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去世了

『壹』 女作家李冬君情况简介

摘要 李冬君，女，1959年11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贰』 为什么孔孟思想在中国有那么高的地位与影响呢

在一种重视元典研究、呼吁回到“轴心时代”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氛围中，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但是，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说来尚未突破；日的研究范式。传统的以人物带思想、以思想系历史的方法，仍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以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归属、背景观照、精神凸显的研究新需求而言，走出旧格局，建构新思路，有其客观的必要性。而沿循这一大思路产出的研究成果，正是本文的研究起点和坚实基础。这类成果，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文化精神解读早期儒家思想的学术取向。这种取向，既保证了“人物一思想一历史”相关联的研究优势继续存在，又推动人们在宏观大历史的背景下，去整体地把握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特征、精神意向，从中凸显其现代性，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足敷应用的精神资源。

本文以孔孟荀董四人的思想为基点，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类型特征。精神意向，进行分析。选取四人分析旱期儒家思想，一是因为历史选择四人分别从四个不同、而又逻辑地相连的角度，分诠儒家思想精神。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位，对理解早期儒家思想，都会构成障碍；二是因为早期儒学的构成较为复杂，作为经典依据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早期儒家的精神凭借。作为周代政治的实践型态，到战国、再到西汉的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变迁，是早期儒家理论致思的社会背景。作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的诸子“百家争鸣”，是早期儒家为自已学派进行精神定位的思想史格局。这种多重背景交相影响，促使我们选定上述四人作为审视儒家思想的主体代表。因为四人的儒家立场鲜明，又颇能与诸家驳难，同时又汲纳与儒家理论建构有重要价值的思想资源，并且思想脉络清晰，绝不滞于胰陇概观。因此，四人不仅在当时与历史互动，完善了儒家理论；而且影响深远，以迄于今。以致对其现代性的省察，构成现代学术界一大景观。

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易直观把握，下面对上述论旨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期儒家思想类型的定

以现代式的学术语言，即西方学术楔入中国（西学东渐）后形成的分析性、构成式学术话语，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一种近代以来学界的新传统。换言之，近现代式的儒家思想的研究，相沿已久。

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现代式学木研究，所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家思想的类型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传统学术的范围内来讲是不存在的。因为传统学术按经、史、子、集分类，而不按某一思想家、思想流派致力解决的问题、问题的类型一致性、解决问题的理论倾向性分类。但自西学传入，哲学、历史、文学、科学等一类的学科专门化方法，对传统学术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依现代学术门类对经、史、子、集的传统学术分类进行重新分解与研究，成为学术发展的新趋向。而西学分类影响尤为深入的，就是一门学科的内部分化，也非常细密。像传统学术中经、子一类文献，本无哲学这样的学科可言。现下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学术中致力省思“形而上”之“道”的学问，因大致与哲学相类，便被划归哲学学科中重新评估、解释。但传统学术中形而上之道一类学问，大致是将天地人熔冶于一炉，抽象为“玄之又玄”的问题。并不像西方哲学的分为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各有其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

这样，便带给以现代学术话语解读经典文献、诠释早期儒家思想一个难题。一方面，这个难题表现为，西方学术语言已成为学术省思的普遍认同话语，传统学术话语已处于被阅读、被理解的“客位”位置之上。传统学术不被现代学术话语译读，已难以为人理解，且难以获得现代活力。另一方面，这一难题又表现为，大的学科因循西学而划定，小的分类却难以被框定在西学框架之中，这使学术阐释常常陷于一种定位不准的困局之中。

相比而言，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易获得现代学科定位。将“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家之学划入形而上学，当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歧异。但是，早期儒家思想，除了其经典依据的《易传》对形而上学发言之外，是相当疏于形上学的。这样，势必以哲学的次级学科来分析释读早期儒家思想。但在此却发生了重大分歧。

早期儒家思想关注的问题可分解为三，一是伦理，即人伦关系的省思，如仁义礼智信一类人伦规范，但它对道德、即伦理基本价值或终极关怀，又相对忽略，因为它不语神，而专言人。二是政治，即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之道，如君臣之义，圣、壬之道，德刑取舍，但它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相对轻视，而只当是伦理下贯到政治，如不忍人之心外推为不忍人之政（仁政）。三是做人，即如何正己正人、成己成物之道，如义利抉择、君子人格、圣贤榜样、个我修养，但它对人生的现实条件又比较无视，多言境界，少言境遇，人生成一务虚的架式。

面对早期儒学的这种构成状态，以现代学术语言释读它，便把它划分成为二种学科类型。从伦理学上去看儒学，将之判定为道德哲学。这种判定，从本世纪早期蔡元培写作《中国伦理学史》，到近期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著作，都如此看待儒学。甚至认力儒家的内圣外王主题，也是化解外王以入内圣，化解政治以显伦理。（参见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很显然，这一断定是以忽略或降低儒家政治致思价值为前提的。而从政治学上去看儒家，则将之判定为政治哲学。而且，由于儒家在汉代以后取得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即儒学成为官方学术，发挥其强有力的政治功能，这一定位更获得广泛认同。在这一论定中，伦理退居其次，政治升位为主词，儒学成为政治伦理学说，即政治活动中的伦理规范学说。（参见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页）但这一论断又相对忽略了早期儒学中伦理是处于与政治等量齐观的位置这一事实。而从人学上去看儒学，又将其视为解决成人之道的人生哲学。（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这一判定将早期儒家的伦理致思归结为对人际问题的检讨，对人的定位的审查；又将“务为治者也”的政治关怀归结为由内圣到外王的人生历程或目标陈述。这一归结明显也有忽视儒学是在政治与伦理的双维度审视人生的特质的不足。

可以说，上述三种学科定位均有道理，却又都有不足。严格地说，早期儒家思想是上述三门学问所容纳不下的。因此，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学科边缘上为早期儒学的理论类型确定形态特质。本世纪早期，梁启超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指出了古典政治思想具有的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特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6页），为审视早期儒家思想奠定了精神方向。而当代一些政治学者和伦理学者，更明确指出早期儒家的思想是“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混然为一体的，可称之为伦理政治”（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早期儒家思想表现出一种“伦理政治精神”（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八页）。并且，有的学者以对儒家与古典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史的考察，将中国文化归之于一种伦理一政治型文化。（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这些断定，具有早期儒学学科归属、类型特质较准确定位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此一定位避免了对早期儒家伦理一政治双线思考的割裂，或因此将儒学肢解为零散的观念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考察儒家学说的可靠途径，既非刚性的专一学科，则为边缘性的相关分析。从而在伦理政治的学科划定基础上，更准确地凸显儒学特质。

伦理政治学，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准确定位。因为，第一，就早期儒学思想致思的方式而言，是在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L审视问题的。以前者收拾人心，以后者维护秩序。以二者的同构同化解决人生与社会政治难题。单独把其中一方面抽象出来对待，都等于是肢解了它。第二，就早期儒家思想省思的内容取舍来看，儒学是就成贤成圣的君子理想人格裁取伦理中合人心、合人生亟需的内容，也是就成为圣王的政治理想人格裁取政治中合仁政、合德治祈求的意涵的。早期儒家并无纯粹的形上致思。在伦理政治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二级学科边缘上，去理解早期儒家比较妥当。第三，早期儒学是与中国历史结构浑然相容的。中国历史源
头的社会型态，正是伦理与政治的同化结果。这决定了早期儒家的致思，只能在一种伦理政治的氛围中进行，只能成就一种对伦理政治实践型态进行理论提炼的伦理政治学说。

但是，以往对伦理政治学说之作为早期儒家思想型态的分析，还只是原则性的，即停留在对它的基本理论祈求——“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直接表达上，停留在对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各自思想的分别分析上。并且一些重要的理论预设，譬如何谓伦理政治，能否将之称作政治伦理，或称作德治、人治、专制思想，也还有待清理。本文认同以伦理政治学说界定早期儒家思想类型，但强调早期儒家思想作为伦理政治理论型态的文化意义，既不将之降低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治理方式（不论称作德治、入治还是专制主义），也不将之与政治过程中的伦理规则即政治伦理混同，而是在伦理与政治同构同化的基础上去确定类型特征，在历史进程中去做发生学探讨，从而认定伦理政治乃是一种中国历史文化促成、祈求稳定、诉诸德性、适于农业社会、培养朴素臣民的社会文化类型。它既包含道德哲学成份，又呈现出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特征，但绝不能归于这三种具体的哲学中的某一种。

二、在多重背景下的观照

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并不是四位思想家冥思苦想的产物，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去理解早期儒家较为妥当。历史既成关系，制约着早期儒家的哲理思索：一是古代中国历史早期的物质生产方式；二是这一时期形成的相应社会一政治关系结构；三是建立于其上的思维趋向、价值观念、思想学说。

先看第一方面。古代中国文明的主流，处在黄河流域。河流文化具有的因循自然、全力治水，高度组织、内部强控，农业主导、产出有限等等特点，为中华民族的早岁争取生存的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社会印记：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适应客观情势所需的血缘性组织，构成为文明国家产生的组织原理。因此，将问题落实到第二方面。夏商周三代政治史的演进，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致思，有着十分紧要的历史关联性。这是因为，早期儒家都是以取法历史为思维路向的。不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都将理想政治的目光，投向三代，甚至传说时代的圣君贤相身上。

因此，三代政治运作，尤其是周代的首次伦理政治全面推行，成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历史前提。而在历史追溯中可以发现，三代历史对早期儒家思想发生根本影响的，正是作为三代历史轴心的礼制。 夏礼尚不能做全面的历史陈述，因为夏史仍然属于考古学搜罗历史材料的时代。但是，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分析，夏代政治型态已大致可以认识。一方面，夏朝“实行‘家天下’的姓族统治”（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另一方面，维持“家天下”的统治工具——夏礼，发挥着社会调整功能。夏礼分吉礼、封礼、宾河礼、祭礼等等。而且，礼制的作用已明显区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用以显示尊卑高下的器物享用等级制，二是礼已大致成为兼具政刑法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多重社会功能的复杂体系。（参见上书，第411—412页）

但是，以目前资料看，夏朝的社会分化程度不是很高。混同于社会运作的伦理与政治及其结合，还在初级型态。只有殷克夏的历史变化才使伦理的政治功能大大地发挥出来。一方面，这是因为殷克夏的辩护理由是，在道德卜夏樊的行为举措应受谴责；另一方面，是因为殷商已懂得“戚言干民”，以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天下。殷商的这一举措，为周代统治者所大大利用，并铺陈出一套伦理政治统治系统。

周代走向伦理政治系统化之路，有两方面的推动力量。一是因为周代商而起，要为自已的统治合法性辩护。因此，必须把统治的天命授予，改变成“以德配天”。干是，伦理理由与统治权力结合得更为紧密。二是因为夏商礼制的发展，已提供给周统治者可以加工完善的政伦合一统治方式的蓝本，使周统治者可以更加周全地设计伦理政治的运作方式。周礼的几大特征，如等级森严、宗法制度、繁褥礼仪、礼器规制、先祖崇敬、宗庙制度、典礼程式、礼官设置等，表明周礼已相当完备和系统。从周礼的结构特征上看，宗法制是其社会基础，等级制是其构成方式，远天近人是其基本取向，制度化（程式化）是其形式特征，强控的政治要求与弱控的伦理整合是其基本精神。正是由于周代礼制的完备性，才使周代思想家在设计伦理政治的礼制基础上，对伦理政治的基本精神进行大致的说明。制礼作乐的周公，便以其对礼制精神的两点阐发，对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致思产生深刻影响。一是“敬德保民”，这一观念奠立了早期儒家以伦理道德为统治合法性基础、以民本主义为统治政策导向的大思路；二是孔子所赞赏的“修己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观念奠定了早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大思路。

当然，夏商周的礼制衍生，还只是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想建构的纯粹历吏背景：它使早期儒家思想家孔孟荀董四人，对伦理政治产生景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它使他们的理论思考有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范型。但是，从思想史来看，三代，尤其是周代的伦理政治实践，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远不如作为儒家思想直接根源的经典根据，来得深入。“六经”作为中国历史早期思想的文献，从各个维度对早期儒家思想产生了制约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孔孟荀董四人，对这六种思想史文献，均表重视，而且，也是因为这六种文献，是先秦至汉初思考伦理政治问题的必然思想依托。这是由于，《礼》提供了将伦理与政治熔铸于一炉的规范模式，《书》、《春秋》提供了寓伦理于历史人物与事件褒贬之中的思路，《诗》提供了兴观群怨的民情观察与志愿表达的基本方式，《乐》提供了寓教化于规制了的音乐之中的情感控制策略，《易》提供了“易”与“不易”的伦理与政治辩证致思的思维框架。

但是，比较而言，六经对早期儒家思想建构的意义，则以蕴含丰富的历史资源的《礼》与《春秋》、以饱藏着伦理政治实践法则的《礼》和周时民众志愿的《诗》为重要。《易》虽为儒家看重，但对思想建构的直接作用不是太大。《乐》到孔子所处时代，已不得详观，仅有为孔子抒发乐教观的《乐记》。五经均为孔子所整理过，故早期儒家从五经中划分主次地接纳与使用其中的思想资源，是不存在疑问的。孔子之后，孟子言心性，故重《诗》、《书》中主体性的内容；荀子言性恶，故重《礼》规范性的成份。至董仲舒依据西汉一统的政治需要，建构天人合一的系统思想，则对《春秋》的历史智慧大加挖掘。这是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所直接利用的思想史材料。

自然，对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最具有意义的，还是《礼记》中的《大学》、 《中庸》、《礼运》三篇。这三篇的作者是谁，颇有争议。三篇撰作的时代，亦未确定。本文认为，这三篇作品反映了周代伦理政治的实践原则，而三篇作品又对之作了极好的概括与提炼。因此，将之视为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思想背景，应无问题。《大学》全篇，围绕“三纲”、“八目”阐述了伦理政治的理论纲领。“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干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可以视为伦理政治的理论要领，“八目”可被确认为伦理政治的行动模式。前者以阐发光明的德性奠基，以改造民德为中介，以达到完善境界为目标，从而将伦理追求与政治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后者以双向的推导过程，将伦理与政治加以贯通。一方面，以明明德于天下必要求先治国、先齐家、先修身、先正心、先诚意、先致知、先格物的目的性逆证，表达了进入伦理政治理想境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从格物必然带来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因果性顺推，表达了迸入伦理政治最高境界的进路。从而，将伦理与政治看作是可以同构同化的形二实一的东西。

《中庸》之论，可以与《大学》互相发明。《中庸》精神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这一精神投射于伦理政治操作上，则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最具正面作用，它使规范伦理学与政治统治方式合目的地统一干人的活动之中。《中庸》则以其“大同”观，为伦理政治提供了良好的理想模型。“天下为公”既显示为理想政治境界，又显示为人人情操高尚的理想伦理境界，这正是早期儒家所倾心的伦理与政治同化的最佳状态。

三、解释：在历史与逻辑之间

作为历史背景，夏商周三代历史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三代礼制为之提供了伦理政治的原初样式；三代的德一政之思，尤其是周的“敬德保民”思想，为之提供了伦理政治的大致思路。但是，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并不是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机械重复，而且，到早期儒家思考伦理政治时，“所损益可知也”的历史变迁，也使早期儒家的理论致思，成为他们当时历史的产物。这构成为早期儒家历史背景的双重框架，即在春秋一战国一西汉的历史运转中，审视夏商周与传说时代的历史，以之为伦理政治的历史支撑。

同时，到孔子时代，“学在王官”的情况已完全改变，民间讲学兴盛。而这种格局在政治大变动的推动下，造成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庄子·天下》）的思想局面。因此，早期儒家也不可能以重复周公、或重复尧舜禹汤文武一系圣君贤相的政治话语，来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使早期儒家必须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去吸纳有益于自己理论建构的早期历史已有的思想养料，这又是早期儒家思想建构面临的一种双重框架。

因此，今天的学人，去看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就必须首先走进早期儒家面临的双重历史一思想框架，力求进入儒家思想之中，把握其精神，领会其实质。这样，一方面，我们要透入早期儒家四位思想家的思想，弄清其逻辑递进关系，从而凸显它的伦理政治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从历史背景中去发现早期儒家从孔子到董仲舒，其思想据以体系化的原因。于是，在理解与阐释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时，为阐释方法的哲学家一再强调的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一致的原则，就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对逻辑的决定性影响。换言之，逻辑不是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建构，而是由历史所决定的。这对阐释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建构来讲，意味着阐释者必须首先对早期儒家的历史处境，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前述这种历史处境是双重的，作为距离较远而制约早期儒家思维的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史的一重，上节已做陈述。而有更直接意义的由春秋到西汉一段的历史另一重背景，在此就必须予以勾勒。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周天子的伦理感召力与政权控制力丧失之后，诸侯蜂起，列国纷立，竞相争地夺城，加强实力。在此情形下，重建秩序成为一切恩想家致思的前提性观念。正是如此，孔子以仁收拾人心，以礼重建秩序，试图以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共同治理，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混乱时局，推动孔子形成了伦理与政治内在关涉的思想，奠定了伦理政治的理论雏形。到战国中期，大国兼并小国的战争日趋频繁，逐渐形成霸道的政治占上风的格局。各国竞相变法以图强，割据的诸侯逐渐据地以设机构、授官职、建都县，分裂的政治局面表面上看去已无法逆转。在此情形下，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兼治，已不可能。故孟子思维转向内在心性用功，将伦理政治之思完全依托干人心的去取抉择上，企图以主体自我的善性抉择，来校正已难以收拾的政治困局。但毕竟此一想法“迂远而阔于事情”。战国的历史依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在延伸。战争仍然以强有力的手在书写战国后期史。此时，七雄分据天下的局面已大致形成，霸道政治的威势也由秦国的强盛表现出来。一种因变法而走向治世的社会图景，启发思想家修正向内用功的政治省思思路，转而向政治规范索求重建秩序的法宝。故而，苟况得以在保有早期儒家创始人孔予的思想的前提下，对礼制及其功能予以更有现实意义的关注。但是，历史迄于荀子时代，既未走完统一之路，即重建政治权威、恢复社会秩序之路，又未走完思想之路，即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理论完型之路。一方面，战国的争战仍在进行，而秦最终才以赢得战争坐拥天下的方式完成了一统。但“暴秦”的统治方式，明显表现出政治秩序尚未有效恢复。如何长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还是一个有待政治运作中凸显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孟子、荀子尽管以排拒和接纳先秦其他诸家思想的方式，强化着儒家的思想领先地位，但是，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尚未完全成型，与社会政治的有效对接还在磨合之中。尤其是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在观念上言法不言礼；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任刑不任德。从而将儒家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关系完全割裂，致使儒家理论陷入自我消解的危机之中。在此情势中，董仲舒才在汉初“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更化”讨论氛围中，创造性地使伦理政治理论既获得理论上的全面诠释，又获得政治上可敷应用的功能。

由上可见．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完型，首先是来自历史运作的动力，使其得以成功地塑造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反映着历史状况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各思想元素，具有相对历史的客观进程而具有的独立性。麓清思想递进的逻辑关系，对于更准确地理解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帮助。在早期儒家，由历史注定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的递进关系，是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但是，四人之问的思想关联性如何？是否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彼此支撑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如果存在，它的主题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阐发这些主题的？显然不是历史运作浅显地表露出来了的。这需要以逻辑的判断与推理，对历史分散呈现的思想加以缀连，使之隐含的思想一致性、逻辑关连性能够凸显出来。

逻辑地看，从春秋到西汉变迁甚大的历史中产生的孔孟荀董四人思想，是有一个共同主题的，是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理论型态的。这一理论型态，以四人共同以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为思考中心，可以被称作是伦理政治理论。在此，伦理与政治既相互修饰，又对等作用，从而融汇为一。这一思考，反映在理论的结构上，就体现为对四个层次深浅不同的思维主题的共同阐述上。一是天人关系问题，这涉及伦理政治的价值渊源问题；二是人性善恶问题，这涉及伦理政治的主体力量与客观控制的问题；三是内圣外王理想，这涉及伦理政治的创生与推展逻辑；四是德主刑辅的安排，这涉及伦理政治的制度精神与制度配置问题。可以说，只有到孔孟荀董四人沿历史进程提供的思想观念中去爬梳、贯穿，伦理政治的理论体系，才会呈显于我们的眼前。

当然，历史不曾中断，逻辑亦随之衍生。以今天的目光去看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建构，免不了仍然要在历史与逻辑、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抉择。在不扭曲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的前提下，去组合早期儒家的思想关联，自然是最令入向往的。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一切去理解历史而产生的理解，也只能是当代人的理解。这就不能不使人选择一种解释学的读史态度。势虽如此，但也要强调的是，历史文本，即早期儒家伦理政治的“原貌”应尽量维护，应尽量减弱解释历史文本的“先见”的影响力。

『叁』 与中国古代思想史有关的书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本书是由作者李泽厚所编著，2008年6月1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作：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至六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沈善洪：《中国伦理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杨幻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桑咸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白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林代昭：《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上海书店1990年版。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下)，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1-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陈嘉谷：《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下)，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店1984年版。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先秦—南北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隋唐至清代之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汇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中、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9本
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肆』 红楼梦旧中国

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有些研究、评论文章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比如李希凡同志说：《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书?二百多年来，无论是赞扬它的也好，咒骂它的也好，都离不开一个“情”字。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谈情说爱的内容。这个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

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一版北京大学陈熙中等三同志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性很强，艺术性很高的政治历史小说。北京大学陈熙中、胡经之、侯忠义：《〈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1973年9月22日《北京日报》｜孙文光同志说：《红楼梦》是不是一部写“男女恋爱主题”的书呢?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孙文光：《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红旗》1973年第11期刘梦溪同志说：《红楼梦》是一部用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社会重大主题的政治历史小说。刘梦溪：《论〈红楼梦〉的书名及其演变》《文艺论丛》1978年第四期《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似乎成了定论，似乎是《红楼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成果，它被当作现成的结论广泛地引用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简编》(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在评价《红楼梦》时说：“它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衰亡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下)(刘泽华等九同志编编著)在介绍清代文学艺术时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

说《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是一个小说分类的问题，是研究、评论者根据其对《红楼梦》的取材特点的看法对它所作的一种划分。鲁迅在他的学术论著《中国小说史略》中，主要根据作品取材的不同，将我国古代小说分为“讲史”(即今之所谓历史小说)、“神魔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狎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类，这是很有道理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作为历史小说，它选取的材料，应该是历史上的事件；它所描写的人物，应该是历史上的人物。当然，无论何种小说，作为人类生活反映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在人物形象的创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是容许虚构的，否则，作家就不可能写出动人的小说来，更不可能创作出作为伟大艺术珍品的小说来。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历史小说也不例外。但是，既是历史小说，它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一定是真实的，有历史根据的，人物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中心事件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小说。如果是政治历史上说，那就要求它写的主要人物，不仅是历史上的真人，而且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参加者，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或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它所写的事件，不仅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且是重大的政治斗争——或者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元末明初作家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这是人们公认的历史小说。它是以距作者罗贯中一千多年前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为题材的书中的主要人物，如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等，都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曹操等，还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或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三国演义》既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写了他们之间的军事斗争，但以后者为主。虽然当中所反映的这些斗争的细节描写，其中不免虚构成分，甚至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就其基本事实而言，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如袁曹官渡之战、曹吴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等，都是实例。正因为如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划归“讲史”一类。根据同样的理由，鲁迅认为《水浒传》也是“讲史”。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到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国号大顺。后来，明朝驻守在山海关一带抵御清兵的总司令吴三桂投降清廷，并率部攻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李自成兵败九宫山，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作家姚雪垠广泛搜集、阅读了大量有关李自成起义的史料，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运用他的艺术才能将这一事件化成了小说《李自成》。作家写的是距今三百多年前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历史根据，所以人们称《李自成》为历史小说。《红楼梦》呢?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中，无论人们对它的看法怎样分歧，评价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贾宝玉、林黛玉是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书中的一个中心情节，一条主要线索。既然如此，那么，如果要论定《红楼梦》是历史小说，那就必须证明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历史上那个朝代确实存在过的人；如果要论定《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那就还得证明贾宝玉、林黛玉是历史上那个朝代某次重大政治斗争的参加者，在历史上发生过何种影响或起过何种重大作用。此外，还要指明书中描写的主要事件，是历史上那个朝代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不过，这样的事情老早就有人干过了，那就是旧“红学家”中的索隐派!他们当中，有些人说，《红楼梦》写的是康熙的大臣明珠家里的事，贾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有些人说，《红楼梦》写的是福临和董小宛的故事，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是福临和董小宛；有些人说，《红楼梦》暗中有反满思想，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并且说林黛玉薛宝钗等就是朱彝尊高士奇等人。但所有这些，不是早就为有见地的评论家指斥为荒唐无稽吗?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述说法可以成立，那也不能证明《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而只能是社会政治小说，正如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失败不久，如果当时有个作家以此为题材，也写了一部名为《李自成》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称之为历史小说一样。因为历史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今天对明天来说是历史，犹昨天之对今天然。曹雪芹所处的清朝庸熙、雍正、乾隆三代，这三代所活动的重要人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历史，是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但对曹雪芹本人来说，则是当代，是当代人物，是当代事件。可是，我们有些研究者、评论者比这些老“索隐派”走得还远，硬说《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这真是从何说起!

《红楼梦》到底取材于历史还是取材于现实，作者在第一回借空空道人和石头的一段对话作了明确的交代：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纩?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些话，说得多么清楚、明确啊!曹雪芹写的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是他认识、体会、惑受最深的事情，一句话，作者取材于现实而不是历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在说明《红楼梦》的取材和写法时，据根戚本引过上述那段话后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鲁迅全集》第八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九六页)，肯定了曹雪芹说他取材于现实的说法。

也许有同志会说，按你这样说，那《红楼梦》写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是作者的自传了。这是一种误解。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思想是很细密的，他大概估计到了后人会作这样的猜测，所以就在《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开头，作了一个重要说明：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①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这些话，又是说得多么清楚、明确啊!“真事隐去”了，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读者，书中刻划的人物形象和描写的故事情节，不是真人真事吗?既不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不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经过高度的艺术概括和加工提炼所创造出来的。前面引用的一段，主要谈的是取材现实生活的问题；上面引用的一段，主要谈的是艺术方法的问题。两段文章，各有侧重，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是整的意思：《红楼梦》是作家曹雪芹根据地他所经历、所了解、所熟悉的生活，运用概括、集中、夸张等艺术方法所创造出来的、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它归入“人情小说”一类，是很有道理的。也许又有同志会说：这两段话不足为据，因为这是作者故弄玄虚，是作者的狡狯之笔。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看看书中所描的事件吧!《红楼梦》全书所写的，主要是荣宁二府的家庭生活以及其它有关的社会生活，诸如男女恋爱，主仆生活，晨昏定省，贺吊往还，祝寿做生，送往迎来，争风吃醋，勾心斗角，饮酒赋诗，品笛赏月，等等，这是什么历史事件，又是什么政治斗争呢?写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几回，象“试才题对额”，主要写贾宝玉的才华和贾政的专制；“林黛玉俏语娇音”，“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慧紫鹃情辞试莽玉”等，是写宝玉与黛玉之间坚贞、纯洁的爱情，这哪里是什么历史事件，又哪里是什么政治斗争呢?凤姐是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着重写她的几回，如“毒没相思局”、“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等等，是写她的狠毒、才干、贪婪和放泼，这哪里是什么历史事件，又哪里是什么政治斗争呢?第四回，写贾雨村依靠贾王二府之力起复到应天府做官，徇情枉法，包庇打死了冯渊的薛蟠，这该算是书中政治色彩最强的地方之一了。政治历史小说论者，也往往引此回作为他们立论的根据。但是，只要我们仔细阅读这回，实事求是地分析这回，就会发现这回写的，只是贪赃的官吏投靠“最有权势的极富贵的大乡绅”，“胡乱断了此案”；作者描写的，是当时的残酷的现实，揭露的是当时封建政治的黑暗，根本不能牵强附会认为是什么历史事件，是什么政治斗争。

从《红楼梦》所刻划的人物形象和所描写的生活事件出发，是找不到证明它是“政治历史小说”的根据的，所以有的同志就创造了一种“政治背景说”，企图用曹雪芹取材的政治背景来证明《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比如刘梦溪同志是这样说的：《红楼梦》是一部用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封建社会重大主题的政治历史小说。它所选取的题材的直接政治背景，是清中叶围绕康熙、雍正的政权交替过程统治阶级内部开展的尖锐斗争。(《文艺论丛》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清康熙、雍正政权交替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是否有尖锐的斗争?有。曹雪芹是否生活在康熙、雍正政交替过程中的尖锐斗争里?是的。曹雪芹生于康熙晚年，中经雍正，在乾隆时代去世，是处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漩涡里。但是，这和《红楼梦》的取材有什么必然联系?又怎么能进一步推断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呢?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不仅《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而且很多以至所有在旧中国创作出来的、思想内容地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小说，就都是政治历史小说了。因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无时无刻、无处无地不存在矛盾。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哪一天停止过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激烈或平缓、或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呢?如果有谁说产生于尖锐、激烈政治斗争环境中的《子夜》、《家》、《春》、《秋》是政治历史小说，恐怕茅盾同志和巴金同志要瞠目结舌了。曹雪芹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感人的叛逆形象。贾宝玉、林黛玉是当时的先进�2�3?物，具有新思想的萌芽。他们鄙薄功名利禄，反对封建礼教，热爱平等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他们为社会所不容。他们同以贾政、贾母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由于势孤力单，最后一个被迫出家，一个含恨而死。作者以他生动的艺术描写令人信服地表明，封建统治者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那样的虚伪反动，那样的腐朽、衰败，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是《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是它所提供的认识价值，而这是任何一部历史书也不能提供的。曹雪芹能做到这点，已经是他很了不起的贡献。

『伍』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作者简介

刘泽华是目前国内著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选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10余个研究会理事。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士人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陆』 历史上锦衣卫朱七是谁

历史上没有这个人，朱七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里的一个角色。

历史上嘉靖年间姓朱的锦衣卫大概指的是成国公朱希忠的弟弟朱希孝，不过嘉靖年间的锦衣卫各种吊打宦官，并不会出现电视剧里锦衣卫听太监调遣的情况。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是由张黎执导，陈宝国、黄志忠、王庆祥、倪大红等主演的历史题材电视剧。

本剧讲述的是嘉靖与海瑞的故事。

嘉靖三十九年，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奸臣严嵩党羽密布、权倾朝野，清官海瑞不惧强权，敢于向腐朽封建的皇权发起挑战。

皇帝朱厚熜刚愎自用、练道修玄二十载，以一己之私始终把控着大明朝的军政、经济大权。

该剧于2007年1月8日在湖南卫视首播，2017年2月13日于优酷视频网络独播。

(6)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去世了扩展阅读

《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是由小说《大明王朝1566》改编成电视剧而来。

《大明王朝1566》是2007年01月0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和平。该书用一出出可歌可泣的好戏，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儒道互补的运作规律。

一、作者介绍

刘和平，祖籍湖南邵东，长于湖南衡阳，五十年代生，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

幼辍学，从父读书。编有《甲申祭》、《雍正王朝》、《沧海百年》等剧作。好从字里行间读史，蒙聘为南开大学兼职历史教授。

二、《大明王朝1566》内容简介

该作品以“扳倒严嵩”为主要线索。

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空前尖锐的矛盾斗争——从朝廷到各级官府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杀；从官场到商场波谲云诡的尔虞我诈；国与家的休戚与共；敌和友关系的错综变化……

嘉靖、海瑞、严嵩、严世蕃、徐阶、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李时珍等诸多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从如烟的历史迷雾中清晰而现。

三、对《大明王朝1566》的评价

1、《大明王朝1566》是高品位文化之作，故事新颖，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在许多情节、多种场景的往复切换中，表现出作者的大器局，胸有丘壑。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冯尔康

2、本书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

3、历史感，有新鲜感，有力度，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作。

——《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刑贲思

4、本书对宦官的描写真绝！将“王权主义”写到他们骨头里去了。

书中有两个最具命运感的人物，一个是海瑞，一个是嘉靖帝，他们在命运的催化下复活。

作品用一出出可歌可泣的好戏，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儒道互补的运作规律。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泽华

『柒』 刘泽华的主要论著目录

1．《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2．《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三联书店 1987年
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主编并主要作者
4.《中国传统政治思维》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11年 主编并主要作者
5.《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
6，《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与汪茂和、王兰仲合著
7．《士人与社会》（先秦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与刘洪涛合著
8、《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与孙立群、马亮宽合著
9、《中国的王权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10、《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共著 本人为主持人与撰稿人之一
12．《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变法史 求实出版社 1988年 与李瑞兰合作
13.《风云篇》(《中华文化集粹》丛书之一)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
14.《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主编
15.《天津文化概况》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主编 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 《天津社会科学》 1989.2期 与葛荃 刘刚合作
2. 清官问题评议 《红旗》 1980.20期 与王连升合作
3. 论先秦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 《中国文化集刊》1984年第一辑
4. 论庄子人性自然说与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中国哲学》 1984.11辑
5.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 《天津社会科学》 1985.5期
6. 论儒家文化的人 《社会科学战线》1988.1期 与葛荃合作
7. 道、王与孔子和儒生 《天津社会科学》 1987.6期 与葛荃合作
8. 先秦理论初探 《中国文化集刊》 1986第四辑
9. 战国百家争鸣与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 《学术月刊》1986.12期
10.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文史知识》 1982.2期
11. 先秦法家立法原则初探 《天津社会科学》 1983.1期
12. 先秦法家关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南开学报》1984.5期
13. 论先秦民的反抗斗争和统治者对民的理论 《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 第四期
14. 战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 《南开学报》 1986.4期
15. 战国传统人文思想中的王权主义 《光明日报》 1986.8.4.
16. 由”学在官府”到”私家之学” 《文史知识》1982.6期
17. 论慎到的势法术思想 《文史哲》 1983.1期
18. 论《商君书》的耕战与法治思想 《山东师大学报》 1983.4期
19. 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南开学报》 1982.1期 与王连升合作
20. 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与葛荃合作
21. 知识分子与政治__与刘泽华教授一席谈 《南开研究生论坛》 1988.1期
22. 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 《天津日报》 1988.6.29.
23. 论处于政治与思想文化复杂关系中的士人 《南开学报》 1989.2期
24. 思想自由与争鸣__战国百家争鸣的启示 《开发时代》 1989.4期
25. 不宜从儒学中刻意追求现代意识 《文汇报》 1990年2月13日
26. 论理学的圣人无我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 《复旦学报》 1990 3期 与李冬君合作
27. 论儒家的理想国 《天津社会科学》 1990 4期
28. 儒家的重民非民主 《书林》 1991 2期
29. 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 《天津社会科学》 1991 3期
30. 孔颍达的道论与治道 《孔子研究》 1991 3期 与张分田合作
31. 论贞观时期君臣的民本思想 《南开学报》 1991 3期 与张分田作
32. 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 《天津社会科学》 1991 4期
33. 崇圣、忠君与屈原政治人格的悲剧性 《学术信息》19991年9月试第35期
34. 汉代《五经》崇解与思维方式 《社会科学战线》1993.1期
35. 《纬书》天人合一的政治观念 《文史哲》1993.1期
36. 论王弼的政治哲学 《南开学报》 1993.1期
37. 论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学术研究》1993.2期 与侯东阳合作
38. 论由崇圣观念向自由、平等观念的转变 《天津社会科学》 1993.4期
39. 知识要在市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关于知识贬值问题的思考 《理论与现代化》 1993.4期 与史继平合作
40. 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东方文化》 1994年第二期
41. 秦始皇神圣至上的皇帝观念:先秦政治文化的集成 《天津社会科学》 1994.6期
42. 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 《中国史论集》 1994年
43. 学会作公民 《中国研究》 1995.1.(4月号)
44. 近代社团政党与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 《中国研究》 1995.5期(8月号) 与刘健清合作
45. 论汉代独尊儒术与思想多元的变态发展 《秦汉文化和华夏传统》 1993年
46. 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 《天津社会科学》 1996.4期
47.士大夫的混合性格与学理的非一贯性 《中国研究》 1996年6期(7月号)
48.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 《天津社会科学》1998第3期
49.王、圣相当二分与合而为—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之一 《天津社会科学》 1998.5期
50.传统士人的二重品性与思想文化特点 《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6期 1998年
51.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 《东方文化》 1998年第二期
52.君尊臣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框架
——析韩愈、柳宗元的表奏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1999年。
53．论中国古代的亦主义奴社会人格 《南开学报》 1999年第五期。
54、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 《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5．礼学与等级人学 《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与刘丰合作。
56、中国近代史要再认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1. 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 《南开大学学报》 1978.2期
2. 战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的历史上的作用 《中国史研究》 1981.4期 与王连升合作
3. 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 《北京师院学报》 1982.3期
4. 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题 《南开史学》 1984.1期
5. 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 《学术月刊》 1984.2期
6. 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 《历史研究》 1986.6期
7. 战国大夫辨析 《史学集刊》 1987.1期
8. 战国时期的”士” 《历史研究》 1987.4期
9. 先秦时期的士 《文史知识》 1987.12期
10. 论古代中国社会的贪污 《天津社会科学》 1988.3期 与王兰仲合作
11. 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历史研究》 1979.2期 与王连升合作
12. 论刘邦—兼论历史的必然性与 然性 《南开大学学报》 1979.2期 与王连升合作 1．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 《教学与研究》 1979.2期 与王连升合作
2．历史认识论纲 《文史哲》 1986.5期 与张国刚合作
3．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 《世界历史》 1986.12期 与张国刚合作
4．历史研究中的考实认识 《文史哲》 1989.1期 与叶振华合作
5．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命运 《求是》 1989.2期
6．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认识 《红旗》 1988.11期 与乔治忠合作
7．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 《历史研究》 1978.8期
8．史学危机与历史的再认识 《书林》 1986.2期
9．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 《书林》 1986.8期
10．史家面前无定论 《书林》 1989.2期
11．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园地 《书林》 1988.2期
12．史学发展蠡测 《光明日报》 1988.4.20.
13．繁荣学术必须发扬文化民主 《光明日报》 1979.1.21.

『捌』 刘泽华还在南开大学吗

在啊！不过我是文博专业的没有他的课，不知道他还带不带本科生

『玖』 中国通史教程第2卷

第一卷05年底已经出了，第三卷随后也出了，可第二卷呢
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教材

南方周末 2006-01-19 15:47:00

编者按

《中国通史教程》
姜义华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牞38元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中国通史教程》，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这套教材没有套用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固有特征，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划分。这成为这套历史教材的诸多“特色”之一。征得教材主编姜义华教授的同意，我们节选了由他撰写的教材前言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姜义华

●姜义华
1939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鉴于我国高等学校所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编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中国历史教学质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决定组织编撰中国通史新教材。当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发出通知，确定了本书主编及各分卷主编人选，并商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卷）出版。稍后，该司又确定由张岂之教授负责，另编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希望两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学校选择使用。现在，十年已过去，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们这部却迟迟未能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着手编撰后，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写成一部真正具有新义的中国通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问题仍待深入研究。
通贯本书的“一贯之道”
众多前贤一再说得很清楚，通史的灵魂就在于“通”，除去贯通古今的“纵通”之外，还有汇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众多层面的“横通”。先前广泛使用的中国通史著作，将“纵通”与“横通”提纲挈领地融而为一者，多用所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进化发展内在法则”。然而，究竟何者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今天的中国人经由漫长岁月的种族混合、人口迁徙、社会变迁演进而成，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体态特征、社会文化秉性。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精神，在历史变迁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尤其值得注意。中国人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汉族是现今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与贬低蒙、藏、维、回、满、壮等其他众多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就汉族而言，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融合了众多部族、民族。自远古时代以来，生息在东亚大陆的各个族群彼此间建立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血缘的广泛联系，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共同开发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黑龙江到珠江的广大河山，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因此，本书努力将构成现今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共同作为中国发展的主体，考察悠久辉煌的中国历史如何由他们共同创造。
其二，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今中国，在历史上本是若干分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性、区域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由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发展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全国性联系。“天下大势”虽然被说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宰割，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此，本书将中国的国家联系、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其三，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包含中华物质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中华制度文明，包含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贡献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农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与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业文明，包含按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形成的早期华夏文明、汉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现代中华文明等。考察中华文明，不仅要考察人们物质的及精神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考察人们各层面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而且要考察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立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还有各种习俗、秩序，以及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先前，人们很少关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由此，也很少关注现实生活的生产。本书力求据此全过程、立体化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国的世界性联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渗透，从而共生共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乃至多向的长时段的曲折运动。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联系是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而开始的牷但是，此前具有始发性与原创性的几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也是面对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创建的世界联系，既勇于开放又坚持自强不息地实现着自身创造性转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动着既朝着全球化方向前进，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广阔的多元发展空间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本书又一重点。我们深知，一部通史教材，无论篇幅多大，所能说明的问题总是非常有限的。它代替不了各种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各种各样的地方史志和人物传记。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基本线索或称“一贯之道”，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思考框架，一种认识方法。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划分方法，大体以中央王朝的盛衰兴替为标志，形成所谓“王朝体系”。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阶段的划分，或分成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阶段。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历史分期在不少学者那里转变成以社会经济形态更迭为依据。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究竟存在过哪些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其社会经济形态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体一些，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推进，是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地域。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不是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由地主—佃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从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结论。关于基本前提的意见已极难统一，历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执一说。仅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而论，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新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不同的主张，时间先后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说都振振有词。而所有这些主张，其实几乎都是据中央王朝情况立论，忽视了今日中国版图内中央王朝以外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于中央王朝内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也缺乏足够的估计。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资料发掘及资料诠释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当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本身还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没有采用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没有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也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由于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上，特别是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上，便以由这四个方面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
以此，本书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古代文明与文化孕育与萌芽阶段。时间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在今日中国版图内广袤大地上，由血缘性原始群团、氏族、部落逐步组合成一批较大的族群，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由于石制工具的进步，他们由采集与渔猎经济发展到开始农耕与游牧，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第二，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时间从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扩大而频繁，使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牷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名义上拥戴一个共主，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成统一国家。农耕经济范围扩大，北方游牧经济、西南山林农业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第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也是今日中国版图内尚未纳入上述统一国家治内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邦国获得显著发展时期。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秦汉王朝的疆域西部已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部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南达到云贵高原及缅甸，南部达到了越南中部，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体此时已大体确定，也就是说，地域的中国的主体这时已经形成。就族类的中国而言，这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已经形成，原戎、蛮、狄、夷诸族这时也发展为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中国而言，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与协调体制的建立，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也逐步确立。
以上三个历史时期，为本书撰述的第一卷。（编者注：本卷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
第四，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时间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一段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终于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业文明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中华文明光芒四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二卷。（编者注：本卷由武汉大学冻国栋教授主编）
第五，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时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牷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中国与欧陆文明的关系，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三卷。（编者注：本卷由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主编）
第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国家形态终于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体制，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仍在进行之中，无论在时间范围内还是在空间范围内，距离转变的完成还很遥远。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四卷。（编者注：本卷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主编）
第七，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经由众多曲折和全国范围的反复试验，寻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全方位转型。时间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凭借质的升华而重振雄风，生机蓬勃地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林。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五卷。（编者注：本卷由姜义华教授主编）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表明，历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冲突、混合、同化、重构，都非常有力地打破了中国今日版图内原先居民血缘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闭性，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华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国家与中华文明作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贡献，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许多战争、征服与屠戮，仍无损于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还在于它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了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文明的创造，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建。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经常都是在阶级对立的关系中进行。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如此，制度生产也是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不免要烙上阶级冲突的烙印。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中国历史发展诸阶段又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以后，人类历史方才开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区域史而真正成为世界史。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和外部世界发生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包含和平的交往与非和平的冲突，中国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中吸取了养料，也对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先是被动地，后来则是主动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国牷同样，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又不能不了解世界。以上就是我们综合族类形态的中国、国家形态的中国、文明形态的中国、世界联系中的中国这四个方面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所作出的阶段划分。
（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1.3万字，限于篇幅，本报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一节“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其他地方也有删节，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拾』 刘泽华的介绍

刘泽华，男，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现任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10余个研究会理事，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