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出生
1. 季羡林先生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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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8~2009.7)季羡林,男,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终身教授。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曾撰文三辞桂冠。2012年 8月2日,季羡林先生纪念园奠基仪式在泰安长安园举行。中文名:季羡林国籍:中国出生地:山东临清出生日期:1911年8月6日逝世日期:2009年7月11日职业: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毕业院校:清华大学代表作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牛棚杂忆》等
2. 季镇淮的人物简介
季镇淮( 1913-1997),字子韦,一名正怀,字来之。江苏淮安人。民盟成员。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文学评论家。1941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清华大学助教、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盟中央第二届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全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闻朱年谱》、《司马迁》、《来之文录》,评论《韩愈论》、《近代散文的发展》、《王国维古史新征讲义跋》,主编《中国文学史》等。
季镇淮,江苏淮安季桥乡人。1913年6月26日出生,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后,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从事中国文学研究;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革”结束以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至1986年离休。1997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为其导师。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调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任。1945年加入民盟,195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等。 为照顾战区学生,尽管甄别考试已过期,临时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仍特许季镇淮以山东大学学生名义借读。当时临时大学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文系并无学生,全系仅一名借读生。不出三月,战火蔓延,学校南迁。季镇淮报名参加了湘、黔、滇徒步旅行团,在闻一多等先生的带领下,长途跋涉3500多里,抵达昆明。通过转学考试后,季镇淮正式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本科生,主持考试的是系主任朱自清。作为影响最深的导师之一,朱先生得到季镇淮终身的爱戴与崇仰。季镇淮在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家庭在经济上已无任何接济,只有靠学校每月为数不多的贷金生活。当时的昆明,生活费用很高,他偶尔在报纸刊物上写点文章,稿费也很有限。有时在发贷学金的那一天,在街上买几块糖烧饼吃,就是难得的享受。但他仍然挤出钱来买上几本心爱的书籍。大学三年级,《中央日报》昆明版发表了季镇淮的《(老子)文法初探》,该文运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一书中的比较语言学方法考证了《老子》 ,得出《老子》和《论语》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应成书于战国晚年齐鲁人之手的结论,与历代相传的老子是东周楚国人的成说不同,从语言学角度推测,充满新意,大得罗常培教授赞赏,显示出一位勤学多思的青年学者敏锐求新的学术活力。
1941年,季镇淮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私立五华中学教员,深受学生欢迎。1941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研究所,闻一多先生担任文学部主任。这年秋后,季镇淮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读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只有两人,另一位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古史专家、现代文学专家王瑶先生。按照当时规定,研究生的学习期限为二年,而季镇淮却为三年,这是闻先生向梅校长提出的:季镇淮一面做研究生,一面担任“半时助教”工作,经济上可以得到一点补助。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写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亦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半时助教一职,以季君当之必胜所荷,爰为推荐。倘蒙裁可,仍希将聘书早日发下,以便转致,并分配工作,至为厚幸。”梅校长当日即处理,30日又有批示“照聘,月薪50元,校贴20元,政府半贴生活费按全发。”此后,1942年8月和1943年8月,闻先生又为季镇淮聘任助教及续聘事致信梅校长,使他得到安定的学术研究的条件。
闻先生对季镇淮的关怀、培养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更表现在学术研究上。《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中的《七十二》,是一篇考证文章,是先由季镇淮提出问题,写成初稿,然后再由闻一多先生增补材料,撰写成文的。后来由于季镇淮一再坚辞,这篇《七十二》最终由闻先生发表,收入《神话与诗》,没有署季、何两位先生的名。但是,闻先生加了那篇《附识》,对于季镇淮做出的成绩热情地表彰,不肯埋没他。 1946-1986年中,除1955-1957年奉高教部派遣,为捷克斯洛伐克查理大学东方历史语言系外籍讲师外,1952年院系调整前,季先生在清华大学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作为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私淑弟子,他整理两位先生的旧作,出版了《闻朱年谱》 ,对《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花费了大量精力,使人们对两位伟大学者的人品和文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教学和研究中,他更是身体力行,使他们的精神和治学方法能够传承下去。
总结两位恩师闻一多与朱自清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上的贡献,季先生以为其最终的事业即在著成完整通史,他多次提到闻、朱两位先生有意写作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于两位导师早逝,季先生自觉有责任代偿心愿,完成遗志。而其把握数千年中国文学的研究策略,同样得益于闻、朱二位老师。闻先生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便从杜诗人手,“由杜甫研究而扩及全唐诗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汉魏,直到古诗的源头《楚辞》 、 《诗经》 ”(《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朱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着眼于古代以来批评史上若干传统的概念的分析研究,弄清它们原来意义和在各个时代的变化”(《纪念佩弦师逝世30周年》)。以闻、朱二先师为楷模,季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采取了“重点突破”与“以点带面”相结合的可行办法。 1913年出生,江苏淮安人。
193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安中学。
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任其导师。
1944年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
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52年调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任。
1945年加入民盟。
1950年代,出版了被誉为“大家小书”的评传体著作《司马迁》。
195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等。
1960年代初,与游国恩等主编了著名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负责明清诗文及近代文学部分。
“文革”结束以后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至1986年离休。
主编。
1997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季镇淮教授是著名的文学史家,1946-1986年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79-1984年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早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曾就教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更是闻一多先生得意的及门弟子。季先生秉承闻朱遗风,发扬旧时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高等教育和文学研究事业。他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学严谨,学风正派,追求科学。在学术上默默地耕耘,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从不追逐时髦和轰动效应,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成果。
他曾作为主编之一,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 ,该书曾在198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对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建设起到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先生主编了《近代诗选》、《历代诗歌选》,并担任《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文学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编委和近代文学分支主编,还著有《司马迁》、《闻朱年谱》、《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等著作。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他选取了处于两端及中间部位的秦汉、唐朝、近代为主攻方向,又在其中择出足以代表此一时代文学成就、有承前启后之功的司马迁、韩愈与龚自珍用力考究。以作家研究为基础,辐射开去,理清各个阶段的的理论与方法脉络;再上下勾连,左右旁通,贯穿全史。
他有一首仿龚自珍《三别好诗》的自作的绝句:昌黎文集定庵诗,汉史诤诤血泪词。吾亦自有三别好,江河万古令人思。然而,季先生用功处虽在个别作家,着眼点却在整部文学史,考论三家不过是其赖以构建全史的一方基地或重要支柱。 对于文学史写作,季先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意见。他曾借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说法,加以概括、发挥。所谓“义理”,即正确、合适的理论与方法;“考据”,即充足的资料;“辞章”,即文字好读。三者之中,最别致的是对文章的看重。学术论文讲究材料充实,之有据,却很容易导向行文枯燥,非有专业兴趣,不能卒读。而季先生根深蒂固的好文习性,是他把各类文体一律作为艺术品对待,自觉地当作古人所说的“文章”来写。他作《司马迁》一书,对相关史料虽竭泽而渔,落笔时却化繁为简,将大量考证压在纸背或移入注释,引文力求简练,因而出语可信而又文脉畅通。季先生将这一道工序看作是文学史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此前所有的努力都要靠它最终实现。为完成这部理想的文学史,季先生作了长期的积累与准备,直到病重期间,仍然不忘《中国文学史》的修改。
巴蜀书社约请季先生为“学者自传”丛书撰稿,他始终不为所动,而专心致志地著作文学史。季先生说过:“讲几条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容易,真正深入进去很难。所以,要知人论世,作出恰当的评价,得出切实的结论,就要进行长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悠久,一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只有一代两代人接续不断地做下去,才能写出理想的、有影响的文学史。鲁迅、闻一多二位先生未竟的事业,我们后来者有责任代完其志。……文学史研究正如大海一样是无尽的,我要终身追索下去。” 50年代,《司马迁》一书就已完成,“文革”中,他又看起了英文原版的天文学著作,原因是他对《史记》中的《天官书》还有不解之处。龚自珍《咏史》中的“金粉东南十五州”究竟何指?这个小问题,困扰过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很多人的著作中,均因不明词语来源,将“东南十五州”注为“泛指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的富庶地区”或“泛指江南地区”。广大读者因此难得确解,常生疑问。季先生也久久寻求这个问题的出处,为此请教过冯沅君、吴晗、段熙仲先生,均不得其解。1994年,季先生重读《资治通鉴》,终于在胡三省注中,为这个苦苦追寻了四十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确切的答案。他的每篇文章都是言必有据,言之有物,从不作泛泛之谈,常从考据一个字,一个习语人手,有时是正确的,或自圆其说,有时费很多功夫,却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设想。所以为文审慎、谨严、苛刻,不轻易发表文章。他每写出一文,都要经过反复的思考,不断补充、修改、提炼,直到觉得比较成熟时才脱手。他从不想引起什么轰动,只是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探求真理,奉献给世人一点实实在在的、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文章无论长短,也无论关于古人或今人,在我都是用力作的;每写成一篇,即使只有千把字,也是一次战斗的结果”。
在学术研究上,季先生从来不愿偷工减料走捷径。《韩愈》书稿,“文革”前即已完成,因遭遇十年动乱,未能及时出版。1983年,齐鲁书社向季先生征稿,虽然学生夏晓虹力劝,季先生始终不肯脱手。他以杜甫“毫发无遗憾”的警语自求,感觉原稿有多处需要补充加工,以旧的面目示人便对不起读者。在哮喘病频犯,白内障日重,借书、读书已越发困难的情况下,对《韩愈》一书的修改仍时断时续艰难地进行。对全书的总体结构,他有意作较大调整,把韩愈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考察、论述。这需要重读大量的资料,对于一个年迈体衰的人,该具有怎样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的决定!季先生果然从《全唐文》读起,从头开始。韩愈生平中的大事小节,他都逐一考证,不轻易放过。虽然直到临终,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但他的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来者。
季先生不仅治学非常严谨、细致,而且非常谦虚,对前辈、同辈、后辈学者都非常尊重。他的文集请弟子作序;江苏师范学院的钱仲联先生长于笺注之学,注韩愈、陆游、黄遵宪,是著作等身的大家。季先生对钱先生很佩服,经常在学生面前盛赞钱先生的学问,可以说达到了倾倒的程度。他不仅将钱先生聘为《中国大网络全书》近代文学分支的顾问,而且特别将条目定稿会议会址安排到钱先生的家门口,江苏师院旁边的东吴饭店。 多年来季先生在读书、教书、研究之余,创作了很多诗歌。初中时在淮安同乡会的刊物上,他曾发表关于描写灾民逃荒情景的七言绝句五首,引起有些老师的注意。高中作文课上,他做的《农民叹》三首,老师何绍春称赞有古歌谣意味。大学期间,罗庸先生认为,季诗“诸作俱见性情,兼富意境,惟时有浅弱之句,多读自有进益”。以后兼修朱自清先生的宋诗课,“从此有宋诗的影响,诗作风格的变化也好似宋诗的作法”。从中学开始直到90年代初,近70年季先生保持了写诗的习惯,这些诗既是他生活工作的纪实,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变革的历程。在研究工作中,他曾主编《近代诗选》,对晚清诗人大多做过专题研究,结合自己的创作,对新诗的现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
“新诗走错了路,与晚清’诗界革命‘接不上头,当然他们不能成功。新诗歌还得走回头路。”“旧诗没有前途,……如今旧体诗大行是表面现象……因为还未找到出路。这个出路,晚清大家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已开始在找,……到’五四时代‘,兴起了白话诗,旧体诗未亡,但出路无人找了……看来要打破旧体诗与白话诗的界线,找到新的出路,明确方向与方法,闯出新路来……接着梁启超’旧风格含新意境‘讲下去,似可以得出新的结论。”“……今日的律诗,只押韵可以放宽,平仄仍需讲求,对仗为主要特征,更不可不用力完成。”“欲求新,须在内容上抓住感兴,寓形式格律于浑然一体之中。”“……语言随时代变化而益丰富,作诗取其所需,以调协为主。”“诗不叙事无史之作用,诗即取消其本职,成为文人消遣之工具,所以身价跌落矣。……亦可以论史的作用,不是议论,而是’著议‘……就是提出问题,发人深思、研究,其背后有历史。近代诗起变化,始于龚自珍,至鲁迅而达于高度新发展。毛主席的诗词是划时代的大发展”。“我想象的新体诗,是解放的,能表现新世界的,构词不分白话文言。它是从古典诗来的,而有现代诗的色彩。民间歌谣,元明戏曲和弹词的形式都仍采用,要能叙事和著议,容纳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新文化。不一定是长诗,短篇的也可以作。散文化不免,但也不一定散文化。总之由内容决定。”

3. 季羡林的简介 20~30字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享年98岁),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国学大师。他精通12国语言。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3)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出生扩展阅读: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
4.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羡林先生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4)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出生扩展阅读
季羡林支持聊城大学的发展,曾经几次来聊城大学,并欣然受聘任名誉校长,与家乡的这所大学留下了难分难舍之情。
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建立的第二年,季羡林应邀来学院参加新生开学典礼,举办了《从比较文学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并成为聊城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
1982年10月10日,受聘任该校名誉院长,还热情洋溢地挥笔写下了“鲁西最高学府,山东璀璨明珠”、“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题词。1999年建校二十五周年,又应邀题写了聊师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并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活动。
教育部批准聊城大学更名后,他又为学校题写了“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的贺词。
2002年9月26日,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代表北大和季羡林先生专程到校参加仪式,并带来了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榻上写的《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的发言》,他代表季羡林接受了名誉校长的聘书。
5. 李羡林简介
季羡林(1911~ )东方学学者,印度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散文家。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德、法语言及文学。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历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多年致力于东方学,特别是印度学的研究、开拓工作,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等。
在语言学领域,季羡林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包括阿育王碑铭用语、巴利语、俗语和混合梵语)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和吐火罗语的语义研究均有开创意义;在文学方面,他直接从梵文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等印度古典名著,还从巴利文、英文和德文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散文作品有《季羡林散文集》等。
6. 季羡林的身世和作品
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网络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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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邢其毅是谁,简介有嘛
邢其毅邢其毅,著名有机化学家,教育家。原籍是贵州省贵阳市,1911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有机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庄长恭教授领导下进行生物碱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华中军医大学教授,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一简便测定不饱和脂肪酸的方法和云南抗疟植物的研究。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农化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11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原籍贵州省贵阳市)。 1933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 1933-1936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6-1937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维兰德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1937-1941年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44-1946年在新四军华中军医大学任教。 1946-1949年在北京大学农化系和化学系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0-195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主任。 1952-200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2年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1962年被聘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78年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至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并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青年化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4年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届专业组顾问。 1986年当选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理事。 2002年11月4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
8. 季羡林生平简介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 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9. 殷国光的介绍
殷国光,1946年出生,江苏扬州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9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胡明扬教授,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主编、《语言科学》《中国文字研究》等刊物编委、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10. 一点文学常识,一点阅读理解:)
卢晓蓉
卢晓蓉,1946年出生,重庆人。1965年高中毕业下乡,历时十三载。1978年考适应症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专业,1982年本科毕业。曾在大学任教,后“下海”,参与多家企业的创办和担负高层管理工作。现任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员。香港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好象就是她,你可以把两个名字一起打到网络里搜一下
卢晓蓉--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卢国维之女)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婿) 程治平--香港凤凰卫视主播和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之子) 何冀平--北京人艺编剧,后移居香港从事电影创作...
她的先生就是那个严家炎啊
严家炎
笔名严謇、稼兮,男,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 1958-1960: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1960-1978: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1978-1984: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984--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间,1984-1989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84-199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1986-1997年任全国丁玲研究会会长;1988年至今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89年至今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997年至今任全国丁玲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想这篇文章就是在赞扬他先生这种爱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谦虚好学的品德吧
个人意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