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国

A.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

学校隶属关系：国家教育部

学校所在地：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电话：系办公室020-84113619，84112390，84112171系主任：020-84111068

邮政编码：510275传真：020-84112390

网址：http：//gs.zsu.e/

一、地质类本科专业设置

地质学专业

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的结构、物质成分、运动和演化历史及相关科学技术问题的学科，与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承担着支持、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系统的任务。

根据学科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求，现在重点培养如下方向的人才：①基础地质、地球化学方向，面向地质地球化学理论，为国内外硕士、博士点提供优质生源；②地球科学信息化技术方向，面向信息时代，培养地球科学与计算机应用结合的人才；③岩土工程方向，面向城市建设和各类基础工程，培养从事岩土工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地基基础处理和施工监督管理方面的人才；④矿物材料与宝玉石方向，面向建材、冶金、化工、宝玉石（含金银贵金属）等行业，培养矿物材料研究与开发利用、宝玉石资质鉴定与商贸方面的人才。此外，系里鼓励部分优秀学生辅修其他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有科研、教育、国土资源规划与管理、路桥规划设计、城市建筑工程、地质资源调查与管理、环境保护、宝玉石贵重金属质检、经济实业等部门。一部分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或出国留学。

主干课程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地球科学概论、环境科学概论、古生物与地史学、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体力学、水文地质学、城市地质与环境地质、宝玉石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图示化技术、数据库、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二、研究生学科专业设置

1.硕士研究生专业设置

（1）矿物、岩石、矿床学

方向1：宝玉石学（含矿物材料）

方向2：矿床地球化学

方向3：环境地球化学

方向4：旅游地质资源学与生态地质

方向5：地球信息工程

方向6：珠宝市场评估与营销

方向7：非金属矿物材料

（2）构造地质学

方向1：大陆过程及其信息处理

方向2：活动构造与基础工程

（3）第四纪地质学

方向1：地球表层与环境

方向2：海岸带沉积与古环境

方向3：湖相沉积与环境演化

方向4：生态环境演化

方向5：环境考古

（4）岩土工程

方向1：岩土力学及工程应用

方向2：软土工程

方向3：地基处理

方向4：环境岩土工程

方向5：现代岩土工程检测与分析

方向6：建筑地基基础优化设计

2.博士研究生专业设置

矿物、岩石、矿床学

研究方向有：成矿流体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特殊地质环境与巨量成矿物；环境地质、生态地质与区域；构造与花岗岩成因学。

三、教师队伍现状

中大地球科学系是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创办的地质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之一。许多院士和知名学者曾在我系执掌教鞭，为社会各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现有教职工37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9人，讲师6人，助教2人，实验室人员中，高工1人，工程师4人，技术工人1人，党政人员5人。其中，45岁以下的教授5人，具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16人，许多中青年教师是由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留学回国的博士。

本系下设5个学科组：地球信息工程学科组；地球化学学科组；宝玉石与矿物材料学科组；陆地与海岸带环境变化学科组；岩土工程学科组。一个实验室中心：地球科学实验教学与测试中心。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创建于1924年。朱家骅院士、谢家荣院士、冯景兰院士、斯行健院士、乐森院士、孙云涛院士、杨遵仪院士、陈国达院士以及O.Jackel，A.Heim，P.Misch等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都曾在此执掌教鞭或学习，为我国地球科学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系内现设有宝石矿物材料研究所、宝玉石研究鉴定中心、岩土工程研究所、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大地构造与花岗岩成因学研究所、第四纪古环境研究中心、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及地质陈列馆等机构。拥有岩矿综合实验室、成矿流体实验室、高温高压实验室、岩土工程实验室、考古和地质年代实验室、微体古生物实验室、第四纪环境实验室、工程防震实验室、放射性环境测试等教学和研究实验室。本系非常注重学生学习环境的改善，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除专业实验室外，建设有现代化水平的计算机工作室，供学生使用，并正在建设地球信息系统实验室。在国内同行中较早建立了独立的地球科学系网站（网址：http：／／gs.zsu.e／）。本系学生除了可以享受学校的各类奖学金外，本系内还设有Diffendal奖学金、谢家荣奖学金、陈其瑞奖研金和高盛奖学金。

四、“九五”以来科学研究简况

近十年来，承担和完成了国家级、省部级和地方委托科研项目100多项，科研经费1000多万元。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科技攻关、科技部973项目、国家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46项。涉及矿床成因、资源与环境评价、矿产资源规划、花岗岩成因、矿物物理、矿物材料、宝石学、环境与灾害地质、水文地质、新构造分析、大型工程地壳稳定性和地基稳定性评价研究等一大批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十余项。

五、国际交流与合作

本系国际科研合作与交往频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芬兰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与美国地球科学信息中心联合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电子学术刊物《Journal of Geoscience of China》（计算机网络版，http：/／www.geosciences.net），并建立了相应的专业网站《中国地学信息网》，促进了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科研成果与国际间的交流。

（撰稿：郑卓）

B.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哪些博士生导师

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官方网站就有说明：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名单
区
鉷、黄国文、王东风、常晨光、曾
蕾、丁建新、Peter
Swirski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名单
黄国文、王东风、蒲志鸿、周小兵、Wendy
Bowcher、邱雅芬

C. 数学家名字

中国部分著名数学家介绍（包括古代）

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 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 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 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华罗庚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华罗庚1924年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专家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
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
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 今仍是最佳纪录。
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
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 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
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 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 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 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 “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 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陈景润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 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 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 16
，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 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起任温州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老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苏步青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平阳人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与家乡人民的感情极深，他的名字早已与家乡的许多方面连在一起。
当我重新捧读“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欲砍青阶竹作鞭，牵牛去耕天下田”的诗句，更是别有一番思绪。苏步青不仅是中外闻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一生与诗结缘，诗中不仅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的精神，还渗透了浓郁乡情。仅以《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几百首诗来说，赞美家乡的就有几十首：瓯江雁荡、卧牛带溪、农家风情、儿歌俚语，都在诗词中尽展风姿，其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诗是苏步青的人格投影、情感物化和生命结晶。读他的诗，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
早在抗战时期，苏步青居于西北的一个小镇上，身处“流亡大学”的困难境地，仍不忘家乡父老，以诗寄情：“画角声声催铁血，烽烟处处缺金瓯。”“万里家乡隔战尘，江南烟雨梦归频。”“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负责接收台北大学，很多朋友劝他留在台湾，但他依然决定回浙大。1946年3月，苏步青在从台湾归来的飞机上作《忆秦娥》，充满思乡之情：“台湾峡，深蓝一片波声歇。波声歇，孤机遥指，浙东瓯北。白云开处山重叠，晴空万里归时节。归时节，红楼幽楼，菱花新雪。”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苏步青的诗词重又流露出感时伤世、心忧天下的情愫：“极目东西无净土”、“愁闻鼙鼓动余哀”。在旧中国的灾难岁月里，他的诗词多忧患之音，沉郁之作，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苏步青的家乡诗情在南雁这个主题上表现最丰富。他出生于1902年，1919年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此后一直生活在他乡，可心中最牵挂的是家乡的南雁荡山，描写南雁风情的诗就有几十首：会文书院的古风、仙姑洞的香火、碧溪渡的竹筏、顺溪的香鱼、腾蛟的古桥……1940年他回乡时，写下了《南雁爱山亭晚眺》：“爱山亭上少淹留，烟绕村耕欲渐休。牛背只应横笛晚，羊肠从此入山幽。云飞千嶂风和雨，滩响一溪夏亦秋。长忆春来芳草遍，夕阳渡口系归舟。”由于诗人对环境十分熟悉，顺手拈来，把碧溪渡、东南屏嶂、云关等景点描绘得呼之欲出。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多想回家乡看看，可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在《梦游仙姑洞》中写道：“梦里仙姑画里行，居然一水竹排轻。不知窗际寒灯影，竟化山头皓月明。”窗前的寒灯竟成了家乡的明月，可见其情深意切。他的《忆游南雁》、《南雁佳景吟》、《思乡》、《南雁寄怀》无不在回忆和思念中写就。1942年，友人在送他的诗中写道：“子规声里情难遣，心逐飞鸿雁荡边。”他和道：“云关千级迂仙道，月牖孤悬印雁行。”家乡的老同学施锵带来了南雁特产香鱼干，他又深情地写下：“闻道家园秋已晚，西风不用忆鲈鱼。”
家乡的故居前有座山叫牛山卧，是南雁景观之一。苏步青的诗中屡次出现此山，并自称是“卧牛山下看牛郎”、“ 卧牛山下旧耕农”、“卧牛山下农家子”。他与著名文史学家苏渊雷教授是同乡，两人同在上海工作，对南雁都深怀感情。1983年苏步青给苏渊雷写了《南雁荡寄怀似仲翔》：“一别名山四十春，有时归思寄南云。仙姑何幸馨香火，孙老无端榜会文（孙衣言题会文书院一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牛背笛横斜日渡，羊肠径逐故园门。秋来处处堪留恋，朱橘黄柑又几村。”接到诗稿，激起苏渊雷无限怀想，写下了《步老寄示南雁荡长句儿时就读会文书院有同感焉次和却寄》：“南雁回翔六十春，辅仁会友气凌云。木樨淡放知无隐，华表斜看有逸文。野渡半篙真罨画，青灯一味足玄门。珂乡未觉灵山远，起凤腾蛟别有村。”两位名人的诗如今成了家乡的珍品。1985年，苏步青为《平阳地名志》题词，写下了“地灵人杰我平阳，鳌水雁山鱼米香”，诗句后来成为赞誉平阳的名句。
读苏步青的诗词，不难感觉到他是性情中人。其实，他无心做诗人，但经久不衰的生活热情，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炽热的怀乡情感，却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为真正的诗人

多了去了 你在网络就能搜到

D. 金融界网站里面读书频道在哪里找到

原名钟茂森，钟茂森博士1973年生于中国广州，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客座教授。澳大利亚净宗学院副院长、方东美研究所副所长。他1995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学士；1997年获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999年获该校金融博士。先后在美国德州大学及肯萨斯州州立大学任教四年，2003年迁居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大学商学院任教。\r\n钟茂森博士曾在世界知名的金融商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过20篇论文著作，在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美国金融年会（AFA），金融管理年会（FMA））上发表了近40次论文演讲。在美国任教期间，曾两次获美国专业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在澳大利亚任教后，曾获昆士兰大学商学院优秀研究奖及昆士兰大学优秀研究奖。2005年7月获亚州金融会议最佳论文奖。在校主要担任研究生的课程，是博士生导师。在教学方面，一向获得学生好评。除教学外，目前承担澳大利亚国家项目的研究工作；并担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中国财务金融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及担任世界金融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 2003年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昆士兰大学商学院任教四年，担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获得该校终身聘用。昆士兰大学原定于2007年提拔他为教授，而且多家大学曾高薪聘请他担任首席教授，但是，他淡泊名利，立志走向圣贤教学之路，所以均婉言谢绝。现兼任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安徽大学客座教授，台湾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研究员。 钟茂森博士业余跟随推行佛陀教育与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的高僧净空教授学习多年，担任净空长老在国际和平与教育活动中的英语翻译。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12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举行的\“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中华伦理道德。2005年8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格里菲斯大学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培养智慧、获得和平\”的国际会议上发言，呼吁在商业金融界推行孔孟伦理道德。2006年4月应邀参加在中国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杭州——普陀山）并在大会上发表《和谐世界必需因果教育》的讲演。他曾应邀在世界各国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及从科学证实佛法的报告，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演讲题目有《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幸福人生的根基》、《浅谈青年应有的美德孝与戒淫》、《太空物理学新发现的启示》等。 2011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十五）钟茂森博士在香港圆明寺畅怀老法师座下剃度，法名\“定弘\”。\r\n个人作品\r\n钟茂森博士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讲记已经整理成图书出版。 目前已经出版的有： 中华文化的三个根本之一：《修德立业的根基：弟子规研习报告》 中华文化的三个根本之二：《吉凶祸福的原理：太上感应篇研习报告》 中华文化的三个根本之三：《回归本性本善：十善业道经研习报告》 群言出版社 出版 全套定价：54.00元 《朱子治家格言》研习报告 中国华侨出版社 《孝经》研习报告中国华侨出版社 《找寻中国精神——钟茂森博士讲演录》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学》研习报告 中国华侨出版社 《论语》研习报告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了凡四训》研习报告 中国华侨出版社 《母慈子孝——赵良玉女士钟茂森教授母子对谈录》 九州出版社其他信息

E. 中国最有名的心理专家是谁

中国有名的心理专家有很多，一个好的心理专家应该是：

1、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见识的：有些老师认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见识甚至比心理学知识或技能还要关键。这个我想辩证来看吧，有固然是好，但是缺少心理学训练而只靠人生经验是不足取的，最好是既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又经过专业的训练，这样的咨询师是专业而饱满的。

2、眼缘，直觉对的：心理咨询是一项助人自助的工作，所以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尤为重要，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有一个标准也可以加入其中，就是作为来访者我们自己要感觉一下，是不是和对方一起工作会比较舒服，因为有可能你们要一起工作很长的时间，因此这个方面也很关键。

中欧国际的所有入驻医生都有国家资格认证，并经过严格挑选，“高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桥恩人的格言，中欧坚守专业精神，专注精神心理，将涵盖精神科的失眠、抑郁、焦虑、神经衰弱等精神问题，心理方面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课程辅导、婚姻感情、亲自教育、企业EAP项目、互联网心理咨询所等业务。

F. 中山大学的介绍太不准了吧 没有一个院士

历史上有多少名院士就不讲了，中大现任院士如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
计亮年专 许宁生 苏锵 陈小属明 曾益新 孔祥复 石钟慈 陈新滋 郑度 徐至展 黄荣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浩然 孙玉

G.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博士申请考核制通过初审名单

1.直接博士生不计入硕士生的最终录取名额。图2。直接博士研究生人数占当年博士研究内生入学人数的比例。因容此，《外国留学生免考建议》规定: 凡同意接受外国留学生直接博士生的，不需要参加国家硕士研究生网上注册。

H. 如何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
康保成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6年2期第28～33页

【内容提要】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首先，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中国戏剧史更毋须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须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学者们外语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结在于学者太以自己为中心，未能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关 键 词】中国戏剧史/学科归属/开放/面向世界

【作者简介】康保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康保成，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关于中国戏剧史的学科归属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戏剧史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学问已臻成熟，其标志之一就是研究领域的自觉延伸。当前，无论从事剧本文学抑或是表演艺术的研究，都不会也不应当受到非议或是冷遇。

不过，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惑：这门学问，究竟属于文学还是艺术？当我们从事民俗、宗教与戏剧关系的研究时，会不会造成文学或艺术自身的迷失？怎样防止仅仅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研究的材料？等等。其实，文学和艺术本来就是一回事，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更不宜强作划分。何谓“文学”？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仅仅把文学当成“书面著作”之一种[1] (P1，第1条)，却无疑是一种偏见，因为它排斥了文字产生前和产生后的口传文学。事实上，文学的产生和存在要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把汉语词汇中“文学”的“文”和“文字”、“文献”中的“文”字划等号。在英文中，文字为language，文学为literature，文献为document，三者界限分明，不容易混淆。《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2] (P1)在刘勰看来，“文”者“纹”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色彩斑斓、美不胜收的装饰。显然，这种对“文”和“文学”的解释，要比后人对文学意义的狭隘理解宽泛得多，也准确得多。

我国大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把“中国文学”和“艺术”分成两个一级学科。中国戏剧史作为三级学科，可以横跨两个一级学科，同时归属于“中国文学”门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和“艺术”门类下的戏剧戏曲学这两个二级学科之下。但从功能上看文学应是艺术的一种。《晋书》把左思等文学家和顾恺之等画家一同列入《文苑传》，可见这一观念由来已久。过去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而今在大学“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有一个“文艺学”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就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国内外的著名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例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都没有把“文学”和“艺术”分开。此外，目前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新华文摘》的“报刊文章辑览”中，就只有一个“文艺”栏目，其下收辑的文章篇目包含了“文学”和“艺术”两大类。

可以这样说，学术史上不存在壁垒森严、固定不变的学科界限。对于“文学”和“艺术”这两大学科来说，分有分的依据，不分有不分的理由。然而，对于中国戏剧史来说，无论勉强地把它划归于“文学”还是“艺术”，都有画地为牢、人为挤压研究空间之嫌，弊大于利，所以最好是不分。我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曾经以《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为题，对这门学科的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展望[3]。周华斌先生提出“大戏剧”概念，认为广义的戏剧不仅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木偶剧、皮影戏等传统戏剧品种，也应包括电影故事片、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4]。我对此极为认同，当然在具体表述中存在差异，此处不详述。总之，我认为，在当前这种学科分类体系下，对中国戏剧史不宜强作学科划分。

当我们不把中国戏剧史做某种学科归属时，写出来的著作，当然带有“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这与其说是赶时髦，还不如说是依据戏剧的本质特点使之水到渠成的结果。然而这却遇上了另一种尴尬：我们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发表阵地。以“文学”为标题的学术刊物，一般都不大欢迎这类稿件。在当前的评估体制下，属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后者)，不能在冠以“文学”标题的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认为，这既是开放的戏剧史观与滞后的学科分类之间的矛盾，也是活跃的研究实践与凝固的评估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尴尬，其实随处可见。一方面，“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研究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自国务院而下的各级学科评议组、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依旧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等学科分类。“跨学科”究竟怎么个“跨”法？谁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评委、专家？不知道。哪家刊物发表“跨学科”的文章？似乎也不甚了了。

其实，传统的学科分类早就有改进的必要。以民俗学为例。中国大陆最早的民俗学学科博士点设在以钟敬文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按照学科分类，民俗学属于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授予法学学位。在中山大学，民俗学博士点为中文系、人类学系所共有，且不说招生、培养、答辩等等操作起来如何不便，而如我等对法学、社会学一窍不通之人，所带出来的学生竟然被授予“法学博士”头衔，岂不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改进学科分类，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改变当前学术成果评估中重刊物轻文章质量的倾向，也十分必要。而对于学者本人来说，保持自信、开放的心态则更为重要。

许多学者慨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难以超越，那么，它属于文学(史)还是艺术(史)？冯沅君的《古优解》、任半塘的《唐戏弄》、胡忌的《宋金杂剧考》、钱南扬的《戏文概论》以及董每戡、周贻白、张庚、廖奔的戏剧史著作，皆可属于文学(史)，也皆可属于艺术(史)。当今青年学子的成果更凸显出突破传统学科分类的倾向。例如，同属中文系文学学科的车文明的博士论文《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宋俊华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先后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传统文学学科所能包容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史》、《国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都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戏剧史研究论文。尤其是后者，虽冠以“文学”之名，却能打破“文学”与“艺术”的学科界限，更为学界称道。可以这么说，在当今，只要是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无论属不属于文学，属于哪个学科，都不愁没有问世的机会，至于专著出版，就更不受学科限制了。

“大戏剧”之下的子学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也应给予关注。“大戏剧”观指导下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涵盖了自“家为巫史”、“绝地天通”的上古蒙昧时期至1949年两岸分治这一广阔的历史空间；地域上包括中原汉族和东西南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居住区域；戏剧品种既有古代的优戏、角抵戏、参军戏、杂剧、南戏传奇，也有流传至今的京昆传统戏曲剧种和各种地方戏、农村祭祀戏剧、民间小戏、傩戏、目连戏、傀儡戏、皮影戏等；其研究领域有机地包容了戏剧理论、戏剧文献、剧本文学、作家演员生平、比较戏剧、戏剧文物、剧场戏台、声腔音乐、舞台表演、服饰化妆、布景道具、戏班剧社、演出习俗等方方面面。这些领域，可称作子学科或研究方向，它们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组成了一幅全息的网络化图景。可以说，只有具备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视野，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使用文献、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参证的方法，全方位地、立体地研究中国戏剧史，才能建立起这样一幢屹立于学术之林的宏伟大厦。毫无疑问，以任何人之力，都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前辈学者如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卢前、王季烈、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吴晓玲、郑振铎、赵景深、王季思、郑骞、孙楷第、董每戡、钱南扬、黄芝冈、严敦易、杜颖陶、叶德均、欧阳予倩、李家瑞、李啸仓、傅惜华、徐慕云、张庚、华粹深、徐扶明、庄一拂、陆萼庭、胡忌等人，均以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积累，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白。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有限的，而且学术研究一直在向前发展，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在当前，全面地研究中国戏剧史，不仅需要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文献学、戏剧学知识，而且需要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然而学海无涯，人生有限，每个学者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知识结构、研究条件，选择某一个或数个子学科作为主攻方向。这种宏观视野下的自觉分工，与人为地画地为牢本质不同，就在于“大戏剧”视野下的各个子学科之间，完全是平等、互补、呼应、交融的关系。因此，各子学科之间不应该厚此薄彼、相互封闭。虽然就戏剧的本质而言，角色扮演占据核心的地位，虽然各个时期的研究热点会有变化，但某一具体成果的价值，主要是依据该成果的创新程度与科学性而决定的。当然，一般来说，旧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不大容易出新，所以，紧跟学术潮流(即陈寅恪所说的“预流”)，选择前沿课题就十分必要。

我看到过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在列举以往相关的研究论文时，有意无意地漏掉了不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严重削弱了其文献价值。不能不说，这是由于视野狭窄、惟我独尊的心态或者门户之见造成的。即如上文所列举的自王国维而下的“前辈已死名公”，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成就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公认的戏剧史家，只有站在他们的肩上才能突破他们、超越他们。对他们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今后的研究成就也必然受到限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多大的胸怀，做多大的学问。

然而，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机械“反映论”造成文学艺术失去自身的品格，所以有人担心把戏剧与民俗、宗教结合起来研究，会不会掉入新的陷阱，走入另一个误区，把剧本资料、戏剧史料当成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的材料？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担心依然是对古代戏剧与祭祀仪式的关系了解不够造成的。在古代，民俗事项、祭祀仪式与演出活动有时结合在一起，因而研究仪式也就是研究戏剧本身。当然，独立于仪式之外进行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情况也很多，这时候，就没有必要勉强“跨学科”。跨与不跨，要视研究对象而定，很难一概而论。

此外，古代戏剧作品中保存了许多民俗学、宗教学资料，对这些不了解，就不能正确地、透彻地解读作品。元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就是一个典型。此外，元杂剧中已婚男性往往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大嫂”，这种奇特的称谓是怎样造成的？对一种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研究，我们知道这是一妻多夫、兄终弟及婚俗在称谓中的遗存[5]。这就通过对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解决了元杂剧中的这一特殊称谓的来源问题。以往给剧本做注释，要求对作品的历史背景、语言典故、方言俗语、切口黑话、典章制度等等都要熟悉，似乎没有人担心，这种研究会偏离戏剧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把剧本当成风俗史料、社会史料的可能。但只要清醒地把握研究目的——通过研究风俗去了解戏剧，而不是相反，就会尽可能不偏离或少偏离戏剧本身的研究。

进一步说，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应当是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哪一部《中国通史》没有李白、杜甫、关汉卿？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第一节”的小标题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这也可以挪用到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来。强调“戏剧本位”就不会迷失自我。不过，万一真的偏离了，也不可怕。比如，建筑学家和戏剧史家都可以研究剧场和戏台，要是一不留神，某位戏剧史家成了古建筑学家，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二、面向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学者)怎么做的我们就该怎么做，外国人怎么说的我们就该怎么说，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错误倾向，提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文章还批评“海外某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提出与会者的论文至少引证若干条材料的“荒唐要求”[6]。

这种看法并不错，问题在于心态。实际上，“一切惟外国人马首是瞻”的倾向，在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并不突出，香港某大学个别人搞的繁琐规范也并不流行。至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虽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但无疑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这句话，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即变成——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交流的中心就是我们中国，但无疑地，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的东西。

《新华文摘》2005年第6期在“国外社会科学”栏目下摘引了两篇“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访谈文章，其中德国汉学家凡埃斯说：“中国的汉学太以中国自己为中心了，人们的外语水平不高，不过这种情况也在慢慢改变。西方汉学家们不认为汉学只是需要我们到中国去学习的一门学科，这种学习应该是双向性的，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从里面看不到的东西。”瓦格纳也说：“中国的学者们，他们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会对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带来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学者也很难搞学术工作，因为得不到很多外国的学术著作，来自日本、美国的书太少了。所以中国学者们一般都是你看我写的，我看你写的，范围很有限。”[7]

国内学者批评的倾向和外国汉学家指出的倾向，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呢？在当前，我们应该强调什么？纠正什么？中国学术是否“早已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6]？我想主要以中国戏剧史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认识。

众所周知，我国的戏剧史研究一直是在外来文化、外来观念的推动下逐步走向现代的，被同行们一致推崇为中国戏剧史开山之作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就是汲取外来观念的代表作。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治学的3种方法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举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戏曲考》[8] (P247)。其后冯沅君、董每戡、欧阳予倩、周贻白、张庚等人，无一不是在借鉴外国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戏剧理论、戏剧史建构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农村戏剧、祭祀戏剧，开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现存的活态戏剧品种如傩戏、目连戏等。可以说，国外的观念、方法、成果，对大陆形成这一学术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居功至伟。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表明，我国已经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为文化遗产的戏曲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人类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依然相当封闭。

总的说来，在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我们对日本、韩国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况要好一些，而对西方的研究则相当隔膜。如果说我们对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金学主等人还相对熟悉的话，那么对美国学者柯润璞(J. I. Crump)、韩南(Patric Hanan)、白芝(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国学者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为廉(William Dolby)，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L. Idema)，波兰学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们对中国戏剧史的全面研究和对杂剧、南戏及部分作家作品如关汉卿、李渔、朱有炖、《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长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鲜见解值得参考。而国内尤其是大陆的一般研究者，不要说借鉴汲取，就连见也难以见到。毋庸讳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外语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说自话、“自给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难以使大陆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界与海外、国外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也难以摆脱低水平重复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大陆敦煌学界是借鉴国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范。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曾经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令人“伤心”(陈寅恪语)的局面。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得以陆续复制回国或影印出版，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充分借鉴欧亚各国的成果，使大陆的研究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而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令人振奋的局面。可以这么说，在敦煌学研究中，不能直接阅读外文文献，其成果就很难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王承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的《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本60余万言的大著不仅旁征博引了我国古代典籍、大陆与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广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道教是属于世界的，欧、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道教史专家。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在本书中，我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鉴和讨论。”该书出版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国著名学者汤一介、项楚、孙昌武、张泽咸、葛兆光，台湾学者陈鼓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汉学与道教讲座教授劳格文(John Lagerwey)、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道教讲座教授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教授、麦谷邦夫教授均给予高度评价。孙昌武教授称此书“考证精辟，新意迭出。国内道教研究长期沉滞，整体水平难望西方和日本学人项背，终于有大著可与争衡了”。傅飞岚教授认为“国际道教学界的灵宝经研究以这本书做得最好”。显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状况，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谈不到“争衡”与超越。当然，超越应当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应是把学术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

台湾同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可作为大陆学者的另一个参照。1949年以来，两岸的学术研究沿着不同的路径前行。在大陆，有两支研究队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戏曲，即以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剧本文学；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和各省的艺研所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研究当代舞台实践。相比之下，台湾只有一支队伍。所以台湾的学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戏剧、剧本文学，同时也从事京昆与地方戏研究，甚至兼任编剧、导演、艺术总监的工作。曾永义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说两岸的研究体制各有利弊的话，那么在对国外成果的翻译、介绍与汲取方面，大陆则远远比不上台湾。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首先在台湾被翻译成汉语。台湾《民俗曲艺》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世界各地的皮影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献86种，中文文献45种。这种文章，很难在大陆的文学、艺术专业期刊上看到。台湾中研院从事戏曲研究的两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们外语好，理论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戏曲文献的同时，又致力于推进戏剧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台湾学者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使大陆学者受益匪浅。而更值得学习的，则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开放心态——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

有人指出参加国内(大陆)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外国学者往往水平不高。这可能是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拥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戏剧研究的最庞大的研究队伍和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绝对优势，便造成国外中国学的一流学者或可以和大陆的一流学者对话，而一般学者则难以达到国内二三流学者水准的局面。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盯着人家的哪个部位？是取其所长，还是讥其所短？更何况就算是一般学者，也往往在某一课题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见。要是与会的外国学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会议承办方：谁让你不请(或请不来)水平高的？

另有一种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外国学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国内重场上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田中一成的演剧研究视为先导；然而，田中先生本人对国内日益热闹的‘场上’呼吁却始终保持一种淡然的态度。”[9] 其实，田仲先生所关注是祭祀与戏剧的关系，而不是“案头研究”与“场上研究”之争。是谁把他的研究当成重视场上研究的“先导”？我们不知道。毫无疑问，在田仲先生看来，祭祀与戏剧文本、场上演出都有关联，而显然与后者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

最近有两本书值得关注。一本是民俗学家董晓萍和美国历史学家欧达伟(David Arkush)合著的《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观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另一本是《韩国演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这本书的作者是韩国戏剧史家李杜铉，审定者是韩国的中国戏剧史家吴秀卿。两本书提供的合作模式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学者来说，应当不无启迪。

总之，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当前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既要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又要克服惟我独尊的心理障碍。这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中出大师、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辞海·文学分册[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黄叔琳，等.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 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J]. 文学遗产，1999，(1).

[4]周华斌. 戏剧戏曲学书系总序[A]. 朱联群，等编. 戏剧戏曲学书系[C].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5]康保成. 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J]. 扬州大学学报，1997，(6).

[6]刘扬忠. 也谈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J]. 文学遗产，2005(1).

[7]凡埃斯，等. 汉学家谈汉学[J]. 新华文摘，2005，(6).

[8]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A].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C]. 北京：三联书店，2001.

[9]李舜华. 从祭祀到演剧、从乡村到城镇——田中一成的中国演剧史研究

I. 六年级上册语文第11课作者资料

本名：郑振铎 笔 名： 西谛、郑源新、落雪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898年-1958年 民 族： 汉族 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突然遇难殉职。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唯一的听众》入选小学教材。