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为水浒传作序
⑴ 谁知道《水浒传》书名的典故急！！！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绔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郎，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宋哲宗时，东京有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名叫高俅，他踢得一脚好球，被哲宗弟弟端王看中，成了端王的亲信。后来端王当了皇帝，这就是徽宗，不到半年，就把高俅提升为殿帅府太尉。高俅上任的第一天，就整治因病未到的教头王进，逼得王进带着母亲逃离东京。王进来到华阴史家村，被史进收留，拜为师父。后因高俅追捕得紧，王进只好告别史进投奔延安府。王进去后，史进与少华山的头领结交为友，华阴知县知道此事后，诬陷史进私通草寇，派兵烧了史家庄。 史进只得离开华阴，去寻王进。途经渭州，结识了渭州经略府提辖鲁达，二人来到酒楼饮酒。饮酒正酣，忽然隔壁传来啼哭声。鲁达顿生性鲁莽而又素好行侠仗义，叫酒保将啼哭之人带来。金氏父女被带到，女儿哭着说：因到渭州投亲无着，状元桥肉铺的郑屠乘人之危，要强娶小女为妾，今被赶出，那郑屠反要我父女给他银钱。鲁达听后大怒，决心惩治郑屠。次日早上，鲁达送走金氏父女，来到状元桥肉铺，先叫郑屠亲自操刀切肉，戏弄这恶棍一番之后，三拳结果了他的性命。随即离了渭州。半月后由赵员外出面，把鲁达送往五台山当了和尚，法名智深。 后鲁智深离了五台山，在东京大相国寺管理菜园。一日，鲁智深在菜园习武，当众连根拔起垂杨树，被陪同夫人到岳庙进香的林冲瞧见，两人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正在高兴之际，丫环来报，说有人调戏夫人。林冲赶往岳庙，见是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只好忍气将他放了，告别鲁智深回家。 高衙内见林冲妻子美丽，一心要谋占林冲妻子。爪牙富安向高俅献计，骗林冲带宝刀入白虎堂，林冲被捉，以行刺罪发配沧州。高俅又派人买通公人，要他们在野猪林杀死林冲。幸有鲁智深暗中保护，林冲才得以幸免。到了沧州，高俅又派爪牙火烧草料场，欲置林冲于死地。忍无可忍的林冲，杀死了爪牙，要夜投奔梁山泊。 山寨首领王伦嫉妒林冲，要他下山打劫。林冲下山等了三天，才见有一人经地。此人乃青面兽杨志，林冲同他拼杀多时，未见胜负。王伦劝住二人，邀杨志上山。林冲入伙坐了第四把交椅，杨志不愿入伙，下山去了东京。 杨志在东京投靠无门，只好卖祖传宝刀，凑一点盘缠。泼皮牛二无理取闹，欲夺宝刀，被杨志杀死。杨志充军大名府留守司。留守蔡京女婿梁中书看中了杨志的武艺，要杨志护送价值10万贯钱的生辰冈到东京为蔡京祝寿。此事被赤发鬼刘唐打听到后，劝晁盖劫下这批不义之财，晁盖请智多星吴用想办法。吴用请来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公孙胜等7人，决定在黄泥岗劫取这批生辰冈。 杨志一行人来到黄泥岗，晁盖等扮作贩枣商人，趁杨志手下买酒喝的当口，投下了蒙汗药，将他们药昏，劫走了生辰冈。杨志醒来，发现生辰冈被劫，知道大祸临头，便去青州龙山做了强盗。 梁中书告知蔡京生辰冈被劫，蔡京下令济州府捉拿贼人。济州府尹派何涛负责此案，经查知是晁盖等人所为，何涛带人到郓城县捉拿晁盖。县中押司宋江是晁盖好友，闻讯后立即给晁盖报信。晁盖烧了自己的庄园。大败何涛，率领众人投奔梁山泊。 王伦存心刁难，不肯收留。林冲大怒，杀了王伦，推举晁盖为梁山泊首领。晁盖在挫败官军，稳住梁山泊之后，派刘唐带上书信、金银去答谢宋江。宋江退了金银，怍了书信。返回住处中途被阎婆拦住，将宋江强拉至家中，欲将女儿许配给宋江，以答谢他多年接济之恩。宋江不重女色，勉强在她家中留宿一夜，谁知书信被阎婆惜发现，她一口咬定宋江暗通梁山泊，要报官。宋江苦苦哀求无效，一气之下，杀了阎婆惜，逃回宋家村。知县差朱仝、雷横捉拿宋江，他们却有意将宋江放走，让宋江躲进了柴进庄上。宋江在那遇见了逃难到此的武松，二人拜为兄弟。 武松病愈，告别宋江去寻找哥哥武大郎。武松路过景阳岗时打死了猛虎，被阳谷知县任命为步兵都头。一日，武松在阳谷县城碰到了哥哥。武大郎非常高兴，将武松引回家中。嫂子潘金莲见武松相貌魁梧，顿生邪念，存心勾引，遭武松申斥。 不久，武松为知县押运财物去了东京。武松走后，潘金莲同开生药铺的本地一霸西门庆勾搭成奸，用药毒死了武大朗。武松回县得知此事，向知县告状不准，盛怒之下，去酒楼杀了西门庆，又杀了潘金莲，被判罪发配孟州。孟州小管营施恩厚待武松，求武松帮助夺回被蒋门神抢占去的快活林的店铺。武松酒醉后痛打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这蒋门神通过张团练买通张都临，诬陷武松偷盗宝物，判武松充军。武松被押上路，在飞云浦折断枷锁，杀死了想害他的4 个公人，折回孟州城，杀死了正在设宴庆贺除掉武松的蒋门神、张团练和张都临，逃出孟州。在十字坡孙二娘将他扮为行者，让他去二龙山投奔鲁智深。 武松又在白虎山孙家庄遇见了宋江，宋江是去投奔花荣的，二人结伴而行，在瑞龙镇分手，宋江去往清风寨。清风寨有两个知寨，正知寨刘高是个文官，他嫉恨副知寨花荣。宋江一到就被刘高捉住，说宋江私通清风山草寇，花荣也因此受牵连。清风山头领燕顺、王英等人闻讯后下山救了宋江、花荣，大家决定去投奔晁盖。快到梁山泊，石勇捎来宋江父亲假托病故要他回家的家书，宋江赶回，被官府捉住，刺配江州。在江州，宋江得到戴宗和李逵的照。但因酒醉在浔阳楼墙壁上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蔡京的儿子蔡九判处死刑。正准备行刑时，梁山泊英雄前来劫走了宋江。事后，29位英雄在江州白龙庙聚会，浩浩荡荡返回梁山泊，宋江在山寨中坐了第二把交椅。 上山不久，宋江接来老父，李逵也回家接母亲上山，行至途中，遇一李逵打劫，捉住之后，才知此人名叫李鬼，说他有90岁老母无人奉养，李逵送他10两银子，劝他改恶从善。后来李逵发觉上当，杀了李鬼，而李鬼的妻子却溜掉了。回到家中，母亲已双目失明，李逵哄母亲说：我做了官，接娘去享福。背着母亲上了路。一日，行至沂岭，李逵为母取水，回来后发现母亲被虎吃掉。李逵大怒，连杀了4 只老虎，被猎户迎进曹太公庄上。这时，逃来此处的李鬼妻子认出了李逵，曹太公等人正准备暗算李逵，幸亏梁山泊派来朱贵等人帮助，李逵才脱险回了山寨。 前来投梁山泊的杨雄、石秀、时迁被祝家庄酒店欺侮，双方打了起来，时迁被捉。为救时迁，晁盖、宋江发兵3 次攻打祝家庄，荡平了祝家庄，附近与祝家庄结盟的李家庄、扈家庄都投降了梁山泊。梁山泊威名远扬，四处好汉纷纷投奔。 不久，李逵下山来到柴进庄上，正遇上柴进收到叔父寄来的信，说高俅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殷天锡要夺占柴家的花园。于是柴进同李逵火速赶往高唐州，见花园已被夺去，李逵大闹高唐州，打死殷天锡。知府高廉点兵捉拿，柴进被擒，柴进叔父被抄家。李逵逃回山寨报信，晁盖令宋江率领22名头领攻打高唐州，杀了高廉，救了柴进。 朝廷派太尉高俅前往剿捕，高俅令呼延灼攻打梁山泊。呼延灼被宋江军队打得大败，逃往青州，又去为慕容知府攻打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的起义军效力。鲁智深聚合三山人马，往梁山泊求援。宋江率军与三山义军共同攻打青州，呼延灼投降，慕容知府被杀，三山头领一起投奔了梁山泊。 此后，少华山史进被官府捉住，宋江又带兵大闹华山，杀了太守。没过几天，凌州曾头市普家五虎拦截投奔梁山泊的好汉，并恶言中伤梁山泊。晁盖大怒，亲点5000人马攻打曾头市。在战斗中，晁盖被毒箭射中，回山寨身亡。宋江被推为山寨之主，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为报晁盖遇难之仇，宋江记起了北京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知他武艺超群，棍棒天下无双，想请他上山入伙，共报大仇。于是宋江派军师吴用去京都，扮作算命先生给卢俊义算命，说卢俊义百日之内必有身首异处之灾，将户俊义骗至梁山泊，被张顺擒拿上山。宋江劝卢俊义入伙，卢俊义不肯，两个月后，宋江送卢俊义下了山。 卢俊义离家后，管家李固与卢妻勾搭成奸，当卢华侨义回到家时，他们竟设下埋伏，将卢俊义捆送到梁中书处，梁中书判了卢俊义死刑。在行刑那天，梁山泊好汉石秀劫法场，救出卢俊义，但因单枪匹马，寡不敌众，二人被擒。为救卢俊义和石秀，宋江发兵攻打北京。梁中书向太师蔡京告急，蔡京采纳了关胜所献围魏救赵之坟，率领1500人马直攻梁山泊。宋江闻讯，退后回山，以计俘获关胜，击溃了官军。随即宋江任命关胜为先锋再次攻打北京城，战斗相持数月，直到次年元宵方攻破北京。梁中书从南门夺路而逃，卢俊义、石秀被救出。 不久，蔡京又派单廷桂、魏定国攻打梁山泊，皆被击溃。宋江与卢俊义一道领兵攻打曾头市，杀了曾家五虎，回山祭奠晁盖之灵。接着又乘胜攻破了东平、东昌二府，大军凯旋而归。此时，梁山泊大小头领正好108 位，合了当年洪太尉所放走的魔王之数。众人会聚忠义堂，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立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山寨兴旺之后，宋江有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打算，武松、李逵、鲁智深都坚决反对。到了年底，宋江要往东京去观赏明年元宵的灯火，柴进、李逵陪宋江到了东京。很偶然宋江进了李师师的府邸，徽宗皇帝也在场，正当宋江要向徽宗讨招安诏书的时候，李逵在外边打人放火，城内顿时大乱。宋江三人逃出，李逵单独行至荆门镇投宿时，听庄主刘太公说宋江抢了她女儿上山，李逵万分愤怒，跑回梁山泊，砍倒了杏黄旗，要拿宋江问罪。后来经过对证，乃是牛头山贼人冒名干的坏事。李逵负刑请罪，去牛头山杀了贼人，救回了刘太公的女儿。 梁山泊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徽宗派殿前太尉陈善保前往招安，李逵接过招安诏书，一把撕得粉碎。朝廷又派童贯攻打梁山泊。山寨十面埋伏，挫败了童贯的两次进攻。童贯逃回东京，高俅又调遣十节度兵力来攻梁山泊。宋江三败高俅，并将他活捉上山，以礼相待，要高俅转达渴望朝廷招安之意。高俅去后，宋江又派燕青去东京，燕青通过李师师求得徽宗下诏，没过几天，殿前太尉宿元景上山来宣读诏书，宋江领着众山好汉接受了招安，打着“顺天”“护国”旗帜，到东京接受徽宗检阅。 梁山泊义军接受招安后，正遇辽兵侵犯，宋江受诏破辽。于是大军北进，攻下檀州，夺回蓟州，智取霸州，占领幽州，兵围燕京，辽主请罪投降。宋江班师回国，遵照徽宗旨意，将所夺州县仍退还给了辽邦。 回到京师，徽宗下诏，令宋江去平定淮西王庆，随后又调去平定河北田虎和江南方腊。在平定方腊军的过程中，义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擒获了方腊，大功告成，但却阵亡72条好汉。回军途中，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坐化（和尚盘膝打坐安然而死），残废的武松不愿回京，就在这里出了家。离开杭州后，林冲瘫痪，杨雄、时迁、杨志病死，燕青又悄然离去。到了苏州，李俊、童威、童猛又离去。等到大军回京驻扎陈桥驿时，只剩下20余名头领。蔡京、童贯、高俅、杨戬4 大奸臣待宋江等封官之后，他们设计用水银害了卢俊义，用毒药掺入御酒药死了宋江和李逵。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在悲剧中结束了。
看过,但简介的话太长了.无奈就摘了一部分
⑵ 周汝昌的研究
其实刘心武在研究红楼梦时是受到了周汝昌先生的指导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周汝昌简历
周汝昌，1918年生，天津人。当代著名红学家。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毕业。曾历任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外文系讲师、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美国鲁斯(Luce)学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政府首批特殊津贴领受者。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一、红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位最具争议的学者。其实，周氏的性格和思想并不复杂。他的性格与思想，借用周一良先生的一句话，叫“毕竟一书生”——单一、平易、清澈，而且往往为时代风潮、环境所左右、掣肘。其产生争议之处在于他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他的学术观点与方法同样并不复杂，只不过他把两种性质相反的学术理念统一为一个整体，既展示了学问的高境界，又彰显了学问的工具化的可能性；既令人敬佩，又让人拒斥。如果作一个统计的话，人们将会发现，周氏所受到的批评要大大超过他所得到的赞许。他的缺点与错误是如此之浅显易懂，以致很多BBS上的“红谜”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其评头品足。他又是如此不具备法律上的还击意识，以致人们可以随意用最刻薄、最不屑、最不负责任的语言对他进行攻击。但是，周氏所受到的赞许、钦佩却往往来自对他批评最为激烈之人——还有什么样的肯定能比得上对手的由衷赞美与钦佩！只有懂得治学之艰难者，才会真正懂得周氏的实证境界之难以企及。
周汝昌是红坛的独行侠。他的才气，他在红学上的超前性，他的诗人气质和学者素质，使他的《红楼梦》研究顺着以下图式而展开：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然后把文献研究所得升华为人文价值阐释。在文献研究方面，他广泛搜罗材料，辨析材料，考镜源流，其《红楼梦新证》所搜集的资料之丰富在红学史上堪称一流，他发挥了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学者的博学强记，运用诗化的语言，在一般人所无法过渡的地方，他借助想象的翅膀而飞渡。诗人的才气，使他习惯于在想象中翱翔，这想象有时借助于他的学力而创造奇迹（如对曹宣的考证），有时则因其在材料与观点之间强行飞越而令人瞠目结舌（如关于史湘云的考证）。
在《红楼梦》考证上，胡适毕竟是一位侧重《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和史学价值的研究者，因而他在方法论上的表述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周汝昌则是一位更具才子风华的学者，因而他对于考证工作中的想象、假设等心理过程、对于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表述更为文人化、文学化、诗化，他拈出了一个词：悟性。他在谈到他对“自传说”“脂砚即湘云”等命题的考证的时候说：“这种考证，与其说是靠学识，不如说凭悟性。”
（P185）这是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的诗化表述，而且对其中的“大胆的假设”一点作了智力层次的定位：这不是一般的假设，这是悟性。悟性代表人类智力的高级形式。依据这种表述，其不言而喻的推理则是：反对悟性显然就是反对智力，也即是呆与蠢。
1954年，他开始耳朵失聪，1974年，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他已经无法大量阅读红学界的新成果，起码在80年代后期开始，他便对红学界的实际状况和主要进展不甚了了。他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对红学界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几位论敌和几位崇拜者。这种对红学界研究状况的不了解，更强化了他的独行侠意向。
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他是如此之痛恨红学主流，以致于在为他人学术专著作序时也不放过“不点名的批评”。非主流的无冕之王角色又使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甚至，他可以续作曹诗冒充真品让一些成就卓著、恃才傲物的考证专家出尽洋相、盛名毁于一旦。他彻底击碎了“考证”、“辨伪”这些半个世纪以来鼓舞着无数研究者的光辉字眼，他使人们对“红楼梦考证”现象投去虚无的眼光。
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早在70年代，赵冈在谈到红学的学风时说：“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王利器曾指出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包括旧本和增订本）的十类四十几处硬伤。
指出这样的硬伤，这不是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所能够做得到，只有象王利器这样的文献研究专家才能做得到。王利器的行文也许有刺耳乃至近乎残酷之处，但他的引经据典，抖开文献，的确足以令人发一身冷汗。然而，这“十大罪状”却并未击中周氏红学的要害，宛如隔靴搔痒。
对于周汝昌的研红成就，他的老师顾随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下半阕是：“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P234）周氏之所以自引其师之褒奖，是因为他觉得顾随的褒奖切中了学术之极境：“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
（P235）这也是周氏对《新证》的自许。
周汝昌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1947年他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
，主要是一部“曹学”专著，兼及一点脂砚斋研究、探佚研究和版本研究的。其“红学”体系的雏形已经出现。1976年出增订本时基本保持这个构架，并进一步把《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实证红学的最高成就。
批俞运动中他被作为可以对胡适发出有力一击的人物，写下了一篇后来深感言不由衷的大批判文章。80年代以后，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丰润说、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海巨澜。周汝昌的名字，与1947年以来的红学史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了这段红学史的晴雨表。可以说，追踪着周氏的红学足迹，也就可以了解到“新红学”在现当代红学史上的命运。
二、周汝昌的红学框架
周汝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以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按理，他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当更加直接与内渗。但是，西方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并未在他的红学研究中留下实质性的影响。他的体系建构的源泉不是来自西学，而是来自胡适所建立的“新红学”基本构架——实证与实录合一。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1921年）一文中确立了“新红学”的两大支柱：实证与实录。实证与作者、版本等研究相关，实录则成为实证研究的基本信念。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二文中确定了“新红学”的基本对象：作者研究和版本研究。与版本研究相关的则有佚稿研究和脂砚斋研究。然而，胡适却在实证的基础上引出了“自叙传”说，这个“自叙传”说是传统史学实录意义上的，其目的是为“以贾证曹”确立依据，反过来成为实证的原则。“实证”与“实录”两种观念，这在现代科学思想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但在传统注经学中，它们却是统一的，实证的目的是为实现注经学目的服务的。胡适的这个红学构架与学术理念（实证与实录合一）还处于一种初创状态。周汝昌把这一构架充实完善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把“实证”与“实录”更加全面地合一起来。他本着实录信念，把研究对象学理化、把作者、版本、脂批、佚稿等方面的研究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充实为一个血肉饱满的庞大体系。1998年，华艺出版社将周氏的六部旧著重印出版，是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
。周氏为该丛书写了“总序”，对这六部旧著（也是对他一生的红学）的体系性进行一番概括，指出《红楼梦新证》一书的首创性与价值在于：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曹雪芹小传》是对《红楼梦新证》中关于雪芹家世的补充，它标志着“曹学”的正式成型。《红楼梦真貌》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红楼访真》本着《红楼梦》为实录的基本认识，考索曹雪芹笔下的“西府”“东府”的历史地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着意于自传说与结构论。《红楼梦的真故事》则以周汝昌所理解的结构论对《红楼梦》进行探佚。总序认为，这六大方面就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这是周氏对自己的红学的体系性的概括，其核心便是实证与实录合一。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是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因而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在初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周氏旗帜鲜明地展开“曹、贾互证”，在《人物考》中，周氏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这是“曹、贾互证”观念的随意发挥。他说：“忠靖侯史鼎就是曹寅内兄李煦的儿子李以鼎”，“东平郡王就是平郡王福彭”，“北静王水溶就是慎靖郡王允禧的过继孙‘皇六子’后为质亲王的永瑢”。第八章《脂砚斋》中说：“后来作者是曹雪芹，一部小说即是他家写实自传这个说法抬头，大致成立，但有的接受了，有的接受一部分，有的还大不以为然，因为小说究竟是小说，不是历史。现在这一部考证，唯一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也即是说，这部书就是“实证与实录的合一”，而合一的目的是以“实证”证明“实录”。尽管1976年增订版把这些鲜明的“曹、贾互证”表述删除，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新红学”的基本精神依然成为增订版的支柱。
从文学的历史考证角度，以曹证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故事的历史背景；从史学的以文证史的角度，以贾证曹，可以为历史学研究者增加一份同时代见证人的证词。无论哪一个角度，都是单向度的。当其采用单向度的时候，这两种做法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整个“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则是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互证，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这时，史学与文学就合而为一了。这可以视为“曹学”的“一手二牍方法论”。
三、为“实录”观念寻找合法性依据
然而，周氏自有他的独特之处，与其他“新红学”派的成员不同，周氏不仅致力于“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研究，而且致力于对这种研究作理论上的阐发。几乎就在他涉足红学的那一天，他就把传统经学旨趣作为他的红学支柱，并贯穿他的一生，从此开始他的为时近60年的为“实录”观念寻找学理依据的历程。
在《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中，周氏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
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是对实证与实录合一的一次重要实践。在他还来不及在学理上进行陈述，批俞、批胡运动对繁琐考证进行猛烈批判，李希凡、蓝翎从现实主义典型论出发，对“实录”观念提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从此，周氏无法从传统理论中为“实录”观念寻找合理性依据，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红色”文化权威，通过把鲁迅等人的文学性立场改造成经学立场，以论证“实录”观念的合法性。然而，鲁迅的文学性立场并不隐晦深奥，而是鲜明清晰，一目了然。这使得周氏在此后数十年中无法停止寻找合法性依据的脚步。
70年代末以至八九十年代，周汝昌的全部“红学”界定工作便围绕着“实证与实录合一”的“新红学”精神而展开。从《什么是红学》（1982年），到《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989年），《红楼艺术》（1995年），到《还红学以“学”》（1995年）和《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1999年），周汝昌的思考向纵深发展，其定位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70年代末，周氏开始致力于为史学实录观念（自传说）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他的具体策略是借助名人语录以达到“不证自明”的效果。他借重的名人有鲁迅、巴金、孙犁等。但是，鲁迅、巴金、孙犁等人却并不从史学实录上看待自传文学和《红楼梦》，于是周氏便采用陈仓暗渡的方法，把鲁迅等人的话改造成史学实录意义上的表述。1979年，周汝昌在河北大学作了一次题为《红学的几个侧面观》
的讲话。他说：“红学一是评论，二是解释，三是考证，四是什么……总之，有各种不同的红学……红学的表现有很多方式，编剧、演剧、导演，也未尝不是红学。”此时的周汝昌才刚刚从“文革”惊魂中走出，对于红学考证还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反省。这时他关注的是“新红学”的实录观念。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自传说”进行巧妙的移花接木。他把鲁迅的话进行断章取义，把鲁迅对“自传”的文学性立场转换成“写实”的立场；在典型化的意义上讲了文学的生活素材问题，然后说：“胡适主张，也就是他看出了，宝玉这个人物就是运用了作者自己为素材，因此创出一个‘自叙传’的提法来，不管这提法本身是否完美无疵，其要点是不错的。鲁迅先生就接受、肯定了这个要点……”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80年代前后“自传说”复兴的一个重要信号。
至1982年，周氏发表了《什么是红学》
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把“红学”界定为四学：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从此，周汝昌开始了把“红学”进行“宏大叙事化”的历程。这篇《什么是红学》的文章直接回应着余英时的红学史观点。余氏说“考证红学面临危机”，周氏则说考证红学正是红学的生机所在，甚至，考证红学才是红学。言下之意，你们要回归的那个文学性研究才不是真正的红学。这样的“红学”界定立刻引起了一批研究者的反对，他们纷纷撰文，形成了一次场面热烈的学术讨论。遗憾的是，这些争论文章回应着周氏的偏激观点，却不去回应引发周氏偏激观点的余英时的同样偏激的红学观点。从理论上说，周氏对文学性批评的态度就如余英时对待“考证红学”的态度一样，不堪一驳。把注意力与讨论的焦点放在他们的偏激上，显然是舍本逐末。在余英时和周汝昌的偏激背后，他们的建设性意图和他们用以论证的学术方法等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周汝昌的对话者们所关心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即“红学”该不该包括小说学。周汝昌探讨“红学如何可能”的内在依据的问题在他的对话者那里转变成了“红学是谁的红学”的问题，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探讨被转变为一次关于红学的外延的辩论。周汝昌只有喟然长叹：“这距离我的本意有多么远？”
在探讨“什么是红学”上，周汝昌与其他人可谓同床异梦、南辕北辙。周汝昌所思考的是，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红学”无愧于“学”字（而这个“学”不是一般的“学问”的“学”，而是“甲骨学”、“敦煌学”意义上的“学”）？
表面看来，周的对话者的问题似乎解决了，“红学”的殿堂谁都可以进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一个充其量是对“学术自由”表表态的问题），但是，实质上，周汝昌的“红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是没有任何进展。在红学考证之外再把“小说学”研究、“叙事学”研究、“神话学”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塞进红学的殿堂，都不足以为“红学如何可能”多增加一份内在的依据。
周氏此次的“红学”定位旨在为实证研究疾呼。尽管周氏故意以偏激的形式表达，但是，他对实证研究的大声疾呼，具有合理性，正好击中了余英时“红学革命”论的要害。同时，他对“红学何以为学”的追问也值得学界深长思之，红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学”？究竟是“文学”之学、“小说学”之学，抑或是“学术”之学、“国学”之学、“文化”之学、甚至“显学”之学？“红学”的“学”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如果“《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因而“‘红学’毕竟是小说学”，那么，“红学”一词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相反，如果“红学”不是一般的小说学，那么“红学”之所以为“红学”，其内在依据是什么？
然而，对于周汝昌来说，红学“四学”的界定只不过是为了对余英时等的回归文学性观念以迎头痛击而已。周汝昌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弘扬实录观念，建构实证与实录合一的大体系。
1984年，周汝昌在为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修订版）
一书所作序言里说：“实录，指记载的真实性，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是指良史的忠实于史的真实。因此事迹的真实，文笔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可以统一的。从文学角度讲，谁也不认为太史公是‘自然主义’。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即用此义。精剪细裁云云，就指今日常言之‘艺术加工’者是。至于‘实录’一语见于唐宋以来文字中者，为例至夥，意义咸同，并无误解。鲁迅说曹雪芹敢于如实描写，就是说他的创作精神是求真实，亦即古所谓实录。至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这些词语的含义和用法，在‘五四’时期，大家的运用实例可以充分证明：那时和今天（人们习常所理解所称说的）并不一样，也是有其历史情况的。”继续着他在1979年河北大学讲话中的移花接木工作，用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去论证史学实录观念与原则的合理性。
从1986年至1987年，周汝昌应邀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期间他开始建立《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自序中，周汝昌说，这部书要探讨的是“三大基点”：“《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具体说来，“性质何属”指的是：“芹书到底是写谁（写人？还是写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周氏的第一个基点是要解决《红楼梦》的本事问题，即这个本事究竟是曹雪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即是“新红学”与旧索隐（还不关新索隐的事）之间的老纠纷，是“自传说”与“他传说”的纷争问题。
周氏又说，这个老争执中如今又有了新争执：“全书主人公宝玉，是有原型或模特儿？还是所谓用‘集中概括’法而虚构出来的一个‘典型形象’？”从文艺理论的角度看，周氏的这一表述是有语病的，“有原型或模特儿”与“集中概括”是指同一种创作现象，不存在“是……还是……”的选择。但是，周氏真正要探讨的问题是：贾宝玉是一个实录的人物，还是一个文学人物。由于“实录”观念不仅违背文学创作的实际，而且违背阅读、解释行为的本质。在当代文化意识中，“实录”观念已无立锥之地。所以这一时期的周氏致力于从各种方面、用各种方式以表达“实录”观念，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部书里，他又通过改造巴金等人的文学观念以论证“实录”观念的合法性。他以大量篇幅论证“文史合一”——准确地说，是论证“文归于史”——的观念，以此证明史学实录观念之正宗。但最终他又不得不称《红楼梦》为“自传性小说”，这表明他对于实录观念的学理论证始终缺乏信心。
“核心何在”要探讨的是贾宝玉“是何等人物”？即“主张婚姻自由”和“反封建”不能概括《红楼梦》的意义，应该从文化精神的角度进行阐释。他分析了贾宝玉与中华文化精神的联系，与邺下文人、狂狷人格的联系，这种分析是有价值的。但周氏的目的仍在于论证实录观念，他认为，宝玉身上的文化精神正是曹雪芹的文化精神的实录。他探讨了“痴”的文化命题，然后又探讨了“雪芹‘痴’意”。
“整体何似”探讨的是《红楼梦》的结构，但周氏的“结构”概念与人不同，该书全力论证《红楼梦》具有“大对称”结构，他把此前关于《红楼梦》结构的前后对比和“中点”等观点改造成为“大对称”，目的是设立映射机制。这个映射机制不仅使探佚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且可以由小说以映射作家生平，也就是可以实现“以贾证曹”的目的。其目的仍在于“实录”观念的论证。
可以说，贯串该书的正是一种顽强的“实录”信念。
在《“曹学”与“红学”》
一文中，他以“中华文化”在“曹学”与“红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曹学研究始终有一个“文化意识”在支配着，这一“文化意识”既使他的文献研究生气灵动、高瞻远瞩，也使他的文献研究陷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之中。这一“文化意识”有其特定的内涵，它多少含有家族血统论的味道。他由曹彬一直描述至曹寅，指出：“这几条是最关键的几大环节——由此方能勾勒出一门自古诗礼簪缨世家的历史变迁，竟至沦为满洲旗主的‘奴才’，而又身不由己地卷入政争的巨案之中。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华文化史上屈枉、残害优异人材的冤案。没有这个大背景，雪芹的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解释。”
这就是周汝昌所理解的“文化”，他直觉到曹雪芹与魏朝之三曹，魏晋之氏族文化观念的关系，如果不打通、不能确证曹锡远祖先与丰润曹的关系，乃至于宋代曹彬的关系，那么，这种氏族文化阐释就会成为空中楼阁。2003年，周汝昌在《红楼家世》
一书的内容提要中说：
《红楼梦》出现于清代乾隆早期，是文化小说的空前伟著，其文化内涵所涉甚广，而且还包括着过去不为研究者注意的氏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其内涵实质是一种中华氏族文化的历史积累，内容十分丰富深厚。
中华文化的组构，氏族文化的地位作用也十分重要。魏晋南北朝重“门风”，咏“祖德”，都是这一文化意义的文学表相。它是历史长期的积累和储存，而现代心理学、遗传学、基因科学也阐述了这一要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开卷即特标“氏族簪缨之族”亦由于此。
如果曹雪芹继承的是这样一些文化意识的话，那么《红楼梦》的文化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总之，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
（陈维昭：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本文由拙著《红学通史》（即出）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第四编第十章第二节删节而成。]
该文原刊于《红楼》2004年第3期
⑶ 郑振泽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为起点
在《中国文学研究》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它以《误走妖魔》为起点……至《魂聚蓼儿》降至终点
⑷ 水浒传的作者简介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泰州兴化人，祖籍苏州，舟人之子，生于兴化白驹镇（今盐城市大丰区），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9岁中举人，36岁中进士。36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后与当道不合，复归苏州。
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岁，张士诚据苏，征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后流寓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1岁或72岁迁兴化，旋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征不应；最后居淮安卒，终年74岁。
(4)复旦大学教授为水浒传作序扩展阅读：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策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基等大为失望，相继离去。
施与鲁、刘相别施时，曾作《新水令秋江送别》套曲，抒发慷慨悲痛之情。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初，为其塾师。
随后还旧白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与徒弟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说部。他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别》以外，还有如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
施耐庵为避明朝征召，潜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岁。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文昱（述元）家道炽盛。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
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施耐庵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水浒传至今还代代流传！
⑸ 封神榜 的作者是谁呢 大改成书于什么时期啊 怎么没有进入古典四大小说呢 根西游记有的拼嘛
《封神演义》作者的问题，目前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为鲁迅等之许仲琳说
二为孙楷第、柳存仁等之陆西星说I
三为章培恒等之许仲琳与李云翔之合作说
《封神榜》取材于《武王伐纣评话》、《列国志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说等写成《封神演义》。明朝。
《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出现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样式众多，数量惊人。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
《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兼及《西游记》成书的一个侧面
《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其文学史价值的准确认定，也关系到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脉络的认识。本文通过几方面的考证，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 ＊ 《封神演义》是我国明代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它问世后一段时间内，曾对当时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目前的文学史著述缺少对该书成书年代的准确认定，致使该书文学史地位无形受到贬低。概略地说，国内文学史一般认定《封神》产生于百回本《西游记》问世（1592年）之后，而复旦新版《中国文学史》则认定其产生在天启年间(1621)，即《金瓶梅词话》亦已问世之后。这样，论者无意中自然要用《封神》与“先出”的两部小说名著比较，着重的只是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乃至缺点。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贬抑。因此，要客观地评论《封神演义》的成败得失，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准确地认定它产生的年代。然后才能论及它的文学史价值。 一、《封神》可能成书于天启年间吗？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为何时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十六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现行文学史一般均采纳沿用。 但是，近年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之后补加进去，说明《封神》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从此基点出发，章先生进一步探讨《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根据序中“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一语，断定该书在天启年前仅有许仲琳编写的一册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后经李云翔修改补写，而且补写的是主要部分，尔后方才出版。章先生不仅把自己观点写进《封神演义》前言《江苏古藉版》，而且经过压缩郑重写进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章先生的论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鲁迅先生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其推论却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书，可证书必出版于某年前，这是必然判断；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书，则既有该书尚未问世的可能，也有已问世而该人没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顾及并彻底排除二、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脚的，以此为基础去考虑问题就缺乏推断应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还会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无所闻的小说、书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么可能每一小说出版后都是尽人皆知呢？何况章先生涉及的张无咎余家斗等人都是在写序做评论，不是搞类编目录，了解不到的也就无意去追寻提及，这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由这种不充分推断出发，章先生引出的推论颇为惊人：“李云翔序中明说‘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而《封神演义》这样的大书，在当时绝不是‘一册’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一册显然并非《封神演义》全书，既然不全也就必须续写。因此，所谓‘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这一段文字，是说舒冲甫购来的《封神演义》并未写完，托李云翔续成。”（《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与作者》，《献疑集》311页）细一琢磨，章先生此论颇近呓语：因为《封神》不同于《三国》、《水浒》那种先在民间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说，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来称之为《三国》、《水浒》；《封神演义》书名已经直接指明了小说的内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现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内容那它只能称为“商周演义”（《封神演义》第一回回首古风），绝不能称为《封神演义》，而李云翔笔下所透露的却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由何补起呢？再加上舒冲甫购买的显系印本而非手稿，那么请问“一册”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着“封神”招牌却只有一册非封神的内容，读者会答应吗？仅只一册，批者钟伯敬（不管是否托名）怎么批阅，难道也删头略肚仅仅抓住书“脖子”（10～20回仅十回左右）就来批侃吗？只要思索，相信人们会得出结论，章先生的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册”二字呢？合理的解释是，舒冲甫重资购买的《封神演义》一部，内中有钟伯敬已经批阅的一册，尚未完成全部工作，余下的批阅由李云翔续成。只要不胶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们会接受，而且几百年来人们也正是如此看待这段文字的。退一步讲，册部形近，笔误或讹刻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仅仅抓住“一册”二字，就硬要再为《封神》添上一位“续写者”，实在牵强，再把这种猜测写进一部整体水平很高很严肃的文学史著作，给人感觉至少是不够慎重，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 二、《封神》成书早于万历的铁证 其实，当年鲁迅先生断定《封神》“殆成于隆庆万历间”，除了前述推断外还有潜在理由，可惜章先生忽略了鲁迅先生的整体论断，思考只及一隅反造成自己推论的偏颇失误。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明代另一长篇神魔小说《西洋记》时说到：其“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言外之意即二书产生在《西洋记》前，为其抄袭。《西洋记》有明确出版年月，作者罗懋登自叙署期为“万历丁酉岁菊秋之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天；叙中提及该书写作目的是因“今日东事倥偬”，即日本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的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战争，则其写作开始可能即在此时。产生于万历二十至二十五年间的作品已经杂窃到《封神传》（封神演义），则其出版一定远在此前，这道理简单明确。所以鲁迅先生将《封神》定在隆庆万历之间，并在评述中把《封神》安排在《西洋记》前。可惜章先生并未领略鲁迅先生全部意图，以至造成失误。 至于《西洋记》杂窃《封神传》的证据，我们来看两书中一些对应抄传的诗歌。这是非常简单明了而又无可辩驳的事实论据。《封神演义》十三回有一首太乙真人劝阻石矶娘娘追赶哪吒时自我分剖身份的诗歌，诗曰：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避移生死见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
此诗诗意符合元始弟子太乙真人的身份，特别是“一颗灵珠透室明”，关系到哪吒是“灵珠子化身”，一出生即“满地红光”、“金光射目”，是“金光洞里有奇珍，降落尘寰辅至仁”，和书中人物情节配合无间，绝对是《封神演义》特定情节中的原装诗歌，不可能在另种情况下写成。许仲琳因为是自己写的诗，所以在四十五回将其抄充为同等身份的惧留孙“作歌”时，下意识将“一颗”改为“二粒”，这说明他充分了解自己诗意。但在《西洋记》十二回回首，我们也看到这首诗，仅仅改动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见功神。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去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凤自来迎。
两相对照，罗懋登连“一颗灵珠”的含意都没有捉摸到，只顺手改了莫明其妙的几个字，就把一首有针对性的诗变成“这都是说道家的诗儿”，其强抄硬挪的手法实在无可避讳，由此即充分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西洋记》“杂窃”《封神传》，言之有据不可移易，换言之即要《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洋记》前。 考虑到章先生的“一册”说，此诗正在“一册”数内，为避口舌之争，我们再看一个对应传抄例证。《封神》四十七回赵公明追赶燃灯道人，路遇萧升曹宝搭救，赵询问“尔是何人”，二人笑答：
堪笑公明问我家，我家原住在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岂自夸。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骑龙远出游苍海，夜久无人玩物华。
此诗结合答问，流畅完整地表达了两位道者的生活风貌，诗意雅驯，在《封神》中不失为好诗。但在《西洋记》十三回回首，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诗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不自夸。三尺太阿为活计，半肩符水是生涯。几回远出游三岛，独自归来只月华。
后诗抄袭套用至为明显，由于不敢改动韵脚，竟然让道家的丹鼎去“煮烟霞”，烟霞若能煮成金丹，道家岂不真成了喝风吃烟的人物？而罗懋登自注此诗为“这一首诗也是说道家要胜僧家之意”，可是除了抄袭者强行改造的第一句外，哪里有一点僧道相争的意思？联系罗懋登的其他抄改手段，如“西洋那识绮罗香，未拟良媒自主张”（四十八回回首诗，全篡唐秦韬玉《贫女》诗），他的杂窃抄袭者身份定在那里，是谁也无法为之辩解的。 由于这两首诗明显的抄袭行为，“杂窃”说论据至为有力铁定不移，还有一些琐碎论据我们就不一一交代：如《西洋记》十二回张天师自夸道法的诗句是从《封神》中很零碎地“倒”过来的；二十三回“响冬冬陈皮鼓打”照抄《封神》六十回诗赞；《西游记》的许多人物身份面貌法宝乃至故事明显留有《封神》独有的痕迹等等。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三、《西洋记》与《西游记》关系试探 证明《封神演义》一定早于《西洋记》即早于万历二十五年。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鲁迅先生说《西洋》杂窃《西游记》（此指百回本）、《封神传》，后者可以证实，前者却是初刻于万历二十年，这几年工夫它可能影响到《西洋记》吗？笔者对比了这两本可说先后出现的小说，发现它们事实上是两部平行著作，互相之间并没有因袭关系。证据是：凡《西洋记》中与百回本《西游记》有所重合的地方，罗懋登采用的都是绝难想象的与百回本大异的说法，现将主要例证列举如下： (1)《西洋记》提到唐僧四众的名字叫朱八戒（这是很早的写法）、淌来僧（把唐僧小名加在沙和尚身上），这绝对不会是从百回本中吸收来的； (2)《西洋记》写到取经原因时，泾河作金河；鬼魂要求唐太宗亲自取经，后因“国不可一日无君”才选了“替身”唐三藏，这明显是传说异变造成； (3)《西洋记》五十六回与《西游记》二十一回有一首立意相同、词句大意也相近的“风赞”，开头结尾句子甚至都相同（“冷冷飕飕天地变”），但前面的《西游记》句子较为雅驯：“这风吹倒普陀山，卷起观音经一卷”，《西洋记》却作“一刮刮倒了补陀岩，直见观音菩萨在磨面”，其粗俗戏谑明显来自民间，如果罗懋登读过百回本，相信不会再坚持这些“土”不可耐的词句； (4)《西洋记》中称“匹毛枝草俱是载不起的‘软水洋’”被齐天大圣换了硬水，唐三藏方得过去，其实这是《西游记》“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变种，但罗懋登竟然不知沙和尚，足见他并未研究过《西游记》； (5)《西游记》六十九回曾论及“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西洋记》十三回却偏说：“那长流的活水通着江海，这就叫做是没根”，坚持的正是《西游记》批判的“俗论”； (6)《西游记》同一回还搞过孙悟空“悬丝诊脉”，《西洋记》却说是张三峰用百丈红丝把永乐帝的灵魂传回去， “号脉只是衍文，故此流传至今”； (7)《西游记》里无底洞是洞穴名称，《西洋记》却变人名；鹰愁涧的名称来源据《西洋记》讲的是因为龙虎杂交生下的“妖神”连天上飞的鹞鹰，身上没有肉，也要拢他几根毛，才叫做鹰愁涧。 总之，在两部书可以重和相交的十余处故事、名物中，我们找不到完全结合的地方，《西洋记》总是异端突起出人意料，如用无底洞做人名，按读过《西游》的正常思维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罗懋登在写《西洋记》时并未读过百回本《西游记》。他在小说中涉及到《西游记》的地方，一是可能来源于一种较早较简单的《西游》传说；二是来源于一些与百回本同源，后来被百回本吸收改造的传说，但罗懋登还保存了这些传说、赋赞较为原始的面貌。由此，我们倒可以窥见到百回本《西游记》成书的另一个侧面，即吴承恩除了从古籍（如唐传奇）、小说（《释厄传》、《封神传》）中吸收养料之外，亦从当时的民间传闻中吸收了不少养份，踵事生华，巧妙安插，使它们成为百回本很合理的组成部分。 比较一下两书情节或细节元素相同而立境却差异极大的部分，我们即可知道作家与作家之间艺术思维的差异，也真是不可道里计算。 (1)《西洋记》中有一个作者很自负的幻想，就是燃灯古佛用一颗凤凰蛋，把撒发国江山人民都装了进去，避难三年；大约就是这类传闻成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要有葫芦装天的幻想，因这幻想实在不现实，小说改成哪吒与玉帝合谋，用闭天术瞒过了小妖，充满了灰谐趣味。同一故事元素，在不同作者手中实虚各异效果却大不相同，从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2)《西游记》中红孩儿曾假扮观音，前提是猪八戒正要到南海去找观音来降妖；《西洋记》中是两位战将到妖仙洞口探听军情，妖仙出洞后他们一男一女匆忙扮成观音，妖仙就祈祷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行动计划，可见罗懋登连起码的联贯情节所需的逻辑思维都没有。 (3)《西洋记》中僧道斗法祈雨，张天师用49张桌子迭起来，站在上面连烧了48张飞符，却被燃灯古佛用一钵盂水淹了南天门，神将未曾接到不能下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每当道士令牌响后就迎头堵住下雨的神灵，告以情况阻止下雨，49张桌子转变成“云梯显圣”高台坐禅。总之《西洋记》中活动的是“法术”，《西游记》中活动的却是人物，《西游》显然更多了一番情味。 (4)《西洋记》写女儿国时，故意让从不见战阵的郑和到国中“倒换通关牒文”，就此展开太监耍弄女王的恶作剧。文字已经走入下流。《西游记》的同一内容却写得唐僧等人既有坚定信念又不伤害女人，一点不沾邪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承恩与罗懋登思想品质的差异。 (5)《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小雷音寺假佛祖用“金铙”扣住，好不容易逃脱后立即将其打碎；《西洋记》中是燃灯用金钵盂盖住火母，惊动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同时来讲和。前者活动的是性格，情节细节都是为性格服务的，后者却只是宗教神话的无聊改写，两者应同出于《鬼子母揭钵记》，应用上却有天渊之别，《西游》就好像妖怪应有之宝悟空必经之难，丝毫不见牵强，《西洋》却只是为凑数而硬性搬用改写。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多，本文不再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定优劣，同时代平行的两本神魔小说，告诉我们的绝不仅是考证问题，而是两个思想差异，艺术思维差异，语言文字功力差异的作家，如何在差不多的基础材料上，一个创造出一流的世界名著，另一个却做出除了考证之外，大体上只能博人一哂的的三流作品来。此中道理是值得探讨深究的。本文暂不及此，还是回到考证正传—— 四、《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 1995年，笔者曾作《两部神魔小说成书先后考》一文（《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95年第1期），以《西游记》曾大批抄袭沿用《封神演义》的赋赞事例，证明了《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游》之前。现在，我们再通过《西洋记》袭用《封神演义》诗赞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封神演义》不仅早于《西洋记》，而且也早于《西游记》，因为以古代的印刷条件，不可能在五年（万历二十～二十五年）间完成三本书的叠相抄袭沿用，这就为我们判断《封神演义》的出版年代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封神》没有正式出版的话，后两部神魔小说的作者，如何能都从它那里抄用诗文。 那么《封神》出版在哪年呢？《西游记》百回本在万历二十年出版。写作时间却在隆庆至万历初年(1567～1580)间。（参见笔者《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一文）根据古代小说出版、传播至被消化袭用的一般规律，这中间至少应有十五～二十年的间隔。比如百回本《西游记》，它独有的诗歌被袭用。据笔者了解，第一次是《金瓶梅词话》中续补的53～57回部分，该书57回回首诗直接袭用了《西游记》三十五回回首歌颂“孙大圣的道妙”的诗，这时约为万历三十五年，此时百回本出版已十五年了；第二次即已到了《隋史遗文》，（万历四十二年）其中有关蹴＠①的赋赞描写完全连抄《西游记》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如果这个推断有道理，从隆庆元年(1567)上推15年，则《封神演义》的出版至迟应在嘉靖三十年(1552)年完成，其时正当明皇帝迷信道教宠信道士的高峰，出现这么一部宣扬道教法力法统的作品，完全是正常应当的。至天启年间，此书出版已历半个多世纪，不仅小说文种本身面貌已大变，小说出版的面貌如“出相”、“评点”等等也已出现，此时有人认为此书“未有缮本”，乃至出重资购得这么“一册”尘封已久的“古”本小说来重刊营利，就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事了。至此，我们已将《封神》成书出版的有关材料考察完毕，结论与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迥然不同。正确与否，晚辈不敢自专，祈请章先生等学界长者赐教为幸。 如果笔者的论点论据能够成立，那么相应地必然会引起文学史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封神演义》有哪些文学史价值？在它之前我们可以考清的长篇小说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即使出现也只能是简本，比起这些书来，《封神》的情节组织、结构安排直至语言文字功力，绝不会稍逊一筹，这两部书是又经过几代人的磨砺改作才成为名著的，《封神》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它始终是许仲琳“编辑”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第一部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文人创作的比例远远超过群众创作基础的作品，应该是非《封神演义》莫属了。仅仅为此，我们在文学史上也应该为《封神》书上一笔，何况《封神》在写法上有许多比《三国》、《水浒》新鲜的地方呢？比如对闻仲愚忠的刻划描写；姜子牙虽属传统的仁义方代表，《封神》也写出他的奸诈无能乃至与“夫人”马氏间的一段趣事，这些都是小说新变中的现象；再如妲己，这是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贯穿全书的女主角，她的出现不正预示着《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的行将登场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封神》的艺术价值虽比不上四大奇书，但它处于前两种奇书向后两种奇书转变的关口，没有它，至少《西游记》的出现是不好想象的。换言之，《封神演义》究竟是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社会文艺思潮变化的迎春第一枝，还是一部后起的无关大局而有着众多疵病的宗教宣传小说？这是我们新文学史必须考虑的问题。
⑹ 郑振泽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结构。以什么为起点，又至什么降为起点
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中曾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误走妖魔》为起点,步步上升,至梁山英雄排座次到达顶点,此后便逐渐下降,至《魂聚蓼儿》
降至终点
⑺ 郑振择先生在他《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_______为起点，步步高升
郑振择先生在他《中国文学研究》中曾以一条弧线表示《水浒传》的结构。这条弧线以____《误走妖魔》___为起点，步步高升，至梁山英雄排座次到达顶点，此后便逐渐下降，至___《魂聚蓼儿》____降至终点。
⑻ 水浒传点评本的作者简介
谭帆，1959年10月出生，江苏常熟人。文学博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专攻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作品包括：《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金圣叹与中国戏剧批评》、《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优伶史》、《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优伶——舞台前后的悲欢》、《中国古典文学评注文库元散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