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昌先生从师于北京大学的哪个教授

1. “保险就是今天做明天的准备，生时做做死时的准备”这句话出自哪里

这段关于保险的精辟论述出自胡适先生。

原文如下：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1)韩世昌先生从师于北京大学的哪个教授扩展阅读：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 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

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2. 北昆的历史发展

北方昆曲简称“北昆”，是我国古老戏曲声腔昆山腔的一个分支。主要流行于北京、天津及河北中部、东部一带。 因长期与弋腔（高腔）联合演出，故称“昆弋腔”。辛亥革命后，曾有人称其为“高阳昆曲”，建国后改今称。
昆腔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已流传到北方。清初，江苏的昆曲班社和艺人不断北上献技，清政府曾把昆曲称为“雅部”，搬演于内廷。乾隆、嘉庆（1736-1820）以后，被称为“花部”的秦腔、徽调、汉调相继进京，昆曲便逐渐衰落下来; 至道光年间（1821-1850），民间已无。
纯粹的昆曲班社，艺人中一部分返回南方，一部分依附于徽班，与皮黄艺人合作，后来发展成为京剧中的“京昆”一派；另一部分则采取昆、弋（高腔）同班兼演的方式，向冀中、冀东一带发展，与当地民间艺人合流，逐渐形成北方昆曲这一支派。
同治（1862-1874）初年，醇亲王奕还，在府邸设立了一个兼唱昆、弋两腔的王府家班安庆班(后改名恩荣班)。光绪十六年（1890）醇亲王去世，恩荣班解散，大部分艺人回到故乡，在家乡活动，并传授了大批青年子弟。
原恩荣班昆曲艺人徐廷璧，在离开醇亲王府后，到了京东滦州稻地镇与耿兆隆合组同庆社，在农村进行演出。后来玉田县也办起了益合科班，培养了不少著名演员，如霸县的子弟会，获鹿的和粹班等。这一时期北京城内的昆曲活动又有所恢复，宣统元年（1909），肃亲王善又招徐廷璧、王益友等复组安庆社昆弋班，演出于东安市场东，徐廷璧率班赴京东一带演出。辛亥革命后，因受北京政局变化影响，活动逐渐减少。有些班社因经济收入不足，难以维持，而先后解散，只剩下少数班社，偶尔在节日或庙会期间演出。 民国初期，虽然政局混乱，但北方昆曲亦有极大的发展。 当时著名昆曲演员有王益友、朱益铮、郝振基等，仍然兼演昆弋两种剧目，但昆曲剧目已较弋腔为多。1917年，著名昆曲艺人侯益隆、马凤采、韩世昌等，组成荣庆社到京演出。演员中还有郭蓬莱、陶显庭、陈荣惠、朱小义等。以后王益友、郝振基、白云生、侯玉山、魏庆林等加入，阵容比较整齐。而且因荣庆社是专门演出昆曲，又受到曲学名家、北京大学教授吴梅、赵子敬等人的辅助，加以新闻界的宣传介绍，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韩世昌也获得很高的声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荣庆社曾南下到上海等地演出。之后，他们又以荣庆社和祥庆社的名义，间或在京、津、沪、宁，以及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演出。
1924年，日本因天皇加冕，特邀韩世昌等率荣庆社部分人员赴东京等地演出，随去的除原有人员外，又增加了侯永奎、马祥麟等青年演员。同年，白云生组成庆生社，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演出，曾得到京剧界的支持，与京剧艺术进行交流，扩大了昆曲的影响。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国内动乱，北方昆曲也一再遭受冲击，特别是1938年，天津发生大水灾，许多著名艺人如陶显庭、侯益隆等相继病死，使北方昆曲遭受严重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白云生约韩世昌、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魏庆林、白玉珍、李凤云、侯丙武等到北京，再次组成庆生社，在吉祥、华乐等戏园演出，后因观众寥寥，生活无着，又被迫分散，有的转业另谋生路，有的与京剧合作演出，但终难挽回衰落的厄运，至建国前夕，北昆已奄奄一息。

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原文

1. (原文）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作者: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销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
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第48页。）
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湾，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2.(作者）

1923年，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秦淮河，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共同的题目，各作散文一篇，以风格不同、各有千秋而传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3.(人物介绍）

（1）

俞平伯(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

俞平伯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

（2）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现代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16年中学毕业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 1932年7月，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

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

4. 韩世昌的介绍

韩世昌，1950年7月28日生，主治医师，大专学历，中国疑难病研究协会专家技术委员。自幼酷爱中医事业，幼年随外祖父李广太耳濡目染，秉承祖传医道，幼承家训，后从师中医世家名医张冠学第三代传人张怀孔为师深造，中年授业于国务院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父亲著名老中医（恩师李杰臣）老先生门下，老前辈毕生悬壶济世，医德高尚，治疗疑难顽症的绝技绝招秘方奇方，恩师言传身教，得以真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兼收并蓄，奋力求索，独具特色。“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禀受祖传师传，精研岐道，寻流求源，行医几十载。从医以来获：发明专利十五项；外观设计专利四项，发表论文十余篇。

5. 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1、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2、徐志摩，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

3、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4、朱湘（1904年—1933年12月5日），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清华四子”之一。

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 。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 ，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拮据，只发行了两期。192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

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生活动荡，为谋职业到处奔走，家庭矛盾也日渐激化。其间曾任教于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外文系，但与校方不和。1933年12月5日，他从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自杀身亡。

5、饶孟侃（1902年3月24日—1967年4月2日），字子离，江西南昌人，中国现代诗人、外国文学研究家。新月派成员之一，曾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交学院等教授。

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时，即对古典诗词发生兴趣。1916年至1924年，先后在北京清华学堂和清华大学读书，专习英语，参加清华文学社。当时有所谓的“清华四子”，就是子离（饶孟侃）、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惠（杨世恩）。

6. 讲述一个从1840年至今著名的历史人物

1、邓世昌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男，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广府人，籍贯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现为广州市海珠区），清末北洋水师将领，民族英雄。

邓世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尔！”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为致远号巡洋舰管带（即舰长）。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谥壮节公，追封太子少保衔。光绪帝挽联如此写道：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为纪念邓世昌的伟大牺牲，人们创作了《甲午风云》、《英雄邓世昌》、《甲午大海战》等多部文学、影视、戏曲作品，以歌颂其英雄壮举，还有多处纪念馆可供纪念、瞻仰、凭吊。

2、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

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7岁开始读书，12岁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后因家庭的一次变故，饱尝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视。

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当他目睹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文笔来唤醒国人的灵魂。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任教。

1918年，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从此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并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作。

3、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

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4、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5、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

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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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陆宗达的逝者如斯——怀念我的祖父陆宗达

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一生精研训诂，考证名物，是“章（太炎）黄（侃）”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今年9月3日，北师大隆重举行了“纪念陆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各界各地及港台来宾共三百余人，深切缅怀了我祖父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并以出版《陆宗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正、续两编作为纪念。 听祖父说，我家祖籍浙江省慈溪县，但从六、七代人之前便定居北京。祖上经商，有一个药铺和一个帽铺，还有几处房产。但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有钱而无地位，所以家里培养祖父念书，希望他光耀门庭。
祖父天资颖悟，聪明过人。上小学时，投考著名的师大附小（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又由于成绩优异，校方特准从三年级读起。祖父的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课时画的地图，曾被地理老师用作样图教学生。上到五年级时，有一位张老师认为祖父不必上六年级，支持他提前一年考中学，结果祖父考入著名的顺天中学（即今北京第四中学的前身）。中学时，祖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因此老师一遇到难题，总要他站起来回答，常让他上前在黑板上给同学们演算示范。
中学毕业后，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他到北大一问，才知道报考北大理科科目，必须参加英文考试，而他在四中学的是德文。于是只好选择北京大学国文系，先上预科，不久转入本科。那时国文系的课程分文学、语言、文献三个专业，祖父选择语言专业，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当时教授文学课的有两位教授对祖父很赏识，一位是教词学的刘毓盘先生，另一位是教汉魏六朝诗的黄节先生，他们都认为祖父在作诗填词上很有天赋。黄节对祖父说：“你就跟我学汉魏诗吧。”而祖父的兴趣却在语言学上。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听了黄侃几次课后，祖父深为他的学问及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某日，祖父午后三时去拜访，黄侃犹高卧未起。祖父便在东廊下站立等候。谁想黄侃一觉睡到将近六时，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黄侃大为感动。从此师生关系更加亲密。
祖父从小就关注时局，留心国家大事。还是在他上中学的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祖父很快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14岁的小孩子。祖父被捕后，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当局认为他们这些中学生是一群“少不更事的娃娃”，不久便把他们释放了。祖父从这时开始更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考上北大不久，祖父便受同宿舍同学胡廷芳、王兰生影响，于1926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当时北大是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重点，学生中入党者甚多。1927年“四一二”后，张作霖也在北平抓捕共产党人。党的组织被破坏，祖父与大多数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
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看到当时北平的文化教育机构被日本人接管，于是来到不受日本人治理，由罗马教廷所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书。由于此时祖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声望，因此有些日本的汉学家来找他切磋学问，祖父一概婉言谢绝。他秘密阅读宣传抗战的刊物，帮助学生逃离北平到后方参加抗战，为此担当了极大的风险，好几次险些出事。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由于他的社会交际面广，社会各阶层以及国民党中有许多同学、朋友、学生等，地下党希望祖父借此机会做一些工作。不久，祖父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又过些时，祖父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教他的儿子念书，地下党要祖父答应下来。祖父讲，陈的儿子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标志的汽车同祖父满城闲逛，祖父便趁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
那时我家的住所很大，有里外两个四合院，旁边还有三个呈条形的小院。于是当时地下党城工部选中我家作联络点，经常碰头、开会、联络、住宿。由北平到解放区去的地下党员，有不少先由地下党送去我家住几天，等准备妥当后，再从我家出发。我曾祖母不明底细，常常埋怨祖父说：“你哪儿招来这么多人，成天三口、五口地来了走，走了来，还连吃带住！”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祖父剃了头，化了装，拿了假身份证，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同我祖母和我五姑准备过封锁线，去解放区开华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本来祖父有一个在临近解放区的县里当县长的学生说，他可以保护祖父过境。没想到他临时变卦，说风声太紧，不敢保证安全。于是祖父又想从静海县绕道，一天正在县城里走，迎面撞上一个人，祖父一看，心想坏了。这人也不说话，跟在祖父身后，一直跟进客栈。一瞧四周没人，声音压得低低地说：“老师，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我劝您一句，您赶快打道回府。前两天一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化了装要过去，被认出来，当时就活埋了。您是我的老师，我不能不提醒您。您再往前走，我可不敢保安全。”原来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在静海县党部任职，祖父认识他。祖父又几次绕道，终未能成行，只好回到城里。不久以后，北平和平解放，那年，祖父44岁。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尤好昆曲，会百来出。三十年代初他于北大任教时，曾有段时间寄居什刹海边的某座寺庙里，为的离北大近，来去方便，同时也是为了与同好此道的朋友们雅集。当时的一番情形，赵元方先生（银行家、藏书家）曾作文忆道：“陆子……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按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即朱家济，书法家）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
这些往事我也依稀从祖父那里断续听说过。那时友人们来庙中寻祖父游玩，大家总先在寺庙山门前相聚。这里有一片空地，正对着后海湖面，且有几株绿叶蔽天的古槐。夏日，凉风习习，清荫复地；冬日，枝干虬曲，古意盎然。祖父与友人们吹笛的吹笛，唱曲的唱曲，一曲终了，余音未绝复腾喧笑，直至灯火阑珊万籁俱静才踏月归去。祖父又曾说，也有时他一人拿了箫或笛，在星稀月朗的夜晚或细雨迷离的黄昏，独坐在庙门附近或古槐下，面对茫茫烟水，将箫慢慢地吹，其声深远，可达一种幽渺的境界。如果吹笛呢？其声清越，又自有一种飘逸的妙趣。若值春秋佳日，更是呼朋唤侣，画船载酒，灯影浆声，则当是另一番情景。朱家?先生回首当年时说：“……你爷爷后来干脆在什刹海边上一座院落里租了两间房子，挺宽敞豁亮的，这些喜好昆剧的人常到他那儿聚，有我大哥、二哥、三哥、赵元方、周复以及北大的几个人和我。后来大家又去东绒线胡同国剧学会，齐如山在那儿主持。因为齐如山和韩复榘有点亲戚关系，这房子原是韩的公馆，韩走了，齐就用它约会朋友。常去的还有那些昆剧名演员，如侯益隆、韩世昌、马祥林等等。你爷爷和他们很好，对他们时常有些周济。比如侯益隆得春瘟，住院治病，全是你爷爷掏钱。韩世昌、白云生他们都受过你爷爷的接济。天津发大水那年，侯玉山到北京，就住在你们家，你爷爷就是那时候跟侯玉山学会了‘黑头’。常去的昆曲爱好者有傅惜华、谭其骧、张谷若等等。你爷爷上台演过几次戏，我都清楚。头一回是给你老祖过生日，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单刀会》里的‘训子’，他演关公；二回是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演《长生殿》里‘弹词’，他演李龟年，我演李慕；末一次是为庆祝中国大学成立昆剧学会，在吉祥剧院，还是《长生殿》，他还是李龟年，我也还是李慕。” 祖父经历曲折，性格浪漫，情感丰富，但他做学问相当艰苦，肯下“死功夫”。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出门，他每日总是四五点钟起床，随即刷牙、泡茶，然后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看书写作。至七时家人起后，再开始洗脸、吃早饭。八点开始写作，十一时左右吃午饭。饭后，抽一只烟睡午觉，睡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两点开始写作至下午六点吃晚饭。饭后约看一小时左右电视即上床休息。
祖父的作息时间准得可比钟表，只要没有来客和外出，从不打乱。而且他有两个很好的习惯，第一是从不“偎被窝儿。”黎明即起，睁眼即下床，没有拖泥带水的时候。第二是只要不是睡觉，从不在床上躺着、靠着、“偎裹”着。累了，也只是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十来分钟后，继续读书写作。祖父备课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对我说：“我只要讲课，不管多熟的课，也要备。”每逢第二天有课时，他头天晚上准睡不踏实，第二天早早起来，把课再备上一遍，等着天亮。他不仅自己备课认真，而且要求学生们上课前也先要熟悉课文。他曾对学生们说：“一篇课文，不管你讲多少遍，哪怕倒背如流，也要备。我每次备课都能领悟到新的东西，受到新启发。”他传授教学方法时。说：“我的教学方法是从季刚先生所得。季刚先生讲课，犹如剥老玉米，结论是玉米心，外面一层层包着玉米皮。撕去一层，深入一步，再撕去一层，又深入一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后豁然开朗，既吸引人又启发人！”祖父的课也讲的由浅入深，活泼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效仿。 光阴如箭。祖父下世至今已近二十载。几年前，有老街坊告诉我，我们原来住的平房整片儿拆迁，问我是不是还想回去看看。于是，我回了趟旧居。
老屋的院墙已被拆除，北房、南房的墙壁也已拆掉，但顶子和房架还在。院中到处是残砖断瓦，青石路已不复可辨，花草皆无，唯独东山墙下的老杏树旧貌如故，杏花依然盛开怒放，摇曳着高远的蓝天。
我坐在树下的断砖上，思潮如水，时光倒转，祖父的一生一幕幕涌上心间。我觉得，祖父是位理想主义者，是有信仰有追求的人。记得前些年师大集会庆祝祖父九十冥寿，政界和学界去了很多人。当市委的领导讲了祖父当年的革命功绩后，一位学者发言说：“我和陆老相交几十年，常去陆老家与陆老喝酒闲聊，听陆老谈往事说旧人，可是刚听发言才知道陆老原来还为革命做出这么多贡献。这真让我惊讶，因为陆老在世时自己一句没提过！”终祖父一生，没住过公家的房子，没为自己的工资、职称以及种种待遇张过口，伸过手，并对光荣的革命历史再不提起，这是为什么？
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优秀知识分子。国家动乱，民不聊生之时，他们自感重任在肩，为民族奋斗。天下已定，人民乐业，功成身退，归隐林泉，重新沉浸于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和爱好。如果以昔日的光荣而换取今日之实惠，便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也违背了儒家文化立身做人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去想，也不会去做。
但是这和今日的价值观与世俗观念相差得何等之远。我不由忆起我在东北当知青时，当地的头儿从档案中了解到我家的历史后，让我忆苦思甜。当我告诉他，我家解放前没受过苦时，他那双因吃惊而瞪大的双眼令我一生不忘。那时人们的思想就这样简单，你不苦大仇深，出来干哪门子革命？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是理想、是信念，所以它才无私、才廉洁。可是我将来把这一切告诉给我的孩子，他能理解吗？
我坐着，想着。我明白，我只能努力影响，却无法预测、更无法改变我的下一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他们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是非善恶的观念。然而有一点我坚信不移，就是人类社会不论如何发展，它的终极目标还是无私和廉洁。假定如此，那么社会的支柱也将依然是理想和信念。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十分欣慰，于是起身离去。时已黄昏，暮色深沉。晚风起处，白色杏花悠然飘散，洒落在静静的墙边、檐下、阶前……

8. 我的母亲的作者是谁啊

本文选自《胡适自传》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过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9.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简介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

1、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

2、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3、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4、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5、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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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次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了大量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否定儒家学说的新主张。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了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就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

在《新青年》影响下创刊的《新潮》、《每周评论》以及《国民》、《北京大学月刊》、《新教育》等先后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行列。五四运动之后，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更如雨后春笋，短时间内竟达到数百种之多。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宣传科学、倡导民主和批判旧思想这三个方面。

宣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的宣传，尤其重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他们将生物进化论、创造进化论、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等都作为科学介绍到国内，还介绍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

倡导民主：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精神两方面的宣传内容，重视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从而使民主、科学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批判旧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意识到，如果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新的文明观念便无法立足，新的国民性格也就无从建立。

因此，他们在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使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人生哲学等观念受到沉重的冲击，为西方现代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传入打开了局面。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派别、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观念纷纷被介绍到国内。其中，杜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柏格森与杜里舒的哲学尤为引人注目。

由于胡适在美留学时受业于杜威门下，蒋梦麟、陶行知也曾从学杜威，并对杜威教育哲学颇感兴趣。他们都力图将杜威哲学推广于国内，于是便有了五四时期杜威夫妇访华讲学之行，从而使杜威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10. 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些英雄人物

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

1、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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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