去听，而且约好了梁思成，林徽因在机场迎接他，所以要在徐州加油，坚持要走，结果到了济南当家山，碰上了云雾，飞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他死后，很多有名人士都去了，例如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沈从文，至于林徽因夫妇更不用说，在这里有几个女人很失望，张幼仪离婚后没结婚，等他回心转意；林徽因在失事现场捡了一片碎片，挂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她1954年去世，说明她心里还是爱着徐志摩；第三个是陆小曼，她知道徐志摩的死，她是有责任的，后来戒掉鸦片烟，整理徐志摩的著作，诗作等等；再就是赛珍珠暗暗喜欢徐志摩，但徐志摩无心顾及，告一段落，这个阶段是与理想实现有关系。

第三部诗集《猛虎集》于1931年8月出版，他的诗表现出对理想的追求已开始绝望。为什么？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有很多东西，徐志摩对很多都不满。资产阶级思想是这样，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写了一首诗——《生活》，表现了绝望，还有一首与《雪花的快乐》相对，名字叫《别拧我，疼！》。矛盾曾批评他，认为"它要算一首浅黄诗"把肉麻当有趣，这说明他的空虚和颓废，走向萎靡，以上是思想创造的介绍。下面讲《再别康桥》是怎样抒情的，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二、柔美悠远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抒发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概括：是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意是主观思想感情；境是诗内描写的客观景物。何谓意境？是人物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景物完美的融合，且形成一副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画面，既称为有意境。当然我们欣赏徐志摩的诗和欣赏别的诗一样，需要调动对生活的积累，需要调动我们对知识的积累，然后我们一节节的讲这首诗。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抒发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概括：是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意是主观思想感情；境是诗内描写的客观景物。何谓意境？是人物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景物完美的融合，且形成一副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画面，既称为有意境。当然我们欣赏徐志摩的诗和欣赏别的诗一样，需要调动对生活的积累，需要调动我们对知识的积累，然后我们一节节的讲这首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句诗若分析的话，可用几句话来概括：舒缓的节奏，轻盈的动作，缠绵的情意，同时又怀着淡淡的哀愁。还有，还加上一句，作别西天的云彩，西天的彩霞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为后面的描写布下了一笔绚丽的色彩，整个景色都是在夕阳映照下的景物。所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为这个诗定下了一个基调。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下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这句诗实写的是康河的美，同时，柳树在古诗里"柳"——"留"，留别有惜别的含义，它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的牵挂用"在我心头荡漾"，把牵挂表现的非常形象。当然他的手法是比拟的手法（拟人、拟物），与第三句话合在一起讲，"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一句诗突出了康河的明静和自由自在的状况，自由、美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同时表现一种爱心，那水草好像在欢迎着诗人的到来。再次，我觉得它不是完全脱离中国诗歌的意境的，它和中国的古诗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物我合一。第二句是化客为主，第三句是移主为客，做到两相交融，物我难忘。这两句诗正好表现出徐志摩和康桥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方面：确定了理想，步入了诗坛，美妙的风光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我们欣赏诗也是从形象入手，来逐渐接受诗人的心灵的。第四节是转折点，"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句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是景物的描写，"虚"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潭水很清澈，霞光倒映下来，"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一片红光，是实写。但是，潭水上漂了很多的水藻，挡住了一部分霞光，零零碎碎的，有的红，有的绿，好像柔水一般，非常形象。这个"揉"写的很好，同时也是自己梦想的破灭。那么这个梦引起我们什么感觉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纪念它的长女夭折时写的一首诗。他用了一个比喻"像夏天里的一个梦，像梦里的一声钟"，大家知道梦时美好的，钟时悠扬的，然而是短暂的，所以彩虹似的梦似美丽而短暂的。1927年他的梦想破灭了，又与陆小曼不和，很消沉。

第五节，既然谈到梦，那么这次再来康桥，再回母校，是不是来寻梦的呢？"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处放歌。"这句诗是徐志摩对往昔生活的回忆、留恋，他在康桥生活的两年，悠哉悠哉。他那时有自己的理想，生活是充实的，对明天怀着希望。所以，他用"一船星辉"来比喻那时的生活，带有象征的意味。

最好的诗诗第三句诗。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回到现实仍然是哀伤，所以"悄悄是离别的笙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句诗是情感的高潮，充分表现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情感，集中表现了离别的惆怅。这句诗就需要联系别的诗，包括古诗来理解。"悄悄是离别的笙萧"是暗喻的手法。例如，苏轼的《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萧声是低沉的哀怨的，而笛声是欢悦的，所以"萧"来比喻"悄悄"来说明诗人的心境，因此，"悄悄"的动作带有诗人的感情，接着"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歌讲究精练，为什么一再重复"沉默""悄悄""轻轻"？这不是浪费语言，而恰恰是他的重点。

其实"沉默"是人的最深的感情。例如，柳永的《雨霖铃》中的语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再如苏轼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他回忆他的妻子王弗死后的十年，回忆他们相见的时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处无声胜有声"，还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用反衬手法，三月春光明媚，白花盛开，可惜好友欲离我而去。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下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在言外，旨在象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用在评价诗，意思诗不说愁，却把愁表现得最为恰当，看着朋友走掉，长久孤立的站着，表现感情的深厚。如王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即抒情"。所以"唯见长江天际流"能引起我们很多的遐想，又如利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能让我们产生联想的诗就是好诗，这些都告诉我们欣赏诗要调动我们知识的积累，像形、相似的诗能在头脑中产生，用此来理解新诗。写得好都是诗人生活经历的提炼和升华，换句话，我们通过生活的桥梁可以达到诗人的心灵。例如，刚离开父母的学子读《再别康桥》是不是更有感觉？为什么"沉默时感情最深"呢？像生活中的例子，感情最深的表达时飞机、船都已走了，但送别的人伫立不动，若有所思。结合句中"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康桥尚且如此，诗人何以堪？实际反衬了诗人对康桥的感情非常深厚，因此，"悄悄"就带着诗人的主观感情了。

第七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认为"云彩"有象征意味，代表彩虹似的梦，它倒映在水中，但并不带走，因此再别康桥不是和他母校告别，而是和给他一生带来最大变化的康桥文化的告别，是再别康桥理想。以上才是深入理解了这首诗。

再粗略讲一下，《再别康桥》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新旧诗派的"三美"，即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音乐美是徐志摩最强调的，其中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反复的，加强节奏感，且其中的词是重叠的，例如"悄悄"、"轻轻"、"沉默"，再者每句诗换韵，因为感情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一韵到底的。再是音尺，"轻轻的我走了"，三字尺，一字尺，二字尺，符合徐志摩活泼好动的性格，再是压韵。所谓建筑美，一、三句诗排在前面，二、四句诗低格排列，空一格错落有致，建筑有变化；再者一三句短一点，二四句长一点，显出视觉美，音乐是听觉，绘画是视觉，视觉美与听觉美融通，读起来才会感觉好。再谈到绘画美即是词美，如"金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而且有动态感和柔美感。

这三者结合起来，徐志摩追求"整体当中求变化，参差当中求异"，显示出新月似的特点和个性，所以我概括为：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参考资料：http://www.artsdome.com/books/xzm/025.htm

❼ 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结果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7)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扩展阅读：

历史背景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❽ 1936.12.13是什么事件

193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1936年12月13日ZHONGGONG召开ZHEGNZHIJU扩大会议时，MAOZEDONG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JIGUAN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❾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是不是所有民众都支持

不全是，转自张学良吧 吧友 第一炮兵：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936年12月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936年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936年西安事变时报纸，来自重庆博物馆
1936年12月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936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936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1936年12 月21 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1936年12月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成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出席谈判会。西安方面再次提出六条主张：1、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5、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但1936年12月23日晚，张学良得知中共不希望公开“三位一体”的表示后，情势急转直下，原本“要蒋接受并保证实施（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人（七君子）”改成了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而要蒋介石承认西北三位一体的军政组织一条则根本取消。
1936年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陈述了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指示中提出，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放蒋：1、全部中央军首先撤出潼关；2、南京及蒋通过公开的政治文件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不咎既往，并召集救国会议；3、开始部分地释放政治犯。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杨虎城转而积极赞同中共的主张，但张学良却不以为然。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周恩来又企图劝说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放蒋条件，但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我自己认为，毕竟在当时，蒋介石是中国合法的领导人，最后连毛主席的八路军的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所以不是所有民众都支持张学良的，我共产党人当时肯定是大力支持，毕竟能共域外敌，也能减轻国名党对共产党的压力。

❿ 东北易帜是啥事

历史背景
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的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于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张学良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 黄姑屯事件照片
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此时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国内形势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六月二十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七月十九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 当时奉军约四十余万人，蒋介石等四个集团军共六十七个军又九个师，号称一百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便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因而持反对态度。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为早日实现易帜，张学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 东北易帜
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疑义，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七月二十一日易帜。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十八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 八月九日，张学良与林权助、林久治郎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执，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对东北易帜，蒋介石已急不可耐，他与张学良电文往还不绝，不断催促道：“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原来，十月八日，国民党一百七十三次中常会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出国府委员十六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便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编辑本段事件经过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 东北易帜大势所趋，但到底哪天易帜，确为社会各界所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指日本）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但为慎重起见，到“双十节”时，东北仍未宣布易帜。张学良诚恳地向南京代表李石曾表示：“结束国家分割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尚有困难，主要是担心日本人趁局势未稳进行干涉；再说，内部也还有阻力。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一九二八年的“双十节”，张学良为检验和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时，他身穿新式陆军大礼服，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并佩挂着礼刀，刀柄和刀鞘镶嵌着金花，下垂金丝绦穗，雄姿英发、神采奕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鸿鹄之志和良苦用心。 进入十二月份，张学良加快了易帜步伐。十二月五日，他逮捕了阻碍易帜、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亲日派骨干赵欣伯则逃往大连。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 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词完毕，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三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等十一人为奉天省政府委员，翟文选为主席；任命张作相等十一人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张作相为主席；任命常荫槐 等十一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常荫槐为主席；任命汤玉麟、金鼎臣等六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汤玉麟为主席此时，事先秘密制就的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奉天城内迎风飘扬，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降了下来，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都悬挂了国旗，还有以一百人为一队的若干士兵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弋。至此，东三省各地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从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编辑本段意义
张作霖被炸死后，东三省议会于1928年7月2日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7月4日，张学良正式主政东北。他受命于危难之时，集国难家仇、内忧外患于一身，面临的军政形势十分险恶。日本要他实行"自治"，扬言如蔑视日本警告，日本将自由行动；南京国民革命军则敦促他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张学良将军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全国各地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共和五色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宣布这一消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